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矿60年辉煌历程

中国五矿60年辉煌历程（精选6篇）

中国五矿60年辉煌历程 第1篇

建设风云

十年创建历程，尽管粗糙，尽管懵懂，尽管机制僵硬，但却真真正正为五矿注入了鲜活之血，铸下了五矿的堂堂精魄

50年代，中国矿产公司在宝禅寺谈判室与日本客户谈判的情景。（左始：孙耀甫、宋来崇。日本：兼平、志村）

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

这一年的3月，在宝禅寺街三号一处安静的四合院内，时任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处长的商广文把桌椅摆成办公格局，并找来一张纸，用毛笔写上“中国矿产公司筹备处”的字样。

1950年4月7日，宝禅寺街三号的院落门口竖起一块崭新的牌匾，中国矿产公司正式挂牌办公。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从零开始”。没有货源网络，没有对外销售渠道，没有可以利用的私商通路，更紧要的是，缺乏具备外贸经验的专业人员。公司正式挂牌办公那一天，只有员工14人。

伴随着1952年新中国的第一轮贸易管理体制改革，矿产公司等外贸公司划归外贸部管理，其中，天津进出口公司被改组为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以下简称五金公司），这是今天中国五矿的另一个前身。

就此，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的两个前身因共和国的需要而诞生了。就是这个机构，在之后30年里将成为中国五金矿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独家经营体；而在60年之后，它将成为年经营额逾千亿元人民币的跨国企业，世界最顶尖的500家企业之一。

新生命需要成长的过程，但新中国建设的急迫性却无法给予它们这个阶段，它们注定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尽快壮大起来，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初担使命

二战之后，中国与苏联成为紧密盟友，同时遭到美英等国家的敌视。苏联迫切希望通过从中国进口战略物资来缓解需求。其中，矿产公司承担了主要任务，尤其是钨、锑、锡等苏联短缺的重要工业原材料的供应。

当时，矿产公司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苏联出口炼锡4211吨。为了保证完成出口任务，公司和有关单位一道，历尽艰难，想方设法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此，周恩来总理曾于1951年1月27日颁发了“表扬令”予以表扬。

在矿产公司成立第一年，公司实现出口创汇5137万美元，占全国各类商品出口贸易总额的9.24%，并在天津、昆明成立了分公司，在长沙、南昌设立了办事处。

可以说，尽管内外条件限制重重，矿产公司仍不辱使命，克服诸多困难，初露峥嵘。

在建国初期，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朝鲜、蒙古、越南也是矿产公司的重要贸易对象。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往来让中国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但很多关乎国民经济建设以及国防建设的重要产品，兄弟国家并没有能力提供。这就要求新中国必须突破封锁，想方设法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关系。而这项任务，就落在包括矿产公司、五金公司在内的各国有外贸公司的肩上。

1950年，日本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唯一资本主义国家。1950年6月中旬，矿产公司收到中国土产出口公司华东区公司转来的香港合众有限公司信函。函中反映了日本对铁砂的需求情况。得到这一线索后，矿产公司立即将向日本出口铁砂列入日程，并开始对国内铁砂货源进行摸底。

在一系列的准备及努力下，矿产公司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通过中国土产出口公司华东区公司与香港合众有限公司成交5笔铁砂共约6.7万吨，分别提供给日本八幡钢铁公司、富士钢铁公司、日本钢管公司。在当时，这次以民间方式进行的铁砂交易影响深远，表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并非牢不可破。

在矿产公司完成第一次对日铁砂贸易后，中日间的贸易由此开端。1952年6月1日，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之后于1953、1955年双方陆续签订第二次、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到1955年，矿产公司对日出口总值上升到400多万美元，占对资出口总值的56.7%，主要商品是煤、镁石、镁砂、滑石块、矾土等。

也是从这时开始，中国逐渐打破了美国主导的对华封锁禁运政策。

打破封锁禁运

中日民间贸易打开了对资贸易的缺口，但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言，单是日本还无法满足国内经济所需。为此，新中国开始在国际上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1952年4月，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召开。在中方的努力下，中英两国代表经过谈判，达成总额为200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指示贸易部领导，要求同英国贸易界人士多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封锁禁运。

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中英双方决定互派商务机构。1954年11月20日，一个阵容豪华由英国工商界人士组成的贸易访问团抵达北京。他们被称为中英贸易的“破冰者”。这个访问团的成员包括英国的航运、银行、大制造商与中间商，其中有许多是经营禁运物资的厂商。

为此，矿产公司特意派人到对英谈判办公室办公，积极联系，洽谈交易。这次中英贸易，是矿产公司第一次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客户直接洽谈并签约。

1956年6月4日，英国宣布准许其殖民地政府对苏联禁运单范围以外的商品，利用“例外程序”向中国出口。因为中英贸易的发展，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宽对华贸易禁运，加大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为配合新业务开展，五金公司于1955年4月设立了对资出口处，以集中力量开展对资出口。1956年10月，矿产公司增设商品业务第三处，专门负责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及进口业务。同时，五金公司开始兼营进出口，建立以业务为中心，以商品为对象的经营体制。

与此同时，矿产公司制定新经营方针，强调要尽可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由于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两公司的对资进出口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1956年，矿产公司首次以自己的名义邀请了一些外商来华洽谈贸易。同时，矿产公司和五金公司还利用从1957年开始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来吸引外商，并使之逐渐成为矿产公司和五金公司对资进口钢材的主要交易场所。

可以说，在50年代中期，矿产公司和五金公司很好地把握了国际政治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并能积极主动地为自己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从而在对资贸易上打开了一个具有极大成长空间的局面。

1958年11月，中国五金进口公司副总经理王超北访问联邦德国洽谈购铜业务。步入正轨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中国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这座作为新中国辉煌成就代表之一的大桥，建造时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核心部位所用钢材全部进口，这个任务就是由五金公司完成的。

1957年，中国度过了喜悦祥和的一年。矿产公司和五金公司也开始计划，希望在来年公司业务有更大的发展。但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让新中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建设成果遭到极大破坏。

在外贸部提出的“大进大出”方针指导下，外贸系统出现了相互争客户，争市场，落价竞销，抬价竞购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在1958年8月作出《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对外贸系统出现的混乱局面进行治理，对外贸部的“大进大出”方针加以纠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损失扩大。1958年之后，矿产公司及时采取措施，增加对资出口品种，扩大对资出口地区，使矿产品的对资出口贸易迅速恢复了增长势头。

从1950年到1959年，矿产公司和五金公司经历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过程，贸易额逐年增长。

到1960年，矿产公司和五金公司当年出口金额合计达到5880万美元，在外贸专业公司中名列第四。

纵观整个50年代，矿产公司和五金公司从诞生、发展，到步入正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过程。在共和国最危急的时刻，这两家公司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进口国内短缺的、急需的、重要的五金矿产品。尤其在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时，公司，打破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禁运。伴随共和国走过第一个十年，矿产公司和五金公司也完成了它们最初的使命。

1960年12月，遵照外贸部指示，中国五金进口公司和中国矿产公司合并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并于1961年1月1日正式对外办公。

回首当年，从商广文写下“中国矿产公司筹备处”起，到1960年12月矿产公司与五金公司合并，十年创建历程，尽管粗糙，尽管懵懂，尽管机制僵硬，但却真真正正为中国五矿注入了鲜活之血，铸下了中国五矿的堂堂精魄。（文 / 孙忠一）

珍贵的窗口 封锁禁运、贸易冻结、文革**，在困境与机遇中的中国五矿摸准市场脉络，争取一切先机，打开了一扇扇贸易窗口，在不断奋争中蓄积着力量

1965年，以曹中枢总经理为首的五矿总公司贸易代表团访问欧洲四国（法、奥、意、英），1965年7月间访问意大利Finsider集团Dalmine钢管厂谈判后合影。

20世纪60年代，百业复兴，正步入蓬勃发展阶段的中国，却从新生的喜悦迈进一段始料未及的艰难时期。

中国的对外贸易随国际、国内风雨起起伏伏，在冲破重重困难中艰难成长。中国五矿作为中国外贸战线的主力军，承担着攻坚克难的艰巨国家使命，并作为中国打破封锁、实现战略转移的先头部队，打响了一场场漂亮的商战，也品尝了国际商场上艰涩的苦果，走出一条喜悦与痛苦交织的风雨沉浮路。开拓西方市场

有学者这样评价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五矿在困境与机遇中不断奋争，贸易的重点对象，从对苏联、东欧等国家转向对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1966年中国五矿对资出口1.8亿美元，比1955年的1100万美元增长了15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年份。贸易国家和地区扩大到79个。出口商品也增加到148个，特别是增加了钨砂、钼砂和一些稀有金属的对资出口。

60年代，“白银专案”和钨砂对资出口是中国五矿值得大书一笔的两大案例。1960年四季度、1961年一季度，为了解决外汇需要和配合中国外交活动，外贸部根据中央指示，两次向中国五矿下达了“白银专案”的出口任务，共4375吨。

中国五矿在接到任务之后，立即成立“白银专案”小组，统一领导，集中经营，对进货、外销、运输、存储、收汇一管到底。尽管内部做了充足的功课，但真正进入市场寻找成交机会的时候，国际市场成交量骤然减少，价格下跌到了中国五矿掌握价格之下。

是调低方案价格，还是坚守阵地？专案小组制定了对策：方案价维持不变，但不主动出击。

果然，“坚持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外商向我方递盘，我方报价后，外商大幅杀价，我方则表明一个便士也不下调，也不过多纠缠”。这段简单的史实记录，再现了中国五矿在初次激烈的价格战中沉稳的表现。

不久，国际市场上交易渐趋活跃，价格稳步回升。中国五矿白银专案小组抓住时机，将报价又适当调高，结果每吨白银实际售价比方案价高出约160美元。

从1951年至1969年，中国五矿共出口白银7047吨，价值2亿多美元。其中对资出口4250多吨，占出口总量60%以上。出口量的最高年份就是执行“白银专案”任务的1961年，达3393吨。

在“白银专案”后不久，中央又批准了钨砂可以对资出口。中国五矿确定两种方式：一是委托驻英商务室推销，并请他们推荐客户；二是通过广交会洽销。

经过一年多的试销活动，1961年实现对资成交212吨，约23万美元。1962年为676吨，约39万美元。1965年秋季广交会，靠做钨砂起家的英商立德尔，获得了英国垄断贸易行的支持，并提出一系列苛刻条件。中国五矿迅速稳住阵脚，分头研究，与立德尔进行了反复的交锋，最终的交易价格和数量两方面都超过了原定计划。1966年，中国五矿对资出口钨砂已突破万吨，达12563吨。

这一时期，中国五矿积累了丰富的贸易经验，尤为可贵的是，为了发展对资出口，中国五矿牵头组织召开了各种商品的调查会、碰头会，形成了对资贸易运作的一整套经营管理机制，为日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财富。贸易推动时局

1960年12月，中国矿产公司与中国五金进口公司合并，改名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图为两家公司刚合并后搬到二里沟的合影。

尽管20世纪50年代的中日关系、民间贸易总体趋暖，然而受到1958年长崎暴徒撕毁中国国旗事件的影响，60年代初两国贸易再次冻结。为了尽力挽回局面，两国友好力量做了大量努力。

1961年，中国五矿从日本进口钢材30798吨，恢复了中断两年的进口贸易。同年，对日出口炼焦煤、生铁、锡、镁石、砩石、滑石块、石墨、重晶石、球石、石膏、矾土等产品，出口实绩为750万美元。1962年5月，中日双方探讨了进一步扩大中日民间贸易的问题，一致同意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民间贸易的发展。

为了具体实施已达成的共识，1962年，日方代表高碕达之助与主持对日工作的廖承志签订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后简称“L?T贸易”），这是中日战后缔结的第一个长期民间贸易备忘录。1963年，L?T贸易正式实施，其中五矿经营的煤、铁砂、锡在出口商品之列，有效期到1967年12月31日，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

此后，中国五矿对日出口额迅速增加，1963年为1172万美元；1964年创50、60年代的最高纪录，达5582万美元；1966年上升到4314万美元。

进口方面，协议规定，中国五矿1963年钢材进口640万英镑，其中特殊钢为1.5~2万吨，付款方式是交货后两年支付，利息为年率5%。由于利息问题，日方没有按协定执行而未成交，最后只成交了马口铁2950吨。同年，日本特殊钢代表团来京洽谈成交了11700余吨。第一年L?T备忘录贸易进口钢材签订合同共计14718吨，656万美元，完成原协定金额的36%。

1964年的L?T贸易，日本对中国钢材出口实行预付20%货款，其余装船后两年内每4个月付一次，分4次付清，双方谈判进展顺利。

1965年8月，中国五矿正式更名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当年，备忘录贸易成交钢材72739吨，占全年从日本进口钢材的34%。

接着，由于“吉田书简”事件，L?T贸易后期出现下降，中日贸易在低谷中艰难前行。1966年5月，日方松村谦三和中方廖承志达成协议，决定继续进行备忘录贸易（Memorardum Trade，简称MT贸易）。MT贸易的第一年，中国五矿从日本进口钢材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进口总量首次超过100万吨，比1967年增加66.7%，占全年从资本主义市场进口钢材的53%。

1968年11月，由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日美共同声明”，中日关系恶化，MT贸易一蹶不振。1969年、1970年的MT贸易，经过长时间谈判才得以签订。

中日备忘录贸易，前后持续了10年，频繁的贸易往来，对于密切双方的联系、互通信息，直至实现邦交正常化，发挥了非常有益的作用。风雨沉浮中坚守

上世纪60年代，自然灾害与人祸接踵而至。在继续执行“二五”计划、探索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中，国民经济进入三年调整期。

在配合国家外交工作的同时，中国五矿也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物资支持的重要任务。当时，新建石油工业所必需的石油套钻管全部依赖进口。五矿进口钢材989万吨，其中用于石油工业的石油专用管约66万吨，从物资上保证了大庆油田顺利出油。

同时，五矿总公司还大量进口有色金属，如铜58万吨，铝22万吨，镍4.4万吨，钴2930吨。这些物资弥补了国内生产供应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

到1965年，中国外贸刚刚恢复元气，一场更为猛烈的极左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人帮”诬蔑外贸部是“卖国部”，执行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个别单位曾派人送大字报到五矿总公司，攻击出口钨砂的方针政策。而五矿员工更加忙碌，原来200多人的五矿总公司只允许留下108人，业务人员大量减少，严重影响了公司外贸业务的开展。

“文革”期间是五矿总公司对资出口索赔最多的时期。这些索赔涉及到包括品质、包装、拖交等多个方面。五矿驻外机构纷纷告急：水泥脱销、型钢脱销、锑品未能履约、砩石发生索赔等等。而日本等国则乘机抢占市场，积极扩大产品推销。1968年，经派驻外贸部军代表批准，五矿总公司“革委会”成立。1969年，外贸部批准五矿总公司成立“核心组”，并派军代表到公司主持“核心组”工作。五矿总公司政治处作为“核心组”的办事机构恢复工作，党团组织同时恢复活动。

在中国的这段苦难历史中，惟一值得五矿人庆幸的，就是公司里的批斗和派系斗争并不严重，没有发生过一次武斗事件。

一些经历过那段风雨飘摇岁月的老五矿人谈起这个奇迹，不约而同地把原因归结为“五矿人一直就很团结，风气好”。（文 / 孙忠一）

市场巨人 改革攻坚时期，市场风云突变。新时期的五矿在变革之路上励精图治，在激荡起伏的经济大潮中创造了公司成立50多年前所未有的奇迹

1992年7月，以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为核心企业的中国五矿集团成立，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

“中国的经济好比一潭水，国有大中型企业搞活了，这水才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实现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愿五矿集团能担当这个重任！”上个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五矿集团顾问厉以宁许下这样的期待。

伴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迈向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使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的阶段。集团试点初起步 1991年1月，中央政府决定选择100家左右大中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赋予试点企业集团在计划投资、资金融通、自营进出口、国有资产管理、人事、外事等方面更大的决策权。

1992年，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首批55家企业集团试点和7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之一。

集团是多个法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组成的企业联合体，如同一支庞大的舰队。以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为核心企业，随后，五矿全资组建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作为集团的紧密层，先后成立了财务公司、房地产公司、国际货运公司等。

与此同时，利用授权经营的优势，五矿选择性兼并了几家地方生产性企业，并对其进行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加速了实业化的发展进程。

接下来的几年，大刀阔斧的体制变革加剧了市场竞争，继续刺激着传统外贸领军企业的神经。中国五矿一步步经历了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逐渐没有了计划经济时代进出口专营政策的“王牌”，国内相关领域的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外资企业加大进入中国市场的力度，跨国企业加快全球并购。从拿着金饭碗吃饭，到骤然进入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1993年，五矿感受到的挫败尤为明显。

钢材市场前所未有的繁荣成为经济过热的显著标志，在宏观调控紧急刹车之后，钢材价格一落千丈，作为主营业务的重要一部分，中国五矿遭遇着市场波动带来的沉重打击。

此时，中国五矿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一方面对内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巩固调整，完成对国内企业和海外企业的清理整顿；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创新手段壮大实力，而在资本市场的搏击则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扬帆资本蓝海

1997年5月，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图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周可仁总裁执锤敲响了开盘的锣声

上世纪90年代，源于经济转轨过程中企业的内生需求，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萌生。

以传统外贸为主业的中国五矿敏锐关注着时代变化，在多元化的战略项目上不断开花结果。此刻，金融业朝阳般的发展引起了五矿的关注，而中国金融最早成熟的区域――香港成为了不能忽略的战略要地。1993年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收购香港第一太平银行部分股权，一举成为第一太银的第二大股东。这次大陆企业首次涉足香港金融业的行动，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瞩目。

对于一个不能懈怠的实体，汲取一切有益于发展的因素是保障企业灵活应对变化的关键。在中国股市尚显稚嫩的起步阶段，五矿抢占了关键的时机，备战上市的工作在外贸领域率先展开。

1997年5月28日，五矿发展正式在上交所上市。8点40分，出席开盘仪式的贵宾车队驶抵上交所。9点25分，上交所开盘的锣声被敲响。中央大屏幕上即刻显示出“五矿发展―18．8”这一集合竞价数字，瞬间掌声雷动。

“五矿发展”上市挂牌交易，不仅使当时的中国股市外贸板块增加了新的大盘股，也标志着国有大型外贸企业在资产重组、筹资融资方面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有专家评论：这对于搞好搞活国有外贸企业，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国有企业上市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筹集资金，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股份制这种形式，建立起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机制和严格、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企业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

除此之外，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成长，逆境中的中国五矿推开了资本运作的多重窗口，从1996年开始，先后4次在美国成功发行共计5亿美元的商业票据，不仅起到了融资作用，还显著提高了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知名度。战略转型开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效率低、负担重等原因，陷入了发展的困境，亏损面逐年增大。

传统外贸垄断优势逐渐消失，市场压力下折射出的改革诉求已经颇为急迫。纵观国内外成功的贸易类企业，无一不是在其发展历程中顺应时势、主动变革，最终在市场中生存下来。

面对多种业务交叉，投资项目分散，风险管控稀疏的实际情况，1999年，五矿高层下决心推动一场跨世纪的战略转型，寻求新的价值增长点。

为了探索企业新的发展方向，五矿成立了发展战略委员会，借助外脑的专业优势，寻找到一条“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规划道路。长达两年多时间的发展战略大讨论成为五矿上下的一场脑力震荡，观念洗礼，各种建议纷至沓来，都旨在解决五矿至为关键的发展问题。

新的发展战略明确了五矿的发展方向，即“以贸易为基础，集约多元，充分发展营销网络；以客户为中心，技术创新，积极提供增值服务；使五矿成为提供全球化优质服务的企业集团”。

如果说这个方向还是企业与国际接轨过程中通用的常规用语，对于业务单元的划分则明确了未来的发展空间，也触动了过去长期形成的既有格局。

新发展战略将五矿的业务划分为钢铁贸易、有色金属贸易、原材料贸易、综合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及服务六大板块和货运、招标两个业务单元，实行以业务板块为主体的专业化经营与集中管理，解决了集团内部交叉经营和互相竞争的老大难问题。

始终把全面提升中国五矿的核心竞争力这一战略思想贯彻到战略管理的全过程，新战略得到了全公司87％以上员工的高度认同，并转化成全体员工的共同奋斗目标。

在总体发展战略下，各板块分别制定了分战略。战略转型没有捷径，在抓住资源优势的同时，五矿坚定选择了夯实优势主业。在理清了发展脉络，确定的发展方向之后，“业务跟着板块走，人员跟着业务走”，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在企业内部拉开帷幕。

新战略的实施与推进，一改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固守陈规的风范，现代企业制度高效创新的优势不断显现。通过整合调整，六大板块两个单元在市场上大展拳脚，五矿由一个单纯依靠金属矿产品进出口业务的贸易公司逐步向金属矿产品的勘探、开发、冶炼、加工、贸易为一体的金属矿产企业集团迈进。2007年战略转型的成绩初步显现，中国五矿实现营业额218亿美元、销售收入1540亿元人民币，一举跨入世界500强，在中央企业第一任期考核中被评为A级企业。在规模扩大的背后，是质量的提升，通过战略转型，五矿的盈利模式有了新变化：其控股的生产企业，即非贸易类业务开始超过贸易业务，实现的利润占五矿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在产业链条上，五矿围绕铁、铝、铜、钨等重点产品，初步形成了从勘探、开采、生产、冶炼、加工到贸易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加快产业投资，中国五矿的行业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十五”期间，中国五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3.5％，经营额增长了3.8倍，利润增长了6.3倍。合理的产业布局以及管理变革使战略转型实现了软着陆，国资重组和资本运作双双取得良好进展，新时期的五矿在变革之路上飞跃发展，创造了公司成立50多年前所未有的奇迹。（文 / 张艳）

开拓延伸的国脉 从国有大型贸易企业到国际金属矿业集团，在转型的探索中找到了明确的定位。这家关系国家命脉的中央企业担负起大国之使命，记录下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做出的应有贡献

2003年12月，中国五矿与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公司合资组建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图为苗耕书总裁参加挂牌庆典现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许多矿产资源的消费增速已接近或超过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尖锐。

目前，中国铜、铝、铅、锌等四种有色金属的原料均需进口，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有色金属消费市场。事实上，除了钼、镁等少数品种，中国可采资源储量只够开采10年左右。需求巨大，已是可见的现实。

在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势下,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利益出发, 构建中国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抓住了时代发展的紧要诉求，中国五矿在实现战略转型中，也成为了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主力军。

抢抓资源整合先机随着中国五矿战略转型的推进，其获取资源的方式也不断突破，最初的探索从向国外购买产能、稳定资源供应渠道开始。1997年，他们与世界最大的铝业企业美国铝业公司签订2.4亿美元生产能力投资协议，从而获得美铝公司按其全球平均生产成本供应为期30年、每年40万吨氧化铝的长期合同。中国五矿一举成为全球第16大氧化铝供应商。

同年，中国五矿与世界第七大铜生产商波兰铜业公司签署电解铜的长期采购合同，采购量占全国电解铜进口总量的1/10。随后，中国五矿分别与巴西CVRD、南非PMC等国际重要铁矿石供应商签署了铁矿砂的长期协议，与土耳其ETIKROM公司签订了铬矿石的长期协议，与加纳锰业公司签订了锰矿石的长期协议，保证了国内稀缺资源的长期供应。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五矿迈开了直接控制资源的新步伐。2003年4月17日，五矿与素有“中国钨金属之乡”的江西省修水县就综合开发香炉山钨矿正式签约，辐射全国近40%的钨资源量。5月18日，五矿在江西控股的第二家企业——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五矿有色控股69％，江西冶金集团公司参股31％。12月28日，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五矿有色以现金出资3.06亿元，占总股本的51%。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公司以实物资产2.94亿作为出资，占总股本的49%。三家新公司共同构成五矿有色钨产业上中下游价值链布局，此举使得当地的钨产品由粗加工向深加工方向发展，资源价值得到巨大提升。

实践还在继续，五矿联手资源丰富省份，创造了多方共赢的模式。作为电解铝生产的主要原料，国产氧化铝长期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此，五矿总公司联合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铝业公司，共同投资兴建了广西桂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氧化铝产量将达到160万吨，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力大为提升。2003年，资源性资产已占五矿有色板块总资产的62%。该年度有色板块实现经营额12.8亿美元，主营业务商品继续保持全国市场第一。从海外实战中崛起

2009年6月，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成功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主要资产，图为周中枢总裁（中）亲手引爆世纪锌矿的露天矿山

“对于优势资源，我们要有市场话语权，从探、采、选、冶、生产都要参与。对于国内没有优势的矿产，就到国外拓展。”五矿总裁周中枢这样的思路在“走出去”发展多年的企业身上有着最实际的体现。2004年春天，诺兰达首席执行官德雷克潘内尔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说有家中国公司想参与收购诺兰达。“中国五矿？是什么公司？” 潘内尔不得不对这个信息表示关注。这是后来震动全球的五矿收购诺兰达交易的开始，也是当时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起的最大一起收购。

虽然，从商业角度几乎达成的协议最终仍未能通过，但这一交易对中国矿业所具有的意义非同一般，它被视为中国矿业公司真正参与国际并购的开始。

“只有通过长期的国际化实践才能形成营销、投资、金融等国际化人才队伍，才能将跨国经营管理经验逐步转化成企业„走出去‟的内在能力。”这是五矿领导者的感悟。对于出海搏击尚显稚嫩的中国企业来说，快速成长与成熟的显得十分迫切。

两年之后，中国五矿在智力找到了新的合作方式。2006年，中国五矿和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经过十三次艰苦谈判，后者将在今后15年内通过合资公司向五矿提供约84万吨金属铜。更为重要的是，五矿同时拥有在2009年前后获得后者GABY铜矿25%~49%股份的选择权，这是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

只有练好了基本步法，才有在世界舞台长袖翩翩的优雅。当金融危机的风暴消减了大多数企业的气势，五矿却因为与澳大利亚OZ公司的顺利“联姻”，写下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日渐成熟的印迹。

OZ是澳大利亚大型矿业集团之一，其在澳洲昆士兰的锌矿年产量就在50万吨左右，是全球第二大锌生产商。而目前中国40%锌矿依靠进口，金属锌用量不断增加。显而易见，收购这样一家资源性的公司，对于中国来说，是很好的资源补充。

“这是金融危机退潮过程中，五矿捡到的一枚贝壳。”五矿与OZ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随着OZ陷入债务危机，五矿开始正式洽谈收购OZ。2009年2月17日，五矿向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提交了收购OZ矿业的申请。根据双方约定，由五矿有色通过协议安排方式，以每股0.825澳元的对价现金收购OZ矿业100%股权。

不久之后，3月27日，以军事禁区涉及国防安全为由，收购交易被否。五矿有色随即公布了调整后的收购方案，以12.06亿美元的对价现金收购OZ矿业除Prominent Hill铜金矿和Martabe金银矿以外的所有资产。新方案的战略意义在于保留了OZ矿业的大部分核心资产和其优秀的管理团队。两周后，OZ发布公告称，双方就新的收购协议达成共识。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全资收购西方主流矿业公司圆满成功。

从购买美铝产能到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合作，从联合江铜收购北秘鲁铜业公司到顺利收购OZ矿业主要资产，在海外投资领域，五矿目前拥有矿产投资项目19个，投资额160亿元,涉及总投资额300亿元，近10年时间，五矿海外开发资源的脚步不断加快，世界矿业领域看到了新的中国力量。找矿新模式

国有大型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充分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抗御各种风险、提高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但国有企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首先通过整合国内资源，在国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周中枢上任不久就提出积极实施矿产风险勘探和开发，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资源的战略思想。2005年，五矿成立了矿产资源部，培育不断从上游直接获取资源的能力。

安徽省庐江——枞阳地区，属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庐枞火山岩盆地，专家们通过对庐枞地区成矿背景与成矿规律的研究，认为庐枞盆地找矿前景广阔。在此背景下，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和中国五矿统一部署、四方联动、整装勘查的“泥河铁矿”深部探采项目得以成功实施。

2009年6月，泥河铁矿主要勘探工作基本结束，发现磁铁矿1.4亿吨，硫铁矿4000多万吨以及一个中型石膏矿，总经济价值达300亿元。

不仅局限于泥河铁矿，在全国的多个省份，都留下了五矿找矿的足迹。在南岭成矿带、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青海焦煤矿集区、西北祁连——秦岭成矿带和豫西南成矿带，五矿成功探明价值达数十亿元的矿产资源，也解决了许多深度找矿的难题。

以地质风险勘查项目为切入点，统筹矿业权、技术、资金，在重点成矿区带，以点线面相结合的“围棋”推进战略，五矿资源获取方面开创了新的模式。布局资源新版图

要在资源保障上下工夫，就必须到上游资源领域开拓。在中国宽广的版图上，中国五矿通过大手笔收购搭建实业平台，在完成资源整合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行业的集中程度。

邯邢局是1951年7月建矿的一家国有独资大型黑色冶金矿山企业，在邯邢地区拥有7座矿山和8座选矿厂，是中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原料生产基地之一。2004年6月11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了五矿与邯邢局的重组方案，邯邢局成为五矿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为黑色冶金采选业务的主要生产力量。在双方重组的当年，优势互补的效应就显现出来：邯邢局抓住市场机遇，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77亿元，利润4.3亿元，上缴税费4.5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随后的几年，邯邢局充分利用五矿集团的品牌、网络和信息优势以及国家的优惠扶持政策，相继开发了山东高阳、郑家坡铁矿，安徽李楼、诺普铁矿。

2006年春节刚过，五矿的一支核心团队进入了湖南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百天之后，所有协议都签完，这家地方国企由此进入五矿系。得益于二十三冶在矿山建设和采矿生产的丰富经验，顺利重组和控股经营二十三冶使得五矿金属与矿业产业链得到了延伸。

由二十三冶开始，五矿在有色金属之乡湖南深深扎根，打开了产业融合的新局。自2006年7月五矿与湖南双方签署全面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以来，频频的大动作使得双方合作迅速跃上了新的台阶。

2007年11月1日，五矿重组湖南铁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约。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注资2.29亿元人民币，占80%股权控股湖南铁合金。

时隔两年之后，在湖南市场，人们再度看到了中国五矿产业布局的雄心。2009年11月18日上午，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与长沙矿冶研究院重组大会在长沙召开。湖南省省长周强高度评价了五矿近年来在重组二十三冶、湖南铁合金等企业取得的成绩，在他看来，如今的这次重组“于国于省于民都是好事情”。早在2008年，五矿就与长沙院签署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合作协议，在难选铁矿的选矿技术和工艺、采空区管理和地压控制技术、采矿回填技术等多方面开展了业务合作。如今，重组之后，王牌研究院无疑会增添了五矿的科技创新能力。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中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其中《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曾提出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实施跨地区兼并重组。但直到这一年的年末，中国有色行业的第一个大型兼并重组项目才姗姗来迟。

从评估到谈判历时两年，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与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战略重组于2009年年末顺利完成。中国五矿集团合并持有湖南有色51%的股权，湖南省国资委持有另外49%的股权。

“积极推进产业升级，打造国际领先的硬质合金产业和铅锌产业集群，建立完整的研发体系；使湖南有色成为世界钨锑工作和铅锌工业的领导者。”从这句期待，人们可以解读五矿未来发展的雄心，这同样也是矿产资源“国家队”所肩负的中国使命。

从国有大型贸易企业到国际金属矿业集团，中国五矿已经在转型的探索中找到了明确的定位，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这家关系国家命脉的中央企业担负起大国之使命，构建了全球资源供应保障体系和营销网络服务体系，记录下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做出的应有贡献。（文 / 张艳）

国之脊梁 责重山岳

她，用60年讲述一段蜕变历程，用60年呈现一份责任担当。是什么给予了中国五矿在征途中自始至终的耐力与坚韧，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五矿那颗不断发展求变的心

她，诞生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

在百业凋敝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中国五矿扛起了突围的大旗，一方面为新中国进口经济建设中急需的材料与设备，另一方面又承担着出口创汇的艰巨任务。

她，与祖国发展脉搏一同跳动。

在中国市场经济起步发展时期，面对中国外贸体制脱胎换骨的变革，中国五矿响应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市场化道路上不断探索，从一个传统贸易型企业成功转型为跨国金属矿业集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五矿抢得先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出了表率。

60年来，无论做贸易还是做实业，无论进口原料、出口创汇还是保障国家资源安全，中国五矿作为“共和国长子”，一直默默承担着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不断超越自己，赢得历史。60年来，中国五矿的经营规模增长了近600倍。2007年，中国五矿跻身“世界500强”，排名435位，经营业绩首破200亿美元。2008年，这一排名进一步攀升，列331位，全年实现经营额277亿美元。

她，用60年讲述一段蜕变历程，用60年呈现一份责任担当。是什么给予了中国五矿在征途中自始至终的耐力与坚韧，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五矿那颗不断发展求变的心？

中国五矿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周中枢的话最朴实，但或许又最有道理：“是几代人的努力成就了中国五矿的精神和品质。”

2010年1月2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建敏向周中枢颁发“2009最具责任感企业”奖杯

珍惜有限 创造无限

高瞻远瞩的公司，总是能够从繁琐的做法和商业谋略中分离出他们永恒不变的核心价值观和经久不衰的使命。

“珍惜有限，创造无限”就是中国五矿在思想激荡与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核心价值观。

作为资源型企业，中国五矿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有限的资源与未来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中国五矿的业务与资源开发相关，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中国五矿在开发资源的时候要科学利用、科学开发，强调对资源的再利用，以保证国民经济运转的安全；更要解决环境问题，节能减排。”周中枢说，“这是一种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在上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副总裁王清堂看来，“珍惜有限”具有现实紧迫性：“有限并不仅仅针对物质的资源，人力、时间、资金等等都很有限。而创造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表现，通过激励职工无限的创造才能让„有限‟最大化。”

务实的中国五矿人在生产经营中实践着“珍惜有限”的承诺，在着眼未来发展时，则用“创造无限”的理念时刻鞭策企业前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副总裁李福利说：“珍惜有限，创造无限”永远是针对有准备的人的。只有时时刻刻准备着，才能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创造无限。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宽广。在中国五矿办公厅马骏看来，公司的这个理念还包含着一条远大的追求：“到2020年，我们要初步建成国家级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源公司。理想就在眼前，抓住机会，时不我待。”

珍惜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珍惜有限的机会，创造无限的可能……对于这简单的八个字，五矿人解读的角度不尽相同，很难有一条统一而完整的描述。但是，它所承载的发展理念及丰富的内涵，已经得到了每个五矿人的认同。而中国五矿60年尤其是近年来的强劲发展也成为“珍惜有限，创造无限”最好的注脚。

这一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中国五矿的发展理念，也与中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脉相承，它也指引着这家央企谱写责任承担的新篇章。勇担央企责任

描绘中国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之路的进程图，“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特殊的节点。

在这个节点之前，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除履行经济责任这一条应有之义外，还分担着政府的部分职能，企业办学校，企业办医院，以某个国有企业为中心点铺展开的各类机构，组成一个个小的社会，这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中国式责任”。

而在这个节点之后，国有企业通过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的规范，更多地作为一个单纯经济主体在市场大潮中搏击，把企业做好、做强、做大成为了国有企业最大的责任。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舶来理念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更加遵守游戏规则，开始了社会责任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五矿，无疑是其中的先行者。

2007年1月，中国五矿派专人赴英国诺丁汉大学参加了英国政府项目“企业社会责任”课程的培训，系统学习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系列理念与操作方式。

在认真总结了自身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经验之后，中国五矿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逐步全面构建起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处在企业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中国五矿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对环境、节能减排、安全生产等社会责任相关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2007年7月，中国五矿正式成立安全生产监察部，刘宁武出任总经理。在国家规定的五个高危行业中，中国五矿涉及四个――建筑安装、物流运输、井下矿山和化工。刘宁武开玩笑说：“如果五矿再生产烟花爆竹，那么就把高危行业占全了。”除此之外，中国五矿内部还存在着多级公司的架构，企业性质相差很大，这就必须要从整体系统上，把安全生产落实到位。

面对挑战，安全生产监察部坚持“横到边、纵到底”，保证各级公司都在掌控之中，补充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初步建立了应急救援体系，确立安全生产监管模式。

为了强化安全生产绩效考核，中国五矿还首次与生产企业签署了《安全生产责任状》。有序推行国际安全环保管理HSE体系建设，建立安全环保长效机制。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同时，中国五矿还将绿色理念贯穿于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勘探、开发、生产、运输和建筑等，努力追求最小化的环境消耗，进行保护性开发与综合利用，增强自然环境的持续支撑与供给能力，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绿色空间。

除此之外，关注民生和社会进步也是五矿不忘承担的央企责任，高度重视并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坚持扶贫帮困、捐资助学、赈灾救危。

自2002年开始，中国五矿承担了对云南三个贫困县、新疆塔城地区、叶城县、甘肃陇南市等贫困地区的帮扶任务。用努力挑战贫困，用爱心创造和谐，用实际行动为消除贫困贡献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以来，中国五矿共为对口帮扶地区捐助672.1万元，无偿捐物折合115多万元，协助对口帮扶地区引进大型或较大型项目9个，其他建设资金近亿元。

2008年，“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牵动着国人的心。中国五矿第一时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灾区捐款800万元，向受地震破坏严重的东方电气集团捐款100万元，向攀枝花钢铁集团捐款500万元……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五矿捐款合计超过4000万元。2009年8月13日，当台湾遭受“莫拉克”台风袭击的时候，中国五矿反应迅速，通过海协会向台湾受灾地区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2010年4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中国五矿积极响应，在第一时间向青海省委省政府发去慰问电的同时，向青海省受灾同胞捐款200万元人民币，以支持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工作。与国际接轨

伴随着全球化发展步伐的加快，中国五矿把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延伸到五湖四海。在全球经营中，中国五矿严格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依法经营、诚实纳税，始终奉行平等、非歧视的用工政策，不断提高当地雇员比例，并通过本地化采购、社区投资等，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五矿还积极参与当地社区公益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努力通过多途径、多方式地服务当地社区。

中国五矿下属的北秘鲁LUMINA COPPER S.A.C.公司，将当地社区工作作为重点，成立了专门的社区工作小组，定期召开有秘鲁能源矿产部、LUMINA公司和社区代表参加的对话会议，将公司的社区政策传达给每一位居民。公司同社区70%的企业签订了服务合同，涉及交通运输、道路施工、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优先采购受项目影响的社区内公司的服务。同时，公司免费提供原材料帮助村民建设公共设施。

“创造更多价值、创造更多绿色、创造更多和谐”。2008年9月，中国五矿首次发布2007年度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围绕“珍惜有限，创造无限”这一核心理念，从战略与治理、经济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等方面总结披露了中国五矿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周中枢在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报告，“五矿将每年发一次”。

此后，2008年度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更加规范和国际化，报告参照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6版）》，结合五矿具体实践编写。报告还经过第三方挪威船级社的独立审核。

“报告只是中国五矿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缩影，报告背后是中国五矿业已融入战略与运营的„珍惜有限，创造无限‟责任理念，是„打造责任五矿，共铸美好未来‟责任目标，是中国日益健全的责任管理体系。”周中枢评价说。2009年11月，中国五矿作为仅有的3家中国企业之一，受邀正式加入全球契约环境先锋企业团队，该团队将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环保领域进行探讨和研究。来自不同国家的约20家先锋企业组成这一团队。

如果说之前的中国五矿在凭一己之力书写责任故事的话，那么，受到认可并获邀加入该组织这一行为，本身即表明中国五矿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已经受到全球认可。而中国五矿，也获得了一个传播自身理念以影响更多企业的优秀平台。

打造价值五矿，共创和谐未来，当社会转型期深层次的环境问题和资源矛盾正逐渐暴露之时，来自各界的关注正考验着大型央企的责任分量。中国五矿通过不断努力实践着“珍惜有限，创造无限”的理念，在追求企业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共赢中展现着共和国的脊梁风范。（文 / 岳庭）

中国五矿60年辉煌历程 第2篇

作者：孙嘉平来源：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表时间：2009-09-28打印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电力工业经历了在不断探索中奋进并获得发展的30年（1949～1978），经历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快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30年（1979～2008）。60年来，中国广大电业职工和电力科技工作者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为中国电力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使电力工业走上了快速、健康的科学发展之路，步入了大机

组、大电厂、超高压、大电网、自动化和信息化全面发展的时代。

一、电力工业加速发展，全国装机容量突破8亿千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仅有185万千瓦，年发电量为43亿千瓦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不断增长的需求，电力工业呈现了加速发展的态势：

1987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1亿千瓦，全年发电量4973亿千瓦时；(注)

1995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2亿千瓦，全年发电量超过1万亿千瓦时；

2000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3亿千瓦，全年发电量超过13685亿千瓦时；

2005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5亿千瓦，全年发电量超过24975亿千瓦时；

2007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超过7亿千瓦，全年发电量超过3万亿千瓦时；

2008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7.93亿千瓦，全年发电量达34510亿千瓦时。

（注：统计数字未包括港、澳、台，下同。）

目前，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8亿千瓦，全国日平均发电量是1949年全年发电量的2.2倍，是建国初期19

52年全年发电量的1.3倍。

随着电力工业的快速发展，电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社会电气化程度持续提高：

全国人均占有电量突破2000千瓦时

反映电气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人均占有电量。新中国建国时，全国人均占有电量不足10千瓦时； 2000年人均占有电量达1081千瓦时；2006年人均占有电量达2168千瓦时；2008年人均占有电量则为2598.6千瓦时。

电力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达44.12%，发电用煤占全国煤炭产量的56.66%

反映电气化程度的另一项重要指标，是电力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电力消费在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为20.60%，2008年达44.12%。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煤炭转化成电能来使用。1980年，用于

发电的煤炭占全国煤炭产量的19.6%，进入了21世纪以来，这一比重逐步提高到50%以上。

全国农户通电率达到了99.87%，21个省（市、自治区）达到了户户通电。

农村电气化水平是国家电气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我国农村通电率只有61.05%，改革以来，加强了农村电网和农村小水电的建设，农村通电率逐年提高，1990年提高到88.06%，2007年提高到99.69%。已建成农村小水电

站45317座，总装机容量为4738.9万千瓦。

电气化程度的持续提高，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而且促进了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人民生活

质量的改善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发展大机组，建设大电厂，百万千瓦级电厂达到249座

1、发展高参数、大容量机组

发展高参数、大容量火电机组是我国火电建设的一项重要技术政策，是优化发展火电的主要措施之一。1949年我国

最大的火电机组是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2.5万千瓦机组。新中国建国以来，国产火电机组的单机容量逐步提高。

1959年，首台国产5万千瓦机组在辽宁电厂投产运行；

1964年，首台国产10万千瓦机组高井电厂投产运行；

1969年，首台国产12.5万千瓦超高压机组在吴泽电厂投产运行；

1972年，首台国产20万千瓦超高压机组在朝阳电厂投产运行；

1974年，首台国产30万千瓦亚临界机组在望亭电厂投入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火力发电技术得到更快发展。

1987年，首台国产化引进型30万千瓦亚临界机组在山东石横电厂投入运行；

1992年，首台国产化引进型6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在华能石洞口二厂投入运行；

2007年，首台100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在华能玉环电厂投入运行；

优化后的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国产化机组达到了国际同类机组的先进水平，这些机组的批量投产，使火力发电的主力机组由20世纪80年代的10～30万千瓦机组过渡为90年代的30～60万千瓦机组。进入21世纪，我国在大力发展6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的同时，还投产了11台百万千瓦的超超临界机组。截至2008年底，我国投运的30万千瓦及以上大机组共计893台，其容量占火电总装机容量的62%；与此同时，百万千瓦以上的火电厂达到212座，最大的火电厂——大唐托克托电厂装机容量达到540万千瓦。

2、水电建设在优化发电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建国60年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水电发展。1949年全国水电装机只有16.3万千瓦，2008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

达到1.73亿千瓦，年发电量达5655.5亿千瓦时。

1957年，我国首座自主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新安江水电站开工兴建，1965年竣工，1977年投入运行，总装机66.25万千瓦；

1958年，我国首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开工兴建，1974年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总装机122.5万

千瓦，单机容量22.5万千瓦

1970年，我国最大的径流式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开工兴建，1981年第一台机组投运，1988年全部建成投入运

行，总装机271.5万

1994年世界最大的已投运的水电站─三峡水电站开工兴建，2003年第一台机组投运，2008年全部建成投入运行，总装机1830万千瓦，单机容量70万千瓦；

2000年我国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广州蓄能电站建成投入运行，总装机240万千瓦，单机容量30万千瓦；

2004年我国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达10524万千瓦；

截至2008年，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为1.73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共拥有百万千瓦以上的水电厂32座。

3、我国核电建设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

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工业示范性电站——秦山核电站于1985年开工建设，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装机容

量30万千瓦。秦山核电站的全面运行标志了中国大陆无核电历史的结束。

1987年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开工建设，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总装机180万千瓦，单

机容量90万千瓦；

进入21世纪，核电建设加快，先后建成了岭澳、秦山三核、秦山二核、田湾等4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

2008年核电总装机已达884.6万千瓦，年发电量为692亿千瓦时。共有百万千瓦以上的核电厂5座。

4、以风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迅速

我国风电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在21世纪得到了加速发展。2000年全国风电装机34.4万千瓦，2005年增长为126.6万千瓦，2008年吊装容量超过了千万千瓦，达到了1215万千瓦，并网容量为837万千瓦。风电场已遍布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风电装机容量超过百万千瓦的省区有：内蒙、辽宁、河北、吉林，其中内蒙的风电装机

达373.5万千瓦。

2009年9月，位于上海近海地区的我国第一座海上风电场首批3台3MW机组并网发电，该风电场将安装34台3MW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将达10.2万千瓦。与此同时，我国首座10MW级的光伏发电示范工程在甘肃敦煌开工建设。

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将对我国发电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电源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已拥有采用高参数、大机组的百万千瓦级的电厂249座，其装机容量占全国总装机的一半以上（51%），它们与采用先进技术指标的所有火电厂一起，已成为我国发电主力，为实现电力行业的节能减排

发挥了重要作用。

供电煤耗由1978年的每千瓦时471克，降至2008年的345克；

发电用油由1978年的2013万吨，降至2008年的1000万吨；

火力发电每千瓦时的耗水量由2000年的40吨下降到30吨以下；

火电烟尘排放量由1980年的399万吨降至2008年的350万吨。

三、发展特高压、建设大电网，全国联网格局基本形成建国以来，随着电源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大型水电工程的建设，输电电压等级逐步提高，电网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我国正运行着世界上最高电压等级（1000kV）的输电线路和系统总容量达 6亿千伏安的大型互联电网，互联的6大区

域电网中，有3大区域电网的系统容量超过1亿千伏安

1954年，新中国首条220kV高压线路─松（丰满）东（虎万台）李（石寨）线投入运行；

1972年我国第一条330kV超高压输电线路─刘天关线（刘家峡─天水─关中）投入运行；

1981年我国第一条500kV超高压输电线路─平武线（平顶山─武汉）投入运行；

1990年我国第一条±500kV超高压直流输电线路─葛上线（葛洲坝─上海）投入双极运行；

1999年我国第一条500kV紧凑型输电线路─昌房线（昌平─房山）投入运行；

2005年我国第一条750kV超高压交流示范工程在西北电网投入运行；

2009年我国第一条1000kV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晋东南─南阳─荆门）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006年世界首条±800kV云南─广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兴建，预计2010建成投运；

2007年和2009年向家坝─上海和锦屏─苏南两条±800kV特高压直流线路分别开工兴建。

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500kV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已超过10万公里，变电容量5.3亿千伏安；已投运的直流

输电工程9项，直流输电线路总长度和输送能力均居世界第一位。

交、直流输电技术的发展为大电网的建设以及实现“西电东送”和全国联网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0年±500kV葛上线投运实现华中和华东两大区域电网的非同期互联，到2001年东北和华北电网通过500kV交流线路实现同步互联；从2004年和2005年，三广直流工程（三峡─广东）和灵宝“背靠背”工程的分别投运实现了华中与南方电网，以及西北与华中电网的非同期互联，到2009年华北电网与华中电网通过1000kV特高压交流线路实现互联，全国联网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国联网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日益明显。全国跨区资源配置的电量由2000年的23亿千瓦时增加到2005年的773.8亿千瓦时，2008年跨区配置电量达到了2402.9亿千瓦时。

灵活交流输电技术（FACTS）取得突破、实现国产化并在电网中得到实际应用，提高了线路输送能力，增强了对大电网的控制能力。2004年12月，碧成线220kV可控串补投入运行。2007年10月，伊冯线500kV可控串补投入运

行。

四、电网保护、控制、自动化技术进入国际行列

在输变电技术和大电网不断发展的同时，电网二次系统建设不断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电保护、电力通信

和电网安全监控等技术迅速发展，具有原创性和自主知识产权的LEP-200系列输电线路成套保护装置已在全国

220kV-500kV系统中广泛应用，其保护性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自主研发的CSC2000型分布式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已

在全国35kV-500kV变电站中得到广泛应用，有效提高了变电站自动化水平。

1997年，推出了新一代开放型分布式能量管理系统OPEN-2000，此平台既可集成EMS系统的AGC、AVC、PAS和DTS等应用，又可集成电能量计量系统、电力市场技术支持系统、水调系统、MIS和DMS等系统。自1998年，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CC-2000开放式、面向对象的EMS/DMS支持系统已在国家电力调度中心及网、省电网等调度中心陆续投入运行。我国已建成了包括SCADA、EMS/DMS、AGC、AVC等系统在内的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已经100％

实现了国调、网调、省调三级调度自动化。我国电力自动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随着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2000年全国电力调度数据网（SPDnet）和全国电力计算机广域网（SPInet）分别建成和投运，目前全国220kV以上电力系统通信网已经基本实现了光纤通信。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管理信息化的水平不断提高。电力生产过程自动化由发电厂和变电站的控制发展到电网调度的自动化和配电自动化；企业管理信息化则从单一的MIS系统发展为包括地理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ERP系统和地理市场

技术支持系统、营销系统在内的多功能管理信息系统，显著提高了电力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中国保险业60年发展历程综述 第3篇

以改革开放为界,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大阶段。

一、新中国保险事业的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垄断,从而也揭开了中国保险史的崭新一页,使保险事业发展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福利服务。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保险业可分为整顿改造旧的保险业、人民保险事业的蓬勃发展期和国内保险业务的中断期三个时期。

(一)整顿改造旧的保险业(1949~1952年)

1949年上海解放后,设立了保险组,专门负责接管官僚资本的保险机构和管理私营保险公司。当时复业的华商保险公司有63家,外商保险公司42家。[2]随着国营外贸系统和新的海关建立,外商保险公司招揽不到业务,到1952年,外商在华保险公司全部退出中国保险市场。

(二)人民保险事业的蓬勃发展期(1952~1959年)

从1949年至1959年这10年,经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努力,中国保险业迈开了第一步。在全国总收入只有200多亿元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收取保费16亿元,支付赔款3.6亿元,积累保险资金4亿元,为国家创造税收5亿多元。[3]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主义保险事业取得可喜的成就,完成了对私营保险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保险体系,普遍设立了保险机构,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开办了许多业务,并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分保关系和货损、船损检验的代理关系。

(三)国内保险业务中断期(1959~1978年)

由于对保险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在1958年全国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国内保险业务(2)停办,致使人员和资料大量流失,拉大了与国外的差距。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阶段(1979年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国内保险业务开始恢复。改革开放开创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宏伟事业,让我国保险业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在中国大地上铺展开了保险事业大发展的壮阔画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保险业也逐渐打破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传统格局,国内和涉外保险业务都有了迅速发展。

(一)恢复发展阶段(1979~1996年)

1979年,中断营业20余年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复业(3)。直到1985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直是独家垄断中国保险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速,市场发生了变化。

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首先在新疆批设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该公司在2002年被批准成为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1987年,恢复了交通银行保险部(其前身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太平洋保险公司)。1991年,交通银行将其组建成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下简称太保),这是继中国人保公司之后的第二家全国性商业综合保险公司。

1988年,作为改革试验的产物,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下简称平安保险)在深圳成立,这也是第三家全国性的保险公司。至此,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保、平安保险、太保三分天下的竞争格局基本形成。

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AIG)旗下子公司友邦保险公司(AIA)重返其发源地中国上海,成立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成为第一家开业的外资保险公司。友邦第一次将个人营销理念带入中国,为中国首先市场培养出了第一代寿险营销员。随后,寿险个人营销之风随着平安的扩张席卷中国大陆,中国寿险业发生了历史性的革命。目前,友邦保险仍然是中国内地唯一的外商独资寿险公司,足可见国人对“老朋友”的特殊情怀了。

中国保险市场的新变化及其蕴藏的巨大潜力,吸引了世界各地保险公司纷纷来华设立代表处和开办公司。

1995年6月30日,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部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保险法》的实施,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保险立法支离破碎、很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可谓中国保险法制史上的分水岭。

(二)专业化经营阶段(1996~2003年)

1996年7月23日,根据《保险法》关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分业经营的要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中保再保险公司和中保海外机构。从此,我国保险业进入了专业化经营时代。

同年,《保险法》实施后的首批商业性、股份制保险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保险公司成立。至此,一个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体,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保险市场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

1998年11月,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简称保监会)成立,为国务院直属单位,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商业保险监督管理职能。保监会的成立是中国保险市场发展和管理规范化的标志。随着保监会派出机构的逐步建立,覆盖全国的保险监督体系基本建立。

同年,国务院决定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拆分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和香港中保集团四家完全独立的保险法人机构。

1999年1月18日,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继承人保品牌,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3月,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为国有独资的一级法人,直接隶属于国务院。至此,中国人寿正式独立登上中国保险市场的大舞台。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保险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保费年均增长达30%。[4]

2002年,中国人寿提出了“实现保费1000亿,跻身世界500强”的目标,当年实现保费收入1287亿元,并以此业绩首次入选《财富》“全球500强”企业。

2003年起,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进展,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所属股份公司相继在香港和纽约成功上市,为国内保险业引来巨额境外资本;三家国有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相继建立,为进一步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打下基础。

2003年7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组后更名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并同时发起设立了中国内地最大的非寿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人保股份)和首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年11月6日,中国人保旗下子公司——人保股份作为内地金融机构境外上市第一股“中国财险”在香港挂牌交易,由此刷新了中国人保54年纯国有保险的履历。“中国财险”也因此被称为“民族保险第一股”。

继中国人保之后,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相续上市,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刮起了一股“中国旋风”。2003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重组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并独家发起设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人寿股份)。12月17日和18日,人寿股份分别在纽约和香港成功上市,创造了当年全球最大规模的IPO。

(三)步入综合经营的新阶段(2003年至今)

2003年,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重组设立以来,适应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开启了集团化发展的征程,中国人寿集团公司和中国人寿股份公司联合发起设立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充分肯定了我国保险业取得的巨大成绩。意见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向未来,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5]

同年,保监会发布了我国第一个保险行业发展规划——中国保险业“十一五”发展规划。规划目标到2010年,年保费收入比2005年翻一番达到1万亿元,保险深度达到4%,保险密度达到750元。[6]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人寿在杨超的领导下制定了“主业特强、适度多元”的集团化发展战略。[7]同年底,中国人寿财险公司和养老险公司相继成立。同时,对海外公司、国寿投资公司、保险学院的改革工作也基本完成,一个集寿险、财险、企业年金、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保险教育等业务于一体的我国最大保险集团初具规模。

2007年1月9日,中国人寿股份在上海成功回归A股。自此,中国人寿成为我国首家境内外三地上市的金融保险企业,在“主业特强、适度多元”的发展战略之下,确立了打造国际顶级金融保险集团的奋斗目标。

2009年上半年,中国人寿总资产达1.42万亿元,占保险全行业的37.8%;总保费收入1865亿元,其中境内寿险业务保费收入1796亿元,市场份额为40.7%,牢牢占据国内寿险市场的主导地位。资产公司受托管理资产1.27万亿元,是我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财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41.02亿元,市场地位已上升到第六位。养老险公司后来居上,新增中标基金规模合计132.37亿元,位列同业公司第一位。从寿险专业化经营的1996年到实现多元化经营的2008年,短短12年时间,中国人寿总保费收入翻了四番,年均增长率达26.4%,总资产增长了23.2倍,年均增长率达30.4%,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

中国人寿连续7年跻身《财富》全球企业500强,2009年位居133位;连续2年入选世界品牌500强,品牌价值已高达824.37亿元,是我国唯一的“双世界500强”保险企业。所属寿险公司位列《福布斯》全球上市企业2000强的第72位,高居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市值500强企业第31位,为全球寿险公司之首。中国人寿已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保险集团。

与此同时,中国人保在吴焰的领导下也已明确了“以巩固和加快发展传统主业为立业之本,以超常规发展人身保险业务为振兴之策,以开拓资产管理、资本运作等领域为跨越之道,发奋图强,开拓创新,力求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中国人保新的创业和跨越式发展,把中国人保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型现代金融保险集团”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形成了包括财险公司、寿险公司、健康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人保投控和保险经纪等在内的多元保险产业构架,实现了从保险集团向保险金融集团的跨越。[8]

2008年,中国人保人身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509%,在集团保费收入中增量贡献达70%。与此同时,作为立业之本的人保财险实现保费收入1019亿元,成为中国保险业年度保费突破千亿元大关的第一家非寿险公司,进入了世界非寿险业大公司行列。

三、我国保险发展现状与展望

改革开放后,保险业全面恢复并步入蓬勃发展轨道。据中国保监会最新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保持年均30%左右的增速,是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1980年我国保险市场仅由一家公司经营,全部保费收入只有4.6亿元,到2008年底,全国保险公司达到130家,从业人员320多万人,实现保费收入达9784.1亿元,市场规模增长2000多倍,保费收入国际排名第六,成为新兴保险大国。

在业务结构方面,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人寿保险与非寿险业务的比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末期,财产保险占总保险业务的比重高达80%。随着寿险业务的长足发展,财险比重大幅降低,目前财险业务约占30%,而寿险业务增至约70%。[4]

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时,我国只有企财险、货运险、家财险、车险等几个财产保险种类,而今,险种已扩展到人寿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等领域,基本形成涵盖所有可保风险领域的产品体系。

作为经营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提供及时有效的经济补偿是保险业最基本的功能。据统计,仅2002年以来,保险业就累计支付赔款和给付保险金超过1万亿元。

在经济补偿功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融通功能,则是保险金融属性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我国资金运用渠道的不断拓宽,保险业积累的大量资金通过投资银行存款、国债、企业债、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基础设施项目等,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在资本和货币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到3.4万亿元,其中持有各类债券达1.8万亿元。[9]2008年10月,国务院放开了保险资金投资未上市股权的限制,2009年2月,新修订的保险法又首次允许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随着保险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保险具有的社会风险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社会信用管理功能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最近,公安交管部门宣布将酒后驾车与保险费率和个人信用记录挂钩,即体现了保险的一种社会管理功能。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保险业成长的基础;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当“稳定器”和“助推器”,为百姓安康撑起一把“保护伞”,是保险业前进的动力。[10]保险业在快速发展壮大中,正不断发挥着自身特有的功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回望来路,在停业、复业,分业、混业的起伏中,中国保险业走出了自己闪光的足迹;展望明天,扎根在更加繁荣昌盛的土地上,中国保险业将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摘要：60年的发展,60年的成长,在停业、复业,分业、混业的起伏中,中国保险业历经艰辛、一波三折,经历了由弱到强、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发展历程。至2008年底,全国保险公司已由1家发展到130家,从业人员320多万人,实现年保费收入近万亿元,市场规模增长2000多倍,保费收入晋升世界第六,成为新兴保险大国。保险业在快速发展壮大中,正不断发挥着自身特有的功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关键词：保险业,改革发展,中国经济

参考文献

[1]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报.中国保险业二百年(1805-2005)[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6).

[2]许瑾良.保险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中国人保成立六十周年巡礼之一:书写保险业发展的崭新篇章[EB/OL].中国人保网站,2009-07-24.http://www.picc.com.cn/piccup/piccweb/picckg_v2.0/xwzx/60year/hddt/hddt_news/zl_news_0011.html.

[4]刘平.保险学原理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8).

[5]国务院.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2006-6-26.

[6]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EB/OL].中国网,2006-10-16.

[7]坚持主业特强、适度多元中国人寿全力做大做强做优[EB/OL].中国人寿网站,2006-8-14.http://www.gzchinal-ife.com/info/details.aspx?ID=34.

[8]刘平.人保改制[J].保险经理人,2009,(8):30-44.

[9]保险业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形势好于预期——上半年监管工作会议新闻稿之二[EB/OL].中国保监会网站,2009-7-20.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456/i106082.htm.

中国五矿60年辉煌历程 第4篇

从八成以上人口是文盲,到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接近100%;从因科技落后而受制于人到中国宇航员在太空问候地球――新中国成立60年来,教育科技事业取得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成就。

回首60年,在国家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党中央都会挺立潮头,为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在社会进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党中央无不高瞻远瞩,为教育科技事业的进步描绘蓝图。

从文盲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中国教育事业创造奇迹

今年年初,教育部“扫盲教育处”从建制上被取消了。曾任扫盲教育处处长的王岱说,此举并非意味着国家不重视扫盲工作,而是我们的文盲快扫完了。

这句看似轻松的话语背后,是中国几代教育人的辛勤耕耘,是共和国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立下的不朽丰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到20%,初中入学率仅为6%,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都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

“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就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当时在教育部负责成人教育事务的老干部李吉元说。为此,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部署,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

“汉语拼音好处大,帮助我们学文化。我们大家欢迎它,治好了几十年睁眼瞎。”在当年被推崇为汉语拼音学习模范的山西省万荣县,很多年过八旬的老人仍然记着这首在扫盲运动中最流行的打油诗。

历史不会忘记:2000年,中国宣布在全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教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努力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推动下,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得到彻底改变。

“教育奠基中国。”这是教育部部长周济最爱说的一句话。他指出,新中国60年的教育发展成就,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个跨越”——即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一个突破”——职业教育不断发展,教育宏观结构调整取得重要突破;“一个重大步伐”——实现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一个确立”——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2008年9月1日,无论是在湖南长沙市上小学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朱芳芳,还是在北京上初中的城市低保家庭子女温子君,上学都不再意味着对家里的沉重负担。从这一天起,全国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1.6亿学生都不必再缴纳学杂费。

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学有所教”“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成为现实。

“这是穷国办大教育的奇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这种奇迹也发生在他身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同志主持恢复高考,朱永新可能永远拿不到上大学的那张推荐表,只能继续当搬运工、泥瓦匠、翻砂工。

1977年那场高考,不仅让一代人的命运发生根本性改变,也使中国高等教育取得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了中国核心竞争力,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一个个数字与事实向世界显示着中国教育的实力和潜力:中国15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超过8.5年和11年,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数达到8200万人,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中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周济说。

从落后挨打到引领未来:中国科技事业实现腾飞

每到晴朗的夜晚,北京城东北百余公里外山上矗立的那架超过15层楼高的超级望远镜,就会徐徐开启,凭借世界上最高的光谱获取率傲然巡视宇宙。

这个今年通过国家大科学工程验收的光学天文望远镜,是完全由中国科学家自主创新设计建造的,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导弹发射架似的巨型镜筒下,这架望远镜的总工程师崔向群自豪地说,“过去都是我们追踪别的国家的先进技术,现在,我们终于能引领未来,让外国人来学习我们的技术和经验了。”

回眸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从“两弹一星”到“太空漫步”,从“三系杂交稻”到“超级杂交稻”,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人类基因组计划1%测序精确图……一系列科技成果无不彰显着中国的综合实力。

然而,历史不能忘记:旧中国曾经因科技落后、国力贫弱而被动挨打,旧中国的人民曾经生活在“洋火、洋油、洋布”的落后社会。

上世纪50年代初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吴明瑜说:“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重建。它不仅是新中国的壮举,更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

共和国诞生初期,国家物质基础十分薄弱,以发展重化工业和国防事业所需要的尖端科技为重点,就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1956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新阶段。“两弹一星”等巨大成就的取得,曾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自力更生、科技创新的实力和潜力。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中国现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科技事业也陷入寒冬。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1978年3月14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宣告,令老科技工作者吴明瑜至今难忘。当年,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论断,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

此后,中国科技事业一路高歌猛进。当时,向“哥德巴赫猜想”谜底挺进的数学家陈景润、“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第一人”王选都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中国科技工作者迅速由新中国成立初不足500人增长到50万人。随着“星火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等陆续出台,科技之光照亮了经济建设的每个角落――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科学工程建成,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成功,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相继研制成功,长征系列火箭在技术性能和可靠性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在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生物科学、医药卫生、地学、化学等重要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了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大势,党中央、国务院于2006年制订完成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并发布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和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

自主创新战略成为创新中国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不断跃升。

2008年,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再一次彰显了当代中国的科技实力。无论是开闭幕式,还是绿色环保的奥运场馆,北京奥运的1200多个科技项目进一步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创新精神。

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04秒,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一伟大壮举,赢得了世界的赞叹。外媒纷纷评价说,“神七”发射成功彰显了中国强大的科技实力。此举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

如今科技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很多青少年更愿意把杨利伟等航天英雄视为偶像。这种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对全民科技素质的普及和提高,让科技部部长万钢尤为欣慰,“多年积累的精神财富和人才资源正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所在”。

从奠基铺路到引领发展:教育科技事业期待新辉煌

2009年1月,中国正式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基于国家长远发展的现实需求,应对全球化竞争的时代要求,制订的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是指导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高等教育是放还是收?高中文理是否分科?素质教育如何着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意见建议210多万条。无论是万字有余的专题论文还是言简意赅的观点陈述,工作人员从中读出的都是民众对教育事业的热情关注,对教育改革的热烈期盼。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再次使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意识到: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教育进入了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进入了让孩子们上好学的新阶段、进入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新阶段。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尊师重教的氛围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浓厚;经历60年的发展后,教育公平的理念已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

2007年以来,中国在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连续扩招的基础上,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免费,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实施成本分担,同时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建立起覆盖400万高校学生和1600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资助体系。同时,中国还建立起覆盖40多万所农村和边远地区学校的远程教育网络,使全国城乡儿童、青少年和人民群众享有了更加平等的教育机会、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祖国已今非昔比。始终与教育事业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科技事业也在期待着新的飞跃。

2009年,中国民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受了一个新名词“3G”,就像“纳米”“克隆”“转基因”等60年来中国自主取得的科技成果,不断刷新着中国人的科技理念。

“用这个和我女儿通电话,可以直接看见人呢。”今年63岁的北京居民唐大妈已经可以熟练地操作自己的多功能3G手机,与在美国上学的女儿通话。

如今,由中国自主创新的TD-SCDMA技术制式的第三代移动通信(3G)已投入商用。专家预言:未来两三年,3G视频拜年将取代短信成为新民俗。新中国成立60年来,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成为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人们还清晰地记得,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卫星遥感、无人驾驶飞机、北斗导航定位、网络通信等一批先进技术手段,在灾区道路不通、气候恶劣的情况下,为及时了解灾情、果断决策、有效救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万钢说,“中国科技事业的任务就是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打地基、铺好路,就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回首60年风雨历程,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好比铺路石,为祖国实现历史跨越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教育科技事业将成为加速器,为祖国走向世界前沿提供了不竭的人才资源。

经典中国辉煌60年观后感 第5篇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60年后，一个民富国强的中国正在为世界的繁荣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60年，我们艰苦奋斗，告别了一穷二白；60年，我们锐意改革，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0年，我们继往开来，走进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新时期。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团结奋斗，奋力拼搏，演绎了亘古未有的历史性变迁，在中华大地上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然而在60年前，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工业不发达，农业也不发达，科学文化水平也不够发达.我国汽车背着煤气包满街跑, 连货币都要外国人来印，洋火、洋油，大部分生活用品，前面都带着一个“洋”字，因为这些东西大都依赖进口。那时的中国，就是一穷二白。

6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已经远非昨日的中国可比，虽然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遇到过挫折，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更是取得了举世震惊的发展成就。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如今，世界500强里，中国企业有43家；今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1000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00倍。

中国五矿60年辉煌历程 第6篇

建国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存在着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世界市场。中国参与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的分工体系，主要与东欧社会主义成员进行贸易往来。

那一世小说网 http://　文革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简单说就是闭关锁国。我们既拒绝了社会主义市场，又没有融入到资本主义市场。

改革开放至邓小平南巡讲话阶段。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对外贸易体制向市场经济对外贸易体制的转型和过度。中国的对外贸易的真正发展实际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特别是1984年开始的。这个阶段中国开始大量推进进出口贸易，但主体上是“奖出限入”的，出口创汇是我们对外贸易的主旋律。为此中国在汇率体制上采取了双重汇率——贸易汇率和银行汇率。两种汇率相差近一倍，通过政策上强制贬值来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在外贸管理体制下，基本是由国有的贸易公司（如：中国进出口总公司、五矿等）来主导中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而国内大部分企业是没有贸易经营权的。这期间中国在西方世界眼里是改革的探索者，所以“奖出限入”的政策没有遭遇到国际压力，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西方国家主动提出让中国“复关”（关贸总协定），只是由于当时国内的一些分歧将这件事情搁置了。

邓小平南巡讲话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阶段。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阶段。1994年我们正式通过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法》。放开了外贸的自主经营权，自然人和法人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不再是由国家和政府控制的行业。这同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这期间贸易的增长速度非常快，除了国内《对外贸易法》出台外，外部的环境的变化也是一大助力。1989年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战后以来第一次形成了全球统一的大市场。我们也开始意识到必须要融入到世界市场当中，所以中国在此阶段正式提出了“复关”的申请，由“复关”到之后的“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反映了中国融入全球化、参与国际市场的期望。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逐步成熟，中国贸易的发展速度非常快。1994年开始，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稳步增长，1994年为40%，2000年的贸易依存度接近45%。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大市场的过程。

浓妆重彩的世贸时代。这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为了适应“入世”的要求，中国的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及国内的整个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贸易体制方面经历了完全市场化的进程，2005年开始，贸易从原来的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同时外资企业的贸易经营权同中资企业的贸易经营权也一视同仁，这同世贸组织要求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是吻合的。中国在接受世贸组织规则的同时，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制定规则，所以说我们全球贸易体制中的地位在上升。与此伴随的是整个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互动。如果在此之前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单方面影响的话，那么现在看到的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