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话和方言（精选6篇）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 第1篇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
在网上看到广东一所学校校长禁止学校里说方言。我不知道那是所什么学校，记得这样的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倒是碰到过，因为那是培养演员的学校，学生来自各省市，要不在学校把方言“禁掉”，台词课上起来就很吃力。拿我来说，要不是严格训练，前后鼻音一辈子也分不清。但是，我并没有把方言丢掉。
不过，对于不是从事语言工作的人来说，我倒是觉得普通话能听能说就可以了，不必人人字正腔圆的。
说到底，语言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工具。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方言如此繁多，还有那么多民族的语言，没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过去有“官话”，后来叫“国语”，现在叫“普通话”。南宋时期，朝廷南迁，偏安杭州，把“官话”带到了江南，至今还有将杭州话称为“杭州官话”，杭州话里有很多“儿化韵”，也是北方的官话里带来的呢。
我有一个亲戚，儿时随父母从上海到香港，在上海时学会沪语和国语；在香港学了广东话和英语，后来又去美国念大学，大学毕业刚进美国一家公司，恰遇国内去了个团和公司洽谈生意，团内有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随团的翻译却听不懂粤语、沪语，只会说普通话。公司方面把我那位亲戚找来，很快就让各方沟通了。事后，美国公司在短时期内将他提拔为远东部门的负责人。
我说这个故事，就是想说明语言作为工具之重要。多掌握一种语言会拓宽你人生的道路。而且如果上述的那个中国去的团里，大家都会说普通话，问题就简单得多了。
但是，作为原生态的语言，方言是万万不能禁止或取消的。它是语言的土壤，也是普通话植根的土壤。方言中有许许多多来源于生活的生动鲜活的东西，是普通话替代不了的。中国文学的代表著《红楼梦》、《水浒》等作品中就融入了许多方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如《红楼梦》里的“促狭鬼”就是江南方言里的词，按方言应该念成“cuo(入声)ka(入声)ju”，它的具体意思，江南人都懂(林黛玉就是从江南到北京去的)，普通话却很难翻译。可是在电视剧里按普通话正音一念，不但北方人不懂，连江南人也听不懂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当年以沪语拍成的电视剧《孽债》，在央视播出时改成普通话，那原来生动有趣的语言打了个大大的折扣，也很无奈。我们看北京人艺演老舍的《茶馆》，觉得语言特别有味，其实，这部戏说到底是一部北京的方言话剧，有一些对白，即使会说普通话的上海人、广东人也听不懂的。
方言也是一个人与故乡连系的情感纽带。不论你走到天涯海角，听到乡音，就知道是故乡人，就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到了一个新地方，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会有一种陌生感，孤立感；然而，如果你去学习当地方言，哪怕说不好，你会很容易融入当地人中间，就会受到欢迎。这种由语言建立的情感，也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
所以我认为，作为中国人，普通话和乡音方言，都应该会说会听，是缺一不可的。
特色与危机并存
近日，上海市教委表示要大力推进学龄前儿童沪语教育工作，遴选有条件的幼儿园进行上海话教学试点，并逐步在全市推行。
方言不仅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心中的文化记忆。如何保护和传承方言，现在已成为不少地方共同关注的话题。
我国从1955年开始在教育体系中推广普通话。到2010年，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54%以上。相比普通话推广取得的成就，方言却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化了。
传承文化内涵多
“方言是宝贵的地域文化载体，是汉语文化的财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韫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据了解，方言的种类繁多，以不同地理划分方式归类于不同的地方语系。其中官话、湘语、粤语、闽语、客家话、赣语、吴侬软语等七大方言支撑着汉语的整体架构。
一位广西的李先生说：“我来北京三年，普通话越来越标准，现在都有人说我有北京口音了。但跟老家的朋友在一起，我们还是说广西方言。”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汉语方言学专家王莉宁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是广西人，走在路上听到有人说家乡话会感到格外亲切，甚至想前去与之攀谈。”
此外，方言也是一些地方艺术的依托。像苏州评弹、越剧等地方艺术，都要用当地方言去演绎，才更有魅力和特色。
“渐行渐远”需保护
“只有在老乡聚会的时候才会说方言，平时都讲普通话”，当被问及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方言作为交流语言时，一位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吴女士说。
据了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语言报告》中，中国包括82种语言。学术界估计，如果算上那些尚未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语言，中国的语言大约有120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漩认为，目前这120种语言近一半处于衰退状态，有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
王韫佳分析说：“语言的使用是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密切相关的。首先，老百姓所接触到的大部分有声信息都是通过普通话来传递；其次，汉语方言的衰落也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普通话教学有关。此外，人口的频繁流动也使得地方语言难以长时间保持原汁原味。”
多种形式存方言
2010年，粤语的存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普”、“粤”能否共存，怎样才能给方言留存一定的生存空间等问题成为了各方争论的焦点。
对此，王莉宁分析道：“普通话与方言都是中华语言文化的载体，二者并不对立。普通话作为通用语、大范围使用的公共语言，利于日常交流。但在私人场合，可以给方言一定的生存空间。”
王韫佳认为，对于保护方言，语言学工作者不仅要对汉语方言进行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同时也可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以数字化的手段把有声方言资料永久性地保留下来。
令人欣喜的是，浙江省温州市于近日在市图书馆发布《温州方言文献集成》，以图书文字的方式对方言进行了保存。此外，山东省青岛市也在日前启动了方言保护工作，对方言的传承和保存进行整理和录制。
公司禁讲方言令掀网络热议近5成网民不反对使用
上班时间说方言到底行不行呢？新华调查最新结果显示49.8%的网民认为只要不影响工作，说方言完全可以。50.2%的网友则选择在公共环境应该说普通话。调查结果表明国人在处理普通话同方言之间关系时已建立起成熟理性的心态。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语言文字是我们宝贵的财富。虽然各地的文字书写大体一致，但方言作为地域人文的产物却千差万别，语言的多样性从一个侧面彰显着我国文化的多样性。调查结果显示网友希望给方言更多的发展空间，只要在工作允许的范围内，说说方言大可不必如此“言重”，但同时网友也认为在公共场合应该使用普通话。新华调查结果也印证了网友的观点，62.3%的网民选择在亲友和同乡面前说方言，而选择在上班时间说方言的只有10.1%，仅3.62%的网民选择在公共场合说方言，另外各有12.3%和11.5%的网友选择了只说方言和只说普通话。
普通话盛行不减方言文化情结
新华网郑州2月25日电（记者双瑞）“有一种寒暄叫‘弄啥哩’”“有一种聊天叫‘喷’”„„春节期间，印有洛阳方言附普通话解释的扑克牌在洛阳春节庙会上，几天内卖出数万副，并在网络上刮起晒家乡话、说方言的风潮。
洛阳方言扑克创作团队负责人、36岁的高校教师郭栋没料到，自己的一个想法能得到这么多人认同。他说，吸引大家的不仅是对于方言文化的心领神会，更有对抢救方言的紧迫感。
中国地域辽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山川阻隔、人口迁移等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形成了多种带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承载着各个族群的情感和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普通话推广的深入，不时传出方言式微的说法。
上海人一度以自己的沪语为傲。有土生土长的“老上海”说，曾经上海商场里的售货员听到顾客讲普通话，态度都会冷淡不少。但如今，据媒体报道，一家剧团招募演员，几乎找不到能说地道上海话的孩子。
遭遇这种尴尬的不止是上海。高校新生开学时，很难再见多年前大江南北方言齐聚的场景，80后90后们尤其是家在城市的，往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方言？我不太会说啊。”
“没有方言，就感受不到家乡的亲切感了。”郭栋说，方言扑克的创意最初就源于自己回乡所受的“刺激”。在外地求学时，他每次回家一下火车就听到地道的洛阳话叫卖声，后来却变成了普通话。惊愕之余，他发现身边许多人都摒弃了洛阳方言，有些家长嫌“土气”干脆不教给孩子。
在郭栋看来，放任方言艺术湮灭，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行为。他说：“推广普通话和传承方言并不冲突。方言代表情感认同、地域特色，弃之不用等于割断了与文化母体的血脉情缘。”
郭栋迅速召集起一个团队，想通过合适的载体为传承家乡话做点事情。他们搜集了许多“土得掉渣”但充分体现洛阳特色的方言词汇，加以注释，印在了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扑克牌上。
春节期间，正是中国人乡情最浓、归属感最强的时候，洛阳方言扑克勾起了人们对家乡话的集体记忆。一石激起千层浪，方言扑克的影响力冲出了洛阳、河南，网络上许多地区的人都在温习甚至“恶补”已生疏的家乡话。
“很多意思用普通话表达不出来，见老乡我还是愿意说方言。”老家在福建的客家人赖华容说，客家语在她那里传承得比较好，她笑称体内潜伏着根深蒂固的方言情结。
教授教方言，方言也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学校教普通话没啥奇怪，但你见过大学课堂上，教授们专门教授方言吗？昨天，武汉方言研究班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开课，这也是全省高校里开设的首个方言班。而教授的方言正是武汉话。（武汉晨报，9月9日）
在人们的印象中，相对于普通话，方言土语似乎难登大雅之堂，大学专门开设方言学习班似乎没有必要。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语言，方言有时候承担着普通话难以实现的功能。方言并非可有可无，方言同样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语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不同地域的方言，或者形成于人口迁移和地域阻隔，或者形成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体现了不同地域间的人群接触和融合。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迁徙，更直接造成了不同地域方言的形成。同时，各地域方言中又有相似乃至融合的部分，也是民族融合的见证。由于方言都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使用，这就决定了方言使用者和受众的局域性。但恰恰是方言的这种局域性特点，使得方言成为了解当地民俗风物的重要工具。不论是古代文献典籍，还是地方戏曲，大多蕴含着方言这一文化符号。以《楚辞》为例，其中就包含着许多方言俗名，比如研究《楚辞》中的方言名物，对于研究古代语言嬗变和名物风俗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具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方言，还是当地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方言就是文化心理认同的重要符号，对于地域文化发展和情感融合具有积极意义。由于方言中包含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而且方言研究与音韵学、训诂学等学术研究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方言对于传承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现代社会来讲，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在影视等文艺作品中的作用也开始显现。适度应用方言，可以有效提高文艺作品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对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亦与有功焉。
现实情况是，由于对方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方言除了在乡野草莽间通过口耳传播之外，对于方言的学术研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研究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束之高阁”，无法在实践中有效应用。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一些方言语词正面临消亡的危机。甭说城市居民难以理解方言，即便是乡村青年，有时对于老年人的方言语汇也无法通晓。而日渐发展的网络语言，也在不断消解侵蚀传统方言。
方言并不是绝对的，随着时间的历练，被普通大众接受的方言语汇，可以考虑纳入普通话范畴。举其一例，近年来，随着赵本山小品的走红，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忽悠”、“得瑟”等方言语汇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普通话也指日可待。我们可以接受“网络潮语”，对那些逐渐大众化的方言语汇也应该秉承兼容并包的心态，给予其充分展现文化魅力的空间。
普通话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正规语言，当然有其不可撼动的主体地位，但方言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归根结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发展应该是兼容并包的，普通话和方言应该各美其美，包容发展，共同铸造珍贵的民族文化宝库。
新华调查：方言需要从娃娃抓起“拯救”吗？
新华网北京1月17日电（记者赖臻、赵仁伟）“在公立幼儿园配置北京话教师”“在幼儿园、中小学开设闽南方言课程”„„最近陆续召开的部分地方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于“保护方言要从娃娃抓起”的呼吁不绝于耳。
随着人口的流动、社会的多元化以及普通话的推广，一些方言日渐式微，由此引发的“拯救方言”的倡议和行动浮出水面。有关专家指出，部分方言的衰退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但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并非“势不两立”，应在坚持推广和规范使用普通话的同时倡导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对方言及其背后的地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
方言，渐成“逐渐消逝的声音”？
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建中建议，在公立幼儿园配置北京话的教师，儿童每周上一节课；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入选学科目北京乡土地理；在各层次考试包括高考命题中，有意识地增加方言方面的题目。“作为北京人，我不想等自己老了，看到年轻人已不知北京话为何物。”万建中说。
无独有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鲁景超提交了一份《以歌谣为载体采集保护、抢救整理北京地方语言》的提案。鲁景超告诉记者：“我是一个老北京，在胡同里长大。最近，我在一个电视剧中听到一个小孩儿唱老北京的儿歌，我一下子热泪盈眶，好像儿时的记忆重现眼前。”
鲁景超说：“方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是一块土壤上人们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浓缩，但现在真正说老北京话的人太少了。如果那么多方言都消失的话，我们的语言就太单调了。”
蒋玉辉夫妇分别是山东威海人和浙江温州人，12年前，两人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结婚并有了孩子。别看一家三口都是北京户籍，却没人会说北京话。蒋玉辉告诉记者，在这种家庭语境中成长，孩子自然也是普通话，与他们分隔两地的爷爷奶奶或是姥姥姥爷，每次用家乡话进行交流时，孩子一概是听不太懂，“语言不便，想亲近些都不容易，看到老人情绪低落，我也很无奈。” 方言虽亲切，普通话更重要
对于代表委员们力挺方言的呼吁引发社会热议。有观点认为，文化始终是与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在现代社会，随着文化融合步伐的加快，地域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流失，一种方言一旦失去交流工具的功能，必然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实际上，语言的消失是世界现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发布的信息显示，在目前存世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近2500种属于濒危语言，其中超过200种语言会在50年内灭绝。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据统计，中国56个民族使用着大约80种语言，仅汉语就又分成七大方言、数十种次方言与无数种土语。但多种语言、多种方言也成为人们之间交流的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其为国家公务用语、教育教学用语和广播电视基本用语。
与此同时，方言的生命力依然旺盛。实际上，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普通话与方言“争地盘”的现象并不少见。2010年广州亚运会召开之前，广州市政协便提出提案，为给亚运会营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建议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增加普通话节目播出时段，随即引起社会热议。
也有网友认为，留住方言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的保护意识，在当今时代过分推广方言则稍显狭隘。有网民尖锐地指出：“过分强调方言的保护，违背了宪法的精神，也会增加市场交易成本，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专家：方言保护需科学 切勿乱“进校园”
针对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普通话和方言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普通话在全国通用，方言在方言区使用，二者各自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满足不同层面的要求。对待一些濒危的方言，还应该进行调查、整理、研究和保存。
“今后要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广普通话，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要对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进行‘科学保护’。”鲁景超说，抢救、整理和保护各民族语言和方言势在必行，通过抢救手段把那些语言用声音的形式留存给后人。
据了解，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8年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调查收集当代中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实态和有声语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加工和有效保存。
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涛认为，语言既有交流工具的属性，也有文化属性，一些方言的工具属性可能在逐渐淡化，但其文化属性仍然珍贵，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加以保护。对于许多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日益边缘化的状况，可采取推广普通话与提倡双语制并行不悖的策略。
不过，对于“方言进校园”的倡议，人们意见不一。北京四中语文高级教师刘葵说，方言是一种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文化价值的语言，但方言主要靠生活圈子形成，并不是靠开课程能解决的，可以采取选修课的形式，但要尊重孩子个人的选择。北京学生家长黄爱芳表示，可以让老师们在日常教学中讲一些，让孩子们做个了解即可，如果专门开设课程意义不大。况且一旦上升到考试环节，无形中还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 第2篇
当前，普通话已经成为人际交往的一张重要“名片”，很 多职业对普通话能力的要求越来越明确，普通话表达能力强 的人在当今的社会中更具有竞争力。因此，职业院校大学生 出于长远的职业规划和发展考虑，对普通话越来越重视，参 加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人也越来越多。然而，由于高职院 校对普通话等基础课程不够重视，普通话教学软硬件条件不 高，师资水平有限等诸多因素影响，现阶段高职院校普通话 教学效果不容乐观。
高职院校普通话课程一般作为公共基础课，课时十分有 限，大多为30~40 学时，加上主要目的是参加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所以教学内容主要以语音为主，并且将语音作为单 项训练加以机械地实施，主要采取教师示范学生模仿练习的 方式，导致教学方法单调，忽略了口语的综合表达能力训练。普通话课程教学内容几乎都会偏向语音，完全忽略了口语的 综合表达能力训练。但后者恰恰是普通话口语课的教学目的 之所在。正是这种教学内容安排的偏颇，让学生有了重语音、轻表达的错觉。只讲语音部分，不讲词汇和语法。这就导致不 少学生在说普通话时经常出现方言词语与方言语法，尽管是 普通话读音，但它们仍然不是普通话，当然也影响普通话测 试成绩。
（二）教学组织不科学，教学针对性差
高职院校由于入学的分数相对较低，学生的文化水平比
较弱，语言基础差，很多学生的识字量只停留在初中阶段，语 言贫乏。同时，调查发现大多数高职学生来自于农村，有的甚 至是边远的山区，有的学生上大学之前一直处在自己家乡的 方言区域环境内，从小就没有说过普通话，对这部分学生来 讲普通话课程毫无意义。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以北 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 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各地方言与普通话相比都存在着系统 的语音和语法错误。而高职院校中的普通话教学一般是按专 业班级分班，甚至多专业合班上课，人多课时少。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习，不同生源地、不同普通话水平的同学将接受 同样内容的训练，导致教师不能针对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进行 因材施教，大多数学生也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另外，普通话课程的周学时大多为每周2 课时，从普通话教 学的内容尤其是口语训练的要求来看，课时远远不足。而且 作为基础课，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午7~8 节或晚自习上 课，与专业实训课或社团活动等时间安排相冲突，这些情况 都直接影响授课效果。
（三）教学硬件配备不完善，教学手段单一
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对普通话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资金投入很少，没有足够的或是单独设立的语音教室或多媒 体教室用于普通话课程的教学，教学硬件配备不完善。因此，普通话课程目前基本采用教师语音示范，学生生硬模仿的形 式，教学方法单调，教学手段单一，不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
普通话课程要以丰富的教学内容，活泼的组织形式，多
样的教学方法，新颖的教学手段，形成一套系统、高效的立体 化教学模式。普通话课程必须结合学生的实际语音面貌，在 语音、语法、词汇使用、朗读、即兴说话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的 能力训练，真正形成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系统性很强的训练 序列。
（一）优化课程教学方法，促进理论实践相结合
普通话课的教学内容实践性强，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锻 炼才能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和口语表达能力。因此，普通 话课程应注重方法的多元化和灵活性，根据不同授课内容和 学生特点将多种方法融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搭建普通 话训练和应用的平台，让“英雄有用武之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如课前三分钟说新闻训练、课上角色扮演训练 以及课下社会实践训练等教学方法。普通话课程应根据教学 目标，把普通话教学内容设计为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让学 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让学生真正体会工作和生活，这样才 能做到有话可说、有事可谈。如设立“电话求职、推销产品、拜 访他人、赞美同学”等情景进行对话训练。在情境训练中，教 师要注意纠正学生的普通话语音、用词规范和语法规范。在 训练中还可以利用录音笔、手机、摄像机等器材搜集学生活 动时的声音和影像，然后通过回放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发现 存在的语音、语法和各种细节问题，然后加以纠正，使学生在 训练中不断提高普通话水平。同时，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参 加各级各类的普通话大赛、演讲比赛、主持人大赛、招聘会等 活动。在参加各种活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让学生体验成功的感 觉，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自信心，并由此转化为一种积 极的、健康的人格，这样才可以达到课堂开花，课后结果的效 果。总之，普通话课程要通过改革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广阔 的应用平台，使普通话课程真正达到理论和实践的无缝对 接，完美结合。
（二）优化教学氛围，构建互动合作教学模式 高职院校中，大部分学生在开始进行普通话训练过程中
会因为胆小、自卑、紧张、失败经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不敢 在公众场合说话。教师在训练初期应主要帮助学生克服心理 障碍，使其愿意主动配合、参与实训，以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 进行。因此，普通话课程必须构建互动合作的教学模式，形成平等、民主的教学氛围。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成为学生 的导师还要成为学生的搭档，要与学生要建立一种平等亲 切、互相信赖的和谐关系。由于普通话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课程，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主要是师生的语言交流和互动，所以课堂上教师一个信任和赞许的眼神、一句鼓励和赞美的 话语、一个贴切而亲近的肢体动作都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 响。同时，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注重研究教学语言的艺术，避 免使用命令式的语句，要多运用平等亲切、幽默风趣、引人入 胜的语言。教师要善于处理好教学内容与进程，尽量将课堂 设计得生动、形象。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边讲，边示范，边练习，边点评，边提高。高职学生课堂自制能力相对较弱，单纯 枯燥的语音练习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教师可以根据教学 内容的需要，把说绕口令、讲故事、分角色朗读、讲语音笑话、词语接龙等语言游戏引入课堂，增加学习的趣味性，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以训练为主，精讲多练，侧重于普通话基本能力和表达技能的训练。
（三）优化教学手段，搭建开放式自主学习的平台
传统的普通话教学模式是口耳相传的模式，而现代化的 教育技术和手段可以为教学创造出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生 动逼真的教学环境，为教师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形象的表达 工具，真正改变传统教学的单调模式。特别是多媒体教具和 语音教室的运用，可以为学生自主探究和师生互动搭建了广 阔的平台，增加普通话学习的趣味性、便捷性、科学性，激发 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和热情。比如，进行朗诵训练时，可以 先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播放与朗诵篇目相搭配的音乐，让学 生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然后再讲解朗诵的知识，把朗诵 的技巧和音乐的旋律变化原理联系起来，点拨学生，使学生 形成通感、进行联想，直观形象。同时，普通话课程应该充分 利用网络资源和计算机软件资源，建立课程相关博客或者网 站，利用新开发的普通话训练软件等教给学生自我进行普通 话训练的方法，将简单易操作的学习训练方法以及课程建设 中积累的各种教学资源，特别是学生作品、获奖信息、活动影 像等上传到网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学生养成自主 学习、终身学习的习惯。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 第3篇
Shuy和Fasold (1973) 出版了一本名为《语言态度, 当前的趋势和前景》的书。书中总结了12篇使用配对样本检验技术对不同语言社区进行研究的论文, 包括在魁北克的法语-意大利语社区;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和波多黎各社区, 秘鲁的西班牙语-盖丘尔语社区。这本书非常有用, 因为在这本书中很容易发现早期研究的对后来研究发展的影响。研究的变量语域都在逐渐扩大, 他们用的方法也越来越复杂。
Luhman (1990) 用配对变语法在阿巴拉契亚肯塔基州对标准美式英语阿巴拉契亚肯塔基州方言英语态度方面的研究。他用因素分析法发现虽然在阿巴拉契亚说英语的人 (大多数被调查者是这个地区的人) 承认阿巴拉契亚肯塔基方言英语地位等级较低, 但是他们不认为这种语言缺乏社会吸引力和亲和力。这种结果也表明“隐藏威望”的观点。在社区里的男性成员有说较低地位语言变体的趋势。
陈淑娇 (1992) 在她的博士论文《费城华语社区语言保持和语言转变》中对费城华裔美国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调查。参与者共有32个孩子和39个成年人。作者在汉语学校、华裔美国人家庭和美国的学校进行资料收集。这篇论文探索了在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城市和郊区两代华裔家庭人之间对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保持和转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发现英语和汉语的使用频率和语言态度与他们的身份认同, 语言运用能力, 语言保持和语言转变有密切联系;在语言环境不同时, 如在华语社区和美国学校, 语言功能和语言态度有一定关系。在华语社区里, 人们英语和汉语的态度正在改变。华裔美国人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非常积极, 人们普遍对英语持有积极的态度, 因为英语是社会主要资源共享的一种媒介, 也是表达社会规则的适合媒介。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的观点中, 汉语被认为是华裔美国人的社会经验附加值。
陈松岑 (1997) 对定居在新加坡的华人进行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查。受试者是学生和他们的父母。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受试者把汉语作为有用的交流工具, 并把汉语作为国家身份的象征;第二点是大部分新加坡华人在使用多种语言时, 由于不同的语言背景和话题使用不同的语言;最后一点就是他们的语言态度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使用。
托马斯和罗伯特 (2011) 通过问卷法和观察法在北威尔士少数民族语言课堂内外对双语学生的语言使用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他们对双语持肯定态度, 使用英语的趋势清晰。
2 国内研究
自从这些年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成为热门话题以来, 许多研究者都开始研究人们对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行研究。
沙平 (1988) 对蒲县学生的当地方言和汉语普通话进行了语言态度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些学生对普通话有偏见, 而对他们的本地方言较赞同。
高一虹 (1998) 在“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度”一文中对来自香港, 广东, 北京不同群体的语言态度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造成这些差异的社会因素。在北京, 语言态度分出“社会地位与意识”, “经济地位与意识”, “优良人格特征”;在广州, 分出“社会地位与意识”, “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因素;在香港, 分出“社会经济地位与意识”与“优良人格特征”两个因素, 然后分别进行对比分析。
龙慧珠 (1999) 在“从职业背景看语言态度的分层”中对香港人在对汉语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语言选择和态度上进行了问卷和采访调查。结果从“亲和力”和“地位价值”两方面为理论基础, 表明各种各样的职业背景在解释香港人对广东话和汉语普通话的态度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
张倩 (2003) 对青岛的年轻人进行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查。作者通过使用配对样本检验和问卷法对年轻人在青岛方言和汉语普通话的语言态度方面进行了探索。数据表明青岛方言象征着团结和内部团结, 而汉语普通话代表着较高的社会地位。结果还显示了受试者的态度是多元化的。
王远新 (2004) 对中国年轻人的汉语普通话和他们各自的方言进行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方面的研究。他对广东的年轻人对汉语普通话和各自的方言的态度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再次证明就地位和团结程度而言, 标准的语言或方言常常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相联系, 然而非标准方言和许多其他的语言常常和团结, 群体身份联系在一起。不管怎样, 这项研究表明汉语普通话正在很多方面逐步取代区域性的方言。
柏莹 (2007) 在“南京回族话探析”一文中选择性的对南京的回族群体进行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研究。结果显示回族方言是在回族聚居区保留了下来, 其它汉族人不明白;传统的穆斯林语言被保存了下来;回族人对语言的选择取决于谈话对象, 那就是说, 当他们与回族人民说话时, 他们选择回族语言, 然而对其他人选择汉语普通话。应该被指出她的研究结果在中国社会语言学第四次国际会议中可以看到, 这个会议通常报道中国社会语言学领域的最新研究与发现。
王远新 (2008) 在“湖南省城步县长安营村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调查”一文中对居住在湖南长安营村的苗族对侗语, 长安营方言, 儒林话, 苗语, 湖南普通话进行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查。研究发现, 这几种语言在不同语域占统治地位。侗语是村里的交流语言;在特殊情况和通婚的家庭会使用长安营方言和儒林方言。人们对普通话评价较高, 其次是侗语和儒林方言, 最后是长安营方言和苗语。
毛力群和陈章太 (2010) 进行了“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语言状况研究”。他收集1198份问卷和6个案例研究, 发现这些不同社会因素, 如审美评价、实际使用情况, 学习语言的意愿, 孩子的期望, 影响着语言的使用和态度。
俞玮奇 (2010) 在“普通话的推广与苏州方言的保持”一文中主要调查苏州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结果表明, 苏州方言仍被当地人民用于亲密语域, 如家庭;普通话占据公共场合语域使用。学生高度重视汉语的社会地位和实用价值。社会因素如年龄、教育、职业都影响苏州方言在亲密语域中的使用。
从以上实证研究可以看出, 研究者们大多探讨总结了我国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状况, 为研究语言现状和变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柏莹.南京回族话探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7 (6) :161-165.
[2]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
[3]高一虹.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度[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 (2) :45-48.
关于普通话与方言 第4篇
一、关于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是国家法定的语言，又是全国通用的语言，它有比较明确的规范标准，语言规范程度比较高，语言声望最高，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全局性作用。而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为各自地域的居民服务，记录、保存、传播地域优秀文化；它在普通话之下，受普通话的影响，又吸收普通话成分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又丰富普通话。因此可以说：普通话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普通话与方言是相依共存、互补分用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影响又互相丰富，并非互相对立、互相排斥。
二、关于推广普通话
世界上一般国家、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重视、推广共同语和标准语，以利社会交际和事业发展。推广国家通用语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需要，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交际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重视并加强推广普通话，使普通话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很好地发挥主导作用，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促进国家、社会的不断发展。
尽管我们国家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和实效，普通话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但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加速建设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完善国内统一市场的今天，普通话还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普通话的普及标准一般来说主要有两条：一是会说普通话的人是否已占全部人口的大多数，大致要在70%以上；二是教学、传媒、公务和社会公共服务是否普遍使用普通话。据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最近正式发布的信息，现在全国15岁至69岁的人群中，会使用普通话的占53%，因此可以说，普通话在我们国家远没有普及，社会交际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即使是在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语言生活中使用方言还相当普遍。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
三、推广普通话并非消灭方言
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是根据国家、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而确定的。长期以来，国家推广普通话一直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方针和做法，在政策上与实际工作中一再申明，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克服语言障碍，让方言区的人在使用方言的同时掌握普通话，以利社会公共交际。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方言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将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并发挥其作用，为各地人民群众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等情况下可以使用方言。至于个人语言活动中使用方言，属于公民语言权利，不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调整的范围，国家不予干涉。国家对方言的态度十分清楚，并在法律、政策、要求上作了明确规定，给方言的使用与发展保留了相当的空间。
四、正确看待方言的变化及有些方言的萎缩或消亡
当今社会是大改革大发展的社会，是大流动的社会，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必然促使语言及语言生活发生激烈的变化。因此，对于方言兴衰演变以及某些方言濒危乃至逐渐消亡的现象，我们应当客观地、理性地去看待。
方言的变化，这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事实。方言在长期演变中，因为社会发展、事物变化，以及方言自身等因素，有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方言会不断增强其功能与活力，成为强势方言，而有些不适应社会需要的方言会成为弱势方言，甚至还会发生萎缩，乃至濒危、消亡，这是方言进化的客观规律，是古今中外皆然的正常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言的演变、发展或萎缩，主要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兴衰变化的结果，是一个极其缓慢、长久的过程。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其特点与魅力，凡是使用方言母语的人，对自己的方言都有一种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感情，都深深地热爱、迷恋着自己的乡音，所以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历史名句留在诗史。
同普通话相比，方言总体上处于弱势，对于一些弱势方言，国家应多加关注、适当保护，从政策、舆论、措施等各方面，尽可能为方言的存在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更多空间，并尽力延缓濒危方言的消亡，及时记录、妥善保存其珍贵资料，力爭在普通话大力普及的基础上，方言得以永久传承。
《普通话和方言》教学课件 第5篇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组成;了解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能力目标：体会、辨别各地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与普通话的区别。
情感目标：培养对祖国各地语言的认同和热爱。
【教学重点】
1.了解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组成;了解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2.通过各地方言的比较，了解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
【课时安排】：
1 课时
【教学过程】
一、课前准备
要求非陕西籍学生每人从自己的家乡话中准备出 5 个与普通话语音、词语及语法方面不同的语句。
二、课堂活动——七嘴八舌说方言
由同学们一一展示自己的方言，教师板书。目的是提供给学生有关方言的感性认识，认识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提升学习兴趣并引出汉语方言的种类。
教师准备
1、家乡话(河南话)：水流得很毒。
2、陕西话：燎扎咧、好很
三、问题探究
1. 汉语中形成有几大方言?
——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七大方言。
2. 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吗?它与方言有何关系?
——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也是全中国各民族的通用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话也是一种特殊的方言，也就是说，汉语是一个个具体的.方言来体现的;但普通话又不同于方言。它是一种最具影响力和模范作用的权威方言。
3. 课堂辩论“方言，叫我如何对待你?”
——反方：方言代表一种文化，应当留存;正方：方言有碍交流，应该废弃。
四、课堂练习
一、请大家猜猜下面①-⑤句中画线的方言词是什么意思，⑥ - ⑧的方言句子是什么意思，然后分别换成普通话的表达方式。
①经过这一次遇难，世界我都睇淡。(黄谷柳《虾球传》)
②蓑衣箬笠挂在金钩上，夹糖麦饼放在饭镬头。(吴语)
③这就是李玉山的婆姨。(杜鹏程《保卫延安》)
④我家今天来了人客，是我童年时的同学。 ( 闽语、粤语 )
⑤这种人少跟他搭界。(吴语)
⑥拨本书我。(吴语)
⑦ 佢 高过我。(粤语)
⑧你格认得?(昆明话)
二、用你的方言读下面这几组字，看看同一组字或同一组词中加点字的读音(特别是声母)是否相同，并跟这些字或词在普通话里的读音进行比较，总结其中的规律。
①父亲，胡琴;②脑袋，老戴;③黄，王;
④街道，该到;⑤鞋子，孩子;⑥胡，吴;
⑦李姐，理解;⑧轻松，青松;⑨袜，骂;
⑩日头，一头;姿势，知识
【补充练习解析】
一、本题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对普通话和方言的词语差异有更具体的认识。参考答案：①睇，看(“睇”是个古语词，东南方言都比普通话保留了更多的古汉语词);②饭镬，饭锅(“镬”也是古语词);③婆姨，妻子、老婆;④人客，客人(一些方言词和普通话词的差别在于字的排列顺序刚好相反);⑤搭界，搭理、联系;⑥拨本书我，给我本书(吴语、粤语等方言的双宾语句是把表物的宾语放在表人的宾语前面，这和普通话的语序相反);⑦佢高过我，他比我高(粤语的比较句格式比普通话更接近古汉语格式，如古汉语格式说这个意思要说“某人高于某人”);⑧你格认得，你认识不认识? / 你认识吗?(有些方言中使用疑问副词来构造类似于普通话反复问句或简单问句的疑问句形式)。
普通话与方言的联系和影响 第6篇
摘要：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它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方言指地域方言,是指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与影响。
关键词：普通话 方言 联系 影响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国家法定的语言，又是全国通用的语言，它是在北方话和北京话基础上长期形成的，又不断吸收方言成分丰富发展自己，它有比较明确的规范标准，语言规范程度比较高，语言声望最高，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全局性作用。而汉语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为各自地域的居民服务，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记录、保存、传播地域优秀文化；它在普通话之下，受普通话的影响，又吸收普通话成分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又丰富普通话。可以说“普通话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它与方言是相依共存、互补作用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影响又互相丰富，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
1、方言与普通话的联系
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过：“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普通话原来是北方方言中的一支，由于它在历史形成中对全民族影响较大，所以大家规定拿它为基础向全国推广，成为全民族和全国的通用语。称汉语的各种方言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那种“地方普通话”才是普通话的变体分支，而像上海话、广州话等方言与北京话一样，至少都是中古汉语的分支和地方变体。同一族的语言，主要在地理上的渐变出来的分支，通常称之为方言，分到什么程度是不同的语言了，往往是受政治上的分支的制约，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因此从语言学来看，方言和语言没有界限。
中国地域广阔，语言情况复杂，全国使用一种国家通用语在现代社会是大有好处的。世界上也有些国家没有通用语或者有多种通用语，也不能说不好。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正式确定为我国的国语，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另外，在此以前，另一种以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南音系统的通语在近代历史上影响也颇大，而且大部分的白话文文学作品都是淮河以南的江东文人以此种语言语汇写成的。当白话文成为正宗书面语的“五四”以后，国语的语汇是以白话文语汇为基础的，又转而为后来普通话的口语。如果那时有100个像老舍那样的作家写作，而不是事实上的这样数量的江南作家在写作，那么现今的普通话词汇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面貌。尽管1949年建都北京以后，北京话的词语进入普通话机会较多，但是普通话与北京话在语音和词汇上还有明显的差异，由于普通话在开始推行时，其生活词语的基础主要来源于明清小说白话文书面语，并不是直接用的北京方言口语，所以即使是北京人在生活深处细处表达细腻的事物行为感情的时候，也会常常使用北京方言，因为北京话中生活语汇本土且丰富。方言的词语来自生活中活生生的口语，方言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目前，普通话作为一种官方语言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词语，但是由于方言作为绝大多数汉族人的母语（第一语言），生存在群众生活的角落，历史悠久，方言所积累的生活词语，自然要比建立在南方人书写的北方话书面语基础上的普通话词语丰富得多。
比如汉语的基础单音动词，我们曾经把老上海话和苏州话的动词与普通话动词做过对照，结果是方言的动词比普通话的动词要多得多，对动作细分的程度也高。用笔者熟悉的上海方言随手拈来举几个例吧。比如上海话的动词“瀊”，是水转圈子“洄溢”的意思，如说“发大水，阴沟里水瀊出来了”，现今大多年轻人不会说这个词了，只好用“潽（牛奶煮沸才说潽出来）”或 “满”或用普通话“溢”代之，却都不能确切表现原词的意思。又如普通话既表抽象又表具体的动词“挤”，在上海话中说“轧”，但“挤牙膏”这种加力使软物或液体从小洞中挤出，上海话中另有一词，叫“抮（读如‘珍’）”。如果摆动身子碰到人地从人群中擦进擦出，这种比较具体的挤的动作，叫“gang（g读浊音）”，还有一个叫“ga（g读浊音）”，有从缝中挤进挤出的意思，所以说上海话中“挤”有各种“挤”法。又如在上海话中“找零钱”用“找”，“找人找东西”是用“寻”的；“挑担”用“挑”，“选东西”是不用“挑”而用“拣”；“穿马路”用“穿”，“穿衣服”是用“着”；“船靠岸”用“靠（挨近）”，“靠着墙”用“隑gei（g读浊音，音近）”的；“削甘蔗”用“削”，而“椠生梨”用“椠（圆转地轻削，音qi）”；“更换”说“换”，如“换衣裳”，而“对 换”是用“调”的，如“调物事（东西），调位置”；上海话一步一步具体的“走”，称“走”，如“钟勿走了”；比较抽象的“走”，称“跑”，如“侬跑过来看看”（你过来看一下），“外面转一圈”称“跑一趟”，普通话的“跑”原来称“奔”；“携带”、“捎带”称“带”，而“引导”、“带领”是称“领”的。如 “我领你去看看。”„„。
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而恰恰相反，在它普通话益扩大使用场合、在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的同时，主动大量地去吸收各地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的生活会产生和提供大量的生动活泼的词语。如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上海文化处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勇于创新的文化。当年，上海人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一件就在上海话中造一个新名词，众多新词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博物馆、足球、高尔夫球、黄包车、三轮车、雪花膏、橡皮筋、沙发、马达、课程、咖啡、可可、色拉、白兰地、啤酒、卡、麦克风、马达、派对、足球、高尔夫球、加拿大、秘鲁、博物馆、图书馆、幼稚园” 等等，那时上海人见一种车子就很快取一个名词，如“三轮车、黄包车、电车、无轨电车、汽车、出租汽车、卡车、摩托车、自备车”，包括一些上海话中原有的有特色的词语“敲竹杠、出洋相、小儿科、像煞有介事”等，都由那些作家和编辑通过上海出版的书籍、报纸、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
但是后来，由于片面强调了“汉语规范化”，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受到阻碍，大不如前。学生一用有用的方言词语，就被指为“不规范”，这样他们在长大后写文章也只有在原来那些词典上有的普通话词语中用来用去了。
大陆发行量最大的《新英汉词典》主编陆谷孙教授就有现代的国际的眼光，他还出国且关心国外语言问题。最近他在华东师大报告中说：“英语还有个优势呢，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你知道，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四十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二十万左右了不起了，所以它可表达的，用来表达的这个材料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海盗侵入了英伦三岛，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又有从南边，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从Roman Conquest带去的法语，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它的祖宗比较杂，所以生出来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会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
有的人常常以《汉语大词典》中收录了那么多的汉语长期积累下来的词语而自豪，以为汉语是异常丰富的语言，其实《汉语大词典》中一半以上是古代汉语的词语，已经死去，语言与人体一样，不能起死回生。我们要比较的是可用词汇量，《现代汉语词典》上收录的可用词语才65000多条，就算加上大量的专业词汇，加一个倍，13万词语吧。我们的现代汉语可用词语比起英语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除了积极吸收外来词语之外，方言资源的开发和盘活，会提供源源活水，使普通话不会僵化，普通话应该在与方言的互动双赢中，兼收并蓄，顺其自然地向方言吸收大量有用的活词活语（包括大量的有各地特色的口头熟语）来丰富自己。
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曾对笔者转说过陆谷孙教授在复旦还说过：我到美国，看他们好的电视剧，语言很精彩，有近一半词语听不懂，其中大多是他们的方言俚语。
所以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一个要长，一个要消，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相反的，它们是一种互补双赢的关系。我们应该告别那种斗争哲学的年代，应该站在积极的发展语言的立场上，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让方言和普通话和谐共生。
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鄙视害人害己的唱高调。根据国家语委公布的确实统计，我国正在使用语言的现实还是：中国人只有8%的人母语（即第一语言，从母亲那儿获得的语言）是普通话，那么多人说得最流利的是本地话，所以我们需要推广普通话。
普通话与方言，在汉语存在的每个角落，分别担任着不同的使用功用，互补通用。不要打压任何一方，应该让它们在和睦相处中自然发展。所以我们的正确做法是：“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我们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但在一个像上海那样的普通话基本上得到推广的大城市里，为了更多的人性化关怀，更多的人文精神的追求，更宽容的文化环境，提出保护和传承方言的问题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必须尊重方言，尊重母语，一个大都市在任何场合不能禁止百姓使用母语说话，选择自己喜欢说的语言是语言自由人身自由的基础，不要干涉说话自由。当然，语言是起交际作用的，说话者也会注意听众的可接受度而在不同场合选用哪种适合的语言说话。
保护方言的关键是一个坚持让语言顺其自然发展的问题，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一切语言，让方言文化自由开展起来，充分发挥语言的多种语体和功用，形成自然的双言环境，普通话与方言双轨同行。尊重方言，在传媒和文娱演出、电视节目上适当开放方言的空间，真正做到主体性与多样性和谐发展。说到底，语言无非是为了人类沟通，不是制造高精尖产品，怎样方便轻松就怎样说，不要加以限制。语言使用应听其自然，处理语言变化发展事实时，也应尽量顺其自然选择。
会不会到将来，全国语言统一了，世界的语言就一体化了？这个问题应该由算命先生回答。我们只知道，至少从有人类至今，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世界各地都存在方言，所以有没有方言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只有方言差异的大小程度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现在的现实，让语言更好地持续性发展，笔者认为，人类语言文化的本性是多样性，语言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差异将永远存在。
2、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普通话作为共同语，作为经过规范的标准语，对方言起着示范性作用，规定了方言的发展方向，方言的发展要从属于普通话。
第二，普通话有统一的书面语，方言没有统一的书面语，只能采用共同语的书面语，必然要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第三，普通话作为共同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我国当前广播、电视、电影、书刊、报纸等，都是使用普通话。
第四，当前经济大潮中我国各方言间的流动人口很多，为了相互沟通，他们都使用普通话。这样，使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使用人口越来越多，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方言的使用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使用范围将日渐缩小。
由此可见，今后方言的发展向普通话靠拢是必然趋势。
如果你认为方言今后不会进一步向普通话集中靠拢，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方言产生了这么多年，存在了这么多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并没有萎缩，这本身就说明方言还是有市场的。同时，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本身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是地域文化产生发展的源泉，具有非常独特的人文价值。
方言与俗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俗文学产生的基础，民歌、传说、民间故事、地方戏曲、曲艺等是方言性最强的文学样式。方言本身属于地域文化，而方言又是厚重的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地域文化生存的根基，与地域文化具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五花八门的方言存在，也就没有五光十色、五彩缤纷的地方文化，而这些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融合了当地语言使用者的情感的传统文化，又进一步巩固了方言的地位。
一种语言，包括方言，就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方言）的消失，那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这种多元文化的消失，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可见，方言还会保持其独立性，不会受到普通话影响，不会向普通话集中、靠拢，至少，这种集中、靠拢的时间是无法预见的，可能很久很久。
从这个意义上看，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或许会同共同语永远共存下去，随着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方言在今后的作用和使用范围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不会被消灭，因为一种方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这种损失是巨大的，难以衡量其价值。
参考文献：
1、陆谷孙 《新英汉词典》[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版。
2、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8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10第5版。
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编 《汉语方言词汇》[M]；语文出版社；2009.03.13第二版。
5、京华出版社编 《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南》[M]；京华出版社出版；1997.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