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要略消法运用特色（精选2篇）
金匮要略消法运用特色 第1篇
《金匮要略》之消法运用特色
“消者，去其壅也”。邪气留止，聚而不去，则变生以壅积为特征的癥证。如宿食、瘀血、水湿、热毒等壅积为患，则癥瘕积聚，疮痈肠痈、痰饮肿胀等疾由生。故凡能去此诸邪之壅者，皆可谓之“消”。《金匮要略》素被称之为杂病论治之宗，八法无不赅备，虽未明言“消”，但就其论治已见消法之运用特色。
去瘀血之壅 瘀为凝聚不散之血。瘀血壅滞，则因其所阻部位不同，导致不同病证。
1.化癥 癥为有形之积，常因瘀血壅积而成。欲化其癥，必先消其瘀。如疟疾反复发作，久治不愈，一旦“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治用鳖甲煎丸。该方以活血消瘀化癥为用。张路玉认为，本方最善消积，不仅可消疟母，还可以消“一切痞积”。王孟英曰：“凡有形癥瘕按之不移者，虽非疟母，亦可借以缓消。”又如宿有癥病而复成孕者，癥病妨害胎元而见胎动不安、漏下不止，仲景用桂枝茯苓丸。方中丹皮、芍药、桃仁即化瘀而除癥，癥消则胎安，瘀去则癥即消。
2.退黄 瘀血阻络经络，胆汁不循常道，外泛于肌肤，是发黄的病因之一。女劳疸之因于瘀血者，“非亟去膀胱少腹之瘀血，乃无生路”。仲景用硝石矾石散治疗。硝石入血以消癥，矾石入血以清热，即是消瘀退黄之法。用于瘀血燥结发黄之猪膏发煎，以猪膏代水煎乱发，亦以消瘀退黄为用。张路玉谓此方“较硝石矾石散，虽缓急轻重悬殊，散瘀之旨则一也”。故今人有“黄疸必伤血，治疸要活血”之论。
3.理虚 瘀血内停，一则阻碍新血化生，二又耗伤气血精元。久之，则脏腑、经络、肌腠等失养，而见“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等证。此时，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仲景用大黄 虫丸，以大黄、虫等行气活血之品炼蜜为丸，渐消缓化，令瘀去滞行，经络气血畅通，虚劳可借以恢复。张路玉云：“举世皆以人参、黄芪、归、地等补虚，苟非神圣，不能行是法也。”其实，此乃寓补于消中也。
4.通经 瘀血壅滞胞宫、胞脉闭阻，可致经水不利，甚或闭经，须消瘀以通经。如“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金匮要略》用土瓜根散调营消瘀以通经。若瘀血内结致经闭，见少腹鞭满，便黑发狂等证，用抵当汤消瘀破血以通经。
5.止漏 因瘀血阻滞而致的崩漏之证，宜去瘀血阻滞而致的崩漏之证，宜去瘀血以止崩漏。如妇人曾经半产而瘀血未尽、阻碍血行不能循于常道而发为崩漏，瘀血不去则漏下不止，故治宜温经汤，以温经养血消瘀。瘀去血归常道，则漏自止。
6.止痛 “不通则痛”。瘀血壅阻，常致气闭不通而发为疼痛。如妇人经期或或产后出现“腹中血气刺痛”，用红兰花酒治疗。红兰花善行血消瘀，以温通这酒为羽翼，使瘀去滞开，则疼痛可止。若瘀滞较重者，“腹中干血着脐下”，则直须消瘀方可止痛。故下瘀血汤，用大黄、桃仁、虫一派活血破瘀之品，取蜜为丸，酒煎丸服，以渐功缓行，使瘀消而痛止。
去热毒之壅 热毒壅积，多形成疮疡痈肿。消法能去热毒之壅，使肿疡得以消散，免受溃疡及手术之苦，故是肿疡的重要治法。《金匮要略》于内痈外肿皆用消法去其热毒之壅，且有内治外敷之不同。
1.内治 以泻热活血解毒之药，使壅积之热毒之药，而达到消痈的目的。如肠痈见“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时时发热”，系脓未成之实热证，仲景用大黄牡丹皮汤，以泻热消瘀、排脓消痈。徐忠可谓：“此方虽为下药，实内消药也。故稍有脓则从下去，无脓即下出血之已被毒者而肿消矣。”此外，赤小豆当归散之治狐惑病内发脓疡，见“目赤如允鸠眼”等脓已成之证。赤小豆、当归活血行湿排脓。升麻、鳖甲汤治阴阳毒见“咽喉痛，唾脓血”等候，升麻、鳖甲等解毒软坚散瘀，均系消热毒壅积之法。
邪毒久郁不散，可转为慢性痈疡，见“其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等症，治以薏苡附子败酱散。方中薏苡去湿而消滞，败酱解毒而消痈，少佐附子辛热温阳取行郁滞之气。全方令积冷者去、凝滞者化，从而达内消之效。本方于慢性虚寒性脓已成之疮痈疗效较好。
2.外敷 将具有渗透及消散作用的药物敷于患处，直接作用于痈脓，使疮痈壅结之毒得以移
深居浅、自表而出，或毒势溃散、潜消默化、内消于无形，以收肿消毒散之功。如湿热毒邪聚于皮肤而成浸淫疮，用黄连粉主之。该方于清热燥湿与收敛生肌并用，凡乳疮、诸显疮、黄烂疤疮均可用此方消之。
去痰湿之壅
1.温阳消饮 《金匮要略》治痰饮病，以“温药和之”。魏念庭曰：“言和之，则不专事温补，即有行消之品……盖痰饮之邪，因虚而成，而痰亦实物，必少有开导。”仲景以苓桂术甘汤与肾气丸为主方治疗。苓桂术甘汤乃温中去湿之剂，“胃寒痰生，胃暖则痰消也，脾湿饮留，脾燥则饮祛也”（魏家庭语）。温中则脾运而饮蠲也。肾气丸为温肾利水之品，且能“烘暖中焦之阳，使胃利于消而脾块于运，不治水而饮自无留伏之患。是治痰饮以升胃阳，燥脾土为第一义，而于命门加火，又为第一义之先务也。”可见，化痰消饮欲待先温脾肾之阳，尤以温中阳为要。篇中苓甘五味姜辛汤一组方剂，其中姜辛味是浊寒化饮之妙品，使饮从内消；茯苓淡渗利水，令水从下出；甘草益胃。脾胃健运，则水饮自消。此组方剂虽可随证加减、变化灵活，但总以温阳消饮为原则。又如胸痹病多因胸阳不足、阴邪上乘，所用栝蒌薤白白酒汤类方剂，则属通阳散结、消胸中痰饮聚结之法。
2.理气消痰 痰随气行，气壅则痰聚，气顺则痰消，故理滞结之气，亦能去壅聚之痰。如梅核气多因七情郁结、痰凝气滞、壅积于咽喉之间所致，仲景用理气消痰之半夏厚朴汤治疗，以行气调气之力而收化散痰结之功。又如炽术汤治疗气滞饮停而致心下坚、如杯如盘之证，因痰饮之痞结因于气聚，故以枳实理气消胀为君，白术健脾燥湿为辅，所谓“治痰先治气，气顺则痰消”。“以消为贵”，不仅是外科疾患的治法总例，也是内科有形壅积之疾的重要治则。消能使有形之邪消散于无形，能使沉疴痼疾免受手术之苦。《金匮要略》将消法灵活应用于内、外科疾患，其方法值得借鉴。
金匮要略消法运用特色 第2篇
1 《金匮要略方论》中肾气丸的运用
肾气丸又名“崔氏八味丸”、“八味肾气丸”、“金匮肾气丸”, 方出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 由干地黄、山药、山茱萸、丹皮、茯苓、泽泻、桂枝、炮附子八味药物组成。该方于原书中分别用于治疗脚气、虚劳、痰饮、消渴以及妇人转胞等五种病证。
其一, 《金匮要略方论·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篇:“崔氏八味丸, 治脚气上入, 少腹不仁。”此条仅载“脚气上入, 少腹不仁”。未列其他症状, 然从清·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卷上·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篇“崔氏八味丸”条下“肾之脉起于足而入于腹, 肾气不治, 湿寒之气随经上入, 聚于少腹, 为之不仁。是非驱湿散寒之剂所可治者, 须以肾气丸补肾中之气, 以为生阳化湿之用也”的论述可以推测, 其证除“脚气上入, 少腹不仁”外, 当有足胫水肿, 行动不便, 麻木疼痛, 肢体重着, 腰部酸痛或沉重, 小便不利等肾气不足、水湿不化、下注泛滥的临床表现, 故以肾气丸补益肾气, 温化水湿, 而收水湿得化, 脚气得除之功。
其二, 《金匮要略方论·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虚劳腰痛, 少腹拘急, 小便不利者, 八味肾气丸主之。”所谓虚劳, 是指多种原因所致的, 以脏腑亏损、气血阴阳不足为主要病机的多种慢性衰弱症候的总称。“腰者, 肾之府, 转摇不能, 肾将惫矣” (《素问·脉要精微论》) , 故肾虚则腰痛。肾与膀胱有经脉相互络属, 肾气不足, 则膀胱气化失权, 少腹拘急, 小便不利。故以八味肾气丸助阳之弱以化水, 滋阴之虚以生气, 使肾气振奋, 诸症自愈。
其三, 《金匮要略方论·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篇:“夫短气有微饮, 当从小便去之, 苓桂术甘汤主之, 肾气丸亦主之。”肾气虚弱, 气化失司, 不能化水, 则水泛心下而为短气。肾气不足, 膀胱气化无权, 则可见小便不利。“当从小便去之”, 是说本证治法, 宜化气利水, 使气化得行, 饮有出路, 则短气自除。故用肾气丸温肾化水以增强肾的气化功能, 从而达到小便利、微饮去、短气平的目的。
其四, 《金匮要略方论·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篇:“男子消渴, 小便反多, 以饮一斗, 小便一斗, 肾气丸主之。”本条所论属下消证治。肾脏阳气虚弱, 气化失常, 不能蒸腾津液以上润, 故渴而饮水。膀胱气化失司, 开合无权, 蓄泄失常, 其贮尿和排尿的生理功能发生障碍, 致使开多合少, 故小便反多。故以肾气丸补肾之气, 温肾之阳, 以恢复其蒸津化气的生理功能, 则消渴、小便多诸症自然痊愈。
其五, 《金匮要略方论·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 烦热不得卧, 而反倚息者, 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 以胞系了戾, 故致此病, 但利小便则愈, 宜肾气丸主之。”此条所述妇人转胞之证的病机是肾气虚弱, 膀胱气化不行。由于病不在胃, 故饮食如故;病在膀胱, 故脐下拘急, 小便不通;水气不行, 浊阴上逆, 虚阳上扰, 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治以肾气丸振奋肾气, 恢复膀胱气化功能, 使小便通利, 则妇人转胞之证随之而解。
不难看出, 肾气丸在《金匮要略方论》中所治之五种病证, 除《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篇“脚气上入, 少腹不仁”未明确指出与小便有关外, 其他如虚劳、痰饮、消渴以及妇人转胞等病证均明确提到与小便有关:其中虚劳、痰饮、妇人转胞不得溺为小便不利;消渴则为小便反多。同一方剂何以既治脚气、虚劳、痰饮、消渴, 又治妇人转胞不得溺?何以既治小便不利, 又治小便反多。究其原因, 可能与以下两方面有关:一者症候相同:症候, 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阶段本质的反映, 它以一组相关的症状和体征, 不同程度地提示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势;或可认为症候是人体生命活动状态的划分。因此, 它既可体现疾病某阶段的状态, 也可体现机体亚健康的状态。上述病证的临床表现虽不尽相同 (甚或相反) , 但其病位在肾;病性属虚;病因都是肾气不足;病机均为肾气虚弱、气化失司、开合不利、小便蓄泄无常。可以认为其症候相同, 故均以肾气丸补益肾气, 温阳化水, 取“异病同治”之效。二者肾气丸组方“谨守病机”:肾气丸由干地黄八两, 山药、山茱萸各四两, 丹皮、茯苓、泽泻各三两, 桂枝、炮附子各一两组成。方中滋阴药与助阳药并用, 滋阴药的数量超出助阳药之上, 以利“阴中求阳”。可见仲景立方本意不在对症治疗, 也不在简单补肾回阳以扶阳之不足, 而在于填精化气以复肾之气化, 从滋阴以敛阳的角度, 补纳肾中真阳之气, 以恢复其气化功能。故以干地黄、山药、山茱萸等大剂滋阴药补肾填精, 少佐桂枝、炮附子辛散温通、助阳化气。正是《内经》所谓“少火生气”之旨。故全方以 “肾气丸”名之。诚如清·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转引柯琴所言“此肾气丸纳桂、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 意不在补火, 而在微微生火, 即生肾气也”。综上所述, 肾气丸所治五病征象虽各有不同, 但症候所反应的病机无异, 都是因肾气不足, 气化失司, 水液失调所致, 故一方而能治多病。
由此可见, 肾气丸在《金匮要略方论》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示范了“异病同治”的基本原理和运用准则。在此基础上, 则可以对“异病同治”作进一步的讨论。
2异病同治的理论源流
《内经》曾明确提出“同病异治”的概念 (“西北之气, 散而寒之;东南之气, 收而温之, 所谓同病异治也”。《素问·五常政大论》) 。而对“异病同治”并无明确的文字表述。至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也没有明确提出“异病同治”的概念, 但在病证结合的辨证治疗思想和具体方药的运用上已经充分体现了“异病同治”的精神, 尤其在《金匮要略》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可以说“异病同治”的思想及实际运用正是导源于《伤寒杂病论》。由此可以推测, 今之所谓“异病同治”可能是对《内经》“同病异治”治疗思想的一种相对应的表述和对《伤寒杂病论》体现的这类医疗实践的概括和总结。
仲景以降, 历代医家广泛应用这条治则并不断丰富其内涵。徐灵胎在《杂病证治》中说:“肾虚不能吸水归元则积饮为患, 或泛上焦为涎沬, 或停心下为怔忡, 或留脐腹为动气筑筑然, 均宜益火之源, 以消阴翳也。”直至清·陈士铎的《石室秘录》有了相关论述:“同治者, 同是一方, 而同治数病也……异治者, 一病而异治也。”从此, “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便常为医者所引用, 并成为中医治疗学的一大特色。
清·程文囿在《医述·方论》中做了进一步阐释:“临床疾病变化多端, 病机复杂, 症候多样, 病势的轻重缓急各不相同, 故治法变化万千。人有强弱之异, 病有新旧之分, 时有四季之差, 地有五方之别;有时同病须异治, 有时异病须同治, 而同一病的各个阶段治法又不同。因此, 只有随证立方, 随病用药, 惟变所适, 才能纵横自如。”
由此可以看出, 古代对“异病同治”的理解最终还是集中在了“证同治同”这个中心内涵上。虽有学者将“异病同治”在《金匮要略方论》中的应用归纳为“同一病位、同一病因、同一病机”三项原则, 但同样可以归结到相同症候这个中心。
到了近现代, 大量临床报道说明“异病同治”已作为中医学治疗思想的特色之一被医家广泛应用。现代临床上应用“异病同治”的原则时多以经方或名方加减治疗不同的疾病, 这里的“病”既包括现代西医的病种, 也有传统中医的病种。当通过四诊合参辨为同一病机或症候时, 就运用相同的治法。“同治”既可以是狭义的同一个方剂, 如小柴胡汤、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等;也可以是广义的同一个治法, 方虽不同但治法相同, 如活血化瘀、温阳化饮等。不仅如此, 异病同治的思想方法与实践还直接诱导了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 如关于肾阳虚证实质的研究、关于活血化瘀为主治疗多脏器和多组织纤维化的研究等。这在一定意义上则可看成是对“异病同治”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3 “异病同治”的辩证思考
由前可知, 异病同治的基础是证同治亦同, 症候是决定治疗的关键。无论理论上还是临床应用的报道中, 一直以来“异病同治”强调的也正是证同治同。这样似乎造成了一种印象, 认为中医可以忽略“病”, 无论什么病, 只要辨明了症, 对症治疗就可以了。在这种思路指导下的临床治疗的有效案例确实屡见不鲜。这在一个方面也说明中医的“症候”是一种多系统、多靶点、多层次的病理改变的综合状态。
但是, 如果中医治病仅仅到此为止, 是否就能应对临床的一切医疗与保健需求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有必要对“异病同治”的理论进行辩证的思考。“异病”虽可以“同治”, 但“同病”亦可“异治”。况且即使“同治”也并非一成不变。还是要考虑病的差异性。因为, 既然为“异病”, 必有其病的特点和表现, 其所构成的症候主症、次症、兼症必然也有区别, 其所能反映症候本质的强度也各不相同。此时运用“异病同治”, 如果以某一方不加改变地给予治疗, 其疗效也会是参差有别的。所以用方之时应考虑药味的增删和剂量的加减;而如果是指用同一治法来治疗不同疾病, 则更要结合疾病本身的特点, 选用适合该病种的不同方药来治疗。此外, 不同疾病的发展转归也不同, 只有认识到这种疾病可能的发展趋势而“治未病”, 才能更好地防止其进一步的发展。
回顾古今验案可以看出:真正懂得“异病同治”的医家, 更深谙疾病本身的特点和治疗方法, 更善于结合“同证异治”、“同病异治”等一系列中医理论来指导临床, 而不是断章取义, 生搬硬套。因此, “异病同治”时绝不可以忽略“病证结合”, 应该既重视证的同一性, 又了解病的差异性, 把握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这样才能在临床中取得良好的疗效。
4异病同治的现代启示
其实, 无论是“同病异治”还是“异病同治”, 其思想基础是辩证论治, 其核心是症候。与此相对应的还应该有建立在辩病论治基础上的“同证异治”和“异证同治”, 其核心问题则是病。《金匮要略方论》的显著特点正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脏腑经络为理论依据, 运用四诊八纲, 建立了以病为纲、病证结合、辩证论治的杂病诊疗体系。因此, 面对当前的医疗环境和临床现实, 在彰显“异病同治”思想的同时, 不能忽视病证结合的原则。
另外, 传统的辨证过程, 依赖于从宏观的层次上, 通过对“四诊”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辨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对于疾病认识的深化, 许多医学科学工作者,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 从人体的不同层次和水平 (系统、器官、细胞、亚细胞、分子等) 去阐明症候在结构、代谢、功能诸方面的物质基础, 寻找对症候具有诊断价值的微观指标, 建立症候的诊断标准。相对于依赖“四诊”获取信息的宏观辨证而言, 被称之为“微观辨证”。毫无疑问, 微观辨证是宏观辨证的发展和深化。由于症候综合性、整体互动性, 在众多的“层次”和“水平”中, 如何去寻找和发现有价值的微观指标, 成为人们研究症候诊断的关键问题。这或许可以看作“异病同治”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进一步深化。
其三, “异病同治”主要的关注点在症候, 而症候的核心则在病机。病机所体现的则是以症状、体征等征象为依据, 对人体的全身机能状态的归纳分类。这种分类既重视局部器官的病变, 又兼顾全身状态的失调;既关注当下的状态, 又兼顾这种状态的转归。也就是说, 对状态的综合评价正是“异病同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属。
从这个意义上讲, 讨论异病同治的原则, 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而且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