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华盖集》杂文集:《咬文嚼字》（精选11篇）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咬文嚼字》 第1篇
伟大的长城〔2〕!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五月十一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参看本书上篇注〔1〕。
〔2〕长城 战，齐、楚、魏、燕、赵、秦等国都筑有长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贵族集团的侵扰，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加以修缮，连贯为一。故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俗称“万里长城”。此后一直到明朝，历代都有兴筑增修，形成今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总长六千多公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之一。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咬文嚼字》 第2篇
“碰壁”之余〔1〕
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2〕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3〕。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4〕。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5〕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6〕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7〕。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8〕：“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9〕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10〕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11〕，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12〕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13〕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14〕，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5〕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16〕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九月十五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
〔2〕“一个女读者” 参看本卷第79页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3〕李仲揆(1889—1971) 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卓越贡献，创立了地质力学。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有一天晚上(按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4〕段祺瑞(1864—1936) 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随袁世凯创建北洋军，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下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发布了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对教员学生大加恫吓：“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先父兄之教”，语出汉代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5〕“久已夫非一日矣” 语出清代梁章巨《制义丛话》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是梁所举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例句。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题记与后记 第3篇
题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1〕。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2〕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3〕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4〕，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5〕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6〕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7〕。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8〕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9〕，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10〕东壁下。
【注解】
〔1〕大方之家 见识广博的人。《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2〕伟大的人物 这里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经说他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脱的途径。后来坐在菩提树下苦思七日，终于悟出了佛理。下文的三世，佛家语，指过去、现在、未来。天眼通，也是佛家语，所谓“六通”(六种广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天人师，佛的称号。
〔3〕“正人君子” 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
他们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竭力为章士钊迫害学生的行为辩护，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当时曾被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称赞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4〕通人 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人。这里是对陈西滢一类人的讽刺。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孤桐杂记》中曾称赞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
〔5〕“党同伐异” 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纠合同伙，攻击异己的意思。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曾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说：“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
〔6〕“公理” 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
〔7〕“以待来年” 语见《孟子·滕文公》。
〔8〕文士们 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他们都曾留学英国，自以为深通英国文学，研究过莎士比亚，并常常以此自炫。如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陈西滢在同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一文中也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9〕《莽原周刊》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参看《可惨与可笑》注〔4〕。该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鲁迅在《两地书·一七》中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10〕绿林书屋 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聚集农民起义，号“绿林兵”;“绿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后来，就以“绿林”或“绿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一九二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曾辱骂鲁迅及其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女师大学生斗争的教员为“土匪”、“学匪”(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和《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作者因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
后记
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还得稍加说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话，是出于ZM君登在《京报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1〕的。其时我正因为回答“青年必读书”，说“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2〕ZM君便发表了我在讲堂上口说的话，大约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给我解围。现在就钞一点在下面——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
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3〕……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4〕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5〕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记得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现在却差远了，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末还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武者君登在《京报副刊》(约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我因此又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过了十天，就“碰壁”;又过了十天，陈源教授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流言”，过了半年，据《晨报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发表的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6〕，则“捏造事实传布流言”的倒是我了。
真是世事白云苍狗〔7〕，不禁感慨系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戏》中说杨荫榆女士“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那地点是错误的，后来知道那时的请客是西长安街的西安饭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们“碰壁”的那天，这才换了地方，“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或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我凭空结撰的了。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庶几“收之桑榆”〔8〕云。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
【注解】
〔1〕ZM的文章题为《鲁迅先生的笑话》，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通讯(复孙伏园)》。
〔2〕参看作者当时所写的《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
〔3〕楚霸王 即项羽。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被刘邦围困于垓下的时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后就败退乌江，自刎而死。
〔4〕吴佩孚(1873—1939) 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他原是清代的秀才，在当时报刊上，常有似通非通的诗作发表，所以这里称之为“名士”。在鲁迅发表这谈话之前不久(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吴佩孚正因在奉直战争中失败，暂时隐居湖北武昌西山的庙中。(据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京报》)
〔5〕齐燮元(1879—1946) 河北宁河人，北洋直系军阀。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他也是秀才出身。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他在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作战失败后，避居日本别府。他在那里对记者说：“不图数载之间，竟将军人生活达到止境，然予一方面犹可为文人，今后将以数年光阴费于著述之上，故特借日本之山水，抒予心气”。(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
〔6〕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 指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所载《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之九：《西滢致志摩》。其中充满对鲁迅的诬蔑。参看《华盖集续编·不是信》。徐志摩(1897—1931)，名章垿，字志摩，浙江海宁人。先后留学欧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晨报副刊》编辑，是新月派诗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有人称他为“诗圣”;徐志摩追随泰戈尔左右，当时也有人称徐为“诗哲”。
〔7〕白云苍狗 唐代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变幻无常的意思。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咬文嚼字》 第4篇
“公理”的把戏〔1〕
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2〕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
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3〕，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复〔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我敢特地声明：并不是全体!——
本极以章杨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之无辜受戮，无端失学，而校务维持会〔5〕之组织，遂愈加严固。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6〕，以歌颂功德。但这一点，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还是贪图分润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为“公理”或“道义”等类的具象的化身?但是，从章氏逃走，女师大复校以后，所谓“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间接地从女子大学在撷英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的席上找到了。
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请吃饭的，去吃饭的，在中国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与我相干，虽然也令我记起杨荫榆也爱在太平湖饭店请人吃饭的旧事。但使我留心的是，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8〕，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从这会又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势浩大，据说是“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云。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9〕，官僚名流，口吻如一，从局外人看来，不过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师大维持会员之一，又是女师大教员，人格所关，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岂但抗议?“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但也无须如此，只要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尽够了。报上和函上有名单：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
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
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10〕，虽然他们那时并没有开什么“公理”会。但他们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职员录》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据的是民国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箝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
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顺天时报》的记者倘竟不知，可谓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乱黑白，那就有挑拨对于北大怀着恶感的人物，将那恶感蔓延于女师大之嫌，居心可谓卑劣。但我们国内战争，尚且常有日本浪人〔11〕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一校女生和几个教员之被诬蔑。我们也只得自责国人之不争气，竟任这样的报纸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
北大教授燕树棠谓女大学生极可佩服，而对于“形同土匪破坏女大的人应以道德上之否认加之”，则竟连所谓女大教务长萧纯锦的自辩女大当日所埋伏者是听差而非流氓的启事〔12〕也没有见，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个“道德”来了。那么，对于形同鬼蜮破坏女师大的人，应以什么上之否认加之呢?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13〕;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14〕，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来连对于自己的姓名也觉得可羞，真是“内愧于心”了?还是将人“投畀豺虎”之后，豫备归过于“某君”，免得自己负责任，受报复呢?虽然报复的事，并为“正人君子”们所反对，但究竟还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为谁的稳当，所以即使为着“道义”，而坦白的态度，也仍为他们所不取罢。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到北京来骗一口饭〔15〕，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16〕的了。这算得什么呢?以人论，我与王桐龄，李顺卿虽曾在西安点首谈话，却并不当作朋侪;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17〕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又何至于会有和他们连席之意?而况于不知什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18〕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新报副刊》。
〔2〕太平湖饭店 应为西安饭店。参看本书《后记》。
〔3〕章士钊复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的爱国运动，引起学生反对，就逃往天津暂避;六月间，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装警察解散女师大。
〔4〕胡敦复 江苏无锡人，美国留学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他在大同大学校长任内。通告中有“许(学生)以奋学救国，决不许以废学出位救国”的话，章士钊对此嘉许说：“此语不图于今日闻之”，并称赞他办的大同大学“成绩为公私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号)。章士钊在解散女师大以后，便叫胡敦复担任女子大学校长。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职。
〔5〕校务维持会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同日，该校教员及学生即行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于十三日被推举为委员。该会在女师大复校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职务。
〔6〕肉麻透顶的呈文 指女师大风潮中及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北京朝阳、民国、中国、华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学联名给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于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诬蔑学生运动，要求根本整顿教育，以消隐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时评”中称颂他们“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长此保持光明严正之态度”。
〔7〕分润金款之利 当时朝阳、民国等五所私立大学曾派代表“谒见”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内阁会议决定另拨三十余万元给这五所大学。金款，参看本卷第159页注〔5〕。
〔8〕“教育界公理维持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组成，旨在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该校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十六日发出《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其中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又说：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咬文嚼字》 第5篇
期中考试监考时读完了《华盖集》，当然有些散篇早些时候也是读过，却不似这般一气读完的酣畅。这些文字都是鲁迅1925年时的杂篇散稿，一年尽头，集结成书，他自己也称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所获得的“乃是自己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爱之乃是“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书前言)。可见《华盖集》记录的不仅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时代风潮的独立意见，更是其被误解受攻讦时(所谓运交华盖也)的内心独白。
新与旧
鲁迅一般被看做革新的斗士，对传统文化颇多指摘。比如在《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主张“少看中国书乃至不看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是教人沉静的，出世的，僵尸一般，而外国书教人出世做事的，那怕“颓唐和厌世”都是活人般的。在《十四年的“读经”》直接讽刺那些主张读经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几个“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的人当然是“糊涂透顶的笨牛”，而大多数人主张“‘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鲁迅反对的不是个人读经(当然他也不推崇)，他反对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推行所谓“读经救国论”，以读经之名行思想专制之实。就像现在所谓“国学热”，一些古籍经典爱好者自发地读经倒也无碍，如果让教愚部一纸通知取消马列课改上国学课，我想毁掉的不单是马克思，又会加一个孔子。
况且，在鲁迅看来，“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而“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十四年的“读经”》)也就是说破旧才能立新，传统只有有益于开拓新世界才能保留，而“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借批长城发破旧图新之旨：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
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长城》)
那么这给长城添新砖的主力是谁呢?就是鲁迅所寄予深切希望的青年。
今天我们如何做青年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
此论深得我心。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中国学生被教导了十几年，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还要听诸多成功人士的指点迷津以期富贵，真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碎话》)
鲁迅引叔本华的那几句话，就是有名的“盲目读书不过是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之论，要引以警醒。
思想启蒙与行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通讯一》)
“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通讯二》)
思想启蒙是长期事业，而且要靠市场，也利用商业的力量，所谓“市侩的手段”也。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
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流产与断种》)
改革要允许试错，因为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带来极乐世界，但是却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这才是让人坐立不安的鲁迅啊。
革命与国民性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通讯一》)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通讯二》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战士和苍蝇》)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真是可以从一大堆历史与现实的事件中找出太多的印证，不过这些也许不单是国民性，而是整个人类的一种本性。
实言之，鲁迅的很多杂文卑之无甚高论，但是从他笔下流出，总有一种让人猛然惊醒默然寻思的力量。这也许就是鲁迅不死的原因所在。
★ 鲁迅杂文集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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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发言稿
鲁迅《而已集》杂文集:《题辞》 第6篇
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意表之外”/鲁迅《而已集》
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但今年发见了，我的骂对于被骂者是大抵有利的。
拿来做广告，显而易见，不消说了。还有：
1，天下以我为可恶者多，所以有一个被我所骂的`人要去运动一个以我为可恶的人，只要摊出我的杂感来，便可以做他们的“兰谱”〔2〕，“相视而笑，莫逆于心”〔3〕了。“咱们一伙儿”。
2，假如有一个人在办一件事，自然是不会好的。但我一开口，他却可以归罪于我了。譬如办学校罢，教员请不到，便说：这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学生闹一点小乱子罢，又是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他倒干干净净。
我又不学耶稣〔4〕，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也许后来还要开开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说过的“主将”之类以外，新的都不再说出他的真姓名，只叫“一个人”，“某学者”，“某教授”，“某君”。这么一来，他利用的时候便至少总得费点力，先须加说明。
你以为“骂”决非好东西罢，于有些人还是有利的。人类究竟是可怕的东西。就是能够咬死人的毒蛇，商人们也会将它浸在酒里，什么“三蛇酒”，“五蛇酒”，去卖钱。
这种办法实在比“交战”厉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写杂感。但再来一回罢，写“不敢写杂感”的杂感。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意表之外”，是引用复古派文人林纾文章中不通的用语。
〔2〕“兰谱”旧时朋友相契，结为兄弟，互换谱帖以为凭证，称为金兰谱，省称兰谱，取《周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意思。
〔3〕“相视而笑”二句，见《庄子·大宗师》，即彼此同心，毫无拂逆的意思。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咬文嚼字》 第7篇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惶》(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翟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咬文嚼字》 第8篇
再谈香港〔1〕
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带着一点行李，但并没有遇见什么事。第二回是单身往来，那情状，已经写过一点了。这回却比前两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2〕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而我是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的。
看看挂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说是一种经历，但我又想，这代价未免太大了，这些行李翻动之后，单是重行整理捆扎，就须大半天;要实验，最好只有一两件。然而已经如此，也就随他如此罢。只是给钱呢，还是听他逐件查验呢?倘查验，我一个人一时怎么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当日无事。第二天午后，茶房匆匆跑来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查关!开箱子去!”
我拿了钥匙，走进统舱，果然看见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打开来!”
“这是对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识的我的话呢。”
自然打开来，于是靠了两个茶房的帮助，打开来了。
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打开来!”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试一试罢。
两块。”我原也肯多给几块的，因为这检查法委实可怕，十箱书收拾妥帖，至少要五点钟。可惜我一元的钞票只有两张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时还不肯献出去。“打开来!”
两个茶房将第二箱抬到舱面上，他如法泡制，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还撕碎了几个厚纸包。一面“查关”，一面磋商，我添到五元，他减到七元，即不肯再减。其时已经开到第五箱，四面围满了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就是终结。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3〕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4〕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
这时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铁签，恶狠狠地刺入一个装着饼类的坛子的封口去。我以为他一听到暗号，就要中止了。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继续工作，挖开封口，将盖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为两片，然后取出一个饼，捏了一捏，掷入坛中，这才也扬长而去了。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咬文嚼字》 第9篇
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辫发)。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念。’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全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那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要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们的杨女士虽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时女人，为国增光，但也有两点“错念”。其一，是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过尾巴(即辫发)的，缠过小脚的，讨过姨太太的，虽现在也在讨。其二，是杨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人的脚，正如留学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平”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兴。
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拙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她们真“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冬华。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咬文嚼字》 第10篇
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这是我去年说过的话，而今年确也还是如此。然而我虽然一无所有，寻求是还在寻求的，正如每个穷光棍，大抵不会忘记银钱一样。
话也还没有说完。今年，我竟发见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说发见，只可以说证实。北京中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2〕么?--Yes〔3〕，就是这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
段执政〔4〕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5〕，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
《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过嘴，而“主将”也将我拉在里面，乱骂一通，〔6〕--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横竖说也被骂，不说也被骂，我就回敬一杯，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还有一问，是：“公理”几块钱一斤?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公理战胜”参看本卷第107页注〔2〕。
〔3〕Yes英语：是，对。
〔4〕段执政指段祺瑞。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下文的“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指一九二六年段祺瑞下令卫兵屠杀爱国学生的三一八惨案。
〔5〕枪炮战胜了投壶指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战胜了军阀孙传芳。参看本卷第363页注〔4〕。
鲁迅《华盖集》杂文集:《咬文嚼字》 第11篇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3〕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4〕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5〕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6〕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2〕《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
〔3〕《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4〕《上海日报》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5〕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