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加尔布雷特范文

罗伯特加尔布雷特范文（精选4篇）

罗伯特加尔布雷特范文 第1篇

《哈姆雷特》阅读练习题（教案）

一．填空题

1．落士比亚的代表作有历史剧《亨利四世》、《理查三世》等，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悲剧有“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

2．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

3．《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作者把这个只是单纯为父复仇的故事，改写成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面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该剧有三条复仇情节的线索交织在一起，以哈姆雷特为父复仇为主线，因而本剧又名《王子复仇记》。在复仇情节之外，剧中写了哈姆雷特和奥菲莉亚之间的不幸爱情；哈姆雷特与霍拉旭之间真诚的友谊及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对哈姆雷特友谊的背叛；御前大臣波洛涅斯一家父子兄妹之间的关系。

4、哈姆雷特提出了一个哲学的基本命题，也是本剧最为大家熟知的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5．哈姆雷特最终与雷欧提斯比剑中毒后，和弑君夺位的野心家克劳狄斯同归于尽，王后则误饮毒酒而死。

二．判断题

1．“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是对男女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肯定。（错）

2．克劳狄斯对王子的疯病充满怀疑,于是派出哈姆雷特曾经的朋友去打探虚实，但哈姆雷特从未当他们是朋友，当面拆穿了他们的谎言。（错）

3．看了《捕鼠机》后，克劳狄斯煞有介事地跪地忏悔，哈姆雷特从他背后经过却犹豫不决，错过了最好的复仇机会，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对）

4．剧本最后写到哈姆雷特潜回王宫，路经墓地时，听见两个掘坟人的对话，从这段对话可以反衬出贵族的道貌岸然。（对）

5．当看到掘坟人扔出一个骷髅, 哈姆雷特想:不论他或她生前是富贵或贫穷,是好人还是坏蛋,死后只好给人们当木头一样抛着玩.说明他已看破红尘,看透了生命的无常。（对）

6．哈姆雷特为父报仇是出于父仇子报的封建观念，而不是出于铲除邪恶，重整乾坤的目的。（错）

三．选择题

1．下列有关《哈姆雷特》的说明，不正确的两项是（）（）

A．《哈姆雷特》讲述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报仇，杀死叔父，并最终在宫廷决战中中毒剑身亡的故事。

B．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故意装疯，疏远了心上人奥菲利亚，后来又误杀了奥菲利亚的哥哥，以致痛苦中的奥菲利亚溺水而亡。

C．《哈姆雷特》全剧共五幕二十场。最后一场全剧达到高潮：哈姆雷特中了剑毒并用毒剑刺中了篡位的叔父，王后也误饮毒酒身亡。

D．哈姆雷特的悲剧不是单纯的复仇悲剧，而是一个被莎士比亚深化了的性格悲剧。而哈姆雷特则是一个处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形象。、下面是对剧本《哈姆雷特》情节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哈姆雷特为报父仇，为了“重整乾坤”，同以克老迪斯为代表的宫廷集团展开一系列斗争。

B、哈姆雷特面对整个封建集团，他势单力薄，孤军奋战，不得已才装疯卖傻，斩断情丝，以免使自己的恋人卷入复仇的旋涡。

C、剧本通过对宫廷腐朽生活的描述，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权和新兴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D、剧本真实的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的矛盾，突出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理想。

9、有关莎士比亚的陈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莎士比亚一生共创作了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

B、莎士比亚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主要作品大都是悲剧。

C、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是《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李尔王》。

D、莎士比亚的悲剧深刻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

10、有关哈姆雷特的形象，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奥菲利娅眼里，哈姆雷特曾经是个高贵而伟大的人，奥菲利娅为他的发疯而深感痛惜和伤心。

B、人的尊严和理性是哈姆雷特的追求，作者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

C、哈姆雷特在探索社会出路时，往往把这种探索转为寻找摆脱个人精神痛苦的途径，因而他的探索总是个体行为，没有取得他人的支持。

D、来自宫廷的过大的压力迫使哈姆雷特放了复仇的愿望，从而变得忧郁厌世，最终发疯。

二、阅读训练：

?

（一）阅读下列段落，然后回答问题：

哈姆莱特上。

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①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②；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③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且慢！美丽的奥菲利娅！——女神，在你的祈祷之中，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

奥菲利娅我的好殿下，您这许多天来贵体安好吗？

哈姆莱特谢谢你，很好，很好，很好。

奥菲利娅殿下，我有几件您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早就想把它们还给您；请您现在收回去吧。

哈姆莱特不，我不要；我从来没有给你什么东西。

奥菲利娅殿下，我记得很清楚您把它们送给了我，那时候您还向我说了许多甜言蜜语，使这些东西格外显得贵重；现在它们的芳香已经消散，请您拿回去吧，因为在有骨气的人看来，送礼的人要是变了心，礼物虽贵，也会失去了价值。拿去吧，殿下。

11、对①处“生存还是毁灭”中的“生存”的含义理解不正确的是：（）

A、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

B、甘于久困于患难之中。

C、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

D、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

12、②处的“这个缘故”指的是：（）

A、要是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自己的一生，那么谁都不愿意忍受人世无涯的苦难。

B、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

C、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

D、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

13、③处的“所不知道的痛苦”指的是：（）

A、在烦劳的生命的压力下呻吟流汗。

B、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

C、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D、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

14、对这段独白所体现的哈姆雷特的性格形象，分析不正确的是：（）

A、这段独白揭示了哈姆雷特忧郁厌世、软弱迟疑、优柔寡断的个性。

B、造成哈姆雷特软弱迟疑性格的原因是：一方面，克劳迪斯为代表的整个封建统治集团势力非常强大，哈姆雷特想“重整乾坤”面临着重重困难；另一方面，哈姆雷特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常把探询社会出路转变成摆脱个人的精神痛苦，体现了他身上的局限性。

C、哈姆雷特想“重整乾坤”，但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他预感到自己无法胜任历史的使命，因而精神上变得极端痛苦。

D、哈姆雷特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热衷于空想，对从事社会实践则不太感兴趣。

15、奥菲利娅来此和哈姆雷特见面的原因是：（）

A、受克劳迪斯等人的欺骗，来此探听哈姆雷特是不是真疯。

B、奥菲利娅自己也很想知道，哈姆雷特病成什么样子了。

C、因为哈姆雷特疯了，奥菲利娅来和他解除恋爱关系。

D、想利用自己在哈姆雷特心中的特殊地位帮他恢复原状。

（二）阅读下列这段文学评论，然后回答问题：

如果说古希腊悲剧可以称作是一个把身居高位的人引向死亡的异乎寻常的灾难的故事，那么整个莎士比亚剧作中，人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灾祸是不可避免地来自人们自己的行动，而这行动的起因则是由他自己性格决定的，所以有人说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而《哈姆雷特》就是性格悲剧的典型代表。哈姆雷特作为剧中的悲剧主人公，其性格是相当复杂的。这性格的突出表现就是他有着很强的自主意识。他的犹豫，他的忧郁，他那穿透力极强的想象力，我们都可以活生生的感受到他的独特。世界上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但一百个人眼中却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不正说明他鲜活复杂的个性吗？在世人的眼里，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①自己却认为：“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规定的丧服、难以吐出来的叹气、象滚滚江流一样的眼睛、悲苦沮丧的脸色，以及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的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实的情绪„„可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姆雷特性格的多重性和矛盾性，使他具有了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而这推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悲剧的诞生。

强烈的个体主体自主意识推动西方悲剧主人公追求较高层次的境界或是维护自己心目中和谐的伦理理想②。哈姆雷特起先是个乐观的王子，对世界和人类的美好希望，对朋友和下属的平和仁爱，对事物的敏感和寻思，他曾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在智慧上多么象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父亲没死的时候，一切事物在他眼里都是那么的美好。可是父亲的突然去世和母亲的迅速再嫁，而且嫁给一个杀父仇人，他心目中的人伦理想破灭了。“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我们一块儿去吧。”一个快乐王子最终成了忧郁的复仇王子。他该如何行事？他犹豫，动摇并驻足于无尽头的思考，此时似乎表现得意志薄弱。他骂自己：“我真是个蠢材！我的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我这做儿子的却象个一个下流女子似的，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来，在我已经是了不的了！”他的个性不允许他这样犹豫下去，别林斯基说：“哈姆雷特本性是坚强的。他那辛辣的讽刺，刹那间的忿怒，他和父母谈话时的狂暴的语言，他对叔父的傲慢、鄙视、和毫不隐讳的憎恨──这一切都证明了他的精力和博大的心灵。”哈姆雷特最后知道了永远活在犹豫怀疑之中是不可能的，“生存还是毁灭”必须择其一。是苟活在这混乱象监狱一样的世上，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他犹豫过，徘徊过，但最后他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了他所钟爱的美妙理想。

（节选自《悲剧之现：张扬或内敛——<哈姆雷特>和〈窦娥冤〉中的悲剧精神比较》作者萧云疆）

??、①处所引用的这句话，在原作中是谁说的：（?）

A、克劳迪斯B、奥菲利娅

C、波洛涅斯D、乔特鲁德

17、作者认为哈姆雷特是性格悲剧的典型，原因是（多项选择）：（）

?、哈姆雷特性格是相当复杂的，突出表现就是他有着很强的自主意识。

B、哈姆雷特总是追求较高层次的境界或是维护自己心目中和谐的伦理理想。

C、可是父亲的突然去世和母亲的迅速再嫁，而且嫁给一个杀父仇人，哈姆雷特心目中的人伦理想破灭了，一个快乐王子最终成了忧郁的复仇王子。

D、哈姆雷特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复仇的使命，杀死了杀父仇人。

18、②处哈姆雷特“追求较高层次的境界，维护自己心目中和谐的伦理理想”体现在？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请划分下面这句话的句子成分：

他那辛辣的讽刺，刹那间的忿怒，他和父母谈话时的狂暴的语言，他对叔父的 傲慢、鄙视、和毫不隐讳的憎恨──这一切都证明了他的精力和博大的心灵。

20、对这段文字内容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A、这段文字分析了哈姆雷特性格中的种种矛盾冲突，指出他是“性格悲剧的典型代表”。

B、这段文字分析了哈姆雷特的性格发展的历史，指出他最终“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了他所钟爱的美妙理想”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

C、这段文字分析了以哈姆雷特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的忧郁厌世、软弱迟疑个性的生成原因。

D、这段文字着重分析了哈姆雷特这一艺术形象的魅力，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但一百个人眼中却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罗伯特加尔布雷特范文 第2篇

加尔布雷斯假说( Galbraith,1952) 被认为是政府规制与竞争政策之外,对付垄断势力的第三种方法,即通过一种垄断势力来中和另外一种垄断势力,该假说将这种能够中和另一种垄断的势力称为 “抗衡势力”,认为大型零售商 “是单个消费者的代理人”,大型零售商的抗衡势力可以实现成本节约,并将成本节约所带来的利润空间转移给消费者。由于该假说并未对大型零售商在何种动力之下,以何种方式将成本节约转移给消费者作出系统论述,使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而被搁置。 自我国逐步放松外资零售业准入限制以来,外资零售商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带动了零售业连锁化与规模化经营,零售业市场集中度与区域市场集中度均呈上升趋势; 与此同时,零售商与供应商纵向约束力实现对调,零售商、尤其是大型零售商买方势力逐步形成,让被搁置已久的加尔布雷斯假说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议题。

国内诸多学者的研究均对加尔布雷斯假说 “抗衡势力提升消费者剩余”的观点给予了肯定, 并对加尔布雷斯假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吴绪亮( 2005) 、汪浩( 2006) 、张赞( 2007) 、杨丽、周红云等( 2012) ,分别从理论上证明了加尔布雷斯假说在一定条件下成立,认为在零售层面存在竞争的情况下,零售商抗衡力量将促使商品最终销售价格降低,社会福利将得到整体提升,进而得出零售商适度集中对社会有利的结论。陈甬军、胡德宝( 2008) 认为抗衡势力确实能够降低零售价格,但与加尔布雷斯假说不同,这种价格降低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主导零售商通过买方势力与供应商讨价还价而降低要价,供应商考虑到边缘零售商的接受能力而不会要高价,从而形成终端消费市场的低价。多布森( 2000) 的研究表明零售商居于主导地位时,会将通道费、与生产者签订排他性协议、转售价格维持、对关键投入品掠夺性购买等纵向约束强加给生产商。马龙龙、裴艳丽( 2003) 、吴清萍、忻红( 2008) 、赵玻、陈阿兴( 2009) ,分别从大型零售商买方势力对上下游市场竞争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零售商买方势力会破坏市场良性竞争,并带来消费者福利损失。

由于加尔布雷斯假说所阐述的 “抗衡势力提升消费者剩余”的观点,与业界对 “大型零售商凭借买方势力破坏公平竞争”的诟病构成了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对这一矛盾进行深度思辨必须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加尔布雷斯假说是否成立,零售业市场集中是否有助于消费者福利的增加; 其二,加尔布雷斯假说所推崇的零售业市场势力是否会损害市场竞争。对这两个问题的系统回答,不仅有助于加尔布雷斯假说科学性的确立, 而且有助于对零售商买方势力规制合理性的认识。

二、零售业加尔布雷斯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

零售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只形成大型零售商对上游供应商的相对市场势力。对下游消费者而言,由于零售商只在区域市场提供高度同质化的商品,大型零售商并不具有卖方势力。由此可以设计这样一个市场结构:一个上游供应商S为n个下游零售商Ri(i=1,2,3……n)提供同种商品和服务,零售商Ri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区域市场i。其中,Rl作为主导零售商占据份额最大的区域市场l,边缘零售商Rx(x=1,2,3……n,且x≠l)分别占据份额相对较小的区域市场x;主导零售商Rl对供应商S具有买方势力,边缘零售商Rx对供应商S不具有买方势力。因此,可以假设:

1.不同的区域封闭市场消费需求函数为:Qi=αi-βiPi;总需求函数为:Q=α-βP。其中,Pi、Qi为封闭区域市场i的商品售价与消费需求量,P、Q为所有市场总体的均衡价格与消费需求量,αi、βi、α、β均为常数。

2. 由于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的距离产生出相应的交易费用,进而形成零售商对消费者的差异。

3.面对高度同质化的产品与服务,消费者基于商品售价与交易费用进行零售商选择,商品售价与交易费用共同决定了不同零售商的区域市场边界,区域市场边界随市场间价格波动而变化。当零售商Ri降低零售价时,除市场i中的消费者增加消费需求外,相邻区域市场部分消费者也将向零售商Ri转移;当零售商Ri提高零售价时,除市场i中的消费者降低消费需求外,零售商Ri还将面临部分消费者的流失,区域市场将萎缩。因此,Ri面对的需求价格弹性 。

4.主导零售商Rl与边缘零售商Rx对市场零售价的影响力不同,主导零售商Rl调整零售价会对各边缘零售商Rx产生影响,边缘零售商Rx调整零售商仅影响少数相邻市场中的边缘零售商。因此,主导零售商Rl实际面对的市场需求价格弹性总是大于边缘零售商Rx,即fl>fx。

5.假设供应商S固定成本为C0,可变成本为C1,单位固定成本为c0;零售商的固定成本分别为C10、C2 0…Cn 0,零售商Ri的单位固定成本为ci,零售商可变成本为商品采购价。

6.供应商S对边缘零售商Rx单位商品售价为w,对主导零售商Rl的售价为w-s,s反映了主导零售商Rl对供应商S的市场势力。所以,

三、关于加尔布雷斯假说与消费者剩余的思辨

加尔布雷斯假说重点突出了零售商买方势力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基于上述模型对零售商不具备买方势力与具备买方势力两种情形下的消费者剩余进行分析如下:

1.零售商Rl不具备买方势力情形下的消费者剩余。假设零售商市场势力是对称的,Rl作为众多边缘零售商之一,不具有对供应商S的买方势力,即s=0。零售商Ri的收益πi=(Pi-w)Qi-C0i=riQi,则零售商Ri销售单位商品的平均收益ri=Pi-w-c0i;供应商S的收益πs=(w-C1)Q-C0=rsQ,则供应商S销售单位商品的平均收益rs=w-C1-c0;消费者剩余 。

首先,对供应商S而言,当 时,降低单位商品供应收益rs将带来其整体收益的扩大,在单位商品可变成本C1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供应商S将选择积极降低供货价w以提升收益,直至 时,供应商S实现其收益最大化。此时达到供应商S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单位商品销售收益rs*与最大供应量Q*,从而供应商单位商品平均固定成本达到最低水平c0*,供货价降至最低水平w*=C1+c0*+rs*。

其次,对于所有零售商Ri而言,当 ;且价格越高时, 值越大,fi越大。当fi>1时,零售商降低售价除带来销售额的扩张,还将带来其市场规模的扩大。因此,在保证其利润增长的前提下,零售商均倾向于主动降低售价。相邻零售商为保全其市场,将不得不跟进降价行为。随着零售商主动降价与被动跟进,最终市场零售价会逐步降低。

当 时,零售商具有降价以提升收益的动力。同时,w越小,零售商的降价空间越大。因此,零售商Ri总是期望获得更低的商品采购价格,并通过降价来获得更高的收益,直至 时,零售商Ri实现其收益最大化。此时,若继续降低商品售价Pi,零售商的利润将降低。由于零售商之间对降价行为的相互跟进,最终零售市场将降至均衡价格P*=w*+ci'+ri*的水平(其中,P*为零售市场的均衡价格,ci'为零售市场销售单位商品的平均固定成本,ri*为零售市场达到均衡售价时销售单位商品的平均收益),以使得零售商与供应商均达到利益最大化。因此,零售商Rl不具备买方势力情形下,零售商与供应商均实现利益最大化时零售市场价格将趋于均衡,均衡价格P*=C1+c0*+rs*+ci'+ri*。此时消费者剩余 。

2.零售商Rl具备买方势力情形下的消费者剩余。为契合加尔布雷斯假说关于垄断势力的描述,假设零售市场中仅有1家具有买方势力的零售商Rl,则s>0。零售商Rl收益πl=(P-w+s)Q-C0l=rlQ;其中,rl=P-w+s-c0l;供应商S收益πs=(w-s-C1)Q-C0=rsQ;其中,rs=w-s-C1-c0;消费者剩余 。

如前所述,当 时,零售商Rl降低售价是有利可图的,为扩大其降价空间与降价收益,零售商Rl将凭借其买方势力要求供应商给予更高的商品价格优惠s,即降低(w-s)至(w*-s)的水平。随着零售商Rl售价的降低, 将逐步趋近于1。当 时,零售商Rl收益实现最大化,此时P*=(w*-s)+rl*+c0 l*,达到零售商Rl愿意接受的最低单位商品销售收益rl*。

对供应商S而言,当 时,供应商S降低供货价是有利可图的,供应商S会接受零售商Rl的要求降低(w-s)至(w*-s)。随着供应商S供货价的降低, 逐步趋近于1。当 时,供应商S实现其收益最大化,继续降价无利可图且面临收益损失,供应商将拒绝继续降价。因此,供应商S会接受零售商Rl的要求降低(w-s)直至供应商实现收益最大化,即实际供货价w*=C1+c0*+s+rs*,从而(w*-s)=C1+c0*+rs*。因此,零售商Rl具备买方势力情形下,供应商与零售商均实现收益最大化时,零售市场价格也将趋于均衡,零售市场均衡价格P*=C1+c0*+rs*+rl*+c0l*,消费者剩余 。

对两种情形下消费者剩余的分析表明:供应商与零售商均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降价选择,供应商对零售商供货价格的让渡是以提升收益为目的的;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存在并不会带来消费者剩余的扩大,零售商市场势力s对商品最终均衡售价并不带来直接影响;两种情形下消费者剩余的差异仅来自于零售商层面平均固定成本的差异,如c0l*

四、关于加尔布雷斯假说与零售业竞争的思辨

加尔布雷斯假说主要阐述了零售商买方势力存在将带来消费者福利的论点,并未对零售商竞争进行描述。当零售商买方势力存在时,主导零售商Rl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可对供应商行使市场势力s 。在与主导零售商的竞争过程中,边缘零售商销售的商品是无差异的,但提供的服务却可以同质化或差异化。

1. 同质化竞争格局下零售商Rl买方势力对零售业竞争的影响。在同质化竞争格局下,主导零售商Rl与边缘零售商Rx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对消费者而言是无差异的,消费者基于价格与交易成本对零售商进行选择。由于主导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存在(即s>0),则零售商Rl收益πl=(Pl-w+s)Ql-C0l=rlQl;其中,rl=Pl-w+s-c0l;零售商Rx收益πx=(Px-w)Qx-C0x=rxQx;其中,rx=Px-w-c0x。

如前所述,由于fl>fx,主导零售商的降价行为将带来更大程度的销售量的增加。当Pl=Px,s的存在使得rl>rx,从而 。因此,当 时,主导零售商Rl具有更大的降价动力与降价空间,而边缘零售商Rx为保全其市场份额将不得不跟随主导零售商Rl降价。

由于 ,随着商品零售价Pi的降低,ri与 将不断下降,且 将先于 降至1。当 ,而 时,主导零售商Rl将继续其降价行为,边缘零售商Rx将面临收益损失:跟进降价,能够保全其市场份额,但降价导致收益下降;不跟进降价,则市场份额将被侵占,市场份额下降也将导致收益下降。

若收益降低至边缘零售商Rx所能接受的最低收益水平,且仍有 时,边缘零售商将无法继续抵御主导零售商Rl的降价行为而退出市场。为实现对市场的垄断而获得长期的垄断利润,即使在 时,主导零售商Rl仍有降价以驱逐边缘零售商Rx的动机。因此,当边缘零售商Rx与主导零售商Rl同质化竞争时,主导零售商Rl凭借其市场势力s可导致边缘零售商收益与市场份额的下降,甚至可能将边缘零售商逐出市场,市场竞争将被弱化。

2.差异化竞争格局下零售商Rl买方势力对零售业竞争的影响。在差异化竞争格局下,边缘零售商Rx为消费者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消费者基于价格、交易成本与差异化的服务对零售商进行选择。一方面,主导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存在,即s>0;另一方面边缘零售商Rx提供差异化服务,其单位商品销售成本将增加λ,则零售商Rl收益πl=(Pl-w+s)Ql-C0l=rlQl;其中,rl=Pl-w+s-c0l;零售商Rx收益πx=(Px-w-λ)Qx-C0x=rxQx;其中,rx=Px-w-c0x-λ。

边缘零售商Rx提供的差异化服务将提升fx,降低fl,从而形成边缘零售商Rx对主导零售商Rl以降价侵占其市场份额的抵抗力。当 时,边缘零售商Rx与主导零售商Rl均将降低零售价以提升其收益水平。二者之间的降价影响仍需要基于 的关系进行判断:

若 ,主导零售商Rl率先达到 ,此时边缘零售商Rx降低售价不仅有利于自身收益的扩张,而且会带来主导零售商Rl收益的下降或市场份额的损失,市场竞争将会加剧。

若 ,边缘零售商Rx将率先达到 ,此时主导零售商Rl降低零售价不仅有利于自身收益的扩张,而且会带来边缘零售商Rx收益的下降或市场份额的损失,市场竞争将会弱化。可见,在同质化竞争格局下,主导零售商可凭借其市场势力形成对边缘零售商利益与市场份额的侵占,从而弱化市场竞争;而边缘零售商的差异化服务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主导零售商对边缘零售商的市场驱逐,零售服务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将有效提升零售业竞争,优化零售业市场结构。

五、对我国零售业发展的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加尔布雷斯假说并不成立,零售业买方势力并不能促进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只有具备规模经济效应的零售业集中才能带来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在同质化竞争格局下,主导零售商市场势力的存在将对边缘零售商形成市场驱逐,不利于零售业市场竞争。我国当前零售业呈少数大型零售商与大量小型零售商并存的二元级差结构,而大型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存在将继续加大这一级差: 一方面, 以外资零售商为主导的大型零售商凭借买方势力获取通道费等额外收益,以支撑其大规模扩张与连锁化经营,但最终表现为严重的规模不经济; 另一方面,作为我国本土零售商核心力量的小型零售商, 与大型零售商服务同质化程度较高,小型零售商在大型零售商买方势力存在的情况下面临市场驱逐, 我国零售业将逐步向弱化市场竞争、扭曲市场格局的方向发展。要扭转我国零售业的发展格局,除了对当前大型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进行合理监管,积极引导以规模经济为目标的零售业集中之外,以零售服务的差异化、多元化促进市场竞争等都将有利于优化我国零售业的市场竞争格局。

第一,着力引导大型零售商实现规模经济。大型零售商主导着我国零售业的发展方向,具有突出的示范效应与带动效应。在优化市场竞争格局的发展要求下,大型零售商需要转变其盈利方式, 从凭借市场势力获取通道费等为主向获取规模经济转变,切实成为引导我国零售业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一是依托资本集中带动规模扩张,我国本土大型零售商需要由自我成长向资本杠杆转变, 应积极引导以优势大型零售企业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通过兼并、收购、股份制改革等方式,组建大型零售企业集团,实现资本的快速集中与规模的迅速扩张。二是整合内部资源,通过商品经营品类、业态及网点的调整与优化,避免商业网点的重复布局; 坚持以有利于企业经营管理提升的原则整合内部人力资源,完善公司管理制度与流程体系,形成高效的决策与监督机制。

罗伯特加尔布雷特范文 第3篇

其实，圈里的人心里都清楚，如果瑞典皇家学会把经济学奖颁给加尔布雷斯，那么，对诺奖与老加来说，都将是一种嘲讽。说白了，老加从来就没有削尖脑袋一门心思做象牙塔里死磕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也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即使是为学术，他也是为了政治经济的实践活动而锻造理论工具。他一只眼睛紧盯着自己所分析理论问题的现实价值，而另一只眼睛则注视着局促不安的读者。对此，瑟罗（Lester Thurow）对老加的评价可谓是一语中的：

“他置身于经济思想主流之外，却驻足于经济事件主流之中。”

或许，只有等你了解了老加个人的人生志趣，你才会真的读懂他在《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一书中到底要说什么。

那么，“抗衡力量”到底是什么呢？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对垄断企业进行限制的力量来自于同类企业的竞争，而上游企业以及下游消费者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然而，老加却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命题。

第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少数垄断大企业，它们之间的市场竞争根本就不能制约它们自身的市场影响力。在老加眼里，现代经济是一个由市场系统和计划系统组成的二元系统。第一个系统是由竞争性公司和小型垄断企业组成的市场系统。他们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但对价格和成本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影响消费者和政府。这正是主流经济学津津乐道的分析主体，而老加却认为这个市场系统在实际上处于现代经济的边缘，现代经济真正的主体是由大型垄断企业组成的计划系统。它们能够运用权力工具，操纵价格，影响消费者、社会甚至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系统中企业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不同，他们能够主动地创造外部环境，因此，常规智慧强调的市场竞争机制根本就不能制约这些“掌握经济权力的恶魔”。在老加看来，只有政府与社会本身才能对这些“邪恶力量”的经济垄断予以制约。

第二，能对垄断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构成有效制约的主体，应该是上游的供应商或下游的消费者。如果他们能够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就能对垄断大企业构成真正有效的制约，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抗衡力量。

在上个世纪中叶，这个概念真地震撼了美国整个主流经济学界，它也为当时美国二战后蓬勃发展的劳工和工会运动提供了合理性的论证。其政策启示再明显也不过了：与其依靠缺乏效率的政府直接干预来抑制大公司在市场上的垄断权力，还不如借助于上游供应商以及下游消费者来形成有组织的抗衡力量。具体来看，供应商或经销商组成的联合体、劳工组成的工会、农民组成的合作社，都是对垄断企业构成制约作用的有效抗衡力量。

接下来我们自然会问，抗衡力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对于这一点，作为经济学家的老加并没有讲清楚，也没法讲清楚。他只是很笼统地讲抗衡力量的形成“非常困难”，“培养抗衡力量需要最起码的机遇与能力”。他甚至还认为“抗衡力量的发展是没有规律的”，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政府应该在培育不同市场中的抗衡力量中发挥“主要职能”。

整个论述逻辑如果是清晰连贯的话，应该是从同行业自由竞争无法制约垄断开始，一直到上、下游相关利益集团有组织地形成抗衡力量，再到国家在抗衡力量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老加的论述仅仅是把抗衡力量制约垄断的机制给抖了出来，而他显然在最后两个关键环节上“掉了链子”，语焉不详。

首先，对于抗衡力量的形成机制，我们禁不住要追问：为什么一些领域的抗衡力量比另外一些领域的抗衡力量更容易成形呢？同样也是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则更加明确地解决了这个政治经济问题：根据他的理论，抗衡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体要能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必须获得很强的选择性激励，也就是要能够根据成员的贡献来提供相应的报酬来作为激励。相对而言，利益集中和规模较小的群体更容易获得选择激励，也就更容易统一地集体行动。例如，垄断生产者就容易根据其产业组成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他们的目标明确，群体数量小；而消费者与劳工则相对人数众多，而且利益目标很难统一，所以很难产生有效的集体行动。

其次，抗衡力量与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一谈到国家或政府，老加就犯了经济学家最爱犯的毛病——他们从来不研究政府，却建议政府“干这干那”，他们也从来不考虑政府是否有自己的意愿，以及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到底如何。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理论里，政府从来都是一个黑箱，然而，经济学家却从自己不完善的理论出发，对这个黑箱里的魔鬼提出了过多的要求。遗憾得是，这些政策建议大都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幻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本身就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政府的实际政策从来都不是专家们坐在家里搞政策建议时给“建议”出来的技术性选择，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斗争”出来的政治性结果。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老加是一个异类，他并不迷信主流经济学努力编织的自由竞争神话。制约垄断企业的主要力量，是抗衡力量而不是自由竞争——能走到这一步，他已经将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坛坛罐罐砸了个粉碎。难怪1968年的《时代》杂志要封他一个“全能批判家”的称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经济学“叛徒”的颠覆性创见，却往往只是政治学那儿的基本常识——平等交换与权力强制是人类集体生活两个紧密相连的永恒主题！

更进一步看，经济学之所以无法对抗衡力量等政治经济现象给出有效的因果解释，正是因为经济学在理论上就根本排斥政治变量，政治行为者永远是在经济学的模型之外。说到底，抗衡力量如何得以成形，国家在抗衡力量形成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政治”，需要对社会中利益集团的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分析。老加自己虽然一手玩政治，一手玩经济学，两边玩得不亦乐乎，但只要他还坚持经济学研究对象对政治现象的排斥，那他就永远无法把抗衡力量的运作规律搞清楚，也永远无法把抗衡力量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给抖落清楚。

尽管存在这些理论上的不足，但老加的洞见仍然跨越时空，对我们理解今天的现实提供了勇气。“人们最容易赞成自己最能理解的东西，”因此，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因为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受到重视的观念”，就是常规智慧！——政府在市场中只用保护产权就够了，中国利用比较优势就能发展扩张企业内生能力，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自动技术升级，工会保护劳工会让中国产业失去世界竞争力，自由市场会自动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当然了，被这些“智慧”洗脑无疑是最轻松愉快的事情：哇塞，世界多么简单呀！

相对于常规智慧的说教而言，现实总是复杂的——金融海啸来了，很多人一看到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大力干预，就惊呼“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了。要是老加还活着，他才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在他的理论里，政府与垄断企业的合谋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本来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实质，所谓的“十天改写资本主义”只是改写了主流经济学神话泡影里的自由市场“图景”。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被常规智慧彻底洗脑而且一点历史感都没有的人，才会惊慌失措、大呼小叫。

其实，如今的金融危机也与美国国内抗衡力量失效不无关系。大企业，尤其是大的金融寡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影响力，其产业链里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与之抗衡。而里根以来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又进一步放松了对这些金融企业的管制。Q条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一个个监管法规陆续被突破和放弃，使得华尔街的“邪恶力量”不断地提高金融风险、攫取垄断利润……老加的咒语正在一一兑现。

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中国国内的垄断企业。这似乎又是另一幅迥异的场景：作为一个“后后发展”的转型国家，中国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国际竞争环境之中，因此利用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来将企业“做大做强”，一直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首要目标。遗憾得是，这种发展战略的直接牺牲品是这些国家重点支持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最后所有企业又间接地将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我们的想象力已经异常丰富，但我们还是难以想象缺乏制约的垄断权力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大概也就是老加为何要把不受节制的垄断企业称为“掌握经济权力的恶魔”。抛开无用的道德谴责不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垄断企业、消费者，这些行为者之间的博弈关系还需要我们奋力打破常规智慧，做出加尔布雷斯式具有穿透力的政治经济分析。

从2006年4月29日到现在，这个老头已经过世两年多了，可他似乎还活在很多人心里。与他批评美国社会是一个“没心肝的社会”不同，人们大概总觉得言辞尖锐的他反倒是最有心肝的，委实让人挂念。生活在主流经济学家编织的神话大网兜之下，是这个在南安大略农场长大的孩子战斗一生的经历，而他的洞见及其批判精神，则是戳穿这些神话的利器。如果以后的经济学仍然像今天这样，我们就可以预言，今后的人们还会继续阅读加尔布雷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会把他变为一个完全过时的作家，他的著作只是为了满足学科史的好奇心才被搬出来展示一下。不过，显然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到达那里。

作为冷战批判者的加尔布雷斯 第4篇

二战后，美国国内迅速形成广泛的冷战共识。在反共主义信念和巨大的危机感之下，美国背离了它一向自我标榜的“反军国主义”及和平主义的历史传统，开发出一种美国式的军国主义和尚武精神，以极为宽泛的方式界定“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不惜高昂代价整军备武，放弃传统的对以军事手段处理国际问题的戒惧态度，愿意甚至乐于在海外出兵用武。精英阶层和平民大众都对各种冷战教条不假质疑，冷战共识成为一种强固板结的意识形态。

“国家安全权势集团”中充斥着所谓“冷战斗士”。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对手只尊重武力，相信国际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任何国家的共产党活动(乃至于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全球性的颠覆资本主义的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他们把二战前英法两国对希特勒妥协绥靖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历史放大投射到对战后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上，惯于援用“慕尼黑教训”来说明坚决强硬的“遏制”的必要性。反共和尚武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制度文化”的底色，成为外交军事集团利益的保障。曾任肯尼迪总统顾问的小亚瑟·施莱辛格曾回顾说：“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官僚机构的既得利益都维系于这样一种理论，即苏联的属性是军事扩张主义。冷战给这些机构及其掌管者带来权力、金钱、荣誉和公共影响力。在官僚机构的天然法则作用下，他们的成败荣辱越来越多地系干冲突而非和平。在政府之外，军火商、政客、教授、媒体人、教士和煽动家的利禄功名也都在冷战中有所寄托。”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学院学者介入外交和国防事务蔚然成风。这些教授大都乐干充当“冷战斗士”，他们构成一个新的政治精英品类。在这里，讲究“深度思维”的学者们并不追究拷问冷战信念中的关键假设，也鲜见有人反思质疑美国冷战的目标、战略和手段的正当性。他们往往还有一个特点，即大都有以各种方式参加二战的经验，而在这种经验以及相伴随的自豪感之下，书生们会生发出对军人和武力的偏好和崇奉。比如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就曾在二战中从事战略轰炸目标选择的工作，在越战中他相信美国的空中轰炸不仅能够击败越共，而且能“将越南炸进(现代化的)未来”。

但在从政的文人中也有反例，这就是作为冷战批判者的加尔布雷斯。

肯尼迪政府里“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战后美国的恐共反共气氛中，加氏从来没有感染以对外来威胁的过度恐惧和肆意夸张为主要症候的冷战妄想症，也从来没有丧失对国际正义的崇奉和追求，没有将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与和平诉求淹没于美国政府内外的冷战喧嚣之中。50年代他在民主党内就总是抵制强硬的冷战主张，经常与艾奇逊和保罗·尼采之类的“冷战斗士”大唱反调，主张采取缓和政策。他在给肯尼迪提出的竞选纲领议题中，头一项就是缓和东西方对抗，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当然难以被接受。他反对“用我们堆积起来的武力，用我们毁灭他人的能力来衡量外交政策的成功”，反对“把我们的外交政策看成是推广美国式自由企业的十字军东征”。肯尼迪有名言道：“真理的强大敌人往往不是谎言——精心编造的、虚伪造作的和居心不良的谎言，而是神话——流播久远的、貌似合理的和无视现实的神话。”加氏正致力于在对外政策领域里破除冷战神话，电总有先见之明和警世之言。

1961年加氏赴印度担任大使，将更多的关注及其风格独特的批判转向外交政策方面，范围远远超过大使职事。他极力绕开国务院的正式渠道直接“上达天听”(他说通过官僚程序和总统通信好像“隔着毛毯做爱”)，为此“把信写得足够有趣或者足够粗俗，以确保总统能有兴趣去读它们”。

肯尼迪就任伊始便在猪湾事件上遭遇惨重失败。加氏反对肯尼迪在事件中的决策，不过他认为猪湾是“面对老官僚机构与之抗争”的一个年轻总统所犯的错误，而且对肯尼迪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最重要的是不能信任官僚机构中的冷战斗土——深感满意。在其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看到肯尼迪坚决地抵制了政府里的“军人们以及那些比军人更尚武好战的文官们”采取强硬手段的建议，对此甚感欣慰。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他自始至终反对把事件的性质判定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阴谋，有力地抵制着来自美国和印度两方面借机使印度加入西方反共阵营的企图，并利用自己对尼赫鲁的影响力敦促他接受停火。1972年加氏访华时曾因此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赞扬。

对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以及促动这种干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加尔布雷斯自始就深不以为然。他很早就关注越南事态并形成自己的判断，在1961年就多次就此致信肯尼迪。在信中他警告：“千万不可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把在这些纷扰的土地上的所得和所失想象得过于重要”；他还指出“……吴庭艳背离其人民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这是我们的老毛病”。他讥讽病态冷战心理的一个主要成分，即出于害怕“丢失”本来就不属于美国的地盘而不恰当地投入美国的军事力量。

1961年11月加氏返回华盛顿，得知“泰勒－罗斯托报告”(这个后来很著名的政策建议实际上是将美国军队正式投入越南的开端)新近出笼，便跑到他的老朋友罗斯托的办公室去索要他本无权调阅的报告文本，并在罗斯托不情愿的情况下以几近“窃取”的方式得到报告，阅后立即求见肯尼迪提出“抗议”。他在返回印度途中在西贡停留考察，向总统提交了一个报告，敦促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肯尼迪未予采纳。

加氏自称他是肯尼迪政府里“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随着约翰逊继任总统，美国陷入越战泥沼，他最终转变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激烈批判者。

“反战运动的全国性领袖”

加氏和约翰逊本有长期的良好个人关系，后者就任总统后也以各种方式向加氏示好。在越南问题上，加氏最初还能向这位新任总统表达意见，但这种对话很快因意见差异悬殊而无法进行下去。加氏开始公开发表他对越南战争的反对意见，但仍未放弃劝说约翰逊的努力。1966年初他向约翰逊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个温和派对越南的观点”的秘密备忘录，言之谆谆地指出美国在越南没有重大的利益，“必须将我们在该地区所冒风险保持在最低程度”，并提出一整套谈判的方案。建议遭拒后，加氏断定此时“对战争的政治反对……已成为必需”，由此和约翰逊集团彻底决裂。

按施莱辛格的说法，加氏是“反战运动的全国性领袖”。他在各种场合发表反战言论，而且指名道姓地抨击和讽刺他以前的上司。1966年6月他指名斥责国务卿腊斯克，指出他宣称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到广泛的理解、尊敬和支持”是“对事实的可怕误解”。1967年4月，他更是公开指斥总统的越南

政策“意味着民主党的死亡和埋葬”。同时他还参与组织反战的政治行动。1967年春，加氏出任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主席，并有效地将该组织改造为“一个全国性反战论坛”。为了给约翰逊制造政治压力，他在民主党内上下运作，试图推出一位反战的总统候选人，为此先后请乔治·麦戈文和罗伯特·肯尼迪出山，在希望落空后抬出了尤金·麦卡锡。

他对越南战争的批评还指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和观念领域。他在演讲和文章中批判流行的“共产主义世界阴谋论”，也指斥驱动越战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以及所谓共产主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必不相容的假说。他撰文抨击他以前的同事腊斯克、邦迪、罗斯托和麦克纳马拉等：“这些现实主义者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声望不会因为造成对外政策灾难而受损，因为他们会下大力气来说明并没有发生灾难。”1968年加氏出版了一部讽刺性小说(The Triumph： A Novel of Modem Diplomacy)，其中塑造了一个以腊斯克为原型的冷战斗士。1971年4月，他与先前的朋友和同事罗斯托就二战时期美国战略轰炸的效果在《纽约时报》上公开争论。他指出罗斯托高估轰炸的作用的做法是“为了维护一个神话”，以继续在越南使用这种残暴而无效的手段。他又著文剖析和批判国家安全机构里的专家和他们的“专业文化”：“专业人士……把对事实的裁剪取舍和想当然的习惯结合起来，以此来取代思想”；指出美国政策体制有四个基本特性，即“神学化、军国主义化、官僚化和秘密化”。

在终于迎来越战终结的1975年，加尔布雷斯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学发表了一个足可传世的演讲。他将越南战争置于西方近千年来的扩张和战争的历史中加以透视，指出美国在越南的作为和所有西方的扩张有三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声称有一些宗教的、文化的、道德的、法律的或者其他精神上的好处提供给它们要努力加以改造的其他民族；它们都牵涉到一些实际的经济利益，而这经常被加以巧妙的掩盖；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指出，战争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是产生于无视历史经验的愚蠢。在这里他又留下了一句名言：“当穿行在老挝的丛林里时，只有那些神经敏感的意识形态人才分辨得出，这到底是自由企业的丛林，还是社会主义的丛林。”

加氏关于越南的大量文字言论说明美利坚民族的良知和智慧仍在发挥作用。有理由相信，在美国和人类对冷战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库存中，加尔布雷斯将占有重要的一席。

John Kenneth Galbraith，A Life in Our Times：Memoir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