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九一八事变思考（精选6篇）
对九一八事变思考 第1篇
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思考
黑暗、恶劣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它是什么，它是代表着日本对我国无耻地侵略。
在九一八事件的前期，就有三五个日本人通过坐火车来到了我国东北地区。由于东北很多军事装备都是通过日本买的，所以自然而然就和日本有来往，但没想到日本会对我国东北产生了兴趣，我们不知道日本想侵略东北的邪恶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九一八前，日本已经带领一些人住进了东北，其中有几次爆炸事件发生，都是日本的烂手段，给我国的解释是在掩饰自己的恶意，对日本人的狡辩，我国的领导人员都收到消息说日本即将要侵略中国，但没有做任何准备或预防，只留意对方的举动。那时东北军队有二十万人，日本才两万多人，兵器当然是东北居多。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东北军队采取不抵抗手段，这个决定来自于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人。就是因为不抵抗，日本人才更加明显占有东北、控制东北。侵略过程中，日本有攻打到军队，有些正义的军人不服于不抵抗的命令而去攻打日本军，我军几十个士兵杀掉了一百多个日本军，在此看了，我国军队不弱，为什么蒋介石等人那么胆小怕事呢？正因他们的一个错误选择，令我们不仅受到欺辱、而且人受伤害，地区别霸占，这些责任谁能赔偿的了。
为什么日本能轻易侵占东北？在我看来，有两点：
1、日
本的侵略野心，使用了欺骗手段。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我国南京政府有向国际申请裁决，日本制造多种事端谴责是我国的问题为由来推卸责任。即使我国有再多的证据来证明日本军的不是，他们政府那些后台也不用负责，因为他们利用军中领导来为自身抵挡罪孽、抵挡日本政府真正的野心。
2、面对日军的侵略，我国采取了不抵抗方式来面对。我真搞不懂为什么前辈们明知道东北军队是日本军队人数的几倍，还怕他们什么？因为兵器生意上的交易会断掉，难道宁愿要维护两国的交易也不顾国家的安危吗？在日本军侵占当晚，张学良已经向蒋介石报告，问该如何处理，蒋介石说要张学良看着办，蒋介石开始说采取不抵抗，如今说让张学良决定，这不是想推卸责任吗？张学良因为害怕没怎么思考就宣布采取不抵抗方式，出事后指向蒋介石，这不也是想推卸责任吗？他们两个都有责任。
对于九一八事件，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往的失败，后人应该拿来当作教训。我们这些作为后辈的，应当谨记九一八东北被侵占的欺凌，不可以再让他国伤害我国领土与人民。倘若国家再让此事发生，那还对得起因为九一八事件中伟大牺牲的人民吗？最近菲律宾与我国发生黄岩岛事件，菲律宾蓄意挑起事端，引起两国矛盾，但由于菲律宾方面常违背中菲双方此前达成的关于不使事态扩大化、复杂化的共识，不计后果地不断推动事态升级，因此我国对此要做
好各方面准备。国家一定不能再让九一八事件重演历史悲剧了。虽说我国倡导和平共处为原则，但伤害到国家时，不能轻易屈服，要采取抵抗原则，敌不动、我国不动，敌动、我国不能不动。爱国就是不能让别人伤害自国。
肖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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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九一八事变思考 第2篇
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在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对中国 东北的战争。当晚10时，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
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分指责蒋介石，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前，他的主要精力不在日本军队上，因此，为了不至于和日本人闹僵，使自己手忙脚乱分身乏术，才出此下策。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关于“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的意思还是张学良的意思呢？根据我查的资料显示，蒋介石在19日白天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蒋急于了解详情，所以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其中并无下令不抵抗之语。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很明显，国际上所谓的公正的机构也会根据国家的发达与否而差别对待，他们以公正的名义去管理国家间的事物，只是方便他们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不以公正的做法去出发发达国家所犯的错误，更甚者包庇他们，而对发展中国家却步步逼近，这行为实在令人嗤之以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工人、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举行罢工、罢课，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和示威游行，反对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工人、农民、学生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抵抗日本侵略军。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政策。各地人民还组织“抗日救国
浅析九一八事变对我国的影响 第3篇
1931年9月18日, 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 武力攻击东北, 制造了“柳条湖事件”, 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战争。9月19日上午8时, 日军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 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 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 它既是日本欲保“主权线”必“开辟利益线”强盗理论的实行, 又是分期占领中国, 争做“东洋之盟主”的开始;既是“失之与欧美, 取邻于邻国”双轨经济国策的实行, 又是对西方列强“靠强兵掠夺, 靠掠夺富国”及“谋富要领”领会的结果。1927年夏, 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 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 称中国东北“在 (日本) 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 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在向天皇奏呈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 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 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 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 揭开了对我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件的发生, 对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均造成了重大影响。
一、政治方面
“九一八”事变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带有转折性质的重要历史事件,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历史进程。
从全局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侵略的开始, 它是争夺亚洲霸权和走向发动世界战争的起点, 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策源地之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最早形成。九一八事变后, 东亚局势再度紧张, 并持续恶化, 最终导致了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
因此, 不能把“九一八”事变看作是只有局部意义的中日两国间地区性的一般军事冲突, 而要把它看作日本企图建立军事独裁法西斯专政, 实现其独占我国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它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
从国内政治形势看,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占领我国东北, 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 我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 包括学生、工人在内的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 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 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 蒋介石希望尽快围剿红军, 平定内部, 然后枪口对外。但是红军在毛泽东, 朱德的指挥下, 不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即便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进行长征, 也没有被国民党完全消灭, 反而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到达陕北, 延续了革命的火焰。与此同时, 国民党也不得不进行了一些国防准备, 修建重要铁路, 组建空军, 迁移重要企业到内地等。总而言之, 九一八事变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考察中国近代史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社会, 是一个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其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九一八”事变以后, 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变得特别突出,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 企图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占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 此后, 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国内阶级矛盾和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由此变动了我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我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所不断发生的变化, 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历经10多年, 中日民族这个主要矛盾才得以解决。
二、经济方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国内通货膨胀严重, 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大量工人失业, 就业压力增加, 农作物价格暴跌, 农民纷纷破产, 社会矛盾激化。
日本之所以发动九一八事变, 就是为了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近代历史证明,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是造成我国贫穷落后、现代化事业发展迟滞的根本原因。九一八事变前, 沈阳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规划最优秀的城市, 按照1931年的《东北年鉴》记载:当时的道路, “夹道植榆槐, 以荫行人”。东北的民族工业也呈现出了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三万多人东三省兵工厂已占地1000多亩, 服务全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业直通欧美, 全国第一个造币厂、第一辆载重汽车都出现在这里, 大量的民族资本家也在此发展。张学良深知“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 经济上不能复兴, 政治上就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为了东北民族工业的复兴, 张学良制定了一系列扶植民族工业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前已显见成效。从某种程度上讲, 正是沈阳的发展, 导致了日本更大的贪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由于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推行, 短短三个多月, 日军就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 建立了伪满政权, 以欺骗、统制奴役东北人民。日本通过“满洲国”控制我国东北地区, 由此掠夺了超过其本土及殖民地 (琉球、台湾、朝鲜) 在内的更大区域。日军大肆掠夺各种物资, 张学良将军的私邸大帅府也被洗劫一空, 铁路边更是堆积着数目众多的需要运往日本国内的各种物资。对此, 1931年11月28日, 日本外务省清水嘱托在其至外务省的报告中说:“这里所谓满洲政权者, 乃将满洲地区从中国分离出来, 树立作为我国傀儡政权之意。军事方面听任我国, 警察也以我国人为首脑, 财政及其他各种行政权亦在我指挥之下, 事实上成为我国保护领地的性质。这样, 我国可根据需要, 逐步采取经济措施, 调整与国内和朝鲜之间的经济关系, 把满洲作为经济圈内的一部分, 而对我国经济有相当的贡献。”
我国现代化进程虽然缓慢和畸形, 但直到九一八中日战争之前, 它都一直坚忍不拔地向前发展。九一八战争, 严重打击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我国自五四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显得脆弱不堪, 由中原大战决定的政治格局被打破, 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分化重组, 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受到冲击而不得不第二次下野。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被削弱, 一些地方性割据势力得以屡次以抗日为名对抗中央, 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事业遭到重大挫折, 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九一八事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侵华战争, 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使得我国现代化进程趋于停滞。日军所到之处, 疯狂掠夺公私财产, 破坏文化遗产, 开采矿藏森林资源, 发行伪钞, 焚毁炸毁军民用设施, 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 几被侵者洗劫一空。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 日本在14年战争中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数年来一直进行抗战时期中国损失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六年来, 敌军陷我城市总达751座。陷区战前原辖户口4499万户, 政区面积578.1万平方市里, 耕地面积388847万公亩。陷区半数以上地域做过战场, 受灾面积约在上述面积的70%以上。敌机空袭省区达23省。在上述灾区, 我国所受损失, 总计国币44967571000元, 约合美金13359416000元。”日本侵华战争给我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 造成巨大的物质、文化财产损失, 对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
三、思想文化方面
九一八事变使得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民族危机加深, 在这一背景下, 我国的文化思潮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民族复兴主义思潮广泛兴起。
九一八事变前, 受“西学东渐”的影响, 人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 对它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最迫切的现实问题, 中国的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积极宣传自己的民族复兴理论,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而民族复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团结人心, 激发民族意识, 以抵抗日本侵略。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思想文化, 自然成了人们鼓舞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 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 九一八事变后, 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是持一种认同和维护的态度的。
九一八事变后, 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海内外贤士大夫, 奔走呼号, 复兴民族之声, 嚣然四起”, 《复兴月刊》大声呼喊:“中国近日, 内则政治窳败, 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 丧失 (师) 地;国势岌岌, 危如累卵。忧时之士, 深虑神明华胄将限于万劫不复, 于是大声疾呼‘复兴’、‘复兴’”。九一八后, 中华民族的那种淡薄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变得强烈起来, 民族复兴主义思潮高涨起来。民族复兴主义思潮一方面主张民族团结一致, 万众一心, 即使国人的主义信仰、政治派别有所不同, 都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的。另一方面就是广大有识之士纷纷批评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主张, 从理论上揭露“攘外安内”政策的谬误, 增强国人对抗战民族复兴理论的确信, 铲除“攘外安内”政策对国人造成的恶劣影响。1936年, 冯玉祥、李宗仁认为“中华民族在日本军阀疯狂侵略与不断进攻下, 实已届于最后生死存亡关头”, 要复兴民族, 只有放弃“攘外安内”的不抵抗政策, 坚决抗战。 (9) 九一八事变后广泛兴起的民族复兴主义思潮, 明确提出中华民族能够复兴, 并探讨了如何复兴等问题, 这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历史背景下, 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小结
九一八事变给我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然而, 从历史全程的角度看, 九一八事变是造成日本走向危亡, 以及中国进入复兴的一个历史分水岭。九一八事变后, 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 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关东军的“成功”抗命, 使得日本军阀终于开始主导了日本的命运;而我国人民却因此觉醒, 各种分崩离析力量的开始整合, 最后形成一种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 从此走上对抗日本强权侵略的道路, 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领土。
摘要：1931年9月18日, 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 武力攻击东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它揭开了日本对我国, 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转折,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本文简要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对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造成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 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兴起;同时, 九一八事变对我国的经济带来的巨大的损失, 严重打击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对我国主流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九一八,日本,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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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料对九一八事变史实的歪曲 第4篇
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的，
而非中国军队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秘密带领松冈军曹等几名日军士兵，来到位于沈阳北郊的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夜10时20分左右，河本末守等人按照事先的计划，将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药包安放在东侧单轨两根路轨的接口处，并将铁路一侧的路轨炸毁。随后，日本人又制造假现场，在被炸现场放置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无辜百姓的尸体，把这次爆炸事件嫁祸给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官兵。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柳条湖事件。
在日本史料中，日本侵略者竟然使用“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将制造此次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军队。
《新版满洲事变的真相》 是于1931年 （昭和六年）12月30日发行的日本史料，由大正写真工艺所印刷。此书的引言以“楚楚可怜”的姿态，“声泪俱下”地控诉了日本在“中日问题”中受到的莫大“屈辱”。引言这样写道：
主张正义的日本帝国呀！他一直在暗自流泪并且一再地隐忍。他非常重视在国际上的信义，有着只要平安无事便好的消极态度和想法，自己的苦难自己来忍受，为世界和平而贡献着。
但是，贪得无厌的支那人不但不悔改还变本加厉，终于在9月18日晚上10点半，直接导致了奉天郊外柳条沟铁路爆炸事件。我们的铁路守卫军发起了战斗并且将其击退，但这只是铁路守卫军本来的职责而已。而且贤明的日本皇军在同一时刻占据了各处要点，防止了这一事件的继续扩大。
我军此次的行动只是保障自身的安全，完全属于正当的防卫手段，却未能阻止不幸灾难的发生。为了将损失降到最小，为了世界人类的和平，我军已牺牲了莫大的尊严。
很明显，文中所述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其夸张煽情的写法，也许会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信以为真，对日军所谓“冒着生命危险”的“正义的姿态”感激涕零，甚至肃然起敬，而这正是这本书企图达到的目的。此引言不仅将日军的侵略行动谎称为“为世界和平”的“正当的防卫手段”，还使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军摇身一变，实现了由侵略者到“自卫者”的改头换面。同时，引言还不忘把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军民诬称为“贪得无厌的支那人”，以此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更为荒诞的是，这种完全歪曲事实的谬论居然还被作者大言不惭地称之为“真相”。
在此书的一幅图片中，有两顶帽子、一支步枪和一堆铁路枕木的残骸，旁边的注解写道：“铁路、枕木及中国军人的帽子和步枪，在他们自爆铁路后，被射击于此地。”
另一本日本史料 《满洲事变》，是由大阪出版社于1931年 （昭和六年）9月25日发行的。这本书发行之际，距离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还不到十天。
在自序部分，此书作者岛屋政一写道：“支那的正规兵枪杀了我国中村大尉的事件发生后，我国国民极度愤慨，呼吁当局用最强硬的态度应对此次事件。当局对于此事件尽了最大的力度来解决，然而支那方则对此事件左右不一，拖延时间。这种态度更加激怒了我国国民，舆论导向也变得更加激烈。在这个特殊时刻，9月18日的夜晚，支那的暴徒突然破坏了南满铁路，我们守卫队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对方向我守卫兵发炮，从而引起我军的应战，随之演变成大规模冲突，成为日支战争的开端。针对支那方的增兵，我国也把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转移至满洲，且在各地的战役中连战连胜。”这篇自序依然延续了日本侵略者“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责任推卸给了中国军队。
《北大营附近支那兵铁道爆破攻击行动并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战斗经过要图》 是由关东军参谋部编辑，奉天浪速通二五南满印刷社印刷的日本史料。在这份地图中，标注了一处柳条湖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并标明爆破时间是夜10时许。同时，在这一处还用红笔标注了“爆破铁路是支那兵所为 （爆炸现场三具尸体为第七旅步兵第621团士兵高文亭等人，支那兵尸体的位置）”。在“爆破点”附近，用蓝笔标注着“河本中尉指挥巡察兵（所属虎石台中队）”。这份地图仍然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责任推卸给了中国军队，谎称日军河本末守等人只是巡视铁路而已。
事实上，对于戒备森严的柳条湖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军队一直遵令不予进入。1931年9月24日，张学良在致蒋介石、王正廷的电文中提道：“平日日军对于南满路保护綦严，凡有桥梁之处，莫不有日兵把守巡逻，日夜不懈。华人之行经此处者，虽便服亦受监视。至于军人，则盘查尤严，否则不许通行。华人便视此为畏途，此有已往事实可查。在此种严厉状况之下，我军何得轻至南满路。且我军对于日軍向来极力避免冲突，讵有破坏桥梁之事。至于日方宣传种种，皆系一面之词。且自沈阳被日军占据以后，所有官署公文印信，以及一切军政两方重要人员物品，均在日人掌握中，自可随意造作任何证据，我方不能负责；其他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容查知其详，故不能以确数说明。近据报称，日军极力搜查我人民军警尸体，悉数焚化，以图消灭证据。”
事件发生后，一些赶往现场的外国记者都发现了日军伪造柳条湖事件现场的端倪。就连时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也看出了关东军企图嫁祸于人的破绽。他在9月19日上午发给币原外务大臣的密电中提道：“另据满铁木村理事内线告知，外传为中国方面所破坏之满铁铁道路段，满铁当局曾派员工前往修复，但军方不许接近现场。据此可以推想，此次事件纯属日本军方的计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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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其回忆录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满铁线路上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毁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了。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正如花谷正所述，由于事先让工兵做了技术方面的测算，这次爆破只炸断了一小段单线铁轨。关于柳条湖事件的铁路爆破情况，据“满铁”铁道部的 《满洲事变记录》 记载：“被炸处位于以大连为起点404公里440米，上行列车方向左侧铁轨接头处，从北大营西道口向南一公里50米地点。只造成轻微的破坏。以铁轨接头为中心，向长春方向切断长10厘米，向大连方向切断70厘米；在铁轨联结处前后两根枕木延伸在铁轨外侧部分，几乎被炸飞散。其他无异常。”
据记载，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刚过，自长春开来的第14次快车就途经这里，并准时于10时30分抵达奉天站。这一切并非机缘巧合，而是关东军精心的设计所致。日本视南满铁路为“生命线”，他们谋划的这次事件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能让南满铁路的交通瘫痪，妨碍日军进攻北大营。正如川岛正大佐所说：“假如那时列车被颠覆，从铁路警备任务上说，就要首先抢救负伤者，那样，就失去了攻击北大营的机会。”
由此可见，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为了发动侵华战争而蓄意制造的一个借口，其目的是要以此为契机，迅速侵占中国东北，将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正如曾经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交代：“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九月十八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以此为借口，采取了立刻占领满洲的行动。”
日军突袭北大营，
东北军未进行有组织抵抗
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刚过，日军设在守备队营区内的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即开始炮轰北大营。在炮火的掩护下，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也向北大营发起突袭。
当时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是东北军的一支劲旅，总兵力7000余人。全旅官兵军纪森严，轻重武器配备比较精良，文化素质较高，战斗力强。但是，由于受到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北大营的东北军官兵普遍情绪低落、斗志消沉。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北大营竟然群龙无首。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进城未归，不在营中。第七旅代署军务的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日军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很快攻入北大营，第七旅官兵被迫向东撤退。尽管当晚第七旅第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率领部下进行了自卫抵抗，但这种抵抗毕竟只是少数官兵无准备和无组织的抵抗，终难挽回北大营陷落的悲惨命运。
然而，在日本史料中，日本侵略者竟然掩盖其当晚突袭北大营的侵略行动，谎称东北军率先对日军采取进攻。
在日本史料 《北大营附近支那兵铁道爆破攻击行动并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战斗经过要图》附录的“北大营附近日支两军冲突的概要”一文中，这样写道：
9月18日夜事变发生时，虎石台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正在文官屯附近进行夜间演习。中队的河本中尉根据队中教育规定，监察6名巡查兵的行动，并沿线路往南行进。晚10时许，在到达北大营南约六七百米左右的炼瓦烧场附近时，突然听到了后方的非常大的爆炸声。在听到爆炸声后马上向北前进，见到了数名支那兵炸毁了铁路，向北大营方向行进，随即向支那兵射击。追击中，双方在离爆炸地点二三百米的高粱田内发生了交火。他们将情况急报给第三中队长后，进行了勇敢的对抗。
独立守备第二大队长岛本中佐从第三中队长那里得到支那军正在企图攻击的报告后，认定已经开启了战争。为了我国军民和国威保全起见，决定立即展开攻击。大队本部和第一、第四中队于晚11时40分搭乘列车，并于晚11点50分在柳条沟下车，行进到北大营。随后，与已经占领西北角的第三中队会合，展开攻击。在抚顺的第二中队也得到大队长的命令，在凌晨3点30分到达北大营西南角，共同消灭了余下的残敌。
各中队通过战斗，排除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在午前5点30分左右占领了北大营全部地区。在此战中，我军战死者为2名，负伤者为22人。我军埋葬的敌军尸体有320多具，敌军战死者数应该在400名左右。
本场战斗胜利的原因，归功于平时精到的训练，充实的精神要素，及在事变突发时，我军各将领对形势的正确判断，精确迅速的攻击以及官兵們的奋战。
这篇所谓“北大营附近日支两军冲突的概要”，与日本侵略者一贯的荒谬口径完全一致。这种日本侵略者炮制的谎言范本，一旦被伪装成事实真相，便反复地出现在其鼓噪侵华的各类媒体中，以此误导国内外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和舆论。
九一八事变是日军的侵略行动，
而非“保障”“防护”行为
就在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突袭北大营之时，9月19日0时40分左右，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也按照计划发动了对沈阳的进攻。日本关东军兵分三路攻占沈阳，由于不抵抗政策，侵略日军基本未遭到抵抗。至19日晨6时30分，一夜之间沈阳内城完全被日军占领。侵占了沈阳内城的日军又增兵援将，乘势占据沈阳城郊的重要军事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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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占沈阳，给沈阳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没有来得及转移，东北当局的官方财产被日军抢走了17亿银元以上。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曾经繁华安宁的沈阳，尸横遍野、满目疮痍，变成了一个令人惊心骇目的人间地狱。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大批沈阳难民，被迫背井离乡，逃亡关内。
在日本史料的记载中，却频频出现所谓日军“保障”“防护”的字眼。在 《新版满洲事变的真相》中的“占领之后的奉天城内”部分，有一幅日军侵占辽宁省财政厅的图片。画面上有一堵废墟之上的殘破墙体，旁边站着两名手持步枪的日本士兵。其注解写道：“日军部队保障占据后的奉天省财政厅的后身。”编者竟然大言不惭地将日军侵占辽宁省财政厅的侵略行动，谎称为“保障财产”。
《满洲事变写真帖》 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于1931年 （昭和六年）9月28日印刷，1931年 （昭和六年）10月1日首次发行的。同年10月5日，此书二版发行，10月10日三版发行，10月15日四版发行，10月20日五版发行，11月6日六版发行。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这本书在短短几天内多次再版，并严格限制版权，足见当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满铁”企图迅速扩大该书的社会影响，以及日军企图加速侵华的急躁心态。
在这本史料中，包含大量日军攻入沈阳等地的照片，照片注解采用了“皇军”“壮观”等褒扬的字眼，暴露出“满铁”对侵华日军所谓“赫赫战功”极为赞赏和炫耀的心态；在记录日军占领东三省官银号大金库的图片注解中，仍大言不惭地采用了“防护占领”一词，把侵略者的掠夺行为粉饰为“保护财产”的“义举”。
在大阪出版社发行的 《满洲事变》 一书中，这样记载了日军占领沈阳内城和兵工厂等地的情况：“我军在19日午前完全保障占领了奉天城内及附近一带。同日午后，我国宪兵司令部迁移到城内开始维持治安。”
日本史料难掩“真相”背后的真相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批日本史料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贼喊捉贼，大肆歪曲九一八事变真相的罪行，也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妄图误导国际社会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和看法。然而，谎言说得再动听也无法改变其虚伪的本质。历史的真相势必会以它最为磊落的方式，真实、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选自《百年潮》 2016年第2期）
对九一八事变思考 第5篇
报刊作为传统媒介的代表，在多元化的媒介生态中依然具有较强的公信力。作为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报刊由于自身特点以及其不同的价值取向，往往在同一事件的报道中表现出不同的报道态势。“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0周年，更具有纪念意义。山东省在近代史上受日本侵略较多，因此本文以山东省内的报刊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各报刊对纪念“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情况，归纳其报道特点并作评析。
首先对此次调查的报刊情况作以简介：目前山东省共有各类报刊72家，其中综合性报刊48家，专业类报刊24家。因专业类报刊偏重于某类读者，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48家综合性报刊作为调查对象，因其中有8家报刊的电子版无法查看，无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实际调查报刊40家。在这40家报刊中，省级报刊8家，地市级32家；党报16家，晨晚报、都市报21家，其它类报刊3家。40家报刊中有关“九一八”事变报道的有25家，主要有《大众日报》（大众报业集团创办，省委机关报）、《济南日报》、《青岛日报》等党报和一部分晨晚报、都市报；完全没有报道的有15家，主要有《齐鲁晚报》（大众报业集团）、《半岛都市报》、《都市便民报》等省级晚报、都市报，也有《烟台日报》、《潍坊日报》、《淄博日报》等几家地市级党报。
一、头版报道与其它版面相结合的模式
此类报道模式，是先在头版比较显眼的位置给出信息提示，然后在其它相关的版面做出报道。这种报道模式，即有效地传播了信息，又合理地安排了版面。
25家报刊中有6家报刊在头版新闻中报道了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活动，即《大众日报》、《鲁中晨刊》（省级生活类晨刊）、《威海日报》、《济南时报》（生活文化类综合性日报）、《聊城日报》、《青岛财经日报》（城市综合性经济类媒体）。这6家报刊对纪念“九一八”事变的报道各有特点，《鲁中晨刊》、《聊城日报》两家报刊的报道最给力，二者都在报眼处作了报道，《鲁中晨刊》以图片的形式，《聊城日报》则以文字的形式，均非常醒目。此外，《鲁中晨报》还在第十一版（大中华版）以整版做出报道，并且配以巨幅图片，采用黑白的色调，具有极强的冲击感；《聊城日报》则在第三版（新闻时事版）作系列专题报道，刊发了7篇新闻稿。《青岛财经日报》在三个不同的版面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报道，在头版的报中位置给出了图片新闻，也是十分醒目；在第二版（时评版）了新华时
评“勿忘国耻 建设未来”，在第六版（中国新闻版）以消息的形式报道“百城响警纪念‘九一八’”，并配有两幅新闻图。《威海日报》的报道也较为突出，在头版正中位置给出图片新闻，在第六版（国内新闻版）用四分之三的版面进行报道，版面严肃庄重。
二、地市级晨晚报、都市报报道较为突出
目前，山东省可查看电子版的地市级晨晚报、都市报有11家，其中有6家作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山东省省级晨晚报、都市报有《齐鲁晚报》、《半岛都市报》、《都市便民报》（省第三产业促进会主办）、《山东商报》（山东商业集团主办）、《鲁中晨报》这5家，而这5家报刊中，只有《山东商报》在第二版（重要新闻版）作了简短的`文字报道，其它报刊对“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都保持了沉默，只字未提。相比这5家省级报刊，6家地市级报刊的报道则较为突出，与地市级党报相比，这6家报刊的报道也显得突出。《淄博日报》作为淄博市委机关报，对“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没作任何报道，而《淄博晚报》则在第七版（中国新闻版）用二分之一的版面刊发了“九一八启示录”。《菏泽日报》只在第三版（时事新闻版）转发了人民日报社论“勿忘国耻 共襄复兴”，没作其它的报道，而它的晚报《牡丹晚报》则有多篇报道。在第二版（早读菏泽・要闻版）刊发了两则消息，在第十三版（纵横九州版）则用了占版面二分之一的新闻图片，在第十六版（特别报道版）则是整版报道，并配了两幅图片。这样的报道篇幅及形式是同级日报所不能比的，可以说在此次关于“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的报道中，部分晚报充当了日报的角色。
三、地市级党报报道轻重不一
在此次调查的16家地市级党报中，对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报道轻重不一。《烟台日报》、《淄博日报》、《潍坊日报》、《德州日报》4家党报是零报道。《聊城日报》、《威海日报》、《日照日报》、《莱芜日报》这4家党报的报道则十分集中和突出。以《日照日报》为例，该报在第三版（综合版）用近二分之一的版面刊发了3篇报道，第一篇是转发新华时评“牢记历史 面向未来”，第二篇是大幅图片新闻“东北三省在沈阳撞钟鸣警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第三篇是消息“新版《中国抗日战争史》日前出版”，这样的集中报道，且采用新闻加评论加图片的形式，很具有吸引力和渲染力，能够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相比之下，《济南日报》、《菏泽日报》等党报则只是转发了人民日报社论，没有配以其它报道，对“九一八”事变的信息关注显得单一，缺乏吸引力。
四、较多地使用新闻图片
在25家报道“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的报刊中，使用了新闻图片的报刊有15家，占较大比例。在这15家报刊中，有《青岛财经日报》、《鲁中晨刊》（莱芜日报社主办）、《牡丹晚报》3家报刊使用了两幅及以上的图片，《黄海晨报》（日照日报社主办）和《鲁中晨刊》使用的是黑白图片，《鲁中晨刊》、《泰山晚报》、《牡丹晚报》3家报刊则使用了大幅的新闻图片。这些图片有的刊发在头版，有的刊发在其它版面的中心位置，十分醒目，尤其是《黄海晨报》和《鲁中晨刊》，使用大幅黑白图片，视觉效果极佳。总之，新闻图片的较多使用，能够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五、转载新闻多于本地消息
对九一八事变思考 第6篇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进行长征。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注意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注意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从幼年达到成熟。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圆满结束。红军长征的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西安事变，逼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长征促使中共的成熟，是中共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问题，为新民主义的胜利提供重要保证。西安事变促使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直接促使新民主义的发展。
结合以上资料，可以得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的时间内，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都是没有停止过的。但是，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来抵御帝国主义，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起来，中国人民才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时刻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先进政党的坚强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
再次，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是极其残暴和凶恶的，同时，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人口的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如果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的中间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终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最后，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曾经实验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是，它们最终都失败了。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