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与现代理论耦合的会计理论发展

2024-08-18

传统观念与现代理论耦合的会计理论发展（精选8篇）

传统观念与现代理论耦合的会计理论发展第1篇

从乡村工业发展史看传统与现代的耦合

摘要：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传统积淀是乡村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代乡村工业在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经营观念等各方面无不体现着历史积淀的影响。传统与现代在时序上是延续的，这不仅意味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保留，也意味着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替代。但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是一种替代或冲突的关系，两者之间不仅在时序上存在着延续或继承的关系，而且在空间上具有并存和互补的关系。

关键词：乡村工业；历史传统；现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8)09―0051―04

中国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它使中国形成了城乡两大推动工业化的主导力量，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本文从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乡村工业，追溯其发展源头的历史积淀，探索传统与现代耦合的渊源。

一、历史积淀与当代乡村工业的发展

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天然的延续或继承关系。大量事实证明，乡村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过程。从明清时期的原始工业化，到近代乡村的半工业化，再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工业，最后发展为当代乡村工业化的实践，每一进程都不会脱离前期的历史轨迹而凭空产生，每一进程也为后期的进步准备着历史条件，并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影响着后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尽管当今乡村工业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与近代或明清时期已有天渊之别，但仍能发现传统与现代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生产技术方面看，当代的乡村工业基本以传统的手工劳动技术为起点，其产业模式主要集中在投资少、见效快、技术要求低的纺织、服装、小商品、鞋帽、食品和土特产加工等行业，这与明清时期乃至近代乡村工业的“超轻结构”一脉相承。许多地区的农村工业正是在直接继承了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江苏盐城市龙岗镇储巷村，村里人善于编制柳器的历史已有数百年，上辈乐教，子孙乐学，一代传一代，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家家户户重操旧业，靠自己勤劳灵巧的双手，用柳条编织富裕之路，全村352户，有1 050人加工柳制器具，仅1994年就实现产值450万元，一部分产品还通过外贸渠道，飘洋过海创造外汇。从生产组织形式看，当今乡村工业的“夫妻店”、“父子联营”、“兄弟合伙”等各种家族式经营模式与明清时期乃至近代乡村工业的家庭规模生产组织形式一脉相承。尤其在温州地区，在乡村工业发展的初期，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家族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尽管许多以家庭工业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组织朝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演进与变迁，仅温州地区就拥有3万多个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在私营、股份合作企业基础上组建的为数不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许多企业集团，但其内部至今仍难以抹去夫妻工厂、父子公司或亲属集团的痕迹，家庭化和家族化的色彩依然相当浓重。在市场经营意识和思想文化观念方面，当年的“浙商”、“徽商”、“闽商”和“南洋侨商”的后世子孙们，秉承先人的理念和智慧，继承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发扬吃苦耐劳和勤奋务实的人文精神，善于捕捉商机，敢于冒险进取，勇于开拓市场。正是这些千百年历史积淀下来的特殊文化基因的发扬，推动了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化进程。

当代中国乡村工业从传统积淀的土壤中吸取着得天独厚的丰富营养，从而迅速而茁壮成长。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不靠城市资本，不靠国家投资，靠农民自己劳动成果的积累，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了辉煌的乡村工业化奇迹。以苏南、温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农村地区已成功走过从家庭手工业到半工业化再到工业化的历程。如，温州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他们用自有资金、传统技术和家庭场所创办家庭副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家庭生产经营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经济格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家庭工业通过联产、联营、合资、合股等多种形式，逐步演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从而取代个体、家庭工业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农村工业在发展中逐渐由家庭作坊、手工劳动转向大工厂和机械化、自动化，从分散的小规模生产转向规模化经营，从前店后厂的小作坊转向店厂分设的专业化经营，从家庭成员个人所有转向合伙、股份制经营，从家族血缘信任关系为主转向现代契约和法制关系为主，从国内集市贸易和区域市场走上国际市场。如今，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农民已从手工劳动、家庭作坊的起点走上了现代工业化的大舞台，他们创造了“中国鞋都”、“中国电气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中国塑编之都”、“中国印刷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等区域性的集群经济。这种集群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形成了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及品牌的集聚优势，由此形成了在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

二、传统与现代的延续和并存

传统与现代在时序上的延续，既意味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保留，也意味着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替代。从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看，现代的机器大工业取代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是一种替代或冲突关系，在两者之间不仅时序上存在着延续或继承的关系，而且在空间上具有并存和互补的关系。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发展的情况看，机器棉纺业是以纺纱来供应乡村手工织布为起点的，然后才转向用机器织布。近代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之所以比较顺利，实际上得力于华北等广阔乡村半工业化手织业的兴起，城市的机器纺纱为乡村的手工织布解决了原料供应的“瓶颈”问题，而乡村的手工织布又为城市的机器织布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很强。再从当代乡村工业的发展状况看，蓬勃兴起的乡村工业，不仅以其轻型产业特征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形成了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平行发展的格局，而且优化了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资源的配置。乡村工业以农业剩余投资起步并发展，而其利润的一部分又流回农业，用于支农、补农、养农。从而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相辅的小农自然经济，逐渐过渡到一村一乡甚至一县的农副工业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上升到更高的平台，乡村工业和农业与城市现代大工业相互提供产品和市场，形成城市现代化企业与乡村传统经济互补，农业与工业相辅，城乡共同发展的局面。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乡村工业的发展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使农民收入与城

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缩小，这对缓解城乡收入差别、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从发展趋势看，传统社会迟早要进入现代社会，这在逻辑上是无误的。然而，这种发展趋势最终会是怎样的结局?以往的研究成果似乎形成了这样的逻辑线索，好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传统因素会逐渐减少直至消亡，而现代的因素会一点点增多，直至完全取代传统。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具有片面性，在实践上也缺乏经验的支持。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难在已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找到例证。如，日本不仅在社会生活方面可以显现传统与现代的奇妙和谐，而且在生产组织形式上，时至今日仍保留着大量传统的家庭或家族企业模式。可见，即使已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将传统完全取代。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仅不可能在工业化进程中将传统的历史遗产丢失殆尽，相反，会将其精华传承并发扬光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三、工业化道路的多样性与曲折性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发展过程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各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同，因而对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也不同。随着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不断增多，为人们展示了工业化发展道路和形式的多样性。这种现实使长期以来一直占支配地位的达尔文单线进化发展观发生了动摇。20世纪70年代后，在有关发展研究的文献中，发展道路和形式具有多样性的观点上升到主导地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形式。如，杉原薰从资源禀赋优势的角度，通过对西欧和东亚的研究，将全球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和两条道路，第一阶段大致在1500～1820年间，这一期间的两条道路，一条是起源于西欧的工业革命的道路，另一条是东亚所开创的勤劳革命的道路，两条道路各自发展，互不影响，发展成就也相去不远。第二阶段始于英国的工业化，尤其是19世纪上半期，这一时期一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技术发展之路，另一条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和资源节约型技术发展道路。第三阶段则是从20世纪的后半期后，日本实现了重化工业化，达到了与西方同样的技术水平，但仍旧保留了东亚传统的体制特色，实现了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工业化的不同道路进行研究。可以看出，杉原薰关于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道路的结论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不谋而合，显然他们的研究都注重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本质特征。而且杉原薰的研究是以日本和中国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乡村纺织工业发展为证据的。在杉原薰的工业化道路分类中，中国与日本同属于一个类型。然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形式的多样性决定各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差别，各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特有的发达程度、自然条件、文化禀赋及历史传统等，都会使这些国家或地区具有自己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过密化特征，而且在于它从近代开始的双重道路的并行。这种双轨并行的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由政府主导，以晚清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南京政府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提倡为表象，从国外直接引进先进技术，直接创办大型机器企业，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它的起点高、规模大，能够产生示范效应和先导功能，但却要受到国家财力和外国技术转让的制约。另一条是由民间自发的，以乡村传统手工纺织业的蓬勃兴起和市场拓展为表象，在传统手工业基础上通过技术改造，渐进式地走上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嫁接型”的工业化道路，它的起点低、规模小，数量多，可以调动亿万民众的创造性，因而富于活力，能够产生“功到自然成”的效果，但其发展进程却相对缓慢，并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引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际上走的依然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化双轨发展的道路，只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过度偏重于城市工业化，乡村工业因得不到足够的资源而难于发展，结果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和工业化进程的缓慢。

在我们回顾计划经济时期追随西方国家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化道路的历程、总结违反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教训时，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忽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性，忽视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重要性。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在现实经济中，这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表现为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平衡。尽管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三次产业分类的理论框架已被人们广为接受，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基础地位及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当然，重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要走计划经济时期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老路，而是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建立起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同时，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利用劳动密集的资源优势，而忽视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与自身的资源禀赋相匹配，必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来选择适合本国的产业和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技术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时，可通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使自身技术不断改进，从而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就一些主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说，距离工业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例高达近50％，按照一般工业化20％以下的要求，需要从农业就业人数中转移出2亿多人到非农产业中就业。在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乡村工业继续发展并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尽管30年来的改革开放极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经济总量在30年间获得奇迹般的增长，但中国的人均收入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已明显出现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潜在的危机。可见，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依然任重而道远。

纵观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史，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乡村工业的蓬勃发展，是明清时期原始工业化以及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逻辑延伸，是深藏于民间的以数亿农民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不仅蕴涵着传统与现代的延续和继承，而且蕴涵着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互补，传统不会被现代完全替代，即使在未来它的精华也将会继续发扬光大，而且其历史越是久远也就越是珍贵。正因为历史传统与现代社会的耦合，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这是一条充分发挥中国资源禀赋优势的道路，是一条政府主导的城市工业化和民间兴起的乡村工业化双翼腾飞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华民族将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不远的将来，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梦想变为现实。

(责任编辑：闰春英)

传统观念与现代理论耦合的会计理论发展第2篇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语言学领域中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从这一理论出现到受人重视的过程中,许多学者进行过充分论证,也有人提出过质疑.我们有必要了解传统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及这一理论的认识根源,索绪尔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及索绪尔之后人们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的探讨,即这一理论到现代的发展,进而指导我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

作者：杜莲艳作者单位：渤海大学,大学外语教研部,辽宁,锦州,121013 刊名：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BOHA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 分类号：H0 关键词：语言符号语言符号任意性发展

传统观念与现代理论耦合的会计理论发展第3篇

一、Cerboni、Rossi与Besta的晚期作品

19世纪后半叶意大利会计研究由Cerboni、Rossi和Besta所主导。而且, 此三人对随后二十年的学术出版均有贡献。Cerboni主要有一本专著, 即“对记账法研究的自我反思”。Cerboni (1902) 的这篇论文一度成为他的“天鹅之歌”;这段时期记账方法研究非常流行———不光在政府会计领域, 而且在企业会计领域也很受重视 (见Cerboni1901, 1902;Rigobon 1914) 。Canziani (1994:144) 解释道“由于这段时期意大利经济发展引起企业业务的日益复杂, Cerboni复式簿记系统的内在复杂性发展迅速。”

Rossi (1901a, 1901b;1907a, 1907b) 一度也是记账方法研究的倡导者, 表现出类似的倾向。他的专著“Nuovi studi di Ragioneria e battaglie critiche (1907a) , 流露出传统与现代思想的碰撞。现代思想是指Besta的思想, 而不是zappa的思想, 尽管Besta在那时还并非会计理论的主流。

Besta自19世纪的最后十年才崭露头角, 而且一直到1925年之前仍是学者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 他完成了三卷巨著———magnum opus (见Besta1922, 以及Besta1880) 。Besta同时代表了另外一种“天然”的风格:从人文风格向非人文风格 (物质风格) 的转变。但是Besta的思想仍然桎梏于“个体理论” (proprietary) 框架, 而未考虑到“主体理论” (entity) 。总之, 其理论体系仍然建立于资产负债表及其估价上。Besta的magnum opus (1922) 的第一卷出版于1891, 另外两卷则出版于1909年和1916年。Besta认为会计的核心是“资金”, 由主动 (正的) 和被动 (负的) 资金组成, 换言之, 资产和负债组成。设置第一类账户是为了反映不同类型的实账户 (资产与负债) , 第二类是为了反映虚账户 (即资金总量的变动) 。资产与负债的变动决定了相应资金的变动总额;因而分录必须是双重的。Besta把“实账户”称为“存量账户”, 而把“虚账户”称为“衍生账户”。

Besta把所有的交易看作业主权益的变动, 并因而只确认两类交易的影响:会引起单一账户资产的增加, 或者资产的减少。总结为:正向变动为, 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净资产增加的幅度;负向变动为, 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或净资产减少的幅度。复式簿记系统要求总资产及其变动账户与总资产要素 (资产、负债) 账户应反方向, 从而, 第一类账户, 正向变动记入“credit” (贷方) , 负向变动记入“debit” (借方) ;而第二类账户正向变动记入“debit” (借方) , 负向变动记入“credit” (贷方)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Besta是将会计与经济理论建立联系的第一人。Besta将会计定义为“经济控制科学”, 适用于任何性质企业或经济体———个人业主制, 合伙制企业或公共企业以及政府部门。他所谓的经济控制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这意味着“控制”不仅包括计算、估计、推测以及最终资产负债表编制等日常管理工作;且涵盖敦促经理、员工履职的“管理规定”。他建立了一个组织框架, 将组织设计作为经济控制的前提。此外, Besta清晰地阐释了“业主理论”。他的magnum opus是对“产权基础会计系统”的最好论述。通过借鉴Ricardo的价值理论, 提出了重置成本, 并提出房地产和租赁计价采用现值的思路。

除了以上会计理论研究的贡献, Besta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 正是他们将Besta的思想发扬光大。其中, 他最有名望的“门徒”是Gino Zappa, Zappa在1921到1949年间是威尼斯大学的会计泰斗。

二、Zappa的学术贡献

Zappa不仅拓展了Besta的研究, 而且革新了意大利会计研究 (甚至于管理理论) , 部分是基于Mach的实证批判思想;部分则受益于哲学家Giovanni Valilati (1863~1909) 与Federigo Enriques (1871~1946) 的实用主义思想。Zappa的理论折射出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的深远影响。Zappa的巨著:La determinazione del reddito nelle imprese commerciali, I valori di conto in relazione alla formazione dei bilanci (Zappa1920~29) 等是创新性的。这些研究著作体现出Zappa的两大核心贡献———估值、收益计量的经济观念。他的这些观点受到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与经济思想的影响。具体而言, Zappa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 Zappa (1920~29;1937) 提出, 企业会计的核心主题是收益确定。这一论断构成所有会计程序的解释基础———尤其是会计理论以及资产负债表与收益表。Zappa强调收益表与会计动态方面特征的联系。犹如Schmalenbach的动态会计理论, Zappa在其体系中将资产负债表看作收益确定的一种手段。收益体现了价值的流动, 是基于两个不同的时点以及两个不同的价值存量来计量的, 分别为期初与期末资本存量 (Zappa 1920~29) 。从以上对于收益的界定, 不难看出, Zappa寻求一种通过收益能力保全, 从而实现“实物资本保全”的方法, 计量方式是期间资本经济价值的变动 (不考虑派发股息或追加投资) 。进一步地, Zappa将会计账户作了四维划分:将两种实账户加以区分, 一为资产, 一为负债与业主权益, 有意大利人翻译为“存量账户” (status accounts) ;同时将名义账户分为两类, 即收入、费用账户 (有意大利人译为“成果账户”) 。借方分录被视为期初资产, 记录资产增加, 权益与费用的减少。贷方分录记录期初权益、权益的增加、资产或收入的减少。利润与损失账户用来测度由于特定交易引起的收益要素增减变动。资产负债表反映了资金存量变动对未来收益确定的影响。收益的构成要素是基于资金交换, 被视为“交换价值量”。本质上来说, 收益是价值与价值的分配, 因为收益的确定存在于交易过程, 为交易而确定。

其二, Zappa基于折现的思想, 创立了估值理论, 认为单个要素价值的简单相加并不等于资产总量, 企业的整体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盈利潜力。以资本价值量形态表现的“资本”, 仅仅是未来收益的折现或“资本化” (Zappa 1937:306, 307) 。更准确而言, 任何资源的价值都可看作其未来回报的折现。资源的分配方式, 乃至于资本的整个体系配置都是为了收益的创造。资本的价值必须由预期未来净收益的价值确定;但是收益的价值不能由资本的价值来确定。收益是许多因素结合的产物, 源于可获资本的经济交易 (Zappa, 1937) 。未来收益的折现是资本价值确定的一种方式, 但并非唯一的方式。另一种方式, 是资产负债表与资本的“重新估值”, 这是预测未来净利润的一种方法。

其三, Zappa将收益计量与估值建立联系并发展出自己的资本保全思想。Zappa (1937) 认为“预期未来净利润”是“资本经济价值”估计的根本, 因为后者可以被视为预期未来“收益流”的价值之和 (按照特定“风险修正”的折现率折现) 。资本利得和资本损失并不作为财务年度收益的正项或负项。它们构成前一期间实现收益的“调整项”———这些是基于未来预期的收益计量的前提。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资本利得改变了收益自身的特征 (Zappa 1937) 。收益计量与资本价值变动的计量密不可分。根据Zappa的观点, 企业收益包括超过资本保全部分的利得。资本保全是收益形成的前提。虽然Zappa倾向于估值的多重目的与周期估值, 但他的资本保全观, 既不是真实的财务保全也不是实物保全, 而是一种基于现值与收益能力的资本保全。当现值低于或超过取得成本时, 需要采取广泛的重新估值方法。尤其对于长期使用的项目, 它们的资本利得不作为实现的收益。然而, 资本损失被视为特殊损失, 并相应地做出处理。

其四, 关于会计功能定位、会计计量与经济环境的互动关系等Zappa有深刻见解。就会计而言, Zappa (1920~29, 1927) 不仅是一个主角, 更是一个重要的开拓者。他认为自己的“估值理论”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密不可分。会计是对主体 (如企业、机构和其他主体) 的结构和经济生命的诠释, 这种诠释是基于货币量的确定, 目的是有效实现企业的“经济与管理控制目标”。因此, 组织理论、管理理论与会计理论密不可分 (Zappa 1927:20, 1956-57:第一卷, 106) 。Zappa同时指出对所谓宏观经济现象的考察离不开微观经济行为提供的信息。同时, 企业需要考察市场环境, 因为与经济体的管理和组织有联系的市场环境对经济决策有影响。对于收益、资本、生产成本等的计量应该区分市场价格的相关变动;并参考企业生产、消费、交换等环节的特点。

三、20世纪前半叶意大利会计史研究

除诞生了前述四位著名会计学家之外,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时期意大利会计史研究可谓精彩纷呈。曾几何时, 会计史研究受到意大利会计学者的钟爱, 学者们通过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整理、考证, 为意大利乃至世界会计史研究留下了无数的瑰宝, 本文只能提及最有名的专家及其著述。

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主要作品包括:Brambilla (1901) 的“意大利会计简史”;Sanguinetti (1901, 1902) 的“Rossi作品的历史考究”;Brambilla (1905) 的“雅典政府会计研究”;Cantoni (1905) 的“会计附录史”;Palumbo (1906) 的“当铺会计史”;以及 (世界闻名经济学家、意大利此前总统) Einaudi (1907, 1908) 的“十八世纪Savoy会计与金融的研究”。Massa (1907) 的“自罗马时代, 至中世纪再到当代与现代的会计发展史”。Pellerano (1909) 的“Cerboni作品的历史考究”;Ceccherelli (1910, 1913, 1914) 的“意大利中世纪企业会计, 和地中海银行经济学与14世纪佛罗伦萨复式簿记系统”;Guidetti (1910) 的“意大利城市14世纪复式会计”;Tofani (1910) 的“佛罗伦萨会计”;Marchi (1911, 1912) 的“会计演进、会计社会功能的历史探究”;Bossi (1912, 1914, 1917) 的“教会会计与财务”;Rigobon (1912) 的“复式簿记考究”;Bellini (1914a) 的“美国复式簿记中日记账与明细账的融合”;以及Bellini (1914b, 1927) 的“Cerboni的成果与生活的历史考察”;Alferi (1915) 的“古代至20世纪会计发展史”;Besta (1922) 的“复式簿记大典:起源、演进, 实践与文献”。

一战后, 以下出版物值得一提:Corsani (1922) 的“一个中世纪意大利商人信件与手稿的会计与管理意义”;Caprara (1923) 的“复式簿记的文化分析”。此外, Sapori (1923, 1928, 1931, 1932, 1934, 1940, 1943, 1944-45, 1947, 1952) 的“中世纪意大利企业与商人国内、国际贸易中的会计账册与复式记账”。Bellini (1924a) 的“意大利会计回顾与总结”;Bellini (1924b) 的“会计人职业调查”;Ruffini (1924) 的“拿破仑时代政府会计研究”;Chianale (1926) 的“教皇会计研究”。

此外, Vianello (1932) 的“纪念Fabio Besta并向他卓著的学术贡献致敬”;Ceccherelli (1933) 的“Besta成果的赞歌”。Fanfani (1935) 的“一个14世纪商人的活动”;Masi (1935) “关于意大利商业与会计原则争议作品的编撰”;Rossi-Passavanti (1935) “政府会计的历史考察”;Zerbi (1935, 1936a, 1936b) 的“一个14世纪商店会计分类账描述”、“14世纪Milan市场经济调查”。

Belardinelli (1936) 的“Cerboni、Besta与Zappa研究成果对比”也值得一提;Ceccherelli (1938) 的“古代会计账簿描述、分析、解读”;Riera (1938) 的“论帕乔利的簿记论”;Chianale (1939) 的“古希腊会计”;Salvatore Sassi (1939) 的“复式记账法下同类账户的解读”。

1940年代卓著的会计史成果有:Adamoli (1940) 的“德国会计研究”;Castagnoli (1940) “罗马世界会计研究”;Salzano (1941a, 1941b) 的“15世纪意大利小镇上一个企业和一个银行的会计与组织”、“15世纪意大利城市的会计、财务与经济”;Botarelli (1945) 的“意大利会计史研究”;Antoni (1946) 的“一个15世纪意大利企业使用资产负债表情况研究”;Masi (1946b) 的“Fabio Besta会计史研究的历史贡献”。

1950年代, 以Meils (1950a) 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会计史研究作为开端, 其研究跨度则涵盖公元前3000年一直到20世纪初期。 (见Meils1940, 1946, 1947, 1948, 1950a) 。此外, 还有Onida (1951) 的“意大利会计与外国会计与企业理论比较研究”;最后, Zerbi (1952) 则系统研究了“复式会计的起源”。

Zerbi (1952) 关于“复式会计起源”的研究是该领域更为相关的研究。该书展示了私企和公共企业的会计研究, 尤其举例说明了从单式记账法向更复杂的记账方法演变的过程。该过程发生于14世纪前半叶到15世纪中叶。Zerbi研究的很多分类账和日记账要早于1494年Luca Pacioli出版的“簿记论”。最具原创性的是Zerbi基于分类交易 (借方和贷方) 对复制记账萌芽的研究, Zerbi称为表式分录。该书系统探讨了“表式分录”的方法特征及其历史, 以及在总账中开发“表式分录”的主要原因, 并向人们展示了“借贷记账法”以及“资产负债表”、“利润损失表”的使用。

四、20世纪前半叶意大利成本会计研究

相比于会计史研究的累累硕果, 意大利学者对成本会计研究则单薄的多。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意大利成本会计研究面临不少阻力, 分别来自于Zappa和会计界的其他权威。对Zappa而言, “企业内部的所有运作以及管理层的所有决策是相互关联的, 没法区分作业间的财务影响与后果。对每一个作业的边际影响与耗费进行分解是一种误导”。在这种教条下 (Zappa) , 对企业研究形成路径依赖, 对管理细节信息 (如成本) 的研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 工业的需求, 英国与德国成本研究文献的影响, 促使敏锐的学者对成本问题的关注。这其中Lorenzo De Minico及其门徒Domenico Amodeo值得一提。De Minico的主要学术观点有: (1) 关注成本所带来的潜在服务能力 (即现金流入) , 而不仅仅把成本看作收益的抵减; (2) 工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工厂经济复杂性逐渐加大成为推动人们寻求一种费用分配程序和方法的推动力; (3) 企业尤其重视对制造费用的合理分配, 而这需要娴熟的专业判断以及对具体环境的充分认识; (4) 对“成本与收益”充分的因果分析是成本分配的基础。这不仅对“成本动因”的识别是适用的;而且对于收益相关的“成本分配”也有影响; (5) 成本分配的时间观———尤其是对诸如折旧费用的分摊, 不光要考虑特定产品, 还要考虑期间问题。

De Minico还认为许多成本项目能被看作是“直接的”, 并举了很多例子阐述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作为对Zappa的回应, De Minico认为, 仅仅依靠别人提供的“假造”数据, 成本研究问题没法解决, 甚至会进入“死胡同”。此外, De Minico (1946) 对成本项目未按其特征进行“归集或分配”提出了质疑。

其他成本会计研究的重要学者有:Jannaccone (1904) , Argenziano (1910) , Battarra (1911) , Tognacci (1925) , Onida (1926) , Pacces (1934) , Giannessi (1935, 1937, 1943, 1944) , Sassi (1940) , Amodeo (1945a, 1945b) , Maecantonio (1942) , Riera (1942, 1949) , Guatri (1951) , Salzano (1951) 等。

五、结论与启示

意大利20世纪前半叶会计研究呈现四大特点:第一, 对会计史研究的极大兴趣深深扎根于意大利传统会计研究。此类研究是如此的广泛, 以至于仅能列举代表性的一二。第二, 呈现出对成本会计的研究兴趣, 但不及德国浓烈。第三, 对会计科目表及总账账户研究兴趣颇少。第四, 与德、法相比通货膨胀会计研究较少———尽管通胀更加间接地影响到了意大利会计。

20世纪前半叶意大利会计研究是一幅“传统观念沿袭与现代理论冲击耦合下的理论画卷”, 无数会计学者以其严谨务实的学术品格, 为这幅画卷泼墨加彩。这是一幅由Besta、Zappa师徒二人主宰了半个世纪的画卷;也是一幅会计史研究精彩纷呈的画卷;更是一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画卷。仔细审视、品味这长达半个世纪的会计研究历史画卷, 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有价值的理论来源于实践, 现代会计研究应向“现实”回归, 源于实践, 服务于实践。学者到政府部门、企业界观摩、调研、“蹲点”不失为一个好思路。二是会计学扎根于经济学、管理学, 会计研究应服务于经济控制、管理控制, 但对管理会计、成本会计研究的重视度可能历来不足。三是以史为鉴, 理论才能走得“更高、更远、更快”, 会计史研究意义重大。四是“继承与发展”、“批判与争鸣”是会计理论演进的宝贵经验。

《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11&ZD145) 与2012年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会计史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2]许家林:《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3]郭道扬:《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会计控制、会计教育纵横论》, 《会计论坛》2003年第1期。

[4]冯卫东、于小旺、喻灵:《瑞士、意大利的政府会计改革及其借鉴》, 《会计研究》2006年第9期。

[5]Besta, F.Lezioni di ragioneia trattati speciali (lessons in accounting.Special treatises) , Padua:La Motolitotipo, 1910.

[6]Edwards E.O.and Bell P.W.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business income,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7]Bianchi, T.‘The foundings of Concern economics:The thought of Gino Zappa’Economia Aziendale, 1984.

[8]Canziani, A.‘Gino Zappa (1879-1960) :accounting revolutionary’in J.R.Edwards ed, Twentieth century accounting thinkers, London:Routledge, 1994.

传统观念与现代理论耦合的会计理论发展第4篇

【关键词】现代艺术传统审美理论

所谓现代派艺术，是指欧美等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现代美术中某些流派。“现代派”一词是和某种新的，非传统的审美价值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现代派美术的出现有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哲学的历史渊源，是与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演变紧密相连的。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艺术家们也迫切需要一种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作品来发泄自己心中的苦闷。其次，科技进步和市场需求，也使人们摒弃了传统的旧观念，从而促进了现代派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再次，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和佛罗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也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派艺术的产生。最后，艺术家力求摆脱先前艺术形式的束缚，努力从作品的色彩、形式、观念等不同方面来表达自己。这一系列的原因都导致了现代派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现代派艺术的蓬勃发展，在欧美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与此同时，它不断地反传统的过程中也逐渐地拥有了自己的审美价值理论。下面，我将就几个方面谈谈现代派艺术的发展对传统审美理论的颠覆。

1 审美哲学的颠覆——立体主义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派艺术是西方各种艺术流派的总称。他们集中和鲜明地反映了西方现代艺术反对以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的审美价值理论和精神实质。现代派艺术之所以一反传统的审美价值理论而建立自己的审美价值理论，是与希腊“美的哲学”辩证发展导致的现代派反理性哲学密切相关。

现代派艺术的自我表现、注重个性的品质代替了古典艺术的模仿生活、再现现实；现代派艺术的象征法则代替了传统艺术的典型法则。现代派艺术一反传统的美丽、积极、热情，利用与众不同的形式和色彩等手段向人们呈现了丑恶、扭曲、冷漠等精神内涵。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毕加索就是将现代派艺术的精神实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典型代表。

2 心理颠覆——超现实主义

现代派艺术发生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让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审美原则及伦理道德并不能使他们摆脱社会生活所带来的苦闷和压力。古希腊罗马的美学精神、中世纪美学的神性光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就像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既遥远又缥缈。它注定不能成为人们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一剂良药。而此时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人们的所有愿望。超现实主义者引用了达达主义的怪诞、荒谬，作为自己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此时，现代派艺术在心理上已经对传统的审美理论产生了颠覆。比如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达利受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启发，打破了画面构图的真实逻辑，把各种不相干的形象堆砌在了一起，形成一种诡异的梦境。可以说，超现实主义开辟了又一条现代主义的革新之路。

3 宗教理论的颠覆——抽象主义

学习艺术史的我们都应该知道，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艺术也不可避免的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因此我们常把中世纪美术称为宗教美术。集中体现中世纪宗教艺术的是建筑艺术，不论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还是巨石建构的罗马教堂，此时期的建筑处处体现着基督教神性的光辉。

同样，现代艺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宗教的因素。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它的发展是对传统宗教理论的一种颠覆。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神智论”，神智论对西方艺术的影响很大，许多现代流派、文学艺术都受其影响。神智论给当时的基督教神学带来极大地冲击，使得当时的人们觉得要么就成为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要么就成为一个非理性的信徒。蒙德里安就是当时神智论的信仰者，蒙德里安认为，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事物的实质是一样的。不管是风景、建筑还是生物等等，虽然外貌不相同，但他们都有内在的本质，这也成为蒙德里安抽象艺术的起点。

结语

现代派艺术出现的原因林林总总，其艺术形式、艺术表现手法也形形色色，在各个领域也产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影响。现代派艺术的发展与传统审美价值理论背道而驰的背后，是新的社会时代条件下催生出来的新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判断理论体系。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评判这种新的价值观念的对错，也很难用一两个例子来表达谁是谁非。毕竟时代在发展，传统与现代的传承与冲突也在所难免。

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需要、时代进步的一种反映，是艺术家们内心感悟的一种呈现，不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那些具有时代精神风貌和真正反映人们精神内涵的作品才会更加具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陈正俊.《艺术心理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论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第5篇

【内容摘要】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探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

【关键词】现代管理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

管理，从本质上讲，意味着用智慧代替鲁莽，用知识代替习惯与传统，用合作代替强制。

——彼得.德鲁克

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中高效率的完成既定目标——哈罗德.孔茨

管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科学运用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以有效的实现目标的活动和过程。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的设计和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以及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这些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管理学》刑以群著第9页）现代管理理论以人为中心，因而对于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也应注重对人类传统文化的研究，将其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而人文精神是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德鲁克把管理和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他说：“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和信念的传统中，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当是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是不无价值观的科学。”

当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因而想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立足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审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从而找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一）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在西方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的许多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五大支柱：1·阴阳五行说2·天人合一的自然观3·中庸，和的思想4·修身克己5·进鬼神而远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现在就让我以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为线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进行分析和探讨:

(1)战略管理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

1·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目标开始。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儒，墨，法，道，兵„而我国先秦的诸子思想中就包含了许多用于研究企业

战略性决策的分析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精髓。儒家主张“修身克己安人”从而实现“和，大同”这其中，修己和安人就体现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一。对于个人而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人目标是一个人之所以愿意在一个组织中的根本原因；对于企业而言就是在注重企业目标完成的同时，注意营造和协调企业，个人，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将组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从而促成企业管理战略目标的实现。

2·注重环境因素对管理的影响

一个组织的绩效，不仅取决于管理者的努力，而且会受到存在于组织内部外部各种条件因素的影响。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之研究比较》）

3·现代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的“分，合”学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设计决策沟通，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当然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

4·中国传统激励方法与企业领导理论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1)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西方的激励理论也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葫萝卜加大棒” 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二阶段满足“社会人”的需求满足人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人的自我实现” 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第四阶段多种激励方法并用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取适宜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5·控制与“礼治”、“无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

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传统观念与现代理论耦合的会计理论发展第6篇

财务与会计的甄别-基于现代财务基本理论的分析

财务与会计是两个既有着密切关系又有着截然区别的经济范畴.从相互融合的.状态中理顺两者的关系,尤其是两者的区别,对建立和完善我国财务与会计的工作体系和学科体系将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作者：贺正强作者单位：湖南大学会计学院刊名：金融经济（理论版）英文刊名：FINANCE & ECONOMY 年，卷(期)： “”(1) 分类号：F2 关键词：

社会学的现代发展与主要理论流派第7篇

社会学的现代发展与主要理论流派 2010-12-22 11:41:27| 分类：默认分类

社会学的现代发展与主要理论流派

社会学从创立到繁荣，其中心都在欧洲。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美国。二战之后，欧洲社会学研究又进入复兴和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并且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拓展，使得社会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受到高度重视，并迅速发展起来。

大致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社会学进入现代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第一，加速化，即自从二战后，西方社会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可以说，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成为一种世界趋势。第二，多样化，即西方社会学没有统一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分歧，学派林立。第三，分科化，即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趋势加强，分科社会学种类增多。第四，定量化，即在研究方法方面，社会学越来越注重定量研究，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大大加快了资料处理的速度，使社会学研究方法准确、快速、规范。第五，心理化，即侧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社会。

自古典社会学以来，社会学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即能否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在这点上社会学理论往往被分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阵营；二是关注社会的组成，即社会是如何产生及为何产生，也即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围绕这两点，社会学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派。在这里，仅选择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理论流派作一简介。

一、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初步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鼎盛于60年代，至今仍是西方社会学中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和默顿。

塔尔科特·帕森斯（T.Parsons，1902-1979）的社会学理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内容：第一，社会行动论。帕森斯认为，人们的社会行动包括以下四个结构要素：行动者、目的、情境、规范，而且在它们的基础上构成了更高一级的社会行动体系。社会行动体系包括有机行为体系、人格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四个亚系统。因此，人的社会行动要受到有机体、人格、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一般系统理论。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不过是更一般意义上的行动系统的一个亚系统。他认为，一般行动系统具有四个基本的功能要求：适应功能（即系统保持与外部环境的交换，并将获得的生存资源分配给整个行动系统。它由行为有机体系来承担）、目标获得功能（即确立目标的优先顺序，并调动系统的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它由人格系统来承担）、整合功能（即系统必须协调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总体。它由社会系统来承担）、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即系统根据某种规范维持某种社会行动的延续性。它由文化系统来承担）。这四个功能必要条件的满足与否，决定了社会系统或其他一切行动系统的生存能力。第三，均衡论。帕森斯系统功能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社会系统的整合和均衡。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系统总是趋于稳定与均衡状态的，一旦发生反常现象，原有的均衡被破坏，社会系统就会通过反馈机制进行自我调节，自发地返回均衡。

帕森斯的宏观的、高度抽象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对西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的理论没有充分地看到社会冲突与社会变革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Merton，1910-）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层理论。默顿主张建立一个介于宏观理论与纯粹经验研究两者之间的“中层理论”。这种中层理论能将理论与经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最终推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第二，均衡功能论。在默顿看来，社会单位对系统可能有正功能，也可能有负功能；可能有“显功能”，也可能有“潜功能”。他认为，社会单位对整个体系之和谐与整合与否，应由验证法来一一加以研究，不可一概而论。默顿的功能论是一种均衡的功能论。他不仅想知道为什么个人会顺从他人和群体的意志去行事，而且也想知道为什么某些人会走向偏差而导致社会的非整合。

默顿开创了结构功能理论的一个新阶段，他所倡导的中层理论成为后来大多数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但是他在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结构功能主义的体系倾向，注意最多的仍然是均衡。另外，他的理论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显得零碎。

二、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这一理论认为：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权力分配和社会报酬分配的不均是冲突产生的根源；冲突对社会的作用不仅具有破坏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建设性的一面。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功能冲突论者科塞和德国的辩证冲突论者达伦多夫。

科塞（L.Coser，1913-）主张探讨冲突对整个社会所发挥的功能。他认为社会冲突是“由于争夺社会地位、权力和资源及价值观不同而引起的斗争。”这种斗争既可以促进社会权力关系的改善、新社会规范的创立以及社会系统适应能力的提高，防止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和瓦解。他还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理论，认为敌对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它让人们的不满情绪随着安全阀的排气孔排放出去，而不致让它们积累起来，危害到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他还认为，僵硬的社会系统往往压制冲突及其表现，因而不能及时获得危险信号；灵活的社会系统，可经过调整结构和关系而使冲突得到解决和缓和。

达伦多夫（Ralf G.Dahrendorf）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在他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不均衡权力分配的组合团体。在每一个社会团体中，统治集团要维持现状，被统治集团则要改变现状，这种针锋相对的利益团体一直不断处在纷争之中，从而导致权力关系的重新分配，进而改变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寻求冲突的社会原因。

冲突理论率先打破了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揭示了社会冲突的社会作用。但这一理论对冲突产生的根源的分析，没有真正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另外，冲突理论的理论架构不健全，学者之间的观点也无法一致，这就大大影响了这一理论的发展。

三、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它依据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和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理论而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视为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和彼得·布劳。

霍曼斯（George H.Homans，1910-）把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和观点结合在一起，阐述了他的理论目标：“把社会行为视为一种至少在两人之间发生的，或多或少要获得报酬或付出成本的，有形的或无形的交换行为。”他提出了五个命题：（1）成功命题：一个人特定的行为越经常受到奖励，则该人越是可能采取这种行为。（2）刺激命题：如果过去一个特定刺激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某种奖励，则现在的刺激越是与过去的刺激相似，他越可能采取该项行动。（3）价值命题：一个人的某种行动的结果对其越有价值，则这个人越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4）剥夺—满足命题：一个人在近期越是经常得到某一特定的报酬，该报酬的追加对这个人来说就越是没有价值。（5）攻击—赞同命题：当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他期望的报酬，或得到他没有预料的惩罚时，他可能采取攻击行动；当一个人的行动得到了他期望的报酬，特别是得到比他期望的还多，或者没有得到他意料的惩罚时，他会感到高兴，并越可能采取赞同行为。霍曼斯开创了系统地研究社会交换理论的先河，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显然把人类的交换行为简单化了，他忽视了社会行动独立于个体心理之外的整体性质。

彼得·布劳（Peter M.Blau，1918-）用对等性原则解释部分交换行为，而用不对等性原则解释另外一部分交换行为。另外，他虽然也以经济上的交换概念为依据，但是他考虑到了处于不同组织和结构位置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从而淡化了交换的心理还原色彩，增加了整体效应的社会学传统，为交换理论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四、符号互动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其核心观点是：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只有通过人际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才能得到解释，而人际互动是以运用符号以解释和确定相互间行动的意义为媒介的，因此，社会是个人借助符号互动的产物。符号互动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米德。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Mead，1863-1931）强调了人的心灵、自我和社会的产生与社会互动过程的紧密相关性。其观点是：（1）人的活动是会根据环境中的客体来调整自己的行为。（2）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调整主要依赖其自我观念，而自我观念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因此，自我与社会是不能分开的。（3）社会的制度和结构是个体之间有组织的模式化的互动的产物。（4）人们的互动与自我观念的形成依赖于心灵的存在。

符号互动理论的突出贡献者则是赫伯特·布鲁默（H.Blumer，1900～1987），他认为符号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中介，人们通过对符号的定义与理解进行互动，符号互动是能动的与可变的过程，符号互动创造、维持与变革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1）将社会的相互作用或交往分成符号性和非符号性的交往两类：非符号性交往是没有经过人们思考的交往；而符号性交往是受他人影响后，经过头脑思考，有一个解释过程的交往。（2）认为人类生活没有现成的模式，如果有的话，也会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加以改变的。（3）强调社会角色的扮演，试图通过这些表演手段来协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维持社会生活秩序。

符号互动理论对于个人社会化、自我意识的形成、越轨行为等微观社会过程提出了一些有启示性的见解。但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忽略了社会结构对互动过程的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五、社会批判理论

社会批判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认为，作为西方传统研究对象的社会是病态社会，“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马尔库塞把资本主义制度与结构的非人性视为病态的标志，把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结构。他在《单向度的人》（1964）一书中，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人变成了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人，使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学成了与统治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单面的思想。他认为新的控制形式整合了社会对立力量，一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正在发达工业社会盛行。机械化过程对个性的压抑在这里显得分外明显。劳动阶级正发生着决定性的改变：第一，机械化正日益减少着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量和强度；第二，职业分层过程中出现同化趋向；第三，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发生了变化，主动地将自身与生产技术过程相结合；第四，新的技术劳动削弱了对立阶级的否定地位，劳动阶级不再表现为现存社会的对立面。因此，当代工业发达社会似乎能包容社会变化，包容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生产过程，以及人类生存方式的质变。马尔库塞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他认为无产阶级已不再具有革命动力的作用，革命的强大的新动力是“新左派”，包括：知识分子、大学生、少数民族和妇女等社会团体。他把“新左派”的革命称为“本能革命”。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主要是对人本能的压迫。因此“个人感觉的解放应该构成普遍解放的序幕，甚至是基础；自由社会应该建立在新的本能需要上”。

尤根·哈贝马斯（J.Habermas）被认为是当代最富创造力的批判理论家，其中心论点是批判“科技理性”对人类的控制。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并未走到穷途末路，其历程仍未完结。他严厉批判科技理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坏影响，并指出实证论者以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研究的典范，并强调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存在。他认为如果说社会生活缺乏意义和冷酷无情，那是由于产生科学的技术利益有权决定哪些知识是被允许的和合法的。哈贝马斯把科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一个潜在原因。哈贝马斯将分析重点从马克思对生产的经济危机之分析转到对意义和信任危机的分析上，由此他日益专注于人们相互间产生理解和意义的沟通过程与互动过程。哈贝马斯采取了“系统-生活世界”这一双重架构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的整合取决于系统与生活世界过程之间的平衡。现代社会的整合程度很低，因为围绕着经济和国家的系统“侵占”和支配了涉及相互共享的意义、理解和相互主观性的生活世界过程时，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整合问题明显表现在“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危机中，即再生产生活世界的沟通性互动的活动被金钱、权力等所取代。因此，批判理论的目标就是证明那些生活世界被侵占了的社会方面并且提出如何创造一种沟通活动（互动）能够实现的环境的途径。

社会批判理论同时受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尽管在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中，他们也得出了个别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结论，但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是存在着根本分看上去的，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六、后工业社会理论与后现代理论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和反主流文化思潮漫及整个西方，社会学理论更是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各大流派相互融合，界限也不再分明，其中具有综合性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侧重价值、认同、沟通与媒体等方面分析的后现代理论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丹尼尔·贝尔（1919-）。他认为，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结构、政体与文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是一个旨在协调个人的行动以达到特殊目的的职能结构；政体则强调调整权力的分配和评价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生矛盾时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义的领域。现代西方社会从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性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在后工业社会中，是“科技治国”，在这种制度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即掌握新的智能技术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知识分子。过去，社会结构、政体与文化三个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的，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正日益趋于分裂，分别围绕着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种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更加突出，难以遏止。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贝尔也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一些政策制定原则：第一，理论知识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第二，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与控制；第三，创造新的“智能技术”制定决策，通过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判断而设法把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

后现代理论是学者们对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无数痛苦与不幸的反思而提出来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了日益剧烈的变化，媒体、电脑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空间和时间经验，让人更强烈地感觉到社会文化的矛盾，甚至是根本性的断裂。于是，人们惊呼，现代性已经终结了，我们迈入了后现代社会。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状诚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结果就是它对本能的完全依赖，认为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的和肯定的生活。第二，抹煞了事物的界限，坚持认为行动本身就是获得知识的途径。第三，极大地冲击了历史戒律和心理禁忌，把曾经秘而不宣的东西公开宣布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把这一精神贵族的财产变成了现今大众的财产。第四，后现代主义潮流沿着两个方向向前发展，一是哲学方面，它是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如米歇尔·福柯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犹如“沙滩上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一是以解放、色情、冲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

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倾向，大体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反对整体化的倾向。所谓整体化的倾向，是指社会科学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注重寻找模式化的关系和宏观的历史规律。后现代主义不仅否定现实的整体性，也否定历史的整体性，它认为，由于研究者学识的有限、人生经历的短暂、理论的局限，人们只能发现“微观的小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了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段历史时期，便断言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这种做法是危险的。第二，反对单一的理论视角。社会成员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环境，其观点也是多元的。因此，只从阶级或经济的观点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单一的理论视角是难以揭示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第三，重视话语分析。后现代理论认为，权力关系存在于日常话语的风格上。通过对日常话语的风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于知识和传统之中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第四，否定建立客观的社会学的可能性。后现代理论认为，任何学科知识都是历史与文化条件的产物，都是其先人假设的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客观的社会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应该社会学家应该倾听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故事，进行比较分析，而不是去发现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传统观念与现代理论耦合的会计理论发展第8篇

一、传统会计理论不适用于精益生产

精益会计理论的产生, 主要是源于传统会计理论应用于精益生产方式时的两大缺陷。

1.企业管理效果的不足

第一, 传统的会计理论往往忽视企业管理的整体效果, 片面重视企业管理的局部效果。传统会计理论不会从整体的视角去分析创造顾客价值的过程, 只是单纯地关注生产过程, 最终往往造成生产部分的最优, 而不是整体最优。第二, 注重规模效应, 忽略效率影响。因为传统的会计理论产生的背景是追求批量化的生产企业管理发展阶段, 所以导致传统会计理论片面追求规模效应的弊端逐渐显露, 制造业企业一味地扩大产品产量就会导致效率的下降, 这是与精益生产的思想背道而驰的。第三, 因循守旧, 应变能力差。传统的会计理论将企业管理活动视为静止的行为, 将效率和产能也作为静态变量, 此外, 也忽略人的能力和作用。这样的会计理论只能适用于静态的管理, 无法对突发事件和动态的管理过程进行有效地应变和控制。

2.成本会计理论的不足

第一, 在传统会计理论下, 制造业企业的产品成本是不准确的, 由于间接费用也是全部分摊到产品的成本之中, 造成部分产品成本明显是高于其真实成本, 还有部分产品成本明显是低于其真实成本。第二, 传统会计理论下成本会计核算的主要指标包括生产工人的生产效率、每月车间的间接费用、设备利用率等等。提升这些指标主要是采取规模生产方式, 然而批量的生产模式会降低产品价值流动速度, 使存货大量增加。第三, 传统会计理论并不支持精益生产下的成本核算。传统会计理论整体上是与精益生产方式大相径庭的, 主要体现在不关注浪费问题, 忽视价值链管理, 使得浪费被隐蔽在间接费用和产品成本之中, 也使得价值创造的各个要素被忽视了。第四, 传统会计理论的成本管理是费时又费力的, 传统会计理论的成本核算过程是一个需要经常更新和维护的巨大信息处理系统。如果制造业企业想要控制成本, 就必须跟踪每个生产环节的实际成本, 这一过程是极其复杂和低效的。这种信息收集过程有悖于精益生产方式。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会计理论以固定的生产管理流程为基础的, 这样的生产管理流程对规模生产的企业是有效的, 但却不适用于精益生产的企业。因为精益生产的企业主要是进行单件的小规模、小批量的生产, 完全是按照顾客需要进行差异化生产, 追求产品流动性和生产效率最大化。精益会计理论的产品成本核算是根据产量与产品组成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 关注整个价值链的结构组成和变化, 在充分考虑顾客价值的同时, 使得生产效率和企业利润得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精益会计理论的内涵

1.精益会计的定义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 精益会计是指以价值链管理为中心, 以顾客价值为导向, 以减少浪费和提高效率为目标的一种新的财务会计理论。精益会计理论是与精益生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精益生产在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已经得到大量地推广, 但是精益会计理论在我国的实践和研究领域还鲜有人知。精益会计理论是与精益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 是配合精益生产方式的财务管理理论。当精益生产方式得到一定的发展时, 精益会计理论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是精益生产方式进一步实施和有效开展的最直接保障措施。

2.以价值链管理为中心

精益生产方式的重点就是企业的价值链管理。价值链管理体现的是制造业企业为最大化顾客价值所做的一切努力, 简单来说, 价值链是指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进行的物流、信息流的总和。精益会计理论的成本核算、分析和管理也是按照价值流进行的。精益会计理论的成本核算方法是价值链成本法, 而不是传统会计理论采取的完全成本法, 成本核算的对象是价值。价值链成本法往往是每周核算, 成本核算的主要内容是价值链中的所有消耗, 并不区分直接和间接成本, 价值链外的成本不再考虑。价值链成本法在成本分摊时只考虑占地面积设施成本分摊, 其他的成本不考虑分摊, 原因是促使空间占用的降低。

3.以顾客价值为导向

与传统会计理论的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不同的是, 精益会计理论是始终以顾客价值为导向的, 其财务信息的基础是价值的产生过程。精益会计理论确定顾客价值使用的方法是业绩考核和目标成本相结合的方法, 制造业企业在提升顾客价值的同时, 也提高企业自身高度, 毕其功于一役。实施规模化生产的企业追求的是单位成本最小和单位利润最大, 而实施精益生产的制造业企业追求的却是顾客价值的最大。所以, 这就要求精益会计理论获得更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信息, 便于分析价值创造。

4.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为目的

为了有效地实施精益会计理论, 制造业企业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 避免低效的交易和活动, 从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入手持续地改造和消减不能使价值提升的内容, 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会计流程浪费的主要原因是想维持财务控制就必须追踪和监视企业的各个业务, 然而这些追踪和监视行为也会产生成本和浪费。所以, 要分析这些流程是否有必要存在, 如果不是十分必要就可以彻底取缔这些流程。在精益会计理论下, 不断地减少无用的流程和环节, 不但可以节约开支, 而且可以减少工作时间和资源投入, 从而提升制造业企业的财务效率和改善财务指标。

三、精益会计与传统会计的理论对比

精益会计理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要废除传统会计理论, 精益会计理论是对传统会计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是与精益生产模式相匹配的一种全新会计理论。

1.管理对象不同

传统会计理论仅适用于采用批量生产方式的企业, 并不适用于实施精益生产方式的企业, 而精益会计理论则是与精益生产方式高度吻合的会计理论。精益会计理论与传统会计理论的适用对象, 如图所示。

2.成本核算与分析的过程不同

传统的会计理论成本核算的对象是产品, 而精益会计理论成本核算的对象是价值流;传统的会计理论负责成本核算的人员是专职会计人员, 而精益会计理论负责成本核算的人员是主要负责管理价值链的管理人员;传统会计理论对财务成本的分析主要针对成本的差异进行分析, 而精益会计理论对财务成本的分析主要针对成本的持续改进进行分析, 具体见表所示。

3.制造费用分配方式不同

传统的会计理论对制造费用的分配采取的方式主要是按照工作量进行分配, 而精益会计理论的制造费用分配方式是直接计入价值流。

4.会计人员角色不同

传统的会计理论下的会计人员主要是承担收集、存储、分析和反馈相关的财务数据和信息的工作, 而精益会计理论下会计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精益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维护、服务和咨询的工作, 其余工作均由系统实现, 极大地减轻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量, 提高了效率, 减少了浪费。

5.管理活动的目的不同

传统的会计理论管理的目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而精益会计理论的管理目的是使企业的财务业绩和经营业绩均实现最优, 达到双赢。

6.信息传递方向不同

传统会计理论的信息传递方向仅是从下而上, 而精益会计理论的信息传递方向包括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平行传递三种,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精益生产方式的需要。

精益会计理论与传统会计理论相比, 更适用于精益生产方式。将精益会计理论与传统会计理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 能更全面地理解精益会计理论。深入地研究精益会计理论及其应用管理问题, 将对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巨大商业价值和潜力的。

摘要：随着我国制造业开始全面实施精益生产方式, 传统会计理论已经无法满足其发展和实践需要, 因此精益会计理论应运而生。本文探讨了精益会计理论的内涵, 将其与传统会计理论进行较为全面地对比分析。本研究不但可以加快精益会计理论在我国的推广与应用, 还可以切实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精益生产,精益会计,制造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