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运作模式借鉴

对冲基金运作模式借鉴（精选6篇）

对冲基金运作模式借鉴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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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平衡型集团运作模式（典型企业案例）

案例一：万向集团的运作模式

万向集团以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为主业，旗下涵盖工业制造、电动车制造、三农、万向美国（海外）、房地产、万向系财务公司六大业务板块。集团从有效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对外，通过工业、农业、金融业多元化布局业务板块，有效规避产业周期带来的波动风险；

对内，以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生产为依托，向新能源汽车生产等领域延伸，寻找新的增长极，同时，着力构建万向系金融体系，为板块内部交易、盘活集团现金奠定了基础，通过平衡化发展实现子公司之间的结构平衡、风险对冲，提升集团整体竞争力，具有典型的对冲平衡型集团运作模式特征。

一是模式定位。集团通过整体顶层设计实现工业、农业、金融业的平衡化发展，同时子公司通过专业化经营，形成了以汽车零部件生产和新能源汽车制造为主业的工业板块；以种业研发、远洋捕捞及海洋产品深加工为主业的农业板块；以万向财务、通联资本为主的涵盖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等11块牌照的金融板块。各版块专业化经营，提升多元对冲的有效性。

二是模式路径。万向集团以股权投资为抓手，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在国内，通过旗下上市子公司万向钱潮对集团的其他三家子公司进行控股，实现万向集团的子集团万向工业集团整体上市；在国外，通过以万向美国为核心的海外基地，开展本地化生产，成为美国各大汽车制造企业的一级汽车零部件及模块供应商，并通过并购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万向通过平衡化专业化运作及全球资源配置，提升了母子、子公司之间的风险—价值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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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模式价值。通过万向集团对零部件及模块制造，万向金融板块及海外业务的顶层设计，结合各板块基层首创，降低子公司自身运营风险。通过旗下万向钱潮控股集团其他零部件制造企业实现业务的合并、成本的压缩、效率的挖掘，获取负向价值；通过海外并购加国内生产、强势总部的打造以及能力建设提高资源配置能力，获取运营价值；通过集团工业、农业、金融板块的协调互动获取结构价值。

四是模式进化。万向集团可以以万向系金融为依托，通过不断强化集团资产的高杠杆运作，以资本控制力、推动力攫取集中利润，向资本运作型集团运作模式进化；也可以在不断加强自身服务能力的同时，推动各实业板块的资产证券化、资本证券化，推动金融化运作，多维度构建集团板块，以创新价值体系为导向向咨询与支持型集团运作模式进化。

五是模式利润。万向集团通过全球化的并购运作，成为了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的一级零部件供应及模块供应商，获取了行业控制力利润，同时通过金融板块与实业板块的协同与服务，获取了协同红利及产品和服务红利，而多元化的板块共同发展也使集团获取了产业组合红利和集团层面红利。

万向集团工业、农业、金融业的多元化、平衡化布局，以及以国内为基础，万向美国为平台的海外业务拓展模式，有效平衡各产业板块结构，通过平衡的布局，风险对冲，降低集团整体运营风险，获取多层利润。

案例二：长江集团的运作模式

长江集团旗下长江实业、和记黄埔两大旗舰公司，同时还包括长江生命科技集团等恒生指数成分股公司。业务涵盖地产、港口及相关服务、地产及酒店、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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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基建、能源、电讯、健康及农业等生命科技产品等众多板块。长江集团的业务遍及全球五十二个国家，雇员人数约二十八万名。长江集团通过对趋势的把握以及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实现了集团平稳快速发展、去波化化运作，具有典型的对冲平衡型集团运作模式。

一是模式定位。长江集团通过集团层面对远景目标、事业部业务组合、资源配置、大型发展机遇的把握等方面的宏观把控来进行顶层设计。子公司层面通过对业务单元组合、投资分配、相关增长机遇、创造和利用协同效应等方面的把握来进行基层专业化运营。在顶层设计与基层专业化运营的指引下，实现多元化投资、平衡化发展的集团运作。

二是模式路径。长实集团以股权投资管理为抓手，全球化配置集团资源，通过在大陆、香港、欧洲等海外市场的投资布局，提升母子、子公司之间的风险—价值组合，通过对经济周期的把握引领子公司去波化运作，保障集团运作路径的稳定性。

三是模式价值。长江集团发挥集团强大的投资组合规划能力，进行顶层引导，同时激发基层首创，增强具体业务单元对产品、市场、地域竞争及自身优势的把握能力。通过旗下电信、地产、港口等业务单元的成本压缩、流程合并赚取负向价值；通过全球范围的低买高卖、配置资源，压缩资金风险，赚取运营价值；通过对全球经济周期的把握，对规律的驾驭，对板块间结构的设计赚取结构价值。

四是模式进化。长江集团可以通过多层次的股权结构设计，利用资本杠杆撬动更多资源，以对多元化板块驾驭攫取集中利润，向资本运作型集团运作模式进化；还可以通过构造以长实和和黄为主导的联盟平台、知识管理平台、咨询与变革平台，不断加强集团集团对服务、环境、生态链、能力等多位要素的整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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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与服务型集团运作模式进化。

五是模式利润。长江集团通过对港口、电讯等行业的控制力以及对基建、零售等行业的卡位获取了产业层面利润；通过对政策及经济周期的把握获得了调控红利；通过对全球范围产业板块的组合和产品服务的组合获得协同红利及集团层面红利。长江集团通过地产、通讯、零售等多元化板块平衡配置，以及全球化的产业布局，抵御产业周期及经济周期风险，通过优化各子公司间的结构平衡，实现集团整体增值。

案例三：复星集团的运作模式

复星集团是一家专注于中国动力的投资集团，其先后投资了复星医药、复地、豫园商城、建龙集团、南钢联、招金矿业、海南矿业、永安保险、分众传媒、复星保德信人寿等众多知名企业，旗下包含钢铁、地产、医药、零售、矿业、金融及战略投资等六大板块，各版块协调发展，具有典型的对冲平衡型集团运作模式。

一是模式定位。复星通过打造多元化投资的投控型企业的顶层指引，进行股权投资、战略投资、产业投资等多方位资本经营，同时，以专业化经营的思路打造实业板块核心竞争力，提升对冲平衡的有效性。

二是模式路径。复星旗下生物医药板块上市后，通过股权投资对医药产业进行深度整合，同时在集团主导下进入钢铁、媒体、金融、汽车等领域，通过对集团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母子、子公司间资本—价值的循环效率，实现去波化运作。

三是模式价值。专注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中国动力，集团层面顶层引导结合产业板块的基层首创，通过反周期性、“主业+私募”、增资收购兼并等多种投资手段配置集团资源，降低子公司独立运作风险。以流程合并、效率挖掘获取负向价值；以引入优秀人才，加强总部能力建设、管理效率的提升及集团整体资源合 中国首席集团战略、集团管控专家中国最强集团咨询综合服务商

理配置获取运营价值；以对城市化进程、扩大内需政策导向的准确把握，从而调整投资组合，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结构价值。

四是模式进化。复星集团可以通过资本的高杠杆运作多层次驾驭旗下零售、钢铁、金融、传媒、矿业等多维度产业，构建多远产业资本化大格局，攫取集中利润，向资本运作型集团运作模式进化；也可以发挥全球范围寻找中国动力的优势，构建集团知识管理平台、联盟平台、咨询与变革平台等强大平台，发挥总部的人才优势，以创新为出发点，持续挖掘价值，构建创新型生态环境，向咨询与支持型集团运作模式进化。

五是模式利润。复星集团通过对产业链投资节点的卡位获取利润；通过集团对投资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取利润；通过旗下各版块的组合和协同，获取产业组合红利、协同红利；通过所投企业的快速发展分享投资板块成长红利。

复星集团从集团的高度顶层引领，进行多元化战略布局，通过分散配置集团整体资源实现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其中钢铁、矿产、地产板块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以及周期性，医药、金融、投资能够产生高额利润，零售板块则能为集团产生稳定现金流，通过分散化经营规避风险，平衡化运作调整子公司间产业结构，使得复星集团能够有效对冲产业周期带来的风险，有效管理风险。

对冲基金运作模式借鉴 第2篇

一、基金会简介

基金会是对兴办、维持或发展某项事业而储备的资金或专门拨款进行管理的机构。一般为民间非盈利性组织。宗旨是通过无偿资助，促进社会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福利救助等公益性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的资金具有明确的目的和用途

中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与非公募两种，二者的区别在于可否面向公众募捐。目前，国内的公募基金会多为半官方色彩的政府伙伴型基金会，而非公募基金会则多由企业出资设立，当然其中也有特例。由于网络与固定电话、手机短信成为 募捐箱之外的有效劝募途径，拥有网络社区优势的腾讯获准设立了公募性质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而今，越来越多的商界人士介入到基金会的运作之中，基金会的劝募、捐助呈现了渐趋浓厚的企业化特征。一些活跃的基金会不仅积极开拓专项活动、纪念品销售、新媒体等筹款渠道，也致力于通过市场营销改进劝募的技巧；在治理结构上，通过投资与运作部门的分离，基金会正向提升运作效率与透明度转变；中国传统的运作型基金会开始引入项目招标制，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另一些基金会则变身为风险投资或项目工程，孵化民间公益组织，并引入救助者接力助人的机制，让慈善链条化。

商业慈善、慈善投资等新理念的确立，令慈善这一人类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变得日益商业化与可持续，从而有助于慈善资源获得最优配置。中国财富总量的提升与富人阶层的日臻成熟，令慈善为越来越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所践行。尤其是5·12汶川地震后，各大企业捐款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企业设立的基金会捐出或捐向一些大型公募基金会，各类基金会由此更广泛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中国十大慈善机构简介

1.中华慈善总会

作为中国规模较大、业绩较好的公益组织机构之一。自1994年4月在民政部老部长崔乃夫的倡导下成立，总会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困难群体，开展多种社会救助工作。

按照总会章程，慈善总会最高权利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每界5年，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每年召开一次。总会经费来源于会费、捐赠、政府资助、利息、核准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及其他合法收入，行政经费来源于创始基金增值部分、会费、行政经费专项捐赠、政府资助、捐赠款利息、兴办实体的收入等。按照国家规定，从捐赠款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项目管理经费。

目前，中华慈善总会共有团体会员108个，并与绝大多数团体会员合作开展多种慈善项目。据2002年一项资料显示，总会成立7年多直接接受款物总计9.8亿人民币，其中，善款5.4亿人民币，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共计4.4亿元。

2.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有数据显示，中国有6000万残疾人,这些人就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服务的对象。1988年3月15日成立,作为国家法律确认、国务院批准的各类残疾人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她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其最高领导机构。其下设主席团、执行理事会、评议委员会、专门协会和各类地方组织。

残联的章程规定，其资金来源有五部分：社会各界(国内外组织机构和个人)捐赠、政府资助、国际合作项目、创收和其它收入。据残联内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资金主要来源还是残联先申报，然后国家有关部委拨款专项专用。

3.中国青少年基金会

1989年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是以促进中国青少年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和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为宗旨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团体。它所实施的项目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希望工程以及保护母亲河行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公益信托基金、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

在这些项目中，最主要、最有影响力的是希望工程。这是一项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公益事业，旨在通过筹款，资助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据统计，目前全国希望工程累计资助建设希望小学9000余所，累计资助失学儿童乐250多万名，援建希望网校130所。

4.中国扶贫基金

1989年3月成立时，中国扶贫基金是一个没有基金的基金会。那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从事民间扶贫工作的经验。通过多方联络，基金会努力争取海内外各界人士对扶贫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加入扶贫行列。

1996年——1999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基金会主要采用扶贫到户和开发式扶贫的工作模式实施了“贫困农户自立工程”、“科技扶贫”、“教育及医疗设施援建”等项目。

从1999年下半年起，中国扶贫基金会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一年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二个十年的开始，这一阶段的工作方式是：通过项目援助、受援人参与等方式，帮助贫困社区的弱势群体改善生产、生活和健康条件并提高其素质和能力，实现脱贫致富。

5.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4年。当时正值清朝末年，为救助日俄战争中受害的我国同胞而成立。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1993年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明确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它的职责较以前有所扩大。

目前，中国红十字会主要履行以下职责：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对伤病员和其他受害人进行救助；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进行初级卫生救护培训；参与输血献血工作，推动无偿献血；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等。

中国红十字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一般情况下五年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执行其决议，理事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执行其决议。总会机关的常务理事组成执行委员会，对常务理事会负责。

6.中华环保基金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为奖励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教授为环境保护做出的贡献，特别颁发十万美金作为奖金。这笔钱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非营利性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民间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成立的基础资金。

1993年4月，环保基金正式成立，其宗旨主要是通过资助和奖励对中国环保事业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管理、科学研究、人才培训及国际合作等各项环保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的基金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国内外热心于环保事业的企、事业单位、团体的捐赠；其他组织、个人的捐赠；国内外有关组织和友好人士的捐赠。

基金会的最高权利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设常务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常务理事和理事若干名。理事会聘请若干国内外著名人士担任名誉理事长。

7.宋庆龄基金会

十大全国性慈善机构中，宋庆龄基金会是唯一以国家领导人名字命名的慈善机构。1981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逝世，一年后，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里，宋庆龄基金会成立。基金会成立后，宗旨集中体现为“和平、统一、未来”六个字，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关注民族未来。

在机构上，基金会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在领导人员上，基金会设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由理事会民主推选产生；秘书长为基金会法人代表。

募捐方法有三种：现金和现金支票，可以直接寄到基金会；股票、有价证券、产权契约，在住所住地的中国银行办理；各类物资，向基金会去信去电商处。

8.见义勇为基金会

作为指向性最强的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1993年6月由公安部、中宣部、中央综治委、民政部、团中央等部委联合发起成立。成立九年以来，该会同有关省市组织了大量表彰活动，募集见义勇为基金7000多万元，发放奖励抚恤、补助慰问和助学金2000余万元。

目前中华见义勇为基金的工作模式是：一，每两年开一次全国性表彰大会，由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单位抽人员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各省上报的人员事迹进行评审；二，面对日常申请补助的见义勇为人员，由基金会办公会进行研究，看够不够标准、够哪一级标准，形成意见后报基金会会长或常务副会长审批，再对外发钱。

据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千个市、县设有见义勇为事业组织管理机构，从事见义勇为工作的人员近万人。近十年来，各级见义勇为管理组织已募集基金十几亿元。

9.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促进会是1994年4月为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发起的。以刘永好为代表的10位民营企业家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议上联名倡议“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进而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间商会)发起下成立促进会。她是光彩事业的组织机构，是经由国家民政部注册的非营利社团法人组织，享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她以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民营企业为参与主体，包括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共同参加。

促进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下设常务理事会。促进会的经费来源一是会费，二是有关社会团体、企业人士的赞助，三是其他资助。

10.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是经过中央人民银行批准、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向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募集资金和物质，旨在全面提高妇女素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该基金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理事会，由正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秘书长及理事组成。理事会实行届任制，每届任期三年，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遇有特殊情况，也可以采用其他形式召开。

妇女基金会基金来源主要是第一，接纳海内外热心妇女事业的企业、社会组织、人士的捐赠；第二，国家政策允许的基金增值和服务收入；第三，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基金的增值部分必须用于基金的任务范围，基金的使用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目的、对象方式合法使用。

三、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概览

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尽捐家财的举动，引领了全球富人新一轮的行善潮流。近年，国内企业也纷纷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过，散财有道也是一门学问。如同任何一间掌握巨资的机构，基金会存在保值增值的问题。不少基金会委托专业公司理财，其投资组合一般包括稳健的债券、股票等，不过也有 Google、eBay等机构从事更为进取的PE投资，这也加大了对投资专家的需求。

众多商界人士介入之后，基金会的劝募、捐助呈现了渐趋浓厚的企业化特征。一些活跃的基金会不仅积极开拓专项活动、纪念品销售、新媒体等筹款渠道，也致力于通过市场营销改进劝募的技巧；在治理结构上，通过投资与运作部门的分离，基金会正向提升运作效率与透明度转变；中国传统的运作型基金会开始引入项目招标制，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另一些基金会则变身VC或PE，孵化民间公益组织，并引入救助者接力助人的机制，让慈善链条化。商业慈善、慈善投资等新理念的确立，令慈善这一人类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变得日益商业化与可持续，从而有助于慈善资源获得最优配置。

1.设立专项基金或事业基金

也有不少企业选择在知名公募基金会名下设立专项基金或事业基金（二者区别在于是否有定向用途），一些明星发起的基金即如此。譬如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在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架构下独立运作，李亚鹏与王菲夫妇发起的“嫣然天使基金”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称“红基会”）这些基金由此也可以面向公众募捐，如招商银行除捐资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青基会”）合作设立“我和我的2008”专项基金外，还通过短信、网银、网络竞拍号召该行信用卡用户捐助；麦当劳与宋庆龄基金会成立的“中国麦当劳叔叔之家慈善基金”，亦在其餐厅内设有捐款箱。针对专项基金，一些基金会也有具体要求，如宋庆龄基金会规定，专项基金的协议捐赠金额应在500万元现金以上。也有非公募基金会尝试以专项基金方式筹款，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名下设立了由许京骐夫妇捐助 10 万元的“许左群爱心基金”，其增值部分用于新公民学校的师生奖励。

基金会数量的跃升，带来了募款能力的竞争，尤其是企业纷纷成立专属基金会，分流了捐款的来源，也增加了公募基金会劝募的难度。因此，基金会的多元化劝募、品牌打造、营销创新日见重要。

2.改进劝募技巧

现在有很多以慈善名义展开的筹款活动，如慈善晚宴、音乐会、球赛以及对捐赠书画、珠宝、不动产的慈善拍卖等。除现金外，捐助各种资源或技能，如交通工具、活动场地、宣传设计等也被提倡。各基金会也注重与企业结盟，在其营销推广中加入募款内容。富于号召力的明星更成为积聚捐助人的一大招牌，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李连杰壹基金。

壹基金的年报披露，其在成立第一年接受的1067.7万元捐款中，有19%由个人通过汇款、手机短信、贝宝（PAYPAL）和腾讯网络捐赠，而3个月之后，其个人捐款占比迅速上升至60%，网络支付也增加了财付通、支付宝、快钱等新渠道。壹基金还获得电影《赤壁》、瑞士名表 DeWitt帝威合办的慈善晚宴募得的100万元善款，并吸引了微软、阿里巴巴、俏江南等企业捐资。

除此之外，吸纳会费、提供服务以及出售服饰、书、徽章等纪念品，也是基金会的典型募资手段2008年7月，壹基金与万宝龙合作推出了30支限量版墨水笔，每出售一支万宝龙向壹基金捐赠5000欧元。

劝募中，营销的方式也相当重要。以扶贫为主旨的乐施会，将子网站“乐施有礼”做成购物网站的格局，捐助者可购买若干份牛羊、柑树苗、沼气池、医疗箱、学校设施等礼物放入购物篮结账。这一方式不仅有利于提升捐助者的兴趣，捐款用途也简洁明了。

最后，在学习让人乐意捐赠技巧的同时，国内各基金会也不断规范管理，降低管理开支，以打造良好的公信力，保证捐款来源的持续性。

3.投资理财

为实现资金管理的效益最大化，不少基金会委托专业公司理财。2000年前后进入资本市场的上海慈善基金会，同时委托数家公司进行资金运营，出于慈善目的，这几家公司均承诺：一旦出现亏损，将用赠款补足。由施正荣夫人张唯打理的施氏家族慈善基金会，将投资增值部分交由JP摩根打理，管理费为 1-1.5%，资金支出则与汇丰银行合作。为求稳健，其主要投资政府债券与蓝筹股，收益目标为8%。这个2007年8月在香港成立的基金会，注册资金 300万美元，主要资助方向为气候、环保、能源、文化遗产保护等。

而合理投资－获取回报－部分收益用于慈善、剩余收益和本金继续投资，也是海外基金会的基本运作模式。2001年以来，盖茨基金会每年都将总资产的 88-94%用于投资，捐出数额的占比则为3-8.5%（表5）

如图所示，2005年以来，其投资收益已超过当年收到的捐款。2007年，其以381亿美元的投资获得了高达49亿美元的投资报酬，高于当年其收到的捐赠，包括来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31亿美元（2006年6月，沃伦·巴菲特宣布把1000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股赠与盖茨基金会，此后，他开始兑现每年捐赠股票总额5%的承诺，截至2008年7月，已分三次共捐出142.5万股，价值超过 50亿美元）。可见，尽管受到全球最富有的两大慈善家资助，但对盖茨基金会而言，出色的投资回报仍是其行善的有力依靠。

4.投资型资助

给予也是一门艺术。在中国，传统的基金会往往以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undation）为主，即基金会利用所筹资金自行运作慈善项目。不过，作为一个复杂的实体，运作型基金会更容易受到公众的质疑，因此，在美国，这类基金会总数不到6%，相比之下，通过资助其他民间组织运作项目的资助型基金会（Grant-making foundation）数量越来越多。国内基金会也在向这一方向转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明确提出，要逐步由运作型转为资助型为主，通过公开招标或购买服务等方式实施公益服务，以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

项目招标制是资助型基金会的主要运作模式，中远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均采用这一方式。2008年6月，红基会也宣布拿出2000 万元，面向全国公益组织招标。综合来看，其操作方式大同小异：首先，选择符合基金会方向的公益项目招标，并引入“项目听证会”和专业人士“陪审团”等制度进行评估，以便将标的给予运行效率最高的机构；其次，对项目实行合约化管理，在项目实施中对资金的发放和使用等进行监控；在项目结束后，则进行效果考察、评估。

通过投资让慈善延续的革命性理念，正形成一股席卷全球的慈善资本主义浪潮。在美国，越来越多基金会倾向于使用“使命投资”的模式，即基金会对捐助项目以极低的利息和利润进行贷款和风险投资。波士顿的“社会影响咨询者组织”对全美92家历史悠久的基金会的调查显示，2005年，进行“使命投资”的基金会有72家，而1968年只有1家；相关投资金额也由1968年的4800万美元增长到2005 年的1.3亿美元。国内第一个以企业家名字命名的个人基金会王振滔慈善基金会，也在资助贫困大学生时采用类似方式：受助大学生须在工作后资助一名贫困学生，以使该基金变成“种子基金”，令受资助者的数量呈几何型增长。慈善投资者们期待，借此将单向的捐助关系发展为互动的多赢关系，实现社会性的“爱心接力”。

正如投资一样，基金会的资助也有失败的风险，有些资金或许难以落实到项目上，即使落实也可能效果有限，这更凸显了基金会投资眼光的重要性。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提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慈善也需要整合全球资源。无论慈善投资、资助理念还是维护自身权益上，国内基金会正显出开阔的全球视角。2008年5月，壹基金还拨款10万元，对缅甸强热带暴风灾难进行救助。民间慈善机构打开眼界实施国际救助，也是中国崛起的有力证明。

四、典例分析

1.壹基金的运作模式

壹基金是由李连杰先生于2007年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目前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愿景，致力于搭建专业透明的壹基金公益平台，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三大公益领域。

团队组成：壹基金聘用了数十位不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全职工作，组建了一支高效率的执行团队，包括拥有跨国工作经验以及500强公司工作经验的资深管理人士。同时国内公益领域的数十名知名专家学者也受邀组成了壹基金的顾问委员会。据了解，壹基金团队的人力资源包括三类，除了专业的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大量的义工，以及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主要包括爱心合作伙伴、专业合作伙伴、推广合作伙伴及公益合作伙伴。其中，专业合作伙伴主要指的是能利用本身所具有的财务、法律、管理、市场等专业技能或资源，无偿提供相关专业服务的企业，比如战略咨询公司贝恩。

财务审计：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Deloitte）和毕马威国际会计师公司（KPMG）对善款的收支进行审计；凯 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KCS）提供善款的财务报告。

战略规划：国际著名咨询机构贝恩公司（中国）为壹基金的长期战略发展提供指导；奥美、BBDO、麦肯光明等多家全球领先的广告公关公司亦为壹基金提供国 际专业水准的传播规划服务。

此外，壹基金与博鳌亚洲论坛合作创立 “全球公益慈善论坛”，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公益组织、知名企业、政府官员、研究学者，促进全方位交流与合作。

壹基金募集到的所有捐款将直接进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帐户。为了确保慈善公益基金的透明度及公信力，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Deloitte)将对善款的使用进行审计。同时每一季度公布季报，每一公布年报，向公众详细介绍“壹基金”的善款募集和使用情况，诚邀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共同监督。壹基金通过建立 “中国红十字会壹基金公益奖”，对需要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进行评估，并对符合标准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此带动业内 “诚信” 价值观。同时，壹基金期望通过公正、透明的评选，确立行业标准和规范，鼓励公益组织良性发展，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例如以下五个项目：

2.河仁慈善基金开启慈善运作新模式

河仁慈善基金会，“河仁”二字为曹德旺父亲曹河仁名字，寓意“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由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发起，2010年6月7日在中国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现基金为人民币35.49亿元。是中国目前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

曹德旺创建河仁基金的申请始于2007年，但由于史无前例并存在法律障碍，加上涉及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等多个部门的有关程序，耗时3年多才得以成立该基金会。作为中国第一家以捐赠股票形式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基金会，河仁基金会开创了中国基金会资金注入方式、运作模式和管理规则的多个第一。

河仁慈善基金会在管理模式上也将不同于以往。基金会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定位为资助性慈善基金。邀请13名知名人士任理事，基金会的重大事项均由理事会决策，理事会由监事会监督。还将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审计，每年定期公开审计报告及慈善项目名单。基金会下设四个管理机构，分别负责预算和财务管理、慈善项目管理、资产直接项目投资和间接项目投资。

在今后基金会的运作上，曹德旺表示，基金会将秉承“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运作，为保证“每一分钱的去向都让社会知道”，基金会将像国际上市公司一样规范管理，定期公开审计报告和慈善项目名单，基金会的每一件事都会向社会公告。

在成立仪式上，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了35.49亿元人民币的等值股票，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内地贫困地区教育、医疗、扶贫、救济等公益慈善事业。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对这种新兴的慈善运作方式给予充分肯定。黄孟复：很多我们的企业家以前都是用真金白银来做慈善事业，但是这个做法有它的局限性，拿的太多将影响企业的发展。曹德旺这样股票捐赠的形式既支持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又不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曹德旺表示因为过去这是新生事物，我们处在转型的社会，各方面都需要转，我们需要一个过程，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帮这个事情落地，我们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态。

3.参与式资助——友成在非公募基金会运作模式上的探索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简称友成基金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是国内首家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著名企业家发起，以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参与式资助为主要运作模式的创新型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的主管单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一家成立不到四年的非公募基金会，友成基金会大力倡导公益创新，积极探索崭新的“友成模式”，最终快速成长为中国最具实力和声望的非公募基金会之一。作为一家以创新为特色的非公募基金会，友成始终倡导一种“新公益”理念。

所谓“新公益”，即重视公益活动的可持续性，其中一个方式就是用商业的方式从事公益事业，也就是社会企业模式。在这方面，友成基金会做出了积极而成功的尝试，比如与格莱珉基金会等合作建立从事小额信贷的社会企业。

目前中国的公益领域中，许多草根组织所需要的帮助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更多的是需要项目策划方向的把握，操作理念、执行能力的培养和各种资源的配备。因此我们提出参与式资助既是鉴于对中国公益领域需求现状的一种判断，同时也是在公益领域内对商业领域的创业投资经验的一种借鉴。

资助型和运作型的基金会对能力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作为资助型基金会它需要很强的嗅觉，也就是要对申请资助方的执行团队和项目有很强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而运作型基金会则更像商业世界当中的实业企业，需要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的项目管理和运营能力。因此简单地说，对参与式资助这种方式而言，需要上述两个方面能力的复合。

这是一种既不同于纯粹的运作型基金会，也不同于传统的资助型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具体而言，参与式资助由三个类别组成：

第一类是以参与为主的项目，这类项目符合友成的长期发展需要，是友成的战略性公益项目。对这样一类项目，友成会经过周密的可行性论证，并组织自己的团队来具体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也资助合作方共同参与。目前我们正在实施的“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以及“社会创新”就是这样的项目，在友成内部，我们将这类项目比喻为产业投资，这是一种用商业投资的语言来描述的。

第二类是尚处于种子期或者是初创期的具有社会创新性的公益组织及其项目。在资助此类的项目时，除掉资金以外，友成还投入自身的团队和外部专家团队参与项目的试点，指导或者协助该组织进行公益产品的深度研发、战略规划以及策略制订，以全面提升被资助者的执行能力，同时还投入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其他的可能调动的资源，协助项目的孵化。这一类项目就有点儿类似于商业领域的VC（Venture Capital），即风险投资或者是创业投资，友成所资助的两村工程以及去年在512抗震救灾当中的一些实践就属于这个类别。

第三类项目是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比较成熟的公益项目，但是在发展中需要资金，我们会在准确评估项目的前提下，为项目提供资金的资助。这种资助相当于商业领域的PE（Private Equity），也就是股权投资，只不过我们并非真的获取被资助机构的股权。友成对于“协作者”的资助就是这类项目的典型。这也是许多资助型基金会通常所做的一种类型。

友成作为一个由两岸三地的著名企业家共同发起和资助的非公募基金会，其自身又希望以专业化的参与式资助的方式履行企业家理事赋予我们的社会公益责任。

对冲基金运作模式借鉴 第3篇

1 BIRD基金的成果

BIRD基金从创立至2012年, 投资项目共863个, 总投资额达到3.01亿美元, 通过还款的累计收入有0.96亿美元, 而投资项目的总销售额达到了50亿美元[1]。BIRD基金支持的所有项目中, 最终成功投入市场的占到25%左右, 高于一般研发项目成功的比例。鉴于它的成功经验, 以色列政府仿照BIRD基金的模式与其他国家也建立了很多类似的产业研发基金, 例如与加拿大建立的加以产业研发基金 (Canada-Israel Industrial R&D Foundation) , 与新加坡建立的以新产业研发基金 (Israel-Singatral R&D Fund) 等, 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2]。

BIRD基金自1977年创办以来取得了很多成就, 表1为其部分项目的投资与回报情况。BIRD基金通过投资合作项目, 支持企业研发, 并将成果商业化, 为企业赢得了大量的利益, 项目成果的销售额最高可达项目投资额的40倍。

BIRD基金投资的项目为人类社会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发明就是BIRD基金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研发成果, 它对几乎所有现代电子产品, 包括数字电视、打印机、照相机、有线电视机顶盒、蓝光光碟等, 都有着革命性的发展意义。这是一个对整个美国经济都有巨大影响的创新, 仅以数码相机为例, 美国2010年出口的数码相机数额达到了10亿美元。

数据来源:A Certain Future For The U.S.–Israel Technology Partnership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KLA公司的半导体设备项目。应用材料公司和阿米尔公司合作研发的激光清洗系统, 有效的解决了当时半导体领域最急需的应用问题。最初在1992年, 项目总投资额为675000美元, 从1993年到1995年, 项目产品销售额达到了7200万美元, 项目投资收益达107倍, 为双方创造了约500个就业机会, 并在后续阶段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新投资[3]。

在此基金的资助下, ACE公司和美国曲棍球协会合作研发了首个曲棍球感应训练项目。IntelliGymTM是一个能够培养球员感知能力、短期焦点记忆能力和决策技巧的软件程序, 它还可以帮助教练调整计划, 跟进每个球员的进度。通过模拟对手情形, 该项目可以训练球员快速的判断下一个举动, 在给定的情况下做出最有效的决策。在过去的12届世界锦标赛中, 美国曲棍球队借助这一项目的训练共获得了9个冠军。

BIRD基金和通用汽车集团共同资助了Tesco与Cogni Tens公司联手的针对汽车车身组件需求测量系统的研发项目。结果显示:I3测量元件可以降低汽车制造过程中生产商的成本, 也可以验证和监控昂贵的产品生产工具。通用公司采用I3测量方法广泛的评估、调整、完善了庞蒂克跑车和雪佛兰太浩多功能车的内部和外部参数。

在BIRD基金的资助下, EMC公司与Axxana公司合作研发了一种先进的灾难恢复系统, 为数据保护建立了一种新的标准。该系统利用现有的异步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同步复制的解决方案, 它不需要增加通信链路的带宽就可以复制更多的数据。这一系统可以保证在极端的条件下或任何灾难发生时数据都不再丢失。

BIRD基金资助研发了飞机视觉增强系统 (EVS) 。这一项目是由柯尔司曼和Opgal公司合作完成的。该项目发明的EVS照相机, 可以在飞机滑行或者飞行时提供白天和黑夜增强性导向, 可以使飞机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 (如雾、阴霾、灰尘、烟雾等) 增强视觉效果, 从而帮助降落。

BIRD基金还赞助了很多生命科学领域的项目, 并且研制出了具有突破性效用的药物。Pharmos和博士伦公司在BIRD基金的支持下, 合作研发了氯替泼诺 (LE) 。氯替泼诺 (LE) 已经成为了露达舒 (美国眼科类激素的第一品牌) 的基本配方, 也是美国许多眼部护理专业人员治疗季节过敏性结膜炎的首选药物。博士伦公司现在已在美国广泛的生产和出售这种药物。埃尔格医学技术公司和矫形与假肢联盟共同研发了重获行走能力的装置, 它能够帮助瘫痪的病人重新“走路”。这一装置就像机器人的裤子一样, 通过传感器和电动机来帮助瘫痪的病人站立、行走甚至是爬台阶。当病人使用拐杖向前倾其上半身或以不同的方式移动身体时就可使自己站立或者行走。

2 BIRD基金的运作模式

2.1 项目要求

BIRD对项目具体要求如下:申请的项目必须是由一个以色列公司和一个美国公司联合申请。两个公司都应具备足够的能力以实现创新产品的定义、开发、制造、销售等。每个企业都应当有能力实现属于自己部分的产品开发与产品商业化。他们也应共同承担研发和销售过程中的风险。一般来说, 大公司的任务是确定产品的概念、规格、销售以及服务, 小公司的任务是产品开发和制造。任何一家企业在组合预算中的份额都不能少于30%。项目需要有重大创新, 具有较高的商业潜力, 同时BIRD基金也会考虑项目的经济收益和社会贡献。BIRD每年最多会支持35个大型项目和20个小型项目。

2.2 项目立项

任何两个公司 (包含一个以色列公司和一个美国公司) , 只要他们具备能力以实现研发产品的定义、开发、制造、销售, 就可以申请BIRD基金, 两个公司统称为“申请者”。两公司可能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通过合资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甚至共同拥有所有权。“申请者”首先向BIRD基金介绍项目的基本情况并递交项目申请概要。通过初审后, “申请者”需提交正式的项目申请书, 主要包括“技术申请书”和“商业计划书”。“技术申请书”描述项目的创新点、技术方法以及项目进度;“商业计划书”应包括项目的市场分析、产品商业化计划、企业合作利益、项目管理计划以及双方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介绍。BIRD基金的项目将会提交给有经验的专家组审查, 这个专家组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和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OCS) 组成。项目立项后, “申请者”需与BIRD基金签署《合作和项目资助协议》[4]。

2.3 项目预算

BIRD基金参与项目的开发成本被称为项目“预算”, BIRD基金资助项目的金额最多将达到项目总预算的50%, 被称为“有条件的资助”。两家公司都有义务用项目的收入偿还“预算”。按照“预算”规模, BIRD支持的项目包括: (1) 小型项目, 项目预算不超过20万美元, BIRD基金的投资额为项目总预算的50%; (2) 普通项目, 平均项目预算为120万美元, 项目周期为12~15个月, BIRD的投资额为项目总预算的50%; (3) 大型项目, BIRD的资助最多达到150万美元, 但只占项目总预算的1/3, 其余的由合作双方的企业提供。开始运作的项目一般分为两阶段项目和三阶段项目, 每阶段为半年左右, BIRD基金的资金分阶段投入项目[5]。

2.4 还款规定

BIRD基金规定, 从项目完成研发开始投入商业运用起, 企业必须向BIRD基金偿还一定比例的资金。偿还期限不同, 偿还的额度也不相同, 但是最多不会超过初始投资额的150%, 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BIRD Foundation http://www.birdf.com

2.5 基金特点

第一, BIRD基金与企业共同承担主要风险。BIRD基金对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最高金额达到总预算的50%。当项目获得销售收入时, BIRD有权要求企业偿还提供的资金, 偿还的期限不同, 偿还的比例也不同, 最高偿还比例为150%。如果项目失败, BIRD基金将不要求还款。

第二, BIRD基金对投资项目没有股权或知识产权的要求, 并且也不干涉项目的具体实施。

第三, BIRD基金的投资金通常被记为研发费用的减少, 而偿还给BIRD的数目被记为特许权使用费。因此不会对资产负债率造成影响。此外, 偿还款项被列为税前费用。这种“表外融资”的方式对双方都有大有益处。

第四, BIRD基金不干涉合作企业间的关系。BIRD基金对两个企业的关系没有要求也无干涉, 两公司间的关系不需要BIRD的批准。

第五, BIRD基金的项目将会提交给有经验的专家审查。这个专家组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和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OCS) 组成。专家的建议和BIRD基金对企业的深入了解是将来进一步合作的重要保证。

3 BIRD基金的借鉴意义

3.1 两国政府的推动合力

BIRD基金创建的目的在于促进以色列和美国高科技企业间的合作。在BIRD基金创立之初, 两国政府共出资1.1亿美元, 作为基金的初始资金[6]。对于以色列来讲, 通过与美国的国际合作可以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 同时也可以通过合作企业进入美国市场,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投入风险。另外以色列企业本身在某些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 也可以帮助美国企业开展技术研发。通过BIRD基金, 两国增加了在科学、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 为未来发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3.2 国际合作的创新优势

两家公司合作的形式, 可以分担风险, 各自发挥优势, 相互弥补不足。BIRD基金对申请的公司有这样的要求:申请的项目必须是由一个以色列公司和一个美国公司联合申请的。两个公司都应各自具备实力实现研发产品的定义、开发、制造、销售以及支持。每个企业各司其职, 共担风险。从大多数的情况来说, 一般美国的公司具有较强的商业运作能力, 在项目中主要负责从事制造、销售等商业方向的工作, 而以色列的公司则在业务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 在项目中主要负责技术研发的工作[7]。合作创新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整合技术优势, 实现合作主体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缩短创新周期, 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对此, 采用合作创新的中小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金和技术力量, 实现优势资源互补, 取得规模经济效益。

3.3 互惠互利的商业模式

从BIRD基金的还款要求中, 我们可以看出BIRD基金鼓励企业尽快实现商业化从而获得利润。BIRD基金规定企业总的还款额度随着还款时间的延长而逐年的增加, 如果企业能在第一年还清, 则只需要偿还初始投资的100%。此外, BIRD基金还要求企业瞄准市场, 在项目设计、产品研发过程中, 就要把产品定位于市场, 以商业化为目标, 争取尽快实现商业化, 从而获得利润。

数据来源:A Certain Future For The U.S.–Israel Technology Partnership

根据BIRD基金三十年数据统计, 三十年中, 基金对项目总投资额为2.9亿美元, 项目成功后企业对基金偿还的资金达到9100万美元。项目对企业产生的直接和间接销售额达到80亿。项目商业化后, 企业向政府所缴税额为3.2亿美元。政府税收收入远远超出对基金项目的投资额。从美国单方面来看, BIRD基金所资助的项目成果在美国产生了50亿的销售额, 利润达到12亿之多, 美国政府由此获得2.4亿的税收收入。并且, 所有项目为美国提供了12000~30000个工作岗位。从宏观经济上来看, 美国政府对BIRD基金的投资, 不仅得到了超过投资额的税收, 而且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实现了企业的收入增加, 促进了整个工业的创新发展。更可贵的是, 它还为整个美国社会创造了许多的就业机会, 可谓一举多得。

3.4 稳定明晰的价值取向

从BIRD基金2008~2010年的年报数据可以看出:BIRD基金投资的行业分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投资行业多为绿色、环保的行业, 即绿色技术创新。BIRD基金对环保、清洁、健康、能源等领域非常关注, 它有独特的BIRD ENERGY板块, 专门针对可再生和替代能源进行系列研究。例如:HCL清洁科技公司找到了一种方法, 可以把木屑转变成生物燃料。BIRD基金投资10000万美元, 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格林纳达、博纳维尔、哈蒂斯堡和纳奇兹种植植物用于化妆产品、宠物食物和润滑油等行业生产。其中, 第一个项目在2012年已在格林纳达实施, 另外三个更大的项目将分别在2015、2017、2019年启动。这些项目预计将增加800个新的就业机会, 平均工资在67500美元以上。BIRD基金还在以色列新兴企业Trans Biodiesel和美国Purolite的合作项目上投资了70万美元, 用于项目成果商业化。这一项目可以使用固定化脂肪酶由不同种类的油, 包括植物油、动物脂肪油和回收油脂等生产出生物柴油[3]。这样的行业选择以及选择的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国家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影响, 它会将更多的企业向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引导, 对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数据来源:BIRD基金年报

3.5 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

在风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 政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为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有利于推动风险投资活动的开展。以色列政府是风险投资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抢占科技优势, 并且分享科技创业阶段从起步期进入成熟期所急剧增加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以色列政府就在本国风险投资业尚未发展的20世纪70~80年代, 积极创设双边研发基金, 其中最早最成功的就是与美国政府合作设立的BIRD基金。据统计, BIRD基金所投入项目的成功率达33%, 超过了风险投资的平均成功率。BIRD积极推动以美高技术公司发展具有潜力的战略伙伴关系, 参加合作的美国公司一般是受制于资金不足而具有发展和制造高技术产品潜力的公司, 对以方公司的一般要求是要具有领先的科技优势, 且需积极参与美国公司的产品发展和商业化进程[8]。以制药业来看, 大型的药物公司仅依靠公司内部的创新发明是远远不够的。很多创新产品都来源于其他公司的授权理念和专利。而初创公司的创新往往是非常新颖的, 他们可以以更灵活的方式创造新的药物和产品。如此, 美国的大型公司即可从这些项目的合作中受益。他们不需要去寻找新的员工来推动本公司的创新, 而只需直接通过项目合作, 将别人的创新成果进行推广和商业化。这些新的技术往往可以帮助美国公司维持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而以色列作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 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美国模式的引进是非常成功的, 以色列政府在进行直接投资政策设计时, 特别注重外资和私营资本的参与, 以及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这使得以色列的风险投资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层次很高[9]。据统计, 以色列吸引的风险投资数额是整个欧洲的两倍[10]。BIRD基金的发展过程, 说明了以色列政府早就深刻认识到风险投资的重要性, 在国内尚未形成风险投资市场的环境时, 加强与的美国高科技发达等合作, 参与国际风险投资的发展过程, 为以色列发展风险投资积累了宝贵的国际经验。

3.6 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

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 在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 技术创新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竞争是市场保持活力的关键, 在资金、人才、设备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 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灵活地制定策略, 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只有这样, 中小企业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 中小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潜在优势。与大型企业相比, 中小企业具有大型企业所不具备的技术创新优势, 如规模小, 开展技术创新灵活方便;人数较少, 专业化程度高, 开展技术创新快捷省时;管理层次少, 凝聚力强, 开展技术创新的效率较高;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更高, 开展技术创新的意识更强;技术创新更富于合作精神, 能够发掘与大学的联系, 更能够充分利用大学提供的技术成果与合作等。中小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中最具活力、最有创造力的生力军, 也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在以色列, 中小企业甚至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98%, 而且大多数是高新技术企业, 相关从业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按人均来算, 以色列是全球初创企业最多的国家。以数量来算, 它的新兴企业数量也仅次于美国[11]。以色列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的支持上。BIRD基金就是以色列政府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的一个很好体现。

4 结论

首先, 以美BIRD基金的合作模式中, 政府主导的国际产业研发合作基金对推动技术创新有良好的效果。我国可以借鉴BIRD基金两国合作的模式, 利用科技发展全球化的平台, 充分吸收全球创新资源, 与美国、欧洲等国家建立中美、中欧“BIRD”基金, 与高科技企业展开技术研发创新合作。同时, 我们也可以与以色列、日本等创新型国家建立类似的双边产业研发合作基金。参照BIRD基金的运作模式, 这种“有条件的投资”模式不仅可以帮助企业筹集资金, 发展创新, 收获利润, 基金本身还可以获得企业的偿还资金, 企业也可以以高于投资税收回馈政府, 并且帮助社会解决就业, 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次, BIRD基金发展三十多年来, 不仅创造了很多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 由于它本身良好的信誉, 其投资条件也渐渐成为一种标准, 代表着创新的实力和发展的潜力,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对项目进行投资。实践证明, BIRD基金这种做法对于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对此, 我国可以借鉴以色列政府“官助民营”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模式, 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培育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对冲基金的运作原理 第4篇

关键词：对冲基金 ；金融衍生工具；私募；风险对冲；杠杆

1、对冲基金的含义和主要优势

（1）含义

关于对冲基金(Hedge Fund)，国际上至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含义非常广泛，大致上是指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运作手段达到对冲风险，获得较稳定的投资收益的一种投资形式。常常利用空头和多头并作，倾向于构造高杠杆比率。

（2）主要优势

在对冲基金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冲基金属于私募的一种，不用向管理机构注册，也不用接受基金相关部门的监督，在监管方面的尺度比较大，可以做很多公共基金被限制不能做但是可以获得很高收益的运作。这也是对冲基金优越于普通公共基金最明显的优势。

另一个优势是，对冲基金的种类多种多样，投资可选择性强。除了传统的多头、空头、高杠杆的运作手段之外，还发展出基于期货、远期、期权、掉期，甚至还涉及实物等各种金融工具的投资组合方式。可以说，任何一种金融工具，只要它能降低组合的风险或者带来更高的收益，都可以被基金经理拿来，组合到某个对冲基金组合里。

再者，对冲基金的激励方式先进，能够促进基金经理更好的管理基金资产。通常公共基金的管理费用是按照固定比例从投资款中提取的，而对冲基金的管理费用除了固定比例提取之外，还于投资业绩挂钩。这样一来基金经理就更有动力和决心去管理基金。

2 、对冲基金的高杠杆率

（1）杠杆构造的方式

杠杆的创造有4种方式：无抵押贷款、抵押贷款、保证金账户和包含有杠杆的金融工具。

无抵押贷款通俗地说就是看在贷款申请人的信誉上，没有任何抵押资产就能获得银行的贷款，前提是贷款申请人必须很有声誉，规模比较大。抵押贷款是最常见的方式，可贷款数额是抵押品价值的某个百分比，差额称为剃头。保证金帐户通常是在购买股票、期货、期权是开设的。有杠杆的金融工具允许经理持有某种头寸，而这些头寸的报酬可以复制现货市场上某个杠杆化头寸的价值。

（2）基金经理构造高杠杆率的一个例子

由于私募的监管宽松，和高额的利润诱惑，对冲基金经理往往通过各种方法构造较高的杠杆比率。某些基金结构使投资者承受的有效市场风险暴露甚至可以大到50：1！

例如，金字塔式增加杠杆比率。假设有一个拥有5000万美元的基金从银行借入了一笔无抵押的贷款100万美元。这100万美元被用来购买政府债券，然后用这些债券做抵押从另外的银行申请了一笔剃头为10%的贷款，即90万美元。最后，它用第二笔贷款的收益购买了一张结构票据，这种债券的报酬等同于最初购买的债券报酬，但是它的杠杆比率为3:1。通过这些操作，基金经理就把原本那100万美元的头寸转化为另外一个头寸，这个头寸暴露于市场中的风险等同于价值为(100+90)*3=570万美元的同等债券所暴露的风险。

3、 对冲基金常用的几种金融工具组合运作原理

（1）宏观对冲基金

宏观对冲基金也称全球资产分布型基金，通常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宏观对冲基金公司会根据可获得的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了解许多国家的经济周期，并对于应在周期的哪一点上进行投资和该国金融市场在周期各点上如何运作作出相应的预测。运用各种分析手段，找出一国宏（下转第41页）（上接第39页）观经济的不平衡点和漏洞，辨别出市场心理，找出能导致趋势变化的各种政治和经济事件，然后运用现货、期货、期权、调期和实物商品等做多和做空。

（2）多/空权益对冲基金

这种方式的目的是通过有差异的股票的组合，尽量消除市场因素和部门因素的影响。当市场和部门因素导致多方和空方的证券向同一个方向变动的时候，它们的组合必然有一个亏一个赚，可以相互弥补，依此达到风险对冲的目的。而这种基金组合的效率就取决于股票的选择了。真正实际中这种投资组合是很复杂的，可能是30种多头和30中空头的组合，甚至可能是100种。

（3）事件驱动型对冲基金

主要关注于公司的一些特殊的交易活动，比如兼并、收购、股权收购、破产、清算、财务重组等事件，这些活动会在某段时间内导致该公司的股价必然上涨或下跌，则提前做多或做空。这种投资的收益与市场和行业的变动影响很小，风险比较小。但是对于公司的特殊交易活动并不容易获知，如果不能在市场对其做出反应之前完成做多和做空的话，风险就比较大了。所以事件驱动型对冲基金能否成功运作关键是看有没有可靠的信息。

（4）可转换债券对冲策略

对可转换债券做多，同时对同一公司的普通股做空。可转换基金经理一般是根据市场上出现的有利或不利的变化，相应地调整对冲比率来获利。如果对应的普通股价格上涨，债券价格也会上涨，前者更为敏感，所以基金经理会卖空更多的普通股来对冲债券的空方头寸。

4、 小结

对冲基金的种类有30多种之多，随着时间推移，可能还会出现更多，但总的来说，主要是杠杆、卖空的手段。对冲基金公司的私募性质和组合的风险对冲效应为之带来很高的活力。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高杠杆率在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承受了高风险；卖空手段相对于传统的买空，也将风险提高了数倍。并且没有一种组合可以保证一定会将风险减小，只能说尽力而为。

然而，对冲基金在我们的金融市场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能被忽略的，不论从促进金融多样性、加速资产配置还是发展创新方面，对冲基金的存在都是很必要的。中国市场和西方市场的差异明显，对冲基金未来能否出现在中国市场上，多久才能出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对冲基金运作模式借鉴 第5篇

一募股权基金在中国的运作模式、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模式

（1）“红筹模式”

“红筹模式”是2006年以前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通行模式，也是PE所热衷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融资来源和退出机制都在境外实现，即“海外曲线IPO”。

这种模式下的一般操作流程是：境内企业实际控制人以个人名义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及百慕大（Bermuda）、毛里求斯等离岸中心设立初始注册资本金为1万美元左右的空壳公司，或购买壳公司→将境内股权或资产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注入壳公司→以壳公司名义在香港、美国、新加坡等股票市场上市筹资，从而实现境内企业的曲线境外上市。这样，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对中国的投资和退出，都将发生在管制宽松的离岸。

PE之所以需要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法律政策障碍。在《合伙企业法》修订以后，现行法律法规尽管没有明显的关于合伙制私募基金的禁止性条款，可PE恪于中国相关监管部门在金融证券领域奉行的基本上是“法有明文规定方可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无明文禁止皆可行”的执法现实，故在专门的私募基金立法或更为细致的相关监管措施出台之前，以有限合伙企业操作私募基金的运作形式，很可能会在新合伙企业法实施以后，像此前的所有同类新生组织模式一样，陷入“只闻楼梯响，不见丽人来”的困境。

其次，风险控制障碍。金融精英们考虑的当然是如何把泡沫吹大，以及安全撤退。而中国政府则要把资金引导至所需要的领域，推动产业升级，避免过度泡沫化。由于中国金融资本在助推产业整合与提升方面明显缺位，导致海外基金成了中国经济的双刃剑。风险控制是监管者进行私募基金制度建设的一大心病，是阻碍我国合伙制私募基金制度建设的真正动因。外资以并购形式大规模进入我国，特别是对一些行业领先企业的购并，前提当然是不能伤害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与此同时，也要顾及其他市场参与者对反垄断和产业安全的关切。

再次，退出机制障碍。PE的核心竞争力是对价值的理解并运用金融杠杆，但国内银行并不提供股权贷款；另外，更重要的是中国PE还面临着股权流通难题，外商如在中国境内投资企业，其股份转让要受到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公司和税务法规，以及中国本土不成熟的IPO等限制。国内的政策让PE只能离岸操作等。PE不选择直接投资中国企业的本土实体，而要对企业进行改制，通过成立海外离岸公司来控制境内的实体公司。

（2）盛大模式

在发改委和商务部2007年修订后的《外商投资行业指导目录》中，明确列示了限制外商投资和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目录。例如，名优白酒生产、出版物印刷、电网建设和运营、期货公司等行业被列为限制外商投资行业，要求必须由中方控股。再如，稀土开采、邮政、图书出版、新闻网站、互联网文化经营等行业被列为禁止外商投资行业。《外商投资行业指导目录》反映了中国政府有选择地利用外资的原则，体现了政府的行业政策。

然而，众所周知，新闻网站一直被中国政府列为禁止外商投资行业，然而中国的三大新闻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却全部实现了海外上市。中国最著名的网络游戏运营商，例如盛大、网易和巨人，也都实现了海外上市。那么这些公司是如何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协助下，规避中国政府的行业管制的呢？事实上，这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都异曲同工地采用了同一种海外上市模式，称之为“盛大模式”。

盛大模式案例分析

境内ISP运营商A公司是一个纯内资企业，试图实现海外私募和上市。然而，ISP行业是国家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直接采用红筹模式是行不通的。因此，A公司在PE的建议下，采取了如下做法。首先，由A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境外离岸平台注册一家壳公司C，由C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Wholly Owned Foreign Enterprise，WOFE）B。B公司和A公司将签订一份结构性合同，一方面，B公司向A公司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咨询和培训等服务，另一方面，作为回报，A公司定期将90%的收入和利润输送给B公司。由于境外壳公司C通过100%控股的WOFE公司B，控制了内资企业A公司90%的收入和利润，那么C公司就可以此为基础，向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私募。私募完成后，由C公司到海外资本市场实施IPO。通过上述融资结构，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内资企业A，就间接实现了海外上市。

（3）境外期权模式

随着时间的发展，无论是“小红筹模式”还是“盛大模式”再生变数。在大量国家限制类或禁止类行业中的企业纷纷实现海外上市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新的应对措施，即要求这些行业中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到海外创建壳公司之前，必须获得商务部的审批通过。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登记及外资并购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在红筹上市的几个关键点上设置了层层关口，增加了企业海外上市的时间成本及失败风险。

上述这些措施的实施大大拖延了企业海外上市的进程。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企业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协助下，迅速开发出新的海外上市融资架构，称之为“境外期权模式”。

境外期权模式案例分析

境内ISP运营商A公司是一个纯内资企业，试图通过“盛大模式”实现海外私募和上市。然而按照政府相关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先生如果要到海外创建壳公司，需必须首先获得商务部的审批，显然耗时费力。于是，A公司在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协助下，设计了一套新的上市模式，该模式分解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由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离岸中心设立BVI公司D，其中基金持股90%，A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先生（假设为王先生）持股10%。D公司在离岸中心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C，C公司即为未来海外上市的平台。再由C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一家WOFE公司B，由B公司和内资企业A公司之间签署结构性协议，B公司向A公司提供管理咨询服务，而A公司定期将90%的收入和利润输送给B公司。最为重要的是，在D公司的公司章程之外，基金和王先生之间另外签署了一份期权协议，协议约定，一旦B公司在未来某一时期内的利润水平超过目标值（目标值通常设定得非常低），那么基金将把自己所持有的D公司80%的股份（PE原持股90％股份）无条件转让给王先生。

第二步：在约定的期间内，B公司利润水平超过目标值，那么王先生要求履行期权协议，则基金将所持有的D公司的80%股份无偿转让给王先生。行权后D公司的股权结构转变为：王先生持股90%，基金持股10%。

第三步：在C公司实施IPO之前，D公司股东和C公司股东进行换股。基金用所持有的D公司10%的股份，交换D公司所持有的C公司10%的股份。换股结束后，王先生成为D公司的唯一股东，而C公司的股权结构为：D公司持股90%，基金持有10%。在行权和换股结束后，由C公司到海外资本市场上市。最终实现内资企业A公司在海外市场的间接上市。

二、国内上市运作模式

（1）借道外资银行

由于在中国境内设立投资实体，对境外基金的要求较高，而且税收负担较重，因此大多数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尚未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独资投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要投资于境内上市企业，就面临着资金如何进出中国国境，以及外币资金如何与人民币资金相互转换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通过两种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借道外资银行或以股东借款的形式进行投资。

(2)股东借款模式

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试图投资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该基金首先在离岸中心设立壳公司C，再由C公司在中国境内成立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B，C公司在B公司的持股比例低于25%，因此合资企业B原则上属于内资公司。PE将以B公司为平台投资于中国国内企业。然而B公司的资本金是有限的，必须依赖于境外资金的注入来开展投资。假定内资企业A公司成为基金的目标企业，将由B公司与A公司签署投资协议。那么资金问题如何解决？

PE决定采用股东借款的方式。由C公司向B公司提供借款，利率参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B公司用借款向A公司注资。当A公司成功上市后，一旦锁定期结束，B公司就可以出售A公司股份获得回报，并以此偿还股东贷款。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外资企业的股东借款在借款和还款时是可以结汇和购汇的，这就完成了整个资金循环。

（3）信托代持股份

如果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试图投资的中国内资企业所处行业是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的，那么基金就很难通过其在中国国内的关联企业直接购买目标企业股份。在这种情况下，前述“盛大模式”也不适用。此时，基金通常会选择通过中国内资企业代持股份的形式来开展投资，其中最常用的模式是“信托代持股份”。

（4）股权回购

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投资于中国国内目标企业时，时常遇到以下情况：第一，目标企业具有很高的成长性，它们不愿意接受过多的股权投资，因为这意味着丧失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因此它们往往要求基金在提供股权融资的同时提供配套的债权融资；第二，某些目标企业甚至不愿意接受任何股权投资，而是要求基金提供100%的贷款；第三，某些目标企业规模较小，在较长时间内不能达到上市规模，也很难获得银行信贷，但是企业成长性很强，愿意以很高的利率获得贷款。在上述情况中，虽然提供贷款的行为偏离了基金的投资方向，然而很高的贷款回报率也让基金欲罢不能。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非金融企业之间相互提供贷款的行为，存在非常严格的管制，尤其是对贷款利率的管制，要求企业之间的贷款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人民币贷款利率特定的百分比。这就对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中国目标企业的高息贷款制造了障碍。而基金和企业对此的回应是，采用股权回购方式（假股权真债权）的方法来回避政府对企业间贷款的管制。

（5）收购控股内资投资公司的境内壳公司

中国政府对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独资投资公司的经营实体，施加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例如要求提交申请前一年外国投资者的资产总额不低于4亿美元，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3000万美元等。这对中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施加了较高的进入壁垒。另一方面，虽然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不要境内投资实体，通过借道外资银行、地下钱庄、股东借款、第三方代持股份的方式，投资于中国目标企业，然而以上方式均是需要支付成本的，有些时候成本还相当高昂。因此，境外中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就产生了既想在中国国内设立投资实体，又适当规避中国政府相关规定的需求。资本逐利的动机是无穷的，它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即收购控股内资投资公司的境内壳公司。

收购控股内资投资公司的境内壳公司案例分析

对冲基金运作模式借鉴 第6篇

一、对冲基金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方式

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 所以对冲基金通过变相的方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主要分为公开和非公开的方式。

公开的方式主要是指境外对冲基金借道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QFII已经成为我国A股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 其短线交易的特征开始显现。

对冲基金以非公开方式进入我国有如下几种情况:

1. 虚构贸易。

对冲基金和国内贸易公司合作, 虚构贸易合同将资金汇入境内贸易公司, 通过贸易公司结汇, 将美元转换成人民币, 然后投资于我国的金融市场。获得收益后, 虚构境内贸易公司违约, 将收益以本金及违约金的形式汇出国门。

2. 平行贷款。

对冲基金和境内跨国公司协商, 由对冲基金贷款给其境外公司, 境内公司贷款给对冲基金指定的国内公司。

3. 柜台交易。

国外的银行很早就推出针对我国股市的柜台理财产品, 由于柜台交易并不披露持仓信息, 所以无法进行统计和管理。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 对冲基金通过柜台购买A股是迟早的事。

4. 对冲基金以自有资金购买我国证券, 开展自营业务。

这是国外投资基金的一般做法。其形式有以中国证券为依托, 对外发行各种投资基金、信托计划、理财产品和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或是将已购买的中国证券借给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但尚未获得QFII资格的金融机构, 比如对冲基金;或者通过某些合约安排代理其他金融机构买卖中国证券, 这也是外资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行的做法。

5. 通过“地下钱庄”运作。

地下钱庄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 利用或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 从事买卖外汇、跨国资金转移等国际金融业务。客观地讲, 我国严格的资本管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地下钱庄的泛滥。通过正常渠道得到的外汇数额有限且手续繁琐, 而地下钱庄手续简单, 费用低廉 (通常只收取1%~2%的佣金) , 对企业极具诱惑力。通过地下钱庄的运作, 对冲基金可以直接将资金兑换成人民币进入国内资本市场。

二、对冲基金获利模式

我国属于新兴发展中国家, 资本市场发展得很快, 投资机会非常多。对冲基金从我国市场获利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直接投资于境内A股市场。

对冲基金会直接买卖A股, 通过长期持有获利。对冲基金有可能和国际级投资银行合作, 根据需要调高或者调低A股的信用评级, 便于对A股进行操作。

2. 利用境外股指期货衍生产品进行跨市套利。

我国资本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 为对冲基金进行跨市套利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对冲基金可以买入A股, 同时在海外发行A股指数。对冲基金也可以在国外卖空A50股指期货, 用来和国内的股票进行对冲, 以规避系统性风险。

3. 联合操纵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

对冲基金利用数量模型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 找出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大规模买入或者卖出股票造成股价的大幅波动。如果任由对冲基金将获利大规模汇出国外, 就会出现货币贬值, 造成经济的衰退。

对冲基金也可以利用A股与H股之间的联动关系获利。例如先在香港卖空H股, 然后打压境内的A股, 造成H股价格的下跌, 从而使其在H股的空头仓位上获利。

4. 通过境外人民币市场影响我国金融市场。

现在国际上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开发的外汇产品越来越多,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以海外市场的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 (NDF) 为例, 其最早诞生于新加坡, 后来香港、日本也推出NDF产品。这些都是区域性金融中心, NDF的影响力有限。2006年8月28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ME) 推出了全球第四个NDF合约。CME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期货交易所, 当时人民币定价权旁落境外的争议随之而起, 但是后来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国家外汇管理局只能限制我国的金融机构参与NDF的报价, 但是无法禁止境外对冲基金及金融机构进行NDF交易, 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我国对NDF彻底丧失了定价权, 更加有利于国外金融机构操纵NDF市场。

三、对冲基金的监管原则

对冲基金是特殊的投资主体, 其投资手法多样、投资策略灵活, 监管当局很难对其风险进行及时的跟踪, 导致对冲基金的监管成本较高。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没有出台关于对冲基金监管的法律法规, 主要原因之一是监管者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鉴于此, 笔者建议在对冲基金的监管方面遵循下面三个原则。

1. 行业自律原则。

对冲基金组织是专业化的投资机构, 规模较大的对冲基金一般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 出于投资盈利目的, 分析对冲基金行业的风险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它们也以此为依据调整自身的投资行为。监管当局可以充分利用对冲基金行业自身的力量, 让规模较大的对冲基金承担部分监管责任。在发挥对冲基金自身力量的同时应该扶持专业的对冲基金咨询机构, 使之成为对冲基金行业研究及监管的重要力量。

2. 分类监管原则。

分类监管就是根据对冲基金规模、风险及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程度对其进行分类, 然后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应该看到, 大多数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没有多大威胁, 真正有威胁力量的是个别大型对冲基金以及宏观对冲基金。这是因为大型对冲基金通过衍生产品以及杠杆交易控制的资金量非常大, 而且在很多市场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 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全局性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存在制度性缺失, 经济政策在实施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宏观对冲基金有时会对其发起投机攻击。一般而言, 宏观对冲基金是所有基金中威胁最大的一类。坚持分类监管可以使监管机关集中力量对真正威胁经济平稳运行的对冲基金进行监管, 从而节省监管成本。

3. 谨慎监管原则。

在谨慎性原则指导下, 对冲基金应披露杠杆比率和持仓结构方面的信息。谨慎性披露主要是防止欺诈投资者, 规范基金治理结构, 保护投资者利益。银行贷款是对冲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 高杠杆比率会加大对冲基金的风险, 风险又会传染给银行系统, 从而加大了银行的风险, 因此对冲基金必须公布杠杆比率。另外, 如果多家对冲基金同时投资于流动性很差的资产, 为这些对冲基金提供贷款的银行同样也会面临风险, 鉴于此, 对冲基金还必须披露持仓结构。

摘要：本文阐述了对冲基金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途径, 分析了对冲基金在我国金融市场的盈利模式, 指出我国应防止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的控制, 并提出了对冲基金的监管原则。

关键词：对冲基金,获利模式,监管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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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同伟.对冲基金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银行家, 2007;8

[3].黄运, 陈志斌, 楼小飞.近期对冲基金业的发展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国际金融研究, 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