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古代廉洁清官的对联（精选3篇）
赞美古代廉洁清官的对联 第1篇
赞美古代廉洁清官的对联
历代清官为官清正，大义凛然，具有感人至深的人格力量。有的对联佳作是对他们的褒扬，有的对联佳作是他们创作和留下的精华，这些都是他们高尚人格的反映，光彩照人，流传千秋，回味无穷。
南宋余玠，曾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有军政大权。他到任后，就在行署大门自题对联： 一柱擎天头势重； 十年踏地脚跟牢。
横批“靠实功夫”。这是一副对联，这是一篇用文字叙述的简洁明了的就职演说。强调为官一任，责任重大，非同儿戏，不敢掉以轻心。苦干十年，争取交给人民一份满意的答卷。明代况钟，字伯津，江西靖安人。任苏州知府十三年，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勤于吏治，廉洁奉公。上任以后，清理积案，平反冤狱，除暴安良，深受百姓爱戴，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他死于苏州任上，归葬靖安故里。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在他墓后的清风亭上镌刻了一副对联： 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 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 两句对联，两句疑问，读后发人深思。
清朝嘉靖年间有位清官藩司参议钱显，他在任上时，令所属官衙都要贴上对联：
要一文，不值一文，难欺吏卒； 宽一分，民爱一分，见佑鬼神。
上联告诫官员人格与贿赂是不可兼得的，鬼神和民众是无法欺骗的，下联告诉官员对民宽爱，民敬官员，鬼神保佑，官运长久。
明代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为官清廉，任人唯贤，曾题联悬于吏部大堂：
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人都为羞。
羞耻观念常挂于心，藉以自律，藉以警世。
清代余小霞为官清正，深受人民敬仰。他的诗写得好，对联也写得很不错。他任三防主簿时的在衙门里撰写了一副对联： 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 斯寸心无愧，不鄙斯民。
珍惜官位的来之不易，珍惜民众期盼之情的难得，应勤政爱民，做到问心无愧。他还为桂林知府的仪门撰写了一副对联： 此是公门，裹足莫干三尺法； 我无私谒，盟心只凛一条冰。
告诫官民知法守法，莫作非分之想。表明心迹，不存苟且之心。
清代宁波府郡署有一任太守写过一副流传久远的对联： 念厥职非轻，休戚与六邑相关：曰慎，曰清，曰勤敏； 求斯心可问，是非唯群言是度：不宽，不猛，不因循。太守忠于职守，严于律己，谨慎行使手中权利的清官廉吏形象，跃然纸上，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清代潘先珍，他为官清正廉明，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他在任蓬溪县令时，在县衙三堂曾自题一联： 扣心自惭兴利少 极目只觉旷官多
他反省自己，兴利太少。发出感叹，旷官过多。古人有如此境界，实在难得。
清代余云焕所撰在与义府撰写了大堂联： 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 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
告诫官吏，清正廉洁非异事，责问官吏，自身俸禄从何来？看似平常，却颇具深意，耐人寻味。
清代山东金乡县令王玉池曾撰写对联警醒自己，言词恳切，颇为感人：
眼前百姓即儿孙，莫言百姓可欺，当留下儿孙地步； 堂上一官称父母，漫说一官易做，还尽些父命恩情。清代武承谟为无锡县令，在接印前一日就悬挂了对联，这是安民告示，这是施政纲领。衙前照壁上的对联是： 罔违道，罔怫民，真正公平，心斯无怍； 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悬挂在大堂上的对联：
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
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清代清官的赵慎畛，在桂林府衙撰写的对联，表达了他其克已奉公，廉洁奉公的决心：
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
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河南内乡县衙大堂楹联，把贪污害民提高到欺天负国的高度，真是掷地有声，充满正气：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 ； 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清代张鼎任徐州兵备道，统兼军事、航运、海防，权势极大，但他手握重权不专权，巧妙地以对联的形式表明心迹，自己决心官清似水，为民作主：
地当黄运之中，水欲治，漕欲通，十里河流，涓涓都从心上过；
官作军民之主，宽以恩，严以法，一方士庶，笑啼都到眼前来。
清代古文学家吕璜遭冤狱十五年，昭雪后任浙江庆元县知县。他在大堂撰写对联：
我也曾为冤枉痛入心来，敢糊涂忌了当日? 汝不必逞机谋争个胜去，看终久害了自家。
以自身经历举例，告诫法度的森严，执法的公正，立志当官不糊涂，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清康熙年间，史书上称赞徐士林“治狱如神，多决疑案”。任皋司时，在大堂自题楹联： 看阶前草青苔绿无非生意 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
对联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向民众表明自己的决心，体恤百姓，断案精细，杜绝错案冤狱的发生。
中国古代清官对联佳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精品，艺术纯熟，精巧别致，寓意深远，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欣赏这类充满正气的对联，能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让人警醒，让人沉思。欣赏清官对联，既是一种精神享受，也是一种思想领悟。一举多得，弥足珍贵。今天阅读和欣赏这些对联，也不无裨益。
古代清官的“拒礼诗” 第2篇
况钟为苏州知府时, 人称“况青天”。明正统五年, 况钟赴京述职, 苏州大小官员和百姓纷纷赠礼送行。可况钟全部拒收, 并作诗一首, 倾吐心声:“清风两袖朝天去, 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民相饯送, 马前洒泪注如泉。”
明人李汰任朝廷主考官时, 为政清廉, 一身正气。一次, 他到福建主持科举考试, 有人暗中馈赠两根金条, 李汰厉声斥责, 并在礼品盒上题诗回绝:“义利源头识颇真, 黄金难换腐儒贫。莫言暮夜无知者, 须知乾坤有鬼神。”
古代诸多清官“作诗拒礼”, 并非“作秀”, 而是口心一致、表里如一地“祛贪戒贿”。唐代诗人杜甫在成都为官时, 一天, 太子舍人张某当面送给他一条华贵的锦褥。杜甫吟诗曰:“开缄风涛涌, 中有掉尾鲸。透迄罗水族, 琐细不足名。”张某见杜甫不为所动, 便说:“睡在这锦褥之上, 定会神清气爽, 延年益寿……”杜甫见对方仍不想收回锦褥, 又吟诗一首:“领客尊重意, 顾我非公卿。留之俱不祥, 施之混柴荆。”那人只好收起锦褥悻悻而去。
还有一些清官更是高明, 为了防患于未然, 干脆“张贴告示, 有言在先”。清代康熙年间, 张伯行任福建巡抚。面对官吏臣民送礼, 他或婉言谢绝, 或拒之门外。尽管如此, 拜谒者仍然络绎不绝。于是, 张伯行便写了一则如诗如歌的檄文, 张贴于巡抚衙门外:“一丝一粒, 我之名节;一厘一毫, 民之膏脂。宽一分, 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 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 廉耻实伤, 徜非不义之财, 此物何来。”送礼者看罢檄文, 一个个汗颜离去。
送礼者与拒礼者“诗来诗往”的佳话, 更有意思。北宋清官包拯六十大寿时, 皇上念其德高望重, 劳苦功高, 要给他做寿。包拯推辞不过, 只好从命, 但他再三声明“拒收寿礼”。张奎是包拯的同乡好友, 又同殿为臣, 心想, 我的礼他总该收吧。于是前去送寿礼, 并赋诗一首:“同窗同师同乡人, 同科同榜同殿臣。无话不谈肝胆照, 怎能拒礼在府门。”包拯看后提笔写道:“我们本是知音人, 肝胆相照心相印。寿日薄酒促膝谈, 胜似送礼染俗尘。”张奎看罢, 只好把礼品带了回去。
古代“清官文化”的启示 第3篇
清官之念
长期以来，在古代史料典籍的文字中，在千千万万的百姓心中，对官员都有这样一种理想期盼：他们心中装着百姓，恪守着“清、勤、慎”为官箴言；他们公正无私、廉洁自律、大义灭亲；他们为了百姓，不惜丢掉乌纱帽，自毁锦绣前程，敢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做斗争；他们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就是历史上的清官，百姓心目中的好官。
从历史上看，“清官”一词出现的时间要比“循吏”“良吏”“廉吏”等词汇稍晚一些。最早见于《晋书·何遵传》中：（何嵩）“宽弘爱士，博观坟籍，尤善《史》《汉》，少历清官，领著作郎。”清官是中国话语中的一个特有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是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受宋元民间清官文学的影响，由民间用语转而被吸纳至官方法律文书中的。
那么，清官（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官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清官呢？应该说，不同时期衡量清官标准的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汉代中期以后，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是，教化的成效往往很难考核，所以从三国末年开始，“清、慎、勤”成为衡量好官的标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于律己、鞠躬尽瘁、言传身教、秉公执法、公正不阿、犯颜直谏……都是用来形容清官形象和品行的。
在奉行官本位思想的封建社会，“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官德与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时光荏苒，时移世易。近代中国，经历了百年的沧桑，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逐渐式微甚至消亡。然而，“清官文化”却是长兴不衰。在反腐败斗争日渐深入的今天，报刊上在宣传清官，影视剧在热播清官，老百姓也在热切地呼唤清官，充分显示着“清官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表达着中国人心中浓厚的清官情结。
清官之德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其治国理政的基本路径。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早在三千年前，周公就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同时，儒家還主张以德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儒家文化向来重视个人的道德操守。“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等，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思想内容，也是传统“清官文化”的基因与来源。
清官之德，核心在“清廉”二字。三国时期的司马懿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清廉”是为政的首要前提。
一方面，“清廉”乃为政之本。“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廉非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揭溪斯全集》第三卷）。可以说，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
另一方面，“清廉”是士君子之大德。“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臣规·廉洁》），“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西山政训》）。可以说，为政清廉，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廉洁奉公都是清官必备的品德。
清官之行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官吏贪污腐败是官场上的一种常态，但也不乏一些品行高洁、为人正直、处事公道、不贪不虐的清官。像西门豹、赵广汉、黄霸、徐有功、狄仁杰、包拯、况钟、海瑞、袁可立、于成龙等人。他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铸就了人“清”、官“清”、政“清”、国“清”、民“清”、风“清”的青天寰宇。
北宋时期的包拯，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家喻户晓。明朝的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清代的于成龙，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声朝野。他天南地北，宦海沉浮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这些清官，他们做官“清廉”，不只是为了人生的点缀和粉饰；他们做人“刚正”，不只是为了做官的荣誉和名声。他们将“做人”和“做官”融为一体、贯通一片，在“做人”中完成“做官”的责任和义务，在“做官”中完成“做人”的本性和尊严。
清官之思
古代“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当代廉政文化理论建设提供充分的思想支持。魏徵“犯颜直谏”、包拯“秉公执法”、范仲淹“刚正不阿”、司马光“直言正论”、海瑞“两袖清风”、于成龙“铁面无私”、张养浩“宁屈官宦，不曲小民”……这些古代清官们所展示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和中国古代官员的铮铮铁骨，已经渗透到“清官文化”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德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应该加强对“清官文化”的研究，借鉴传统“清官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弘扬“清官文化”中积极健康且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大力宣传清官的清廉思想和事迹，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反贪倡廉的社会风气，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清官是人治社会的产物，“清官情结”反映出的是老百姓的一种期盼。正是因为清官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所以，若把社会治理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清官身上，那是根本靠不住的。我们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和制度建设是根本。
为此，一方面，必须大力加强法治建设。“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在现代法制社会里，人们依法办事，借用法律保护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无须乞求于“清官”的庇护。过分强调清官政治，既不利于法制建设，也与民主精神根本相悖。实现国家廉政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法度来震慑和要求官员，使其“不敢腐”。
另一方面，必须在健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制度，是遏制腐败、铲除腐败的根本出路。加快形成“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钱”的机制，堵塞各种制度上的漏洞，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遏制腐败产生的源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官员“不能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