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药》的写作背景（精选8篇）
鲁迅《药》的写作背景 第1篇
《药》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之一
鲁迅先生的《药》写于1919年4月25日，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以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被害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卖国；对内加强反动统治，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愚弄和麻痹人民，使人民任其宰割，穷苦大众处于极端的悲苦之中。
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兴起了，1905年前后，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同盟会”等相继成立。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使广大民众在思想上麻木、愚昧，民主革命的思想得不到响应，革命总是陷于失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秋瑾也因此被告发而入狱，7月15日在绍兴就义。1911年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满清皇帝，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变化。继之而来的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中国仍处于异常黑暗的境地。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十分关心中国的革命问题。在仙台学医时，他看了日本人杀中国人，而另一大群中国人却来“鉴赏”杀人“壮举”的电影以后，深切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由此他得出结论：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秋瑾烈士的被害，他更感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必要。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创作了《药》。
时代背景之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软弱性，未能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中国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广大劳动人民在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下陷于穷困落后状态，觉悟低，迷信思想浓厚。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不发动、不组织群众，革命事业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作者以一九○七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党人秋瑾被杀的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
时代背景之三
《药》脱稿于五四运动前夕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发表于同年五月《新青年》六卷五号。从作品所处理的题材来看，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在戊戌政变后，辛亥革命前的期间，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先驱者之一秋瑾烈士一九○七年就义那个时候。秋瑾烈士就义后四年，即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自然是一次很重要的革命，因为它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革命，它是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而且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即民主革命的任务。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并未实现真正的独立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国家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当时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等相结合的黑暗统治，人民仍然在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下，处在贫困的愚昧的落后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四运动后。这就是《药》的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之四
冯雪峰
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在鲁迅的作品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最著名的《阿Q正传》，它的人物和题材的时代背景就是辛亥革命时代；同时在《阿Q正传》中对于辛亥革命还有十分深刻和尖锐的批评。在不少篇的杂文和散文中，鲁迅都曾经回忆、谈论和批评到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时代。这篇《药》，也是描写辛亥革命时代的作品；从它所处理的题材和人物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说，则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在戊戌政变后，辛亥革命前的期间，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秋瑾烈士被杀害（一九○七年）的那个时候。
但是，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在根本上有所改变。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自然是一次很重要的革命，因为它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请看毛主席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六三七——六三八页）。它是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而且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还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即民主革命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势力，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为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以后，统治中国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就是说，在革命以后，并未实现真正独立和真正民主的政治，而是出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等相结合的黑暗统治；国家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社会上，笼罩着的仍然是封建的黑暗势力；劳动人民仍然在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处在穷困的落后的状态里；人民的觉醒程度，自然也还是十分低下的。这样，黑暗的统治既没有根本的改变，则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困苦的落后的状态，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后，也不可能有基本上的改变。事实上，社会的封建势力是只有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改变和消灭的，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也只有革命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逐步地提高，因此，这种情况就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从根本上开始有逐步的改变，即在有共产党深入群众领导彻底的人民民主革命以后，人民的觉醒程度才在一次一次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地和迅速地提高起来，社会也跟着有些进步。例如到了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期间，人民的物质生活自然还是同样的穷苦，但觉醒的程度已经有基本上的改变，社会中民主革命势力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也空前地尖锐起来了。总之，像上面所说的《药》中所写的社会环境，是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到五四运动初期时的真实情形，而并非只是1907年那一年或那几年的情形。
这就是《药》所写的人物和事情的时代背景。
鲁迅《药》的写作背景 第2篇
194月，鲁迅22岁，他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去日本留学，在东京的弘文学院补习日文。199月，转赴仙台，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藤野先生这时正在该校任解剖学教授。鲁迅在此认识了这位日本学者，并且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在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民抱有狭隘的民族偏见。但藤野先生并不如此，他对来自弱国的鲁迅毫不歧视，倍加爱护，并以自己的高尚品质给鲁迅以极大的影响。
这篇散文写于1926年10月12日，当时作者鲁迅正遭受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迫害，从北京南下，来到厦门大学任教，作者作此文予以怀念藤野先生，此文最初发表于同年十二月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23期，后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
谈鲁迅小说《药》中的人物出场 第3篇
人物是小说里的关键因素，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物塑造的成败，而人物的出场在人物的塑造中又占有重要地位。巧妙而艺术的人物出场对于展现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主题、吸引读者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篇名著，其中的人物虽然不多，但作者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出场上却匠心独运。笔者试图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谈谈《药》中几个人物的出场。
一、华老栓
华老栓是小说中最先出现的人物，他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一步步被推向观众的。小说开头有几句自然环境的描写：“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一片阴冷、萧瑟、凄凉、死寂的景象。文字简洁，却含义深刻。秋天的后半夜，寒意正浓。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什么都睡着，死寂，没有生机。作者在描写屋外环境的同时，也暗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黑暗社会，像华老栓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正在黑暗中昏睡。我们再来看屋内：遍身油腻的灯盏，可见家庭的穷困；茶馆的两间屋子，交代了全家的生计；青白的光，映出的是清贫、寒酸的景象；老女人的声音是老伴关切的问候；里屋里的咳嗽，暗示生病的儿子。作者用极其简省的语句迅速交代出人物的生存背景、家庭状况。老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
本应是人们熟睡之际，华老栓忽然此时起身，莫非有什么要事？人物一出场就为读者设下悬念。华老栓起床后，老伴掏出洋钱，肯定是要买什么东西。他接钱的表现：“抖抖的”、“在外面按了两下”，小心谨慎的动作掩饰着内心的恐慌。这就更增加了读者的疑惑，于是读者被紧紧抓住，跟随老栓由家中走上街头，去追问个究竟。
二、康大叔
康大叔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前后两次出现。一次是在刑场上，当华老拴战战兢兢地躲在众多看热闹人的后面等药时，他突然出现在老栓面前。“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从这简单直白的话语中可见此人粗鲁、贪婪的本性。然后作者写他的眼光正像两把刀，一幅凶神恶煞的模样，以至可怜的老栓在他的面前像缩小了一半。我们知道，此时的康大叔刚杀了夏瑜，就立即与老栓做起了人血馒头的交易。“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这个细节让人看了不寒而慄，以至老栓不敢去接，而康大叔毫无半点惧色，充分暴露了这个封建刽子手凶残的本性。“嚷、抢、扯、裹、塞、抓、捏”一连串的动作表现了他粗鲁、焦躁、贪婪、狡诈的特点。
康大叔第二次出场是在第三节茶馆一场。众多茶客济济一堂正在闲聊之时，康大叔又是突然出现。一个“闯”字很自然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泼皮牛二出场时的“撞”字，未现其形，先临其势，活画出了这个封建爪牙目中无人、横冲直撞的凶恶嘴脸。再看他的扮相：“满脸横肉，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钮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1]不修边幅，完全一幅流氓相、恶人相，浑身散发着蛮横霸道、老子第一的气息。他说话总是嚷，愚昧无知，缺乏教养，却自以为是。这个人物的出场很有特色，富有威势，他的出现迅间改变了整个场面的气氛。第三节中他高声喧哗，独唱主角，自鸣得意，众茶客“恭恭敬敬”、“笑嘻嘻”，就连花白胡子这位长者在他面前竟表现出低声下气地媚态。
我们不妨将康大叔的出场与《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一回里王熙凤的出场作一比较。此回是以黛玉为引线引出贾府中的众多人物。当黛玉正与贾母叙话之际，就听“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同样的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貌似自责礼貌的语言，其实显示出的是王熙凤在贾府尊贵受宠的地位。因为除了王熙凤，没有人敢在贾母面前如此“放诞无礼”。这也就难怪黛玉要纳罕寻思。王熙凤不是一个人出来的，而是被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出来的，众星捧月一般，好不气派。再看她的打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从头到脚珠光宝气、雍容华贵，完全一幅贵妇人的气派、大家的风范。“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2]万般风情集于一身，摄人魂魄，美丽的背后又让人领略一股威寒之气。
康大叔同王熙凤都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但又是相互对立的两极，一个是封建统治者的走狗，一个是封建大家庭的贵妇人。康大叔前后两次出场，一次是在夜间，比较模糊，初次亮相就匆匆离去；一次是在白天，相对明晰，茶馆成了充分展示他的舞台。这就犹如一个人由远而近，开始看到的是他的轮廓、大致印象，进而看清他的面相、他的眉目。王熙凤则不同，她的第一次出场就充分展露自我形象，尊贵、泼辣、富有心计的特点跃然纸上，大有先声夺人之势。鲁迅在刻画康大叔时用的是比较俭省的语言，而曹雪芹在描写王熙凤时则是挥毫泼墨，精雕细刻，极尽语言之能事。一个犹如黑白二色的中国传统山水画，一个犹如铺彩镂金而成的西方油画。
三、夏四奶奶
夏四奶奶是小说中最后出现的人物，作者在安排她的出场时也是十分讲究的。夏家这条线作为全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置为暗线藏而不露，直到最后才让夏四奶奶出场，而且被放在坟地这一特殊的场景，渲染悲剧气氛的同时，也给读者一个最终的交代。
夏四奶奶上坟的时间安排得比较巧妙。同是清明扫墓，华大妈早早到场，祭奠一通，呆坐着，夏四奶奶姗姗而来。为什么她没有在华大妈之前来？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见到华大妈时的表情，“有些踌躇”，脸上“现出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这些细微之处真实的反映了夏四奶奶当时矛盾的心理。从前面坟场布局的描写我们知道，坟场中间有一条小路，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庾毙的人，右边是穷人家的丛冢。由此可见封建礼法的森严，即使人死了，也要在他们之间划出严格的界线。夏瑜是被封建统治者正法而死的，按照封建正统思想，造反杀头，天经地义。作为他唯一的家人夏四奶奶，愚昧落后，受封建思想愚弄的普通劳动者，自然觉得这是丢人不光彩的事情。她想早早上坟不见别人，却又偏偏碰上了华大妈，路左边儿子的坟明明摆在那儿，所以她“踌躇”、“羞愧”。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统治的罪恶。
夏四奶奶出场时的肖像描写，寥寥几笔，却富含深义。“半白头发”来哭黑发人，其情其景让人痛心。“襤褛的衣裙”、“破旧的朱漆圆篮”，典型的赤贫家庭，印证了前面康大叔所说的“榨不出一点油水”。这一切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
总之，华老栓、康大叔、夏四奶奶这三个人物的出场描写都各具特色，其中尤以康大叔的出场最为精彩，他们都为小说增色不少。
注释：
[1]施耐庵.水浒传[M].长春出版社,2006.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鲁迅写朝花夕拾的写作背景 第4篇
《朝花夕拾》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于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1929年2月再版。1932年9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朝花夕拾》共收入十篇作品。包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狗·猫·鼠》；怀念长妈妈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长与<山海经>》；批判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的《二十四孝图》；表现封建家长制阴影的《五猖会》；描绘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写童年之事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揭露庸医误人的《父亲的病》；描写一个心术不正，令人憎恶的衍太太形象的《琐记》；最使鲁迅感激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农》。《朝花夕拾》将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改革的巨大热情。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国初期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被纳入初中课本如《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可见它对教育事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啊。
创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无耻行径，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处。尽管生活艰苦，还写了不少的散文诗和《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三篇散文，它们后来与鲁迅在惨案发生之前，在北京寓所的东壁下创作的《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一起收入了散文集《朝花夕拾》。
1926年9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南下教书，但他在厦门大学只待了四个多月，因为他发现厦门大学的空气和北京一样，也是污浊的。鲁迅在这里见识了种种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鲁迅虽然不喜欢厦门大学，但他对自己担任的课程却倾注了全力，他上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楼上写了很多作品，这其中就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五篇散文。这五篇散文与在北京创作的另外五篇散文就构成了《朝花夕拾》的全部。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心理背景探析 第5篇
二十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业已声名显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但又不完全的邂逅。
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里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最直接地证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夏目强调的是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因为，鲁迅对艺术的娱乐特性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以一贯之的，他早年听章太炎授课时私下就不满于章氏将学说和文学混淆起来，他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在教育部时他对美术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就连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至于“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好玩成为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可见对文艺的超功利性的认识，鲁迅是向来如此的。
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及日后翻译鲁迅所著小说史略的日本学生增田涉的回忆文字也明确地提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周作人回忆说：“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增田涉的回忆与周作人的回忆极为相似，他应当说是参考并借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样写到；“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里和显克微支。”
鲁迅与夏目漱石虽知道文艺的真谛在于其非功利性，但他们又都有一种参与社会，批判社会的倾向，在明治时期，自然主义风靡文坛，个性卓绝而又感情激烈的夏目漱石与鲁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他们内心必然反感那种无视作家主观性一面发扬的自然主义写作方式，不约而同地选择功利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来从事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倾心于夏目漱石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是不足为怪的。
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鲁迅与夏目漱石两位作家都生活在本国由自我封闭的封建制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历史转折时期。“五四”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属中国和日本在外在的逼压之下不得不告别沉重的过去，走向现代化的一次艰难选择，在这个转折期里，经济、文化、政治、思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门的洞开，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进行了直接的面对面的碰撞，这一方面带来了文化交流的新奇和兴奋，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文化文锋的紧张和痛苦。
虽然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他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加之鲁迅与夏目漱石分别在这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参与的方式不同，这都决定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在分别写作《野草》和《十夜梦》时所产生的抑郁和苦闷的原因各各不同。
鲁迅以新文化思想运动主将之一的身份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他转眼间又面临着新的失败，“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鲁迅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来写《野草》，自然沉痛而抑郁。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即明治维新（1868年）前一年，“五四”运动虽比明治维新晚将尽五十余年，但夏目在1905年写他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时，已是明治38年了，他也已经38岁，不同于鲁迅的当事人身份，夏目漱石是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观察明治维新的成果，这时明冶维新“肤浅的文明开化”恶果这时已有所呈现，在夏目漱石的眼中，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维新后的日本却处处是丑恶和堕落。
先看社会生活层面，按理说，明治维新可称得上是日本国的一次凤凰涅槃，但夏目漱石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和混乱，一个封建主义余毒与资本主义恶瘤交叉感染的社会。在小说《后来的事》中，夏目漱石借代助之口对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一片黑暗”进行了反思和抨击，“你问为啥，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广而言之，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阴，眼前只是一片黑暗。”一种失望和忧惧占据了夏目漱石他本来就神经衰弱的心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就借猫眼对明治以来社会进行猛烈的批判和揭露，小说一针见血地写道：“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作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
1911年，夏目漱石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中批判了这种外发式的畸形发展的日本文明，他“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夏目漱石显然希望建设一种内发的成熟的日本文化，而现实又不能。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夏目漱石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写《十夜梦》，自然苦闷而迷茫。
从客观方面来说，鲁迅与夏目漱石同样生活在各自所在国近现代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五四”运动自下而上的形式带来的不全面性注定了这场运动失败的结局，从而构成了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其中的鲁迅的心理阴影。而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形式造成全方位的颠覆的同时，也带来轻率和片面，这给以后来者身份审视维新成果的夏目漱石带来了一种思想困境。
困境中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进击与遁逃
知识分子一般被分为人文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型（从事自然科学），前者主要涉及人的情感、伦理、价值体系等领域，注重建构人与人之间一套和谐的生存模式，而后者主要着眼于对物的真理、规律以及对智慧的追求（“格物致知”），寻求一种人与物之间便利的生活场景。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人文型知识分子一分为二，分为人文技术型（追求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比如文学学）和人文批判型（对当下现实做出反应），其实两者内在之间是有相通之处，但其表面上的差异却是迥然的。人文技术型主要从事日渐 “规范化”、“技术化”、“体制化”、“学科化”的人文学科，他们运用一些学术词语在自成体系的领域里进行着可操作性的“智力游戏”。而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则应“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般地，时刻敏感着外界的点滴变化，以“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和勇气，独立不旁地感受、观察、描述、概括、批判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担当着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并促成社会公正良俗的形成。
中外古今，无论是福柯所说的“万能知识分子”，还是萨义德所提的“业余知识分子”；无论是吉罗所说的“抵抗知识分子”，还是雅各布比所提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失志于“修齐治平”的“君子”，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仕”；无论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还是“为知已者死”的“士”，都体现了这种知识分子的一种走出一已之私域，心忧天下，关怀社会的可贵品性。
鲁迅与夏目漱石正是属于这种人文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究竟是敏感人物”所以，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这是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这里批判正是他们的任务和使命。
与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相对，还有一种“流氓知识分子”，冯雪峰回忆鲁迅说过：“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他以为知识分子，表面上好像很革命，骨子里却仍是传统的，也崇拜外国人的主子，只要有势力。”这和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致，所谓没有一定的主张，一贯是骑墙的姿态都可以称之为流氓的。类似的话他还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因为鲁迅历来主张文人不应随和的，应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 “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他本人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以无畏的勇气独立特行，为人文批判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1914年，夏目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他强调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并称“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但他也并非蛮横的个人主义者，他主张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个性。如果说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另类的话，夏目漱石同样也是其时日本文坛的一个另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属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个人意识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
期待愈高，失望愈大，是为通则，鲁迅与夏目漱石参与现实的热情愈大，现实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愈深，《野草》与《十夜梦》正是他们各自与现实碰壁的结果，反思、苦闷、压抑、叫喊、迷茫无不浸透其中。
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个满腔激情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在面临挫败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钻进丛林中，独自舔愈自己的伤口，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一轮的拼搏中，是为鲁迅；一是步入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并希图以神性的光辉照亮内心的阴暗从而造就完美世界，是为夏目漱石。
鲁迅的《药》原文 第6篇
鲁迅的药该小说讲述了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
一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⑵，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那屋子里面，正在窸窸窣窣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道， “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你娘会安排的。”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
“哼，老头子。” “倒高兴……。”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⑶上暗红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⑷，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
“得了么?”
“得了。”
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小栓也吃完饭，他的母亲慌忙
“好香!你们吃什么点心呀?”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此时恰恰蹩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便坐下问话，然而没有人答应他。“炒
“小栓进来罢!”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工夫，已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三
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没有。”
“没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劳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
“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四
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
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他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他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吃吃的说道，“你看，——看这是什么呢?”
华大妈跟了他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华大妈忙看他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
注释
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按：篇中人物夏瑜隐喻清末女革命党人秋瑾。秋瑾在徐锡麟被害后不久，也于一九○七年七月十五日遭清政丨府杀害，就义
⑵洋钱：指银元。银元最初是从外国流入我国的，所以俗称洋钱;我国自清代后期开始自铸银元，但民间仍沿用这个旧称。
⑶号衣：指清朝士兵的军衣，前后胸都缀有一块圆形白布，上有“兵”或“勇”字样。
⑷鲜红的馒头：即蘸有人血的馒头。旧时迷信，以为人血可以医治肺痨，刽子手便借此骗取钱财。
⑸化过纸：纸指纸钱，一种迷信用品，旧俗认为把它火化后可供死者在“阴间”使用。下文说的纸锭，是用纸或锡箔折成的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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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鲁迅小说《药》中的心理描写 第7篇
关键词：鲁迅；小说；心理描写
小说《药》是鲁迅先生写于1919年4月25日，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它以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被害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卖国；对内加强反动统治，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愚弄和麻痹人民，使人民任其宰割，穷苦大众处于极端的悲苦之中。 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兴起了，1905年前后，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同盟会”等相继成立。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使广大民众在思想上麻木、愚昧，民主革命的思想得不到响应，革命总是陷于失败。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秋瑾也因此被告发而入狱，7月15日在绍兴就义。
在此，我不想就这篇小说鲜明的反帝反封建主题和巧妙的明暗双线结构说些什么，而想就它独特的心理描写手法，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我们知道，心理描写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作者对其所塑造的人物在一定的环境中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和内心活动进行的描写。这是文学作品中表现人物性格品质的一种方法。它与肖像描写、语言描写等方法相比，更能够直接叙写人物的七情六欲，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奥秘，把单靠外部形象难以表现的内心感受揭示出来，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立体化，从而显得更为完整和真实。最常用的是描写人物的内心独白，写出人物的所思所想，让人物一无遮掩地吐露自己的心声，说出他的欢乐和悲伤、矛盾和愁郁、忧虑和希望，使读者穿透人物外表，看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
“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到：‘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
这段心理描写它非常恰当的将陈奂生患得患失、狭隘自私的小农经济的心理描写了出来。又如：
“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鲁迅《阿Q正传》
这段心理描写虽然很简洁，但很好的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它将阿Q的精神胜利法活化了出来。
在小说《药》中，作者是如何使用心理描写手法来塑造人物的呢？通过阅读这篇小说，我发现作者用了两种比较典型的心理描写手法——即直接心理描写和间接心理描写。
一、直接心理描写
什么是直接心理描写呢？所谓的直接心理描写就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独白，它一般使用第一人称。犹如电影中人物思考时的画外音，是倾吐衷肠、透露“心曲”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在通常情况下，有的句子中含有“想”等关键的字眼作为明显的标志。“想”字或出现在心理活动之前，或出现在心理活动之后。“想”字后有的用“逗号”，有的用“冒号”等做标示。具体到小说《药》中，作者是这样做的。
1.在塑造华老栓这个人物形象时
当华老栓出门去刑场买人血馒头时，作者写道：
“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
当华老栓买到人血馒头之后，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在这两段文字里，虽然没有直接心里描写的标志性词语“想”或“他想”之类文字，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血馒头”使得希望之火已经在老栓的心中燃了起来，其内心的愉悦已跃然纸上。
2.在塑造夏四奶这个形象时
当夏四奶给儿子夏瑜上坟，碰到华大妈时，作者写道：
“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这说明了夏四奶对自己的儿子所从事并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毫不理解，儿子的被杀，使其蒙羞，之所以来给儿子上坟，完全是出于亲情。
当夏四奶看到自己儿子的坟上又一圈白花花环时，作者写道：
“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人物的自言自语，也是其内心独白的表现，属于直接的心理描写。
二、间接心理描写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除了用直接心理描写的手法剖析人物的心理外，还可以通过对人物动作方面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即间接心理描写。这种手法不仅能揭示人物内心，刻画人物的性格，而且还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性表现力。俄国的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说：“最好还是避免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应当尽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表现明白。”人物个性鲜明的动作往往能传神地体现出人物的心理。
1.刻画刽子手康大叔的形象
在刑场上卖“药”，当华老栓付了钱却不敢接过血淋淋的人血馒头时，作者描写了他“抢”、“ 扯”、“ 裹”、“ 塞”的一系列动作，展现了他内心的焦急和不耐烦，突出其粗鲁、凶残的性格特点。
“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
当他到老栓的茶馆喝茶时，作者是这样写的：
“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
一个“闯”字，突出了康大叔这个封建王朝的鹰犬目空一切的狂妄和其对于华老栓等顺民的无比优越的心理优势。
2.刻画顺民华老栓的形象
当他从妻子的手里接过洋钱并装进口袋时，其动作是：
“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
当他不小心在刑场边上入睡了一会，醒来时首先去：
“按一按衣袋”
这些说明了他们的生活的不易，这点洋钱是他们多年的积蓄，是一笔来之不易的家产，他们非常珍惜。但是，为了医治儿子的疾病不得不拿出来去向刽子手购买治病的药——人血馒头。这些动作，向读者展现了华老栓夫妇苦楚和无奈的内心世界。
鲁迅《药》的现实意义 第8篇
在《药》中，作者安排了一明一暗华家和夏家的故事。华家主要写了茶馆主任华老栓夫妇为了患痨病的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的故事，而引出了革命者夏瑜的故事。因为华老栓买的人血馒头就是满蘸着革命志士夏瑜的鲜血。作者安排了华家和夏家的故事，自有其深刻含义。华家和夏家合称华夏，而华夏其实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古代称为华夏;华家和夏家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华、夏两家的悲惨遭遇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写照。封建统治阶级对华夏实行一文一武两手。康大叔代表了统治阶级，对华家实行文治(欺骗)，对夏家实行武功(镇压)。
小说开头：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这里的夜景语意双关，既交代自然环境，又交代社会环境。月亮下去，太阳未出是最黑暗的时候。接着交代主人公华老栓和故事发生的地点，茶馆的两间房子里，渲染了悲剧气氛：阴暗、凄清、恐怖。华老栓忽然坐起身，和华大妈对话，交代了华老栓的出门，负有特殊使命，就是为了救治自己儿子的.痨病购买一份特殊的“药”——人血馒头。旧时迷信以此可以医治痨病，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病急乱投医的华家夫妇为了独子华小栓的病豁出去了。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把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连串的动作，说明钱来得不易，藏得十分谨慎。这样的动作，既是老年人通常有的动作，又是内心激动的表现，很好地刻画了人物心理。
华老栓赶赴丁字街口刑场，小说中整个刑场环境阴森可怖，整个过程都是在无声中进行，场面寂静得令人窒息，整个场面都是华老栓眼中所见，看得具体真切，像他这样的看客为数还不少，形成一个无声的海洋。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是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当革命志士被杀时，现场的群众的麻木状态是如此地可怖。小说的第一部分是写华老栓下半夜起来，带上钱来到刑场，如愿以偿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从刽子手康大叔手里拿到了饱蘸着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
小说的第二部分是写华小栓吃下了父亲带回来的人血馒头。
小说的第三部分写了茶馆里众人的议论，从侧面写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写了他在狱中还继续做鼓动工作，虽然得不到回应;也写了夏瑜的牺牲是因为家族中夏三爷的告密，在这部分里，革命志士夏瑜的形象进一步丰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夏瑜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的勇敢、乐观和坚强，也可看出鲁迅对革命的基本态度，还是赞赏的。
小说的第四部分，华、夏两家的母亲在坟场相会，两条线索在这里交汇，两家的悲剧合在一起，所不同的是夏瑜坟前多了一个不知从那里来的花圈，小说情节达到高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仅华老栓夫妇愚昧，就连夏瑜的母亲也不知道儿子牺牲的意义，还信迷信。
小说最讽刺的地方莫过于华老栓买的人血馒头就是蘸的夏瑜的鲜血，夏瑜是为无数人的未来和幸福牺牲的，最终却被为之付出生命的人，吞噬了自己的鲜血，这是极其让人感到悲凉的事实。夏瑜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的勇敢、乐观、坚强的人格精神，自有其价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革命者和被拯救者之间存在着很严重的隔膜。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不是革命志士的过错，这是因为社会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另外，后来的辛亥革命能够得到胜利，由无数群众献身参加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但中国是个大国，城市和乡村，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注定了他们对革命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中国又是个愚昧落后的文盲大国，国民精神的再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夏瑜的死并没有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也没有惊醒不少麻木不仁的群众，这是事实，但是夏瑜死后，辛亥革命终于爆发，并取得了成功，更是客观的事实。因此，我们对此不能采取消极悲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