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史概述范文（精选4篇）
缅甸史概述 第1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每代中国人去总结去思考。60年的历程是光辉的，也是曲折的；它不是理想的牧歌式的进行，而是步履维艰，升沉迭起。回顾我们共和国这六十年的历程，既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不少教训应该汲取。而无论是经验抑或教训，都为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来少数剥削者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摆脱了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宰割，开创了全新的人民民主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即致力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走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六十年来，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一部迄今为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中国人民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并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其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平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基础极端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艰巨性是空前的和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更由于共和国的建设者们，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内，不但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并未完全搞清楚，而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所能学习和借鉴的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又并不是真正成功的。这就使得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能不是充满着艰难曲折，需要付出艰辛代价的历程。“革命事件的历史真相是：虽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遗留和传递下来的特殊环境和特殊经历的产物”——《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美］莫里斯·梅斯纳。
以史为鉴，可以兴邦。大量的文人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曲折而光荣的历史进行总结可谓是硕果累累。其中有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也有专门对共和国历史进行总结的专著等等。有专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题的，也有把这段历史作为中国当代史来写的，也有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来写的。但是总的来看，都对这段历史作出了细致入微的记述。下面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做简要的概述。《中国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主编张岂之，本卷主编杨先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历史学科“九五”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全套书共六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主线，在理论上，力求全面反映各个时期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方面的发展变化；在实践上，力求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对外关系以及执政党建设等方面，全面地反映各个时期共和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进展；既包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讳言所遭受的重大挫折。本书的编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共
和国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主要文献及资料为依据，努力吸取史学界和理论界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并力求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现代史》（第二编下），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本书系统阐述了新中国建立到21世纪初50余年的历史。编者站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高度，回顾建国后经济、政治、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曲折历程和巨大成就；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对许多重大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设专章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主编靳德行，副主编 秦英 君，李占才，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按照中国的通史编撰方法，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1949—1988年中国近四十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它不同于一般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而是一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的专著。全书线索清晰，内容丰富，理论亦较准确稳妥，是高等院校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的适用教材，也是党政干部、中学教师学习的参考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主编张模超，郑志廷，费迅，李斌，重庆大学出版社。本书较全面、系统、客观、稳妥地叙述了从1949年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了、巩固和发展的 46年的历史。全书共分六章，内容翔实，观点公允，同时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反映和科学的评述，以供读者研究。该书条理清晰，结构合理，文字朴实，知识性和可读性强。本书主要供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历史学专业作为必修课程及文理科有关专业作为选修课程的教材使用，也可作成人考试的教材或参考书，并对理论工作者、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学习和了解、研究中国国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自学参考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主编何沁，高等教育出版社。本书全面科学地反映了建国50年来共和国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和辉煌成就，材料丰富、叙事清楚、论证准确；合理吸收了共和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对建国50年来的重大事件、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都做了清楚的叙述和公正的评价；对5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做了正确的概括和较为全面的总结。修订版增写了十四大以后到建国50周年前夕的历史，进一步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使全书内容更加丰富和完整。全书文笔自然流畅，清新准确，使最为丰富和全面、并具有鲜明特色的一部共和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1949——1982）郭彬蔚著，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9年4月。本书的撰写，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参考了史学界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在此基础上阐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并力图澄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混乱，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一本简易轻便的关于共和国史的书。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因其在资料和理论上的某些独到之处而受到人们注意。在西方国家中，许多人誉之为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之一。我国的读者和研究人员可以从书中了解西方学者掌握那些资料、运用什么观点来撰写我国现代历史，从而开阔视野，从多方位、多角度来审视我国这几十年的过去。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材料丰富，涉及面广，并且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写中国现代史，用比较历史研究法剖析、叙述我国几十年来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用梅斯纳自己的话说，本书是“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过去和现在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标准去评价当代中国历史”的。书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逝世后的时代，都力求“在合理的范围内公正地衡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和失败”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史通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个历史分期，分为四卷，比较全面、系统地收集了各类重大事件、典章制度、大事记和文献资料，介绍了新中国成长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国防的等方面的情况，使学习和了解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大型工具书，也为研究新中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有条理的历史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年）》，作者沈志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是一套资料翔实、忠于史实、摒除党派观点的中国当代史。每卷约六十万字、八百页；完整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1981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全貌。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态度检查史料，对于史料中互相冲突记载，详加考订，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实。余英时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讲座教授、克鲁格人文奖得主。他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后，不仅发现其叙事详尽，更发现其已突破中国官方机构对资料的垄断和保卫，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为基础，史实的可信度极高。每册独立，各有作者，但前后仍有脉络可循，容易阅读。这一套大书的出版是这几十年来近代史学界的一大盛事。陈永发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认为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特点是：十一位功力深厚的中国当代史家合力撰写；各卷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专家，多次研讨，分工撰写，历时七年。全景式历史纪录，通史与专题结合：既有反映高层决策和斗争的重大事件揭示，又有表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社会风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动画面；各卷独立成篇，又首尾相贯。倚重档案、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以中央及地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重大史实作出详尽考订和分析。是目前最具规模、足以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及未来走向的大型中国当代史研究着述，是中外各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学者和教师的必备参考用书。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作很多，但大体上都是把共和国史划分为几个时间段进行记叙，虽有局部格局的调整，总体来看没有太大差别。
（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作为第一阶段，这七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前三年主要是统一祖国大陆，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后四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七年，中国实现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的根本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和伟大进步，是成功的。
（二）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党的八大前后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虽然在1957年6月开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总体上讲，成绩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上执行了党的八大路线和“八大”规定的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轻率的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努力地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尚未觉悟
到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思想，在庐山会议后期纠“左”又中断了，错误的开展“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局面。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再次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虽然纠正错误是限定在坚持“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雷池之内，纠正的很不彻底，但要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总的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在恢复经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等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从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这个阶段由于坚持“八字方针”，由于接受1959年卢三会议的教训，防止政治斗争对经济工作的冲击，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向一个新的台阶迈进，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的试验。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有效的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并且将在一段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延伸到党内的高层，步步升级，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总之，这一阶段是在犯错与纠错中前进，虽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但没有贯彻下去，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也很不彻底，左倾思想不断在滋长，功过参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
（三）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第三阶段。对于“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其定义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这本来是一项合理的单必须做长期的艰巨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可是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狂热的红卫兵们，却以为“杀向社会”，用打人、抄家、焚书、改街名店号，砸寺庙，破坏文化古迹等粗暴野蛮的手段，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如此等等。这使人们很自然地想起革命导师列宁的一段名言：“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楚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么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地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列宁选集》第4卷，第6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历史的深刻反思，就不会有改革开
放和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2年初，是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时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理事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我们的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十三年的重要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中，创立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集中到一句话，就是”上了三个大台阶”，即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一历史时期式共和国开始腾飞的历史。
（五）从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开展十八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阐述了党的基本纲领。1998年3月召开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提出本届新政府“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任务。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抗洪救灾确保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开始实施。香港、澳门回归祖国。2000年我国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初步建立了小康社会。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国进入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道德知道思想，把党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十个坚持”。中共十六大和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标志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完成交接。胡锦涛考察西柏坡，强调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下发增加农民收入的2004年一号文件。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入新世纪党的领导能力在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建设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前进。
有人说，历史是昨天与今天的对话，“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23页）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思想，是一种理论思维。强烈而深厚的历史意识，是民族复兴的希望。鄙薄历史，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浅薄的、没有出息的民族。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视自己的历史，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国人不可推卸的义务。然而，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序中所说的那样“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为解决从晚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化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这时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控制权，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然而，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这些论断是过渡性的——这主要不是因为还有许多极为重要的资料没有公开（因为有一些资料非常可能永远不会公开），也不是因为我们所叙述的事件距离现在太近，因为历史学家的评价总是在不断地修正的，不管其时间距离的因素多么有利。主要的原因是这场实验远远没有结束，只有当这场实验临近完结之时（100年后？），对于这最初几十年的一个完整的观察才有可能。”我们对共和国的历史的叙述也不是完美的和已经结束了的，共和国在向前发展，我们的历史叙述需要继续。
缅甸史概述 第2篇
1958年“大跃进”, 各行各业大兴土木, 一时水泥、砖瓦等建筑材料奇缺, 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促使地方建材工业加快发展步伐, 以适应社会各业需求。
是时, 无锡利农砖瓦厂机修车间自行设计与试制成功130型铁木制砖机, 为以后发展成国家建材部砖瓦机械定点生产厂打下了基础。1965年, 南京市建材工业公司从新宁、建宁、生建砖瓦厂抽调人员进行砖瓦机械维修与零配件加工, 1969年自行设计制造第一台400挤出成型制砖机 (以下简称挤砖机) 。1966年, 江苏省建设厅以镇江水泥制品厂机修车间为点, 生产自应力水泥管的管模, 以后发展成建材机械厂。1966年, 淮阴地区洪泽县建立建材机修厂, 开始从事修配而后生产水泥包装机。
20世纪70年代, 经济开始恢复, 建材产品又成为紧缺物资, 建材工业呈上升势头。各地较大的建材工厂机修车间挂牌独立建厂, 生产建材机械及配件。1970年, 国家建工部将无锡建材仪器机械厂、徐州建材机械厂下放江苏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经济恢复与发展迅速, 社会对建材产品的需求量大增, 建材工业开始了大发展时期。小型水泥、砖瓦、玻纤、玻钢、新型材料企业蓬勃发展, 需要大量的技术装备, 又有一些建材工厂的机修车间挂牌独立建厂, 制造建材机械。尤其是建材行业外的机械工厂加入建材机械制造行列, 使建材机械制造业增添了骨干力量。1978年, 常州锅炉厂增挂“常州建材机械厂”的牌子;1980年, 常熟机械厂增挂“常熟建材机械厂”的牌子;1980年, 南京市栖霞区机电修造厂更名为南京进相机厂;1981年, 龙潭重型机械厂正式以水泥设备为主导产品;1982年, 海安县双楼农机厂更名为海安县建材机械厂等。
至1987年, 全省共有建材机械厂58家, 职工总数18 500人, 拥有加工设备3 400余台套, 年加工能力为5.5万t, 年产值达2.9亿元, 是全国建材机械企业最多的省份。其中, 重点建材机械企业19家, 职工总数12 408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850人, 占职工总数的6.85%;工程师286人, 占职工总数的2.3%;拥有固定资产1.4亿元, 主要设备2 130台套, 年加工能力3.5万t, 工业总产值1.942 5亿元, 实现利税3 115万元, 全员劳动生产率达15 756元/人·年。在19家重点企业中有全民企业13家、集体企业5家, 乡镇企业1家, 其分布为:南京4家, 扬州3家, 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各2家, 镇江、淮阴、盐城、徐州各1家, 布局比较合理。
建材机械产品随着立窑水泥、砖瓦等建材工业技术改造与更新的要求而逐步发展与提高。20世纪50年代, 绝大多数建材工厂的修理车间只为本厂维修生产一些简单的零部件。20世纪60年代, 各地才开始有零星的简单整机制造。70年代后期, 由于地方建材工业迅猛发展, 水泥砖瓦等企业技术改造力度加大, 急需大量技术装备, 促使建材机械厂自力更生制造水泥、砖瓦、水泥制品业所需的机械产品及成套设备。但当时仿制的通用机械和自行设计制造的中小型建材专业机械装备以及备品配件, 普遍存在产品陈旧、质量粗糙、标准化率低等问题。80年代初期, 国民经济调整, 建材工业发展速度暂时减缓, 但对建材机械质量、技术、功能的要求却大为提高, 各建材机械厂之间由此竞争激烈, 从客观上为建材机械产品结构调整创造了机遇。在激烈的竞争中, 各主要建材机械厂都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专院校和中央部属科研、设计院所, 聘请专家教授作常年技术顾问, 采用他们的技术与信息, 改造老产品, 开发新产品, 使建材机械产品质量、功能、技术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技术力量。
至1987年, 全省建材机械产品有:破碎机械、水泥机械、砖瓦机械、水泥制品机械、非金属矿机械、玻璃纤维机械、测试仪器机械、自动控制设备等85类300多个品种。全省19家重点建材机械企业中, 有8家生产水泥机械主机及配套设备, 有6家生产砖瓦机械, 有3家生产水泥制品机械以及新型墙体材料和加气混凝土机械, 有1家生产自动控制和节电产品, 有1家生产建材测试仪器和玻璃纤维机械。各家基本上是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 各有侧重, 形成专业化、系列化生产能力。但没有一家生产平板玻璃机械的工厂, 这在江苏建材机械行业中是最薄弱的环节。
2009年编辑史研究概述 第3篇
一、史前时期与甲骨时代编辑活动及实践研究
钱荣贵提出：一般认为，编辑活动产生于文籍出现之后。在文籍出现之前，自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活动，但存在着最为原始的“编”之行为和“编”之思维。在结绳时代，绳索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编法不同，传播的信息则不同。这种“实物之编”已体现出一种原始的编辑传播思想，即通过一定的媒介(绳索)和媒介制作手段(编法)来记录和传播信息，这一点在本质上是与后世“文籍之编”的编辑思想相一致的。由此，“结绳记事”是一种最为原始、最为质朴的“编辑活动”，正是先民的这种“结绳”活动和“结绳”思维，才孕育了后世“文籍之编”的编辑思想和编辑实践。
钱荣贵认为，甲骨刻辞时代不仅存在编辑行为和编辑活动，而且甲骨刻辞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编辑审美思想，诸如随形、对称、错落、整齐、图文合一等等。在这些审美思想的指导下，甲骨刻辞的版面设计达到了相当高的审美水平。除此之外，甲骨刻辞时代还存在着原始质朴的“成册”和“典藏”思想，最为常见的“成册”和“典藏”方式就是“有秩序地排放或叠放”。甲骨刻辞中“册”“编”“典”“删”等字的发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甲骨时代编辑活动的存在和频繁。甲骨时代无疑是我国“文籍之编”的源头。
二、编辑家研究
对历史上知名编辑家编辑实践与思想的研究论文有十几篇，本文选主要的10篇叙述。
1.孔子和吕不韦编辑实践异同研究
孔子和吕不韦作为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编辑家，有着5个方面的异同之处。一是身份时代的差异，即时代背景和家世背景的差异，这是二者编辑目的和编辑思想上不同的根源所在。二是编辑成果的差异。孔子编辑成果为“六经”，继承和保留了西周时期的文化，而吕不韦编辑的《吕氏春秋》起到了兼容并蓄、保留和传承各种流派思想的作用。三是相同的时代文字载体，孔子和吕不韦虽然相差200年左右的时间，但同属于竹木简牍作为主要文字载体的时代。四是相同的编辑体例，两者都十分注重编辑的体例，做到了编排有序、体系严谨和结构的完整。两者在编排体例上都使用了两级分目法。五是对后世不同的影响，孔子整理“六经”，是代表着“一”与“独”。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兼容并蓄，集众家之所长，代表着“多”和“杂”，是多元文化的代表。
2.皇甫谧编辑实践研究
皇甫谧(215—282年)采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的述而不作”的方法，创造性地整理编辑出了一部新的具有标志性和奠基意义的针灸学名著——《针灸甲乙经》。这是首次全面总集了秦汉以来针灸学的理论和经验。此外，他还创造了中国医学类书编辑的范例，成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史学文献编辑家。
3.杜佑编辑实践研究
杜佑撰写的《通典》不仅开创了史书的新体裁，还体现了杜佑的编辑思想。一是明确的编辑意识，作者直言《通典》编著的意图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二是独特而有创意的编辑原则，《通典》全书分为食货、选举等8门，其结构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各门再分子目，对各种制度及史事进行细致而明晰的介绍。三是严谨求实的编辑方法，《通典》在材料的征引上取材广博，即“图籍实多，事目非少”。此外，《通典》的行文方式有自己的特点，即在正文中加注加议，以“说曰”“议曰”“按”等形式发表意见；注重对史料的考辨，对材料认真加以考订。这些思想和原则对于今天的编辑工作来说仍然有着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
4.司马光编辑实践研究
司马光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还因其主编的作品《资治通鉴》而成为大编辑家。他编辑书籍的指导思想是“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这一编辑思想充分体现在所编书籍的内容考证和体例安排上。同时《资治通鉴》的成功也得益于司马光采用了科学先进的编辑方法，即知人善任，充分调动编辑们的积极性；事必躬亲，亲自核实材料，删节、润色文字，保证了《资治通鉴》风格统一、内容精当；制订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编辑方法，按照“丛目”“长编”“定稿”三个步骤进行编辑工作；还首创“考异法”对浩如烟海的材料进行甄别取舍，保证了《通鉴》的权威和真实。
5.解缙编辑实践研究
明代解缙在《永乐大典》编辑实践中，“刊定凡例，删述去取，并包古今，搜罗隐括，纤悉靡遗”。《永乐大典》是在解缙主编的《文献大成》的基础上增辑了有关“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重编而成的，《永乐大典》的编辑传播特色，一是把类书编纂创构成为一种具有百科全书意义的传播媒介和编辑文化形态；二是旁搜博采的编辑和汇聚众多群书，使其成为中国15世纪初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三是别具一格的装帧设计体现了高超的编辑传播艺术。这二个编辑传播特色使《永乐大典》成为具有较高编辑品位的文化传播媒介，以至于后人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永乐大典学”
6.万斯同编辑实践研究
清初著名编辑家万斯同在《明史》编修上的编辑取向有以下方面：一是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二是实录为主、野史为辅，万斯同虽然对官修《明实录》和各家私修野史提出批评，但并非对它们的史料价值给予全面否定，而是两者并用，互相印证；三是歌颂忠义、崇尚气节，这是他在史书编纂过程中对待人生价值的态度，是反映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编辑取向。四是多存事实、宁繁勿简。这是他在著述中对待编纂方法和史书记载方法的态度及编辑取向。
7.梁启超报刊编辑观研究
梁启超认为，编辑工作必须有明确高远的指导思想、编辑立言的基本规范、明晰开拓的业务指导思想，这些构成了梁启超以“完美报章”理想为核心的报刊编辑观。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编辑理论思想方面，他提出了著名的“完美报章”四大准则；制订了“五本八德”的编辑道德规范；强调论说要“公要周适”，纪事要“博速确直正”等。二是编辑业务思想方面，提出了对报人修养的要求、对报刊文体的要求以及对报刊版式编排的要求等。
8.张季鸾的编辑思想研究
张季鸾的编辑思想是对“文人论政”的一种超越，在编辑实践的各环节都体现出新闻专业主义方向上的探索和创新。主要体现在言论独立和言论报国两个方面，在张季鸾由传统文人向职业报人转型后，《大公报》的编辑思想由传统的“文人论政”编辑理念转向更具现代意识的新闻专业化编辑理念。其编辑方针随之转变：一是奉行“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二是确立新闻本位；三是革新评论业务；四是具有无我与无私的编辑境
界。
9.周作人编辑实践研究
《语丝》和《骆驼革》是周作人编辑活动的重要阶段。有研究者通过分析《语丝》“凌厉尖锐爱憎分明”到《骆驼草》“颓然消沉寡淡乏味”编辑思想的转变，揭示了周作人在创办这两份期刊时编辑思想的深刻变化，借此解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对于其编辑理念的巨大影响，进而了解周作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政治操守严重失节的深层次原因。
10.施蛰存编辑实践研究
施蛰存创办的《现代》杂志是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他努力创造了编者、作者、读者交流的和谐平台，通过创设“编辑座谈”来沟通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并汇报编辑内容，征求读者、作者意见。他既有“中西合璧”的世界性眼光，又有“兼收并蓄”的开放性思想；既注重刊物的传统特色，又注重刊物的现代精神。《现代》杂志培养了最早的、最完善的中国现代派文学流派，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1.周立波编辑实践研究
周立波认为编辑要有三种意识。一是服务社会的担当意识。二是服务人民的读者意识，表现为贴近读者，深入读者，倾听读者心声，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忠诚为渎者服务；引导读者、提升渎者。三是服务作者的育人意识，他明确提出“杂志出入”的观点，他提出“作家都是从杂志里出来的。作家的出道靠杂志。”
三、编辑作品研究
2009年度，对历史上辑成知名作品的研究论文较少，本文选取4篇予以叙述。
1.《世说新语》研究
在魏晋南北朝的图书编纂中，成就最大的当属《世说新语》，它蕴涵r丰富的编辑思想。一是采掇综叙、提供借鉴的编辑目的。即本书所反映出的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时代的风尚，表现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可以说是《世说新语》的主题。二是分类系事、以小取胜的编辑体例。分类系事是指全书共三卷分36门，内容以小取胜，所选故事篇幅短小精悍，引人入胜。三是以史为本、剪裁运化的编辑方法，即《世说新语》是名副其实的编辑作品，它的较高的史学价值源于其创作基础是以史为本的。同时，在编辑过程中，它主要采用了缩写、扩写和改写等方法，最终对后世图书编辑产生深远影响。
2.《吴医汇讲》研究
《吴医汇讲》是乾隆年间苏州人唐大烈仿康熙年间过孟起所辑《吴中医案》编成。有研究者从编辑出版要素人手，认为该书有其庞大的编、审、校、作者群体，而唐大烈领其首；在编辑传播策略上，该书首创期刊文献传播基本样式，确定期刊“医门”的专业性并提倡学术争鸣，体裁多样化，稿件来源多元化，编辑初审与同仁复审相结合，编辑加工有原则，形成署名原始形式，敬告购阅者辨别和提防翻刻盗版。因此，《吴医汇讲》标志着中国期刊的萌芽并创造了新的学术文献传播载体和媒介，在中国新闻传播和编辑出版史上具有拓荒意义。
3.《新青年》研究
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被公认为思想史、文化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新青年》坚持既定不变的编辑方针，采用积极互动的编辑手段和细致入微的编辑方式，成就了其一代名刊的地位。《新青年》的栏目设置综合体现了刊物的总体风貌及不断发展的过程。其栏目特色表现为：栏目设置的时代性、倾向性和参与性。
也有研究者从编辑演变的角度对《新青年》从同人刊物转变为中共理论刊物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刊物同人在这～过程中通过书信往来交换对编辑办法和办刊方向的意见，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演变和交谊变化。通过对《新青年》前6卷之编辑、陈独秀赴沪后编辑办法之初议、从8卷1号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陈独秀离沪后编辑办法之再议、陈独秀等对胡适与研究系关系之怀疑及最后成为中共理论刊物诸环节考察，可系统显示《新青年》之编辑演变过程，进而可以订正诸多不够确切的提法。
2009年的编辑史研究取得不少成就，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一，从研究成果来看，笔者以新闻传播类CSSCI期刊和其他重点期刊为选文对象，共选取文章不到20篇。相对于中国长达近2000多年的丰富的编辑实践和汗牛充栋的著名编辑作品，作为编辑研究三大内容之一的编辑史研究论文相对就很少。因此，编辑史研究还不够“热”，研究空白点还很多，研究前景广阔。
第二，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看，研究大多停滞在表层，发掘较深、见识不凡、视角开阔的文章有限。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本年度编辑史研究文章有缺乏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学科方法的多维视角透视的遗憾。
参考文献：
[1]钱荣贵，史前时间实物之编的思想灵光[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2]钱荣贵，甲骨时代的编辑审美观及其他[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3]刘兵，从编辑史角度试论孔子与吕不韦的异同[J]，文史博览：理论，2009(5)
[4]薛建立，皇甫谧在中国古代编辑史上的贡献[J]，史学月刊，2009(8)
[5]黎文丽，杜佑《通典》体现的编辑思想[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3)
[6]李乐，司马光的编辑思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7]阎现章，论解缙的文化传播媒介创构思想与《永乐大典》的编辑传播特色[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8]赵连稳，史学大师万斯同的编辑取向[J1，出版发行研究，2009(9)
[9]袁新洁，梁启超“以完美报章理想”为核心的报刊编辑观刍议[J]，中国编辑，2009(3)
[10]苏蕾，张季鸾的编辑思想与境界[J]，编辑之友，2009(7)
[11]闫东艳，从《语丝》和《骆驼草》看周作人编辑思想的变化[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12]杨迎平，论施蛰存的《现代》编辑思想及《现代》的现代性，文艺理论研究，2009(1)
[13]李益群，周立波的编辑思想与实践[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9(2)
[14]段乐川，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编辑思想IJ]，中州大学学报，2009(21，
[15]谭秀荣，姚远，《吴医汇讲》期刊性质与编辑出版要素再探[J]，编辑之友，2009(11)，
[6]杜波，从《新青年》看期刊栏目的设置[J]，编辑之友，2009(11)
缅甸史概述 第4篇
一、经学视角下《国语》的接受与研究
在汉代前期, 《国语》就已引起知识界的注意, 如韦昭在《国语解叙》中就指出, “贾生、史迁颇综述焉”[2]661考诸贾谊《新书·礼容语下》, “叔向论单靖公事”系采自《国语·周语下》“晋羊舌肸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单襄公告鲁成公晋将有乱事”系采自《国语·周语下》“单襄公论晋将有乱”。[3]170考诸《史记》,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曾提到“予观《春秋》《国语》”[4], 非常推许《国语》, 并屡屡在《史记》中运用《国语》史料, 我们在下文将要论及, 这足以表明司马迁对《国语》研习之精深。但《国语》研究的蔚然勃兴则与汉代今古文经学兴衰嬗变直接相关。西汉前期讲究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占据主导地位, 到西汉后期, 今文经学穿凿附会解经方法的弊端开始出现, 如《汉书·儒林传》说其时“一经说至百余万言”[5], 桓谭《新论·正经》称“秦近君能说《尧典》, 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曰若稽古‘三万言’。”[6]12随着今文经学日趋烦琐的局限导致其学术生命力的萎缩, 一些有着渊博学识和通达眼光的今文经学家开始从古文经学那里吸纳新鲜营养。就《春秋》学而言, 古文经学派的《左传》开始受到重视, 开此风气的是刘向、刘歆父子。桓谭《新论·识通》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伯玉, 三人俱是通人, 尤珍重《左氏》, 教授子孙, 下至妇女, 无不读诵者。”[6]38, 刘向父子对《左传》之喜爱, 可见一斑。尤其是刘歆, 《汉书·刘歆传》载:
歆及向始皆治《易》, 宣帝时, 诏向受《谷梁春秋》, 十余年, 大明习。及歆校秘书, 见古文《春秋左氏传》, 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 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 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 学者传训故而已, 及歆治《左氏》, 引传文以解经, 转相发明, 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 父子俱好古, 博见强志, 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 亲见夫子, 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 传闻之与亲见之, 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 向不能非间也, 然犹自持其《谷梁》义。及歆亲近, 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刘歆认为, 既然《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如《论语》中孔子所说“巧言、令色、足恭, 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 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 好恶与圣人同, 那么他的言论自然更能体现圣人的观念。《左传》自然更应该被立于学官。由刘歆所倡导的欲立《左传》于学官的努力是汉代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成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斗争的风向标。正是从标举《左氏春秋》为传《春秋》之作的角度出发, 《国语》被经学家们认为是由左丘明创作辅翼《左传》阐释《春秋》。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 《国语》被称为《春秋外传》。而刘歆可以说是从经学角度研究《国语》的第一人, 《汉书·韦贤传》载朝议武帝庙是否迭毁时, 他的观点是:
礼, 去事有杀, 故《春秋外传》曰:“日祭, 月祀, 时享, 岁贡, 终王”, 祖祢则日祭, 曾高则月祀, 二祧则时享, 坛墠则岁贡, 大禘则终王。德盛而游广, 亲亲之杀也;弥远则弥尊, 故禘为重矣。孙居王父之处, 正昭穆, 则孙常与祖相代, 此迁庙之杀也。圣人于其祖, 出于情矣, 礼无所不顺, 故无毁庙。自贡禹建迭毁之议, 惠、景及太上寝园废而为虚, 失礼意矣。
在这以后, 这个说法得到了汉代知识界的认同。如班固《汉书·律历志》就称引《春秋外传》。王充《论衡·案书》给出了详细的解释:“《国语》, 左氏之外传也, 左氏解经, 辞语尚略, 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7]1754汉人将《国语》视为《春秋》外传的接受视角, 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说, 提升了《国语》在汉代经学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有助于《国语》的传播。从消极的一方面来说, 视《国语》为《左传》附骥的观念也就有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将《国语》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研究理念的形成。
从经学角度研究《国语》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注重训诂,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汉代《左传》学的兴起本身就是侧重训诂疏解的古文经学勃兴的标志。和《左传》研究相伴的《国语》研究自然也着重于训诂文字、疏通文义的小学研究。其中成就最著者当属郑众和贾逵。郑众作《国语章句》, 贾逵作《国语解诂》。可以说, 他们是《国语》训诂学的开山鼻祖。尤其是贾逵可谓首屈一指, 《后汉书·贾逵传》载其“尤明《左氏传》、《国语》, 为之《解诂》五十一篇”, 韦昭《国语解叙》云:“至于章帝, 郑大司农为之训注, 解疑释滞, 昭晰可观, 至于细碎, 有所阙略。侍中贾君敷而衍之, 其所发明, 大义略举, 为已憭矣, 然于文闲时有遗忘。”[3]661高度肯定了他们对《国语》训诂注解的巨大贡献, 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疏漏之处。毫无疑问的是, 他们的工作对韦昭的《国语解》起了重大的奠基作用。
二、汉代《国语》研究的史学及其他视角
与汉儒从经学的角度观照《国语》不同的是, 汉代史家更倾向于把《国语》作为史书来看, 如就《史记》来看, 《国语》就构成其重要的史料来源。这一点已经被汉代史学家所注意。《后汉书.班彪传》载东汉史学家班彪语:“孝武之世, 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 删《世本》、《战国策》, 据楚汉列国时事, 上自黄帝, 下讫获麟, 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 凡百三十篇, ”[8]他的儿子班固继承了这种看法。《汉书·司马迁传赞》指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 述《楚汉春秋》, 接其后事, 讫于大汉……”[5]明末陈仁锡《策语选评》指出:“其该博, 其悠远, 虽以太史公之雄才, 犹必有所藉焉, 以抒其蕴, 而况后学者乎?”[9]45有的学者更作了具体的统计工作, 如刘节《左传国语史记之比较研究》指出, 《史记·周本纪》有十分之三四出于《国语·周语》, 《史记》中的《郑世家》和《越世家》也有参用《郑语》和《越语》的痕迹[10]。我们细读《国语》文本, 不难发现《周本纪》所载史事多采自《国语》, 有的几乎是整篇移入, 如“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必亡”“邵公谏厉王弭谤”“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等。韩兆琦先生指出:“司马迁写《越世家》, 所叙范蠡事迹多采自《越语下》, 但较之《越语下》又有许多新发展。”[11]《越语下》几为范蠡的人物传记, 而在先秦典籍中, 范蠡主要出现在《国语·越语下》, 《左传》中则连他的名字都没出现。由此可见《越语下》对《越世家》取材影响之巨。不唯大量的史料取鉴于《国语》, 司马迁还从《国语》的写作方法中撷取有益的养分, 如《史记》体例。陈造指出:“《国语》要是传体, 而其文壮, 其辞奇。”[12]元代戴表元指出:“此书不专载事, 遂称《国语》。先儒奇太史公变编年为杂体, 有作古之材, 以余观之, 殆仿《国语》而为之。”[12]指出《史记》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形成和对编年体的突破有赖于《国语》的影响。谭家健先生曾将《国语》的人物表现方法概括为集锦式, 即以人为中心相对集中, 并指出“有将某个人言行集中一起, 向人物传记过渡的趋势。”[13]如世家体例, 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亦云:“又其属橐, 先据左氏《国语》、《系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 而后贯穿经传, 驰骋古今, 错综隐括, 各使成一国一家之事。”[4]就具体人物形象塑造而言, 也正如季镇淮先生所指出:“《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等历史制作中也往往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的片段形象, 这些对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传记无疑也有所启发。”[14]83由此可见, 司马迁对《国语》研习之精熟。
刘向的杂史杂传类著作也是如此。关于杂史杂传, 尹彩霞女士曾给出过系统归纳:“杂史杂传又称‘野史’, 之所以称‘杂’‘野’, 是与正史之‘正’相对而言的, ‘杂’‘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编著者不是政府指派的编撰史官, 而往往是在野的著述私家, 编著的不是严格受官方控制并坚决贯彻统治思想意图的正史, 而往往只为表述编著者个人思想感情的私家著述。形式上往往不是固定的或纪传或编年的皇皇巨著, 而是不拘于成系统体例的杂著。”[15]《新序》和《列女传》是刘向的两部重要著作, 它们大量从《国语》取材, 如《新序》的“密康公母”“晋伯宗妻”等章的材料明显取自《国语》。再如《列女传》中“密康公母”章, 主体部分基本上采用的是《周语》“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章的内容;“曹氏妻章”本于《晋语四》之“曹共公不礼重耳而观其胼肋”章;“晋献骊姬”章则根据《左传》有关史料、《晋语一》“优施教骊姬谮申生”和《晋语二》“骊姬谮杀太子申生”章编排而成。赵晔的《吴越春秋》也大量取资于《国语》。正如明人钱福《重刊吴越春秋序》所指出:“《吴越春秋》乃作于东汉赵晔, 后世补亡之书耳。大抵本《国语》、《史记》, 而附以所传闻者为之。”[16]黄仁生先生也明确指出:“《吴越春秋》的写作, 明显地受到了《国语》和《史记》的影响, 这不仅指它的内容多以二书为依据, 而且在表层结构形式上”[17]《吴越春秋》的许多人物, 如范蠡、伍子胥、勾践、夫差等人都是在《国语》同名人物基础上进一步增华、润饰而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 而且其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也如同《国语》主要采用对话描写和对比手法, 赵晔对《国语》的熟谙, 由此可见一斑。
除却经学视角和史学视角为外, 汉代的知识分子还对《国语》作者进行了考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首次指出“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 这成为汉代学术界的共识, 此后班彪也提到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传》三十篇, 又撰异同, 号曰《国语》, 二十一篇”[8]。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亦云:“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 又纂异同为《国语》。”这个共识是将《国语》视为辅翼《左传》解经观念的立论基础。“左丘明为《国语》作者”的观念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 汉代是《国语》学的发端期。在这个时期, 对《国语》作者的研究、对《国语》文献的整理考订、对《国语》的训诂考释、对《国语》的史学研究, 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并对后世《国语》学发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本文对两汉时期的《国语》接受与研究状况进行钩稽缕述, 以期有助于读者对汉代《国语》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