鲁迅小说研究复习资料（精选6篇）
鲁迅小说研究复习资料 第1篇
自考《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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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鲁迅研究导言：
这一专题是从四个方面来讨论、评价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期的地位及意义。
一、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
二、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三、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人；
四、鲁迅对现代化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关注；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
1、《呐喊》《彷徨》的简况：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14篇小说；《彷徨》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集，1926年出版，收11篇小说。鲁迅说过，他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来写小说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因写作年代不同，受当时社会环境、时代风潮的影响，鲁迅这两部小说集的创作心境和运用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也不尽相同。
《呐喊》中的作品，大都写于“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要为新文化运动助阵振威，取名《呐喊》，意指作者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集子中的作品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喊的特色。在艺术上，吸收和借鉴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因此，《呐喊》集中的作品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令人耳目一新。其所收的14篇作品的篇目是：
《狂人日记》(1918年4月)
《孔乙已》(1919年3月)
《药》(1919年4月)
(以上三篇发表于五四运动前)
《明天》(1920年)
《一件小事》(1920年)
《**》(1920年)
《故乡》(1921年)
《阿Q正传》(1921年)
《端午节》(1922年)
《白光》(1922年)
《兔和猫》(1922年)
《鸭的喜剧》(1922年)
《社戏》(1922年)
《彷徨》写于“五四”退潮期，鲁迅经历了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化过程，他在《题(彷徨)》诗中写出了当时苦闷心情：“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于是他反忧愤深广的呐喊，转变为对改造社会的深沉思考和不倦探索。在艺术上，“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这本小说集闪烁着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光彩。《彷徨》所收的11篇作品的篇目为：
《祝福》(1924年)
《在酒楼上》(1924)
2、两部小说集的基本内容(主题)：体现“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要求。
“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要求：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的伦理思想，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击退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唤醒民众，解放国民精神，推动社会的革新进化。
两部小说集大致体现的内容是：
(1)对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彻底揭露和批判。如：
《狂人日记》：是写旧家庭制度和礼教“吃人”问题。
《狂人日记》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凶残性，由封建礼教所维系的旧家族中，就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也存在着互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穿了“仁义道德”的极端虚伪性。而使作家感到痛心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觉悟，“历来惯了，不以为非”。而且许多人自己正是被这样残酷地吃掉的，“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而一旦有机会，这被吃的竟也会去吃人。这是多么可悲！
《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语，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道德的勇气，痛快抒发叛逆反抗之声，也表现了鲁迅的“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创作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
《长明灯》：揭露封建礼教的顽固，表现反封的勇气。
《孔乙已》《白光》：写旧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残杀，抨击封建制度文化的“吃人”本质。《祝福》：写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
(2)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如：
《药》：写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给儿子小栓治痨病，孩子却死了，而治病的人血却是革命者夏瑜的血。作品点出革命者为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然而结果不过是用自己的血，做了愚味群众的送命的药。(鲁迅把群众对革命冷漠的现状写出来，是要告诉活着的的夏瑜们，唤醒民众是当务之急)
《**》：小说以民国六年(1917)七月张勋复辟的闹剧为背景，围绕鲁镇船夫七斤因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怕被坐了龙庭的皇帝杀头而引起的一场虚惊，写出辛亥革命，并没有革掉农民头脑中的封建观念，农村存在着帝制复辟的思想基础。小说结尾写出复辟失败，七斤家的“**”平息后，一切又恢复了旧态，九斤老太照样发着“一代不如一代”的怨言，七斤的女儿六斤又被裹了小脚，生活仍如一潭死水。作品真实地描绘出辛亥革命没有启发农民觉悟的批判。
《阿Q正传》：写国民的麻木、愚弱的精神状态；点明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悲惨的处境中，不正视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处处失败、备受屈辱的现实，而是用自轻自贱、妄自尊大、忌讳谈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自欺自骗的手法，以虚幻的胜利来求得精神上的片刻麻醉、满足和解脱。比如他时时挨打和受欺侮，或者以“我是虫——还不放么？”自甘屈辱；或者以“儿子打老子”自我安慰，自以为得胜；或者转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出气；或者干脆“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立刻“转败为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麻醉法，它使阿Q永远不能奋起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而抗争，直到他被绑赴刑场时，竟“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很快就处之泰然，并向围观的人群呼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精神胜利法”使他浑浑噩噩地生，也使他稀里糊涂地死。他的至死不悟何其令人痛心！
在《阿Q正传》里，鲁迅不掩饰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辛亥革命虽然在种族革命上取得了成功，但革命党人忽略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革命党人为了变革社会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阿Q在亲眼目睹清政府以暴力镇压革命、用屠刀杀害革命党人之后却连称“好看”，回到未庄后还津津有味地宣传：“你们可看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还扬手当刀“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
阿Q想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想借机捞点财物，复仇，再就是挑个女人。凡是各他过不去的都是仇人，没有什么真正属于民主革命的思想观念；他对女人的观念是：“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反映出阿Q充满着陈腐的封建习俗观念)在阿Q式的革命的艺术描写中，我们不难感悟到：鲁迅深感失望的，正是阿Q们仍在昏睡之中，革命党人并没有唤醒他们。
《示众》：这篇小说很独特，没有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景物描写，只是通过围观犯人的一个场景，写出国人的麻木。
(3)对变革时期几代知识分子道路和命运的探讨。如：
《孔乙已》中的孔乙已和《白光》中陈士成都是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屡试不第而穷愁潦倒的旧式读书人，但从未动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孔乙已在贫困中始终不肯脱下显示读书人身份的破长衫，除了能背诵四书五经中的句子和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外，没有生存的本领。陈士成十六次未考中秀才，却执迷不悟地做着托庇祖宗荫护、当官发财的黄粱美梦。结果孔乙已被丁举人打断了腿而穷死，陈士成鬼迷心窍地投水而疯死。科举制度成了-害读书人灵魂的无形的软刀子。孔和陈的悲剧，不仅形象地暴露了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弊害，而且也宣告它的气数已尽。
《肥皂》中的四铭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文人，《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则扛着“新派”人物的招牌，实际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新国粹派的干将。他们“卫道”的外衣掩盖着卑劣丑恶的灵魂。四铭对路上行乞的孝女动了淫邪念头，他从光棍所说“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的话受到启发，便下意识地买肥皂给妻子，以“移花接木”。高尔础本来就是个“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流氓文人，他受聘到贤良女学校上课，是为怀着淫秽的意图看女学生。鲁迅怀着厌恶和憎恨的心情，以嘲讽的笔调，戳破这帮守旧文人道貌岸然的面具，淋漓尽致地揭露他们肮脏的心思和种种丑态。
五四退潮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鲁迅目睹落伍者怎样挣扎，但最终逃不掉被黑暗社会所“同化”或吞噬的命运，将自己极强烈的情感融进艺术形象之中，写出了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和子君等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在描写这类知识分子时，鲁迅不是着意写他们的生活故事，而是写他们的思想经历和心灵创伤。其基本主题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他们都是已经觉醒或曾经觉醒。觉醒而企图唤醒别人的知识者在小说中是以“狂人”“疯子”的形象出现的。
《药》中的夏瑜在牢里劝牢头造反，结果被牢头打了一个耳光，并被喝止道：“你疯了！”《长明灯》中疯子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向群众启蒙的努力是招致群众的迫害。因而鲁迅写这些小说时常常有浓重的寂寞和悲哀感。一个把先觉的知识者视如狂人疯子的环境当然就有将这些知识者逼回庸众的“正常”队伍的力量。现实正是这样，觉醒者不是“狂人”和“疯子”，就容易变成“孤独者”或性格扭曲的人，除非他又“然已早愈”般地“正常”起来。《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是一个脾气乖张的人物，他无端地生气，愤世嫉俗，那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斗士，而现在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所致。他想起一起奋斗过的“故人”，“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渡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端午节》中方玄绰与《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同一类人物。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先觉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都曾意气风发地指点国是，参加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那时的吕纬甫曾勇敢地破除迷信，纵谈天下大事。魏连殳则主张“家庭应该破坏”，常发表“没有顾忌的议论”，见解“奇警”，表现出对旧礼教的蔑视与反叛。然而，由于他们身上还保留着文化的负累，又脱离了群众，单枪匹马地反抗旧社会，便不敌强大的黑暗势力。战败之后更失掉了原先的理想和锐气，吕纬甫落荒而颓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生活，在迁葬、送剪绒花一类小事上空耗才能，打发空虚、无聊的时光；魏连殳投奔军阀，走向堕落，在玩世不恭、自暴自弃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孤傲地进行慢性自杀。这两篇小说对20世纪第一代觉醒者和落伍者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斗争方式，以及脆弱的心理和摇的性格，进行了含泪的批判；这种批判闪耀着作者自我省察、自我探索的折光。鲁迅在鞭挞和否定导致吕、魏颓唐、堕落的黑暗社会的同时，还深切地揭示出：在风雨如磐的年代，知识分子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何等艰难。
《伤逝》是鲁迅以诗一样的语言写成的悲情缱绻的诗体小说。故事发生在“五四”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都是深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知识青年。他们敢于冲决森严的礼教罗网，自由地恋爱，勇敢地同居，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便是她大胆反抗自古以来一直被妇女奉为圭臬的“三从四德”的宣言。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一已的爱情生活。而新家庭建立起来之后，积淀在他们文化心理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便-现出来。子君陶醉于安定、宁静的家庭生活之中，渐渐地成为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涓生虽然厌倦了这种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但却没有与子君共同努力创造一种有意义的新生活。他对子君从隔膜、疏远，直到把她看作是累赘，致使爱情的裂痕日渐加深，共同生活的基础发生
动摇。所以，当黑暗势力向他们伸出魔爪，涓生失业后生活出现危机之时，他们便不能同舟共济，自私怯懦的涓生失去了“携手同行”的勇气，萌生了救出自己的分离念头，对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从旧家庭中冲出来的子君，又被顽固守旧的家庭接了回去，最后憔悴而死。而涓生也在失败中静思默察，深刻反省，并带着心灵的创痛，准备向新的生活跨出去。鲁迅艺术地揭示酿成这一悲剧的根源。他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论述过“经济”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妇女解放等问题，透辟指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子君正是因为经济上的依赖导致人身上的依附，所以她不但没有成为合乎时代潮流的“新女性”，而且在小家庭中也没有取得与涓生平等的地位。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当20年代几乎所有作家众口一辞地歌颂个性解放时，他独具只眼地发现，又形象地指出：单凭个性解放，在与中国顽固的封建观念较量中难以取胜，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
由此，我们可体会到鲁迅作品的基调是“忧愤深广”。其形成的原因：
(1)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和角度，以现代意识对现代生活进行观照，而且极力关注的是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型时期人的精神困扰和出路等问题，表现出忧愤的情怀；
(2)鲁迅对现实对未来的态度：不乐观，不激进，甚至有些消沉，但非常清醒、冷静，而且有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3)鲁迅写作时的心境：为着排遣“苦的寂寞”。
3、为什么说《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主要从两部小说对传统文学有哪些突破性的变革，从而完成了小说的形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个角度来理解。)
(1)“表现的深切”——在小说题材、小说模式方面的变革。
传统小说的特点是：追求奇特、曲折的情节，讲求传奇性和故事性，人物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神仙鬼怪；
《呐喊》、《彷徨》中的大部分作品，则是取材于普通的日常生活、普通的人，并为普通农民塑像，这对传统小说来说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具有先峰的性质；
鲁迅在30年代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出发，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鲁迅在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就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
《药》写华老栓一家的精神愚味；
《故乡》写闰土心灵的麻木；
《明天》写单四嫂子失去儿子后的孤独与空虚；
《祝福》写祥林嫂对地狱的恐怖；
《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
(2)从普通平凡的人事中，发现和体悟生活的内涵；发现和体悟那“一切的永久的悲哀”。(传统小说让你产生距离，放松)
(3)揭示灵魂的深。
传统小说不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而是注重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注重写人物的心理，写人物的灵魂，是现代小说显著的特征之一。
由于鲁迅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在性，显示灵魂的深。
《孔已已》：对“窃书”的振振有词的辩解，对屡试不中的羞愧难当的支语——被科举功名毒害的心灵；《在酒楼上》：对迁葬的认真与对顺姑的死，写出意志的消沉；
《故乡》中的一声“老爷”表现出闰土的思想状况；被封建等级观念所吞食。
《阿Q正传》
《肥皂》以精神分析法写出四铬的潜意识和性心理；揭示了假道学的灵魂深处；
《祝福》失去儿子后，见人就说：“我真傻„„，”写出祥林嫂心灵的伤痕；
鲁迅的小说实际上是对中国人(首先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但是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封建社会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
为了表达这一主题，鲁迅在小说里运用了独特的结构模式来体现，那就是看与被看。
《示众》中的人物就是展示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这是带有象征的意味。在其他的小说中都具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分为两种情况：
(1)发生在群众与群众之间。
《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于是，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孔乙已》
《阿Q正传》
(2)先驱者与群众之间。
《药》
《孤独者》
《狂人日记》
(4)小说的艺术格局和语言对传统的突破与创新。
传统小说的格局讲求对故事的全程叙述，而且基本是单线发展，对生活缺乏深入的揭示，也不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20世纪初期的一些小说家也在努力寻找和创造适应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内容的小说新形式，朝通俗化迈进了一大步，但仍跳不出章回体形式的窠穴。鲁迅博采西方小说艺术之长，以新颖别致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现代特色，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根本变革，创建了20世纪小说的民族新形式的格局。在谋篇结构上学习和借鉴西方小说体式灵活多变的长处，摆脱中国传统小说惯用的单线纵向结构方式的束缚。从《狂人日记》到《离婚》，他所写的每一篇小说的表现格式和结构方式都不相同。
《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13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作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梦幻，直接剖露他的心理；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者的叙述(介绍人物、铺陈情节、描写环境等)和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之间界线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渗透于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之中。而《狂》尤其富有创造性的尝试，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两重叙述，两重视点，构成一个反讽的结构。
《孔》在小说叙述者的选择上煞费苦心。小说的核心孔与酒客的关系，已经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是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
写孔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有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的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同于叙述者的有距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显示了鲁迅非凡的艺术创造力。《祝福》不依先头后尾的旧规，采用倒叙的结构方式。
《示众》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以鸟瞰式的结构方式，把众多看客的冷漠、麻木与无聊，展现在读者眼前。
《伤逝》是一种抒情独白体。其重心可能不在那失败了的爱情本身，而在于涓生明确意识到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以后”，他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不说”出爱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意味着“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而且确实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这样的的结构设置，深刻地写出了人生的精神痛苦。这类无论怎样都不免空虚与绝望，而且难以逃脱犯罪感的“两难”，正是终身折磨着鲁迅的人生困境之一，直到逝世前他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还要“骗人”矛盾与相伴随的精神痛苦。
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他又做了这样的尝试：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小说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孤》中“我与魏相识一场”，“以送殓(魏为祖母)始，以(我为魏)送殓终”，正是暗示着“祖母——魏——我”之间的深刻的生命的联系。而我与魏的三次论争：关于“孩子的天性”、关于“孤独的命运”、关于“人活着的意义”，也是显示了鲁迅自身的矛盾与困惑的。这都是“灵魂的深”的开掘，构成了鲁迅小说诗性的丰富内涵。
由于鲁迅能独立地按照其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自己的艺术个性去进行灵活的艺术熔裁，小说的体开手法不断有新创造。“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莫不给青年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们上去试验。”(茅盾)
鲁迅又深得传统小说精髓，常用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人物，语言简洁、凝炼、含蓄、准确，蕴含着传统文言小说所特有的韵味。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
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1、问题的提出：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些人对鲁迅提出了很多批评。主要的焦点是认为鲁迅“全盘否定传统，割裂了传统文化”。
2、指责鲁迅“全盘否定传统”的原因：
(1)鲁迅在五四时期对传统确实是采取彻底否定、决绝的态度，与同时期的胡适、周作人不同；(胡适对传统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周作人前期比较激烈，后期趋于平和并主张继承传统)
(2)指责鲁迅的人只是从鲁迅的文章去看，而没有结合当时的“语境”与鲁迅否定传统的目的来看；
(3)指责鲁迅的人只看到鲁迅对传统否定的一面，没有看到鲁迅对传统的“价值重估”的态度及对传统文化整理的结果；
3、理解鲁迅这种偏激态度的历史“语境”；
新文化运动热潮过后，有人提出重新“尊孔读经”，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学衡派提出“阐明真理，昌明国粹”等，而当时实际上传统文化已是严重地牵绊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要觉醒，要奋起，必须要彻底打破传统中的痼疾。在破坏中，启蒙主义者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这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
4、不能用当代的观点去衡量鲁迅所说的话；
鲁迅小说研究复习资料 第2篇
究
09 语教3 王振华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中国国民性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藤野先生》
这是鲁迅现在求学日本仙台时的事情，当时这件事情就此改变的鲁迅以医术救国的初念。鲁迅的父亲是是死于庸医之手，所以鲁迅从那时起便立下志愿，学医救人，不再让庸医误人性命。但是在看电影时，鲁迅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只有改变国民的精神，中国才有希望。
鲁迅在他的《呐喊 小序》中说过“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自此，鲁迅走上新文学、民主革命的道路，为唤醒中国国民的精神，奋斗不息，鞠躬尽瘁，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应的自己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一生写过众多小说、著作，其根本目的不过是在于描写国民性问题，在于唤醒深藏国民心中那中华民族深深的骄傲、自强不息的精神。
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可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深广，他从现实人生的精神病态出发，对国民精神上的各种痼疾进行具体解剖，国民身上的种种精神病症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国民的愚昧、怯懦在鲁迅的文章小说中体现无遗。
一、愚昧。在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药》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极端的冷漠，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果她没有再嫁的罪恶感，对鬼神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有了这样的罪恶感，她一直想摆脱，想赎罪。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此外，闰土的迷信，阿Q的浑浑噩噩，单四嫂子的不知主宰命运，七斤的“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和皇帝坐了龙庭之类，赵七爷的夸耀张翼德的丈八蛇矛，七大人的玩“屁塞”……真是愚不可及。
二、卑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里的“愚”就是愚昧，“弱”就是卑怯。鲁迅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些现象都是卑怯的表现。鲁迅还指出，欺软怕硬也是卑怯，他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古传，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
（七）》）阿Q的“精神胜利法”里也有“卑怯”的体现。他说自己是虫豸，“儿子打老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他的癞疮疤别人“还不配”，以及他的“忘却”、他的“怒目主义”，他从赌场回家打自己的嘴巴，他对小尼姑的肆意戏弄，他和小D的“龙虎斗”等等，全是卑怯的曲折表现。此外，还有鲁迅常常进行针砭的中庸、调和、敷衍、苟活、爱面子等等，其内核实质也是卑怯。
三、冷漠。鲁迅认为中华民族中最缺乏的是“爱”，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这种麻木冷漠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小说《药》中的夏瑜被斩首示众时，那些赶来鉴赏这杀人盛举的看客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兴致很高，“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夏瑜牺牲后，那些茶馆里的茶客不但不动一点恻隐之心，反而把夏瑜的遇害当作有趣的故事津津乐道。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其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对于祥林嫂的再嫁，人们采取的是奚落、不屑的态度。对于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鲁镇的男人毫无同情心，听了这悲惨的事，“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分明是拿祥林嫂的伤心事当她们无聊生活的调剂罢了；当阿毛的故事不再新鲜时，她们就“厌烦得头痛”了。对于祥林嫂头上的疤，鲁镇的人们“发生了新趣味”，当人们厌弃了阿毛的故事后，从柳妈处传来的这一新的故事，无疑又成了他们新的生活调剂。对于祥林嫂的死，鲁四老爷咒骂她是“一个谬种”；家里的短工很“淡然”；“我”开始有些“惊惶”，随即“心地已经渐渐轻松”；“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祥林嫂所处的人文环境真的让她窒息无以生存。类似的还有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七斤周围的那些群众，他们同样都冷漠无情，同样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
四、贪婪。鲁迅曾经指出，在外国人那里，“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中国却“单有我，单想取彼”。其目的就是要得到“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并认为，“威福、子女、玉帛”这三样，“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阿Q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曾经穷到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但他的理想却是很高的。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也是“威福、子女、玉帛”，他幻想作威作福，想杀谁就杀谁；他财迷心窍，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搬到土谷祠；他还想妻妾成群，拥有女婢男仆为他所用。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写尽了国民的贪婪自私。其他的还有康大叔、夏三爷、阿义、杨二嫂等等，也都是以贪婪自私的形象出现于鲁迅的小说中的。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说了这么多，那国民性到底是什么呢？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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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中的茶研究 第3篇
茶, 每个人都有所知晓, 也基本上都有所品饮, 但是对于“茶”的起源究竟在何方, 发源于何时, 恐怕就鲜为人知了。事实上, 在古代, “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不同的人对于“茶”都会有不同的称谓。茶在最开始时候的用途是当作药品来用, 之后人们不断深入认识了茶, 在日常生活中也将茶当作了普通的饮品。读书人总的饮茶之风气和晋代的清谈之风之间有着颇为紧密的联系, 从魏晋时期开始, 国家不安定, 经常发生战乱, 这些文人们尽管饱读诗书, 但是空有一腔热血却无用武之地, 于是清谈之风便渐渐兴盛了起来。清谈之风, 顾名思义, 就是几个趣味相投的好友聚集在一起, 大家谈论国家大事以及个人的志向, 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出了清谈家。这些清谈家用茶当作助兴的饮品, 坐而论道, 并分析事情的是非道理。《世说新语》中记载到:“清谈家王檬先生爱好饮茶, 每每有人作客, 必定以茶待之。《中国风俗史》中大致将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分为四个阶段, 认为前两个阶段的清谈家爱好饮酒, 他们基本上以眼瘾来助兴, 借助杯中的酒来抒发自身的情怀, 而著名的竹林七贤就是典型的嗜酒狂放之人。而后两个阶段的清谈家则喜好饮茶, 认为只要有茶做伴, 就能够长期保持思维的活跃, 他们认为饮茶是一件高雅的事情, 他们时刻离不开茶, 因此能够体会到饮茶诸多好处, 这样便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茶人。
2鲁迅之茶事与茶文
2.1三两茶事
我国的文人们对于茶有着一种别致的情结, 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将喝茶带来的感悟转化成为多姿多彩的文字, 究竟能够精彩到何种程度, 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文人自身所具备的文学修养, 第二则是他们在品茶的过程中用何种思想境界得“道”。鲁迅先生对于饮茶的嗜好养成, 其原因可能是家庭的饮食习惯。周作人先生的《鲁迅的故家·茶水》这样记载到:
即便是在同一城里或者乡镇, 每家每户的饮食方式以及习惯也会有所不同, 各县之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了。就以兴房旧为例, 一边早起煮饭, 一边烧水泡茶, 因此, 在吃早饭以前就有茶水能够饮用, 但是如果在安桥头的鲁家作客的话, 恐怕就没那么方便, 因为在那里没有早茶可以饮用, 基本上是在煮过早饭以后才能够烧水泡茶的。在家里的大茶几上面放置一把大锡壶, 用棉套套上, 再用草屯着, 这样就可以保持它的温度, 分为早中晚三次倒满, 此外再冲一闷碗的浓茶汁, 按照自己的喜好, 自由搭配着来吃。
在上面的一段文字中, 我们从“浓茶汁”以及到外婆家作客感觉“不太方便”等词语中可以看出, 他们兄弟二人自幼时便养成了饮茶的习惯。
茶事更是鲁迅先生日常生活以及平常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在他本人的日记中经常提到, 但是在他所写文章中却很少提及。我们暂且看看他生活时间较长的北京以及上海两处的情况。许广平先生的记述是较为详细的:
先生是经常饮茶的, 并且一定要是清茶。在北京的时候, 他单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 每每饮过一次便再泡一次, 味道十分浓厚, 在我们看来甚至有一些苦涩, 还能够再泡一次。移居上海之后, 就改用小壶来泡茶。可是这样茶的香气便很难久存, 过了不久香气便会散发, 只要工作不是非常繁忙, 没有时间来细细品味茶的时候, 他基本上会要求另外换一个壶。如果有新茶到的时候, 正是恰当的时候, 他就一边称赏, 一遍劝我也喝一杯, 所以我也渐渐学会喝浓茶了。 (《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2.2几段茶文
鲁迅先生和齐寿山先生合作翻译的《小约翰》, 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七月至八月间, 前后共持续了一个多月, 这段时间里, 鲁迅先生基本上每天中午吃过饭后都要来到公园的茶室展开自己的工作, 直至完成每天的工作为止。周树人先生也曾在三十年代与日本的朋友内山万造一起展开一项活动, 就是在上海的一个书店门口开设一个茶桶, 其作用就是给来往的行人供应免费的茶水, 周树人先生曾在一九三五年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将茶叶囊交给朋友友山先生, 用作给行人提供茶水之用。 (“施茶”这在周树人先生故乡就是一种施加仁义的行为) , 有关周树人先生的茶室, 在文章《关于鲁迅三数事》中同样有非常明确的描述。
显而易见的是, 茶已经非常完美地与周树人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完美的结合了, 在他本人的日记中也会经常提到一些关于喝茶以及购买茶叶的事情。在自己的文章《喝茶》中的文章一开始, 就从平常生活里的细微小事中引出了有关的感受:
某公司的茶叶又降价了, 去买了二两上等茶叶, 每两花费二角。首先用开水泡上一壶, 为了保持其温度, 就用棉袄包裹起来, 却没有想到仔细品味起来, 味道竟然跟我一贯喝的粗茶所差无几, 颜色也是比较浓浊的。我意识到自己是错的, 喝好的茶是需要用碗的, 于是便换了碗盖。果不其然, 用碗盖泡过的茶。色泽清新而味道甘甜, 一股清香中夹杂着些许苦涩, 的确是好的茶叶。但是这是需要在静坐无为的时候才能享用的。在那时候我正在写《吃教》的过程中, 过来饮上一壶, 那种滋味竟然又在不自觉中滑过, 跟喝粗茶的感觉一模一样。
鲁迅先生对于茶事的描述, 既是感情细腻, 又是颇有文采, 读起来给人一股质朴爽然之感。
3鲁迅之《喝茶》意蕴
“文人是中国文化的载体, 而哲学是文人思考的最高级的形式。”当茶已经被文人们当作平常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必备物品时候, 茶中就不可避免的夹杂着文人们关于理想或者人生社会等方面的深刻思想。所以, 无论什么样的文人都会以自己所持的独特价值观在喝茶这一行为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境界。
鲁迅的文章《喝茶》中, 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和工作相照应, 并且将其提升到文化以及哲理的层次。鲁迅先生对于许多文体都是十分精通的, 经常用其独特的笔法, 朴实而不失意境的文字, 非常巧妙的寄托本人的思想观点。“有好茶来喝, 学会品味好茶, 这自然是一种清福, 但是要想享受到这一种清福, 必备的第一点就是功夫, 然后就是不断练习之后的特殊感觉”这是鲁迅先生关于赞美喝茶感受的文章, 非常经典, 读起来让人感觉十分舒适, 同时又体现出作者对于生活的感悟以及对于人生所持的独立态度, 被人们所深深喜爱。鲁迅先生所写的杂文很明显是以平常百姓的平常生活中的点滴作为出发点, 其“观察视角十分独到, 且颇具穿透力, 语言也是尖锐泼辣, 直抒胸臆, 文笔绝不拖泥带水, 对于比喻手法的运用更是十分娴熟, ”其达到的高度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企及的, 他所写的文章《喝茶》就是如此, 无论是文学的“进取性”还是“唯美”来说, 二者都是兼备的。“喝茶”这一话题是被人们所熟知的, 文人们也经常以此来表达自身的思想感情。但是如果深入剖析鲁迅先生所描写的“喝茶”却是别具特色的。
当我们深入分析《喝茶》之后, 就能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作者对于喝茶好处做出简短描述后, 并没有过多的表现自己在喝茶过程中的切身感受, 而是直奔文章的中心思想, 非常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 过分的讲求喝好的茶以及享受“清福”是不恰当的。在文章不断展开的同时, 作者自身的意图也表现的更加明显, 《喝茶》这篇文章的意图并不是对于喝茶的唯美方式表示赞赏, 其主要目的是对于国家处于危难时候沉浸于喝茶享受的“饮茶”者麻木不仁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的结尾提到“:感觉的灵敏以及细腻, 相对于麻木, 这很明显是能够看作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倘若没有一些关联, 甚至是起着阻碍的作用, 那很明显这就是在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自安详, 这一点一定要进行更正, 我们将那些成天享受喝茶带来“清福”的文人和成天辛勤劳作的贫苦大众作比较, 我们就很明显地看出, 是后者才能生存更久。喝过茶, 也望过秋天, 我便在心中想起:就算不识好茶, 没有秋思, 也就算了”鲁迅先生的提到“喝茶”蕴含的内涵以及用意就是, 希望那些喝茶的文人们是绝对不能忘记自己所言担负的社会责任, 特别是那些饮茶文人, 切忌乱用所谓的“练就出的特殊感觉”而在饮茶的清福之中丧失积极进取的志气, 不然就是真正的“病态”。通过这样的比价, 我们就更能够了解文章的主旨了, 作者是借助喝茶观的现实情况以及认识论的差别, 谈论到国家危难之时, 作为中国人应当具有的责任感, 这样更加突显出这篇文章的思想性以及针对性。
4结语
“文人茶文化相比较于其他形式的茶文化, 其突出的特点便是精理, 灵性等。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多的需要文人作为其载体, 他们相比较于所有的其他一类的人, 对于知识文化和思想精神的把握都是更加深入以及丰富的, 因此文人茶文化的艺术化特色同样突显......我国茶文化的最高境界。鲁迅先生在点到为止的谈茶论道中, 娴熟的运用“批判的武器”, 把文学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摘要：在中国命运多舛的20世纪30年代, 经历过五四时期的文人思想和文风出现了差异。鲁迅的《喝茶》发轫于生活与时事, 但论述时则突见机锋, 对不合时宜的“清福”和“寄沉痛于幽闲”等进行了针砭时弊的评说。本文就对茶进行概述, 并对鲁迅生平之茶事茶文进行探究, 从鲁迅小说《喝茶》入手, 深度探索鲁迅小说中的茶的意蕴。
关键词：鲁迅,小说,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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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祝福》空间叙事研究 第4篇
关键词：《祝福》；空间叙事；私人空间；典型空间；社会公共空间
小说不仅是一种语言艺术，也是一种时空艺术。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和推进、人物形象的塑造、环境的描写，乃至主题的表现，都必须依托某种特定的空间场所。从这种角度来看，空间于小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鲁迅小说《祝福》的空间设置巧妙，转换自然，既顺应了故事情节的发展需要，也在环境描写中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传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一、私人空间
笔者将祥林嫂的个人生活空间命名为“私人空间”，即她婚前婚后的家庭空间，具体分为婚前出生的家庭、第一次结婚后组建的家庭、改嫁后建立的家庭等三个略写的空间。这个“私人空间”是小说叙事场域之一，既规定了叙事内容，也制约了故事内容的家庭伦理性质。伴随着“私人空间”的设置和转换，祥林嫂的生活境遇也每况愈下，渐趋不幸，最终走向毁灭。祥林嫂的人物形象亦在这三个“私人空间”的自然切换中呈现出来，她的命运走势愈加明朗，凝聚在她身上的蕴涵也逐步得到挖掘和显现。借由此，作者完成了对“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吃人”这个主题的表达。下面笔者试细论之。
作者对祥林嫂出生的家庭一笔带过，可谓惜墨如金，但别具用意。这个私人空间是由卫老婆子介绍祥林嫂的基本情况时说出的。小说对于她未嫁前家庭的介绍极其简略，读者无从得知其具体情况，但小说仍露出一些端倪，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祥林嫂的社会地位。如祥林嫂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靠打柴为生的男子，二者年龄相差之大，可见当时男女婚配的不合情理，也可想见祥林嫂是如何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从祥林嫂的婚配对象来看，其嫁给的是一个以打柴为生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人民，由此可知祥林嫂未嫁前的家庭这个“私人空间”暗示的家庭背景，即她很可能也是出生于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她未嫁前的这个家庭“私人空间”承载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男尊女卑等封建纲常伦理依旧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女性地位之卑微也可想而知。祥林嫂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姓氏和祖籍都不确定，只能推测她姓卫，家在中山卫家，可见其社会地位之卑微。作者对祥林嫂的家庭情况和其人介绍语焉不详，乃是有意为之，是为了暗示祥林嫂出身和家庭地位的低下。
祥林嫂作为她父亲的附属品而嫁了出去，换来的无非是用来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财产彩礼。女性毫无婚姻自主权，亦无人格自尊可言，更遑论其社会地位。作者匠心独运，巧妙设置了这个“私人空间”，正是为了揭示以祥林嫂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劳动妇女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仍然处于一种被压迫被奴役的境遇，并进而控诉当时的封建礼教的罪恶。这个主题与小说的写作背景具有内在契合性。辛亥革命后，我国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女性依旧处于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
小说第二个“私人空间”是祥林嫂第一次嫁人组建的家庭。小说如此描述这个“私人空间”的家庭成员组成、家庭经济情况和封建家长制度：“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可知，祥林嫂在这个家庭中没有社会地位，只是充当生儿育女的工具，给这个家庭出卖自己的血汗却不能享受劳动成果，家里的一切事情仍然是她的婆婆说了算，她把第一次在鲁四老爷家做工赚取的钱全部交给她的婆婆，被婆家绑架回去卖掉，如此等等，都说明了祥林嫂的卑微地位。按照当时门当户对的婚配原则，祥林嫂嫁给了一个以打柴为生的男子，就暗示了祥林嫂命运的不确定性。她的丈夫既然以打柴为生，依靠自己的体力来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一旦丈夫有个三长两短，祥林嫂就失去了依附，面临着守寡和改嫁的选择。事实证明，祥林嫂确实没有避免这种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轮回诅咒。按照当时“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纲常，丈夫死后，祥林嫂似乎失去依附，但实际上又得到一个新依附，即她的婆婆，所以她成为她婆婆的财产，继而被卖掉。这个“私人空间”演绎着的仍是妇女被压迫被榨取的悲惨故事，揭示的仍是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本质。
小说第三个“私人空间”是祥林嫂改嫁给贺家墺的贺老六组建的家庭。这个“私人空间”仍讲述着祥林嫂个人的悲惨故事。刚开始祥林嫂殊死反抗，后来被迫屈服，继而生了儿子，丈夫有力气，有自家房子，“她真是交了好运了”。按理说，这本是一个女人应有的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图景罢了，卫老婆子却说她碰上好运，讽刺意味显而易见。这足以说明女性在当时社会里仍然肩负着生育儿子的压力，为丈夫传宗接代服务，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深入骨髓。祥林嫂嫁给贺老六后，可惜好景不长，丈夫死于伤寒，儿子被狼叼走，她又失去依附，被大伯扫地出门，无家可归了，其命运可谓异常悲惨。这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空间”述说关于作为家庭妇女的祥林嫂夫死子夭而无家可归的悲伤故事，传达的主题依然是封建礼教思想对劳动妇女的残害压迫。
综上所述，这三个家庭式的“私人空间”讲述的都是关于作为社会底层劳动妇女代表的祥林嫂个人的不幸故事。无论是她奉命出嫁、生育劳动，还是被迫改嫁、夫死子夭，都是普通百姓应有的生活常事和人生变故，属于家庭伦理的叙事性质，表达的都是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压迫欺侮的主题。
二、典型空间
较之描写简略的“私人空间”和“社会公共空间”，鲁四老爷家在小说中叙述篇幅较长，描绘相对详细，是小说着力描写的主要叙事场域。这个“典型空间”的容纳能力强，覆盖面广，能把社会上各色人等都囊括进来，众星拱月般围在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鲁四老爷的周围，展现的是鲁四老爷如何从经济和精神上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恶劣行径，刻画了鲁四老爷冷漠虚伪的本质，揭示了封建礼教思想的吃人本质。鲁四老爷家这个“典型空间” 以祭祀祝福为事件中心，把地主阶级鲁四老爷、四婶和市侩人物卫老婆子以及祥林嫂等佣人凝聚在一起，讲述了鲁四老爷等是如何一步步把祥林嫂推向死亡境地的。
小说直接描写这个“典型空间”的是对鲁四老爷书房的描绘，突出其沉闷压抑的特点，以暗示鲁四老爷封建习俗和迷信思想的根深蒂固。最能体现鲁四老爷卫道思想的是祭祀大事。古语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重要代表鲁四老爷，当然要重视年度大事祭祀祝福。为了迎接福神，鲁四老爷认真待之，准备了丰盛的福礼，用很低的价钱雇佣了很多劳动人民。这说明鲁四老爷的生存和统治是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而作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代表的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正体现了鲁四老爷的剥削压迫本质。鲁四老爷一方面嫌弃祥林嫂是寡妇，一方面却雇佣她，这充分说明了鲁四老爷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更能体现鲁四老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本质的是，他既雇佣祥林嫂，又在她手脚不利索时把她赶出鲁家，让她最终沦为乞丐。这真切地表明了鲁四老爷打着维护封建礼教的幌子行榨取劳动人民血汗之实。此外，鲁四老爷对祥林嫂被绑回去的反应以及对祥林嫂之死的态度，都折射出封建礼教思想的罪恶和鲁四老爷的冷漠无情。
总之，这个“典型空间”如同一面镜子，呈现的是处于当时社会上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鲁四老爷是怎样压迫剥削作为社会底层劳动妇女代表祥林嫂的，揭示的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尖锐矛盾，说明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还不彻底，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仍然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封建纲常思想余毒严重，社会变革依然任重道远。
三、社会公共空间
鲁镇街头是小说的“社会公共空间”，主要演绎社会普通人民如何取乐于祥林嫂悲惨过去的故事，折射出当时鲁镇社会的众生相，刻画了人们愚昧迷信、伪善冷漠的性格。这说明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她的个人悲剧同时也是个社会悲剧，造成她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在故事的推进中也逐渐得到昭示。
鲁镇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但鲁镇街头这个“社会公共空间”依然弥漫着封建礼教思想的黑暗烟雾，生活在这个公共空间的人民依旧愚昧迷信，依然遵循封建传统陋习，举行送灶、祝福等祭祀大事，享受着自我狂欢，似乎要将这种精神盛宴一直进行下去。
按照常理，人们应当对别人的不幸心生怜悯和戚伤之情，但鲁镇人民却对祥林嫂的多次人生重挫漠然待之，不仅全无半点同情心，反而竞相从祥林嫂改嫁是如何屈从的、孩子怎样被狼叼走的以及她额头的伤疤的由来等诸多悲惨经历获取茶余饭后的谈资，从而满足不惜远道而来的好奇心，残忍痛揭他人痛苦以获得快乐。当时鲁镇普通民众人性之冷漠麻木于此可见一斑。幸灾乐祸的鲁镇人民与多灾多难的祥林嫂就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叙述模式，这个社会公共空间的世情浇薄和人性的劣根性就在作者的冷静观照中呈现出来了。如此一来，作者与鲁镇人民也形成了看与被看的讲述模式，二者的性格特征和情感态度逐一生成，进而，小说的写作意图就完整地表达出来了。
作者设置的祥林嫂的家庭式“私人空间”，诉说的是处于社会底层家庭妇女的悲惨故事，而鲁四老爷家这个“典型空间”里映射出的是社会上层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本质，鲁镇街头这个“社会公共空间”呈现的则是鲁镇普通人民愚昧麻木冷漠的人性。这三种叙事场域由一般到典型，最后扩大到整个鲁镇社会，这种巧妙的空间安排都为封建礼教思想戕害人性毁灭生命的主题所统摄，共同说明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普遍性和深广性，这样就使人物形象和小说主题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
鲁迅小说研究复习资料 第5篇
肖敏
2012级汉语言文学（师范）1班 ***
【摘要】鲁迅作为一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最核心有力的革命斗争方式是将手中的笔作为“投枪”和“匕首”，将革命思想外化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力争在精神上拯救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小说犀利的文风，因其独到的反讽手法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反讽手法的运用，对于他的文学作品来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研究的方向是鲁迅小说中所用反讽手法的特征，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针对整体世界的反讽；第二，针对悖论思维的反讽；第三，针对存在虚无感的反讽。【关键词】鲁迅小说，反讽手法，特征
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氛围等条件对其创作有极大的影响，而他个人经历和内在精神则是他在革命斗争中的指引，也是形成他创作风格的关键性因素。在他的一生中，叔本华、尼采、施蒂纳和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对他的思想造成了影响，而在这几位伟人中，克尔凯郭尔作为西方现代最具代表性的反讽哲学家，对鲁迅的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影响至关重要。
正如克尔凯郭尔在《反讽的概念》中指出：“对于反讽的主体来说，既有的现实完全失去了其有效性，它成了处处碍手碍脚的不完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占有新的事物，他仅仅知道面前的事物与理念有极大的差距。„„反讽者是先知的，因为他不停地指向将来的事物，但他并不知道这将来的事物究竟是什么。„„而对于他所严正以待的现实，他却非摧毁不可，他以锋利的目光逼视着这个现实。”鲁迅就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中间位置——新旧交替的时代，结合所受的教育和接触的思想，所以鲁迅能够综观前后，反讽手法的运用，反映了诙谐的玩笑和严肃的事实之间的对立冲突，背后是人类社会的无奈又绝望的生存困境，正是因为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堪，从而在文字中以反讽的手法加以体现，以有效地达到精神疗救的目的。
【丹麦】索论·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224页。
一、针对整体世界的反讽
真正的反讽是质疑一切的，鲁迅就是一个真正的反讽者，他不仅质疑传统，也质疑现代；不仅质疑本土文化，也质疑西方文化。正如汪晖所言：“鲁迅的文化批评的核心，在于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2既然鲁迅作为一个历史的中间人物，那么，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事物，都在他的质疑和批判当中。在他的作品中，《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等都是一个个的艺术整体，在这样丰富庞杂的艺术世界中，所有的存在物，包括古今中外、天上人间都在他的反讽范围之列。象征着人类劳动精神和智慧创造的崇高圣洁的女娲两腿之间却冒出了一个猥琐滑稽的古衣冠小丈夫（《补天》）；大哲学家庄子以“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向人传授“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大道理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起死》）；大学问家老子被邀去讲学，听众的评论竟然是“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出关》），《故事新编》中还有许多各种故事进行了新的编写的例子，都是将古人故事放在今人社会中的一种反讽现象。在《阿Q正传》中，阿Q名字的由来也成为一个有趣的事情，“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作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只好用‘洋字’，略作阿Q。”阿Q这样一个连名字都不明确的可怜之人，显然与这崇尚仁义礼智信的社会现实是格格不入的了；另外，《幸福的家庭》中对“幸福家庭”状态的描述是这样的：“总之，这幸福的家庭一定须在A，无可磋商。家庭中自然是两夫妇，就是主人和主妇，自由结婚的。他们订有四十多条条约，非常详细，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过高等教育，优美高尚„„。东洋留学生已经不通行，那么，假定为西洋留学生罢。主人始终穿洋服，硬领始终雪白；主妇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毛雀窠，牙齿始终是雪白的露着，但衣服都是中国装„„”所谓幸福的家庭，竟然是建立在 2 汪晖：《“死火”重温》，《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几十条条约的约束之下的，这样算不算是真的幸福和公平呢？讲究西洋装扮，而又将西洋和中国本土的东西堆砌在一个人身上，这算不算是真的优美呢？答案不禁引人暗笑。鲁迅小说中，引人读来暗自发笑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强悍刚勇、雄心勃勃地抵制离婚的爱姑，却抵挡不住七大爷一个喷嚏的威慑力，旋即败下阵来，而这个七大人不过是一个假古董搜集家，正“入迷地嗅着一个据说是汉朝的屁塞”（《离婚》）；那个可爱的私塾学童幸灾乐祸地欣赏着老师秃先生风闻革命大军即将到来时风声鹤唳的窘态，而所谓的革命大军只是一群要饭的乞丐（《怀旧》），是一个多么引人发笑的讽刺效果，而且，这篇文言小说中有庄语谐用、正语反用，也流露出反讽手法的运用所带来的笑中引人深思的效果。
所以，从鲁迅大量的小说中都可以隐约寻见反讽手法的运用，这种手法是加诸所有的事物和人物之上的，涵盖了世界的一切，从《怀旧》到《起死》，天上人间、古往今来、国内国外都是鲁迅先生笔下反讽的对象，以他们的滑稽和反常态表现引发笑声的同时，警醒世人，接着会有声声无奈的叹息在内心深处回荡。
二、针对悖论思维的反讽
克尔凯郭尔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反讽家把个体从直接的生存中拔擢出来，这诚然是种解放，然而之后却让他像传说中的穆罕默德的棺材似的在两个磁石之间悬浮——一边吸引，一边排斥。”3可见，反讽和悖论思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两者不可分割。鲁迅的反讽理念主要受克尔凯郭尔的影响，鲁迅的小说作品中，梦与醒、生与死、有与无、爱与恨、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欢喜与悲恸等相悖的概念往往相互交织，难分界限，因而不难理解在鲁迅先生笔下，反讽往往也是针对悖论思维的。这种悖论存在于被反讽的对象上，也存在于反讽者本身。
悖论思维存在于反讽的对象上，这一点在鲁迅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狂人日记》中，仁义道德是中国封建社会家族礼教的维护支柱，是一代代中国人恪守的信念，但是，在那个方生未生的转型社会里，仁义道德又与“吃人”直接联系在一起。在众人眼中，疯子行为怪异，被视为疯子，众人自认为是清醒者； 3 【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37页。而在疯子眼中，众人的行为异常，才应当是疯子，自己是举世浑浊而独清的清醒者。所以，其实小说中的疯子和众人的角色模糊，直接指向了那个转型时代的民众的生存困境，所谓的仁义道德，也造成了困境中的无奈。在《故事新编》中，孔子、老子、庄子成为工于心计的猥琐人物，而他们在历史上可是需要仰视的文化巨匠；伯夷、叔齐在历史上不食周粟的高风亮节形象，在鲁迅笔下成了“带走周家大饼，并且舍不得周家的一件老羊皮长袍”的吝啬鬼形象，也显得极为可笑，此文本和前文本就形成了鲜明的悖论。华老栓是个怀着满腔爱心与希望的人，却花了不少钱去买根本治不了病的沾了人血的馒头。夏瑜关在狱中等待被处死，他还在尽力地向只想着敲诈勒索的狱吏宣扬革命道理。孤苦无告的祥林嫂，在热闹的祝福声中凄惨地死去，形成了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悖论现象。所以，诸多的被反讽的对象存在悖论，其实是指向了那个转型时代中人们的生存困境。
同时，反讽者本身，也存在着悖论。鲁迅的《祝福》是一个悖论性反讽小说的典型，“我”和祥林嫂关于“死后有无灵魂”的讨论中，“我”是一个有新知识、新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而祥林嫂是一个传统守旧的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发问是这样的：“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而“我”的反应是“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背上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面对祥林嫂的发问，“我”的表现会如此惶恐，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在面对“鬼怪”“魂灵”这些说法的时候，自己内心也动摇了，从理性来说，应当告诉她不存在鬼魂，从而在精神层面摆脱封建旧思想的束缚，然而这也许不能彻底；从情感上来说，“死后变成魂灵”或许是她生时困苦，对死后的一种希望，不能断了她自我安慰的念想，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在“我”内心作怪。最后，在祥林嫂的逼问下，“我”用“说不清”来敷衍过去，不至于自己心里难受，也不会让祥林嫂“绝望”，到后来，“我”并没有因为之前的敷衍而内心自责，反而是“渐渐舒畅起来”，“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所以，小说中“我”就是一个悖论思维的组合体，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理应担当思想启蒙者的角色，然而逃不了科学和人道的这组悖论思维的压力，也选择了保守和退缩。“渐渐轻松”的情绪其实完成了对启蒙者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反讽。
三、针对存在虚无的反讽
在鲁迅的小说中，被反讽的对象即世间一切的事物，它们存在着悖论，这种悖论是永恒存在的，源于人性，源于物性，无法克服，因此这样的悖论往往会让人产生虚无感，怀疑这些事物的存在意义。
正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反对改嫁，不只是普通地嚎啕和大骂，而是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两个男人和小叔子抓住她逼迫她改嫁的时候，她还凭借着爆发的大力气挣脱出去往香案上面撞，把头撞出一个大窟窿，在自己坚守“从一而终“的当口，生命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之后，她向“我”这个新式知识分子热切地询问“死后是否有魂灵”的事情，事实上她笃信生死轮回和死后魂灵之说，用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去土地庙捐门槛，其实就是在用活着的努力去寻求死后的安宁。这样看来，在祥林嫂的世界中，死比生更有值得探讨值得追求的意义，所以，现实的存在对于祥林嫂来说，对于作为旁观者的作者来说，确实是虚无的。关于存在虚无的反讽，小说《药》是一个典型作品，它在三个层面体现了作者对于“存在其实虚无”的反讽。第一个层面是反讽夏瑜在牢狱中的遭遇，他在牢狱中还不忘向红眼睛阿义宣扬大革命的道理，希望拯救他们麻木愚昧的思想，然而，红眼睛阿义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带动，反而是因为没有从夏瑜身上捞到油水而对夏瑜拳打脚踢。由此可见，夏瑜这个人，以及他的大革命思想看似充满了带动作用，在真实的社会现实面前，其实是虚无的，对于麻木的人来说是没有存在价值的；第二个层面是反讽夏瑜鲜血的遭遇，他的鲜血意味着他付出的年轻的生命，成为救治华小栓痨病的人血馒头所需的人血，没有起到治愈华小栓的作用，倒是成为了平庸看客们津津乐道的对象。所以，革命者为群众牺牲，而群众却当他们为祭品，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的疗救，夏瑜作为启蒙者的立场和价值，都在这一群群麻木愚昧的民众面前消解，化为虚无；第三个层面是反讽夏瑜死后的遭遇，“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后来写到夏瑜母亲和华小栓母亲都来给自己的儿子上坟，夏瑜母亲看到儿子份上凭空多了一束花环，她希望“你如果真在这里，听我的话，便叫着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但乌鸦并没有动，一切都还是死一般的寂静，夏瑜母亲以为是儿子的灵魂显灵，丝毫没有意识说是儿子革命精神的带动作用。可见，在乱石冈上，启蒙者和被启蒙者，英雄和平庸之辈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处在同一位置上，“终须一个土馒头”，哪里有体现革命者的精神，更无处谈及革命者的价值和伟大之处，他们为拯救民众所作的努力，所持有的赤诚之心都化作虚无了；同时，作为最近的亲人竟然都没有受到革命者所谓的伟大的革命道理的影响，多么可悲，这些打着口号轰轰烈烈的革命道理也终究是虚无的。
鲁迅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自己的虚无感，“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伤逝》）“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影的告别》）所以，鲁迅先生早就看到人生的虚无和无意义状态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和不可改变的悲剧，这也是影响他反讽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形成了反讽手法针对存在虚无的特征。
鲁迅小说研究复习资料 第6篇
【摘要】鲁迅的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的质量却是很高的,真正做到了“少而精”。《孔乙己》就是这样一个性格鲜明,内涵丰富的艺术典型,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认真阅读这篇小说,了解它的高度艺术成就,将会给我们不少启发。本文研究了小说《孔乙己》英译本翻译风格。
【关键词】鲁迅；《孔乙己》；英译
《孔乙己》作为鲁迅先生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自发表至今,已有70多年,评论分析的文章汗牛充栋,多于原作品数十倍。论者大抵沿用《狂人日记》的主题思路,拈“吃人”二字以概括,只是“吃”的角度不同。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从宏观的角度,高度概括而又形象具体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乃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那么《孔乙己》则是从微观的角度,写出一个下层士人遭受践踏、凌辱,完全失掉了人的尊严,最后被社会吃掉的悲剧。0¹和这种看法略有不同的是另外的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孔乙己》在于批判封建的科举制度;二是认为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旧社会。林志浩则认为:《孔乙己》的批判矛头,不只是针对封建科举制度,而是针对封建的教育制度和吃人的社会关系。事实上,这些看法大同小异,并无实质的区别。这些从社会学角度的解读思路虽然为我们提供了阅读分析《孔乙己》的途径,但仍显得平面化。如果我们跳出这种思维的框架,就能够更深刻看出《孔乙己》所揭示的另一面:在大的人吃人的文化背景之下,一个下层文人的人格的陷落与拯救的过程,以及在拯救过程中无可避免的陷落的悲剧。
一、《孔乙己》评析
1、悲喜交融的写作效果
《孔乙己》其实在其写作效果中就是以喜剧的氛围反衬出孔乙己悲剧的一生。也就是说以社会中的普通人的典型事例来反衬出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孔乙己的喜剧揭露和鞭笞了封建社会科举制对读书人以及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摧残。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是以悲剧为主的，而鲁迅文学中常以喜剧融入悲剧之中，这将更加显现出其文学作品的悲剧性。《孔乙己》一文以“笑声”为线索，从小说开头到结尾，都显示出笑声的讽刺意味。笑，本来是喜剧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而这《孔乙己》中的“笑声”却反衬出孔乙己在那个世态炎凉、人情冷淡的社会中的现实悲剧。文中作者用一连串的“笑声”，以喜剧的形式充分显现和强化悲剧的内容，以别人的笑来反衬孔乙己的迂腐愚钝、穷困潦倒。孔乙己在人们的不断嘲笑中出现，又在人们漠不关心中悄悄地离开那个不属于他的人世间，这又充分地表现出当时社会世态炎凉，封建礼教对读书人的戕害。笑声，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笑得其所，笑，就是喜剧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孔乙己》这篇短篇小说中的笑声，却无不是孔乙己的伤疤。酒客们拿孔乙己来取笑，“我”对孔乙己的兴趣，掌柜对孔乙己的取笑，实质上是拿孔乙己的不幸和痛苦来作笑料。作者以这些人对孔乙己的取笑充分勾画出这些人麻木不仁、趋炎附势的嘴脸，在众人的笑声里蕴含着孔乙己人生中无限的悲凉气氛。这些人的笑，更加体现出喜剧融入悲剧的效果。鲁迅的《孔乙己》，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喜剧性的欢乐可笑色彩，取而代之的是读者感觉到更多悲凉的气氛，酒客们的笑声中带着孔乙己无限的辛酸和苦痛，这让读者感觉到如芒刺背，读此文章，在众多的笑声中泛出无限冷意。
2、人物形象的塑造
操千曲而晓百声，鲁迅在《孔乙己》一文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匠心独运，具有清水出芙蓉之感。小说的写作特点是主要以塑造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孔乙己》这篇小说形神兼备，而且做到形神相似，文章以千千万万个孔乙己式的人物形象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去表现，这恰恰彰显出鲁迅极具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孔乙己》在描写人物的同时，主要采用了以神为主的艺术写法，同时注重人物肖像描写和语言描写，无形中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鲁迅对孔乙己的描写，主要体现在对孔乙己的穷困潦倒、迂腐愚钝的描写，从语言描写、肖像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等方面都体现了孔乙己在封建社会晚期中一个下层知识分子穷困潦倒、迂腐愚钝的人物形象。在各种描写中又充分体现孔乙己这样的人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又摆着封建文化人臭架子的人物特点。文中人物出场的第一句描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就足以表明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孔乙己依然保持着文人装束，不肯放下他那副臭架子，依然好吃懒做，越过越穷，达到快要讨饭的地步。这样的封建文人还是不愿意放下读书人的架子，总觉得读书人就高人一等，处处卖弄读书人的“学问”，老是满口“之乎者也”，视体力劳动于不顾，使体力劳动和知识相背离，从而使孔乙己穷困潦倒、迂腐愚钝，充分体现封建科举对读书人的毒害。
3、语言简练
这篇小说篇幅短小，全篇仅两千八百多字却写尽人物性格特点，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场面无一不显现出情节精当、语言简练、人物形象描写准确、个性鲜明等写作艺术特点。文章尤以人物的语言描写突出，孔乙己的语言描写虽然不多，但是相当精炼到位。不仅他那些“君子固穷”、“者乎”之类的语言独具特色，就是他教“我”认字时恳切地说：“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几乎句句都表现出孔乙己的人物性格。小说写孔乙己的对话不外乎就只有四处共十几句，但都是言少而意蕴深刻，都包含了孔乙己的穷困潦倒、生活辛酸、心地纯朴善良和社会地位的卑微等，可以看得出，句句镌刻着孔乙己的悲惨人生，每句话都打下了孔乙己辛酸的烙印。而描写酒店掌柜的话语更加少之又少，但“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这句话却重复了四次，而且后三次都是在孔乙己偷了丁举人家被打折腿后重复出现的，这就有力地体现出掌柜是个冷漠无情、自私残忍，一头扎进钱眼里的势利小人。
二、《孔乙己》英译本翻译风格
《孔乙己》作为鲁迅先生代表作之一,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大典范,具有极高审美价值。它采用高度凝练的写作手法,生动地叙述了一个受科举制度毒害至深的文人一孔乙己一步步沦落至失去尊严,穷迫潦倒,最后甚至被社会吞噬的悲剧,对封建社会仁降诊制度进行了控诉。尽管小说全文字数不到三千,却成功将孔乙己迂腐,穷酸,善良,诚恳的性格刻画得生动形象、人木三分。孔乙己的悲惨遭遇深深震撼着每位读者的心灵,令人不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孔乙己》这篇小说在写作手法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之处。小说语言精练,生动传神,用景物渲染气氛用对比手法反衬主人公孔乙己的悲惨命运,具有极高的语言价值。《孔乙己》作为一篇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小说,具有很高的翻译价值。《孔乙己》创作于1918年冬,于1919年4月首次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后编人《呐喊》。此小说自发表后,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热烈欢迎,更是由于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语言价值引起了国际翻译界的注意。1922年6月,小说首次出现日译本。中国国内翻译大师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孔乙己》英译本于1956年由外文出版社首次出版,1980年推出修订版。该文将从措辞、句式语序及中国特色文化三大角度赏析修订版与初版的异同,探讨修改版是否比最初版有较大提升。
由于语言间的系统性差异,译文对原文小句过程类型的转化存在着扩大、缩小、改变和不变等四种情形,但只要译文保持原文的概念意义不变,在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估时,就不必对译文里的小句类型相对原文的转移或保持不变予以特别地关注。因此,译文将原文中的“幸而写得一笔好字”(行为过程)处理为“Luckily
he
was
a
good
calligrapher”(关系过程)不能视为偏离。因为从反映小句概念意义的及物性结构本身分析,两者显然不同,但是从该小句所在的整个上下文语境看,孔乙己之所以能以帮别人“钞钞书”而换碗饭吃,是因为他具备“字写得好”这个条件,也就是说孔乙己是个写字好的人。因此将写得一笔好字译成“ewas
a
good
calligrapher”并没有发生概念意义的偏离。按照我们前述的模式,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从言语行为框架下的形式、功能、情景间的关系以及反映情景语境的语域组成部分——语场、语旨和语式对小句的三种意义——概念、人际和语篇的直接作用为基点,从及物性、语气(情态和评价)、主位等角度,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估,共有11处发生概念意义的偏离。现举两例加以说明。
“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译文:
It
seemed
to
me
that
I
was
still
very
far
from
having
a
shop
of
my
own.暗想即私下想,译文用“It
seemed
to
me”表示的却是对命题意义“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的一种主观判断,属于人际意义范畴,因此这一方面没有译出原文“暗想”的概念意义;另一方面又加进了原本所没有的情态意义。“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
译文:
He
produced
four
coppers
from
his
ragged
coat
pocket“摸出”是孔乙己在身体残疾、精神萎靡、因偷窃而不幸被人打断腿情况下做出的动作,且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掏钱买酒,因此无论其身体条件或是精神状态都决定了掏的动作是缓慢、困难的;不仅如此,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享有喝酒的机会了,因此“摸出”一词还表达了作者对孔乙己悲惨命运的无限同情。而译文所用的produce,隐含为潇洒地亮出,不仅与原文动作的缓慢、困难大相径庭,即概念意义不太相符外,还丢掉了原词所表达的人际意义。
结论：
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孔乙己和阿
Q
有某些相似之处,是一个带有喜剧因素的悲剧人物。他的思想,言行有些是很可笑的,而他的一生遭遇却是十分悲惨的。根据作品的交代,孔乙己生活在十九世纪末,是一个没有“进学”的老童生,也就是作品里说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读书人。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气息奄奄,朝不虑夕,封建科举制度也即将被废除。孔乙己是这个社会制度所产生的畸形儿,牺牲品。在人吃人的文化背景下,作为下层文人的孔乙己成为整个社会网络和文化结构中的弃子,面对整个社会的精神围剿和人格虐杀,孔乙己在荒谬和错位中进行着自我拯救,这种拯救不可避免地陷落到笑料和毁灭的境地。本文研究了《孔乙己》英译本翻译风格。
【参考文献】
[1]
黄志浩.浅谈《孔乙己》的主题[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79,(03).[2]
冯文炳.《孔乙己》讲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06).[3]
于万和.愿鲁迅永和我们同在——读《鲁迅赞》[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1).[4]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