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

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精选9篇）

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 第1篇

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

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合作趋势的加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正处在一个融合与碰撞的阶段，而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不同，就需要我们利用翻译工作实现传递异国文化的目的。在很早之前，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的语言已经存在着相互融合与交流现象。比如罗马人“抢夺”希利尼人的文化，在19世纪德国的文化是吸收了莎士比亚的着作，到了20世纪，我们发现世界文学体系中出现了众多“国际”作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被人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不同国家文学作品的文化载体是不同的，这些文学作品承载了自己文化语境的特征，而科技文献一般会反映出不同国家文化的基本特征。着名语言学者马克认为，通用的语言、个体的语言在不同文化语言与翻译问题中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文化交流障碍现象，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深入两种语言的文化语境中。反之，如果翻译工作者对于源语言或者文化能够采取全部信息传递，那么目标语言国家的读者就不能了解到源语言中具有的文化特征为什么与自己国家文化不同，这样翻译工作就失去了文化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对文化语境进行全面的考虑。

一、中西文化语境下文学翻译差异

西方人往往将判断的句子或者结果放在语句的最前面，将一些客观事物的描写放在后面，也就是重心前置;但是我们汉语的表达形式正好相反，习惯先讲清楚事实，然后得出结论，也就是重心后置原则。社会历史差异性与翻译由于不同的民族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而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沉淀。不同民族群众在历史长河中会留下呈现出自身民族特征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体现出其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特点的神话故事。例如比利时的滑铁卢在186月18日发生了全球近代史上有名的会战，法国国王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被英国、普鲁士等国军队联合击溃，这个世界上着名的`统领用退位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英文中有句话是“遭遇滑铁卢”，意思就是事情突然失败了，而这个历史典故与我国东汉时期将领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千古悲剧的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因此“遭遇滑铁卢”与“败走麦城”在文学翻译中是可以相互转化使用的。虽然这两句话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与历史事件，但是句子所表现出的含义是相通的，都是表示了人们陷入绝境，形容即使每件事情都能够成功的人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因此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要深入去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自然环境差异与翻译由于不同地区会受到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与影响，因此处于不同地区的民族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模式。

由于中国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因此东风在汉语言交流中表示温暖的含义。但是英国由于处于欧洲的西北海岸，所以东风从北方刮过来是十分寒冷的，英国人们对其是有厌恶之感的，反而会喜欢西风，所以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在汉语言的许多成语中，例如“四面楚歌”与“南柯一梦”等都是与中国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这些都不能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因为如果运用中国地名来直接表达其意思，那么西方读者们就会很难明白里面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用英文翻译成“四周都被包围”或者是“美梦或者虚幻的快乐”。

二、中西文化语境下翻译工作策略研究

文学翻译工作除了具有表达原着故事情节的作用外，还要去表达作品的文字意境，这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萌发出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差异。我们在全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要去理解与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要主动去深入理解其他民族文化元素，进而扩展自己的眼界。然而在实际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如何对文本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处理呢?如果我们一味地将源语言文化强行扣在目标接受语上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也不能将源语言文化去除，针对当前文学翻译工作，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种翻译策略。

(一)尽量传递原着的异域文化特征文学翻译工作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中较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在翻译工作中做出一些变化：原着中能够体现出作者创作特征与彰显国家特有文化因素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地保留与传达;对于原着中一些让目标语国家的读者难以理解或者可能会产生歧义的故事，我们可以在末尾做一些注释。我国一些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喜欢融入一些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歇后语或成语，甚至会选择一些带有古代历史文化积淀的表达方式，这些做法都不可取。虽然我们在译文中恰当使用一些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短语会让作品熠熠生辉，但是却不能过多使用，否则很可能与原着语言文化特征不符，甚至可能误导读者，造成“文化失真”现象。

(二)尽量要表达出原作品的异语语言形式我们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于作品中源语言的习惯、不同民族文化与地区特征等特殊元素，要运用直接的体验与审美效果来进行深入研究体会，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地保存与再现，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注释、补充、代替等翻译方法，而不能用本土文化体系中的因素来替代。对于原着中的文字形象与修辞方式，翻译工作者可以不受目标语言与文字习惯的约束，将其保存并移至在翻译后的语言中。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目的语的读者们感受到源语言自身的文化特征，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并且可以增强文字效果，给目的语带来别样的表达效果。

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 第2篇

试论文化语境下的英语翻译

世界这个“地球村”(world village)的成员之间的交流载体是语言,而语言交流是通过翻译最终实现的.文章揭示,在英语翻译教学过程中,要以源语文化的语境来主导教学,也要充分考虑目的语文化的`需要,才能达到语言教学的真正目标.

作 者：郭嘉欣  作者单位：福建省晋江市毓英中学 刊 名：成功（教育版） 英文刊名：SUCCESS 年，卷(期)： “”(10) 分类号：H0 关键词：文化   冲突   影响   语言   翻译  

文化语境下的影视片名翻译 第3篇

关键词：文化语境,影视片名,翻译

电影、电视是一种老少皆宜、雅俗共赏、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的观众之多,影响之大,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望尘莫及的。片名,是影视片的品牌商标,在众多的影视广告海报上,片名都处于十分醒目的位置,它直接起着“导视”的作用。优秀的影视片名,应简洁凝练地概括内容,言简意赅地揭示主题,隽永深长地激发观众的丰富联想。因此,影视片名的翻译,虽属雕虫小技,但要译好却实属不易。译名既要符合语言规范,又要富有艺术魅力,既要忠实于原片名的内容,又要体现原名的语言特色,力求达到艺术的再创造。况且由于影视观众的广泛性,欣赏层次的多样性,特别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影视片名的翻译就更需讲求译名的大众化、通俗化和艺术性。雅俗共赏、文情并茂的译名,才能吸引观众,起到很好的导视和促销的作用。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要把影视片名翻译好需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一、文化思维

中国文化属于人文文化,重人伦,轻器物,重综合归纳;对于语言,重暗示,主张慎言、戒言,即孔子所说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西方文化属于科学文化,重物质,轻人伦,描写力求细微曲折,惟恐描写不周。总体说来,中国影视片在命名上如传统国画一样,追求高远、宁静、空灵之境,偏好于具有象征性的文题,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金粉世家》、《像雾像雨又像风》、《一帘幽梦》、《一江春水向东流》、《似水流年》等。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文化内敛的特质使得影片在命名上讲究朴实淡雅而不张扬乖戾,以少胜多,简中寓繁,如《子夜》、《伤逝》、《雪城》、《药》、《绿茶》、《推手》、《喜宴》等。西方剧作家更热衷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强调人性的独立、人格的完整,力图表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所以,许多影片都直接以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命名,如:Rebecca、Hamlet、Pygmalion、Lolita、The Slma and Louise、Ghost、Pocahotas等等。然而这些名字在中国人看来并不知其中意思,如果只是将名字直译,中国人完全无法从名字中得知影片的内容,就会失去观看的兴趣。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往往要提示出他们的文化色彩,将他们译为《蝴蝶梦》、《王子复仇记》、《窈窕淑女》、《一树梨花压海棠》、《末路狂花》、《人鬼情未了》、《风中奇缘》,使观众在看影片前就有个认识。

二、文化观念

在西方的文化中,宗教、希腊罗马神话、历史、哲学可谓文化的核心,这些观念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可谓根深蒂固,无需多言。这些内容往往会出现在影视片名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西方人更能一目了然其内容。因此,有一些国外影片的名字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对我们来说比较生僻的文化观念,因而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对等的、贴切的翻译。1995年曾上映了一部著名心理惊悚片“Seven”。这部影片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晦暗的背景叙述了一个极富哲学意味的犯罪故事:一个叫John的人自认为是上帝的使者,围绕天主教七大死罪的惩戒逐条疯狂杀人。这七条死罪指七项世人常犯的过错——饕餮gluttony、贪婪greed、懒惰sloth、淫欲lust、骄傲pride、嫉妒envy和暴怒wrath。“7”在这部电影里可谓无处不在,七罪、七罚、七次下雨、故事发生在七天,甚至结局也由罪犯定在第七天的下午七时,无处不在的“7”暗示宿命的罪与罚。但是,如果汉译为简单的一个“七”字,中国观众绝不会产生同样的文化联想和认同,所以影片片名译为《七宗罪》,点明故事主线和seven最为主要的宗教寓意,体现了西方文化的观念。法国著名影片Camile Claudel的主人公卡米尔·克劳黛在法国几乎家喻户晓,不仅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雕塑家,还因为她的名字常常与罗丹这位成就更为杰出的雕塑家联系在一起。她曾向罗丹学艺,后来成了他的助手和情妇。影片描写了他们两人恋情的发展直至结束的过程,结尾带有悲剧色彩。尽管卡米尔·克劳黛在许多西方国家广为人知,但她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不及她的老师兼情人罗丹。因而笔者认为翻译该片名时,将英文片名转译为《罗丹的情人》大有可取之处,不仅与电影内容息息相关,而且适当弥补了我国观众可能因缺少背景知识而有的缺憾。

而在东方文化中,佛教、儒教、道家、周易、各种古籍以及文言词语、中医等是东方人文化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观念也是东方人最为熟悉的。因此,在翻译影视片名时,为了起到文化上的交流,也为了吸引东方的观众,影视片名的译名应该是东方人所熟悉的文化范畴。比如Lolita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中年男子爱上了12岁的养女的故事。音译为《洛丽塔》。又译为《一只梨花压海棠》,取自诗人苏东坡取笑80岁的老友纳了18岁小妾的诗句。老友年老发白喻为“梨花”;18岁的新娘正当红颜喻为“海棠”,意在讽刺老友老牛吃嫩草的行为。其意境恰恰符合Lolita故事的内容,同时采用了中国观众十分熟悉的诗句,这个译作内容丰富,尽管语言委婉,但字字到位,是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翻译佳作。根据肖伯纳戏剧改变的电影My Fair Lady被译成了《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既是汉语四字格,又是《诗经》名句。The Wizard of Oz译成《绿野仙踪》,翻译片名来自清朝李百川的长篇小说《绿野仙踪》,此书写神仙异迹的故事契合Oz虚幻的、不可思议的奇异仙境的英语汉译。如,The Spiderman被译成《蜘蛛侠》正是迎合了中国人对“侠”字的理解,在中国文化中,《渔光曲》、《摇篮曲》、《思乡曲》等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曲名。所以电影singing in the Rain译为《雨中曲》就有极佳的音韵效果,具有典雅的文化特征。同样,“传”一般指“人物传记”,有“列传”,“别传”,“外传”,“正传”等。所以那些反映典型人物生平故事的英文电影往往可译为“XX传”,例如,Erin Brockovich《阿莲正传》,Gandhi《甘地传》。而中国的电影名在翻译为英语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流行一时的香港电影《大话西游》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对孙悟空踏上西天取经之路前的一段经历进行了戏说。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和这部小说的英语国家的观众来说,可能连孙悟空是谁都不知道,如果采用直译,译为The Story of Going West,恐怕是云山雾罩,令人误以为是一部游记。译者入乡随俗,借用了西方神话中关于Odyssey漂泊欲返家的故事,将该片名译为ChineseOdyssey,意指唐僧师徒四人西游取经的故事就如Odyssey返家的旅程一样充满艰辛,帮助西方观众从自身的文化出发去理解,不因文化的缺失而产生误解。这种基于文化入乡随俗的译法,不失为打破文化障碍的一种有效方法。

三、文化习俗

由于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东西方习俗的差异,因此,在翻译时采用传统的文化意象,凸显中国文化色彩,能及时有效地促进译名与中国观众的沟通,达到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例如,“桥”在中国文化中有独特的文化内涵,牛郎织女“鹊桥”相会,“霸桥”蕴含离别之意,民间流传“蓝桥相遇”的故事。“魂断”、“肝肠寸断”、“愁肠百结”常被用来表示伤心和痛苦。在电影“Waterloo Bridge”的翻译中,译者舍弃误导中国观众的原名《滑铁卢桥》,代之以充满中国韵味的“蓝桥”,增添“魂断”,传达其悲剧主题,整个译名既典雅又信息完整,凸现中国文化底蕴。同样,描述中年婚外恋的影片“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译为《廊桥遗梦》,“桥”点了原名,汉语也喻情人的离别,“遗”字给故事一种非常醇厚的余味,为观众留出惆怅的情绪和丰富的想象。华裔导演李安导演的《断臂山》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小说的英文名为Broke back Mountain,是美国怀俄明州一座山的名字,因其陡峭而得名。“Broke back Mountain”中文直译应为“断背山”。笔者本人更欣赏“断臂”译本,因为“臂”与“背”的读音相同,而中国人很少有说“背断了”,一般说“背扭伤了”,“断臂”更符合汉语习惯也有利于中国人理解影片主题。另外“断臂”也有典故,首先汉语把兄弟情谊比作手足,影片表现了同性恋情,而其中一位主人公杰克突然死去后,对另一位主人公埃尼斯来说必定会有断臂之痛。其次,“断臂”一词在汉语里可以让人联想到“断袖之好”,相传汉哀帝与董贤共寝,董贤压住了皇帝的袖子,皇帝不忍惊醒他,“断袖而起”,于是这种男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就被称作“断袖之恋”,而该典故恰恰是中国古代对于同性恋的称呼。《断臂山》这个参考手足之情和古代典故的翻译更符合影片的主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电影片名翻译过程中,中外两种文化必然产生冲突,译者必须充分理解原影片及片名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使影片名既紧扣影片内容,保留原名负载的文化信息与特色,也要发挥汉语优势,讲求“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和艺术性”,“起到很好的导视和促销作用”。

参考文献

[1]何跃敏.当前西片译名中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翻译.1997,(4).

[2]龙千红.英语电影片名佳译赏析——兼谈电影翻译对译者的要求[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9).

[3]吴源.英文电影名翻译中的双文化现象[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4).

试论文化语境下的英语翻译 第4篇

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 第5篇

双关语是指有意识地将同音异义词或一词多义的现象运用到句子中，利用这些词或句子间相互的逻辑关系来表达两层不同的含义，以使语言诙谐幽默生动有趣!作为一种修辞格，双关语被广泛应用于日常对话，故事，小说，广告，和谜语中，目的是为了赢得幽默，诙谐或讽刺的效果。使用双关语的确能达到很好的交际效果，然而，如果要将双关语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却非易事。诚如英国著名翻译家Newmark(1982)所说:“双关语的翻译问题重要性有限而趣味无穷!”[1]的确，在双关语翻译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但是既然双关语是用来使语言含蓄幽默，风趣婉转，那么译者有理由而且也必须再现原文的这种“原作意图”。译者只有将原作的“欲言”充分传达了出来，达到原作者或原作的交际目的，翻译才能算作是成功的。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过双关语的翻译，而笔者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其最终目的是要再现双关语所表达出的这种隐藏的含义，否则去谈论什么翻译理论或原则都是毫无意义的。作为新兴的语用学理论，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的解释力是极其强大的，国内外也已曾有专家学者分别从关联理论或是顺应理论的视角对双关语的翻译进行过研究，成效显著。而笔者认为可将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借助关联-顺应的翻译范式来探讨双关语的翻译过程，并通过语境来探寻双关语翻译的语用对等。

二、关联-顺应翻译范式的理论基础

1.关联理论

Sperber和Wilson在Grice会话含义理论和“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以认知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话语产生和理解的机制，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认为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一个明示—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process)。明示与推理是交际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是一种明示过程，即把信息意图明白地展现出来;而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推理就是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比如话语)，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获知说话人的交际意图。[2]这里的语用推理不同于一般的逻辑推理，仅借助前提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的推理依据的是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汇信息。这种语用推理要考虑语境。[2]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意义的语境观。在关联理论中，语境也称为“语境假设”(contextualassumptions)，在交际过程中双方互明的共知环境称为“相互认知环境”(mutualcognitiveenvironment)。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听话人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因此，语境不限于现实环境中的情景或话语本身的语境;言语交际中的语境不是双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2]因而在推理过程中，认知语境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认知语境又叫认知环境(cognitiveenvironment)，就是人们所知道的一系列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互明就是双方共同明白的信息或事实。认知环境的互明是人们交际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2]

2.顺应理论

顺应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Jef.Verschueren在其1999年出版的《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Pragmatics)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完整的语用学研究理论，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弥补了先前语境研究的不足，该理论认为使用语言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由不断被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动态生成的。语境产生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并会顺着交际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言语交际中，人类总是为了满足交际需要而不断做出语言选择。该理论以动态的交际为基础，认为口语交际中做出的选择和意义的特征在很大范围内与语言和交际语境紧密相关。Verschueren强调，人们之所以能在语言使用中不断进行语言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三个特性: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顺应性是语言使用的核心。正是语言使用中的顺应性特征使我们能从语境关系顺应(contextualcorrelatesofadaptability)、结构客体顺应(structuralobjectsofadaptability)、动态顺应(dynamicsofadaptability)和顺应过程的突显程度(salienceoftheadaptationprocesses)四个方面去完成语用描写和语用解释。[3]语用学研究语言的使用，也就是研究语言的选择过程，而语言的选择过程则是从语境、语言结构等方面，动态地根据不同的心理意识程度而做出的某种顺应。

3.关联-顺应的翻译范式

关联论在话语理解方面的解释力是强大的，而在语言选择方面，顺应论的包容性极强，因此将两种理论进行结合能更好地解释语言的理解及选择问题，换句话说能更好地解释翻译的过程，关联-顺应的翻译范式由此而生。此前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但并未专从语境入手去研究语用对等的`问题。

关联-顺应的翻译范式认为，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是一个关联顺应的过程，即语言的选择和运用是交际双方寻求关联、顺应的过程。[4]在实际交际过程中，为取得成功的交际，交际者往往以顺应来寻求关联，又通过关联来达成更好的顺应。[5]在关联-顺应的翻译范式中，译者站在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进行跨文化交际，译者在正确认知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之后，以译文读者的认知模式和他们进行交际。译者调动其所有的认知图式并发挥自身的主体意识在原文的认知语境中寻求最佳关联，以及在译文中以变异，协商，顺应的方式进行语言选择。[6]在这个过程中，语境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里的语境在Sperber和Wilson创立的关联理论当中被定义为一个心理结构体(psychologicalconstruct)，是言语交际的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通过语境来寻找关联，要靠推理。在这个交际过程中，听者竭尽全力去选择一个他认为对话语解释最合适的语境。由于语境的选择不会停止，因而语境会不断扩大。所以语境是个动态而不是静态的概念，它是人们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而翻译中为达到语用对等，其前提正是正确地认知和理解自然语言。而要将原语中的情景在目标语当中再现，便要根据由认知语境推理所得到的关联去顺应目标语受众的物质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等，只有这样，才能让译语读者得到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感受，达到语用的等效。

三、关联-顺应的翻译范式与双关语翻译的语用对等

双关语(pun)，是同形异义词(homonym)或同音异义词(homophone)的巧妙使用。双关语翻译的独特性决定了译语除了要反映原文的语言风格，还应使得译语读者得到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感受。然而，传统翻译理论中强调译文与原文完全“忠实”、“等值”的翻译策略已无法适应双关语翻译的客观要求。为了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地再现双关语的特色与功能，再现原双关语的两层含义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关联-顺应的翻译范式能更好地指导双关语的翻译。根据关联-顺应的翻译范式，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解和译出。首先，译者作为中介，要通过认知语境的建构在原文本中找到与原作者交际意图相符的最佳关联，接着，在译语的各个层面上做出顺应，以便将原作者的意图传递给译语读者。具体来说，在理解阶段，译者需扩大共同认知语境，做出正确的语境假设，找到与原作者交际意图的最佳关联;在译出阶段，要顺应语境和语言相关方面，以使目标语读者产生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感受。语用对等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由此，双关语的翻译过程，是译者在原双关语认知语境中寻找最佳关联、明示推理，并在最佳关联的引导下为确保目标语读者认知和谐的方式做出动态顺应的过程。根据关联理论，人类的认知往往是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因此听话人在理解话语时，只会关注和处理那些具有足够关联性的话语，而且倾向于在同这些话语有最大限度关联的语境中对其进行处理，并建构与这些话语具有足够关联的心理表征。在双关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寻求最大关联，会在推测双关语第一层含义的过程中因为关联性不够进而再一次扩大和选择其认知语境中的词汇信息，逻辑信息及百科知识信息而对双关语进行第二次释义，也就是说付出了双倍的努力，并在得到双关语的隐含含义之后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使双关语的修辞效果得以体现。在正确认知原双关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之后，译者将根据在原双关语的认知语境中所寻找到的最佳关联，在目标语认知语境中通过顺应目标语读者交际语境中的物质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并变异、协商、顺应的方式来进行语言选择，以使目标语读者的到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感受，从而使原双关语在目标语中实现翻译上的语用等效。

四、结语

通过对双关语翻译过程的解读，笔者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在理解原双关语阶段，译者站在原语读者的角度根据自身对认知语境的不断调整推测出双关语的两层含义;而在译出阶段，译者顺应目标语读者的交际语境，把双关语所传达的两层含义准确地传递给目标语读者。笔者认为译者只有通过对原语语境的正确理解和对目标语读者交际语境的动态顺应才能实现双关语翻译的语用对等，使双关语的修辞效果得以在目标语中再现。由此可以看出关联-顺应的翻译范式能有效解读双关语的翻译过程，并能指导双关语的翻译。

参考文献

1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 Press,2001.

2 Dan Sperber,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25-27.

3 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Arnold,1999.

4 杨平. 关联 顺应模式[ J ] . 外国语, 2001, ( 6) : 22- 24.

5 刘晶, 唐德根. 关联 顺应模式与跨文化交际会话含义的推断

文化语境视角下的李白诗歌翻译 第6篇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手段, 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交际总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产生的, 离开了文化语境, 语言也就丧失了表达意义的功能。李白诗歌作为中国古诗词中的经典之作, 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李白诗歌翻译中所体现的文化语境着手, 探讨文化语境视角下的翻译手段。

2. 语境学说理论的研究

语境学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由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B.Malinowski, 1884—1942) 最早提出了“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概念。“话语和语境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Malinowski, 1923) 。在语境学研究史上, 不同学者对语境的分类方式和观点有所不同。陈道望先生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情景语境两大类。冯广义在《汉语语言学概论》一书中, 根据不同标准对语境作出不同的划分:根据大小分为“大语境”和“小语境”;根据表达方式分为简单语境和复杂语境;根据语境是否是自然形成的分为逻辑语境和人为语境, 等等。由于本文着重探讨文化语境, 综合以上对语境的分类, 这里简单地将语境分为三大类: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接下来, 本文将重点探讨文化语境及其与翻译的关系。

3. 文化语境及其与翻译的关系

文化语境, 顾名思义, 与文化密切相关。文化语境即文化因素通过上下文体现出来。由于文化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文化语境也是一个牵涉到许多因素的概念。根据广义上的文化概念, 可以讲文化语境划分为历史文化语境、地理文化语境、风俗文化语境和宗教文化语境。当我们将与语言转化为目的语言时, 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步骤:理解源语言和再创作为目的语言。前文提到过语义的理解离不开语境, 而源语言中包含了复杂的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所以原文的理解及再创作过程也离不开语境。原文的分析需要掌握好源语言并理解原文中包含的文化语境, 否则, 在理解和翻译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误解。例如“望子成龙”应该翻译成“expec one’s son to be somebody”, 而不是“to be a dragon”。因为在西方文化中, 即目的语言文化中, “dragon”是恶兽的形象, 而不会令人联想到有用之才。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不能忽略目的语文化而逐字翻译。

4. 文化语境在李白诗歌的四大译本中的体现其翻译策略

中国古典诗歌富含文化底蕴, 能充分体现文化语境的重要性。因而诗歌翻译越来越受到译者的重视。而李白诗歌以其浪漫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中国诗歌史上独领风骚。本文主要采用了四位大师的李白诗歌英译版本, 分析李白诗歌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语境及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接下来本文简单介绍四位翻译大师。

4.1 文化语境在李白诗歌翻译中的体现

语言存在于各种语境中, 尤其是文化语境。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亦是由特定的文化形成的。文化语境从不同的方面蕴含着文化信息。为了能准确译出李白诗歌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有必要探讨一下文化语境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及其对诗歌翻译的影响。由于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复杂、全面, 本文着重探讨几个主要的文化成分。回顾大量的李白诗歌英译本, 不难发现, 某些主要的文化要素在英译的过程中容易引起文化缺失或误解。本文将这些要素分为三类:历史文化要素、地理文化要素和社会文化要素。

4.1.1 历史文化语境

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文化要素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文化积淀。由于各国之间的历史不同, 在历史长河中所具有的历史要素也不相同。如何准确翻译这些历史要素就成了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难点。历史要素主要分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传奇故事、文学作品等。

例1:蚕虫及鱼凫%%%%%%%%%%%%%%%%《蜀道难》

B:two rulers of this region (Bynner, 1929:117)

A:Tsan Tsung and Yu Fu (Alley, 1981:50)

X:the two pioneers (许渊冲, 2005:23)

S:Can-cong and Yu-fu (孙大雨, 1997:161)

“蚕虫”和“鱼凫”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两位君主。Alley的译文适应了英语的拼写规则, 让读者一目了然。Bynner和许渊冲省译了人名, 分别用“two rulers of this region”和“the two pioneers”来代替, 这样便于读者理解, 但是有失原意。孙大雨则采用了拼音翻译。现在许多外国读者都熟知汉语的发音和拼写规则, 而孙的翻译则适应了这一趋势。

4.1.2 地理文化语境

文化都存在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等的差异, 每种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也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差异, 各国人民对于同种现象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某种文化中看似合理的现象, 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是荒谬的。中国与英国在地理环境上差异显著, 语言也必定受其影响并反映了这种差异, 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地理文化语境。在李白诗歌中, 地名和自然现象是最典型的地理文化因素。

例2: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子夜吴歌》

B:A slip of the moon hangs over the capital;

Ten thousand washing-mallets are pounding. (Bynner, 1929:112-113)

A:Changan flooded by moonlight

And I in the evening listening to women from many homes,

Pounding clothes by the water. (Alley, 1981:59)

X:Moonlight i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capital;

The sound of beating clothes far and near. (许渊冲, 2005:49)

S:With moonshine flooding all Chang’an City,

Ten thousand households are clubbing their laundry. (孙大雨, 1997:193)

“长安”是唐朝都城, 现为陕西西安。许渊冲认为“长安”并不会给读者的理解造成困难, 于是用“capital”代替“长安”。而Alley和孙大雨直接译为“Changan”和“Chang’an City”。

4.1.3 社会文化语境

每种语言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人文环境下所形成社会制度、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必不可少的成分。而这些成分通常反映在语言中。在李白诗歌的英译过程中, 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表达原诗的文化内涵。译者们也往往在社会文化要素的翻译上产生分歧。

如《子夜吴歌》中“捣衣”的翻译。“捣衣”是中国古代的民俗。即妇女把织好的布帛铺在平滑的砧板上, 用木棒敲平, 以求柔软熨平, 好裁制衣服。李白用听到捣衣声来指代妇女们对前线丈夫的思念。Bynner将“捣衣”误译为“washing-mallets are pounding”。实际上, “捣衣”是指裁衣而不是洗衣。

4.2 常用翻译方式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四位译者对李白诗歌翻译所采取的手段各有千秋。但总体而言, 最常用的手段有两种:异化与归化。异化和归化是李白诗歌的翻译中常用的手段。异化一源语言文化为中心, 而归化以的语言文化为中心。异化与归化对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异化要求译文符合的语言的表达习惯和文化特征, 归化要求译文保留源语言的形式结构及源语言的文化特征。在同一译本中, 译者可以同时采用两种方式, 但必须以一种为主要手段。

例3:燕草如碧丝, 秦桑低绿枝。

B:Your grasses up north are as blue as jade,

Our mulberries here curve green-threaded branches.

%%%%%%%% (Bynner, 1929:112)

A:Blades of grass in Yen sprout like delicate green threads of milk,

Branches of mulberries in China are heavy with green leaves. (Alley, 1981:193)

X:With Northern grass like green silk thread,

Western mulberries bend their head. (许渊冲, 2005:41)

S:When the grasses of Yan are like tufts of green silk in the breeze,

The luxuriant mulberry leaves of Qing hang low on tree. (孙大雨, 1997:191)

燕和秦两地相距甚远。李白用“燕草”和“秦桑”这两个意象来表达在西方秦国的女子对远在东方燕国的丈夫的思念之情。这两个意象展示了这位女子的内心世界, 制造出动人的诗境。Bynner将这两个意象归化为“your”和“our”, 使读者明确这位女主人公与丈夫相符甚远, 但简化了她的内心活动。其余三位译者都是采取了异化的手段。

5.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文化语境视角下李白诗歌的翻译, 旨在强调文化语境在诗歌翻译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并为李白诗歌翻译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手段。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交际活动, 它所涉及的不仅是两种语言符号, 而且涉及两种文化。一名合格的译者只有时刻记住语境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才能翻译出好的作品。本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选用正确恰当的翻译手法, 不仅与语境有关, 而且受翻译目的、读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但本文并没有对这些因素加以讨论。此外, 由于篇幅有限, 本文单单从李白诗歌翻译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翻译研究的领域是多样化的, 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等待我们去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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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许渊冲.唐诗三百首新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文化语境顺应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第7篇

关于翻译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理论，历来众说纷纭。最近，维索尔伦（Verschueren）推出了顺应理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发展前途和应用价值的语用学理论，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觉去理解和阐释当今的语用学。本文将从维索尔伦的语境关系顺应论出发，探讨顺应文化语境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从而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一、理论概述：顺应论与文化语境

顺应论认为，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语言顺应语境或语境顺应语言。语言顺应包括:(1)语境关系顺应；(2)语言结构客体的顺应；(3)动态顺应；(4)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语言的顺应要依赖语境，故语境关系顺应是语言顺应的重要环节，语境关系顺应强调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要与语境顺应，顺应语言不仅是语言成分和语境因素相互适应的双向、动态过程，而且也是语言使用者策略性的选择过程。文化语境最早由Malinowski提出，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近年来，随着语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文化语境的范围进一步拓宽。Samovar et al.（1998：36)认为文化语境包括知识的贮存、经历、价值、行为、态度、宗教信仰、时间概念、空间关系、学科领域等诸多方面。

二、文化语境顺应与翻译研究

王东风(1997)认为翻译是一种双重的交际活动。译者要以读者的身份与原作者进行交际，这一过程的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译者本人有关目标文化的知识和经验是否达到或最大限度地达到原作者的理想读者的水平。本文将从文化语境顺应对具体词义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顺应文化语境与词义的选择

1.文化语境是影响词义的最主要因素，词语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不同语言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会使某一词语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产生不同的喻义。因此，译者在选择正确的词义时必须顺应文化语境。

2.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具有区别性特征的文化，语言中的词语往往富有一定的民族文化内涵。由于文化的差异，东西方人对一些词的概念及其褒贬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同。例如西方人对bat (蝙幅)无好感，通常联想到坏特征。英语有as blind as a bat,he is a bit batty等比喻说法。而对中国人来说，蝙幅是吉祥、健康、幸福的象征。翻译中遇到这类词，我们就要充分考虑它的文化语境来确定它的词义。

3.宗教是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形成西方社会的重要文化特征。翻译时，译者必须积极顺应宗教文化，正确地选择词义。如：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张培基，1982：11)有人直译为“约翰为人可靠,他不吃鱼，还玩游戏”。从字面上看，译文与原文形式对等，似乎翻译贴切，但译者没能正确理解“to eat no fish”和“to play the game”两词语的深层含义。原来在英国历史上新旧宗教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旧教规定在斋日只许吃鱼，新教推翻旧教后，新教徒拒绝在斋日吃鱼，表示顺从新教，忠于新教，故“to eat no fish”表示“忠诚”之义；“to play the game”的文化涵义为“光明正大”、“为人正直”，因此，译者应顺应原文的文化涵义，译为“约翰为人可靠，他既忠诚又正直。”

4.社会政治制度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服务的。翻译中，词义的选择同样必须顺应社会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有效翻译。比如: Were it left to me to decide whether we should have a Government without newspapers or newspapers without a Government, I should not hesitate a moment to prefer the latter. 读者会纳闷，为什么杰弗逊要把报纸和政府对立起来呢？通常不是政府出版报纸，报纸为政府服务吗？由于东西方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译者不应拘泥于语符表层意义的对应，而应顺应“newspaper”这一词的文化内涵意义，故正确的译文便是：“如果让我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政府还是要一个只有自由而无政府的国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种译文顺应了原文的社会政治制度，恰当地选择了“newspaper”的词义表达了其文化涵义。

（二）文化语境顺应与翻译方法的选择

语言中许多词汇都带有特定的文化信息，对这些词汇的处理方法极大地影响着翻译所达到的文化交流的程度。例如汉语中的“红”的翻译：红利bonus；红火prosperous等，所用一词均为“红”，英语中却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因此在对词语文化意义翻译中，译者应注意以特定目的的文化交流为出发点，努力做到既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又不破坏译文的可读性。本文主要讨论了词语文化意义的三种处理方法，即：直译法、直译加补充信息法、直译兼意译法。

1.文化语境顺应与直译法

所谓直译法就是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或误解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原文说法的比喻、形象和民族色彩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直译不等于字译。例如fat farm是指 "减肥中心”，而非“脂肪农场”。但是，在处理文化词语和表达时，只要译文中所传出的文化信息在具体上下文中能为译语读者正确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应尽量采用直译法。例如，“纸老虎”是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英文根本找不到它的对应词。中文中“纸老虎”的文化含义为“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的人或物”，故译员将其直译为“paper tiger”，既顺应了“纸老虎”的文化语境，又丰富了英文的词汇。

句子的翻译也可采用直译的手段，如: We are the more like a barrel of herrings.(我们挤得像塞满桶里的鲱鱼)。此句译文表明译者顺应了西方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文化涵义，把我们比作鲱鱼以描述拥挤的状态。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翻译比喻性语言、文学著作的名字、商标等时，也应顺应其文化语境进行直译，如: as gay as a lark(像云雀一样欢跃)、Great Expectations(《远大前程》)、fair lady (bed necessities )“贵夫人”(床上用品),表示“优雅，舒适和奢侈”。

2.文化语境顺应与直译加补充信息法

尽管直译是保持原文化氛围和修辞特点的最佳法。在许多情况下，单纯的直译却可能无法有效传达其中包含的重要文化信，如:“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surpass Zhuge Liang.对不了解“诸葛亮”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的外国读者来说，这句话必然造成意义的隐晦不清和理解上的困难。而单纯直译可能导致误解时，可以使用直译加补充信息法进行处理。如在上例译文中，若加上注释* Zhuge Liang：a statesman and strategist in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220-265)who become a symbol of resourcefulness and wisdom in Chinese culture.实际效果就会好得多。

3.文化语境顺应与直译兼意译法

在翻译英语谚语时，有时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其原意，弥补直译法带来的含义不清的弱点，可以采用直译兼意译的方法。一般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是，先直译，后意译，会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例如:

A little pot is soon hot.壶小易热，量小易怒。

Let sleeping dogs lie.睡狗莫惹，麻烦莫招。

谚语是一种在人们日常交际中广泛流传的语言形式，具有很强的口语化特点，所以在翻译时务必语句简洁，注意声韵，用直译兼意译法就能达到此目的。

三、结语

Newmark(1982)指出:“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根据顺应论，译者在翻译中应根据不同的语境作出动态的顺应。译员在翻译时，必须克服不同文化语境带来的影响，弄清词语的真实涵义，准确地选择词义，恰当运用翻译方法，在译文中充分展示其文化信息，积极顺应其文化语境。

参考文献：

[1]Jef·Verschueren.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1999.

[2]NidaEugene.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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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7．

[5]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

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 第8篇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 (James Holmes) 、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安德烈·列弗维尔 (AndréLefevere) 、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等的多元系统理论、文学解释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 等等理论的提出和纵深发展, 在国际翻译领域也出现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活动始于语言而又终于语言。但是, 每一种语言都是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意义。所以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活动, 更应该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移植。在《林纾的翻译》中, 钱钟书先生通过对林纾翻译作品的评论, 把翻译的指导原则和技法概括为:“诱”、“媒”、“讹”、“化”。但是, 在多元文化语境下, 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传统翻译理念对“化境”的追求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已成为不攻自破的神话。翻译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理接受外来文化, 尊重原语文化。尽可能保留原语文化的内涵、风格、和表达方式。真正实现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实质与宗旨。

2 文化翻译中可译性的限度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经说过翻译存在一个可译性的限度问题。林语堂在《论翻译》 (1932年) 一文中引用Croce (克罗齐) 的话“凡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能译的”之后说:“无论古今中外, 最好的诗 (而尤其是抒情诗) 都是不可译的。因为其为文字之精英所寄托, 因为作者之思想与作者之文字在最好的作品中有天然之融合, 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是其精神躯壳, 此一点只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塞万提斯通过堂·吉珂德的口说:“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看花毯。”歌德则很不客气地把翻译比喻成“下流的职业媒人”。普希金说:“翻译是矛盾而辉煌的悲剧;翻译是堂皇的苦难[1]121。”何刚强教授在他的《英汉口笔译技艺》中一开篇就明确的告诉我们翻译的作用——“翻译不仅使得人类各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 而且还帮助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文明的更高阶段发展。翻译的重要性无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都是不言而喻的[2]1。”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到, “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 译者的理解文风和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 而且, 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那还是常有距离。[3]”还有西方目前最流行的翻译标准等值 (equivalent value) 、等效 (equivalent effect) 、和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 虽然赞同这一再声明对等不是同一 (identity) , 但是, 反对者依然认为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形成的翻译障碍, 是根本无法逾越的, 等值或者等效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神话和幻想。

3 翻译的标准:

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 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传统。对于翻译的标准, 更是百家争鸣, 自古有之。我们从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 可见一斑。不管是东晋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还是严复的信, 达, 雅;或是马建中的“善译”;或是林语堂的三标准, 即:忠实标准, 通顺标准, 美的标准。傅雷的“神似”;严羽的妙悟说;王士桢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还有“传神说”, “等值说”以及罗新璋最后得出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5]34。似乎都是各有所长;各自成理。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也提到了翻译标准的问题。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得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 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的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 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3]512。

翻译说到底其实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信息传递和社会文化交流活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追求“信息对等”, 他的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或者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理论和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的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理论的提出都是基于翻译的社会文化作用和特色。对于翻译的实质, 《鲁迅先生论翻译》中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 一当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是, 我们都知道, 即使穿上国人衣服的洋人, 其本质上仍然是洋人;虽然穿着中国的服饰, 而且要让他看起来不像洋人这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 所以, 要让穿上国人服饰的洋人, 看上去不留洋人的风味, 除非动大手术;那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必须彻底改变它原有的东西[6]176。

其实钱钟书先生也承认“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他也指出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 这里补充一下, 那里润饰一下, 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他对林纾翻译中大量存在着的“增补原作”和“删节原作”也没有因为不忠实原文而加以否定。相反却给与高度评价, 尤其是对林纾前期的翻译。而对于紧扣原文的所谓“忠实”予以尖刻批评, 斥之为“懒汉, 懦夫和笨伯的忠实。”所以, 某些方面, 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尽管漏译误译触出皆是, ”但是, “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 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3]。”

那么, 翻译是否能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自1898年, 严复先生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到1919年, 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 翻译界也出现了“欧化”的翻译主张。30年代后期,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主张, 又使得生硬翻译成风。50年代后期, 傅雷先生“以效果而论”的观点, 则强调翻译应该像临画一样, 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6]394。钱钟书先生则在1963年又提出“化境”说, 要求译文对原作要忠实得读起来不想读译本。那么, 翻译的标准能否一概而论?如果要做到忠实, 是应该忠实于原作还是更忠实于读者?我们应该是更追求“异化”还是更应追求“同化”?如何实现奈达提出的等效翻译?比如把“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翻译成“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那算是忠实了吧?可是意义却谬以千里。如果一味“归化”, 会给人一种“不为作者之所为, 却为作者之不为”的感觉。如林纾曾描写福尔莫斯“勃然大怒, 拂袖而起”至今被人传为笑谈[7]45。

对于这些问题, 可能不是翻译理论真正能解决的问题!需靠大量的翻译实践, 钱歌川先生曾说“我素来认为翻译不能专讲理论, 必须有货色拿出来;…翻译和理论是两回事, 很不容易相配合[8]1。”申丹教授在《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一文中提出的“假象等值”论, 也就是译文与原文所指相同, 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甚远。她认为翻译不能忽略语言形式本身的文字意义, 不能将是否传递了同样的内容作为判断等值的标准[9]51。同样的, 结构主义理论认为, 每一篇叙事都有两个部分组成, 故事和话语。故事指叙事内容, 话语指叙事表达, 传达内容的方式。那么如何将一种语言情况下的内容与方式有效地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情况下有同样意义的内容与方式, 光靠所谓的忠实能否出色的完成使命?这是值得怀疑的。比如, 将汉语“今天的饭菜不好, 请多包涵!”忠实地翻译成:Today’s dishes are not very good, please forgive me!这会让外国友人产生极大的愤慨!既然你都知道不好, 为什么还来招待我。其实, 在汉语里这只是一种谦虚的说法, 言下之意就是“这些饭菜已经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的了, 请随便享用!”

林纾的翻译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自己根本不懂外文。他只能根据别人解释和转述的意思加以整理修饰。所以林纾翻译中的加减乘除是在所难免的。但他1899年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 为我国的文学翻译打开先河, 180多部的译作对中西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 他对翻译的标准与翻译理论却很简单:在《译林叙》中, 他明确提出:“华洋文字, 体本不同。更易门面, 篡削字句, 无乎不可。非必穷意摹凝, 反或冗晦。”他认为掌握全文的大意是翻译的关键。但却似乎没有更多的樊篱缛节。

4 译者的态度

“林纾四十五岁, 在逛石鼓山的船上, 开始翻译。他不断译书, 直到逝世。...据我这次不完全的浏览, 他接近三十年的翻译生涯显明地分为两个时期。癸丑三月译完《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间的界标。在它之前, 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之后, 译笔逐渐退步, 色彩枯暗, 劲头松懈, 读来使人厌倦[3]。”

为什么同是一个林纾, 他的译作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前期的翻译使我想象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 兴高采烈, 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后期翻译所产生的印象是, 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惫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 要达“一时千言”的指标[3]523。”这恐怕就应该是译者的态度对翻译的影响作用了。

正如许钧教授所说:“一部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 文本生命所赖以生存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原作不可避免地挥发生变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原作的变形, 有的是客观障碍造成的, 而有的则是主观的追求造成的[10]7。”其实, 严复和林纾的翻译都可说明, 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因素的重要性了。也正是由于态度的原因, 林纾的翻译在前后差异悬殊:早期的翻译“尽管讲了些迂腐和幼稚的话, 流露的态度庄重的, 热烈的。他和他翻译的东西关系亲密, 甚至感情冲动的暂停那支落纸如飞的笔, 腾出功夫来擦眼泪”。而他后期的翻译, “不像以前那样亲热隆重的对待他所译的作品;他整个态度显得随便, 竟可以说使淡漠或冷淡了”。假如翻译工作是“文学姻缘”, 那么林纾后期的翻译颇像他自己所译的书名“冰雪姻缘”了[3]524。 (下转第174页) (上接第149页)

所以, 林纾后期的翻译给所有的翻译工作者都敲响了长鸣警钟。假如一个译者态度冷漠, 失却了从事跨文化对话的兴趣和创作的热情, 而把自己变成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机器或者说赚钱机器, 这才是翻译当中最可怕, 最可悲, 最大的“不忠实”。

5 结束语

林纾的翻译和钱钟书的译论, 都已经成为翻译历史上最可宝贵的财富和可贵的遗产;它们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 它们毕竟已经成为历史。尚且在更多追求文字对等的翻译时代, “化境”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 那么,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大背景中, 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 “归化”还是“异化”, 要做到真正对等的“化境”, 只能是一种神话。所以, 尊重民族文化, 准确传递文化信息, 真正做到文化间的交流与移植, 这才是翻译应该追求的现代“化境”。

摘要：翻译作为突破语言障碍的文化交流活动, 其实质是传递文化信息, 从而达到文化移植和文化交融这一主旨。它是一种跨越时代, 跨越地域, 跨越民族, 跨越语言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随着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不断深入, 尤其在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大语境下, 因翻译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和交际使命, 以及翻译自身所具有的明显的人文学科的复杂性、多义性和模糊性, 使得人们对翻译之于文化交流和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

关键词：多元文化,翻译,《林纾的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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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申丹.论文学文体学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J].中国翻译, 2002 (1) :11-15.

对文化语境下的翻译透析论文 第9篇

关键词：框架理论 英汉词语 翻译策略

一、框架及框架理论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意义主要依赖于认知框架，语言表达是激活框架的支撑点，人们通常借助被激活的框架来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意义。Fillmore于1975年最先提出了“框架”这一概念并将其介绍到语言学里来。在《框架语义学》(1982)一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框架理论，把框架看作是“一种认知结构方式”。

认知框架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其基本成分稳定，任何一个成分一经提及，可激活整个认知框架。其次，不同成分所激活的同一框架有认知视角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同一系统产生各种不同的框架，其中次框架可以帮助人们获取与整体框架相关的特定情景知识。

二、从框架理论解读中西文化语境下的英汉词语差异

Fillmore认为在不同的语言中，框架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当框架理论与翻译研究联系起来，难以处理的是框架特性。下文笔者将试析英汉词语框架的文化差异特性。

1框架层级差异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认知框架结构和框架系统，在不同文化语境的交往中可能导致难解。如例所示：

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差不多先生传》,胡适 )

“差不多”一词在汉语中作形容词，指人的性格或者做事态度，属于[态度]和[性格]这两个认知框架。胡适先生出于讽刺目的用其作名词，使之归属于[姓名]框架。在[人]这个大框架系统里，[态度]、[性格]和[姓名]为同一级的不同次框架。利用认知框架错位传递隐性嘲讽，这在汉语语境不难理解。因为汉语中将“差不多”看作人名时，可以同时激活[姓名]框架以及[态度]和[性格]框架；而在英语中，MrCha Buduo仅能激活[姓名]框架，很难让英语母语者将其与为人处事的态度联系起来。在英语中也有此种情况，如MrRight(如意郎君)。

2框架成分差异

英汉语里有些对应语言表达式很相似，但框架内成分同中有异，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很容易引起理解偏误。请看例子：

I know the philosophy but in reality things do not always work that way。

一见到philosophy很多人便不假思索地译为“哲学”。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定义，[哲学]框架包括“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学说”，“在具体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抽象性、反思性、普遍性的特点”这三个成分。参照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2004)的定义，[philosophy]框架包括以下成分：the use of reason and argument; a particular system or set of beliefs; advanced learning in general; calmness or conduct。对比可见，英语[philosophy]的框架成分比汉语的[哲学]框架要多且范围也宽。由于英汉不同背景下人们激活的框架并非绝对对应，“philosophy”也并非时时等于“哲学”。

3字面相同框架迥异

英汉语里字面一致的词语有时表达的意义却相去甚远。例如，有人将汉语的“怒发冲冠”对等于英语的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殊不知，二者字面接近，但框架完全不同，表达之意也差之千里。前者形容愤怒至极，属于[愤怒]框架，而后者表示恐惧至极，属于[恐惧]框架，倒与“毛骨悚然”相对应。此外，“gas station”不等于“煤气站”，“service station”也不是“服务站”，二者都表示“加油站”。在框架理论看来，这些表面相同的表达式在英汉语里都属于截然不同的框架。

三、翻译策略探讨

从框架理论来看，翻译就是寻找一个构建意义的处方，即译者在译语中重构框架结构及成分的协调性，激活与源语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框架，从而实现翻译的最佳状态。

1调整框架结构

认知框架虽然带有隐性的特点，但却是由语言形式激活的，因此在翻译中可以通过显性的词汇来调整框架。例如，在翻译《差不多先生传》中的那句话时，张培基先生插入了一个成分，原句译成：His surname is Cha and his given name，Buduo，which altogether means “about the same”。通过增译加词，将隐性的框架显性化，使不同层级的框架对应起来，译文也就一目了然。此外，也可以在目的语中调整框架结构，把属于[性格]和[态度]框架的about the same调整到[姓名]的框架中，即把MrCha Buduo译成MrAbout-the-same。从而目的语读者就可以激活相应的认知框架，从而充分理解原语。

2框架成分协调处理

对于语言表达式相似而框架成分有异的英汉词语，翻译时需要在语境中灵活把握，避免框架成分冲突。二-2例中如译者不顾语篇情况，将已有定译的语言表达式不假思索地运用，译“philosophy”为“哲学”，将导致意义偏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具体语境下框架成分之间的协调关系。根据二-2中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英语中的“philosophy”和汉语中的“哲学”，二者框架成分差异明显。[philosophy]框架成分较多，包括“原理”，如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看法”，如 my philosophy about this matter等等。从上下文语境来分析，原句中的“philosophy”表示的就是“道理”框架成分。因此可译为：“道理我懂，可是现实中事情并非总是如此的。”[HJ0.57mm]

3框架修改和转换

英汉语中有许多词语字面意义相同而实际意义迥异。对于此类“貌合神离”的“假朋友”，译者应慎重判断语言表达式所属的框架类别，切忌“望文生义”。例如“食言”不是eat one’s words而是break one’ s words。同时，根据文化背景意义适当修改和转换文化框架。例如，英语中的to eat one’s hat可以转换成汉语的“我就不姓……”。“姓”在中国文化中等于人格，而hat/cap在英国历史上至关重要，to eat my hat其严重性不亚于汉语的“我就改姓”。又如，汉语中的“雨后春笋”不译成to grow like bamboo，而转换译成to grow like mushroom。这样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激活相应的文化框架，加深对源语的理解。

语言的意义主要依赖于认知框架，语言表达式是激活认知框架的触发器。从框架理论新视角审视翻译，译者需灵活协调处理框架差异，找到激活与源语相同或相似的语言表达式，使源语和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框架达到一致，从而有效避免文化交际中的难解和失误。

参考文献

1CJFillmore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Quaderni di Semantica1985

2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3毕继万“貌合神离”的词语文化涵义对比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

4陈德彰翻译辨误[N]环球时报“双语加油站”， 2007

5汪立荣从框架理论看翻译[J]中国翻译， 2005

6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局，2005

7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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