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论述题（精选6篇）
中国古典文献学论述题 第1篇
中国古典文献学
《说文解字》为最早之__字典__；《尔雅》为最早之__百科全书__。清代《说文解字》四大家著作中，最有名者为段玉裁的_《说文解字注》。
“六分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方法，它创始于刘歆的《七略》。四分法中，一般不便归入其他三类的文献均归入_子_部。
中国古典目录学著作的颠峰之作当为清代纪昀（总主编）等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汉刘歆撰成的目录学著作是《七略》，南宋陈振孙的目录学著作是《直斋书录解题》。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是南朝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
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是根据一定的意图（目的），辑录各门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供人们查索的一种特殊工具书。
善本；即珍贵难得的古籍刻本、写本，其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某一方面的特殊价值。原本或接近原本的版本属于善本，经过名家精校的版本均可视为善本。讹、讹也称误，为文献中最常见的错误现象。
脱、文献在传抄或刻印过程中脱漏一字或数字称为脱文，也称夺文或阙文。衍、原稿所无而传抄或出版过程中误增的文字称为衍文，亦称衍字、羡字。倒，指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文字前后次序颠倒错乱的现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论述题 第2篇
文献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记录，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从事的生产实践活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和人们的相互交往活动的真实写照，是人类在一切活动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系统的积累和总结。在出现文字以前的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水平极为落后，各个方面都很不发达，所获得的经验或知识也很少，只要大脑就可以记忆，而且也够用了，也并不考虑是否重复以往的经验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和人们社会交往的增多，各种知识不断产生，需要的知识也随之增加了，光靠大脑既记不住也容纳不了，而已记住的东西也容易忘记，所以往往还要走已经走过的弯路，犯已经犯过的错误。这使人们逐渐感到，如果有一种办法能使自己在实践中所得到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永远记住就好了，于是就产生了有把这些经验或知识记录下来很有必要的想法，这样自己就再也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而且还可以传给后人，使他们能够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少犯或者不犯错误，提高实践活动的效率和质量。于是，就设法把自己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知，通过一定的方式，或是以记号、符号、图像，或以古老的文字记载在一定的物体上，如泥板、树皮、甲骨、石块等，这样就出现了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献。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我国就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二千多年前，就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与实践活动中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产生了卷帙浩繁、内容广泛的古典文献，这些文献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从而就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文献学。
在我国，“文献”一词出现也很早。它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郑玄和朱熹解释“文”为“文章（件）”，“献”为“贤才”。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取“文献”一词作为书名，他在本书自序中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稍后，元代大诗人杨维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所指的“文献”似乎已专指书籍资料了。明代编纂《永乐大典》，开始曾称作《文献大成》；其后，程敏政作《新安文献志》；清代钱林辑《文献征存录》，都把“文献”作为书籍资料的代称。现在图书、情报工作中，“文献”一词的涵义很广，通常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出版物，诸如图书、期刊、报纸与特种文献。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一般是指记录“五四”运动以前各种知识信息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古典文献出现过多种形式的载体，从古到今，所采用的记录文献的载体有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等。文献的体例与体裁也是多种多样。就体裁言，有“无书名”者，有“不题作者”者，有“单篇别行”者，有“序传常置全书之末”者，等等。就文献内容的体裁而言，有著作、编述、抄纂等；就文献编篡形式的体裁言，有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以及方志等。
有了文献，自然就会有围绕文献所进行 的工作，我们统称为“文献工作”。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前人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诸如目录的编篡、版本的鉴别、文字的校勘、古书的辨伪与辑佚等。当前几部“文献学”专书，大都把这些文献工作看作文献学的主要或全部内容，它们侧重于讲授文献整理方法，如：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特设一章，名曰“文献学的三个内容”，并阐述说：“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本课定为三个内容：
一、目录、二、版本、三、校雠”。认为“文献学”只是讲授文献整理方法的，这种观点，现在还有一定的代表性，认为“文献学”无非是文字、音韵、训诂加上版本、目录、校勘而已，文字、音韵、训诂属“古代汉语”范围，因而文献学只须讲讲版本、目录、校勘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恐怕是不够全面的。
我们认为，文献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仅仅是文献工作，它至少还应该包括文献本身在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分布、发展规律以及文献整理方法。
第二章 记录文献的载体
文献产生的早期，其文字就是一些记号、现了以感光材料记录知识、信息的新的载体，这是胶片。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现了以磁性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先是将视频和符号，其载体是一些没有经过加工的自然的物品，如石板、树皮、骨头、竹、木，再稍后就有了经过人加工的载体，如泥板、帛、青铜、竹简、羊皮、布匹等、到了汉朝，公元105年，蔡伦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总结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纸，使得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得以统一。在此后人类近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纸一直被当作知识、信息的最好的载体，并迅速广泛地传到全世界，且占着载体的主导地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19世纪末期，出
音频记录在磁性材料上，用声音和图像存储和传递知识、信息，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磁带。随后，由于计算机等高科技应用于文献情报信息工作领域，就将知识、信息以数字符号的形式记载在磁盘、磁鼓上，即磁盘，成为机器可以阅读的文献。到了80年代初，知识、信息载体又发生了一次大的革命，人们利用一种激光技术在特制的圆盘上记录和再生信息，它是继纸张、缩微品、磁存贮器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的知识载体，是目前世界上既能用于存贮文字、图像、符号，又能存贮声音等各种知识信息的最为理想的信息载体，就是当前人们所说的多媒体。纵观以上各种载体，我们可以按着与之相应的记录方法分为四大类型：刻铸型（甲骨、鬼神，《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正因为如此，所以，许多事情在行事之前，都得借助占卜，以定金石），书写型（简牍、缣帛），书写兼印刷型（纸），感应型（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第一节 刻铸型载体
一、甲骨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总称。上面刻的文字称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盛行于殷商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殷商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们信奉
吉凶。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记录和一些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因为出土于殷代废墟，故又称“殷墟卜辞”、“殷墟书契”。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的，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当时当作中药材“龙骨”出售，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甲骨上面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共得1500片。不久，王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所得，刘又继续收集，约得5000片，选择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1904年，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这是我国学者从事甲骨文字研究的开始。其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继续搜访，罗振玉先后所得达3万片，编印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加以著录和考释。王国维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并于1917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著名论著。
甲骨文自1899年开始发现，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出土的甲骨实物很多，据胡厚宣《甲骨合集编辑的缘起和经过》的统计，国内有四十多个城市的九十多个单位收藏甲骨达十万余片，台湾、香港
藏有甲骨30000片左右，国外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前苏联、瑞士、法国、比利时、韩国等十个国家藏有26000多片。自甲骨文发现至今，有不少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性论著约有1400余种。甲骨的辨伪和缀合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断碎了的甲骨联接起来，编成《殷墟文字缀合》一书，为甲骨研究工作补充了大批新资料。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及《补编》又有新的补充和发现。1965年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甲骨文编》，收录甲骨文4672字，可识的字约900余。每字注明出处，加以简要说明，可以作为甲骨文的字典使用。于省吾关于“独体形声字”的发现，对我国古文字研究有重大意义，他所著《甲骨文字释林》和他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一部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以及商史的巨著，是甲骨文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４万多片，按五期分二十二类，编辑而成，全书共13册，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著录，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
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发现商代的甲骨，扩大了甲骨的出土范围。特别重要的是后来在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先后发现了周代甲骨文，1977年在著名的陕西“周原”遗址，出土西周甲骨17000片，清洗出有字
甲骨190多片。这批“周原”甲骨共有单字600多个。是研究商末周初历史、地理和官制的重要史料。这些甲骨的出土，使人们改变了只有殷代才有甲骨文的传统看法。
二、金石
金石，是青铜器与刻石的总称。《吕氏春秋·求人》“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可见当时已称钟鼎碑刻为“金石”。在商代至秦汉的青铜器上面，常常铸上或刻上文字，这就是常说的“金文”。古代铜器种类很多，一般分礼器（即祭器）与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所以前人把钟和鼎作为一切铜器的总称，铜器铭文亦称为“钟鼎文”。
青铜器不象甲骨，本来就有传世的，就是出土的，也比甲骨要早得多。据统计，包括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在内，总数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带有铭文的铜器约四、五千件。商周金文单字共约3500个，其中可释字约2000个，青铜器铭文的字体，一般称为大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可见许慎著《说文》就已经利用过铜器铭文的材料了。早在北齐时代，颜之推根据隋开皇二年（582）出土的秦代铁称权上面的铭文，发现并订正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隗林”为“隗状”之误。宋代以后，青铜器出土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对青铜器作系统研究，吕大临作《考古图》，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并作了
释文和考证，至今仍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金石考据之学盛极一时，利用铜器铭文，证经补史，取得不少成绩。吴大澂研究金文，考证出古代文献中一些误字，大都由于在金文中两字形体相近，楷化以后混为一字，形近致误，这些研究成果，写在他所著的《字说》一书中。后来孙诒让所作《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都是研究金文颇有影响的专著。王国维的《说觥》《说彝》《殷周制度论》等著名论述，更有许多卓越见解和重要发现。近现代关于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严一萍的《金文总集》等。而容庚的《金文编》则是查考金文的字典。刻石记录文献起源也比较早，在铜器上刻铸文字比刻石艰难，秦代以来，石刻渐渐取代了金刻。石文价值不在金文之下，后人取以考证经史，便以金石并称。
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在１０块鼓形石上，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贵族畋猎游乐生活，故也称“猎碣”。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这些石鼓，出土于唐代初年天兴（今陕西宝鸡），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唐代诗人都有诗篇题咏，发现时文字已残缺，根据历史记载，宋代欧阳修所见仅485字，后人所见字数更少，清乾隆时别选贞石重新摹勒，便人拓印，于是石鼓文遂有新旧两种拓本。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各地，刻石记功，共刻有峄山、泰山、琅邪、芝罘、东观、竭石和会稽等7石，字体均为小篆。这些刻石大都湮没，琅邪残石残存13行87字，相传为李斯所书，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仅有数字，其余峄山等石刻，只有重摹本流行。司马迁将上述泰山、琅邪等刻辞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范例。
封建社会把整部的儒家经典刻在石版上，作为标准读本，称为“石经”，这种做法，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有感于当时的经书辗转传抄，难免有误，奏请刊刻石经，灵帝嘱咐他用隶书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等七部书写在石版上，刻成石经，立于首都太学门外，作为经书的标准本。据史书记载，当时从全国各地赶来洛阳抄写经文、校对文字、石出土，散存各处，稍稍拓印流传。
唐大宗开成二年用当时风行的楷书，刻了１２部儒家经典，立在长安太学（清康熙摹拓印本的人很多，太学门外每天都有几百辆车乘，交通往往为之阻塞。这部石经因为刻于汉代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一字石经”。三国魏曹芳（齐王）正始年间（240-248），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两部经书，称为“魏石经”、“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
这两部石经原来都立在洛阳城南太学讲堂前面，原石有４８块，至永嘉年间有人所见只剩18块，经过历代沧桑，迁徙破坏，片石不存。晚清以来，有一些汉魏石经大小残
七年补刻《孟子》，“十三经”始全）。这部石经，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始刻，到开成二年（837）刻成十二经经文。通常称为“唐石经”、“开成石经”，或“大和石经”。“开成石经”对后代影响很大，五代雕版刻印经书，就以它作为依据。时至今日，许多石经都已残缺，它却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自从雕版印刷事业日益发展以后，石经的作用相对下降，虽然五代时刻过“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北宋时刻过“嘉祐石经”；南宋时刻过“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间刻了“十三经”，但它们的文献史料价值，第二节 书写型载体
一、简牍
古时，有以竹为简记事者，有以木为牍都不可与前叙的三部石经同日而语。
记事者，合称为简牍。把竹简、木牍作为书写文字、记录文献的材料，始于何时，现在还难以考定。在商代青铜器上，常见“册父乙”、“册父丁”的铭文，《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金文“册”字很像竹简的编缀形式，“典”字则像置“册”于几上，可见商周之际已有简册，但至今出土的简牍，最早是战国时期的，还没有发现春秋时代的竹木简。
关于简牍的制作方法，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乃成奏牍。”简的制法大致是，将竹断成筒，刀削其皮并剖成竹片，经过烤炙“杀青”，既可去掉
水分，又可防腐防虫，然后用笔墨书写文字于背面。至于版牍，也是先锯成木段，剖成版片，再加刨治刮削，经过精细的打磨，使之平滑，成为书写版。
竹简长短不等，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各种规格。武威出土的《礼记》木简和《丧服》经竹简同长，约为 55.5－56.5厘米，若以23.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计算，这批经书的简牍约为二尺四寸（55．92厘米）。而医简则在23-23.4厘米之间,与汉尺一尺相近。古时二尺四寸竹简多记儒家经典或法律文书，唐·贾公彦《仪礼·聘礼疏》：“《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由于法律文书竹简多为二尺四寸，故称“三尺法”。六寸、八寸简，短小，便于随身携带，多用于一般记事。湖北望山的杂事札记简长60厘米，“追策”简长64厘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简竟长达72-75厘米，可见当时列国简策的长度，没有统一规定。
在竹简上写字，字数也不一致，少的只有几个字，多的有几十个字，超过100字的则又较罕见。武威《仪礼》简，每简多至60字或80字，湖北江陵望山２号墓出土竹简也写有60余字，多的达73字。《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根据出土食物，《汉志》所说的每简22字或25字，只是就几种
具体书籍说的，未必是通例。据古文献记载，简文有墨书和漆书两种，迄今所见，都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漆书从未发现，竹简上的文字，书写有误，可以削去墨迹再写，河南信阳出土楚简，有的上面有刀削痕，残笔尚隐约可辨。
关于简牍的编联，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至于编联的道数（即用几道绳），至今发现的战国楚简，多数用2编，其中信阳竹简用3编，望山1号墓简用４编。还有一些更长的木简用５编。《说文》《独断》所说编简用２编，指的可能是通常情况。３至５编，文献记载所无，但却是某些简册实际上所需要的编数。增加编数，旨在固定，已有出土实物可资验证。竹简多用皮绳或青丝编联在一起，牛皮编简称“韦编”，青丝编简称“丝编”。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是指牛皮绳编简而言。简书编联书写后卷起，宋代崇宁、政和年间相传都或多或少发现过简牍。但所有这些，原物早已荡然无存。
近世以来，自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题目多在其后，所谓“编连为策，不编为简”。
早在汉代就发现过古代的简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战国竹简。《论衡·正说篇》说：汉宣帝时河内女子于老屋得古文书。晋太康三年（282）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魏王古墓，发现竹简数十车，经当代学者束皙整理，得古书75篇16种，写成当时文字，共十余万言，其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保存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晋书·束皙传》对这次发现竹简的经过及简书种类有详细记述。此外，南齐、北周和
在新疆塔里木河附近出土晋代木简以后，到1949年50年间，发现竹木简并见于报导的共有7次，共计出土竹木简牍一万多枚。其中以1914年发现敦煌汉简、1930年发现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影响最大。罗振玉的《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考释》，中国科学院《居延汉简甲编》，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分别对上述三批简牍作了著录、拓印、考释和研究。
建国后，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江苏、江西、甘肃、新疆等地发现竹木简30余批共计约三万枚。其中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楚简、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简、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和医方简，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简，都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出土竹简时代最早的是战国时的楚简，从1951年到1965年之间，先后在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的6座墓葬出土过7批800余枚竹简，经过整理拼复，缀合为530多枚。内容包括竹书、杂记、遣策及其它４类，遣策所占比例最大。《仪礼·既夕礼》：“书遣于策”。郑玄注：“策，简也；遣，犹送也。”入葬时把亲友所送礼物写于简上，随之下葬，有时把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也包括在内。出土的这批遣策，记述了1000余件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为研究战国中晚期楚国历史、社会经济、手工业生产等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七批楚简共有4200余字，其数量远远超过楚地出土的金文。战国文字，上承商周甲骨文、金文，下启秦篆和隶书，是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楚简上的文字，具有不同于商周字体和其他各国文字的独特风格，填补了战国时期竹简文字的空白。这7批楚简的形制及其编连形式，更为研究古代简策制度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例证。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于1975年底出土秦简1100多枚，大部分是秦朝的法律和文书。有秦法律３种、秦治狱案例和《南郡守腾文书》《为吏之道》《日书》等等，还有一部类似历史年表的《大事记》。我国古代法律，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以唐律为最早。隋代以前的律令，只有后人辑录的一些零碎篇章，著名的“秦律”又久已失传，这次睡虎地发现的３种秦法律竹简，就显得尤其珍贵！《大事记》一卷，分写在53枚竹简上，按年系事，记载了自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将近100年间的大事，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批竹简是在秦始皇三十年陪葬埋入的，司马迁在撰述《史记》时肯定没有看到过这份重要材料。因此可以用它来补正《史记》，解决这段史实中的矛盾和疑难问题。
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1959年出土的
竹木简，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分三个部分，甲本是7篇《仪礼》，为木简；乙本是1篇《服传》，也是木简；丙本是竹简写的《丧服》经。今本《仪礼》是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的杂糅今文古文的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而武威甲本《仪礼》很可能是后苍、庆普传下的没有被郑玄打乱家法以前的今文礼，武威丙本则代表未附传文以前更早的一个本子。这个西汉时代写本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第一手资料，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鸠杖上系有10枚木简，上面载有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的诏书：“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这便是著名的“王杖”简，据此可以考知汉代尊老赐杖的制度。1972年，武威旱滩坡汉墓又出土了大批医药简牍，共计92枚，等残简。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发现，解决了这两部书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简文中列药物100种，比较完整的医方30多个，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古老的医方书。我国最早的医方书，当推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原书早已散佚，传世的是后人整理的辑本。因此，武威医简应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古代医方文献。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1972年4月出土竹简4900多枚，多用隶书书写，其中绝大部分是兵书，如《孙子十三篇》《六韬》《尉缭子》等，特别可贵的是发现了失传已1700余年的《孙膑兵法》，此外，还有《汉元光元年历谱》等佚书，及《管子》《晏子》《墨子》
问题，关于孙武和孙膑的事迹，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孙武生于春秋末期，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距约二百年，都各有兵法传世。后来有不少人提出疑议：有的认为《孙子兵法》出于后人伪托；也有的怀疑孙武、孙膑原是一人；有的认为现存《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甚至有人断定《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孙膑所作，否定历史上有孙武的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次《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同时出土，实为考古界的惊人发现，足以了断近乎千载的聚讼纷争。《六韬》一书，见于《汉书·艺文志》，通鉴目录》《历代长术辑要》《二十二史朔闰但自宋以来，却有不少人怀疑它是伪书。有的说它“其辞俚鄙，伪托何疑”（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有的说它“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尉缭子》也只见于《汉书·艺文志》，清谭献在《复堂日记》中说：“《尉缭子》，世以为伪书，文气不古，非必出于晚周”；《书目答问》甚至说：“《六韬》伪而近古，《尉缭子》尤谬，不录”。汉人手写的《六韬》和《尉缭子》残简的同时出土，证明这两部书在西汉前期就已广为流传，绝非后人伪作。同时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现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它所载的朔晦干支以及其他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校正《资治
表》等的差误。
竹木简作为记载文献的材料，比起甲骨、金石，具有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可是一枚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移动、阅读都很不方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衡石量书”，每天批阅的文件用衡器称取120斤，又《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初入长安时，给汉武帝上奏：“凡用三千奏，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可见是非常笨重的。
二、缣帛
正因为简牍笨重，所以，又有缣帛与之同时并行，《墨子·明鬼篇》：“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书写材料是竹帛并用的。帛质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能够随文字长短截取，易于流行。西汉末年，扬雄在给刘歆的信里谈到他调查方言的方法时说：他常常拿一支三寸长的笔，一段四尺长的上过油的绢。这种绢写过了可以抹掉再写。缣帛用于书写材料，在汉朝是相当流行的。不过，缣帛是丝织品，价格较高，所以当时的作者，往往把文字的初稿，写在光滑的白绢或版牍上，改定以后，才写上缣帛。应劭《风俗通义》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帛书与简书并行时间较长，在纸张发明以后还流行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北堂书抄》引
《崔瑗与葛元甫书》中说：“今遗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由此可证，距离纸张发明已有三百余年的东汉末年，帛书仍在流行。但帛书不易保存，容易损毁，流传至今者多是从地下发掘的实物。
早在1942年9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因盗掘曾出土一件驰名世界的战国帛书。这件帛书出土时折叠为八幅，中央折纹处稍有损坏，书系丝质，帛丝的经纬并不匀称，有粗有细，因入土年久，已呈深褐色，毛笔墨书，连同边上的文字总共900余字，字若蝇头小楷，笔画匀整。帛书四周，用朱、绛、青几色颜料绘出各种奇特的神怪图像。1973年12月，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二十多种十二万多字的西汉帛书，成为我国考古学界的空前发现，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拓开了我们的眼界。其中有不少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包括《老子》甲本、《老子》乙两种《老子》写本大体相同，但与今本对照，章次有些与今本不同。文字亦有不少出入，上下篇次序则与传世的通行本相反，即乙本，以及《老子》甲本卷后无篇名的4篇佚书，《老子》乙本卷前的《法经》《十大经》《称》《道原》４种文献，历来都没有传本；还有《周易》《易说》以及《战国纵横家书》和相马经、医经方、天文星占等古籍，另外还有用帛绘制的导引图、地图、驻军图、街坊图、帛画等等。马王堆帛书为研究我国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军事、医学等各个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重要资料。
帛书中的《老子》《周易》等书，和今本颇有出入，可以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甲、《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与《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所引《老子》本文次序一致。帛书《周易》原无篇题，包括“系辞”在内，约5200字，卦辞和爻辞虽与今本基本相同，但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完全不一样，今本分上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帛书则不分上下经，保存了比较简单的原始形式。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325行11000多字，其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但文字稍有不同。另外十六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未必见过此本。以帛书和今本《战国策》时照，可以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今本《燕策·二》“燕说齐”章，与帛书文字出入较大；又《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帛书作“赵太后亲用事”；“左师触讋愿见太后”，帛书作“触龙言愿见太后”。另外，帛书本还保存了苏秦的一些书信和谈话内容，既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错误，又可以校补这段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天文星占方面的佚书一种，约8000字，无篇题。内容主要是木、金、水、火、土五星占及五星行度。作于公元前170年左右，“占文”保存了公元前370年到前270年间甘氏与石氏天文书的部分内容，尤其重要的是，书中根据实际观测，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到汉文帝三年（前177）70年
间木星、土星和金星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并推算出了它们的公转周期。这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在五星行度表和另一种佚书的干支表中，都出现第一次农民起义军的“张楚”的年号，值得珍视。
第三节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自从汉代纸发明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古籍的面貌。纸张逐渐代替了简牍和缣帛，成为古籍的书写、印刷的材料。
关于纸的发明，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发明了纸，同时蔡伦也是第一个用植物纤维造纸的人，早已为世界所公认。我国有的历史文献说明在公元前汉武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纸，可是没有事物佐证，未被学界接受。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故址中发掘出一片古纸，白色，约４Ｘ１０厘米，其形状为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质地很粗糙，纸面露有麻筋。当时根据一同出土的黄龙元年（前４９）木简，推断为汉宣帝（前73-前49）时的遗物。这一发现，关系到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时间问题，可惜发现后不久这片古纸就被毁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中日战争的炮火，无法再作深入的研究。
1957年5月，西安市郊灞桥汉墓发掘出
来的古纸，黄色，长宽差不多10厘米，出土时已裂成一些碎片，经取样化验，认为主要为大麻纤维所造，间亦混有少量苎麻。1972－1974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代遗址中又发现两种麻纸。其中一种色白，质薄而匀，细密坚韧，一面平整，一面稍毛糙，含有大麻纤维。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一处西汉窖藏中出土3片可能是汉宣帝时的麻纸。根据以上这些新发现，有的学者们断定我国植物纤维纸发明于西汉，把植物纤维造纸的时间上推了近二百年，把这些作为有力的实物佐证。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实物制作时间是否确在西汉时期，还很难确定。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对上述几次出土古纸的时代都表示怀疑，他认为“即使在同一处发掘出来的古物，也不一定都是同时的”。“同地出土的东西，有时年代可能相差很大，而纸的本身又无文字，所以说它是公元前一世纪物，也只是一种推测”。
我们撇开上述古纸的制作时代，单就他们的用途而言，这些古纸，都是为专供包裹和衬垫等杂用的，至今还没有发现上面写有文字的西汉丝纸或麻纸。所以，迄今为止，最早采用多种植物纤维为原料制造、专供书写用的纸张，应是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造成功的“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小注又引用今本《东观汉记》（卷二十）云：蔡伦“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两者文字几乎全同，都有“造意”二字，造意就是出主意，就是发明创造，意思已很明白，这是蔡伦发明造纸的有力证据。
虽然自蔡伦以后，纸已用来写字著书，但汉代用纸写书的文献记载和出土的文物，都非常罕见，现存古纸亦只有寥寥数种，这些事实，说明纸作为新兴的书写材料刚刚问世，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注意和应用，一是当时生产力仍然低下，无法普及；二是长期使用竹帛的传统习惯一下子难以完全改变过来，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简牍、纸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的观念仍然强烈，直至东晋元兴三年（404），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下令说：
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桓玄伪事‛）
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从而结束了简牍时代。当代出土文物，也证明晋灭以后，不再有简牍文书，而多为纸写的资料了。
两千年来，我国古文献用植物纤维纸作载体，其记录形式有两种：写本和印刷本。至今为止，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写本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发掘的西晋元康六年（296
年）佛经残卷写本以及《晋人田赋》残卷。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西凉建初年间（405年）所写的《律藏初分》与北魏太安四年（458年）所写的《戒缘》，也是较早的写本。其次是唐写本，1966年至1969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北区的唐墓中发现一批唐代写本古文献，如《论语郑玄注》残卷等。由此可知，唐代写本流传很广，不仅盛行内地，而且在边疆地区的流行也相当广泛。
宋代以后，尽管雕版印刷日益兴盛，但是写本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大藏书家是靠抄本积聚文献。如陈振孙家中藏书五万余卷，均抄自郑、方、林、吴诸家。到了明代，抄本仍流行，有所谓吴抄（长洲吴宽）、文抄（长沙文征明）、王抄（金坛王肯堂）、沈抄（吴县沈与文）、杨抄（常熟杨仪七）、姚抄（无锡姚咨茶）、秦抄（常熟秦酉岩）、钱抄（常熟钱谦益），等等。清朝时期，不少典籍也靠抄本流行，1962年福建发现了道光年间福建女作家李桂玉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完整抄本，全书共三百六十卷，大约四百八十三万八千字。是目前我国流传的古典小说中最长的一部抄本，十分可贵。
印本书籍，是随着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兴起而出现的。我国雕版印刷术兴起于唐初。唐朝后期，逐渐普及，当时刻印地区有长安、敦煌、四川、浙江等处，所刻内容有日历、字书、歌曲、诗文以及佛经等。传世最古的
唐代印刷品是太和二年（828年），乾符四年（877年）刻的两本日历以及咸通九年（868年）雕印的《金刚经》，已被伯希和从敦煌盗往国外。国内现存的唐代印刷品仅有两件：一是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二是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本《妙法莲花经》。
五代时期，雕版印书事业发展迅速。据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年）由冯道等人建议，曾依照石经刻“九经”印版，这是用雕版印刷经书的开始。其后又扩至《孝经》《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书，由国子监负责此项工作，成为我国最早的“监本”古典文献。五代私人刻书，有四川毋昭裔在明德二年（935年）刻成的《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书，乾德五年（923年）贯休和尚自刻《禅月集》。
宋代雕版印书事业十分发达，官府、书院、极的推动作用。
北宋中叶，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此后，又陆续出现有木活字、铜活字、铅活私家与书坊都从事雕版印书工作。印本书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成品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刻印书籍，除儒家经典外，还大量刻印史书、子书、医书、算书以及日常参考的类书和诗文等。当时刻印的中心地区，除首都汴梁（开封）外，还有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以及山西平水（临汾），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等地也都有水平很高的各类印本书。当时社会出现了专营出版物的“书肆”，如杭州陈道人的“经籍铺”、尹氏“书籍馆”以及建阳余家、虞家经营的“书肆”，对丰富人民文化生活起了积
字和磁活字印本书籍，这类印本虽未普及，仍以雕版为主，但反映了我国古代印刷事业的进展情况。
明清时代，印本书籍已成为古典文献的主要表现形式。明代北京与南京是刻印图书中心，杭州、建阳等地刻印事业仍在发展，四川眉山等地已为苏州、徽州等地新兴印刷业所代替。此外，边远地区已开始刻印书籍，如海南岛刻印的书籍也具有相当的规模。雍正四年（1726年）陈梦雷用新制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大创举，此书每部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共印六十四部，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石印、铜版印刷以及铅字排印等新技术兴起，逐步取代了古老的雕版印刷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近二十来，在我国激光照排技术逐渐普及，这种用计算机自动编辑、通过激光照排再进行印刷的印刷术，是印刷史又一次巨大进步，传统的雕版印刷乃至活字印刷都很快被它取代，因为，无论在印刷速度还是印刷质量等方面，它都具有诸多优越性。
第四节 感应型载体——胶片、磁带、光盘等
随着生产、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文献越来越多，而存贮的空间有限，人们就设法寻找一种占据空间小、存贮密度大的载体。１９世纪末以后，载体有了新的发展，种类多起来了，开始出现了以感光材料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这是以缩微照相为记录手段而产生的一种信息存贮载体，有缩微胶卷、缩微平片、缩微卡片和缩微印刷四种，其优点是存储密度大、体积小、价格便宜、寿命长、携带方便。利用感光材料作为载体，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对文献进行印刷、复制、摄像、传递，比起以纸为载体采用雕版印、铅字印刷要快速得多、方便得多、准确得多，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非传统的印刷方式所能比拟。但是由于人们不能用眼直接阅读，而需借助于阅读机，且人的眼睛易于疲劳，所以它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科学技术更进一步发展，知识信息急剧地增加，文献的数量也成倍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则是载体发生了又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出现了以磁性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先是将视频和音频记录在磁性材料上，用声音和图像存储和传递知识、信息，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视听资料或声像资料。随后，由于计算机等高科技
应用于文献情报信息工作领域，就将知识、信息以数字符号的形式记载在磁带、磁盘、磁鼓上，成为机器可以阅读的文献。二十世纪80年代初，载体又发生了一次大的革命，人们利用一种激光技术在特制的圆盘上记录和再生信息，这是一种不同于前述的磁性载体的光学存贮器，它是继纸张、缩微品、磁性存贮器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的知识载体，是目前世界上既能用于存贮文字、图像、符号，又能存贮声音等各种知识信息的最为理想的信息载体，就是当前人们所说的光盘数据库。这种载体不仅存贮容量大，读取速度快，而且稳定性能好，寿命长，使用方便，大受人们的欢迎，发展至今不仅有了只读光盘，而且有了写读光盘和可擦写光盘，其发展异常迅速，自1985年世界上出售第一张光盘以来，其品种、数量与日俱增，光盘载体有其自身的很多优点，但也有它的不足，而纸质载体虽有其自身的弱点，却也1992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重庆分所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光盘数据库《中文期刊篇名数据库》，此后，我国的光盘数据库也迅速发展起来，各种光盘数据库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这种全新的载体，对知识、信息、情报的存贮、传递、交流，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目前这种全新载体几乎达到了与纸质载体分庭抗礼的境地，因而，“无纸世界”、“无纸图书馆”、“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看法在世界上漫延开来，似乎整个世界将要用新型的载体完全取代纸质载体。但是我国图书情报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虽然
有光盘所没有的长处。更何况纸张在全世界已应用近2000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上还不会成为无纸世界，仍然还是纸质载体与光盘载体近期并存、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相得益彰的局面。当然，再过多少年，人们也许会再发明一种更加新颖的、先进的载体来取代目前所有的载体，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五节 与载体相联系的文献阅读视听
类型
由于文献载体的多种并存和不断更新，现在我国的文献资料在阅读和视听方面，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原始型文献 包括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文
献，雕刻在碑版上的石经和石刻文献，书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简牍文献；以及书写在缣帛上的帛书文献等等。
2.书写型文献 这是以纸为主要载体(也采用简牍缣帛等)的我国古代的非印刷型文献和今天的没有付印的手稿，也就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前的古写本和印刷发明之后的写本、抄本、稿本、文稿等。如日记、书信、笔记、契约、文章、会议记录、电话记录等。这类文献对研究工作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有的可能还具有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3.印刷型文献 这也是以纸为载体，采用雕版刻印、活字排印、石印、铅印、影印、复印等方法产生的文献，是传统文献的基本形式，也是现代文献的主要形式。例如复印
的古籍、当代的图书、期刊、报纸、图册等，机将贮存的信息输出。计算机能贮存大量信这类文献的优点是便于交流传递，缺点是体积大，较笨重，收藏管理都比较麻烦。4.缩微型文献 这是一种新型的文献,是以感光材料为载体，利用缩微照相技术摄制产生的文献。如缩微胶卷、缩微卡片等。激光技术和全息照相技术发明和应用以后，又出现了超缩微胶片。缩微文献的优点是体积小，贮存密度高，节省贮藏空间。缺点是必须借助缩微阅读机才能阅读。
5.机读型文献 这是一种最新型的文献。也就是计算机可读型文献，是以磁性材料磁带、磁盘、光盘等为载体，通过编码和程序设计，把信息变成计算机可识别的机器语言，输入计算机,必须要阅读时,再由计算
息，并能高速度地通过多种途径检索，虽然它必须具有一系列的配套设备，还需要有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专门人员操作,但机读型文献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文献类型。6.声像型文献 也是一种新型文献。也称直感资料或视听资料。是以磁性材料或感光材料为载体，借助一定设备直接记录下声音或图像信息，诸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电影片、幻灯片等，它脱离了或基本脱离了文字形式，只是利用视觉、听觉直接接受文献信息，它可以帮助人们观察某些特殊现象，尤其在传播文化艺术方面所起作用更大；但对于常规的书本学习,目前还不可能作为经常性的使用手段代替印刷型的纸本文献。
第三章 文献的体裁
我们这里讨论文献的体裁，是就文献编篡形式而言的。从文献的编篡形式上说，古典文献的体裁至少可分为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方志等十多类。
第一节 文书和档案
一、文书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4—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举行盟誓的约信之辞。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郑玄注曰：“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诸侯和卿大夫举行盟誓活动，以盟书记录盟誓之辞。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于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本，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出
土的侯马盟书共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00余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吐鲁番文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出土的东晋到元代（4-14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纸质写本文书。主要是汉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鹘、吐番文等。19世纪末，先后遭到俄、英、德、日等国人的掠夺。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吐鲁番文书的考释材料，令人深思与关注。1954年科学院出版《吐鲁番考古
记》，自1959年起，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墓葬区进行了十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清理，写成发掘报告和文书简介，在70年代后期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以下四大类：（1）公府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2）私人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类疏，以及契券、遗嘱、辞、启、信牍等；（3）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4）佛教经论、道教符箓以及其他宗教文书和典籍。吐鲁番文书早于敦煌文书，其中以唐代公私文书数量最多，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
敦煌文书 指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土的五世纪至十一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1965年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4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遗书多为卷轴式，写本题款有记年者近千件，年代最早者为西涼建初元年（405），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汉文写本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其中佛典占95％，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发愿文、忏悔文等；非佛典文献占5%，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曾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佚书。敦煌文献中最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方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
籍帐等；私家文书有契券、社司转贴、帐历、明代徽州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都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徽州文书 指明代安徽徽州地区的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约等。明代徽商势力雄厚，徽州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文书契约存留至今的比较多。现在安徽、北京、南京、天津一些图书馆和科研单位多有收藏。其中官府文书有官府颁发的文告、编发的户帖、清册供单、鱼鳞图册、催征税粮条鞭长单、审图小票、审定户由、归户册等；私人文书契约多属程、汪、胡、王等大户的文件，如收租底、分家合同等等。这些文书对于研究
系、租佃制度、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状况，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二、档案
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我国古代档案，先后以甲骨、金石、简牍、缣帛为载体，造纸术发明以后，档案又以纸作为书写材料，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一些具有保存和查考价值的照片、影片、录音带也可存作档案。我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36 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葬中出土的一千多枚秦简，其中大部分是秦代律法的原文和解释，是一批非常珍贵的律法档案。我国现存的档案实物，除上述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以外，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包括明清两朝中央机关和少数地方机关、少数个人的档案，共计74个全宗。其中明朝档案较少，只有三千多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时期的兵部档案，也有少数其他时期档案。清朝档案在所藏明清档案中占绝大多数，从时间上看，包括入关前天命前九年（1607）至宣统三年（1911）以及溥仪退位后于1912
至1940年形成的档案；从所属全宗看，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有管理皇族和宫廷事务机关的档案，有军事机构的档案，有地方机关的档案，也有个人全宗的档案；从档案的种类和名称来看，上行文书、下行文书、平行文书、特定用途的文书均有，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咨、移、札、片、禀、呈、照、单、函、电、图、册等不下百种之多；从文字上看，绝大部分是汉文档案，一小部分是满文或满汉合璧档案，也有少量的外文档案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1925起编辑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目录、图集、论述文集等共有50余种，370余册，其中如《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清代文字狱档》《筹办夷务始
末》等，为当时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图书是作者为了传播知识专门写给人看的，档案是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客观地产生而不是专门编写的。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举例来说，研究明清史，一般都根据《明史》《清史稿》以及官修的会典、方略等史籍。其实这些史籍都是根据档案编写的，与档案比较，这些史籍又都属于第二手材料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档案中还有一些不公开的、在一般的史籍中找不到的材料，如《清史稿》一书，虽然经过了长达14年的编篡，使用清代国史馆历年收集的大量史料，可是没有使用清宫密藏的“大内档案”，因而《清史稿》在史实的论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讹误和缺漏。
对于档案典籍的重视和利用，是我国自古以来的良好的历史传统，孔子整理六经，司马迁编纂《史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章学诚编写地方志，都重视搜求并使用过大量档案材料，取得卓越的成果，是据档修史、以档征史以及体现史档结合的成功的范例。
第二节 总集和别集
一、总集
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我国古代的总集与其他的古书一样，其发展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
又《总集类小序》说：“《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这说明总目编定者纪昀认为《诗》《骚》应为先秦时代的总集，而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 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关于总集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说它“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就是说：总
集既可把散佚的、零星的作品，集中起来，又可做一些鉴别、删选的工作，去其芜杂，取其精华，使它成为文章的总汇。大型的总集和重要选本，对于古籍研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历代编写的总集中《古文苑》、《玉台新咏》、《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中州集》、《河汾诸老诗集》、《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等都是公认的著名的诗文总集。
总集的种类也比较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
（1）按编辑体例划分：有收录宏富的“全集式”的“总集”，例如清朝的严可均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将很多人 的著作都合编在一起，成为一部很有价值的图书；有经过认真地择优选精所编辑的“选集式”的总集，例如梁代萧统所编辑的《文选》便是这类总集的代表。
（2）按所收录的时代划分，可分为通代总集，例如明朝的张溥所编辑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就收录了多个朝代很多作者的著作；断代总集，专门收编某一个朝代的多个作者的著作，例如宋朝的姚铉所编纂的《唐文粹》就属于这一类。
（3）按所收编的著作的体裁划分，可分为专门编辑历代同一体裁的作品的总集；例如清朝陈元龙等所编辑的《历代赋汇》；专门收编某一个朝代的某一种体裁著作的总集，如清朝董浩等所编的《全唐文》属此类著作；
此外还有汇集了各种体裁作品的总集，例如宋朝的李昉等所编辑的《文苑英华》，就是这类图书的代表。
二、别集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别集也有其自己发展的历史。“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序》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于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均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
别集所收载的文献一般为文学著作，也兼收一些奏议、论说、序跋、书信、语录、传记等。有些别集还附有作者的专著，如唐朝的《韩愈集》内就收有他所著的史学专著《顺宗实录》一书，宋朝的《欧阳修集》中就附他的笔记《归田录》等。所附的这些专著使别集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使之更加具有保存价值。
别集的种类为数不少，也有多种划分方法，上要有：
（1）按所收载的范围划分：可分为收录
某一个人全部著作的全集，例如宋朝的《陆放翁全集》一书就收编陆游的全部著作；选编某一个人的部分著作的选集，例如唐朝的皮日休的《皮子文薮》一书就属这一类
（2）按照别集编辑者划分：可分为由作者自己编辑的别集，例如唐朝孙樵的《孙可之文集》便是孙樵本人编辑自己的著作而成；由编辑者收编他人的著作的别集，例如唐朝的韩愈撰写、李翰编辑的《韩昌黎集》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种。
（3）按别集文献的编排方式分，主要的有如下四种：一是按照著作的内容主题排列的，例如宋代文天祥的《文山先生集》；二是按著作写成的时代的顺序编排的，例如唐代杜甫《杜少陵集》就是按时代的顺序编排的；
三是按著作体式分类编排的别集，例如唐代李白的《李太白集》；四是综合前面几种编排方式编排而成的别集，例如宋代黄庭坚的《山谷全集》等就是这样编排的。
由于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今天，我们所编辑出版的个人作者的著作无论是全集还是选集，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我国古代的别集和总集的影响。
第三节 类书
一、类书及类书的特点
所谓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次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中说：“类事之书，虽兼收四部，而实非经、非史 非
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何类可归。” 我国古代的类书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成为我国古籍辑佚、校勘和考证的重要文献资料的来源。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类书按内容性质分类编排，先分成若干个大部类，如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一般帝王、后妃、职官、州郡、政理、产业、人、祭祀等部，再在每个大部类下分若干个小类，小类之下先排书名，再排材料并注明出处，其材料按原书时代的顺序排列。
如：《艺文类聚》第五十八卷《杂文部》除个人从事著述外，还特意组织当代名家学“纸”项下，引用了古文献《东观汉记》《董巴记》《三辅决录》《晋书》《渚宫旧事》《抱朴子》《文士传》《晋阳秋》《语林》《宋书》以及晋人傅咸的《纸赋》、梁人刘孝威的《谢赉宫纸启》等十二种文献资料，其中有史书，有子书，有小说，杂录等，列举了蔡伦造纸的传说，韦诞、陈寿、葛洪、杨修等人的有关纸的故事，以供人们检索。
二、我国古代类书的产生 关于类书的产生有三种说法： 1.类书始于《皇览》
南宋王应麟《玉海》第五十四卷：“类事之书，始于《皇览》。”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是当代著名文学家，十分重视文化事业，者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编辑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编成大型类书《皇览》，本书分四十余部，每部数十篇，共八百余万字。从延康元年（220年）开始编篡，数年完成。后人一般认为是我国古代类书之祖。可惜原书早已佚失，清孙冯翼从各书中仅辑出佚文一卷，收入《问经堂丛书》，黄奭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
由于《皇览》，到赵宋时代已亡佚，学者不及见，乃以为类书起于齐、梁间，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14“同姓名录”条下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徵栗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袁州本卷3下《同姓名录》
的解题里没有这几句话。2.杂家乃类书托始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把类书的开端推得早早的，认为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即类书之所托始。倡此说者为清代中期学者汪中,他在其《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 中说：
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今《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又有以也。
随后，以辑佚名家的马国翰推广此意，也在其《玉函山房文集》卷3的《锱珠囊·序》中说：
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余观《吕氏春秋》，《十二纪》取诸《月令》，《至味篇》取伊尹书，《当染篇》取墨子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而取黄帝、老子、文子、子华子之说，不一而足。意盖以周《月令》为纪，杂采百家分属之。此类书之最先者也。3.类书起源于《尔雅》
由于类书是明标类目，分别部居的，而《尔雅》正好是分类书籍，所以，又有人把《尔雅》作为类书的起源。张舜徽反对马国翰的说法，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15中说：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夫诸子百家，以立言为宗，45
例多援据旧语，以明欲宣之义‚《诗》云‛、‚《书》曰‛，见之《论语》《孟子》者，亦已多矣，安得悉谓为类书耶？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行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
类书是兼具资料汇编和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而《尔雅》尽管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但它并非资料汇编；诸子百家之书则既不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又非资料汇编。所以，《皇览》应是最早的类书。
三、类书的范围和类型
我们说，“类书”是兼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文献。正宗的“类书”，也就是这种性质的古籍。类书的始祖《皇览》，完全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它是正宗的类
书，也是标准的类书。作为“类书”这一体裁的书是取此做衡量标准的。但是，在古今的古典文献著录中，“类书”一类的包容范围却不一律，当然，正宗的类书一定照收在内，可是其它门类的书籍也往往混入，象姓氏书、政书，有时甚至还有考证笔记、目录书都会列在类书类里。这些，我们就不能认它们为类书，至少有些不是正宗的类书。1935年出版的邓嗣禹所编的《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集》的“类书之部”，就将类书分为十门：
1.类事门：收《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
2.典故门：收《事类赋》《骈语雕龙》《子史精华》等；
3.博物门：收《全芳备祖》《事物纪原》
《方舆类聚》等；
4.典制门：收《通典》《经济类编》《时务通考》等；
5.姓名门：收《古今同姓名录》《元和姓纂》《万姓统谱》；
6.稗编门：收《太平广记》《宋稗类钞》等；
7.同异门：收《鸡肋》《古事比》《事务异名录》等；
8.鉴戒门：收《类林杂说增广分门》《谷五类编》《人寿金鉴》等；
9.蒙求门：收《蒙求集注》《十七史蒙求》《记事珠》等；
10.常识门：收《万宝全书》《世事通考全书》《广学类编》等。
上述分法，比较清楚，易于检寻。但由于取村过泛，分类过细。其中不少典籍本不属于类书范围（典制、姓名等门），也列入“类书之部”，结果混淆了类书与其他典籍界限。
正宗的类书，分析起来也有许多类型。（1）就内容性质来说，有一般性的类书，有专业性的类书。前者是包综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的。如《皇览》《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后者则只是一方面的，如《册府元龟》，为政事历史的专业类书。《格致镜原》，为科学技术的专业类书。
（2）按编录的体裁来说，有徵事的，如《修文殿御览》；有徵事兼采诗文的，如《艺文类聚》；有词藻的，如《佩文韵府》；有编成韵语的，如《幼学故事琼林》；有重视图表
的，如《帝王经世图谱》；有综合数种的，如《初学记》综合第二与第三两种，《古今图书集成》综合第二与第五两种。
（3）按编录的方法来说，有分类编的，有分韵编的，有以数目字来编录的。分类的是一般的形式，也是类书的主要形式，从《皇览》以下，大多数是采取分类编录的方式。分韵编的如《韵府群玉》《永乐大典》《佩文韵府》等，较分类的更便于寻检到所需的主题材料，但也有不能把有关的主题材料“类聚”在一起的缺点。以数目字来编录的类书，以数字为纲，聚集事实，如《小学绀珠》《读书纪数略》等。
（4）按编纂的情况来说，有官修的，有文人学者编的，有书坊编辑的。第一种如《艺
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第二种如《北堂书钞》《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第三种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事林广记》等。
（5）从编纂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科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
四、现存历代主要类书简介== 现存完整的类书最早的唐代，唐代所编的类书，据史籍所载有十余种，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等四种，被称为“唐代四大类书”，其中以《艺文类聚》最为有名。
《北堂书钞》 唐虞世南编，清孔广陶再校，光绪十四年（1888年）南海孔氏刻本，台湾宏业书局1974年彩印，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影印。虞氏任隋秘书郎时，于秘书省后堂摘录群书中的名言佳句编辑成书，以供当时作文时采集辞藻之用。所以取名为《北堂书钞》。《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类书，成书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全书16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174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173卷，今本地部止于泥沙石，可能不全），分为19部，依次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等。部下再分类，共 851类。类下先摘引词句作标目，标目之下再征引包含这个语句的古籍文句。全书征引古籍，除集部外，总数达800多种。由于此书成书较早，记载
了隋以前的一些可贵资料，对于我们今天辑佚古书、校勘史籍和研究历史很有作用。也可用于查考辞藻出处和典故来历。宏业书局影印本有《北堂书钞子目索引》可供查考时使用。
《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等奉敕编撰，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汪绍楹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成书。全书100卷。分为46部，包括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储宫、人、礼、乐、职官、封爵、政治、刑法、杂文、武、军器、居处、产业、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食物、杂器物、巧艺、方术、内典、灵异、火、药香
草、宝玉、百谷、布帛、果、木、鸟、兽、鳞介、虫豸、祥瑞、灾异等。每部下又分各事物的细目，如天部下又分为天、日、月、星、云、风、雪、雨、霁、雷、雾、虹等，共计727个子目，约百万字。此书资料古稀，引用的古籍达1431种，现存者不到百分之十，且所援用者都为唐以前的古本。体例比较完善，事文兼备，先事后文，改变了以往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以及随意摘句、不录片断的缺点，对后代类书影响较大。该书用途较广，宋以后多用来校勘古籍、辑录佚文以及查找唐以前的文献资料和诗文典故，颇有学术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附有《艺文类聚索引》（包括引书人名索引和书名篇名索引），并附校记1600余条，可供
查考时使用。
中国古典文化主题酒店发展论述 第3篇
1. 主题酒店内涵
主题酒店是以一个特定地域或特定文化为主题素材, 建设而成的极具文化魅力的特色酒店。其显著优势是赋予酒店某种主题, 并围绕这个主题建设具有全方位差异性的酒店氛围和经营体系, 从而营造一种其他主题酒店无法在短时间内复制和超越的酒店主题氛围, 吸引消费者, 提高酒店的经营效益。目前的主题酒店的类型分为以下几种:自然风光型、历史文化型、城市特色型、名人文化型、艺术特色型、科技信息型、神话传说和代表小说型以及多元素组合型等。
2. 古典文化主题酒店内涵
古典文化主题酒店是以古典文化为主题, 把服务项目和古典文化融合在一起, 以个性化的服务代替刻板模式, 体现出对客人的信任与尊重, 建设具有全方位古典文化特色的酒店氛围和经营体系, 历史、文化、城市特色等都成了此种主题酒店的物质载体。
二、我国古典文化主题酒店发展现状
1. 重视主题文化设计与目标市场结合
古典文化主题酒店的主题文化设计和目标顾客群体的结合更紧密, 突出古典文化与顾客的需求和谐统一。目标市场的需求日益具体, 国内古典文化主题酒店设计时其定位开始更加关注消费者需求, 不会盲目追求高雅而忽视消费者的需求。
2. 重视主题文化内涵的渗透
国内许多主题酒店开始重视中国古典文化呈现在顾客心目中的精神内涵。除了酒店产品的对外宣传显现出更多的古典文化特色, 酒店的服务设备和酒店的成熟产品将文化融入于其中并呈现出来, 让消费者对酒店产品满意。酒店经营者将文化与酒店的经营理念、服务过程等管理系统融合, 举重若轻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3. 重视消费者体验主题文化的活动
消费者希望能从酒店主题文化展示的过程中有以往不同的新奇体验, 国内主题酒店在展现以往的静态服务的同时, 逐步在展开动态活动, 增加与消费者的沟通和互动, 消费者能进一步理解并且产生共鸣, 酒店经营方借此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提高酒店主题展示的效果。
三、我国古典文化主题酒店的成功案例
咸亨酒店是我国浙江省绍兴市的一座酒店, 因为在《孔乙己》等多部鲁迅的作品提及而著名, 并成为当地的旅游热点, 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让绍兴的这家咸亨酒店被国内外人士所熟知。这家咸亨酒店的“咸亨”二字来自易经坤卦“品物咸亨”句, 意味悠长。“品物咸亨”寓意为“万物得以皆美”。“咸亨”即是指生意兴隆、万事亨通、财源通达。这家位于最负盛名的酒乡绍兴的百年老店是由鲁迅的堂叔周仲翔于清朝光绪二十年 (一八九四年) 创建, 但在几年后结业。这个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及的酒馆, 早已是绍兴的旅游“名片”。咸亨酒店优势在于其独有的鲁迅文化和特殊的地理位置, 与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文化遗迹, 共同构成解读鲁迅原典的教科书式的主题酒店。1981年, 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 尘封的咸亨酒店重新开业。2007年11月, 当局宣布即将把酒店改建成五星级的鲁迅文化主题酒店。现经扩建改造, 酒店已成为以呈现江南文化、越文化为背景, 融名城、名士、名酒风情于一体的文化主题酒店。咸亨酒店独特的黄酒文化和特色美食茴香豆, 早已深入人心, 酒店门前的孔乙己的塑像是当地独特的人文景观。酒店最具文化特色的“堂吃”, 更是游客体验绍兴风情的必到之处。
四、我国古典文化主题酒店的发展策略
酒店产品同质化诱发的价格竞争、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 为了迎接国内酒店业的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弘扬与传承中国古典文化, 发展此类主题酒店是一个创新的方向。
1. 古典文化与地域文脉的融合
中国古典文化主题如果和当地的地域文化传统相悖, 就很容易引起当地消费者的反感, 所以研究如何将古典文化主题酒店的定位与酒店当地的历史、民俗、景色特点、以及整体环境氛围融合, 是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古典文化主题酒店发展需要酒店经营者深入研究古典文化主题与当地人的消费习惯是否能融合, 这样才能对古典文化主题酒店的长足发展有利。要针对这一地域的文化环境做充分的调查研究, 明确市场定位、符合当地环境氛围, 成为该地域的文化名片或者地标性的建筑。
2. 古典文化与博物馆文化的融合
古典文化以博物馆呈现的方式符合现代人求知求新的观念, 博物馆文化在国外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 促进国内的主题酒店发展。一个主题酒店的客房产品就是一个藏品众多的博物馆, 古典文化不仅可以观赏, 而是就在消费者身边, 伸手可及, 科普知识。
3. 古典文化与现代餐饮文化的融合
古典文化中的诗词歌赋与现代餐饮宴会中的各种产品结合, 一菜一诗词, 突出地域特色, 菜式新颖别致的造型配以有古典文化风格的餐具, 让消费者在用餐过程中体验古典文化的魅力。
4. 古典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
主题酒店在设计之初就要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设计, 主题酒店还应注重现代人的感官要求, 也就是说, 主题酒店的消费者服务和入住体验要与时俱进, 还要让消费者能享受到现代化的便利服务。古典文化主题酒店不断修饰呈现中国古典文化的同时, 不断注入某些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时尚元素。
5. 古典文化与消费者体验的融合
消费者的文化体验是古典文化主题酒店重要的独特销售点, 古典文化主题酒店可以通过精心策划的古典文化主题活动邀请消费者参与其中, 例如曲水流觞的形式,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让消费者感受到酒店的综合性体验服务, 出人意表的入住体验就会被消费者认同, 提高此类酒店的美誉度。因此, 古典文化主题酒店经营必须要考虑到有源源不断的创意策划活动与此主题相关, 并且能被目标顾客群体接受和喜爱。
参考文献
[1]肖晓.主题酒店创意与管理[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2]王一丹.主题酒店创意设计实录[M].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中国古典文献学论述题 第4篇
【关键词】古籍电子文献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古籍电子文献的基本要素
提到古籍电子文献，我们好像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等大型网络数据库，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因为这些数据库是我们从事文史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秘密武器”。对了，这些“秘密武器”就是古籍电子文献。
古籍电子文献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古籍文献以文字或影像等形式存储在磁、光、电等介质上，并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检索或阅读利用的文献。按照这一定义，古籍电子文献的构成应该具有这样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是文献。古籍电子文献本身有其一定的知识内容，这一知识内容即以古代典籍中内容或古代典籍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如版本信息等）为表现形态。其次，它是多种载体存在。古籍电子文献主要载体形态有：软磁盘、光盘、计算机硬盘、网络存储器等。其三，它必须依托计算机或其他设备才能使用。古籍电子文献是通过计算机技术记录、储存、传递、检索和浏览信息、知识的文献，也即，这种文献传播的手段是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来完成的。
二、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归属
古籍电子文献涉及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中医医史文献（二级学科）等多门学科，是古典文献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长期以来，古籍电子文献被认为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存在这种认识是毫不为奇的。这是因为，第一，古籍数字化尤其是古籍影像数字化首先在图书馆机构获得成功实践；第二，有关古籍数字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大多发表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刊物上，给学术界产生的印象是古籍电子文献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范畴；第三，通过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也能够证实古籍电子文献属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笔者通过“古籍数字化”“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古籍电子语料库”“古籍电子化”“古籍电子文献”等6项主题词检索（检索日期2014年1月29日），检索结果显示：超过40篇论文的涉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中国语言文学、中医学、新闻学（出版）等5个学科，低于40篇论文的涉及中国通史（5篇）、民商法（5篇）、档案及博物馆（5）、考古（4篇）、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3篇）等学科。
事实上，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属性。真正能够说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的当通过活跃作者的学科背景进行分析。通过主题检索结果的作者署名单位分析，我们发现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如下：
学科 姓名 署名单位 所获学位 研究领域 发文量
文学、史学 毛建军 南京大学文学院、新乡学院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古籍电子文献学 53
郑永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 8
葛怀东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 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数字化 5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古代史
博士 中国古代史、灾荒史、史料数字化 5
管理学 李明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博士 文献学、中国出版史与出版文化、古籍数字化 9
王立清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情报学博士 信息组织与检索、电子出版、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7
上表清楚显示，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毛建军、郑永晓、葛怀东、王文涛等均来自文史背景，共计发文71篇。活跃作者中来自管理学背景的只有两位作者，发文总数为22篇。
显然，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应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平行的二级学科。理由如下：一是，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悠久，招生培养规模庞大，有利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的传承；二是，中国语言文学肩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重责，古籍电子文献同样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最现代媒介和手段；三是，古籍电子文献是计算机技术与古文献学内容的融合，而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才是古籍电子文献的实质内容，技术仅仅是手段而非本质。
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新内容
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首先被高校文献学教材所关注。张三夕先生编撰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大出版社2003年）是目前在高校使用面最广泛的教材之一，张著为“古籍电子文献”设立专节讲授。[1]张三夕先生十分关注古籍电子文献这一新文献载体，他在多次会议和论文中强烈呼吁支持成立古籍电子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张著之后的几乎所有新出版的古典文献学教材均涉及古籍电子文献的教学内容。[2]如，张大可、俞樟华著《中国文献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十章第五节《电子文献的检索与利用》、王俊杰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齐鲁书社2006年）第十章第二节《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项楚、罗鹭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十章《古籍电子文献》等等。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其核心内容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古籍电子文献不仅是一次保护式的再现古籍原典的载体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古典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性转换。因此，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产生古籍数字目录学。随着古籍电子文献的快速发展，古籍目录学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书目情报挖掘和知识整合的发展方。知识挖掘是古籍书目数据快速增长的产物。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应更多地借鉴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充分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势。“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的成功研发即是对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实现的有效尝试。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为传统版本学增添新内容。古籍电子文献的技术实现和持续的资源建设对古籍版本信息的挖掘和古籍版本的研究将产生全新的范式和理念。古籍版本是古籍全文数据库成功的关键，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必须采取合理的版本模式。古籍数字化资源为古籍的版本鉴定工作和方法提供了全新思路，利用古籍数字资源可以进行有效和快捷的版本鉴定。
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为古籍的计算机校勘和辑佚提供了完全可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升级，古籍智能数据库也不断问世。近年来，古籍自动标点技术实践逐渐成熟。黄建年、侯汉清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籍计算机断句标点与分词标引研究》（项目编号：08ATQ002）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古籍电子文献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全新载体和技术手段，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古籍电子文献必将促使传统文献学向数字文献学转型，并衍生新的学术方向，最终会对传统文史类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三夕，高华平.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的实践性研究[J].文学教育（上），2013（2）：35-38.
[2]毛建军. 《古籍电子文献》课程建设与教学设计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3（21）：22-26.endprint
【摘 要】 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典文献学有了新的研究对象，必将给《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逐渐被《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所关注。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关键词】古籍电子文献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古籍电子文献的基本要素
提到古籍电子文献，我们好像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等大型网络数据库，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因为这些数据库是我们从事文史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秘密武器”。对了，这些“秘密武器”就是古籍电子文献。
古籍电子文献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古籍文献以文字或影像等形式存储在磁、光、电等介质上，并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检索或阅读利用的文献。按照这一定义，古籍电子文献的构成应该具有这样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是文献。古籍电子文献本身有其一定的知识内容，这一知识内容即以古代典籍中内容或古代典籍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如版本信息等）为表现形态。其次，它是多种载体存在。古籍电子文献主要载体形态有：软磁盘、光盘、计算机硬盘、网络存储器等。其三，它必须依托计算机或其他设备才能使用。古籍电子文献是通过计算机技术记录、储存、传递、检索和浏览信息、知识的文献，也即，这种文献传播的手段是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来完成的。
二、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归属
古籍电子文献涉及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中医医史文献（二级学科）等多门学科，是古典文献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长期以来，古籍电子文献被认为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存在这种认识是毫不为奇的。这是因为，第一，古籍数字化尤其是古籍影像数字化首先在图书馆机构获得成功实践；第二，有关古籍数字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大多发表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刊物上，给学术界产生的印象是古籍电子文献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范畴；第三，通过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也能够证实古籍电子文献属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笔者通过“古籍数字化”“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古籍电子语料库”“古籍电子化”“古籍电子文献”等6项主题词检索（检索日期2014年1月29日），检索结果显示：超过40篇论文的涉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中国语言文学、中医学、新闻学（出版）等5个学科，低于40篇论文的涉及中国通史（5篇）、民商法（5篇）、档案及博物馆（5）、考古（4篇）、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3篇）等学科。
事实上，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属性。真正能够说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的当通过活跃作者的学科背景进行分析。通过主题检索结果的作者署名单位分析，我们发现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如下：
学科 姓名 署名单位 所获学位 研究领域 发文量
文学、史学 毛建军 南京大学文学院、新乡学院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古籍电子文献学 53
郑永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 8
葛怀东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 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数字化 5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古代史
博士 中国古代史、灾荒史、史料数字化 5
管理学 李明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博士 文献学、中国出版史与出版文化、古籍数字化 9
王立清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情报学博士 信息组织与检索、电子出版、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7
上表清楚显示，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毛建军、郑永晓、葛怀东、王文涛等均来自文史背景，共计发文71篇。活跃作者中来自管理学背景的只有两位作者，发文总数为22篇。
显然，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应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平行的二级学科。理由如下：一是，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悠久，招生培养规模庞大，有利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的传承；二是，中国语言文学肩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重责，古籍电子文献同样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最现代媒介和手段；三是，古籍电子文献是计算机技术与古文献学内容的融合，而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才是古籍电子文献的实质内容，技术仅仅是手段而非本质。
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新内容
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首先被高校文献学教材所关注。张三夕先生编撰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大出版社2003年）是目前在高校使用面最广泛的教材之一，张著为“古籍电子文献”设立专节讲授。[1]张三夕先生十分关注古籍电子文献这一新文献载体，他在多次会议和论文中强烈呼吁支持成立古籍电子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张著之后的几乎所有新出版的古典文献学教材均涉及古籍电子文献的教学内容。[2]如，张大可、俞樟华著《中国文献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十章第五节《电子文献的检索与利用》、王俊杰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齐鲁书社2006年）第十章第二节《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项楚、罗鹭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十章《古籍电子文献》等等。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其核心内容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古籍电子文献不仅是一次保护式的再现古籍原典的载体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古典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性转换。因此，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产生古籍数字目录学。随着古籍电子文献的快速发展，古籍目录学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书目情报挖掘和知识整合的发展方。知识挖掘是古籍书目数据快速增长的产物。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应更多地借鉴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充分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势。“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的成功研发即是对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实现的有效尝试。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为传统版本学增添新内容。古籍电子文献的技术实现和持续的资源建设对古籍版本信息的挖掘和古籍版本的研究将产生全新的范式和理念。古籍版本是古籍全文数据库成功的关键，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必须采取合理的版本模式。古籍数字化资源为古籍的版本鉴定工作和方法提供了全新思路，利用古籍数字资源可以进行有效和快捷的版本鉴定。
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为古籍的计算机校勘和辑佚提供了完全可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升级，古籍智能数据库也不断问世。近年来，古籍自动标点技术实践逐渐成熟。黄建年、侯汉清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籍计算机断句标点与分词标引研究》（项目编号：08ATQ002）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古籍电子文献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全新载体和技术手段，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古籍电子文献必将促使传统文献学向数字文献学转型，并衍生新的学术方向，最终会对传统文史类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三夕，高华平.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的实践性研究[J].文学教育（上），2013（2）：35-38.
[2]毛建军. 《古籍电子文献》课程建设与教学设计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3（21）：22-26.endprint
【摘 要】 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古典文献学有了新的研究对象，必将给《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逐渐被《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所关注。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关键词】古籍电子文献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古籍电子文献的基本要素
提到古籍电子文献，我们好像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我们说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等大型网络数据库，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因为这些数据库是我们从事文史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秘密武器”。对了，这些“秘密武器”就是古籍电子文献。
古籍电子文献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古籍文献以文字或影像等形式存储在磁、光、电等介质上，并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检索或阅读利用的文献。按照这一定义，古籍电子文献的构成应该具有这样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是文献。古籍电子文献本身有其一定的知识内容，这一知识内容即以古代典籍中内容或古代典籍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如版本信息等）为表现形态。其次，它是多种载体存在。古籍电子文献主要载体形态有：软磁盘、光盘、计算机硬盘、网络存储器等。其三，它必须依托计算机或其他设备才能使用。古籍电子文献是通过计算机技术记录、储存、传递、检索和浏览信息、知识的文献，也即，这种文献传播的手段是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来完成的。
二、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归属
古籍电子文献涉及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中医医史文献（二级学科）等多门学科，是古典文献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长期以来，古籍电子文献被认为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存在这种认识是毫不为奇的。这是因为，第一，古籍数字化尤其是古籍影像数字化首先在图书馆机构获得成功实践；第二，有关古籍数字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大多发表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刊物上，给学术界产生的印象是古籍电子文献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范畴；第三，通过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也能够证实古籍电子文献属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笔者通过“古籍数字化”“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古籍电子语料库”“古籍电子化”“古籍电子文献”等6项主题词检索（检索日期2014年1月29日），检索结果显示：超过40篇论文的涉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中国语言文学、中医学、新闻学（出版）等5个学科，低于40篇论文的涉及中国通史（5篇）、民商法（5篇）、档案及博物馆（5）、考古（4篇）、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3篇）等学科。
事实上，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属性。真正能够说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的当通过活跃作者的学科背景进行分析。通过主题检索结果的作者署名单位分析，我们发现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如下：
学科 姓名 署名单位 所获学位 研究领域 发文量
文学、史学 毛建军 南京大学文学院、新乡学院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 古籍电子文献学 53
郑永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 8
葛怀东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 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数字化 5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古代史
博士 中国古代史、灾荒史、史料数字化 5
管理学 李明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博士 文献学、中国出版史与出版文化、古籍数字化 9
王立清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情报学博士 信息组织与检索、电子出版、政务信息资源管理 7
上表清楚显示，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毛建军、郑永晓、葛怀东、王文涛等均来自文史背景，共计发文71篇。活跃作者中来自管理学背景的只有两位作者，发文总数为22篇。
显然，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应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平行的二级学科。理由如下：一是，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悠久，招生培养规模庞大，有利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的传承；二是，中国语言文学肩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重责，古籍电子文献同样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最现代媒介和手段；三是，古籍电子文献是计算机技术与古文献学内容的融合，而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才是古籍电子文献的实质内容，技术仅仅是手段而非本质。
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新内容
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首先被高校文献学教材所关注。张三夕先生编撰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大出版社2003年）是目前在高校使用面最广泛的教材之一，张著为“古籍电子文献”设立专节讲授。[1]张三夕先生十分关注古籍电子文献这一新文献载体，他在多次会议和论文中强烈呼吁支持成立古籍电子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张著之后的几乎所有新出版的古典文献学教材均涉及古籍电子文献的教学内容。[2]如，张大可、俞樟华著《中国文献学》（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十章第五节《电子文献的检索与利用》、王俊杰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齐鲁书社2006年）第十章第二节《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项楚、罗鹭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十章《古籍电子文献》等等。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其核心内容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古籍电子文献不仅是一次保护式的再现古籍原典的载体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古典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性转换。因此，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产生古籍数字目录学。随着古籍电子文献的快速发展，古籍目录学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书目情报挖掘和知识整合的发展方。知识挖掘是古籍书目数据快速增长的产物。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应更多地借鉴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充分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势。“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的成功研发即是对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实现的有效尝试。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为传统版本学增添新内容。古籍电子文献的技术实现和持续的资源建设对古籍版本信息的挖掘和古籍版本的研究将产生全新的范式和理念。古籍版本是古籍全文数据库成功的关键，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必须采取合理的版本模式。古籍数字化资源为古籍的版本鉴定工作和方法提供了全新思路，利用古籍数字资源可以进行有效和快捷的版本鉴定。
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为古籍的计算机校勘和辑佚提供了完全可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升级，古籍智能数据库也不断问世。近年来，古籍自动标点技术实践逐渐成熟。黄建年、侯汉清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籍计算机断句标点与分词标引研究》（项目编号：08ATQ002）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古籍电子文献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全新载体和技术手段，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古籍电子文献必将促使传统文献学向数字文献学转型，并衍生新的学术方向，最终会对传统文史类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三夕，高华平.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的实践性研究[J].文学教育（上），2013（2）：35-38.
中国古典文献学论述题 第5篇
《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业参考答案
一.解释下列词语
1.文献：历史上的各种文字资料或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又叫典籍，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上资料。(按内容分为：文学文献、历史文献、哲学文献，民族文献、政治文献、方志文献、语言文字文献，科技文献。村代上著，可分为古典文献[古代文献与现代文献] 又：文献包括古典文献、现代文献、多指古典文献。包括清代及清以前的各种文字资料，涉及面相当广泛，诸如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法学、民族、史学、语言、文学、艺术、外事、科技、农学、医药、方志、民俗、图谱以及宗教经典等。
2.类书：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是根据一定的意图(目的)，辑录各门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供人们查索的一种特殊工具书。
类书是辑录古籍中的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等，按类或按韵加以编排，以供人们检索或征引的一种工具书。(起源于三国魏文帝时的)《皇览》---类书始祖。现存较早而又较完整的一部类书是唐虞世南的《北堂书钞》
3.帛书：写在绢帛等丝织品上的书叫帛书。是我国早期图书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盛行于春秋战国。4.古典文献：所谓古典文献，主要是指先秦至辛亥革命期间所产生的各种不同载体、不同文字文献的总称。在这众多的文献中，古籍图书数量最大，是古典文献的主体。在古籍图书中，又以汉语言文字文献最多，所以，古典文献主要研究和讨论汉语言古籍文献的有关问题。
5.四部分类法：是指我国历史上对文献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它将文献分为甲、乙、丙、丁或经、史、子、集四大部，每部再分若干大类。四部分类法是我国对古典文献分类的主要方法。
6.经折装：经折装是唐代末年出现的一种装帧方式。它是把一幅长长的卷子向左右反复折叠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其前后各加上一硬纸作为封面，这样就可以从头至尾翻阅，比卷轴装翻阅起来就方便多了。
7.蝴蝶装：蝴蝶装简称蝶装，它是把每张印好的书叶，以有字的一7面为准，面对面地折齐。集数叶为一叠。然后在书叶背面（无字的一面）版心的地方用浆糊逐叶粘连，再用一张硬厚整纸对折粘于书脊作为前后封面，再把上下左三边余幅裁齐，就完成了整个装帧过程。展书阅读时，中间是版心，两边是文字，犹如蝴蝶展翅，故名之曰蝴蝶装。
8.句子索引：所谓句子索引，就是把一部或多部文献中的所有句子都摘录出来，注明出处，并按一定的方法编排成系统的、便于检索的索引。
9.索引：索引是把一部或多部文献中的具体内容（人名、地名、书名、字、词、句等）摘录出来，注明出处，并按一定的方法编排成系统的、便于查考的文献。
10.鱼尾：版心中间刻划的形似鱼的尾巴的标记，因其酷似鱼尾，故名。鱼尾是装订时用作折页基准的图形。11.政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图书。它收集历代或某一朝代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具有制度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史的性质。主要包括“会要”、“会典”和“十通”等。
12.金镶玉：书籍由于年代久远，以及使用和保管方面的原因，某些图书变得越来越破，甚至将损及文字，如不及时重装，将会变得无法使用。于是人们将书拆开，在书页内另衬一张绵纸或者宣纸，上下加上衬边，重新予以装订。由于衬纸的天头、地脚都宽于原书，可对原书起到保护作用。另外，衬纸一般都很白，而古籍图书的纸色一般发黄，黄白相间，犹如镶黄金与白玉之中，故取名为金镶玉。我国一些地方又将其称为袍套装。二.填空
1.印刷型、声像型、缩微型、机读型 2.经、史、子、集
《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业参考答案
3.《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 4.宋 毕升 泥
5.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澜阁、文宗阁 6.撰、注、编、辑、修、纂
7.《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
8.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蝴蝶装、包背装、线装
9.《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皇朝（清）续文献通考》
10.《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 11.Google、Sina（新浪）、Yahoo（雅虎）、Sohu(搜狐)等 三.简要回答下列问题
1.《四库全书》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图书？该书是哪个朝代、哪个帝王时修成的？总纂官是谁？ 《四库全书》是一部大型古籍丛书。该书是清代乾隆年间修纂而成，本书的总纂官是纪昀。2.“开成石经”是哪个朝代刻成的？包括哪些经书？该石经现藏何处？
“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刻成，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开成石经”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3.目前，衡量一部古籍是否为善本书，主要应从哪三个方面进行考查？
目前，衡量一部古籍是否为善本书，主要应从这部古籍的历史文物型、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等三个方面进行考查。
4.请写出目前最有影响的两部提要式古籍目录的书名来。
目前最有影响的两部提要式古籍目录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5.宋浙本与明初刻本在字体、版式、印刷用纸、装幀方式方面有何不同？(1)宋浙本在字体、版式、印刷用纸、装幀方式方面主要有以下特征：
1)刻书多用欧体字，即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的字体。字体瘦劲，书写字画认真不苟；
2)浙本版心多白口，绝大多数是单黑鱼尾，双鱼尾者较少。书名、卷次在上鱼尾下方，常用简称，鱼尾上方有时记本页字数，版心下方则记页次；
3)绝大多数为左右双边，四周双边者极少，无书耳，无牌记；
4)版心下多记刻工姓名，有的姓、名皆录，有的只刻姓或名字的简称，有的还在姓名下刻一个“刊”字。5)印书多用白麻纸或黄麻纸，纸的帘纹比较宽，约占两指大小，宋刻后印本就不具备这种特点； 6)大多数为蝴蝶装，南宋末年也有用包背装的。
(2)明初期刻本在字体、版式、印刷用纸、装幀方式方面主要有以下特征： 1)赵体字（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体）。2)黑口，也有花鱼尾。
3)印书绝大多数用白绵纸，也有用黄绵纸的，后印本也有用竹纸的。4)包背装或线装。
6.类书的主要功用是什么？(1)查考词藻典故和诗词文句的出处；(2)查考史实和事物掌故、图像；
《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业参考答案
(3)辑佚和校勘古籍；(4)具有专门资料索引的功用。
7.清代内府刻书机构的名称是什么？曾用木活字排印过哪部古籍丛书？ 清代内府刻书机构是武英殿。曾用木活字排印过《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8.怎样鉴别活字本？
根据活字本所具有的以下主要特征鉴定古籍是否为活字本。(1)版面不平，字画浓淡不匀；
(2)字体歪斜（清代活字本已经基本改正这一缺点）；(3)无断版现象；(4)上下字绝不交叉；
(5)有的字偶尔有倒排、横排现象；
(6)除个别图书外，一般版框四角不连接，鱼尾和左右行线不连接。9.查考古籍内容主要可通过那两条途径？(1)利用提要式古籍目录；(2)利用辞典、百科全书。四.论述题
1.试论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学科，研究古代文献的各个方面，具体来讲，主要研究以下问题：(1)古典文献的基本构成，即古典文献本身。诸如古典文献的积聚与散佚、载体与形式、部类与体式等。(2)古典文献整理的内容与方法。①求真：运用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方法，保持真实性、完整性②整序：通过目录、类书，索引等各种工具书编签，为研究提供方便。③释读:即通过标点、注释、今释等进行解释，准确理解原文。
(3)古典文献整理的历史(文献学边)。研究古典文献产生发展的历史，研究、整理的历史概况总结经验与成果，为整理研究提供借鉴。
2.陈垣先生总结的进行古籍校勘的四种方法是什么？请分别加以叙述；并请试论学好《版本目录学》对于做好古籍校勘工作有何重要意义？
本题主要答出陈垣先生总结的校勘古籍的四种方法及其含义。并就学好《版本目录学》对于做好古籍校勘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简要论述。陈垣先生总结的校勘古籍的四种方法及其含义为：
(1)对校：陈垣先生在“校法四例”中说：“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它校法。”进行对校，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广辑异本，并在广辑异本的基础上明确该书一共都有哪些版本，其以何本为善。这就需要我们熟练掌握古典目录学知识，掌握古典文献检索的业务技能。
(2)本校：陈垣先生在“校法四例”中说：“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
(3)他校: 陈垣先生在“校法四例”中说：“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利用他校法亦须掌握版本目录学知识，选择较好的版本，才能收到较好效果。
《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业参考答案
(4)理校: 陈垣先生在“校法四例”中说：“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3.试论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现实意义。本题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述：(1)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
(2)读书治学，特别是治古典文史之学的需要；(3)整理、校勘、辑佚、注解、今译古籍的需要。
4.试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读书治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了我国清代乾隆以前重要古籍10254种，基本上将乾隆以前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各种主要著作都一一作了介绍，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提要式古籍目录，对于我们了解乾隆以前我国重要古籍提供了依据。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所收图书均写有较为详细的内容提要，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这10254种古籍的内容，对于阅读古籍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继承了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经、史、子、集四大部、44大类中，部有总序，类有小序，书有提要，形成一个完备的文献编目体制。对于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探寻学术之门径，提供了重要文献。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四分法”的集大成者，掌握这一分类体系，对于我们检索和利用古典文献提供了重要参考。
5.试述狭义古籍图书的主要特征。
中山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考研经验 第6篇
笃斋
网上鲜有言及中大中文考研经验者，后来者每以无所措手为苦，今日思之，不为无因，盖可自行检索数据，选择所读之书，乃文史研究之基本功，独立备考亦可视为入学前之学术训练也。余去岁七月辞职，独学无友，暗中摸索，个中甘苦，诸君所深悉，为方便后来记，不揣愚陋，特此献芹，竹头木屑，或有小补。
初试
中大文献学初试专业试题，一为文献释读，一为古代文学及批评，现择要介绍如下。文献释读，以考察阅读古代文献及鉴赏之能力为主，重在平日之积累，其实不必准备，亦无法准备（范围太广故尔。余因英语一窍不通，加以平日稍有阅读文言之基础，故未专门准备）。
文献释读分四大题。
一、标点及繁体转简体。句读乃读书之基础，古人读书尤重句读，盖句读虽微，断句不明，关系文意非小。标点，可从断句入手，寻一未加句读之古籍影印本，日加句读，功夫一到，考试自可无虞。然句读虽似极简单之事，亦不可等闲视之，如文中之书名篇名，平日若未留心，点读时又未觉察，目之为普通名词，甚者一书名断成上下两句，便贻笑大方。如今年之第一题，难点有二，一是“”字，乍视不知为何，然此字出现两次：“取”、“度”，据上下文意，不难推测为今之“法”字。准此，如遇难以识别之字，大多可就文意推测，或可据字形猜读，如今年复试有一字，上部为四“口”下部为“页”，其实乃“嚣”字，不过刻工图方便，移下两“口”于上耳。一为“而书之大禹皋陶益稷仲虺之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高宗彤日旅獒召诰无逸立政”，此段文字骤然视之，不知所云，其实如了解古代典籍，即可知“书”乃《尚书》，其后之“大禹皋陶益稷仲虺之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高宗彤日旅獒召诰无逸立政”均为《尚书》篇目名，故此段当标点为：“而《书》之《大禹》、《皋陶》、《益稷》、《仲虺之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高宗彤日》、《旅獒》、《召诰》、《无逸》、《立政》”。故标点虽为基础，实乃对文史功底之全面考察，平日多读书、多翻书，自然无碍。至于繁简体转换，因只考察繁体转简体，故只须能识别繁体字即可，平日多读竖排繁体印刷之书籍，遇无法识别之字，勤翻字典就可，平日书写均用繁体尤为有益。
二、文言文翻译。此项乃基本功，多读古书即可。
三、分析题（有两小题）。第一题分三问，如今年所考文段选自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1）此文有哪两种文学观，作者的看法是什么？（2）这种分辨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3）解释下列字词。乐竟为一章 文章尔雅训辞深厚 素绚。考察阅读分析文章之能力及相关文史知识。第二题为材料论述题，如今年乃要求根据欧阳修《苏氏文集序》写一篇文学史述评，此题与“古代文学及批评”交叉，然所选文章多千字以外，绝无标点，亦需文献阅读之能力。
四、诗词鉴赏（一般为二选一），今年即一诗一词。此乃考察文学之鉴赏力，平日如曾多读诗词，熟识典故，亦无问题。要之，文献释读所考实乃阅读及鉴赏之综合能力，文史基础较好，好读书，不必复习。
参考书目（非官方给定之书目，乃余据经验妄拟）：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郭绍虞《历代文论选》（四卷本）、黄霖、蒋凡《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四卷）、《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按：第四题诗词鉴赏不一定为唐诗宋词，各朝代之诗词均有可能，诸君可查阅历年真题）
古代文学与批评。此科熟读文学史及批评史即可，然须注意文学史所分析鉴赏之诗文。余复习时，未能谙熟文学史中之作品，惨失20分，仅得107分，可为殷鉴。复习时，可按所出题目，分别做好笔记，总结大概内容。此科余无甚心得，略言如此。
参考书目（非官方给定之书目，乃余据经验妄拟）：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着》、王运熙《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新编》。
复试
中国古典文献学复试分专业笔试及面试。专业笔试，今年所考与文献释读无异，两题，100分，一为标点及分析主旨鉴赏艺术特点，一为材料论述题。因未见历年真题，故是否年年如是，不得而知，此仅作参考。要之，文史基础较好，当无问题。面试，一考察英语听力及口语，准备自我介绍即可（按，一般如此，然老师兴致大发，多问也有，余即被要求描述家乡），二考察专业知识，此项复试办法上有介绍，可参看。文史基础过硬，当能高中。文献学知识亦须有全面之了解，如目录、版本、校勘等等，如目录的源流（六分法、四分法）、总集及别集之区别。另，平日须读一二大书，即某本总集或某作家之全集，且对文史方面之知识要有广泛之涉猎，因文献学上线人数不多，复试每年不过四人左右，面试时间多者可达30分钟，老师随意提问，范围自然较广。要之，基础扎实者，不必复习，随意看书即可。然亦不可放松，因上线人数过少，或有自古代文学调剂来面试者，竞争亦极大。
参考书目（非官方给定之书目，乃余据经验妄拟）：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版本编、校勘编）、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张之洞、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
以上乃个人经验，愚者一得，或有小补，然姑妄言之，妄听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