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底线思维

2024-06-17

领导干部底线思维(精选8篇)

领导干部底线思维 第1篇

底线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战略策略和十分紧要的领导艺术。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领导干部是党执政兴国的中坚力量。如何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崭新课题,也是领导干部提高政治能力的重要内容和职责要求。

1、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

所谓底线,就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是事物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一旦底线被突破,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危害,酿成难以承受的后果。所谓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当前,我国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党中央领导坚强有力,意识形态领域态势积极健康向上,经济保持着稳中求进的态势,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也不少。这些挑战和风险,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呈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

一是多样联动。正如总书记指出的,“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

二是复杂易变。“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

三是后果攸关。一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力,其引发的许多后果将是我们难以承受的。然而,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底线思维,对困难估计不足、对风险评估不够,事到临头仓促应战、乱了手脚,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领导干部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每一项工作都是有底线的,都不能出问题也出不起问题。能否把底线思维运用于实践之中,既是谋划和推动工作的职责所在,也是检验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重要标尺。

2、强化忧患意识,切实做好应对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

就底线思维而言,其核心价值指向便是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这是提高底线思维能力的入手处和着力点。忧患意识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周易》中讲,“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孔子云,“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些凝聚传统忧患意识的传世之言,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应对自然风险和进行社会治理的智慧精华。在西方思想文化中,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同样有着悠久的传统与理论渊源。古希腊的目的论学者强调,凡事都存在不可逾越的底线,行事前要有风险意识。著名神话故事达摩克利斯之剑,更是集中反映了居安思危、时刻考虑最坏情况的危机意识的重要性。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

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常怀忧患之心,忧党之安危、忧国之兴衰、忧民之苦乐,忧底线之能否坚守,切实做好应对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各项工作,努力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在思维理念上,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在组织运筹上,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在工作机制上,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特别是要立足最困难、最复杂、最意外的局面,把预案做得周密一些,宁可备而不用,宁可多备几手,不可用时无备,从而遇事不慌、临危不乱,不走弯路、不跌跤,“托底”“守底”“保底”才能有保证。

3、提高理论素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找准底线是前提,理论武装是保证。这就需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总书记对一些重要领域要坚守底线作过深刻阐述。

比如,在道路方向问题上,强调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在依法治国方面,强调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自觉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强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外交战略方面,强调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等等。

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准确把握这些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树立明确的底线意识,增强坚守底线的坚定性自觉性。同时,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围绕各种风险源进行全面调查研判,经过思考、分析、综合,对形势作出精准判断,找准必须坚守的底线,坚决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练就一双政治慧眼,像望远镜一样看得“远”,像广角镜一样看得“宽”,像显微镜一样看得“真”,才能防微杜渐、转危为机,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4、发扬斗争精神,在应对和防范重大风险中增强本领

底线思维不是无所作为的消极被动思维,而是奋发向上的积极防御性思维,斗争性、进取性、创新性是其显著特征。总书记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领导干部的底线思维能力不是与生俱来、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唯一的路径方法就是积极投身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火热实践,加温淬火、千锤百炼、锻造成钢。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很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重大风险,还有很多“娄山关”“腊子口”要征服,迫切需要领导干部发扬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既要“有守”,更要“有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的模范。无数事实说明,在重大风险面前,主动迎战才有生路、敢于斗争才可能成功。干部敢于担当作为,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面对矛盾问题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做疾风劲草,当烈火真金,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领导干部要做善于斗争的模范。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无论干事创业还是攻坚克难,不仅需要宽肩膀,也需要铁肩膀;不仅需要政治过硬,也需要本领高强。当前,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等,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到谋勇兼备、善于斗争。

各级领导干部要全面提高各方面能力,深入实践,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壮筋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怕见风雨的泥菩萨,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层层历练中积累经验,练就一身驾驭和应对风险的真本领。

5、重视党性修养,坚决守住为官做人的底线

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一定意义上讲,底线思维是弘扬高尚道德的思维,可以激发人的精神动力,成就理想人格。一旦道德防线守不住,其他的底线也会失守,底线思维能力的提升也就无从谈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大判断。

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必须主动融入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大熔炉,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经常接受政治体检,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带头遵守党纪条规,带头践行“五个必须”、防止“七个有之”,切实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踩红线、不越底线、不闯雷区。说到底,就是要增强自制力,慎独慎微慎权,守住守好为官从政做人的底线,管严管紧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使自己的行为始终在党纪国法的边界之内。要坚守政治底线,对党绝对忠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守道德底线,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之以恒锤炼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坚守法治底线,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自觉按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办事。要坚守廉洁底线,留足安全距离,增强“不想腐”的自觉,知敬畏、存戒惧、守法度,坚决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自觉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

6、坚持一体推进,自觉把底线思维纳入科学思维体系中来培养提高

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尽管这六种思维能力的内涵、特征、功能各不相同,却有着辩证的逻辑关系,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思维体系。底线思维能力处于这个科学思维体系末端,是科学思维之基。

领导干部要提高底线思维能力,也离不开其他思维方法的系统学习和掌握。只有具备战略思维能力,才能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也才能以长远眼光和全局视角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和风险进行预判;只有具备历史思维能力,才能以史为鉴、知古鉴今,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走向,从而处变不惊、坚定信心;只有具备辩证思维能力,才能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既看到有利一面,又看到不利一面,克服片面化、极端化;只有具备创新思维能力,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打破迷信经验、本本和权威的惯性思维,打开工作的新局面;只有具备法治思维能力,才能尊崇法律、敬畏法律,从而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总之,底线思维不是孤立的,提高底线思维能力也不能搞“单打一”,只有统筹兼顾、系统推进、多向用力,全面提升科学思维能力,才能真正确立和运用底线思维,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领导干部底线思维 第2篇

很多人问我如何做一个领导坦荡地说,我没有资格告诉大家多少,但我接触过大大小小几万个企业家,与中国几乎所有最著名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做过交流,有的甚至成了知音。我想,我把我自己,以及他们的经验总结一下,献给我们的高管们应当是大有裨益的我在摩托罗拉公司做过高管,在为中国成长型企业服务的时候,深感我们总经理或者总裁之所以难做,是由于我们的大部分高管有管理能力,但却缺乏领导力

什么是领导力?黄埔领导力是让下属自愿服从的能力请记住,关键核心在自愿这两个字上!管理靠的是权力,但领导力却是一种影响力,或者说人格魅力,我们的客户中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在管理的时候,更多的是靠权力管理,而不能让员工自愿的服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没有经过真正的领导力训练,不知道如何去提升自己的领导力。其实提升领导力,只要遵循五大原则,就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

黄埔领导力第一原则:从人入手――没有充足的后备队伍,管理者是狼性不起来的做领导者,永远都要把新鲜血液作为管理的前提想想吧,江总王大琨IBM特聘顾问中国第3代沙盘模拟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国内16所顶尖商学院总裁班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管理硕士专业毕业北京天下伐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级合伙人为什么大量进上海体系的人胡总为什么大量进团派的表面上看,这是所谓的亲信,其实这是管理的出发点:你没有自己的人,你就没有资格管理,让现有的人员听你的,因为你的心态一开始首先就输了

为什么已婚男人或有女朋友的男人追女孩往往比未婚青年容易成功不是女孩子有问题,而是心态不同,已婚男人或有女朋友的男人手里有人,心态自然好,而未婚青年因为太想得到而往往委曲求全,结果反而弄巧成拙

同样,太在意失去员工,尤其是优秀员工的领导,心情没有错,但心态却错了,违反了领导力的基本准则,这就是领导力是员工自愿的服从,而自愿服从永远是建立在下属相互竞争的基础上公司经营的本质是经营人,经营人的前提是这个市场是一个员工竞争领导的市场,而不是领导竞争员工的市场

做领导,最可怕的是做之前害怕失去谁,这样心态就输掉了,做领导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有一种心态,先假定所有人都不跟我干,我一样可以做然后问自己,什么情况下别人跟我干什么情况下,他不跟我干然后你就做那些让别人跟你干的事就好

如何让别人自愿跟从你呢那就是制度威严标准要低,但执行要严!很多领导认为,不执行,是因为制度不够多,没有制度不行,但制度多其实是软弱的表现!任何制度背后必须有强人!正像法律背后是军队与警察一样!管理靠的是制度和流程,但制度与流程后是领导者的强硬。有了军队与警察,法律之下就有了合作,同样,有了领导在制度与流程的强硬,就有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合作。

在任何一个下面的人在暗地里较劲的公司,在任何一个领导者在制度与流程前可以让某

几个能人谈判的公司,管理成本都是天文数字,红绿灯是用来遵守的,不是用来谈判的!

黄埔领导力第二原则:制造稀缺―――不懂稀缺的领导者,其实是不懂自己的价值!

你不会把宝石放在阳台,你也不会穿西服上厨房,原因很简单,宝石很贵,西服也很贵,你要把宝石放在保险箱,你也只在特殊的场合地方才穿西服,这一切都因为宝石与西服的稀缺!

那些把宝石放在阳台,那些穿西服下厨房的行为,只能说明一件事,要么是宝石太多,西服太多,要么是他不懂宝石与西服的价值

价值是由稀缺决定的,空气很重要,但空气不稀缺,所以,空气不值钱!同样水很重要,但水不稀缺,所以,水也不值钱很多收藏品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但它稀缺,所以值钱!

领导者经常做的一件没有领导力的事,就是不懂得自己是稀缺的,不懂得领导其实就是经营稀缺的人企业文化重要吗重要,但如果象空气一样重要,但却不稀缺,便没有价值!

重要与价值是两回很多领导者总想给下属好处,比如发奖金最好大多数人都有!比如打造团队的时候,最好每个人都说点好话!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很重要,但这样做却没有价值!为什么奥运会的比赛,只颁奖牌给前三名,这就是稀缺。

一个有价值的人,做什么事,都永远要问,我如何把我的价值变成别人的价值这样他就永远不会把战线做大。他就永远做“有限”的事那些凡事都想做的人,其实都是很狂妄的人,他们以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够做好,才会什么事都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会懂得价值一旦不稀缺,就没有价值,所以,他永远只做少,不做多!做少又要有价值,那做之前的选择就很重要

比如领导如何做招聘?他一定是先经营公司最优秀的人,再让这些优秀的人去招聘。这批优秀的人就叫企业“明星”,而没有明星的公司叫做“失范”,就是失去榜样,一个公司没有标准和榜样,就被迫让每个人去做自己的标准,那就叫乌合之众

树立明星的目的在于让所有人明白,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样就没有员工猜测你了所有的人知道应该怎么去做,这就是用标准来管理(一流公司做标准)榜样永远不能只靠制度制造出来,因为榜样是一种文化,制度有了榜样才有真正的制度想想吧,市场经济要没有比尔盖茨,没有李嘉诚这样的财富明星,这样的经济如何运营

但这样做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开放,比尔盖茨,与李嘉诚是在市场打拼出来的,人人皆可成功,这才是明星真正的价值!这样就把明星标准做成所有人都可以走的一条通道。反过来,再把走这个通道的过程制度化。

一旦把这个过程做公开、做透,人们就不会不仇恨富人和明星,人们仇富并不是真正仇恨财富,而是没有机会做富人和明星。

黄埔领导力第三原则:小团队核变――领导者永远都需要亲信,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就

是牺牲!

领导者永远都是需要一个亲信的,没有亲信,你如何执行你的战略与想法?只是亲信我们要做公开而不是封闭,要做成一个PK体系,因为亲信执行的是公司的战略,你的想法本质上是执行公司的战略

既然是执行战略,那就意味着这批人首先要懂战略?什么叫战略?所谓战略,大部分是那种超越眼前利益的行为,销售人员为什么大多做不了领导,就是因为长期的让他们习惯了“不见鬼子不挂弦”结果,好处是结果导向,坏处是这样的人,打不了“不见鬼子也挂弦”的大仗

所以,公开打造一个小团队,让这一批人懂得领导就是牺牲,牺牲是福,因为领导永远是团队中最大的受益者,只是你要懂牺牲在前,享受在后

这种行为,我们叫领导力投资在你打造这个小团队的时候,你就要要求这些人失去些什么?这就叫培养他们的战略思维,因为如果他们不愿意为公司某些事情“吃亏”,那就说明,他适合做销售,但不适合做领导这样的人,是做不了管理者的,因为他的心态不是一个管理者的心态。

刘鹤,“底线思维”树立者 第3篇

1952年生, 北京人,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2003年3月, 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下文称中财办) 副主任。2013年3月起, 任中财办主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15年6月23日的一则消息, 让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当天, 两年评选一次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公示, 刘鹤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奖。作品将公示1个月, 不出意外, 刘鹤将获得10万元奖金。

对刘鹤本人, 业界已有诸多评价:“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 (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 ”, 以强调刘鹤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

准确判断危机后形势

孙冶方 (1908~1983) 曾留学苏联, 后出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是经济学界杰出的学术领导人之一。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被誉为国内经济领域最高奖。吴敬琏、樊纲、林毅夫、周小川、李克强、许小年、陈锡文、楼继伟等先后获得此奖。

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说:“我们自己并不说孙冶方奖是最高奖, 但它得到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可。它1984年就设立了, 是国内在经济领域最早设立的重要奖项。由权威学者组成的评委会, 非常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奖金都是100万元, 我本人也是吴玉章奖获得者, 但这两个奖的评选对象是人, 孙冶方奖评选的是作品。虽然刘鹤身居高位, 但评委会并不受其身份影响, 以前有很多部级以上领导的作品没有评上。”

刘鹤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发表于2012年, 比较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认为, 他概括得很到位, 特别是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 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 比如缓慢地复苏、还会出现新的问题等等。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 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 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参考性意义。”张卓元说。

此次论文获奖, 并非刘鹤第一次引起关注。

为3任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

2013年10月,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介绍了刘鹤。文章称, 2013年5月,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伦飞往北京参加一场中美高层会晤, 习近平指着自己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伦说:“这是刘鹤, 他对我非常重要。”这样的介绍出乎多尼伦的意料, 他本来并未安排与刘鹤见面。当晚, 多尼伦的随行人员与刘鹤在人民大会堂预订了一个会议室, 双方在会面期间都做了笔录。

这篇文章被国内媒体争相转载, 使刚上任中财办主任7个月的刘鹤受到高度关注。多家媒体称, 刘鹤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编制, 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 十七大, 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 已为3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他还让“顶层设计”一词火了起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 刘鹤在近年来的五年规划纲要编制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语部分写道:“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顶层设计”这一概念, 而刘鹤全程参加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起草。“顶层设计”一词源于信息产业, 刘鹤曾在1998年至2001年负责国家信息中心工作, 2001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后, 又当了两年办公室副主任。

就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公布前5个月, 时任中财办副主任的刘鹤在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同届校友胡舒立采访时说:“‘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 才谈得上其他。提出这个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30多年, 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 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身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在2013年9月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如今, “顶层设计”这一概念在中国几近家喻户晓。

曾给任志强“打工”

刘鹤曾就读于北京一〇一中学。这里东临清华, 南接北大, 1952年8月与中组部所属干部子弟学校“华北中学”合并, 1955年取现名。郭沫若为校歌作词:“你是永不自满的象征, 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由完成走向更高的完成……”

1969年, 刘鹤和当时很多城市知识青年一样, 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上山下乡的道路, 来到吉林省插队,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年以后, 他结束知青生涯, 加入38军当了一名军人。38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赢得“万岁军”称号, 在全军声名赫赫。据同时期在38军服役的企业家任志强回忆:“这支部队对我个人的成长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严格的纪律, 顽强的拼搏, 勇夺第一、永不服输、不屈不挠、宁可战死绝不后退的战斗精神, 在每一位战士和干部的心中扎下深深的根, 最终影响整个一生。”

当了3年兵, 刘鹤来到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 后转为干部。据该厂原副总工程师严毅回忆, 当时厂里的主打产品是畅销全国的“牡丹”牌收音机。改革开放前, 收音机属于奢侈品, “最便宜的‘牡丹’牌收音机的价格也在100元以上, 大部分产品都要卖三四百元”。

刘鹤在2008年撰文回忆:“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 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1978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办学, 他考入该校工业经济系。该系有两个班:工业经济班和建设经济班。系里一位同学称, 刘鹤在建设经济班。“建设经济班的好多同学毕业后分到了建设部 (今住房城乡建设部) 。”官方微博“人大校史笔记”称, 刘鹤于1986年获得工业经济系硕士学位。

现为中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的陈锡文, 于1978年从黑龙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83年, 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任教的杨伟民, 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 现为中财办副主任。这3位大学校友也许没有想到, 30多年后会在一起工作。

“改革初期, 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 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 甚至到了今天, 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 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刘鹤后来写道。

任志强说, 刘鹤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曾给我打工”。1984年春, 北京市西城区准备拆除重建西单老商业区, 任务交给了华远公司。当时在华远下属的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当经理的任志强, 接下了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任务。“那时没几个人懂什么是‘可行性研究报告’。我与人民大学工经系研究生班建立了联系, 领头的4个人是邹刚、黄铁鹰、刘鹤与顾从之。这个团队先后完成了西单食品大厦 (今华威大厦) 、四川大厦、青岛市人防工事利用 (后得了国防部二等奖) 等3个研究报告, 另外还完成了《西城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他们调查了包括广州南方大厦、北京的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场等当时许多大型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与盈利情况, 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现有商业经营的情况, 给出了商场经营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对比、建设资金的要求与经济效益的分析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 报告让公司和区里的所有领导都大开了眼界。”

“尽管这些当年的学生们如今都当了大官、教授, 成就了一番事业, 但最牛的还是我, 是我给他们发的第一份工资, 并帮助他们走入了社会, 1984年就让他们成了万元户。”任志强回忆道。

20年前的预见性

1987年离开学校, 刘鹤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他在此期间就开始站在国家的高度, 主笔撰写《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 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 于1988年被调到国家计委 (2003年改称国家发改委) , 从事产业政策工作。他曾担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 共在国家计委工作了10年, 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 其中5部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插队时期的1年农村生产经验和北京无线电厂的5年工业工作经验, 有助于他认清国家产业结构状况, 为他研究和制定国家产业政策打下了基础。

进入国家计委后, 刘鹤每年都有研究成果发表。他在1998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一文中谈到, 今后20年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很可能是小城市为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而实现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整和竞争过程, 10万~20万人口的上千个小城市会逐步形成气候, 与大中城市形成互补的城市网络, 这必然将派生出来巨额的投资需求并相应对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构成发生影响。他的观点引起学界共鸣。2014年,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公布, 学者认为, 其中的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增强中小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等内容与刘鹤当年的观点是一致的。

1998年, 刘鹤做了另一件意义深远的事。“记得是在1998年6月, 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 我感到, 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 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 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 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 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论坛的宗旨是, 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论坛的定位是, 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 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 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 进行不定期的交流。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吴敬琏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 大家共同倡议, 组织一个非正式论坛。”刘鹤回忆道, 把这个论坛称为“50人论坛”是樊纲的主意, 他认为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国际惯例, 也可以体现论坛的包容性。不久,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就成立了, 主要由一流学者组成。目前, 论坛中有包括刘鹤本人在内的多位十八届中央委员。

吴敬琏评价说:“从组织‘50人论坛’开始, 刘鹤的特点就很明显。他能鼓励学者们发挥专长, 独立地对经济问题发表咨询性意见, 长于集思广益。”

论坛的氛围是轻松的。“记得在2003年5月, 当非典疫情仍在全社会心理上造成较大威胁的时候, 50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们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 共同探讨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当时, 论坛的组织者在颐和园租了一条龙船, 在昆明湖上讨论和总结非典带来的宝贵经验。”刘鹤回忆道。论坛参与者也敢于直言。在今年2月举办的2015年年会上, 樊纲说, “十二五”期间, 政府选择一些产业加以扶持的政策是不成功的, “特别是一些新兴战略产业, 一旦我们列入了这种产业政策, 各级政府都去资助, 市场上也都在忽悠, 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过剩产能”。樊纲建议, 今后应更多实施普惠式的政策, 鼓励各行各业应用和发明新技术。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后, 成为竞相模仿的对象, 各种“50人论坛”纷纷出现, 如中国汽车50人论坛、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等。

“最重要的经济智囊”

2003年3月, 刘鹤出任中财办副主任, 开启了在中财办的职业生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的中财办, 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最高议事机构, 是一个正部级机构。近20年来, 中财办主任都同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2008年9月17日, 即全球知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两天后, 金融海啸即将横扫世界, 时任总理温家宝派刘鹤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 商谈对策。刘鹤曾于1995年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此次他见到了哈佛大学校友、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赛奇回忆说, 刘鹤的使命, 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两个月后,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这项计划现在受到质疑, 但很多人认为, 在当时, 这样部署是正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刘鹤的影响力愈加突显。他的获奖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的2012年第五期, 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 特别是文章结尾处的3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 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我国的战略机遇, 在本次危机前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 危机后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我国在危机前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危机后应把握这些变化, 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底线思维”理念得到习近平的认同。在2013年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 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 凡事从坏处准备, 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 牢牢把握主动权。”此后,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及“底线思维”。

2014年5月, 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增强信心,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 适应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张卓元说, 刘鹤所讲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 即指危机过后, 我国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 “这与后来中央提到的‘新常态’的含义是一致的, 刘鹤的观点有其预见性”。

2014年8月, 某财经媒体筛选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智囊榜单, 刘鹤居首位, 陈锡文、林毅夫、刘世锦、李扬、蔡昉等也入选。该榜单的入选标准包括:他们首先都是一流学者, 有着独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论文著作、研究成果, 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岗位上依然不脱离学术研究;其次, 他们在权威智库机构中担任要职, 其所在的机构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询性质;其三, 他们经常有机会向国家领导人陈述意见建议, 其研究成果能影响经济决策, 并对社会经济进步有重要影响。

低调, 思想开放

细心的人发现, 刘鹤2014年12月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5年4月到上海调研时, 头发已变得几乎全白。张卓元说:“他以前是染发的。大约在两三年前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 他说, 染发对身体不好,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染了。”当被问到刘鹤的性格与处事特点时, 张卓元说:“低调, 思想开放, 虽然身居要职, 仍注重研究问题。”时至今日, 刘鹤与任志强、余永定等一起工作过的很多人仍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开会的时候, 针对别人提出的敏感问题, 刘鹤并不正面作答, 而是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因为患有喉疾, 他说话声音很轻。中财办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 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 实际上, 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 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领导干部底线思维 第4篇

何谓底线思维?美国政府尽管不用“底线思维”这个词,但是在危机中其货币政策的底线意图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围绕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率目标。至于围绕实现底线目标的货币政策手段,在学术理论上是对还是错,其溢出效应对他国是利还是弊,美国政府与美联储从来是不管不问,不在乎的。

于中国国情而言,底线思维可以在回答“三期叠加”现象描述背后的疑问中展现:

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增速要下来。我们能容忍下到什么地步?底线在哪?一在稳就业,稳住社会能容忍的较低的失业率;二是稳风险,在经济增速下降中允许一些企业破产出清,但不能引致传染以致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两者说到底,均为确保社会的稳定。

结构调整阵痛期,调整意味着什么?意味要深化改革。要改革必然直面风险暴露并带来阵痛。那么,改革速度怎么掌握?底线在哪?底线在“部分阵痛”可以,但不能因阵痛加剧而引致“生命危险”,也就是不能引发国家的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譬如资本账户开放改革,当国内诸条件不成熟,且资产泡沫风险犹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开资本流动大门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那么该项改革只能是“部分阵痛”,渐进推进。又譬如土地制度改革,在其他财税改革和条件还未充分准备前提下,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短期内若全归农民,会引起中国经济甚至是社会极大的混乱,则易徐图进之,不能冒失求快。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付出代价。面对由前期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畸形的超级繁荣,遗留下了长期过剩的产能和僵尸企业,就要淘汰破产,要市场出清,相应地银行要减记资产,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此底线是什么?全国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缩水,金融可以去杠杆,企业可以破产,但是不能对当前的经济增长从而对就业有剧烈的冲击,也不能因部分企业债务问题连锁引发全国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经济危机。换句话说,对业已存在的风险,只能用时间换空间,力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机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归纳以上所说,说到底,底线思维是什么?是政府在实施各种调控技术中,必须牢牢确保就业稳定和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局。这既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同样也是出于对社会和政治大局稳定的考虑。若确实能做到这二者,GDP增速再低一点,改革步伐再快一点,并不可怕。从这个角度考虑,底线思维其实又并不是一种新思维,而是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的另一种表述:“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因此,在今天国民经济遇到重大困难与转折时期,政府应是毫不隐晦,直面坦承,处理好改革(结构调整)、发展(经济增速)、稳定(经济与社会风险)三者间的平衡关系,这是关键。理论家也不应简单地拿书本理论分析当今中国经济,市场人士也不宜简单地用外国分析数据套用当今的中国经济。

领导干部底线思维 第5篇

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

于是冲突迭起,于是舆论哗然。不是“当惊世界殊”,是“世界当惊殊”——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这样?

奇怪并不奇怪,不奇怪才怪,因为突破的都是底线,比如“恻隐之心”,比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些原本都是常识,却被丢到九霄云外。被严令禁止的“毒奶粉”,自然会重现江湖。

底线思维 第6篇

那么,如何确定底线在哪里呢?并非所有要办的事情都是底线,一件事能不能成为底线,关键是看这件事如果没办好,会不会前功尽弃?会不会不可逆转?会不会无法补救?会不会全局被动?比如:经济发展速度,快了可以调控下来,慢了可以加快发展,但是,一旦经济秩序乱了就会造成全局被动的后果。那么,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就是底线。又比如:对环境、生态等的破坏属于不可逆转的损失,那么环境、生态的保护就是防守的底线。

一般来说,加强底线管理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牢固树立底线意识。牢固树立领导干部的底线意识,与强化领导干部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是一致的。树立底线意识,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善于确立政绩底线。摒弃为了出政绩、树形象而不顾一切后果,只有前瞻没有后顾的错误思维方式。从守住底线开始,量力而行,步步为营谋求发展。二是要树立风险意识,善于确立风险底线。要善于排查各种潜在风险,找出安全与风险、常态与危机的分水岭,守住各种风险的底线。三是要树立绩效意识,确立绩效底线。完善绩效评估体系,强化公共管理中的成本意识,对开发、建设、生产项目上马和投入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在确定最高目标的同时,都要定好最低标准,进行绩效的底线管理。

系统排查全面防守。底线管理的排查和防范,关键在于全面系统。全面的排查大致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安全的底线,考虑人身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有关问题,如反恐、安全生产、消防、交通安全、资金公物安全等。二是秩序的底线,考虑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的严肃性和规章制度的连续性。三是绩效的底线,考虑成本效益、质量、规模的最低要求。四是利益的底线,考虑发展会不会危及长远的利益,包括环境、生态、资源等的保护。

防范的关键是落实。防守责任到具体部门和责任人,落实到具体措施上,同时,加强对下级底线管理的检查,把防范风险、排查问题、守住底线作为常规工作和重要政绩来考核。

完善公共政策的配套体系。一只木桶,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它的容量。政策的漏洞、措施的短板往往就是底线所在。改革的配套与政策的体系化是守住底线的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引入竞争机制,提倡优胜劣汰,同时就要考虑被淘汰者的出路或安置;引入激励机制,奖励有功者,同时就要考虑惩戒错误者;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上项目搞开发,同时就要考虑规划、环保问题等。

安全管理的底线思维 第7篇

更加注重人为因素,更加注重避免因政策、措施、管理的疏忽等人为因素带来的破坏,更加注重人力可以做到的防范措施和系统建设,更加注重从减少负面影响来促进发展。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看,“底线思维”最大的对立统一就是“底”与“顶”的有机结合,没有“守底”就难达其“顶”,而没有攀高也就无所谓“守底”,此谓“守乎其低而得乎其高”。底线思维成为当下热词,源于讲话,“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一重要论述,在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引起广泛共鸣。这是当前很有针对性的一种科学方法论和政治性要求。国务院副张高丽在《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我们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要善于底线思维,注重宏观思考,决不能片面地、盲目地追求速度,而是应该在平稳的发展中化解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防范风险、控制通胀,致力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做到稳中求进、稳中求好、稳中求优。”有人分析指出,底线思维,是坚持“两点论”的科学思维,是“想一万、预防万一”的思维,是符合“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思维。看问题,既要看到有利一面,也要看到不利一面;既看到最高、最好一面,也要看到最低标准的一面。如此才能做到认真评估决策处事的风险,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从而处变不惊、守住最后防线。《礼记·中庸》有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有备无患、遇事不慌,是一种关注矛盾转化的思维和决策过程,着眼于负面后果,建立防范体系;在防范的同时,更在于积极转化,从坏处准备,向好处努力。

底线思维管理

是指对危机、风险、忧患等的重视、防范和管理,是基于的底线思维的典型的后顾性思维取向,是公共管理行为中的一种重要管理方式,也是公共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与战略计划、绩效管理、效益最大化、激励与反馈等注重前瞻性的思维取向不同的是,底线管理更侧重于防范负面因素、堵塞管理漏洞、防止社会动荡。基于这种底线思维所进行的底线管理,是公共管理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底线管理与危机管理,都注重负面因素和各种变故。但是,底线管理比危机管理更加积极,更加具全局观念,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底线思维意识

“底线思维”的哲学意蕴 第8篇

1. 何为“底线思维”

“底线”原指“长方形比赛场地中短边的边线”,引申后指一定的限度、事情在能力范围前的临界值。底线一旦被突破,就会出现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甚至导致彻底失败。

“底线思维”是一种以底线为导向的精细的思维方法和心态。它要求行为主体计算风险,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并为此设置一系列有效的防御措施和争取行动,追求最好的结果。

2.“底线思维”的特征

“底线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后顾性思维取向。其主要表现在对于事物的矛盾双方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的关注,对事物发展给予正确的认识,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采取了有效防御体系,并且对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换中的“一定条件下”倍加关注,以及对好的结果发展的积极追求。有了防御机制和进取措施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退而言之,即使达不到最好的结果,也能够保证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保住底线”“守住底线。”

二、底线思维的哲学基点

“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和文化范式。

1.“底线思维”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

“底线思维”方法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具体表现。

首先,“底线思维”的提出是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提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从具体国情出发,是革命和改革进程中最重要的立足点,是解决和思考问题、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底”,是“底线思维”产生的依据和源泉。

其次,“底线思维”的提出是基于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克难时期的实际情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改革迈入了实实在在的“深水区”。这亟需我们运用“底线思维”去正确界定和防范风险,在认识其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挖掘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把握底线,不断推进改革。

2.“底线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首先,“底线思维”蕴含着联系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联系之中。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要求人们在运动中把握事物的普遍联系。“底线思维”要求遇事从坏处着手准备,力求获得最好的结果,做到“未焚徙薪”,将主动权牢牢攥紧,强调从全局的高度出发,揆情度理,把风险降到最低,从这些“坏处”的外在联系看到争取“最好”结果的内在联系。

其次,“底线思维”蕴含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主观能动性是指人们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求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看到它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和“成绩”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相互转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在认识并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做事--未雨绸缪、率先策划,绝不逃避问题和矛盾,避免后者向前者的转化,稳固掌握事物变化的正确方向,积极促成前者向后者的转化。

三、“底线思维”在社会问题中的广泛运用

共产党人运用“底线思维”旨在通过管理创新,正视现实中的棘手问题,及时化解矛盾,防患于未然。作为积极的方法论,底线思维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1.“方向底线”决定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近年来,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多次“预言”,中国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会发生他们预测的“变化”。甚至在国内,也有人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道路,将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与走回封闭僵化的老路挂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方向问题上,我们的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更是明确指出,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根本性问题”的强调与说明,更加清晰地凸显了我们的改革必须在方向底线的指导下推进。

方向底线可以分为方向和底线来理解。在全面发展中守住方向,就是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改革,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实践中守住底线,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握根本性问题不动摇。

2. 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阶段,运用“底线思维”来看待经济增长速度,既是对中国自身负责,又是对世界负责。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是指经济增长处在合理区间,“进”是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加快。政府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在提高,宏观调控也将放眼长远,不再纠缠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只要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在社会所能容忍的较低的失业率范围内;物价涨幅不超出“上限”,能够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率在7.0%~7.5%这个合理区间内稳定波动,高一点或低一点都是正常的。说到底,“底线思维”就是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用保障就业和物价来制定的红线。既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又是出于对大局稳定的考虑。

3. 改革的边界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坚守“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分别是我国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政治底线、用途底线和价值底线。

首先,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的政治底线,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底线与界限。有利于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基础上充分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其次,坚持耕地红线不突破的用途底线。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央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高度结合我国土地资源禀赋情况,为了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农民权益等多重利益受到保障而做出的布局。土地用途管制作为确保耕地红线的最基本最可靠的手段,坚守耕地红线同时也意味着要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原则不动摇,这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最后,坚持农民利益不受损的价值底线。即便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命根子,影响着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基本的生存保障。只有充分保障农民利益,改革才能够稳步推进。坚持农民利益不受损这条底线决定了它的优先地位。

土地问题历来是国家的重大敏感问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大胆创新,也需要谨慎。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关键,就是要牢牢把握这三条底线。

四、“底线思维”是哲学改革方法论

虽然“底线思维”在全党引起了广泛重视。事实上,我们对“底线思维”的认识还有待深化,需要克服一些误区。

1.“底线思维”是一种思想方法

首先,它要求“思”。“底线思维”实际上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思维,要求人们主动思考什么是底线、底线在哪里,做到心中有谱。其次,它要求“行”。在确保最小战略利益的前提下,努力争取顶线,收获更大的利益。第三,“底线思维”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它令人勇于面对事实并接受出现的最差情况。第四,“底线思维”立足全局、突出重点,进行取舍,对下一步的行动心中有数,以实际行动化解风险。

2. 底线思维是一种工作方法

具有哲学方法论意蕴的“底线思维”首先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当把“底线思维”方法用于指导、处理、解决工作实践和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实现向“好”的方面转化,其实也就成了一种工作方法。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和改革攻坚期,进行重大决策,积极稳妥处理矛盾冲突,稳定社会秩序,推进改革开放等,迫切需要树立底线思维的方法。底线思维的方法,有助于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实现其向“成绩”方面转化,有助于更加能动地推动各项工作,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的进步——更加坚定对改革发展的自信,是新时期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观念准备和实践要求。

3.“底线思维”是一种行动哲学

当前我们对底线思维的认识仍有偏差。只是简单地将它看成是一种忧患意识,或是经济发展、民生问题的处理方法。没有看到虽然“底线思维”是由忧患意识孕育而生的。但底线思维并不等同于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文化传承,是执政思维,是生活的智慧。而底线思维强调的是基于忧患意识产生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掌握主动权的方法,即是“底线思维的方法”。底线思维是对矛盾方法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规律的深刻把握,是蕴含了辩证法、方法论的系统性思维模式。

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二者相互结合。思想方法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工作方法是改造世界的方法;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是前者在实践中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把“底线思维”又称作“‘底线思维’的方法”也就是这个道理。

综上所述,对于“底线思维”的认知应当看到它包括并超越了忧患意识,成为了一种改革方法论、实践方法论,甚至可以称为行动哲学,其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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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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