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范文(精选8篇)
政治化 第1篇
不止一次看到星光大道将大奖让给外国朋友了,昨天看了一下月赛,又出现了这种情况,来自非洲的姑娘玛丽亚夺得了本次月赛冠军。她自然是激动得双膝跪地,眼噙热泪,口中呼叫:“我是中国人!我爱你,中国!”这样的表现让人对她获奖的不平之心稍作了一下安慰:人家毕竟是跪倒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人家都已经“投降”了中国了,我们还能奢求什么呢,把大奖让给人家吧,也难得人家一片赤心。
我这样想着时,就有原谅她的意思了。不过,说实在的,她的表现实在差强人意,不是因为她的才艺太差、能力太烂,而是她的竞争对手很强,那个叫武家祥的小伙真棒,看着让人喜欢,不仅英俊得没法说,而且并不是那种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耍酷般的帅,而是透着灵气、才气和儒雅之气的俊朗,歌唱得好,实力很强,萨克斯吹得很不错,更重要的是他唱的歌都能自己作词作曲,实在难得,如此优美动听的歌也能出自这样的一位选手,已很能说明实力了,况且,小伙人品又不错,献给母亲的歌也足以说明其孝心了。他的歌声,让台下那么多人心动,为之呐喊,我也很喜欢他和李玉刚合唱的那首歌,细腻圆润而又豪气冲天。
这么优秀的对手败在了非洲女黑人的手里,很多人大呼不平,我不用看也知道,这种事是明摆着的,人有并不是因“才”论奖,而全作构架中外友谊的桥梁之用了。黑人唱中国歌,不用说,难听得很,咬字不准,且表现不当,把个《唱脸谱》演得更有糟蹋之嫌。而且,我想大多数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来看,都是不喜欢这样的“美”的,看着这样的“黑妞”本身就有呕吐的感觉涌上来,还弄过弄地摆出她的几个招牌动作:翻白眼加抵舌头,活脱脱一个黑鬼模样。
那么,为何如此明显的优劣之比却还有人将它颠倒了呢?除了政治的因素之外,就没有更重要的原因了。想想人家外国人,代表着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大洲,如果搞好了跟他们的关系,不也体现了我们的风范和气度、我们的友好与热情吗?这样的一个节目就能拢络多少黑人们的心呀,他们多么高兴,他们会欢呼中国的伟大,那我们在国际上也会获得更大的荣誉、更好的声名了。相关,如果得罪了一个人,就可能得罪了一批人、一帮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们会说中国没有容人之量,中国眼界狭小,见不得这样的异族文化,接受不了另一种形式的艺术,因而小瞧了咱们。于是,因人而异,换位思考,替他人着想,这样的大奖就只能屈就于他们了,反正,这一类东西本身也就是娱乐娱乐的,何必当真呢,人们也早看惯了娱乐界的这种异形表现了。
不过,这样挺难为主办者的,他们既要迎合广大观众,又要平衡各种关系,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实在不容易,想想主持人毕福剑也定是左右为难的,心中有不平又不能表现出来,身在其中不由自主,怎一个苦字了得。好端端的娱乐搞得大家都不开心,岂不失败?就像去年的年冠军本应属于才华出众的李玉刚,而后来也被转嫁茸巴辛娜了。估计这样的“戏剧”还会在星光大道上不断上演,人家外国人唱的就是跟中国人不一样,好不好听并不重要,关键是人家参与了,而且是那么热情,这就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娱乐了。
其实,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扯上关系,也不要顾忌那么多的方面,大概是搞艺术的领导们有难言之隐了。
(时-6-17)
政治化 第2篇
外交部:体育政治化违奥运精神
外交部回应:体育政治化有违奥运精神
好莱坞导演史蒂夫·斯皮尔伯格日前公开宣布,由于中国在对待苏丹问题上的态度,他将放弃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身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4日下午表态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斯皮尔伯格曾向北京奥委会表达过希望为北京奥运会作出自己贡献的愿望,并接受了北京奥组委艺术顾问的聘书,我们对他近日发表的个人声明表示遗憾。”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体育盛会,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奥运会挂钩,无助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也有违体育非政治化的奥林匹克精神。
刘建超说,我们注意到最近国际上围绕达尔富尔问题以及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有这样或那样的议论和举动。据我们所知,有关反应一方面出于对达尔富尔形势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有人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将达尔富尔问题同中国对苏丹政策、甚至同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
“如果这是对中国政策不了解尚可以理解,但若是出于政治目的,我们不会接受。”刘建超说。
刘建超表示,中方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方十分重视达尔富尔问题,并一直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这是国际社会不带偏见的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中方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做有关各方工作,推动苏丹政府、联合国、非盟就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混合行动”达成一致,这一成果来之不易,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
目前,中方已向达区提供了80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向非盟提供了180万美元的捐助。中方将派遣315人的多功能工兵连,其中140人已经抵达达区,其余将陆续部署到位。中方还将向为联合国和非盟达尔富尔问题特使斡旋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联合国信托基金捐款50万美元。
此外,自2007年5月设立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以来,特别代表已3次访问苏丹,出访美国、主要非洲国家及联合国、非盟、阿盟和欧盟,并出席锡尔特和谈会议,与有关各方就达尔富尔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刘建超说:“在这一问题上,光靠打标语、喊口号解决不了达区的人道主义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以切实的建设性实际行动推动达区和平进程,缓解这一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也希望有关人士客观公正看待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脚踏实地地为达区人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链接
斯皮尔伯格是美国著名电影导演,代表作有《大白鲨》、《E.T.》、《侏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等,2006年4月他受聘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斯皮尔伯格曾向媒体表示,充分运用视觉艺术对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成功至关重要。相比声音、文字等传统表现方式,斯皮尔伯格认为视觉影像最为直观、最容易打动人心,因此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创意方案要多在如何运用视觉艺术上下功夫。
声音
英国奥林匹克事务大臣:抵制只会帮倒忙
据新华社电 英国奥林匹克事务大臣特莎·乔韦尔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说,以达尔富尔问题为借口抵制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国与苏丹关系作出的“错误反应”,只会帮倒忙。
《泰晤士报》14日援引乔韦尔的话说:“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不会达到任何目的。英国将参加8月举行的为期两周的奥运会。”
《泰晤士报》同时援引国际奥委会的英国代表克雷格·雷迪的评论说:“达尔富尔是一场内战……人们当然对此会有强烈看法,不过国际奥委会是体育机构,其合同是与(奥运会)主办城市签署的。国际奥委会不会介入主办国的政治。政治不会影响到奥运会的组织工作。”
美国总统布什:我将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
本报综合消息 美国总统布什日前在此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他把北京奥运会视为一次体育盛事,而不是一个批评中国的场合,不赞成把奥运政治化。
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为由,辞去了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对斯皮尔伯格的决定表示了遗憾,并表示反对把奥运政治化的做法。
对于一些组织和个人利用北京奥运会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做法,布什说,他不会采取相同的立场。布什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我将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我把奥运会看作是一个体育盛事。在另一方面,我比斯皮尔伯格多一些与中国沟通的渠道。”
张艺谋:奥运开幕式创意已完成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所有参与奥运筹备的工作人员,都必须签署保密协议,也就是说,奥运会开幕式如何进行,只有8月8日当天晚上,才会在世人面前曝光,而目前大约只有10个人知道确切的方案。在不破坏这个规定的情况下,张艺谋首度以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身份,接受记者的专访,透露了开幕式大概的轮廓。
记者:您曾经说过创意送到国际奥委会那边以后,得到的评价是非常满意,那当然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请您多透露一点?
张艺谋:创意已经完成了,创意经过一个简单的过程,基本上是用一年多的时间,做完了全部的创意,这创意还触及了各种汇报,最重要的,我们要向国际奥委会汇报。国际奥委会要严格地审定你所有的过程,它不仅仅是文艺表演。
实际上我负责的部分是3个半小时的整个仪式部分,这里边含了1个小时的文艺表演,还含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入场式,还含了最重要的点火、火炬入场、放飞和平鸽、运动员讲话等等各种流程,在一起共同构成8月8日那天晚上的内容。
记者:您导演大型场面调度的功力,可以说有目共睹,既能够体现壮观的感觉,又可以强调到细节,那这些过去累积的经验,对您来导演奥运开幕式,有什么样的帮助或影响?
张艺谋:当然,你从电影还有其他的舞台表演形式上积累的这些经验,是肯定可以帮助到的。这种开幕式的表演,比如说可视化的经验,比如说调度的,比如说一些比较强烈的、夸张的这种风格样式,都有可能,因为在广场表演上,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比较夸张的表演方式。
因为那么大的广场,你想想,你去像电影一样,去演两个人写实的一段戏,一定是观众都看不见的,广场上有几万人,所以基本上广场艺术都是适当要夸张的。
这种夸张指的是大型化,指的是视觉的强烈化,指的是包括演员服装的大型化,都是需要的,动作的大型化,都是需要的,所以以前的那些经验肯定有帮助,但是又不能完全照搬。
记者:(电影)观众基本上是从同一个角度在看表演,那鸟巢却是360度都有观众的现场,这样的现场是带给您一些限制,还是更多的可能性,可不可以聊聊您对鸟巢的感觉?
张艺谋:嗯,实际上是你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带给很多限制,一方面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空间,完全是看你怎么用,但是通常广场表演,这个俗称广场表演的艺术,它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一览无遗,包括演员的上下场都是一览无遗,没有任何隐蔽的空间,这是它的问题。
记者:开幕式有可能再多透露一点吗?
浅谈媒介政治化 第3篇
关键词:媒介政治化,电视,中国
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不但论述了赫胥黎的“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 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1]和“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2]言论而且表达了他的担忧。倘若只有唯一的政治领袖, 那么媒介技术就毫无商业价值可言, 同样的媒介技术不能丰富人们的精神, 反而会奴役人们。所以我们时常能看到被娱乐化的政治事件, 娱乐化已然成为媒介政治化的遮羞布。
媒介政治化是现今各国普遍存在的, 简而言之媒介政治化就是在特定政治因素影响下, 以实现预期的某种特定政治功能的媒介选择性传播, 从而构成一个媒介信息选择与政治规则生成的政治过程。[3]具体表现在政治行动者必须借由媒介向目标受众传递信息;大众媒介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意见表达的途径;大众传媒既是民众和政府间的桥梁, 又是影响个人在政治上的行为选择的工具。
在当今时代, 媒介政治化的现象不再只是西方政治的专利, 也成功的融入中国的媒介传播之中。如果说过去政治议题的讨论是社会精英的专利, 那么由于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出现, 这种特权已经日趋衰弱。从电视媒体来看, 它除了要融合不同的观点之外, 还需要考虑到电视观众的心理感受。正因如此, 这种公众议题的讨论不一定需要对真实观点发声, 只需迎合观众的口味, 让观众看到他们想看的“假东西”就够了。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台湾的政治社会, 台湾自产生不同的政治社会以来, 选举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现代选举理论, 媒体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攻击对方的政治行为的载体。其背后则是台湾的政商结合与台湾利益群体的组合与重组, [4]在某些方面有着依照西方国家这个葫芦画瓢的现象。以中国台湾的电视谈话节目《康熙来了》 (蔡康永和徐熙娣即小S联袂主持) 为例, 在2004、2005两年间就有七期以台湾政治人物为主题的节目。
其中2004年3月3日, 台湾选举前17天, 连战一家参与了该节目的录制。在节目中, 连战主席被小S逼问:“敢问您平常在家都穿什么型的内裤?”, “是四角的吗?”, “会比较高腰一点吗?”有别于大多数政治场合的庄重, 这些无厘头的话语把政治的面庞衬得逗趣。人们在捧腹大笑之时, 也因为小S这些八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拉近了与党派领导人的距离。那么小S仅仅是为了逗趣才问这些问题的吗?我认为不全是如此, 节目效果固然重要, 深层次看去小S的这些问题旨在告诉民众, 政治家也要穿内裤, 而且他们的内裤款式穿法与电视前的你我他这些普通民众没有区别, 本质上来讲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不是权力光环笼罩下的神祇。由此看出媒介政治化下的政治娱乐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洪水猛兽, 反而它为政治略施粉黛、戴上了亲民的面具, 将那些人们讳莫如深的话题, 变成了茶余饭后的“四角内裤”谈资。
反观中国内地媒体的性质有着明显区别, 中国内地媒体实质上是党和政府的发言人;又是人民参政议政喉舌、舆论监督阵地;更是连接党政与人民两种声音的纽带。过去十年来, 中国诸多公共议题常发酵于网络, 比如“表哥”、“房姐”的现行等。在网络中, 网民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 很多时候带有调侃与消遣的性质。而对某些问题的聚焦, 则形成了一定时期的网络民意。娱乐化的公共讨论, 以委婉的方式体现出一种公众政治智慧, 以柔化的方式提出了政治诉求。[5]在此种特殊新闻环境, 催生了一代又一代舆论领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大V们, 然而一个群体的不断壮大必然会出现别有用心之人夹杂其中。于是在2013年8月开始北京警方先后抓获造谣的杨秀宇 (网名拆二立四) 、秦志晖 (网名“秦火火”) , 嫖娼的薛蛮子, 诈骗的禹晋永等大V, 由此对那个管制相对宽松的网络环境开始了整顿。
针对西方学者认为的不良问题——政治家作秀严重, 政治运作市场化, 对公众影响恶劣。结合我国国情可从三方面借鉴:树立政府的“新闻执政”意识;培养公众的“媒介素养”;避免过度商业性对公共性的损害。对于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政治化问题, 尤其是在中国的影响, 我们应该抱着乐观的态度去走出不一样的道路。
注释
1[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3]李若萌.媒介政治化与选择性传播能力建设[J].理论与现代化, 2013 (5) :92-99
4[4]朱松岭.台湾政治节目娱乐化蕴含的选举文化[J].观察与思考, 2006 (5) :56-56.
美中贸易政治化 第4篇
【关键词】 中国 美国 政治性贸易壁垒 中国移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稀土
1. 中美贸易概况(资料来源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文件) :
美国与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在2009年达到390亿美元(最新数据对商品和服务贸易相结合)。出口总额为85亿美元,进口总额为3.05亿美元。在2009年美国商品和服务,与中国的贸易赤字达219亿美元。
目前,中国是在2010年共457億美元的第二大商品贸易伙伴(两种方式)货物贸易。商品出口总额为920亿美元,商品进口总额为365亿美元。在2010年,美国商品与中国的贸易赤字达273亿美元。
美国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额为240亿美元,2009年(最新数据)。服务出口160亿美元的服务进口为800亿美元。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盈余是2009年的7.5亿美元。
2. 政治性贸易壁垒
我们先明确什么是贸易壁垒,贸易壁垒(Barrier to trade) 又称贸易障碍。对国外国间商品劳务交换所设置的人为限制,主要是指导一国对外国商品劳务进口所实行的各种限制措施。
通过对WTO的学习和了解,我们了解了很多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关税措施和非关税措施,如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但是还有另一类的贸易保护措施是无法用上述的理论来解释的,这一类贸易壁垒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为目的,以贸易障碍的形式保护本国的军事工业、通讯业、战略性资源等国家核心行业,这就是目前世界贸易中广泛存在的政治性贸易壁垒。
那么参照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如上所述以贸易障碍的形式保护本国的军事工业、通讯业、战略性资源等国家核心行业的贸易障碍措施就是政治性贸易壁垒。近期有很明显的两个事件体现了这种贸易障碍:一是近期美国军方发现许多他们从中国进口用于军事设备的电子元件是假冒伪劣产品,导致武器系统出现了许多故障,这种事故严重威胁了美国军队的战斗力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美国通过了限制中国电子元件在军队中应用的法案,这是很明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的政治性贸易壁垒。二是近期中菲在黄岩岛的对峙引发了中国对菲律宾贸易上的限制措施,菲律宾对华出口遭到了大规模的限制,就香蕉一项来说,大约15集装箱的香蕉被拒绝入关,大部分已经开始腐烂,对菲律宾造成了约14.4亿比索(约2.09亿人民币)的损失,中方此项贸易壁垒的目的正是为了威胁菲律宾的国内经济,迫使菲律宾撤出黄岩岛,以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维护中国的政治利益。
3. 中国移动进入美国市场遭拒案:
由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官员组成的国安小组正在考虑向联邦通信委员会发出建议,以“情报间谍嫌疑”为由拒绝中国移动公司去年10月提出的在美国开展中美两地长途电话业务、建设通信设施的申请。该小组认为,若允许中国移动进入美国市场,将使其“更容易对美国政府展开间谍活动,更容易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洛杉矶时报》称,2002年和2003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获准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当时中国网络间谍尚未被视为严重问题”,“现在的情况则不可同日而语”。
此案例中美国禁止中移动进入其通讯市场的理由是“间谍嫌疑”“危害国家安全”,很明显既不是技术性壁垒也不是绿色壁垒,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政治性壁垒,是以政治理由设置的贸易障碍,横向比较这样的贸易壁垒并不在少数,如美国禁止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光器、水下摄像机及推进器等20个大类的美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正如这些产品一样,中移动在美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当地的华人、留学生都是中移动的潜在用户,一旦美国通过禁止议案,这些市场被人为地“保护”了。
4. 华为收购三叶被拒案:
2010年5月,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美国以200万美元收购一家即将破产的美国三叶系统公司(3 Leaf Systems)的特定资产,其中包括若干件涉及云计算(Cloud Computing)领域的核心专利技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型收购却遭遇了“安全魔咒”,2011年2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华为收购的专利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要求华为剥离收购三叶公司所获得的全部科技资产。CFIUS一般只对涉及军事安全的事务进行审查,近年来还加大了对涉及军事的高科技产品的审查。虽然2010年9月华为200万美元收购3Leaf的部分资产向美商务部递交申请,并获得批准,但是根据2011年2月15 El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华为剥除其在去年5月份收购的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创业科技公司3Leaf Systems”的决定,华为的第二次在美并购以失败告终。在之前的2008年3月,也是因为美国外围投资委员会以涉及美国国家安全为由驳回了华为收购3Corn公司的要求。对于否决的原因,CFIUS因其审议属于“高度机密”,有理由不对外公开而予以拒绝。
2011年2月18日,华为迫于美国政府方面的压力只好“忍痛割爱”,宣布弃购。
CIFUS是继“337条款”后阻止国外企业收购的新的干涉手段。从(CFIUS)来说.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有技术性的,也有战略性的。美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美国的瓦联网战略要像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一样,也是不能接受其他国家赶超的。在“337条款”无法生效的情况下,将外国投资委员会(CIFUS)审查作为新的干涉手段,华为就是这种新型“政治性贸易壁垒的牺牲品”。这些非贸易壁垒的实质是美国政府继续阻挠华为进入美国市场。事实上,华为收购遇挫并非个案,正如商务部的声明所说.近年来美国有关方面以包括保护国家安令在内的各种理由,对中国企业在加贸易投资活动进行阻挠和干扰。这种审查机制究其实质,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和巩同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优势,另一方面则是中美双方在意识形态、政治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决定的。
在此案中不难看出在华为的收购中遭遇到的也是政治性的贸易壁垒,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并购,三叶作为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型企业,拥有两项“云计算”专利,仅以200万美元出售给华为,其拥有的领先“云计算”专利引起了美国的恐慌,美国害怕中国将此项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提升军事实力而对美国形成威胁,也害怕中国企业在美国未来的高科技经济中拥有核心专利对美国产业形成威胁,就放出了政治性贸易壁垒。
华为在海外的贸易并不是第一次遭到政治性壁垒,华为在澳大利亚的宽带网设备投标也曾遇到澳大利亚政府的政治性壁垒。澳大利亚政府以“华为总裁任正非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且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因而担心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为由,禁止华为澳大利亚公
司对数十亿澳元的全国宽带网设备项目进行投标。澳政府以华为总裁个人的履历的荒唐理由拒绝企业投标,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政治性因素干预导致的壁垒。
5. 中国稀土出口配额案:
以现有稀土探明储量来论,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中国拥有世界上储量最多、品种最全的稀土资源,供应全球90%以上的稀土市场。目前,中国累计探明的稀土储量约占世界的36%,已知的17种稀土元素,中国都有一定储量。 中国不仅没有从宝贵的稀土资源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反而付出了沉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由于资源和环境成本未计算在内,中国稀土产品出口价格一直较為低廉。上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等国家相继关闭本国矿山,转而从中国进口,造成中国稀土储备量大幅下降,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为保护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开发,中国近年来对稀土开采和出口等方面采取了必要的管理措施。从稀土出口配额的调整,到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稀土资源税的调整和行业整顿。
中国的稀土储量世界第一,种类也相当丰富,稀土作为一种高精尖产业必须的战略资源,被称为工业的“维生素”,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宣布减少对美的出口,实行出口配额制,这从一个侧面来说也是一种政治性壁垒,特别是鉴于中国与美国就轮胎等商品爆发冲突和多方面的政治矛盾发生后,对美出口的限制作为报复性措施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
结语
总的来说政治性贸易壁垒的存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自从人类文明产生大规模的贸易开始,贸易这一项经济措施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性,成为了国家或政治集团手中的工具用以影响本国和他国,自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以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英国与美国南方的棉花贸易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也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而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国际贸易更广泛的发展政治性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影响政治性贸易壁垒的措施也更加多种多样,从意识形态差异到宗教信仰不同都可以成为这种壁垒出现的原因,而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就成为了衡量此种壁垒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在上例中美国屡屡禁止中国企业进入其国内市场,而中国却丝毫没有能力和措施反制美方,这就是因为贸易的主导权在美方,正如中菲争端中主导权在中方一样,同样是美国,在要求进入第三世界的通讯、金融等领域时很少遇到阻力,原因就是一旦其他国家敢拒绝美国,美国必然以严厉的贸易制裁手段威胁他国,因此面对政治性贸易壁垒弱者没有丝毫发言权和影响力,这应该也是此中贸易壁垒的特点之一。
我介绍以上三个案例的目的在于说明政治性壁垒与技术性壁垒和绿色壁垒同样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贸易壁垒,甚至很多时候这种壁垒的影响更为巨大,一般此种壁垒影响的都是巨额交易或者高精尖技术,更进一步这种壁垒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相对于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而言对于市场的自由、公平顾及的较少,对自由市场的扭曲程度更大。具体来说,如中移动进入美国市场可以多样化美国的通讯市场,几大通讯厂商的竞争有助于方便中美两国间通讯交流,带给美国大众更为便宜和优质的服务;华为的收购也是一样,对于三叶公司的人员来说,获得了200万美元也获得了华为工作的机会,华为则获得了核心技术并进入了美国市场,是双赢的选择,美国政府禁止后,三叶就只有破产了,华为也两手空空了,是损人不利己的选择;稀土的出口限制,最终民营企业难以生存,干预了国际稀土价格。总的来说,政治性壁垒是一种广泛存在且影响巨大的贸易壁垒。
参考文献:
[1]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文件.
[2]《2010年中美双边贸易概况》,北海居.
[3]《美国拒绝中移动进入美国市场,称有间谍嫌疑》,环球时报.
[4]《解开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失利迷局》,贺延芳.
[5]《稀土买卖》,凤凰网.
[6]《“国际政治壁垒”华为并购美企失败探析》,谢法浩.
企业领导的人格政治化倾向 第5篇
企业领导的人格政治化倾向
企业领导以其在企业中带有全局性的影响力成为人才资源中的核心资源、宝贵资源、稀缺资源和不可替代的资源.企业领导担负企业生存、发展的重任,其价值取向和特殊心理机制不仅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战略,而且直接维系着企业的.命脉.它的不可更易的突出重要性正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这一核心人力资源的准确认知和成功把握则是人力资源能否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的关键.
作 者:梁新永 作者单位: 刊 名:中国中小企业 英文刊名:CHINA SMALL MEDIUM ENTERPRISES 年,卷(期): “”(2) 分类号:F2 关键词:历史政治化学组合可以报什么专业 第6篇
政治:哲学类(哲学、逻辑学、宗教学、伦理学)、法学类(法学、知识产权、监狱学) 、经济学类(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国民经济管理、贸易经济、保险、金融工程、税务、信用管理、网络经济学、体育经济、投资学、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海洋经济学)
历史:历史学类(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学、文物保护技术)教育学类(教育学、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艺术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言语听觉科学)
政治化 第7篇
理论学习上的交流发言
(2015年4月24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好。
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我通过集中学习和自己查找资料学习,再次受到深刻教育,进一步提升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切实提高了宗旨意识、廉政意识、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更加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政治定力。下面谈几点学习心得体会,归纳起来是“一个位置、两条底线、三条途径”。一、一个位置
就是把“坚定政治立场,严明政治纪律,保持政治定力”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更需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此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明确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担负政治责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只有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才能让“坚定政治立场,严明政治纪律,保持政治定力”成为一种常态、一种自觉。
二、两条底线
一条底线,就是信仰底线。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支柱和前进的灯塔。确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强大的精神支柱,才能“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就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矢志不渝地献身于伟大的事业而不畏任何艰险。
一条底线,就是纪律底线。“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政治纪律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坚守政治纪律对于我们来说,既是一种常识,也应是一种态度。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并反复强调要“严明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底线”,更是“红线”,我们一定要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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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意识,将其作为从政之绳、工作之纲、人生之镜,始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三、三条途径
1、加强理论学习,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政治自觉。党员干部坚定的政治立场,是要在重大问题上政治坚定,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人民群众、忠于伟大祖国,始终对党忠诚、与党同心,不风吹两头到、不模棱两可,在思想上、行动上坚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制定系统周密的学习计划,加强党的科学理论知识学习,精读有关重点文章,及时学习领会党的文件精神,以此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
2、经常自我反省,严明政治纪律,规范政治行为。心中要时刻装着党、想着党,牢记自己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始终站在党的立场说话,始终与党同心同德,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自觉遵守党章和党内各项规章制度,自觉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决不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公开发表与党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以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秘密,决不参与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真正做到在党为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
3、加强廉洁自律,保持政治定力,强化政治担当。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党开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考验前所未有。我们党员必须时刻牢记使命责任,经常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敢于揭短亮丑,勇于正视缺点,积极修正错误,严格遵守并坚决贯彻执行党规党纪、法纪政纪,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纪律要求,不出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从思想上筑起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增强拒腐防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敢担当、能负重、有作为,勇敢承担起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履责、守土尽责。
政治化 第8篇
关键词:儒学独尊,汉代政治
一、儒学独尊与独尊儒术
当我们提到“独尊儒术”时, 我们通常将它与上一句联系在一起, 即“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句义, 如翦伯赞《秦汉史》言:“自从董仲舒的建议批准之后, 汉代初叶再生出来的一切文化思想, 都要站在儒家学说的法庭之前, 遭受审判, 判定其生存或宣布其死刑。儒家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 就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的学说, 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 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 翦先生显然将董仲舒列为一名“文化思想大审判的提议者”, 若真如翦先生所言, “从这一时代起, 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 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 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 谁就是名教的罪人, 文化的叛逆”的话, “独尊儒术”就等同于“儒学独尊”, 两者岂不就真的成为了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要准确理解“儒学独尊”, 必先准确理解“独尊儒术”。我们必须明确,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这八个字并不是董仲舒的原话, 实际上把“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合并起来用作一个固定的表达形式, 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常见的认为董仲舒为其提倡者的证据, 大多来自《汉书·董仲舒传》所载, 但这一段话实际上并未出现上述八字, 惟其中对待除儒术外其他流派“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的态度, 颇有“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意味。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 凭借董仲舒一己之力就企图罢黜百家, 使儒术获得独尊的地位, 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 独尊儒术是指儒家学说由原来诸子百家中的一家, 经统治阶级确立为国家主流意识, 服务于政治, 它最终要达成的目标是实现儒学的独尊。而儒学独尊, 则是指儒家学说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完全性的统治地位, 它不是某一个事件的代名词, 而是指国家思想潮流所处的一种状态。所以, 独尊儒术与儒学独尊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思想是流动的, 而儒学独尊的到来,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意味着儒学从起初的不得君王心, 转而实现复兴, 最后到达巅峰。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卷首写了一篇总序, 通过论述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术以来的儒学发展大势, 充分体现了他学术史的观点。通过对《史记·儒林列传》中的有关内容的阅读, 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儒学发展的历程:春秋战国, 儒学由创立至兴盛;战国至秦, 儒学由兴转衰;汉初至武帝, 儒学由衰复盛。而儒学独尊, 正是这复盛之后, 儒学到达的最高巅峰。
二、儒学的政治化
“儒学独尊”在学界中属于探索得较为成熟的命题, 因此作为本科学习阶段的学生, 必须在博闻强记的基础上多借鉴学界大家们的经验和理论成果。通过写作前的一些资料搜集, 笔者发现如今对“儒学独尊”这一现象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第一类, 从学术史角度出发, 如卢钟锋《汉代的儒学独尊与学术史的研究》 (《孔子研究》1989.1) ;第二类, 从儒家学者角度出发, 如谢谦《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9) ;第三类, 从政治文化角度出发, 如林存光著《儒教中国的形成》;第四类, 从中国传统学术角度出发, 如张涛著《经学与汉代社会》等等。此外, 笔者还从史料入手, 研读了《史记》、《汉书》中的有关内容, 以及参考一些从宏观整体上探讨古代思想史的著作, 如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步近智、张安奇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稿》,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
诚然, 研究学问应该象广角镜一般用多头并进的方式展开探索, 但碍于笔者才疏学浅, 故本文仅选取了汉代政治这一个角度进行论述, 希望能有所得。
政治因素应该是研究儒学独尊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一个重要角度, 杜维明在《儒家哲学与现代化》一文中是这样表述的:“我认为, 从政治文化立场看, 儒学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有两个潮流:一个在中国影响很大, 另外一个潮流可以说是道统, 虽然影响不大, 但是渊源流长, 从来没有断绝。一个传统就是政治化的儒家, 由政治影响了学术, 影响了道统, 另外一个就是儒家思想以道德理想, 也就是以道德转化政治所作的努力。而政治化的儒家变成传统所谓封建时代的中国思想主流, 而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这派儒家一直是失败的, 并没有成功过, 可是虽然失败, 它也没有中断。”在这段话中, 杜先生提到了儒学的“一个传统”, 即“政治化的儒家, 由政治影响学术”, 但是杜先生在这里显然对于儒学政治化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可待推敲, 儒学的政治化是不是仅仅意味着儒学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 被统治者歪曲使用?
其实不然。儒学政治化的真实含义, 客观地说, 只应是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被挑选出来成为一种得到官方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林存光在其所著的《儒教中国的形成》中给出了更为准确的定义:“更进一步说, 在官方或政治权力的认可和支持下, 儒学的政治化实际上使它成为了一种合法地参与社会现实生活意义与制度建设的结构性因素 (作为社会总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 或精神力量。”
儒学政治化的实质, 是统治阶级现实统治的需要——“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需要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西汉立国之后, 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此间种种, 无不需要一种有别于与汉初清静无为政策相适应的黄老之学的思想理论来做依据, 实行转型。儒学独尊的必然性恰恰体现于此:政治转轨变型, 思想必须改弦更张, 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 亟需一种理论来支撑。这是时代的呼声,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儒学政治化进而转化为独尊是不可逆转的。
从统治需求的层面上来讲, 儒学独尊是具有必然性的, 而这个必然规律的揭幕者, 学界一般认为是董仲舒与汉武帝, 这种说法, 不得不说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鉴于从逻辑学的角度, 偶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从属地位, 只能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所以笔者可以大胆地说, 汉代儒学复兴进而走向儒学独尊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尽管在这条道路上, 董仲舒与汉武帝做出了标志性的举措, 冯友兰先生甚至曾经以“董仲舒的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 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这样一句话来肯定董仲舒在儒学以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 儒学独尊这一必然趋势并不取决于董仲舒与汉武帝两个个体, 他们在这一事件中仅仅归属于偶然因素。同时, 马克思曾经说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此, 我们对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儒学家以及汉武帝为儒学走上独尊道路所作出的努力, 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并作出准确的定性。
一般认为, 西汉初期阶段的时代精神主导一直是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 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 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 《诗》有齐、鲁、韩三家, 《书》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 儒家未被逐出庙堂, 并且由于处于民间地位, 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 禁忌较少, 儒家思想首经陆贾, 变至贾谊, 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学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因而降及董仲舒, 才能根据社会现实政治的需要, 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系统的改造, 使之符合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需要, 从而获得政治权力的支持, 赢得独尊地位, 对汉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诸层面及以后历代王朝统治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 在董仲舒向汉武帝献策之前, 西汉初期已经有大批儒家学者为儒学的复兴鞠躬尽瘁, 这些汉初学者与董仲舒对儒学的系统改造, 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而置五经博士、重用儒生、设立太学等等举措, 都是加快儒学独尊这一必然趋势的偶然因素。
三、政治的儒教化
通过上文, 笔者已经就儒学独尊阐述了三个观点。第一, 儒学独尊的必然性在于它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 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第二, 儒学的政治化是儒学独尊必然性的体现, 它意味着儒学在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支持下, 成为了汉代中一种合法地干预社会生活的因素和力量。第三,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儒学家为汉代新儒学作出的努力以及汉武帝纳谏后实施的一系列举措是有利于实现儒学独尊的, 但它们不是最本质的原因, 因而属于偶然性。对于第二个观点, 我们还必须明确, 尽管儒学成为汉代社会思想的主流,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 正如《汉书·元帝纪》里记载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笔者所理解的“独尊”的儒学, 不应是对其他流派赶尽杀绝, 而是博采众长, 以便更好焕发生机适应统治需求, 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还是汉武帝的实际政策, 都没有在尊儒的同时废除或者禁绝儒学以外的其他各家思想。相反, 自汉初黄老无为而治而营造的宽松环境以来, 诸子百家思想实际都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空间。
其实, 就儒学自身而言, 从先秦开始, 就一贯具有对其他流派思想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 到汉代儒生, 这种开放和包容的特性就进一步得到了更好的显示。西汉的儒学, 除了保持一贯行仁义、尚礼治、重人为的天人观之外, 更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选择和思想界多元并存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的延伸深化, 如融入道家与黄老学达到行仁义而不废“道术”, 融入法家达到尚礼治而不废法治, 融入天人感应的思想达到重人为而不废“天人感应”等。儒学自身显示出来的这种变易性、开放性、包容性恰恰增强了现实政治对儒教的依赖性, 这种日益增强的依赖, 也即是所谓的“政治儒教化”, 具体来解释, 即可引用林存光先生所言:“随着儒学与政治以‘经’为中介的互动关系模式的日趋稳定和深化, 经义和人们对经典的崇信成了政治决策甚而政权自身全部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后汉书·儒林传》载“光武中兴, 爱好经术”、明帝“正坐自讲, 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以及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 考详同异, 连月乃罢”都是政治儒教化的例子。这样, 我们又能够从儒学反作用于政治的现象中挖掘出儒学独尊的一个新的偶然性, 也即是儒学自身的特殊性。汉代儒家在自我改造与完善的过程中, 并没有过多地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和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 所以在被立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之后, 其伦常秩序、君臣等级观念迅速沉淀于士人的心中, 由封建皇权体现出来的政治权威得以解释得合理、合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都体会到一种需要”这种需要, 就是指论证帝王政治权威合理性的需要。
虽然对于儒学独尊来说, 儒学自身的流变与对其他各家的兼蓄并不是最本质的推动因素。但这种不同学说间相互斗争, 又在争鸣中相互吸取、融合, 在斗争和融合中获得长足发展, 从而促进人们总的认识水平提高的现象, 则是学术发展自身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某一事件的偶然性即非根本推动因素, 有可能成为另一事件的必然性, 即本质推动因素。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引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儒学独尊的必然性, 本质是社会客观形势和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能够与实际政治需要相适应是最根本的原因。而从儒学与政治的相互作用看, 儒学独尊的一个偶然因素来自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儒学家为汉代新儒学作出的努力以及汉武帝纳谏后实施的一系列举措, 概括来说, 即一种学术的流转、演变和发展要受制于最高统治者的现实需要甚至于个人的喜恶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说能力。从儒学反作用政治的角度看, 儒学独尊的另一个偶然因素则来自于儒学自身的变易性、开放性及包容性。
第二, 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变化与思想的发展, 并不完全是同步的,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而思想上的“秦王朝建立”则是汉武帝董仲舒之时了, 所以历史分期与思想史的分期, 并不一定完全重合。但永恒不变的真理便是经济决定政治,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文化最终是要为现实服务的。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3]、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4]、林存光.儒教中国的形成[M].济南:齐鲁书社, 2003
[5]、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 1987
[6]、钱逊.董仲舒与先秦百家争鸣的终结[J].清华大学学报, 1995 (1)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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