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要素范文（精选6篇）
社会治理要素 第1篇
公司财务治理要素、框架及治理效果评价
【内容摘要：】 笔者通过对公司治理中不完全契约的分析，将研究的目标定位于公司财务治理要素、财务治理框架，财务治理效果及其评价，并提出通过资本结构的不断调整、股权结构的适度修正、扩容和收缩，以及适应公司经营进行财务集权和分权的交替等方式进行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调整，以弥补原始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制度安排的缺失。（一）公司治理中的不完全契约自从科斯（1937，1960）最先确定契约在理解制度安排多样性时的核心地位以来，对契约的讨论集中反映在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上。当完备的契约仅仅依赖于自我执行和可信承诺时，“古典”的契约理论逐渐被以后发展起来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所替代――后者主要由威廉姆森及其他人发展起来，强调由于事前和事后条件的不同，未预计到的情况使执行变得困难，故推动各方进行调整或者冲突。“因此有必要创造一种机制，通过监督签约者来完善不完全的签约”（埃里克.布鲁索），“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的嵌入成为核心问题”（梅纳尔，）。 然而，在如何认识“机制”、“制度”时，新制度经济学（NIE）与不完全契约理论（ICT）的分歧在于前者强调契约安排设计和制度结构设计的“内生化”，因此需要提出一条逻辑框架以便内生化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的形成，而后者则强调“外生强制执行机制”；至于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前者认为契约参与的各方处于一种有限理性，且未来情况是不确定的，契约是不完美的，因此“需要混入其他不完美的机制来使之更加有效率”，而后者则认为主要根源于特定的有限理性，如法院的有限理性。因此需要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确定重新谈判的设计和强制执行机制[1]。其实，这两种理论的互补性多于替代。我们并非更多地评价和比较这两种理论优与劣，而是沿着他们的思路，以下分别从公司治理角度探寻治理结构、治理动机，以及管理层级上探讨不完全契约的根源。第一、公司成立伊始意味着委托与代理关系这种 “原始契约”的签订，投资人将自己的资本委托给经营者――专业的企业管理者，其本意在于使资本增值，取得最大化利润，而经营者的目标函数在于获取更多的报酬、在岗享受以及经营成功的喜悦和荣誉。两者最初的目标函数就存在一定差异，故而这种“长期契约”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能出现“违约”：当经营者认为他的“支付”已经超出投资人所给予的报酬时，其“履约”的积极性就受到打击；投资人只有不断的投入――包括增加对经营者的`个人报酬和其他激励，双方的这种“长期契约”才可能持续维系。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现实中上市公司的投资人既然可以和其他公众一样“免费”获取上市公司的经营信息，那么他又何必对经营者进行“再投资”呢？如果投资一方的内在积极性没有，何来对经营者的激励？在这种情况下，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二、如何建立约束或监督机制？需要“嵌入一种制度”或者说“内生出”一种制度，以保证这种约束与监督动态化地长期有效。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公司治理结构。它更多地侧重于从制度安排、机构设置、机制设计方面进行原始契约的签订和契约的再协商与修正及补充，而本文重点讨论的财务治理则更侧重于从财权的配置、财务信息机制的生成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制衡角度来研究问题。第三、这种“约束”的主体，不仅应该包括对上市公司投资的股东、债权人，也应该包括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与企业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客户、供应商，还包括社会中介机构，甚至包括在公司内部，没有机会参与决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在我们曾经研究的文章[2]中，将他们称之为“两类利益相关者”。另外，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也可以深刻地展示出代理链条过长、信息不对称与契约不完全性之间的相关关系。现代企业的层级越多，机构越庞杂，其委托代理关系就越复杂；代理链条越长，信息的及时沟通和传递即不可确认性就
[1] [2] [3] [4]
社会治理要素 第2篇
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不仅关乎政府合法性及调节经济社会的能力，而且也直接关乎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及享受社会福利的程度。从政府治理能力的要素和结构出发，着重探讨政府在政策执行上的问题，对增强我国政府治理能力有重大的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和管理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的、自组织的、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是“执行力”概念第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政府“执行力”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治理范畴。政策执行力的高低本质上是政府执行力的具体体现。在公共治理范式下研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政策执行的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政府治理能力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末，治理理念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产生，政府治理能力则是在该理论兴起之后，运用它研究政府在“多中心”治理体系中能力和作用的一个新概念。关于政府治理能力的定义，虽然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完全统一和明确，但是有研究者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过类似的界定。例如，施雪华认为“政府综合治理能力”是指处于特定的历史、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政府，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管理社会事务，服务大众需要，平衡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所有潜在的货现实的能量或力量的有机整体。李献策在总结施雪华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为，政府在多元治理时代的网络治理体系中，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所具有的潜在的货现实的能量和力量，是政府治理的质量和水平的综合反映。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纳为政府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所具有的能量和力量，而且这种治理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善治，其应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具有的能力。较高的治理能力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社会运行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能够较好地规避市场失灵，提高社会成员的总体福利水平。
（二）政府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 针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问题，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经过分析和综合，笔者认为研究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而今天着重谈到的是政府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中的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的概念
所谓政策执行，是指政府组织通过对政策目标机方向的准确把握，精心设计、实施方案，并对政府的各种资源进行集中有效的使用、调度和控制，从而有效地实施政府的公共政策，达成既定政策目标的能力和力量。政策执行力是尤其自身标志的，是政府职能部门执行政策时候把我的“尺度”、“速度”、“力度”、“角度”的具体体现。
（三）政府治理理念对政策执行的意义
1、治理理念有益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治理强调的公民参与使得政策制定时能考量多方利益，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使得政策制定体现出科学品格，使政策更能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治理理念将导致政策执行方式的人性化。治理强调合作的权威，政府不再是社会的中心角色，这样，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将会更加注重政策对象的感受，政策执行的工具也会更为人性化。再次，治理理念将导致政策执行方式的社会化。在治理范式下，更多的主题将参与到社会管理，参与到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来，使政策执行日益具有社会化的形式。政策执行方式的社会化将推动政策执行主体间的竞争，促使政策执行效率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
另一方面，随着市民参政的深化，各种利益的诉求将得到充分的表达，各种立意见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现在社会，各种利益主体的矛盾是影响政策执行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协调和平衡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政策执行弱化的主要表现 1.政策执行失真
政策执行者对政策本身的原有内容进行部分扭曲变形或完全改变原有政策内容或实质目标指向，导致政策失真。其表现在，政策虚化，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只是简单地宣传一下政策，做做表面文章，或者象征性的选择其中的部分执行。
2.政策执行缓慢
政策执行的速度是衡量政策执行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政策执行疲沓、政策实施缓慢在某些地方可常常见到。
3.政策执行乏力
政策执行力度的大小与政策执行力呈正相关关系。执行力度大，则表现为高效执行力，执行力度小，则表现为低效执行力。政策执行乏力使得许多政策无法到位，出现了许多缺位现象。其主要表现在政策执行人员对政策死板硬套、采取消极的执行态度，执行并不愿意花大力气，走形式主义。
4、政策执行呆板
政策执行主体缺乏主观能动性，缺乏对政策内容了解和认同。因此，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领会政策的精神实质，不能把政策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是机械的照搬政策，使得政策失去灵活性和生命力。
（三）政府治理能力中政策执行失败的表现 政策执行的失败的主要表现有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败的主要表现有：（1）政策的虚假执行，或称政策的敷衍执行，即政策制定出来，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只是做一些表面的文章，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使政策成为一纸空文；（2）政策的照搬（机械）执行，许多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人员不知道变通，一律死搬硬套，不会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政策的附加执行，即许多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者根据自己或本部门的利益，在政策中加入一些新的内容，或搞“土政策”；（4）政策的歪曲（盲目）和替代执行，即由于受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者素质、能力的影响，对政策理解错误，使其执行起来走样、变形；（5）政策的损缺执行，或称政策的选择执行或政策利用，是政策执行者对政策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使政策内容残缺不全，整体性功能得不到发挥：（6）政策的抵制执行，政策执行者对政策不认可，产生抵制情绪，使政策执行不到位：（7）政策的被动执行，不推不动，得过且过，消极怠工，严重影响政策执行效果;(8)政策的越位执行，对于对自己有收益的政策，贪权夺利，胡乱插手。
二、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败的成因
造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败的原因是夺方面的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从政策本身来看。主要是由于政策本身的特点复杂性、态性所决定的，其内容具有综合性和无序性，其对象多而负责，其所处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会不断与新政策产生冲突，另外，事情的不确定性都严重影响着政策的质量。一个政策如果本身质量就有问题，那其执行的效果肯定不会好。
（二）从政策的制定来看
（1）我国地方政策制定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员，缺少政策咨询机构，专家意见的建议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民众的参与更是少之又少，因而导致其所制定出来的政策科学性、民主性不足，致使政策质量难以保证，群众基础不好。
（2）政策语言的模糊性。我国政策制定中常使用一些概括性比较强或是语义比较含糊的词语，致使许多政策都非常复杂，也非常模糊，给了政策执行者留下自由想象与发挥的余地和空间，为政策的片面执行找到了借口，还容易导致政策实施人员之间出现意见分歧和种种矛盾。
（3）由于政策制定过程还不够科学、合理，一些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如制定一些限制政策实施的措施，如拒绝提供政策正常实施的手段、财力和人员的支持，或是采用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管理程序等。
（4）政策制定者收集信息、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也会影响到其所制定政策的质量。
（三）从政策的执行者来看
（1）从政策的执行主体来看。政府也是人，也是经济人，并非完全理性人，在政策的制定或执行过程中，从本人或本部门的利益出发，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外，政策的执行还受政策执行者道德修养、自身业务素质的影响。
（2）公平、科学、合理的政策执行程序制度的缺乏，不能对政策执行者形成有效限制，难以保证政策在基层的正确高效执行。
（3）从政策目标群体来看，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利益调整不合理，政策制定权威由于受某些人影响较突出而产生合法危机，致使目标群体对政策不了解，何来支持？
（4）政策执行缺乏透明度，不利于监督。
（四）从政策错误的纠正机制来看
（1）监督机制不完善。主要有缺乏全力监督，民众监督做得不够，媒体监督、司法监督未能实现完全独立。
（2）政策执行错误追究机制不完善，许多政策执行者政策执行失败后，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把责任转移到人民群众身上。因此许多政策执行人员抱着“法不责众”的意识，觉得即使失败了，对自己影响也不大，缺乏责任感和紧迫感，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甚至愿意冒着低风险来追求自身利益，更谈不上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3）政策执行评估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政策评估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检验政策的效果、效率、效益：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水平；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下一次政策实施提供更好的调整意见。
（4）利益协调机制的缺乏，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利益的冲突往往是导致矛盾的根源，只有协调好利益关系，政策才能顺利实施.（5）权利配置机构不善。党政交叉、集权与分权关系处理不当，导致权责不清，容易扯皮。
（五）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
（1）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致使许多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颠覆了与人民的地位，忘记了自己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形成“门难进，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作风，缺少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缺少群众观念，使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自然就阻碍了双方的相互交流、相互了解，致使政策质量和群众基础大打折扣。
（2）由于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案件的大量出现，致使人民对政府产生质疑，政府的信任危机是民众对政府产生抵触情绪，无论政府政策的好与坏，都一律否决，不配合，甚至阻碍政策的执行。
（3）由于政府部门一直被视为“铁饭碗”，许多人进入政府部门后，没有了竞争，缺乏活力和创造力，致使政策执行起来效率低下。
（4）由于面子问题。中国人向来讲究面子，每个人都很看重自己的地位，同一层次上的人都放不下面子来相互请教，更别说上级向下降请教，这也严重制约着政策的执行。
（六）从资源的角度来看
（1）财力资源不足。现代是经济时代，做任何事都少不了财力的支持，可以说财力是政府政策执行的基础。财力资源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效果。在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到一下应资金缺乏而停止的政府工程。
（2）政治资源的利用不当。政治资源主要是指对政治体系的功能、权威、政治运行机制的效率、政治行为主体的权力、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产生影响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
（3）信息资源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的制约。地方政府是连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的群众的前沿桥梁。基本中央的信息都是从地方政府传上去的，因此，信息资源也影响着政策的质量。
（4）技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政府中显得尤其重要，包括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对政策成本的预计，政策的宣传等。
（七）冲环境的角度来看
（1）其所处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对政策的影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解决现代经济、政治中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可能原来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一些新的政策会与之起反作用。这就要求政策在执行时应作适当的调整。
（2）民族、宗教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越是民族众多、宗教复杂的地方，政策越难以执行。这就像我国的边疆地区的贫穷落后，除了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外，主要就是受民族、宗教的影响。
（3）文化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毫无疑问，一个地方的认识水平、价值观、意识形态、行为规范道德传统等对政策执行也有着重大影响。
（4）公共舆论环境也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舆论，其制约或约束着这其成员的行为，左右着政府政策执行的目标和行为。
三、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败的治理
根据以上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败的成因来看，我觉得要治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建立和健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各种机制
（1）健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防止腐败，纠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败行为，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其中的监督包括立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社会力量的监督、政党监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保证专业监督部门独立行使职权；第二，充实专业监督人员队伍;第三,开创人民监督的方式和途径；第四，保障监督主体的合法权利；第五，健全监督保障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
（2）健全和完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败的责任追究制度，做到“谁失误谁负责，集体失误集体负责”，真正做到政策执行失败必须查明其原因，追究其责任，包括该作为而不作为或不该作为而作为的，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的责任意识，让失败变得有价值。
（3）建立利益协调机制。首先，在制定政策时，能吸收各方面的意见，重要的政策在公开执行前举行听证，这样有利于大家对政策产生认同感;其次，在利益冲突时进行利益权衡、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公开公平公正的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再次，通过会议、文件等方式加强上下左右及平行组织之间的沟通，融会交流，平等协商，求同存异，从而提高团结力，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
（4）健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评估制度，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将公众满意、以人为本作为价值取向；其次，要考虑几个维度：4E维度、廉洁维度、公众满意维度、服务质量维度；再次，应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估组织；还有，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完善评估方法体系；最后，在评估的基础上建立激励、约束体制。
（5）完善政策执行中公民参与的制度。首先，扩大政策执行的参与方式，培养公众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公民参与激励机制，保障公民知情权，降低公民参与成本，重视并吸收公众意见，提高政策的民主性。其次，支持专家开展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并充分重视专家所提的建议，建立政策咨询机构，提高政策的科学性，提高政策的质量。
（6）完善权利配置机构。做到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并能够保证政策执行者拥有相应的权力，不扯皮，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同时，应坚决避免那些可以获利政策的“越位执行”现象。
（7）建立公正科学的政策执行程序，防止那些人为的影响政策执行的情况。
（8）完善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做到“依职设岗，按岗选人”，选人时也能够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建立一只精简高效的干部队伍；同时完善官员的考核制度，防止那些为政绩而搞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
（二）优化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体
（1）提高地方政府人员的政治素质。主要是培养其关注政治的兴趣，提高其政策的洞察力和敏感度，培养其坚定的忠于政府和人民的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
（2）提高地方政府人员的业务素质。主要是通过实践、自学和培训，来提高其管理、决策、调节、处理事务和调节人事关系的能力。
（3）提高地方政府人员的道德素质，提高其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和威信，从而获得人们的支持。主要包括集体意识、服务意识、廉洁意识等，这主要通过自律和他律来实现。
（三）合理的使用各种资源。充分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收集、整理、分析信息资料，并广泛收集民意，听取人们的心声；预测政策执行的成本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准备好政策执行所需资金，并做好对付困难的准备；利用政府的权威将政策及其执行的信息及时传达给大众，解答民众的疑惑，从而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
（四）对环境因素的改造。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应引导其朝利于政策执行的方向发展。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提供充实的基础保障，并注重解决在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问题。
（2)在政治与法律环境方面，应深化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法制建设，避免党政不分，这有利于保障地方政府政策的实施。
（3）深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将宗教纳入法律规范之内，引导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社会治理要素 第3篇
关键词：大学治理,权力要素,治理模式,模式创新
中共中央十八大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学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治理水平更是体现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学治理存在“政府控制型”、“市场主导型”以及“社会服务型”等三种模式。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学治理模式的选择关系到大学治理的成败与质量。
一、大学外部治理中的核心权力要素分析
1.国家权力要素
大学治理既是教育学问题又是政治学问题,其基本模式都围绕着“国家、市场与社会”而建构。尽管现代大学在诞生之时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社会自治组织,但是,随着大学职能的拓展,大学已被纳入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干预和规制的范畴。大学治理背后均蕴含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背景,并已经深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制度之间具有同步性。另一方面,在我国历史文化中,教育始终作为政治教化工具而存在,这更为国家权力嵌入大学治理框架提供了合法性与动力,它可以全方位影响大学的治理空间、结构、制度以及生态。同时,我国大学本身具有特殊的组织特性、职能使命以及精神文化,这些都会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一定的对抗力。因此,我国的大学治理不能脱离国家权力这一要素。
2.市场权力要素
当前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也没有人能够阻挡市场介入大学的事实与趋势。大学既依赖于市场资金,也依赖于市场机制,“当大学的各项建设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而政府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市场的力量总 是以各种 触角的形 式伸入到 大学中来”[1]。1980年代以来,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化取向日益明显,大学对教育消费者意愿和需求的满足已成为大学办学理念的一部分,大学管理的企业化以及营利性大学也被社会所接受。同时,在市场介入的背景下,大学也不断地调整自身来适 应市场需要,更是将大学的观念和意志带入市场,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介入的关系。“知识就是财富”体现了市场背景下知识的特殊价值,“学术资本主义”、“创业型大学”、“高等教育市场化”等现象也说明了大学在急切地回应市场。市场的调节“可以不断地刺激学院和大学,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 和社会状况”[2]。可见,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必然会介入大学治理过程中。
3.社会权力要素
改革开放促 使中国社 会的转型。1990年代后,社会利益多元化、经济与政治相对分离推动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是“囯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囯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3]。公民社会组织既可有效监督政府权力的越界,又可与政府协作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独立于政府的高等教育评价、专业认证以及教育咨询等机构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大学的治理,如武书连、中国校友会以及网大等三大“大学排行榜”等均是社会民间组织发布,而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政府善治实践的深入,社会性力量必然会更多地介入到大学治理中去。
二、大学治理的基本模式
上述核心要素在大学治理中所处地位与作用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的大学治理模式。
1.“政府控制型”治理模式
该模式起源于凯恩斯等人的“教育公共化”思想,他们认为高等教育是实现国家目的的重要工具,政府应积极干预大学。因此,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与健全的组织来树立自己在大学治理中的主体权威,并以高度的理性来核算办学成本,通过严密的体制与机制来分配不同主体间的权利与责任,以及平衡相互关系,最后达到“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控制型”治理模式中,大学外部实行国家控制,政府与大学是一种高度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政府要实现对大学的有效干预就必须根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系统采取控制化的治理工具。但是,大学毕竟与纯粹的政府部门有一定的差别,政府的控制并不能过于直接与强势,往往选择多种工具进行治理。有时候政府可能既担当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者,也担当高等教育的服务者;有时候在集权制的政治管理模式中,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权力序差、资源多寡以及目标差异等,因此他们之间也会对大学进行“协商治理”,即通过协商分配各方对大学的治理权力。
“政府控制型”治理模式在20世纪中后期被西方发达国家广为采用,其背景一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繁荣阶段,政府的主导地位十分凸显,所掌握的教育资源、教育权力与信息也十分丰富,高等教育成为一种社会福利,因此,“政府控制型”治理模式在推动教育福利公平分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社会急剧变革,国家坚守的传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政治道德与新的政治文化以及价值体系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为了保证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很多国家自然将大学治理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手段。
2.“市场主导型”治理模式
由于“政府控制型”治理模式中政府担当了高等教育提供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使得大学中按照政府官僚体制建立起来的管理模式无法实现有效的激励,大学的运行效率并不高;同时,政府成为最主要的高等教育提供者,不但使这些福利国家不堪重负,还因为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以及人才培养规格过于单一,导致高等教育无法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因此,一些“市场化”论者认为,只有建立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与激励机制才能满足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需求,提升高等教育的绩效。
“市场主导型”治理模式是按照市场逻辑来构建的,市场作为高等教育治理的主体,代替政府成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主要的工具,尽管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并不是大学治理的最优选择,但是确实可以减少大学的治理成本、赋予公民更 多的选择权,并可以对提升高等教育效率产生持续效应。
“市场主导型”的治理模式将“政府控制型”模式中政府既有的高等教育决策与政策执行权进行了重置,中央政府不再直接提供高等教育服务,而是将高等教育服务的权力赋予地方政府或者非政府机构。中央政府通过建立多元化的竞争机制来引导各种非政府组织为社会提供高等教育,而政府通过市场选择机制来购买合格的或者优质的高等教育服务;同时,中央政府在公立大学中也引入竞争机制,政府可以设立多元化的相互竞争的组织来提供和生产公共教育,并在公立学校引入 竞争机制,减少或停止普遍性的拨款,通过项目形式在各大学之间形成竞争性拨款制度。这种治理模式促进了高等教育内外市场的形成,加速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分权化改革,使非政府组织在大学治理中获得合法性地位;同时,促进了大学之间的竞争,填补了政府意愿与社会需要之间的鸿沟,使高等教育更能贴近社会公众的需要。
3.“社会服务型”治理模式
20世纪末,随着公民社会理论与第三部门理论的发展与融合,公民社会部门、第三部门、非营利部门等统称为政府与市场以外的社会机构,即“非营利部门”开始在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发挥作用。非营利部门最接近社会底层,可以敏感地捕捉到公民的教育需求和教育价值观,并以此展开教育服务,因此,这些非盈利部门在大学治理中可以逐步培育新型的公共教育市场,并在高等教育服务与发展中完成一些政府难以完成的任务,例如高等教育形式、目标以及课程设置等多元化问题。
“社会服务型”治理模式能够兼容政府治理功能与市场治理功能,并且不会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排他性选择,而是将政府的控制性职能转化为服务性职能,政府不再对高等教育拥有绝对控制权,而是作为调停者、中介者甚至裁判员的角色来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可见,这种社会服务型的大学治理模式实际上并没有排除政府对大学治理的参与,而是在严格界定政府在大学治理中的活动范围以后,让政府内部基层人员以及政府系统之外各团体、组织或个人均可以参与到大学治理中去,有利于大学治理的自治性、志愿性与公益性的实现。
三、我国大学治理模式的创新
上述任何一种治理模式并不是绝对的或纯粹的,三种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承接关系,新模式往往是为弥补旧模式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任何一种治理模式都存在缺陷,“大学治理模式是扎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而反映出来的实际形态”[4]。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实国情来综合权衡,既要借鉴现有的治理模式,又要谨慎地分析和判断它们的利弊,创新大学治理模式。
1.保证执政党与国家的有效介入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国家状态或严重弱化国家做法都会造成社会混乱。从世界趋势来看,大学治理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并以现代国家能力提升为核心旨归。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关键阶段,具有特别“后发赶超型国家”的现实需求,并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历史文化传统,而不是西方国家的“社会中心论或国家中心论”。因此,执政党和国家对大学的治理应该积极干预以及有效地介入,使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组织体制和政治组织的功能传导与结构延伸,可以保证大学使命的完成以及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实现。目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就较好地实现了执政党与国家对大学治理的介入,也赋予了大学自治权,预留了市场与社会的参与空间。
2.强化国家与社会的强力合作
现代大学体系越来越大,发展速度也 越来越快,这也决定了执政党与国家不可能对大学的事务大包大揽,而是需要让渡部分空间给市场与社会。现代社会的分化使社会出现了众多非政府化的治理单位,与政府和市场一起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多元化的公共治理格局势不可挡。但是,社会的自治、社会成员的自我调节、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需要稳定的环境,并可能会产生高昂的成本。而国家机器可以强势调整社会关系与公共秩序,具有成本低、执行力强的特点。西方大学治理模式通常将国家与社会对立,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而我们应该在两者之间取长补短,在划定两者职能与权力边界的基础上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强力合作。从我国大学治理的历程来看,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都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可以互相修复或填补彼此的不足。因此,在我国的大学治理中应该加强国家与社会的强力合作。
3.防止市场力量的过度干预
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第4篇
关键词：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2-106-2
1 智慧政府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智慧治理研究背景
针对智慧治理这一新兴概念，经过了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不断地探讨，人们对智慧治理的认識也逐渐深入，专业部门认为，将智慧治理应用于通过一国的城市信息系统，对城市中的公共建设和相关服务进行划分、管理、资金投入和结合运行。智慧治理通过网络把安置于城市中的智能化机器串联成物联网，实现物理化城市感知，其中还应用了云计算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研究分析，实现数字与物联网的结合，对小至城市大至一国运行的各个部门进行智能响应支持，智能治理就是将数字城市加上物联网。
1.2 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1.2.1 缺少专项性、完整性
在针对智慧政府治理方面，由于相关专项性研究不足，信息资源少的原因，造成相应研究人员视野不够宽广，关注面只是“管中窥豹”，只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况，如在研究中仅仅表明了政府处于什么地位与发挥怎样的作用，或浅显地展示智慧政府运行方式，这样对智慧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就还不够完整。
1.2.2 研究不够深入
学者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对整个智慧政府系统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视野，但需注意的一点是，不足在于仅仅基于对知识进行介绍，将共同点对比，而未展开研究与叙述，造成了虽然视野较大但是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出现。
2 治理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2.1 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能力
一国的发展应该在经济上体现出来，经济有了稳步发展，才有继经济发展成果使社会均衡。应在社会区域内，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然后将其高效利用，实现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满足社会民众在经济需求意外的对社会的需求，让其合理地运用社会资源。这种治理能力包含着治理的内涵与方式，以及相应的途径和手段，若不能制定公共政策应对国家社会经济稳步增长，无法推进社会均衡发展步伐，则这个政府便是不负责任的。
2.2 维持税收及财政收支平衡能力
税收与财政支出的问题涉及一国是否可以稳定发展，对待基础性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税收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重中之重，税收若流失犹如大出血，在队公共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不公现象，国家对此绝对处于零容忍，因此国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防止税收流失的情况出现，税收问题也可以衡量出一政府在经济治理能力方面的能力。就公共财政收支平衡方面而言，政府首要问题就是决定能稳固本国经济发展的财政收支结构，避免财政流失。
2.3 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对比过去的世界交流，现今世界各国间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也趋于一体化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在技术与资本方面比一般国家在更早已经开始积累，进而这些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水平与信息资源，所以占尽优势，后发国家看见差距也纷纷迎头赶上，就这方面而言，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也是良性的竞争，有益于解决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避开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去真正借助这样的趋势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3 智慧政府治理结构与模型
3.1 支持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撑
3.1.1 数据提供平台：云计算
云计算属于分布式计算，是一种服务并且实现管理的平台，它的特点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资源共享中心获取需要的资源，十分便捷。在建设国家信息化道路中，可以利用此技术，将统一要求通过规定的信息机制将政务信息集中至云计算平台中，实现信息在政府间的自由流通。云计算平台通过资源共享来服务，共享分为P2C（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共享），C2C（客户间共享），P2P（供应商之间共享）这三种共享方式。
在共享的过程中要注重政府信息的安全性，云系统数据中心需要实时监控以外信息外泄，以及注重建设平台的成本，形成一个整体无须再单独建立平台，这也是云平台的优点，比较节约资源。如图所示为云计算平台结构图（图1）。
3.1.2 算法支持：大数据
大数据来源于庞大的数据，十分广泛，数据大到轻松超出传统方式下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能力，就好比全世界互联网一天所产生的数据总数可达800EB，需要用1.69亿张光盘才够存储这样庞大的数据。大数据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将数据瞬间捕获并进行直接处理，避免了数据压力又提高了决策效率。大数据还具有多样性，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多样的数据结构。海量的数据所包含的价值是无穷的，但是巨大的数据不代表都是有用的，很多无关信息导致数据厚度不足，所以需要将获得的数据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
3.1.3 物联网技术
早在2010年，国家总理温家宝就提出过物联网相关信息，认为物联网通过大量的信息传感设施把所有东西与网络连接，进行实时通信，实现智能化网络，物联网建立于互联网基础上而不仅是互联网，而是超出互联网的延伸网络。物联网具有全方面感应，将物体接入网络与智能化处理三个特征，达到通过识别利用各种二维码或传感器立马获取相关信息，将信息进行共享，再智能决策与调控的目的。
3.2 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途径
3.2.1 完善相应法律，提供智慧治理保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对隐私保护造成了威胁，互联网因为随时随地的特点令隐私所具有的地域和时间保护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性，虚拟网络在这样的情形下显得不那么虚拟了，用户所具有的IP地址其实就包含着客户的个人信息。我国较其他起步较早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方面还不够完全，所以需要完善与新增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是要实事求是，也要注意解决好新老法律的冲突。
3.2.2 注重發展信息产业，稳固智慧治理根基
对于发展初期的企业，要注重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在扶持企业时要加强推进创新体制，投资以鼓励企业创新，提升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引进高素质人才与培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相关战略，对于新技术研发成果需要及时进行专利的申请，保护好研究工作，并且鼓励技术研发，设立相应研究基金，奖励有贡献的个人与企业。
3.2.3 鼓励全民参与，建立良好政民关系
政府要积极做到将数据公开化、透明化，应及时通过互联网将公共数据信息发布，让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政府，了解政府执行的公共事务，使民众主动配合政府进行的治理工作，通过互联网，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应该逐渐转化为以用户为中心点，加强互动，由封闭状态逐渐变成多元化的政府，不仅需要信息技术还需依靠各界力量，才能实现治理的目的。
3.3 智慧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3.3.1 治理观念和方式面临的挑战
虽说长期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下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的特点即集中、统一化，这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统一与全能性，但是出现一些地方官员管权主义较重，对民众态度比较冷淡的现象，他们应对新兴事物接受较慢，信息处理能力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通常靠以往的经验凭个人就做出了决策，没有经过实地调查，这样就无法了解全面的状况，也无法很好地解决公共事务。
3.3.2 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治理实施过程中有极大可能涉及关于隐私的问题，但由于大数据时代缘故，隐私恰好都隐藏在了日常生活信息中，一旦民众的隐私遭到泄漏，那么会大面积地触动民众的神经，造成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与恐慌，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怀疑态度与不配合工作的行为。出现这样的危险状况，说明国家政府相应的保障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对当前的政策法规做出改变，改进法律以及颁布更具针对性的法律，在享受大数据时代的便捷性同时，更应兼顾政府与民众信息的安全，处理好民众与国家间的关系，这也是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
4 总结
2013年至今，我国的智慧治理城市已经达到150个，总体看来政府的治理能力构成要素是政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在智慧政府治理中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应用起到推动发展作用。政府已初步意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影响与智慧治理的巨大价值与回报，通过智慧治理理论进行对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若想要达到智慧政府的目标，需要政府内部的转变与联合各界力量共同进行治理。
本文通过分析智慧治理能力构成要素，从而说明政府
社会治理要素 第5篇
一、利益分配原则注入和谐元素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社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财富分配。毋庸质疑，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社会不安宁、不和谐。因此，应通过利益分配原则注入社会的和谐元素，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格局，有些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许多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出现由此引发，因此，对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作出必要调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利益分配的原则，应当始终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妥善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到社会稳定、和谐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统一。在制定政策和出台改革措施时，要注意反映和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利益关系，依法保障不同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其利益行为。同时法治要与德治相结合，既要坚持原则、依法行政，又要做好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二、社会阶层层面导入和谐因素根据现代阶层理论，阶层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可划分经济标准、政治标准、职业标准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传统社会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的态势，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不同阶层的存在，必然导致相互矛盾和摩擦。例如，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社会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有效处理阶层矛盾、优化阶层结构既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从国际经验看，最和谐稳定的社会应当是中间社会阶层占多数的社会。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中国家庭财产在15万元至3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以每年1%的比重增长，呈加速成长态势。1999年中等收入阶层比重为15%，～年达到19%，预计到2020年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望达到40%。应保持和促进这一良好的发展趋势。
三、民间组织作用融入和谐情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因此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的民间组织，即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社团组织。民间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的有效补充在社会和谐上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民间组织具有为成员办实事的服务功能，由于其所固有的自生自灭的属性，使其必然以服务为天职。其次，民间组织既有协调其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协调国家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功能，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其三，民间组织具有监督的功能。其四，民间组织具有公证的功能。民间组织因其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种“兼顾两头”的性质，决定了民间组织要公正。其五，社会民间组织还表现为具有智囊团、思想库的功能。近年来，政府出台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宏观决策与微观政策的翔实依据，有相当部分来自于社会民间组织。另外，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民间组织充当了安全阀的作用。在社会冲突起于萌芽之时，最先觉察社会冲突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民间组织，并可协助政府起到调解冲突、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所以，政府应当大力扶持民间组织，社情～的调查等有益于国泰民安的重大社会活动应欢迎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
社会文化要素对市场营销的影响 第6篇
带来的影响。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跨国营销实质是经营者跨越文化障碍，到异质文化环境下销售商品或服务的行为。与单一文化环境营销相比，跨文化营销难度更大，失败率更高。美国著名杂志《电子世界》在以“什么是全球市场成功的最大障碍”为题，对全球性的企业进行咨询，其结果是文化差异被列在法律法规、价格竞争、时差、外汇、信息、语言等因素之首。很多情况下，忽视文化差异会造成巨大损失；而成功利用差异，也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国际市场营销活动中，应始终牢记：文化没有对与错、好与坏之分，有的只是差异!
一.社会文化要素上的差异的产生
人类生活所依赖的自然环境是多姿多彩的，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加上不同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文化早已融入到人们生活之中，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
二．不同社会文化要素对市场营销的影响
语言
语言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最明显的标志。企业在同国外市场打交道时，经常会碰到语言障碍，这种障碍导致沟通不畅，营销困难。比如：同一国家可能有多种语言，如加拿大、新加坡等。另外，即使语言相同，但由于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的含义会有所不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雪佛来系列中的一种车使用“NOVA”品牌，其英文意思是“神枪手”，在西班牙语中却是“跑不动”；三菱公司曾在欧洲销售一种名为Pajero的吉普车，由于十分接近西班牙语中的“鸟”字，在经历数月的调查后才查清这个词在马德里市有卑鄙的含义，只好将车改名为Montero(圆猎帽)。因此，掌握目标国当地的语言非常重要。如果实在有困难，可考虑请当地代理商、推销商作为产品分销渠道，或请当地的广告公司代为设计广告，也可聘用当地人员进行促销活动。此外，了解当地语言并给以恰当的翻译，对于产品顺利进入目标市场也不容忽视，因为字典上的释义往往不同于习惯上的释义。中国的产品出口中就曾出现过不少这样的反面案例。例如，中国曾经风行的名牌电池“白象”，进入欧美市场时直译为英文“White Elephant”，是“大而无用”的意思。中国的著名牙膏品牌“蓝天”直译成英文“Blue Sky”，而这在英语俚语中是“呆坏帐” 的意思，与中文的美好含义大相径庭，销路自然不好。为避免翻译问题，营销人员应尽量向当地人请教，或采取“两次翻译”，即把翻译后的文字再请当地人译回本国语，看是否有不当之处。
美学
美学通常是指一种文化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不同国家、地区的民族和地区，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的不同，审美观点也各不相同。美学对于市场营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设计产品、包装和广告时，要注意不同国家的审美差异。比如，传统上中国人喜爱荷花，认为其“出污泥而不染”，视为纯洁的象征，但日本人却认为荷花不吉利，代表祭奠；中国人忌讳乌龟，日本人却认为乌龟是长寿的象征中国人视菊花为谦谦四君子之一，将中秋赏菊当作乐事，而欧洲人则忌用菊花图。外国人不太欢迎中国的一些商标，比如用动植物名，特别是“龙”。中国人觉得龙是很吉祥雄浑的，而许多西方人往往把龙与好莱坞灾难片中的恐龙联系起来，觉得龙是非常恐怖的妖魔，张牙舞爪，造成灾难，西方人惟恐避之不及。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指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社会组织通常表现为两类一类以血缘
关系为基础，而另一类是按年龄、性别或共同的兴趣组成的群体。例如，不同国家家庭大小及结构大不相同，欧美、日本这些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通常是表现为小型家庭比较多，对于这些国家，产品包装就不宜过大，促销也比较容易进行，往往针对性更强；而有些国家，则非常看中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例如意大利，因此供应意大利市场的洗衣机、洗碗机、冰箱 就要求体积尽可能大。而一个人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同国家也各不相同，例如大多数瑞士、英国妇女认为整理房间、洗衣服等家务劳动是妇女的本分工作，所以不愿用那些减轻家务劳动的电器设备和其他日用消费品，以免被称为“懒惰的主妇”。而当代美国妇女却愿意参加社会活动，渴望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于是，雀巢速溶咖啡在采用同样的广告策略进入英国和美国时便遭遇冰火两重天。在美国，其速溶的诉求大受渴望减少家务工作的美国妇女的追捧，销路一路上升，而在英国，则遭到家庭主妇排斥，原因在于谁购买雀巢速溶咖啡，谁便有“懒惰主妇”的嫌疑。
教育
教育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人们的文化素养，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消费结构、购买行为和审美观念，从而影响企业的营销活动。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对国际营销的产品、定价、分销和促销策略产生重大影响。就产品来说，现代化的产品需要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来使用和维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愿意接受新事物，且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比较强，他们常常是新产品的率先使用者。就促销来说，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对报刊杂志、多媒体的需求高，接受的宣传工具多，获得的产品信息量大，消费者容易接受文字宣传的影响，广告投放的媒体选择余地大，效果好。而文盲率高的国家，一般则不宜采用文字宣传，更适合选择广播、电视、图片广告等较为直观简洁的媒介。
宗教
宗教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从而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企业要成功进入某一个目标市场，尤其是宗教信仰观念浓厚的国家，必须要了解当地的教规，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并可以适当加以利用。日本精工(SEK0)公司为伊斯兰教徒推出了功能新颖的“穆斯林”手表，此表能将世界各地140个城市的当地时间转换为伊斯兰教圣地—— 麦加的时间，每天呜叫5次提醒使用者按时祈祷。这种表一经问世，就受到世界各地的 8教对动物、烟酒、肉食等的需求和使用有不同的禁忌。如伊斯兰教徒禁食猪肉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食品。印度教教徒则将牛奉若神明。在法国，海尔产品主要标志是一个棕色皮肤、一个白色皮肤的两个小男孩，许多在超市买空调的中年女顾客非常喜欢，把他们和西欧传统中的天使形象联系起来。在中东，这两个小孩就不能出现在包装上，因为两个家伙没穿衣服。
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婚丧习俗、饮食习惯、节日习俗、商业习俗等。世界各国的风俗习惯千差万别，甚至在同一国家中，不同的地区也有极不相同的习俗，因此企业在进行营销活动时，要格外注意。
(一)消费习俗
法国人以喝酒闻名于世，其酒精的人均消费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统计，法国人每人每年喝16公升酒，早餐他们就把白兰地倒八咖啡杯中喝，上午吃点心时也要小酌一杯，午餐和晚餐则要喝大约两公升酒，饭前喝开胃酒，饭后喝白兰地。在法国，瓶装水甚至比酒还贵。欧洲迪斯尼乐园在经营上犯的致命错误之一就是“乐园内不提供酒精饮料”。
(二)人际交往和商业习俗
在人际交往和商业习俗上差别也很大。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人常常将沉默视为反对的意思，日本人经常利用这一点在谈判中少说话，使美方进一步让步，以得到更多好处。日本人在生意洽谈时很少当面做出拒绝和否定的表示，他们对于对方的提议总是说“是的”，这令
外国人经常迷惑不解，因为他们所说的“是的”仅仅表示“我知道了”或“我听到了”，而不是外国人通常所理解的“我同意”。
(三)传统节日及庆祝方式
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和庆祝形式。中国的传统节日有春节、中秋节等；欧美许多国家有圣诞节、狂欢节、复活节、感恩节；日本人有成人节、女孩节；伊斯兰教国家有古尔邦节；印度国家有德赛节；世界各国还有五花八门的食品节、服装节等等。这些节日期间往往是人们购物的高峰，企业应事先了解节日有关情况，抓紧时机，扩大销售。
三.针对不同社会文化开展市场营销的应对策略
1.摒弃“自我参照标准”(The Self-Reference Criterionand Perception), 加强文化交流。所谓“自我参照标准”, 指的是“无意识的参照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即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去推测异国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认为在中国畅销的东西拿到国外也自然畅销, 中国的习俗在国外也照样能行得通。摒弃“自我参照标准”, 旨在更好地通过与国际市场的文化交流, 提高自己接受文化差异的能力, 以达到跨越各国的文化差异, 消除文化障碍, 适应 异国消费需求之目的。不断加强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乃是了解目标市场文化特点, 消除文化障碍的最好办法。必须在主观上努力克服“自我参照标准”, 通过文化交流, 增强自己接受文化差异的能力, 学会用外国顾客的文化价值体系来评价自己的产品,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开发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但却并不互相排斥, 反而互为补充, 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单一性。美国的肯德基在中国的巨大成功可以说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
体中, 在跨国经营中,可以采用文化注入式营销的主要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代表国家形象、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的产品, 以及企业形象等。先进技术的迅速传播和广泛运用, 可以快速填补东道国的空白, 因而各国对科技的排斥是相对较小的。企业形象包括一个企业的总体文明状态, 可以说是一个企业的文明度、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总汇。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中赢得顾客的信任和市场开拓。当企业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注重维护公众利益, 为市场提供实用、便利、经济、安全、环保的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时, 便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增强了顾客对企业的美誉度和信任度。这种经验、感知、印象在顾客购买行为中, 往往起着决定性的长期作用。它不仅使企业保持原来的忠实顾客群, 而且能吸引更多的新顾客。企业在跨国经营中, 凭借其良好的形象, 可以得到东道国股东、金融机构在资金方面的支持, 得到当地中间商的合作, 得到社区居民、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的信任和喜爱, 得到政府在财政、税收和政策上的扶植和帮助。
化变迁策略。文化变迁策略是指利用母国强大的文化优势, 抓住开发国文化变迁的时机, 使开发国文化顺应自身的需要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营造新的营销环境, 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从可口可乐、麦当劳、必胜客这些美国企业对中国快餐市场的冲击, 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变迁力量之巨大。相对而言, 在开放性比较大, 文化对应性比较强, 亚文化类型比较多的国家较易于采用这种文化变迁的营销策略。企业在进行国际营销的过程中, 既要针对异国的消费偏好推出适其所需的产品, 讲究文化适应性, 更要善于在推销产品的同时推销观念, 以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左右异国消费者的购买观念, 促进其文化变迁, 从而为自己创造新的 国际市场。
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要对文化要素有足够的了解，并能尊重、包容甚至合理利用这些不
同文化的差异。可以留心观察，也可向当地人请教。不能将部分夸大造成以偏概全和僵化。并且在适应和吸收客户所在国文化过程中，促进自己国文化被认识和接受，在此基础上促进自己的商品被接受，才能取得成功。
引用文献：
1.汪清囡 跨文化营销的风险及对策【J】价格月刊2007年第6 期
2.刘英瑞 荣高悦 韩爱芹 文化差异对跨国营销的影响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