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精选5篇）

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第1篇

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黄今言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的研究有重大进展，成就斐然。其突出表现是：一是研究队伍扩大。除老一辈史家外，新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二是研究领域拓展。过去只局限在少数领域，如今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教育、人口、地理、思想文化、人物评价等各个领域。三是研究成果丰硕。过去发行的专著、论文数量极为有限；如今专著、论文大量涌现，满天星辰，数量大为增多，且刊发了很多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学术价值高的成果。从秦汉史研究的走向和发展趋势来看，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拓展与深化了传统课题的研究。对秦汉史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包括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职官制度、军事制度、宗族家庭、法律制度、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继续成为重点研究领域。旧题新作，多有深化，先后刊发出了一批史论结合，体现特色，功力扎实，富有生命力的新成果。

其二，重视简牍、文物的研究。随着大批简牍及画像砖石等文物考古资料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有的对简牍、画像砖石本身进行专门研究；有的将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以简牍印证文献，或以文献诠释简牍，研究出了一批开拓性的著作。

其三，加强了区域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一是秦汉史研究会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进行了有力引导，如1991年年会重点讨论齐鲁文化；1993年年会重点讨论江南经济；1996年年会重点讨论南越国史；1999年年会则讨论西南开发等。再者，伴随着各省通史的编写，一般也都设有《秦汉卷》，如《陕西通史·秦汉卷》，《山东通史·秦汉卷》等。这都有力推进了秦汉地域史的研究。另外，不少学者，就地取材，从实际出发，研究本地的秦汉史，关中、西北地区的学者尤为明显。多年来由于大家合作，拿出了不少有地方特色的成果。

其四，研究方法显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许多学者坚持“实证主义”原则，无史不证，同时又重视价值评判，力求做到“以史为鉴”；有的学者采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引进历史学研究；还有的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计量分析法等引进史学研究，试图使研究更加精确化、科学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许多人的研究方法有不少更新，提升了成果的质量。

大量史实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得到了蓬勃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下面，将1980年以来的秦汉史研究概况作一简略的回顾。

一、综合性研究 秦汉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早在四、五十年代，陈源登、马元材、钱穆、翦伯赞、吕思勉等前辈学者各自都曾著过《秦汉史》，达五、六部之多。八十年代初以来再度大量涌现。例如：林剑鸣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全书共十四章，深入研究了秦人兴起、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马非百的《秦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内容分为纪、传、志、表、録、图六部分，史料详实，是他的精心之作。林剑鸣的《秦汉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共二十章，注重史论结合，在内容、结构、观点等方面，皆有所创新。许多大学历史系被列为教材，得到了广泛利用。田昌

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全书共八章，全面概括了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结构合理，篇幅适当，观点平稳的一部断代史。外国学者崔瑞德、鲁帷一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十六章，该书虽然对近年新出土的历史资料尚未得到利用，但引证文献广泛，并重视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工作，也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秦汉史研究的水平。

此外，秦汉史研究会编的《秦汉史论丛》，现已出版十二辑，是综合性的论文汇编，反映了会员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经济史成为研究的热点，成果很多。贯通性著作有多部问世，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傅筑夫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经济区的发展、土地制度、劳动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经济与币制、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分别作了论证。这是他历经三十余年长期研究的结晶和总结工作。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二十二章，在绪论章中，对秦汉时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状况、基本经济区、产业结构与经济类型、社会经济形态等作了阐述。然后分章论述了秦汉时期的人口分布，农田水利，农业生产，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经营方式，土地继承与土地买卖，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商业与都市，商品价格，货币、赋税、徭役，财政，国家经济政策，交通运输，社会各阶级和等级的经济地位与资产，不同阶级和等级的生活消费，少数民族的经济等。该书富有创意，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己见，加强了薄弱环节的研究，重视填补空白。这是一部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杠鼎之作，体现了当前国内研究的最新水平，受到学界的好评。此外，还有曾延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分西汉、东汉两部分。对两汉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外贸，以及租赋、国家收支与财政等作了探讨，用力较勤，对学界有启示作用。

学界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经济史的成果十分丰硕，这里从几个方面，做如下列举：

（一）部门经济：农业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部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新的进展。陈文华的《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农史方面的论文12篇，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秦汉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新见。樊志民的《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对秦农业的发展历程、农业科学技术的演变、农业生产结构及其管理制度等作了详细分析。许倬云的《汉代农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汉代农民的生计、农业资源、耕作方法与技术以及农业之外的选择诸问题进行了论列。同时，还对汉代农业的相关文献做了介绍，可供参考。学界发表的论文有：林甘泉《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1985年版），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孟明汉《关于西汉农业劳动者的身份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宁可《西汉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8年4月10日），高敏《论秦汉时期放牧业的特征和局限》（《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余华青《秦汉时期的畜牧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林业》（《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温乐平《论秦汉养牛业的发展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黄今言《汉代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对秦汉农业作了有益的具体考察，比较深入。

手工业的研究也有些进展。逢振镐的《秦汉经济问题探讨》（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对秦汉的盐铁政策、手工业经营管理制度、山东地区的冶铁、煮盐、制铜、铸钱、制陶、漆器、纺织等分别作了论述，是一部较扎实的经济史论文集。宋治民的《汉代手工业》（巴蜀出版社1992年版），也有一定的份量。这方面的论文有：张传玺《论秦汉时期三种盐铁政策的递变》（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1983年版），余华青《汉代酿酒业初探》（《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秦汉漆器价格考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宋治民《汉代铜器铸造手工业》（《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陆德富《西汉工官制度问题研究》（《文史》2009年第3期）等，不无新意。

商业史的研究较为活跃。商业协会主办的《平准学刊》八十年代出版了五辑，内容以商业为主。1995年创办的《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目前已出版两辑。吴慧的《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二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对秦汉时的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发展官营商业、东汉的商业与商人地主等作了具体论列，特色明显。相关论文有：张仁玺的《秦汉时期私营工商业的行业类型考述》（《山东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严华青等《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化及其政策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赵德馨《商业的性质与历史》（赵著《经济史学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对商业的利润，发展历程，作用等提出了新见。当然，商业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开拓。

交通运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全书共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交通建设、津桥、车辆制作、陆路运输动力、内河航运、近海航运与海外交通、造船业、都市交通、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与主要粮道、产业分布及运销区别、运输业、通信形式、域外通路、交通史背景以及交通心理与交通习尚等，分别进行了论述。该书广征博引，分条缕析，运用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该书作者为完成这一专题研究，此前曾发表了多篇论文，如《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秦汉时期的私营运输业》（《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两汉救荒运输略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此外，学界的论文还有：余华青《略述秦汉时期的舟车制造业》（《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吕名中《秦汉通南越要道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金惠《汉代船尾舵的发明》（《东方杂志》1983年第1期），赵化成《汉画所见汉代车名考辨》（《文物》1989年第3期）。这些论著较前人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发前人所未发，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土地制度：目前，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多部。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论述晋以前的土地制度。试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资料丰富，分析深入，立论公允，得到学界认可。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对秦汉时的土地制度，主张“国有土地”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论。断代性的有高敏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国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当时土地所有制形成及诸形式等问题有系统论述，成一家之言。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国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把土地制度作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结合剥削方式、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独具卓识。张金光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十二章，其中对秦的土地制度、为田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赋徭役制度、官社经济体制等等做了全面、系统研究。认为秦汉时期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份地“授田制”，实行“定产承包制”。认识深刻，自成一说，是有突破性的一个研究成果。刘光华的《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则对汉代屯田的发展、屯田上的劳动者、屯田管理系统及屯田作用等，提出了独自的看法。

土地制度的论文很多，代表性的有：李振宏《两汉地价初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张传玺的系列论文包括《汉以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形成的三个阶段》、《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国有土地问题》、《从“授民授疆土”到“衣食租税”》、《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见张著《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韩连琪的《西汉的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东汉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庄园制的兴起》、《论两汉封国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形态》（见韩著《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安作璋、逢振镐的《试论秦汉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杨生民《汉代土地制度两重性诸问题试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自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出土后，对汉初的“授田制”、“名田制”问题展开了讨论。论文主要有：高敏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杨振红的《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张金光的《普遍授田制的终结与私有地权的形成—张家山汉简与秦简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涌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高质量成果。

在地主制经济下，有关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过去研究的比较薄弱，八十年代后有了新的进展。于琨奇的《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黄山书社1991年版）。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小农的产生、生产力水平、粮食产量、副业生产能力、赋役负担、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彦辉的《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分9章，对豪民的产生、特征、演变，豪民在工商业中的兴衰，豪民的土地兼并与役使贫民，豪民与田庄经济结构，豪民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其与士族的逐步合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相关论文有：李根蟠的《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洪煜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黄今言的《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还有他的《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许多学者正在开拓和深化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

（三）赋役制度：这与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也涉及国家财政及整个社会分配问题，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土地税、人头税、商业税以及更卒、正卒、戍卒等徭役作了具体考证，提出了独自的见解。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全书共九章，分别对税收财政机构的发展，土地税的类型及其征课量的蠡测，末业税和有关的杂项税收，计訾与訾算，按丁口征赋的确立及其演变，徭役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和贡输，赋役征调与名籍、上计制度等。对秦汉时期赋役的源流、性质、内容、特征及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关系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究。

在此期间，学界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柳青藩《论汉代“公田”的假税》（《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岳庆平《汉代“赋额”初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于琨奇《“户赋”“军赋”考》（《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钱剑夫《试论秦汉“正卒”徭役》（《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施卫青《关于秦汉徭役的若干问题—与钱剑夫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钱剑夫《汉代“案比”制度的渊源及其流演》（《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一辑）和他的《凤凰山十号汉墓据“算”派役文书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高敏的《论汉代“假民公田”制两种类型》、《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秦汉徭役制度》、《秦汉的户籍制度》、《秦汉上计制度述论》（均见高著《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黄今言的《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汉代田税征课中若干问题考察》、《论两汉的赋敛制度及其演变—关于按丁、口征赋的研究》、《汉代末业税问题探讨》、《西汉徭役制度简论》（均见黄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备受关注的秦汉赋役制度，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

（四）币制与财政：学界自来比较关注。货币史方面的成果，有钱剑夫的《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南的《秦汉货币史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蒋若是的《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都对秦汉的币制及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黄金是否为本位货币、使用范围及其职能等做了具体阐述。论文有：李祖德《试论秦汉黄金货币》（《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秦晖《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杜劲松《关于西汉多黄金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任伍《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谢桂华《“茭钱”试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赵宠亮《说“财用钱”》（《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徐承泰《东汉时期货币铸造及管理机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黄今言《张家山竹简〈钱律〉的几个问题》（祝贺朱绍侯先生八十华诞《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期）和他的《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等。在这些论文中，有的以小见大，颇具新意。

财政与货币密切相关。马大英的《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

年版），全书共二十五章，对汉代的财政体制、财政收支、屯田、漕运、货币以及财务行政与上计吏等分项做了详细论述，资料丰富，涉及面广，力图展现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有参考价值。罗庆康的《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探讨了西汉财政制度。还有占志宏的《汉代财经大辩论》（三环出版社1992年版），朱德贵的《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也都有些特色。

（五）商品经济：主要成果有，邵鸿的《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的变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战国时期的商品生产、商业形态与商业资本、商品经济发展给战国社会经济带来的重要变化等，作了全面考察，特别对商品经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论证较为深入。黄今言的《秦汉商品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分为七章，在诸论中，首先对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性质、程度及其与自然经济的关系作了宏观性阐述。然后分章对当时商品经济生产发展的特征、商品交换与商业形态、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商品价格与货币流通、商人崛起与商业资本投向、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等，作了系统论述。该书史论结合，理论构架，自成体系，力图全面再现秦汉商品经济的原状，是作者多年耕耘之作。张宏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也有一定的深度和特色，对当时的商业资本有较好的研究。王仲犖遗著《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其中第一、二卷，根据《管子》、《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居延汉简》等对秦汉物价作了资料性整理，查阅方便，利于使用。丁邦友的《汉代物价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与王著近似，虽有重复之感，但也可一读。

商品经济的论文很多，例如：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林甘泉《秦汉商品与自然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商品交换和买卖契约》（《文物》1989年第9期），钱剑夫《秦汉商品检验与物价管理》（《中国史研究》1978.2.），吴慧《秦汉时期度量衡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黄今言的《汉代贩运贸易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秦汉商品市场发育水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等。目前，商品经济正在成为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六）区域经济：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蓬勃发展迫切要求从地方经济发展史中取得借鉴。秦汉区域史的研究也日渐受到关注。黄今言主编的《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七章，对秦汉江南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与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作了开拓性研究。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用专章，论述了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物质文化成就、发展规律、特征及其对海外的影响等，是史论结合，富有新意的成果。张荣芳的《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中多篇论文，阐述了秦汉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乏特色。薛瑞泽的《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该时期河洛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文很多，例如：章士成《西汉时期闽越社会经济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王家典《两汉时期徐淮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地位》（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4辑1988年版），张泽咸《汉唐河西走廊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段渝《秦汉时代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1期），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述评》（《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等。上述论著，对现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

三、社会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众多。林剑鸣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共十二章，对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征、物质文明、城市风貌、服饰、饮食结构、居住条件、水陆交通、信仰、祭祀、婚丧礼俗及精神风貌等，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取材广泛，资料性强，是有价值的成果。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时限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魏晋南北朝。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综合论述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该书是一部讨论古代中国社会分期问题的专著，也是作者“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中、西上古社会国家政体殊异原因、战国时代变法的性质、秦汉社会制度的定型、发展、局限与深远影响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视角较新。此外，还有谢国桢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志远的《四川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杨振红的《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论著，大都利用出土的文物及简牍，对秦汉社会的某几个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王之今的《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共收入23篇论文，对秦汉社会中的恶少年、少年吏、流民运动、社会福利法规、浮侈世风、盗墓现象、卫生食品法规等等，一些过去学界关注很少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一部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论文集。

有关城乡社会研究的成果，也有多部著作问世。马新的《西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全书共七章，对两汉时代乡村的生产环境与农业状况，土地制度与生产经营、社会分野与农民的历史命运、乡里村落与宗族、婚姻与家庭、民间信仰与神袛崇拜、民谣民谚乡村风情等，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资料翔实，论证有力，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力作。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七章，对汉代城市的发展、分布、人口、居民编制、城内市场等做了论列。该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个成果，比较精审。张继海的《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共六章，论述了汉代的城郭与基层聚落形态、城市的物质结构、城市社会的一般情形、公共生活、社会问题等，在视角上有些特色，尤其是对当时城市的社会问题及其管理方面进行总结，很有意义。徐卫民的《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全书共九章，对秦汉时期都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汉代都城对秦代都城的继承和创新、秦汉都城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都城附近的帝王苑囿、陵寝等作了有价值的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秦汉城市社会史的得力之作。他还对秦汉时期的都城、园林、陵墓及建筑等方面多有研究，是一部系列论文结集。（见徐著《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此外，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研究秦汉社会史的成果，若以专题划分，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与灾异：生态环境的代表作有：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分九部分。对秦汉时期的气候变迁、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植被、生态环境的人为因素、时人的生态环境观、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以及生态环境的个案研究等进行论述。资料宏富，视野广阔，见解独特，创意良多，反映当前研究的最新成果。灾异方面的代表作有陈业新的《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共六章，对两汉灾害概况、灾害原因、灾害思想、灾害与君主政治、灾害与经济、灾害与文化事像等作了具体论述，另附两汉灾害年表。该书比较扎实，论据确凿，分析到位，是一部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有现实借鉴意义。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杨世文《汉代灾异学说与儒家君道论》（《中国社会科学》1991.3.），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的“荒政”》（《中国史研究》1994.2.），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4.），王子今《秦汉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1.）、《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5.2.），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2002.4.），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历史研究》2002.4.），刘雪琴《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齐鲁学刊》1999.3.），邹逸麟《“灾害与社会”刍议》（《复旦学报》2000.6.）等。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的研究不乏佳作，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二）人口问题：还是研究人口体系中特殊类型的一种社会关系。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全书分三篇十一章。对西汉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各地区的人口迁移等作了深入论述，且附有各类图表。该书颇有价值，研究方法作了新的尝试，填补了一项空白。他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有专章论述秦汉时期人口数量的发展及其变化特点等，适合一般学者阅读。袁祖亮主编的《中国人口通史·东汉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东汉人口数量发展状况、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统计与管理、人口政策、人口思想、人口寿命、婚姻家庭与人口、人口姓氏分布、民族人口、生态环境与人口等，分条缕析，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书规模宏大，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用力甚勤，反映了一定的学术水平。还有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高凯的《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文史哲》2007.5.）、《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学术研究》2007.9.）、《从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史林》2007.5.）等论文，也别具特色。

（三）阶级、阶层：这方面的研究继续趋向深入。沈刚的《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共七章，对客阶层的形成与早期存在状态、秦和秦汉之际的养客之风、两汉时期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客、客的依附化及其演进等做了具体探讨，不乏新见。有关秦汉时期的地主、豪族、士人、客、游侠、奴婢等方面的文章，不时可见。例如：安作璋等《秦汉地主阶级构成的演变》（《山东师大学报》1985.2.），马彪《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中国史研究》1988.4.），王水平《两汉江南士人行迹述略》（《中国史研究》1997.4.），乔宗传《秦汉游侠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史研究》1985.1.），孙如琦《东汉的流民和豪族》（《浙江学刊》1993.3.），杨生民《论战国两汉时期的“客民”和“客”》、《两汉士族地主兴起试探》、《汉代地主在农业使用佃农与奴婢经济效益的比较》、《汉代地主门下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汉代氓隶非奴隶考》（均见《杨生民经济史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林剑鸣《“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2.），宫长为《“隶臣妾”是秦的官奴婢》（《中国史研究》1982.1.）。其中有些问题学界看法不一，还存在着分歧，尚可进一步探讨。

（四）宗族、家庭：作为社会史研究重要内容之一的宗族与家庭问题，继续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赵沛的《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五章，对商周宗族社会概况、两汉宗族的恢复和重建、宗族的里居形态、社会结构、宗族发展的基础和途径等做了勾勒，资料翔实，观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岳庆平的《汉代家族与家庭》（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篇幅不大，但对汉代家族、家庭问题作了梗概性描述，思路清晰，读者面或许更广。另外，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许倬云的《求古篇·汉代家庭的大小》（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也都对先秦两汉家族、家庭有较好的研究。主要论文有：黄金山的《论汉代家族的自然结构与等级结构》（《中国史研究》1988.4.）、《汉代家庭成员的地位与义务》（《历史研究》1988.2.），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历史研究》1988.6.），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家庭》（《中国史研究》1988.2.），张鹤泉《东汉宗族组织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1.），马新《秦汉时代家内人际关系的变迁》（《山东大学学报》1993.3），孙达人《试给“五口百亩之家”一个新的评价》（《中国史研究》1997.1.），张仁玺《秦汉时期“五口之家”述略》（《齐鲁学刊》1998.6.），李根蟠《从秦汉家庭论及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国史研究》2005.1.）等，均可谓比较有份量的研究论文。

（五）社会保障：古代虽然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词和相应的观念，但有些举措或做法可视为后来社会保障的范畴。王文涛的《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社会救助，民间互助保障，特殊福利，身份性福利，军人优抚，社会保障的程序及实效，社会保障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与梳理。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但又不囿成说，积极探索，提出己见。这一研究，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相关论文有：李家利《两汉政府保障行为述略》（《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2.），张为民《汉代管理的优抚制度》（《山东师大学报》2001.4.），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史林》2002.1.），王子今《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浙江社会科学》2002.4.），张仁玺《齐鲁先秦诸子的社会保障思想》（《东方论坛》2003.2.）。不容讳言，社会保障方面有深度的文章，目前尚未多见。

（六）社会风俗：有关“风俗”的内涵及其广泛，一般认为大致上它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婚姻、奔丧、寿诞、卫生、交际、娱乐、信仰等等。这方面如今继续得到关注。韩养民的《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瞿兑之的《汉代风俗制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二书，对该时期的风俗有概括性描述。彭卫、杨振红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十二章，分别对秦汉时期的饮食风俗、服饰风俗、居住与建筑风俗、行旅风俗、婚姻风俗、卫生保健风俗、丧葬风俗、农业生产风俗、信仰风俗、节日风俗、游艺风俗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规模宏大，资料丰富，涉及广泛，是值得重视的成果。除综合性的风俗史外，还有刘增贵的《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对汉代婚姻关系中的等级状况，地缘关系，年龄构成，法律规定，婚姻观念等均有所论述。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利用文献考古资料从葬俗、丧礼、随葬品、陵园、墓葬形制等角度论述了汉代的葬俗。风俗史方面的论文，我所看到的有：申言《秦汉风俗议》（《中国史研究》1985.1.），吴小强《试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中国史研究》1989.3.），周天游《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历史研究》1991.1.），黄婉锋《汉代中州民风的嬗变及其意义》（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8辑2001年版），张仁玺《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山东师大学报》2002.6.），葛志敏《秦汉风俗与贵族女权》（《光明日报》2002.9.10.），高凯《<二年律令>与汉初女性权益保护》（《光明日报》2002.11.5），高崇文《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06.4.），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2.）和他的《汉代“妖言”探讨》（《中国史研究》2006.4.），宋杰《汉代后妃“就馆”与“外舍产子”风俗》（《历史研究》2009.6.）。吕、宋之文，视角新颖，论证精彩，是功力扎实的好文章。

四、政治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领域。孟祥才的《中国政治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书共十章，对秦汉时期的皇帝制度，中央决策系统，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分别作了论列。并指出了秦汉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王育民的《秦汉政治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分为四章，对秦汉时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尚书、中朝与外朝，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官吏的选拨、管理、俸禄制度等，也有过通识性论述。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对汉初几十年的政治特点做了系统总结。该书在理论创新，史料整合，学术规划方面值得肯定。孙家洲的《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三章，对汉代的政局、政论、政策及神秘主义笼罩下的汉代社会，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一些重点问题剖析透彻，是值得重视的成果。张小锋的《西汉后期政局演变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也还有所创获。

政治史论文主要有：朱弘《关于秦汉分封的历史反思》（《中国史研究》1980.1.），刘修明《西汉历史的转折》（《历史研究》1987.6.），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1990.1.），周鼎初《东汉后期黑暗政治考察》（《中国史研究》1991.2.），林剑鸣《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4.），吴刚《巫蛊之祸新探》（《中国史研究》1993.2.），田佘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探讨》和他的《论轮台诏》（见田著《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等，这些论文，皆从某一侧面或问题，探讨秦汉时的政治，提出新见。下面专就秦汉时的官制、法律、监察诸方面的成果做些陈列：

（一）官僚制度：代表性著作有：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全书分为三编十七章，对秦汉时期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官吏的选拔、任用、考课、赐爵、秩养和朝位、印绶、符节、舆服、休假和致士等各项制度，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内容完整，史料充实，引用方便，有重要参考价值。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分上、下篇共十三章，专论秦汉官吏选拔制度。上篇为秦仕进制度考述，是开创性探讨；下篇为西汉仕进新探，主要是说明该制度的合理性、发展必然性及其衰落的原因。资料翔实，是一部潜心研究之作。杨鸿年的《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未分章节，以专题列目，以探讨汉魏时期的官制为主，兼及军制。对当时宫省制度、中朝与外朝官，中书和尚书，中常侍、给事中、侍中、郡县官吏以及南北军等，叙述极详，有不少创见，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性汇编。柳春藩的《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四章，对秦汉时期王国和侯国、封君和关内侯、二十级赐爵制（列侯、关内侯除外）三者在封爵制的联系与区别等方面做了阐述，同时也涉及该制度相关的官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创获殊多。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共九章。对两汉的“三公”、“尚书”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纷繁复杂的变化，逐一作了细致的考证与论述，提出了许多与前人不同的新看法，分析精审。该书对整个政治制度的研究，很有启发，是一部得力之作。卜宪群的《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八章，对秦汉官僚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渊源与演变、三公九卿制度、皇权与官僚制度、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官僚制度行政运作的基本形式等，作了深入论述。该书视野开阔，大量运用新出土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对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廖伯源的《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全书分上、下编共十二卷，对秦汉皇帝使者的职权范围，使者的信物、服饰与官衔，使者与官制的演变等，作了考论。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皇帝使者的著作，选题新颖。此外，廖氏还有《简牍与制度》（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秦汉史论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二书皆为秦汉官制的专题研究。其中，对当时的仕进制度、郡县属吏、地方官吏之籍贯、昌邑王废黜、郎将职掌、考课制度、朝议制度、大夫制度以及有关“封事”、禁锢等问题有详细考释。旁征博引，用力甚勤，创见尤多，是两部扎实的论文集。

官制方面的论文还有：唐赞功《汉初“布衣将相”浅论》（《中国史研究》1984.1.），祝总斌《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历史研究》1986.2.），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历史研究》1986.3.），马良怀《西汉宦官考》（《中国史研究》1987.1.），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1991.4.），吴曾荣《西汉王国官制考》（《北京大学学报》1990.1.），李孔怀《汉唐宰辅权力体制述略》（《中国史研究》1993.4.），汤其领《太尉非秦官考辨》（《中国史研究》1996.1.），于琨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2000.2.），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延伸》（《历史研究》2003.5.），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4.），朱绍侯《刘秀和他的功臣》（《中国史研究》1995.4.）等，这批文章问世，使官制史研究有些问题大大推进了一步。

（二）法律、刑罚：引人注目的有：栗劲的《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以云梦秦简法律文书为主要依据，系统阐述先秦法家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原创，全面论述秦的法学理论和具体实践，并就秦简研究中的有关争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日）大庭修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分四篇十九章，对秦汉时期的法典、律、会、官僚制度以及法律文书等，分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该书是作者研究秦汉简牍的论文汇集，具有学术价值。（日）崛毅的《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收入论文十三篇，对《汉书·刑法志》、秦汉时的乡官、刑名、宽刑、徭役、盗律、物价、贼律以及汉律溯源等作了考证，提出了独自的看法，有参考意义。随着秦简、汉简的大量出土，涌现了一批新的法制史论著，例如：安作璋、陈乃华的《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孔庆明的《秦汉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高恒的《秦汉法治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于振波的《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曹旅宁的《秦律新探》（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版）和他的《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刘海年的《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他的《战国秦汉法制管窥》（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张功的《秦汉犯罪控制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红林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点都是利用新的出土资料，提出了独自的见解。

在此期间，刊物发表的论文很多，例如：于豪亮《西汉对法律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2.），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新探》（《历史研究》1996.6.），何勤华《秦汉律学考》（《法学研究》1999.5.），孙家洲《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矫制”之法》（《光明日报》2002.9.24.），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收律〉与家族连坐》（《文物》2002.9.），韩树峰《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2003.4.）和他的《秦汉徒刑散论》（《历史研究》2005.3.），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3.），王伟《〈汉书·酷吏传〉“诏书召捕”献疑》（《历史研究》2005.2.）和他的《论汉律》（《历史研究》2007.3.），李振宏《萧何“作九章律”说质疑》（《历史研究》2005.3.），杨振红《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均属九章律》（《历史研究》2005.6.）。这些文章，不囿陈说，敢于创新，含金量较高。

（三）监察制度：这方面虽然研究的比较薄弱，但也有些论述。李小树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共六章，认为秦代监察制度即已建立，两汉的监察制度经历完善、衰落的过程，同时对当时的监察思想、监察人物作了些叙述。因为是“史纲”，故较简略。目前见到的论文有：牟元圭《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90.1.），葛生华《试论先秦及秦汉的监察制度》（《兰州学刊》1990.4.），马作武《秦汉时期监察体制形成及思想探源》（《政治论坛》1999.3.）。有关秦汉监察制度问题，还有很大研究空间，有待大家探讨。

（四）地方行政：主要成果有：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邹水杰《两汉县行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前还有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论文也有不少，例如：李孔怀《汉初“郡国并行”政体刍议》（《复旦学报》1985.2.），曹尔琴《汉代州郡的设置及其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4.），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4.），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制度》（《历史研究》1995.5.），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的关系》（《历史研究》1997.6.），范学辉《秦汉地方行政运行机制初探》（《文史哲》1999.5.），岳庆平《从尹湾汉简看秦汉乡亭制度诸问题》（《文史》2001.1.），唐德荣《略论西汉王国问题》（《求索》2003.5.），陈苏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4.2.）等，有些文章对前人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五）官文书制度：由于汉简、封泥等地下材料陆续出土，为秦汉官文书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成果有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五章，对汉代官文书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从官文书的功能、性质、结构程式、用语到他的制作、用印、收发与启封、传递、保密、立卷、存档等，作了详尽阐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薛英群的《汉简官文书考略》（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作者根据汉简资料，不仅对汉代的中央官文书—“诏”、“制”、“敕”书作了阐述；而且对基层官文书—“府书”、“檄书”、“应书”、“牒书”、“爰书”、“举书”、“报书”等等，分类进行了考证。钩沉发微，论证深入，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有关秦汉官文书方面的论述还有：卜宪群的《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历史研究》1997.4.），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1997.3.），余华青《秦汉时期的保密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3.）等，都是颇有新意之作。

五、军事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军事史的研究空前活跃，成果不少，仅中国军事通史就出版了多部，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十七卷，20册，每个朝代一本。霍印章的《秦代军事史》，共七章，对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秦代军制、国防、拓边战争、秦末农民起义、秦代军事思想和人物等进行了论述。陈梧桐、李德龙等的《西汉军事史》，共十章，对楚汉战争与汉初的富国强兵方针、巩固统一的战争、对匈奴的防御作战，西汉中期的军事政策，对匈奴的战争、拓边战争、边防建设、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以及当时的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作了阐述。黄今言、邵鸿等的《东汉军事史》，共九章，对东汉王朝的建立和统一战争、东汉的军制与边防、武器装备与后勤、东汉前期对匈奴及南方各族的战争、后期对羌人及周边各族的战争、黄巾农民战争以及当时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进行了论述。这些著作，皆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时代为经，以重大军事事件为纬的编篡体例。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军事史研究的新水平。下面分别介绍几个方面的具体成果。

（一）战争史：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孟祥才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二书对秦汉农民战争的背景、过程、性质和特点、作用等，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安作璋的《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将各种文献资料和汉碑、汉简中有关农民战争的记录，汇集成册，资料系统，兼有考证，是一部有价值的材料书，便于利用。

战争史的论文很多，大凡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统一战争等，学界都有过论述，例如：赵锡元《关于大泽乡起义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81.5.），彭年《秦末、西汉农民战争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1982.4.），蔡行发《试谈“楚汉战争”》（《史学月刊》1986.5.），陈连庆《两汉之际河北农民军杂考》上、下（《东北师大学报》1981.1—2.），胡崇为《黄巾起义口号中的“黄天”涵义》（《中国史研究》1988.1.），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1990.4.），赵明《东汉对西羌长期作战的原因与教训》（《中国史研究》1994.1.）等。近几十年来，农民起义、民族战争方面的文章少于五、六十年代。

（二）军事制度：目前看到的论著有，熊铁基的《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共十一章，对秦汉时期的士兵、军队、装备、军马、给养、营垒、军法、兵法等，分章作了论列，对文献资料有系统梳理和诠释，不乏新意。黄今言的《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军制史》的分册。全书共十一章，对秦汉时期的军事统御机构、兵员征集、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军兵种与编制、军队训练、武器装备、给养与转输、军事费用、军法与奖惩等，分别做了系统论述。该书注重实证，试图阐明当时军制的内容、特点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力求在内容构建上有所创新。

军制的专题研究有：朱绍侯的《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他的《军功爵制考论》（商务印书局2008年版）。二书对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衰亡演变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对军功爵的性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多层次、全方面的探讨。新意迭出，成一家之言，是作者多年长期耕耘的力作。廖伯源的《历史与制度》（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版），共收论文六篇，对汉代的皇宫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楚汉相争等分别作了论证。该书文献功力扎实，独具卓识。李玉福的《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也有专栏论述秦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军事建制、监军制度、军事法制。在观点上虽然与前人之说多有重复，但也不妨一读。

军制史论文较多，例如：陈连庆《汉代兵制述略》（《史学集刊》1982.2.），莫任南《匈奴的军事制度》（《中国史研究》1987.3.），臧知非《秦汉“正卒”辨析》（《中国史研究》1988.2.），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3.），邹本涛《西汉南北军考辨》（《中国史研究》1988.1.），林剑鸣《西汉戊己校尉》（《历史研究》1990.2.），黄今言《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2.）和他的《汉代型募兵试说》（《中国史研究》1989.3.）、《两汉京师戍卫军制中若干问题探微》（《文史》2002.1.），胡宏起《汉代兵力考》《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4.）。当时讨论的热点，主要是秦汉军事体制、兵役制度和组织系统等领域。文章散见各种刊物的很多，不备一一介绍。

（三）后勤保障：这方面的成果，以前较少。近期受到学界关注。上官绪智的《秦汉军队后勤保障问题研究》（博士论文于2004年网上公示）。共七章，对秦汉时代的军械生产与武器储备，军马的牧养、征集和管理，衣粮草料的供给与军资转输，通讯基础设施与军事信息传递，军队伤兵员的医疗与药物补给，军费的筹措与财务管理以及军队后勤的发展阶段、特点和作用等，做了详细具体的论述。资料丰富，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见诸刊物的论文有：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85.3.），龚留柱《秦汉时期军马的牧养和征集》（《史学月刊》1987.6.），薛英群《汉代的符与传》（《中国史研究》1983.4.），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1998.4.），黄今言、陈晓鸣《汉代边防军规模及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1.），何双全《〈烽火品约〉诠释》（《考古》1985.9.），唐志拔《秦汉时期的兵船》（《舰船知识》1988.1.），庄春波《秦汉武库制度》（《史学月刊》1991.6.），范学辉《两汉兵器交易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99.2.），王树连《秦汉军事测绘》（《军事历史研究》2001.4.）等。这些成果皆为务实之作，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些更新。

（四）兵学、兵书：近十几年来，学界对秦汉兵文书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陈伟武的《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蔡万进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高大伦的《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等，都是得力之作。近期又见邵鸿的《张家山汉简〈蓋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分三章，内容包括蓋庐研究，蓋庐释文，蓋庐注译。该书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疏误，并对其思想内涵的深入阐释方面多有创获。相关论文有：黄朴民《秦汉兵学的建树及其文化特征》（《济南大学学报》2001.5.）、《西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光明日报》2002.11.19.），邵鸿《张家山汉墓古竹简〈蓋庐〉与〈伍子胥兵法〉》（《南昌大学学报》2002.2.），李家浩《读张家山汉简〈蓋庐〉箚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田旭东《张家山汉简〈蓋庐〉中的兵阴阳家》（《历史研究》2002.6.）。战国秦汉时代的兵书不少，有些问题还可继续深入研究。

六、思想、文化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秦汉思想史的研究也很活跃，成果众多。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综合性思想史：引人注目的有，祝瑞开的《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二十四章，对西汉前期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思想，西汉后期刘向、扬雄及东汉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的思想，都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提出作者独自的观点，有理论和学术价值。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将汉代思想史中的些重大问题分为20余个专题进行论述，不囿陈说，注重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的突破，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堪称一家之言，有较高学术价值。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全书共二十一章，对秦汉时代的政治局势、思想融合、思想特点等等有较好的阐述。系统论述了当时400年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其中对陆贾和贾谊、董仲舒、王莽、王充、王符等人的思想分析尤具特色，是近年来秦汉思想史研究难得的力作。

这方面的论文也多，例如：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984.2.），金春峰《汉代思想绪论》（《哲学研究》1985.7.），林甘泉《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战国至西汉前期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79.3.），刘修明《汉以孝治天下发微》（《历史研究》1983.6.），陈学凯《论先秦两汉天君同道观》（《中国史研究》1987.2.），周桂钿《评董仲舒大统一思想的功过》（《北京师大学报》1987.1.），黄朴民《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文史哲》1988.4.），施丁《司马迁与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论》（《中国史研究》1981.2.），刘泽华《汉代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学术研究》1993.2.）等，可具参考。

（二）道家思想：主要成果有，熊铁基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充实，书名改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现在全书结构分为两篇，即《历史篇》七章，《思想篇》十二章，共十九章，附录三章。在《历史篇》中，详细考察了道家的形成过程，将《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定为“新道家”。而《思想篇》各章，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秦汉时期新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该书溯源追流，见解独到，取材宏富，是作者近20年劳动的结晶。此外，还有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李春正的《道家与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杨有礼的《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都是道家思想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论文，有张维华《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81.5.），熊铁基《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与思想统治》（《华中师大学报》1987.2.），彭正穗《黄老学派经济思想初探》（《经济研究》1984.5.），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6.），马勇《黄老学与汉初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4.）等，不无参考价值。

（三）经学及其他各家思想：近期研究经学、诸子、儒家思想的学者不乏其人。晋文的《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八章，第一章简要纵论汉代以经治国的历史演变，其他七章则分论经学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经学对汉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该书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华友根的《西汉礼学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八章，前四章，以时间为序，分论礼乐制度、礼学活动及重要礼学家的思想与影响；后四章，实为专题论述。作者力图就若干问题，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新说。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共五章，对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汉儒的两种政治学说、《公羊》学对西汉中期政治的影响、西汉后期和王莽的改制运动、汉室复兴的政治文化意义等进行了论述。该书引进政治文化概念，重点放在《春秋》对汉代政治演变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上，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多有独到之见。曾振羽、范学辉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分别从哲学、政治文化、经学三个方面，发掘《春秋繁露》的政治理念的真实内涵，指出它强调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儒士政治为核心的古代民主主义思想。孙筱的《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共四章，对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经学的文化渊源、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等做了系统论述。该书自成体系，提出了不少新的创见，论证严密，考辨精审，有些问题纠正了前人之说，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汤志均等的《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张涛的《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对汉代的经学都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相关论文也有些，例如：章权才《论西汉经学的流变》（《学术研究》1984.2.），张舒亚《论汉代〈春秋〉三传的官学之争》（《中国史研究》1988.2.），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中国史研究》1991.3.），黄开国《汉代经学博士考辨》（《中国史研究》1993.3.），董平《汉代讦纬之学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93.3.），马亮宽《汉代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孔子研究》1998.2.），张涛《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管子学刊》1998.2.），杨天宇《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2001.2.）等。

秦汉文化史的研究，涉及范围较广，主要成果有：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考察了东周列国及秦统一后的文明发展过程。认为在该时代是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井田制崩溃和奴隶制衰落、分封制向集权制过渡、思想上是百家齐鸣的繁荣和结束。思路清晰、功力扎实。韩养民的《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对秦汉时期教育与经学、哲学、宗教、风俗、杂技、艺术、乐舞、美术、体育、中西文化交流等进行了系统论列，并附有秦汉文化大事年表，材料丰富，简要通俗。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分为三编，上编“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讨论了十二个文化区的人文风俗特点；中编“秦汉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的历史基因”，对人才的区域分布、乡土意识、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下编“秦汉王朝执政集团的区域文化政策”，对统治者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及其得失，进行了总结。该书对区域文化的特色做了较好的研究，立论审慎，是开创性的著作。张文立、宋尚文的《秦学术史探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诸子学说在秦之探赜”，下编“秦学术之各门类探赜”。在系统论述秦代学术史的基础上指出，秦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诸子下啓汉代经学，甚至对汉代以后中国古代学术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意迭出，用力甚勤。马勇的《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十五章，对秦汉时期统一格局之下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进行了多层次的探讨。对当时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贯彻始终。作者对秦汉学术发展的内在关系作了重新探讨，是一部有思想深度的著作。姜维公的《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共五章，对汉代的官学、私学、学校中的师生、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以及当时教育的地域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论列，不乏新意。所见相关论文：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1.），林剑鸣《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术月刊》1984.10.）和他的《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汉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3.），江铭《两汉地方官学考论》（《华东师大学报》1986.1.），韩养民《秦汉文化先成机制反思》（《社会科学评论》1988.4.），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4.），熊铁基《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华中师大学报》2003.5.），祝总斌《〈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人”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10.1.）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成果。

七、文献、简牍的整理与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这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涌现了许多重要成果。以前给同学们讲过“学习秦汉史的基本文献与简牍举要”，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最后，有几点展望。

总观近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令人欣喜的成就，感到无比高兴。在这里，对今后的研究谈几点期望。

（一）应重视史学理论的建树。

目前，存在“淡化”理论的倾向。有的只满足于对材料的搜集和简单归纳；而对问题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入追索，文章就事论事，只见树木，看不见森林，缺乏必要的理论升华和理论支撑，有的甚至出现观点错杂和混乱。今后我们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加强史学理论修养，重视理论建树，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二）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

从现有情况看，学界对东汉史、科技史、“三农”问题以及中西比较研究方面，显得有些“冷落”，成果不多，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同仁投入其中。同时，有关秦汉社会的性质、特征、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许多难点、疑点问题尚未突破。望能加强综合性研究与专题研究，先通后专，通专结合，从而拿出更多的优秀成果。要更加关注与社会现实相关问题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和“借鉴”，做到“经世致用”。有人花精力研究宫廷秘史及低级消沉的东西没有必要，我们的研究应体现时代精神，总结历史上有启示作用的经验教训，弘扬先进的思想文化，充分发挥史学功能的积极作用。

（三）提倡精品意识，讲究质量。

当前文章选题没有新意的重复严重，追求数量的急就篇多，浮躁空气蔓延。有的急功近利，引用别人的观点，不注明出处，抄袭、剽窃现象时有发生。期望今后能转变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遵守学术规范，提高精品意识。学术论著的生命在于质量，在于创新，提出新问题、新观点，运用新材料、新方法，这方面已有很多成果体现了“新”的标准，是精品之作，但还不够。当然，创新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不可一蹴而就。学术研究只有创新，成果的含金量才会高，才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四）需要大力开展学术争鸣。

关于学术争鸣和交锋的空气现在不是很浓，每年数百篇论文、多部著作刊发，除少数几例有学术商榷文章外，绝大多数都是各自为战，各说各的，很少有观点交锋，书评也往往变成廉价的颂词，只说好，不言其弊。看来，今后开展学术争鸣十分必要。学术只有在相互切磋和辨难中才能发展。在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提倡思想交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学术批评与反批评，这是提高论著质量，批判不良学风，推进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途径。

（该文是对本校历史系秦汉史研究生开课的讲授提纲）

2008年9月修改

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第2篇

摘要：近三十年来，”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关键词：”大跃进”运动；原因；综述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党和国家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后。近三十年来，”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关于研究原因方面的论文有60余篇，而相关的专著也有10余部。”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离：首先是实现目标的方案抉择错误，采用超常规的”大跃进”方式，而进”的狂热中一再缩短；再次是实现目标的措施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最终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酿成了一次重大失误。[1】决策的失误主要表现在：政策形成方面，未经科学评估，制定过高的生产计划指标；政策实施方面，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扭曲，并且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根本途径；政策评估方面，受到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宁”左”勿右的影响，对政策实施的状况、过程、”主客观反差”说。第一，把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的太简单、太容易。第二。只怕冷，不怕热；只反右，不反”左“。第三，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第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第五，偏1．”国际环境压力”说。持本观点的学者认为大跃进运动发动时，十分猖獗，新中国处在被包围封锁之中，增强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富民强国的紧迫感，促使其急于改变中国贫弱的面貌”。【4】朝鲜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敌视、在经济上是早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苏共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人民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加上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这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很大的压力，毛泽东表示要加快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步伐。【5】可见，面临这样的国际环境压力，就使毛泽东和党中央心有的学者则持”国际赶超热潮(或两大阵营和平竞赛)影响”说。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竞争，虽说当时我国认识到这只是暂时的和平，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的中国十分落后，一旦战争再起发展就更困难，所以要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最快的发展，这就早期赶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帝国主义压制，为改变长期受欺凌的地位，中国人民中蕴藏着一股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情，即”摆脱落后现状，避免落后挨打”，为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准备了他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非正常发展，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感到过度依赖苏联的潜在危险，开始逐渐改变在经济上完全依靠苏联的方针，而把立足点放在依成自己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迟早会成为大国经济体系的附庸，难免受制于人。可见，中苏关系的非正常发展”也是’大跃进‘运动发生有的学者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共运战略的改变，苏联成就的感召，促使社会主义阵营发动了经济赶超运动。中苏作为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是这场运动的首创者。【9】有学者认为，是为了摆脱苏联模式。因为苏共■十大以后，苏联模式暴露了它自身自身的缺点和失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寻找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毛泽东后来发动大

一些学者认为，一方面，是受民主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胜利的影响，人们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内在驱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 1

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迅速胜利为”大跃进”发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广大人民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社会思潮为”大跃进”运动夯实了群众基础。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屡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数以百计，受够了割地赔款之苦。【11】有的学者则认为，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特别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我们党发动”大跃进”，就是在缺乏经验的基础上，还有学者认为，是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导致的。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到”大跃进”前夕，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文盲半文盲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小农意识又使其政治目光短浅，缺乏明察是非的能力，不可能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作出自己的正确思考、判断和认识．加上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形成一种社会顺从和期盼权威型领导的大众心理倾向，对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人民群众只能从本能出发被动地随社会潮流而动。【13】则，加上当时我们对经济建设缺乏深刻理解和研究讨论。坚信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好，传统的工作方法也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运用群众运动形式可以实大，中国的民众也有责任。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乌托邦思想、浓

进”的理论基础，也是让广大民众能够接受大跃进中的疯狂行为的前进的社会基础。在不诚实的社会氛围下，”大跃进”的闹剧把国家引入灾难，人口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跃进”的形成。【15】有学者还列举了当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几种社会心理：第一，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趋利从众心理：第二，领导群体的定势心理，表现在行经济建设等；第三，普遍存在于共产党内和广大民众之中的快富速非自身的客观因素两个方面。具体有：第一，广大人民群众火热的建设热情没有被科学和准确利用和引导：第二，封闭的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大跃进”运动中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造成上行下效、人云亦云、上有所好、下必其焉，各种浮夸攀比、盲目崇拜之风迅速滋长并蔓延开来：第三，自然经济形态是产生上述社会心理的温床．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国民在”大跃进”运动中，表现出”怕私”、”怕富”、”怕落后”、”怕不合潮流”的趋势：第四，群众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缺乏明察是非的能力，只能被动地随社会潮流而动。【17】-强烈的成就动机；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困难一经验与定势：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一藐视一切的自信心。其中成就动机和心理定势起到更直接更主要的影响，同时，毛泽东的责任感是吏深层次的心理基础，其自信心贯穿于发动过程的始终。【18】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大跃进”运动，也是由于党的领导制度方面存在着某种缺陷，同时，”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和我国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可靠的监督机制。正是这种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导致党内民主作最高决策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20】毛泽东和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诗情压倒了理性，想象压倒了现实，是大跃进运动产生的思想原因。其结果是把亿万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异化为不顾起码常识的狂热运动，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等远离实际的行动口号，使出于真诚情怀的大跃进最后实实在也有学者认为决策者的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毛泽东性格中那股高扬的冲力、征服的意志和贵我的追求的属性的存在，他才有可能在实践中追求客观目标与自我价值的双重体现，去追求主现意志与力量的显示。然而当这些可贵的东西背离，客观规律时，失败的弊端，而且指出了经济上国家统得太多、管得太死的弊端，认为这种的原因。他还进一步指出了政治上民主制度极不健全的问题，认为”相关的，中共中央在分析右派分子敢于发动进攻和中派还在动摇的原因时。认为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充分的缘故。所以，耍防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也必须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增强国力．【24J有的学者还认为，1958年提出一大跃进”的背景首先就应该是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党认为这个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整风中，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大跃进”已成为过去，但它带来的灾难是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JI，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加强对领导的民主监督机制和对群众的理性化和知识化教育，客观的分析和解决问题。

【l】赖亦明．”大跃进”失误的决策目标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0(3)．

[2】禹燕龙．大跃进政治决策失误探析【D】．河南大学硕士论文．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720-724．

【4】[8】李安增、赵付科．”大跃进”运动发生之国际因素论析【J】．理论学刊，200l(1)．【5][101[19][21]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口】．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l998(4)．研究，1997(6)．【71罗重一．浅析”大跃进”发动之初的政治环境【J】．社会主义研究，1999(5)．【9】李晓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国际动因[J】．实事求是，2003(1)．报。2004(2)．【12]孙欲声．正确总结建国后的反面经验[J】．青海社会科学，1995(3)．学报，200l(3)．【141王章维、郭学旺．”大跃进”时期国人社会心态探析【J】．新视野，2000(2)．【15]李若建．大跃进的社会基础U】．中山大学学报，2000(4)．【16]杨乃良．”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再探析一个人、集体和国家在其中的互动分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5)．【17]王光银．”大跃进”时期群众特殊社会心理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l(1)．【18]雍海龙．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心理原因分析【J】．南京农专学报，2003(4)．【2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22]齐霁．八十年代以来”大跃进”运动研究若干问题述评【J】．北京党史，1999(6)．【23】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2)．【24]贺俊．”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之我见【J】．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4)．【25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作者简介】齐霁，男，河南南阳人，天津商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艳香，女，河南新乡人，天津商业大

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第3篇

关键词：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综述

陈鹤琴一生研究成果颇丰, 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特殊儿童教育、文字改革等诸多领域。陈鹤琴在学习国外优秀教育思想的同时, 不忘结合中国国情, 构建了一套本土化的, 易于操作的幼儿教育思想体系, 其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国的幼儿教育及幼教改革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 陈鹤琴的思想没有得到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政府和学者开始对陈鹤琴的思想进行重新评价,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笔者对陈鹤琴逝世至今30年来的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进行概略的回顾, 旨在探明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的整体特征, 分析教育界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的趋势与存在的不足, 并对其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做了初步的展望。

一、研究成果分析

1、图书

在学术搜索系统中以“陈鹤琴”为书名进行检索, 共搜索到图书89本, 筛除一些重复出版的图书, 共得到41本研究陈鹤琴的图书。其中, 1980年以前仅有一本图书, 为1949年出版的叶显祺所撰的《人民教育家陈鹤琴》, 主要讲述陈鹤琴的生平事迹。

1980-1999年共出版图书20本, 所出版的图书大多集中在陈鹤琴的教育思想研究方面, 主要是整理出版了陈鹤琴的教育文集,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1983年、1985年整理的,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陈鹤琴教育文集》 (上、下卷) 和1987--1992年整理的由江苏出版社出版的《陈鹤琴全集1-6卷》。特别是后者的出版, 让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得以完整的呈现。《全集》采取分类编年体例, 分编为六卷。第一卷为儿童心理;第二卷、第三卷为幼儿教育、家庭教育;第四卷为小学教育;第五卷为师范教育、活教育理论、智力测验;第六卷为文字改革、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考察欧洲教育报告、自传、青年修养、书信等。各卷篇目按内容及写作发表年代先后排列。各卷卷首均有照片及手迹。第六卷卷末附有作者生平年表。另外, 198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重版了陈鹤琴20世纪20年代的名作《家庭教育》, 陶行知称其为“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 “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至此, 陈鹤琴的家庭教育思想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这一阶段, 关于陈鹤琴的生平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 纪念文集有《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 (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 《为中华儿童尽瘁的教育家陈鹤琴》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另外, 上海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1992年还编写了《陈鹤琴生平年表》。

2000年至今共出版图书20本。其中关于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方向更加有针对性, 更加细致。例如《陈鹤琴教学法》 (北京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 挖掘了陈鹤琴教育思想关于教学法的观点、论述和实践的史料, 给幼儿园的教学以启示;《陈鹤琴特殊教育文选及研究》 (北京市华夏出版社2005年出版) , 着重介绍了陈鹤琴特殊教育思想研究与实践;《陈鹤琴与教育行政管理》对陈鹤琴教育管理思想的一次深入挖掘和全面研究。另外关于陈鹤琴的生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例如唐淑编的《童心拓荒——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详细介绍了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的生平, 介绍了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贡献, 以及他的代表作品, 亲友作的纪念文章;《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陈鹤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把陈鹤琴上升到一个世界教育家的地位来探讨其思想的现代价值;陈鹤琴的女儿陈秀云著的《我所知道的陈鹤琴》 (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 , 由陈鹤琴的朋友、同事、学生、亲人所写文章汇编而成;另外还有《陈鹤琴画传》 (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出版, 主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简要叙述了陈鹤琴的生平、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和主张。值得一提的还有《陈鹤琴研究资料》 (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2002年版) 的出版, 为陈鹤琴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系统的丰富的研究资料。

2、论文

笔者在中国知网 (CNKI) 全文数据库高级搜索中以篇名中带有“陈鹤琴”为搜索条件, 共获得相关研究文献418篇, 发表时间以1981年为始, 2013年为终。其中除去来源于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的4篇代表性不强的报道和2013年的3篇论文, 共有研究论文411篇。对1981--2012年间每年的论文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得出以下图表:

从以上分析和图表可以看出, 1980年以前, 篇名中带有“陈鹤琴”的研究论文为零, 1981-1999年的研究论文总量为152篇, 2000-2012年的研究文献总量为259篇, 并且可以看出, 1981年以来, 陈鹤琴教育思想每年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论文的内容可分为:生平研究、活教育理论体系及对现代幼儿教育的启示、教育实践研究、家庭教育、特殊教育、比较研究、儿童心理及研究方法、师范教育、玩具与游戏、其他领域 (文字改革、艺术、体育等) 。对411篇论文进行粗略统计得出, 对陈鹤琴的生平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且研究的比较透彻;其次活教育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主要研究角度为活教育理论对现代幼教改革的启示方面;另外关于其家庭教育的研究近些年来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关于特殊教育、师范教育、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少。

二、研究阶段划分

由以上对研究结果的分析, 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的论文和图书绝大多数出现在陈鹤琴逝世后, 根据前面的分析, 笔者认为可以把陈鹤琴的教育思想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一:1980-1999年;阶段二:2000-2012年。

深入分析1980年以来的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阶段一可以看做研究的萌芽和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对陈鹤琴的生平研究、追忆的文章较多, 注重对陈鹤琴教育思想著作的整理出版。另外, 陈鹤琴的家庭教育和“活教育”理论的研究得到一定的发展。其次, 我们可以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关于陈鹤琴的研究在1992年纪念陈鹤琴诞辰100周年, 1997年纪念陈鹤琴诞辰105周年分别达到了两个高潮点, 研究成果分别为19篇文献和17篇文献。总之, 这一阶段, 研究萌芽并得到一定的发展, 研究方向更加细化, 整理出版了较为系统的教育文集。阶段二可以看作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的蓬勃发展期, 这一阶段, 对陈鹤琴生平活动史料的研究进一步加深, 从画传、回忆录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挖掘, 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更加细化。受中国幼教改革不断深化的影响, 本阶段对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及其对幼儿园课程与教学影响的探索不断深入。

三、研究现状

1、研究人员机构

对检索到的417篇文献进行机构的分组浏览可以看到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来自于高等师范院校, 其中以陈鹤琴曾担任校长的南京师范大学最多;另外, 从已出版的图书可以看到, 目前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成果较多的为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各个地区的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中出现了日本的学者, 这说明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在逐渐的走向世界。

2、研究内容

由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对陈鹤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生平研究和活教育思想理论对现代幼儿教育的价值, 对陈鹤琴家庭教育、艺术与体育等方面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是陈鹤琴的特殊教育、师范教育、玩具和游戏、幼儿教育与心理研究方法等方面成果较少。

3、研究方法

笔者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浏览发现, 绝大多数的文献总体上以思辨分析、定性分析为主, 量的方法很少用到, 统计分析方法在其中的应用更少。

四、讨论

1、研究的不足

(1) 研究人员所属领域相对单一

对陈鹤琴研究人员所属的机构来看, 大多属于高等师范院校的老师和教育科研人员, 还有待于鼓励幼儿园一线的老师对陈鹤琴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 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2) 研究内容不够广泛、深入

由以上分析可知, 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其生平研究和活教育思想理论方面, 研究的内容多有重复, 而对其家庭教育、师范教育、比较研究、特殊教育挖掘的还比较不够深入, 对其幼儿教育的研究方法、玩具和游戏等方面还不够重视。

(3) 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对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研究大多以理论研究为主, 大多以文献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较少用到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 造成理论和实践的脱离。

2、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 1980年以来的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但同时也存在着不足, 在目前幼儿教育改革的背景下, 要使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者在进行陈鹤琴的研究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扩大研究人员范围

除了高等师范院校的老师和教育科研人员外, 还应该多鼓励幼儿园一线的老师对陈鹤琴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 以更好地指导实践;鼓励教育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人员对其思想进行研究, 以学习陈鹤琴的教育思想, 学习其教育研究的方法和实践。

(2) 深化研究内容

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陈鹤琴的家庭教育提出了可操作性的101条原则, 对现在的家长仍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需要研究者进行更深层次更细致的挖掘, 例如, 其家庭教育中的音乐、美术、健康教育。另外, 他的活教育思想指导下的课程与教学思想以及师范教育理论、教育科研方法以及特殊教育等思想对促进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研究。

(3) 丰富研究方法

陈鹤琴是我国教育实验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其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可操作性都较强, 在今天仍具有借鉴的价值。目前的研究者对于陈鹤琴的研究大多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 较少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 从而对研究结果的质量有一定的影响。例如, 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研究者可以对其所办学校中学生的生活、学习情况进行调查;对陈鹤琴的家庭教育思想的普及、“活教育”思想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同时鼓励幼儿园的一线教师也亲身实践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

参考文献

[1]家庭教育家庭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田春玲.陈鹤琴南京鼓楼幼稚园个案研究及其当代启示[D].辽宁师范大学, 2007.

[3]杨文花.陈鹤琴家庭教育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 2007.

[4]周卓莹.陈鹤琴教学法及其在当代幼儿园的实践应用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006.

[5]李自斌.陈鹤琴儿童家庭教育思想述评[D].华中师范大学, 2006.

近三十年来宋代服饰研究综述 第4篇

一、宋代服饰风尚特点

朱瑞熙《宋代的服装风尚》（《文史知识》1989．2）将宋代服饰风尚的特点总结为：1）衣服无章，上下混淆；2）崇尚素雅和大方、新颖；3）吸取少数民族服饰的长处；4）妇女出门戴盖头者增多；5）背子流行。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98.2）也认为：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就未被严格执行，至南宋更是“衣服无章，上下混淆”；且出现胡服与汉服交融的现象；他特别指出宋代“风俗狂慢，变节易度”的“服妖”现象大量出现。刘广钧《宋代流行服饰浅议》（《中原文物》1990.4）认为：与前代相比，宋代流行服饰崇尚修长适体，女子着装趋于秀丽苗条，男子趋于简洁大方；用料加工考究，色调柔和而且对比鲜明；装饰图案写生性强，表现出奔放自然的艺术效果，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吴旭霞《宋代的服饰与社会风气》（《江汉论坛》1998.3），将宋代的服饰文化总结为：突破等级差异、崇尚简朴和妇女服饰日趋保守三点。竺小恩《论宋代服饰的儒雅化趋向》（《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6.第2卷第2期）认为儒雅化是宋代服饰最重要的特征，在宋代无论士庶服饰还是军戎服饰都具有明显的儒雅化趋向。

通过以上文章，宋代服饰风尚特点已被简单勾勒出来，但文章侧重点不同，有的观点之间也有冲突，还有待考究。

二、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

两宋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渗透的思想体系，提出一个“理”的哲学范畴，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常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强调要“存天理而灭人欲”，这种哲学体系影响到服饰上，则出现了一代理性之美。以下文章都论述了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

姚伟钧《中国文化对传统服饰的影响》（《南通工学院学报》2001.3）认为儒家思想特别是宋代的程朱理学对服饰有较大影响，他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在服饰制度上，表现为十分重视恢复旧有传统，推崇古代礼服；在服饰色彩上，强调本色；在服饰质地上，主张不应过分豪华，而应简朴。可见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宋人的服饰是十分拘谨和质朴的。徐仂《论“程朱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美术大观》2008.5）也认为“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和观点，限制了人们感情情绪的外露，服饰文化向着禁欲方向发展，演变为修长、纤细和淡雅朴素，而形成理性之美的服饰风格；同时还表现出一种沿袭旧制，用服饰来表示官级大小和身份贵贱；服饰成了“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为后来更加严格的官服制度奠定了完整系统基础。赵联赏《宋代儒礼思想与服饰制度》（《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学林出版社，1995）指出宋代服饰一改唐代之开放兼容，返璞归真，形成凝重端庄的风气，进而趋向素洁，是由于理学儒士和统治者的齐心协力促成的。孙阳的《理学对宋代女装的影响》（《装饰》2007.5 ）认为从宋代以来到明清封建王朝的消亡，理学的思想要求渗透于服装功能中，注重尊古复古，注重理性，注重礼教，用服装掩盖人体，竭力超越人体的局限，所以说理学的哲学精神对宋代女装服饰的影响是深远的。竺小恩《论宋代服饰文化的儒雅化趋向》（《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6.第2卷第2期）在分析宋代服饰儒雅化原因时，强调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构建，是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的深刻的社会伦理道德原因。

以上文章都突出了理学对宋代服饰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另有一些文章则认为理学只是影响宋代服饰的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宋代服饰作为文化的载体，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审美情趣等多种文化整合的产物。

三、服饰——多种文化的整合

周开颜《服饰——重要的文化载体——浅谈宋代服饰与其文化氛围》（ 《南通工学院学报》2001.3 ）通过宋代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指出宋代的服饰风格以清丽雅致简单质朴为主流，这种趋向自然的风格与理学的形成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最终阐明服饰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时代、文化、民族的综合反映。在服饰的从众心理较普遍和固守封建等级制度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无疑左右着当时的服饰特点。竺小恩《社会、审美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的缘由》（《大连大学学报》2007第28卷第5期）认为影响宋代文化，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主要因素，是在理学从萌蘖到形成这一漫长过程中宋代社会在政治、宗教以及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些重要策略，这些策略是宋代服饰文化走向儒雅化的根本原因。张金滨的《宋代服装评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第36卷第6期）指出服装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宋代服装作为中国服装史上的重要时期，有其自身特征。作者从宋代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审美情趣进行分析，探索它们对当时服装的影响，挖掘宋代服装特点及形成的社会根源。余敏、乐文华《宋代服装变迁中的内因优越规律》（《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第28卷第2期）指出宋代服装受胡服的影响较大，服装的等级性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女性服饰花样翻新，宋代服装变迁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的内发性的欲求是其主要原因。

刘驰、袁燕、周捷《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的影响》（《西北纺织工学院学报》1999.3）以女真族和契丹族为例，探讨宋代服饰民族文化交流问题，指出宋代服饰是汉族服饰与少数民族服饰共融的结果，民族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朱瑞熙在《朱熹的服装观》中也指出宋代服饰文化三大特点之一，便是吸取周邻少数民族的长处。

四、唐宋服饰比较

唐朝服饰是中国服饰演变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其总体态势，不仅超越前代 ，而且后世也无可企及者，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社会中一朵昂首怒放、光彩无比的瑰丽之花。宋代服饰则一改唐代的艳丽华美，在服装史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些文章对唐宋两朝的服饰风格特点进行了对比。

李爽《大唐气象与两宋雅韵》（《运城学院学报》2005第23卷第4期）分析了服饰民俗是社会心理的一种映射。唐朝妇女服饰肥阔华美，胡服盛行的现象反映了唐朝国力强盛为前提的全方位融合异族文化的吸纳社会心理；而宋代由于实力下降，理学盛行而导致的保守心态也可由宋代妇女服饰瘦弱、窄小的特点予以表现。刘君《唐宋服饰纹样审美比较》（《丝绸》2005.5）把唐代服饰纹样的艳丽、丰满特色与宋代服饰纹样的轻淡、典雅的审美风格进行比较，认为唐代气势恢弘、造型华丽、充满勃勃生机，带有自由欢乐气息的织物纹样代表了自由浪漫的审美精神；而宋代细长、质朴、很少繁琐妆饰的纹样造型，则代表了文人雅客的美学理想，由此得出中国古代的艺术审美理想跟每个朝代的社会特点分不开的结论。 吴晓菁《魏、唐、宋之服饰风格比较》（《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18卷第10期）认为魏晋服饰风格，飘逸而无拘无束，呈现出自然清新的样式；唐代服饰的丰美华丽，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服饰则完全成了一种素淡、稳重、典雅含蓄的感觉。如果说唐代服饰艺术风格是开拓、恢弘的；那么宋代服饰则是高雅的，流露出一种清淡的美，恰如宋代的山水画那种清淡、静远之美。唐永霞 《论唐宋时期妇女服饰隐含的审美趋向》（《中国轻工教育》2006.3）论证了唐代妇女服饰欣欣向荣、雍容华美，而宋代妇女服饰则是阴柔病态、质朴拘谨，这两种不同的服饰风貌背后隐含着男子们隐蔽的想象和审美要求。到宋朝时唐代男性审美中那种大刀阔斧、直率奔放的阳刚之气让位于阴柔病态的审美之韵，这种审美观影响到妇女的服饰。

五、宋代文物服饰考及介绍宋代服饰的著作

以上文章大都是史料考证分析，而周锡保的《宋代服饰备考》（《戏剧艺术》1976/4）和章敏珏的《略论福建宋代纺织品的品种与特点》则是以文物为第一手材料写成的。

周锡保《宋代服饰备考》根据各博物馆所藏宋画及晋祠壁画等分别考述宋代男子品官及中上家庭妇女的衣饰，并配有简图，男服包括衮冕服、通天冠及远游冠服、朝服和公服，时服、噗头和革带等；女服主要是襦、袄、衫、背子、半臂等上衣，抹胸、裹肚等内衣，裙、裤等下裳，冠帽鞋等，饰品及发髻、面饰等。作者后又作《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涉及宋代部分介绍较详，认为宋代商业发达，城市繁荣，人们对服饰的追求讲究多样化。章敏珏《略论福建宋代纺织品的品种与特点》，主要根据1975年福州南宋黄升墓所出土的300多件丝织品，来考察当时丝织品的组织结构及花纹等。指出：南宋的纱在轻盈和透明上比汉唐更进一步；绉纱表面的绉粟效果特别强；三经纹罗有三个品种，为南宋大量生产的织品；绮的花纹也以写实花卉为主，具有双重色彩感；出土的松竹梅花锻，证明南宋出现构图饱满、工艺精细的变化锻纹。

深受学术界推崇的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版）也是重文物考释的典范，该书收录的藏于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的宋代名画、砖刻、壁画、彩塑共31幅（包括7幅北方少数民族人物服饰形象），对宋代上至皇帝皇后、官僚地主、文人雅士，下至农民、市民、货郎、厨娘等各阶层人物的服饰进行了考证。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在第七章宋代的服饰文化中介绍了宋代的官服制度及男女的一般服饰。另外该书对福州南宋黄升墓和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出土服饰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配有插图，是研究宋代服饰的珍贵文物资料。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所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除了介绍宋代男子和妇女的主要服饰风尚外，还阐述了宋代的“衣服之制”，即服制起着维护上下等级关系和长上尊严的目的；以及“衣服变古”即宋代服饰上的两个变化：一是等级严格的古代服制已不在被恪守；二是宋代服饰深受少数民族影响。

杨渭生等著的《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第二章第一节介绍了帝后与宫廷服饰、品官朝服与公服、士庶服饰和妇女的服饰与发髻。另外介绍到宋代服饰的服饰专著还有华梅的《古代服饰》（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以文物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线索，系统揭示了我国历代服饰的发展特点和艺术风格，用“宋明矜巧”来综合宋明服饰，孟晖的《中原女子服饰史稿》（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则以“两宋风流”概括宋代妇女服饰。

六、其他

王俊奇《宋代体育运动中的服饰文化》（《上饶师专学报》1999.1）分述百戏、球类及竞渡时的服饰。指出：宋代体育服饰品种多样，参加不同的体育项目，服色也不同，而于百戏和龙舟赛时一般穿红色；宫廷体育服饰更为华丽，由于皇帝的参与，以至打马球时，也让皇帝所在一方的大臣穿黄色。古代的体育服饰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盲点，留给后人广阔研究空间，此文可说是这一领域填补空白之作。

曾维华《南宋“二胜环”寓意解》（《学术月刊》1997.6）考证了南宋初一种头饰“二胜环”的来源及其政治寓意。张庆《宋代的簪花习俗》（《文史知识》1992.5）介绍了宋代无论男女贵贱都戴花的习俗，所戴花既有鲜花也有制作的假花，簪花不仅是习俗，更成为礼仪的一部分，宋人不仅于民间婚宴便宴簪花，而且于朝廷大礼及宴会时皇帝也会赐花，不戴则失礼。王立辉《浅析宋代服饰纹样的艺术特色》（《中国科技信息》2006.24）认为宋代服饰纹样有丰富的题材内容；清瘦写实的造型设计以及淡雅的色彩，而且纹样具有标识性和寓意性。

时胜斋《宋代的服饰规定》（《史学月刊》，1982.2）以南宋的一部条令汇编性的专书《庆元条法事类》中记载的有关服饰的法令为研究对象，进行仔细分析，指出这些服饰规定，是当时的法令，充分表明封建社会的严格等级身份制度。

对宋代服饰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应该是浙江大学的王雪莉，她的博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2006年）针对宋代服饰“保守”与否的问题，来发掘宋代服饰史作为服饰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规律和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宋代服饰史在整个服饰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宋代服饰与整个宋代社会的关系。最后从四个方面归纳出宋代服饰文化的创新：其一，传统礼服制度改进，主要体现在祭服和朝服制度的发展；其二，常服的礼服化，主要体现在宋代公服的发展；其三，异族服饰文化的存在与充斥，主要体现在胡服；其四，追求时尚，破旧立新，突破常规，主要体现在奇装异服。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宋代服饰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表现在：其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从不同角度对宋代服饰进行了多方面阐述和论证；其二，研究方法可信，研究者多采用文物与历史文献结合考证的形式进行研究，增加了论证的科学性。

但笔者认为宋代服饰研究依然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全面系统专门研究宋代服饰的论著几乎没有，论文也比较少，三十年只有三十多篇论文；北宋和南宋服饰的渐变过程，南北地域服饰的差别体现不出来，有的论文有以偏盖全之嫌；宋代女装、下层人民的服饰研究较少；各种社会因素对宋代服饰的影响分析不全面。如果说宋代服饰史是一条河，近三十年的研究则如涓涓的细流，供挖掘的领域依然广阔。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的日益重视，宋代服饰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服饰之树的一枚果实，将会愈加成熟！

近三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概述 第5篇

在中国大陆,十年文革期间,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曾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文革”的结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逐次展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 , 现代文学 研究“大致经历了‘重评’与学科复苏、思潮流派研究的流行、理论方法热、文学史整体观提出以及学科格局的调整等几个阶段。”[1]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相对繁荣的时期。其间阶段性的进展或热点包括“重写文学史”、“文学经典的颠覆与重构”、“现代性讨论与反思”、“女性主义和其他各种‘后思想’的引进”、“文学史观、编撰与史料”、“现代文学学科观念、方法讨论”、“期刊媒介研究”、“学科边界打破”以及“跨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兴起”等等。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延续了60年代以来侧重于作家作品研究、文体文类研究的传统,同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形态文学的整体状态,如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新诗诗学、左翼文学乃至沦陷区文学研究等。进入90年代后,“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现巨大变化”。王德威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三大方面:“‘理论热’成为治学的一大标记”;“离开传统文本定义,成为多元、跨科际的操作”;“对有关历史论述的重新审视”,尤其是“对‘现代性’的探讨”。[2]

从上面简要的勾勒中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呈升温、扩张之势,也出现了一些双方都广泛关注的话题。下面,我主要谈谈在我自己看来仍具有较大学术研究空间的两大话题: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和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研究问题。

一.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

由于各种原因,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曾长期面临尴尬局面。首先是其学科和文学史归属问题一直纠缠不清。在古代中国文学研究中,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末文学要么被省略,要么被当作一个尾巴一笔带过。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受新文学传统影响,现代文学的起点被确立在五四前后,而此前的清末民初文学亦往往被当作铺垫甚至是对立面,很少得到正面意义上的关注。作为一种妥协方案,遂产生所谓“近代中国文学”概念乃至“近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分支。此外 ,在文学性质、价值的认定乃至审美评价等方面,除《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官场现形记》等“四大谴责小说”外,中国国内学者对清末民初文学、尤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内 现代文学 界“重评 ”、“重写”思潮的流行,包括当代文坛“通俗文学”创作的兴盛,范伯群等学者开始重新关注张恨水等通俗作家、“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流派;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亦开始受到重视。近乎与此同时 , 林培瑞 ( PerryLink )、皮科威 茨 (Pa u l Pick o w icz )、张赣生 、魏绍昌 、杨义、吴福辉、王德威、张英进、傅葆石和李欧梵等海内外学者同样都有意识地将视点从知识精英转移到都市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上,对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和电影作了重点研究。这种目光转向所带来的成果,尤以王德威等学者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研究,如《被压抑的现代性》论著,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进一步推进了一段时期以来的整个华语现代文学研究的“晚清转向”。进入新千年以来,清末民初文学,包括通俗文学,从作家作品到社团流派,从学科反省到文学史观讨论、文学史编撰,从思想文化到期刊媒介,等等,已经成为华语现代文学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和持续不衰的热点。

回顾三十年来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研究,其话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如前所述,此前的现代中国文学,无论在学科观念上,还是在文学史物件、范围、分期诸方面,绝大多数“以五四为起点”,而将清末民初文学乃至通俗文学排斥在外。近三十年来,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以及“20世纪文学”、“百年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等学科观念或文学史观中,清末民初文学、通俗文学,已经被相当部分的学者所接纳、认可;已出现了不少涵盖清末民初文学、通俗文学的文学史著作、教材。

2 .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与思潮流派乃至专题专史研究问题。

近三十年的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作家作品,到流派思潮,再到专题专史这样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作家作品研究,是过去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如关于《海上花列传》、“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流派思潮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思潮,尤其是过去争议较大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方面。相关成果有《礼拜六的蝴蝶梦》《民国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等。近十多年来,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研究,出现专题化、专史化走向 ,代表性著作有《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 国城市的 通俗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 《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 中国现代 通俗文学 史》等。

3 .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问题。

以多学科和跨学科视野、方法研究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是近十多年来又一个发展趋势。在清末民初文学源流研究方面,多延伸至古代俗文学、尤其是明清通俗文学,如刘扬体《病态文学的盛衰》、武润婷《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以情抗理”文学思潮》等 。在发生基础、背景、演化研究方面,则涉及到文化学、传播学乃至科学技术领域或视点,如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在审美价值、历史贡献和文学地位方面,也更增添了各种“后思想”视野与方法,尤其是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如王向远《中国的鸳鸯蝴蝶派与日本的砚友社》、袁荻涌《鸳鸯蝴蝶派小说与西方文学》等。

近三十年来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或扩展的空间。就我自己的理解或兴趣而言,如下一些问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1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史料整理,如作品编目、索引;

2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中的作者、读者转向问题;

3清末民初通俗文 学文体、语体问题;

4清末民初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雅俗互动”问题;

5清末民初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先锋”与“大众”的关系问题。

二、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研究

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的种类、数量,由于资料所限乃至分类和取样方式不同,至今未有准确的统计。不过根据已经发表的期刊目录、汇编、叙录等相关推测,其总量当在四千种以上[3]。

对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的研究,可以上溯至上个世纪20年代关于文学期刊的零星述评,尤其是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国以后,相关学者也在现代文学期刊史料、资料整理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如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及其《补编》,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 ),刘华庭等编纂的《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等。近三十年来,近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期刊问题,无论在历史学、出版编辑学、图书情报学、新闻与传播学等领域,还是在现代文学领域,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就出版、新闻、传播、图书情报乃至历史等学科而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国内相关机构或学者就在报刊出版史资料方面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1- 3集,1982- 1983),全国图书联 合目录编 辑组编《1833- 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近年来,随着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在我国高校和学界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新闻史乃至报刊史研究的论著、教材,如《中国近代报刊史》 (上、下 , 方汉奇主 编 ,1981), 《中国期刊 发展史》(宋应离主编,2000)、《中国新闻传播 史》 (方汉奇主 编 ,2002) 等。此外,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也撰写了一些具有较高质量的相关论文。从通史性的新闻传播史,到专题性的报刊史乃至期刊史,是该研究领域近年来的一个趋势。

就中国现代文学学 科而言 ,近年来,随着现代文学学科观念、方法的更新和研究视域的扩大,不少学者把目光转向现代期刊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 (唐沅等编,1988)、《中国现代文学 期刊史略》 (黄志雄,1995)、《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 (周葱秀、涂明,1999)、《中国现代文 学期刊史论》 (刘增人等 , 2005)等。此外,在文学期刊的区域研究、专题研究等方面,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如《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简介和目录汇编》《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 等。不仅如此,国内外学者、研究生还进一步将期刊研究与文化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结合起来,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或学位论文,如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 1945》,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Michel Hockx《Questions of Style : Literary Societ ie 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 1937》 ,以及关于《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杂志的专论、学位论文等。

然而,在我看来,无论上述哪一个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思路上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或不足。这里,我主要谈谈“同人期刊”研究问题。

“同人” (doujin) 一词源自日本,其义之一为“志同道合的人、同好”。日文亦以“同文志” (doujinshi、fanzine) 指涉“志同道合者出版的书籍、刊物、漫画等”。五四前后,随着现代中国留学运动和文化文学运动的结合,中日、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同人”乃至“同人刊物”语汇、概念和观念遂为新文化、文学界所接受和传播;而“同人期刊”则一度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生产与传播实践一种非常普遍的形式和方式。其情形正如 《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所说:“‘五四’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刊物 ,差不多都是同人刊物,一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或社,办一个杂志。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一致的。” (《〈现代〉杂忆》)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人期刊”是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尤其是社团流派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但是,在以往研究中,无论是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还是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都明显对同人期刊问题少有关注。

在新闻与传播学研 究领域 ,一般新闻传播史受“新闻学”或“新闻学史”传统的影响,往往偏重新闻性 强的“报 纸”而不 是“期刊”;即使是在对“期刊史”的研究中,亦缺乏对“同人期刊”现象 , 包括与两 者密切相 关的“同人文学”、“同人文化”现象的专题研究。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要么仅限于期刊个案和文学现象个案的结合,要么止步于社团流派与相关期刊一般背景或关系的 综合描述 ; 而鲜有从“同人期刊”自觉意识和 观念出发,对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中非常突出的“同人期刊”,包括与之相关的“同人媒介”、“同人传播”现象进行系统而专门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虽然目前这两大学科在交叉和综合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但在理论、方法、物件和重点等方面,仍然存在各行其道、各有偏重的局限。因此,将传播学和文学乃至文化学融会贯通,在多元视角中还原或阐释社团流派现象,在交叉和综合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仍然需要更多的学术探索和努力。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新闻传播学与文学乃至文化学的综合视域中,以现代中国“同人期刊”为主要研究物件,一方面着重考察其间现代“同人期刊”发生、发展的历史原因、基本面貌、运作机制、主要特点;另一方面深入探讨与此相关的现代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现象;这样可以从期刊史和文学史、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举一反三,阐释和总结现代中国曾一度兴盛且很快走向衰落的“同人期刊”、“同人文学”、“同人文化”现象。这种研究 , 不仅可以 弥补以往“同人期刊”研究之不足,亦可从“同人期刊”乃至“同人文学”、“同人文化”角度,可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发生机制、生产模式、文化文学生态研究,寻找一种新的观照方式。

在这方面,可以考虑的研究课题有:

1 .现代中国“同人期刊” 的历史发生与基本面貌;

2 .现代中国“同人期刊” 的媒介机构与传播机制;

3 .现代中国“同人期刊” 的文学生产与文化生态;

4 .现代中国“同人期刊” 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价值;

5 .现代中国“同人期刊” 与社团流派关系研究。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学术诸领域开放性的增强,以及中外交流的扩大,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理论、方法、角度、学术观念、资源乃至研究话题诸方面都趋于多元化;整体研究领域、研究格局上,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和扩张:纵向上延伸至晚清和当代,横向上扩展至政治、文化、教育、传播等其他学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