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脉络及方向

经济学发展脉络及方向（精选6篇）

经济学发展脉络及方向 第1篇

摘要：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更具学科的交叉性和思想的多元性，其思想起源于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在制度经济学领域获得了正规的学术定义，随后奥地利学派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创新。

近三十年，纳尔逊和温特演化经济学的模型化使其更具操作性，而博弈论分析的引入使其在现代经济学的流派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博弈论;模型化;奥地利学派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更加注重于动态因素的研究。

由于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个体偏好不变得到假设，使得演化经济学方法对于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行为的分析更接近于现实。

近年来，使用演化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在理论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对西方演化经济学思想进行梳理，对在今后的的研究中能够更加精准的使用演化经济学这一工具分析问题有促进作用。

一、演化经济学思想的起源：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

生物和演化论隐喻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其中以德国和英国的发展程度最高。

在德语世界中，有机生物类比采取了许多种形式，跟许多种命题联结在一起，包括对有机主义本体论的描述、对个人所受社会影响的认同、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系统相互依赖的认识以及明确参照有机生物体成长过程的历史“阶段”理论。

在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分析时，可以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这种意志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

在英国，1870―19间，生物学的化约主义十分常见。

大家普遍相信，社会进步最终取决于人类的基因遗传。

斯宾塞将社会比作一个活着的有机生物体，他认为社会知识追求各自目标的、自我约束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上连接这些个人的社会安排，他强调有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社会进化思想与当今演化经济学思想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应用范围，同时也更加抽象和概括，但思想的内核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制度是否可以设计?如果承认制度是可以设计的便承认了人类理性的超能作用，这便和主流经济学构成了同样的理性假设。

显然，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同时蕴涵了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核，比如黑格尔提出的世界历史是一个确定和序列。

二、早期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流派：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

这里的制度经济学是区别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它的代表人物为凡勃仑。

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凡勃仑的著名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而美国演化经济学会也是在美国制度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建立的。

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

他从本能出发分析社会冲突和社会结构变化，将本能划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前者包括劳作本能、闲散的好奇心和父母之爱;后者包络竞赛、好斗和掠夺。

凡勃仑的工具―礼仪、金钱―工业的划分都是在这种本能演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他将社会知识分为工具性和礼仪性知识，工具性知识是实用的知识。

他通过这两种知识背后的拥有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抗衡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这种结构的变化也是制度变迁的方式。

凡勃仑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主义，其出发点是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还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

制度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重建力量。

同时，制度是个体在群体交往中的产物，制度不能离开个人的存在。

由此可见，此时凡勃仑的制度观中已经有了朴素的博弈均衡思想的存在。

另外，凡勃仑给出了制度变迁的一个范式，即本能―习俗―习惯―制度的制度变迁演变阶段，其中，习惯和本能是核心范畴，这其中既蕴含了道格拉斯诺斯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思想雏形，也具备了纳尔逊和温特提到的惯例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思想框架。

奥地利学派在演化经济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原因在于它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学颇为类似，但方法论确实演化性质的。

奥地利学派预设经济行为人是在真实的历史领域中活动的。

这意味着未来的确具有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在个人的主观领域中进行经济分析。

与制度主义相比，奥地利学派更倾向于强调历史对个人决策行为的影响，因而可以因之构建经济运用所需的恰当的主观抽象概念。

相应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被认为将会阻碍对历史过程进行宏观经济学上的正式描述。

自发秩序被看做是突发的，并内生于惯例、规范、规章、法律和其他制度中的。

因此在制度分析中，奥地利学派重视对新奇、能动性、异质性、过程性这类问题。

三、演化经济学的模型化：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模型化了竞争市场中产生调整过程的机制，从模型化中所得出的结果，不管是与新观点理论的中间主张和终极主张都是相容的，而非冲突，但他们对于古典理论的异议却让人信服。

以产业行为分析为例，他们是以单个企业遵循的决策规则即惯例的用语进行的，产业行为被作为产业中单个企业行为的总和来分析。

惯例是指企业有固定的行事方式，生产、惯例、销售、投资与研发都有一定的惯例，整个企业的运转离不开这些惯例。

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

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

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

熟练的个人往往不假思索的采取某种行为，而且许多知识是无法言传的。

企业的惯例通常是持久不变，但有时需要适应业已改变的市场情况而作修改，这需要搜寻新的知识和惯例，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过程。

企业的惯例犹如生物学中的基因，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起作用。

纳尔逊和温特先后使用模型分析了以利润最大化和长期均衡为条件静态选择均衡、企业和行为对已改变的市场情况的反映、演化经济增长和竞争过程中行业结构的变化。

同时，经济变迁的演化还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即经济变迁的演化不仅通过市场机制，还通过有意识的社会政策来进行。

该政策观并不等同与主流经济学中的分析思路。

主流经济学认为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补救，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

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认为政策的实现受到信息、公平要求和官僚政治的限制，政策的选择很多时候并非最优政策，即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政策，而是“较好”的政策，即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政策。

显然，这种政策观更符合实际情况。

四、演化经济学新进展：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

演化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的.引入为制度演化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也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将这一分析工具用语制度分析，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中肖特在演化理论观点考察了制度源自理性设计还是演化生成，他通过博弈论模型再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并验证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

他认为福利经济学必须研究形成社会行动博弈的规则以及有助于决定其结果的那些规则、法律和制度的比较最优性。

培顿・杨认为博弈者不是完全理性且信息不完全。

人们根据有限地数据进行决策，使用简单的可预测的模型，有时候还做一些无法解释甚至愚蠢的事情。

经过一段时间，这种简单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就能趋同于颇为复杂的均衡行为模式，并把这种思路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

他认为制度是由许多个体的积累性经验经过长期发展而出现，一旦他们互相作用结合成一种固定的期望与行为模式时，一种制度便产生了。

同时，这一理论对该过程会遵循的演化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形式的多样性做出定量的预测。

青木昌彦认为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

显然，这里的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外在约束条件，制度主体的经济行为也不仅仅是特定制度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信息浓缩”。

这种关于制度的定义拓展了传统制度的分析范围和精确度。

该制度观引入了博弈论(古典博弈论、演化博弈论和主观博弈论)做为基础分析工具，博弈的主体为一固定集合的参与人，每个参与人面临一个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合。

行动集合决定了每个参与人的报酬分配，而决定报酬分配结果的规则称为博弈的外生性规则。

除肖特之外，多数博弈论制度分析者都声称自己是哈耶克主义者，并把自己的博弈论关于习俗、惯例、制度的经济分析的理论任务，界定为对哈耶克思想的程序化。

五、结论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演化特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来源于达尔文生物学和进化社会学，其思想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

二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抽象的思想研究到具体的经济现象研究的转变。

三是时至今日，跨学科研究依然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鲜明特点。

参考文献

[1] 杰弗里・M・霍奇逊著，任荣华等译：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商务印书馆，.

[3] 杨虎涛：演化经济学讲义―方法论与思想史[M].科学出版社，.

[4] 库尔特・多鲁弗著，锁凌燕译：经济学的演化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H ・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6] 安德鲁・肖特著，陆铭、陈钊译：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7] 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

经济学发展脉络及方向 第2篇

（二）大力实施骨干带动战略，做大做强重点民营企业。“十一五”期间，要积极引导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加强与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的合作，采取政策扶持、兼并重组、招大引强、集中投入等方式，尽快做大做强，着力培养一批外向型、科技型民营骨干企业，增强对整个民营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领航全区经济。要继续选择一批发展潜力大、科技含量高的骨干企业作为规划、指导、鼓励、扶持的重点，引导其向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支持“富海实业”等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规范运作机制，通过到国内外上市等方式，搞好资本运营，募集发展资金。力求“新牟国际集团”、“九发股份”、“北方安德利”等企业加快资本扩张，发展成为对地方经济具有强大支撑力的“航母”型企业。

（三）积极实施“全民创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力提倡“鼓励试、支持干、不争论”，最大限度的放开经营范围和领域，放宽从业人员。积极鼓励下岗职工、城镇待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复退军人从事个体工商业或兴办民营企业。尤其要鼓励在党政机关及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才离岗创业。离岗创业的人才可享受“三不变”（原单位的编制、职务级别、工资待遇不变）的政策。全面贯彻“政府鼓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群众自主创业”的方针，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欲望和创业冲动，创造“从事民营经济光荣，从事民营经济有功”的氛围，大力发展个体工商户和中小民营企业，打造民营经济总量优势。同时积极鼓励民营业户以收购、租赁、承包、兼并、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公有制企业改制，形成个体私营经济“铺天盖地”发展的良好局面。

（四）充分发挥“载体”功能和效应，推动民营经济聚集发展

要把加快经济园区建设作为推动民营经济超常规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经营、高效能管理的原则，着力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载体，更好地发挥其整体优势。依托现有的经济园区，把发展民营经济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重点搞好基础设施和各类批发贸易市场建设，按照“民营企业进园区，个体工商户进市场”的思路，引导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园区发展，进入批发贸易市场经营，带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和民营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挥好大项目的带动作用，引导现有企业特别是带动作用较强的民营企业向园区集中，新上项目原则上都要进园区。加快管理制度创新，园区的管理方式应突出协调、服务、监督职能，真正帮助入园企业解决问题。在民营经济园区发展中，注重把科学技术与当地的丰富资源结合起来，引导特色创新，形成链条式发展，增强企业间的关联度，互相依存，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五）以商贸流通、旅游、饮食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随着我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度假等消费需求迅速增长，给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十一五”期间要围绕旅游大力发展以吃、住、行、游、娱、购为主要内容服务业，以养马岛、昆嵛山等旅游景点为重点，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丰富旅游产品，完善配套设施，开辟新的旅游景点，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依托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加快建设集散能力强、辐射范围广、交易规模大的特色专业市场和物流配送中心，为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同时，要利用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经营范围拓宽、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主动介入现代服务业、新型商业、房地产业、文化娱乐业等，促进民营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六）引导民营经济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民营经济的科技创新能力。建立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体系是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点，加强科技创新管理，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引导民营企业努力增加积累，增加技术投入，加快科技进步，推动民营经济提高产业和科技水平，坚持依靠科技创新，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结构调整，搞好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改造，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尽快改变装备落后、工艺技术落后、产品档次比较低的现状。发展高、精、深加工产品、不断开发出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潜力好的优质名牌产品。

（七）加快机制、体制、管理创新，提高民营经济运行质量和档次。

继续深化产权改革和制度创新。引导骨干民营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经营机制转换；积极推动民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参股控股、吸引外资、企业间相互持股等多种方式，加快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从传统的家族式经营向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重组向现代公司制度企业转型，建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积极推进管理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引导企业运用现代管理模式和科学经营手段，加强现代基础管理，大胆管理创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改革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尽快实现从粗放、分散的低水平重复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转变。引导民营企业强化战略管理与创新的观念，在管理中全面引入战略规划、战略研究与科学决策机制，推进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引导企业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

（八）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引导民营企业调整发展思路，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进程。充分利用我区的区位、资源、市场、基础设施优势，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以出口创汇、招商引资为突破口，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区位上突出日韩、欧美、港台，在产业上突出制造业，突出服务业；突出跨国招商，推动优势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到境外投资办厂，突出与欧美等国家的合作，推动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与国外大公司、大集团开展合资合作，进行跨国经营，引进大企业、大项目，追求高技术、高效益；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南资北移的有利机遇，掀起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高潮。坚持引进外资和内资并举，进一步拓宽开放领域，改进招商方式，降低招商成本，提高招商成功率。加大产业招商、专业招商的力度，多引进一些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引导出口企业提高素质，加快与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坚持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努力实现外经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民营经济发展目标及前景预测

未来5年，我区民营经济将进入快速成长期，民营经济规模将大幅度扩张，运行质量大幅度提升。预计全区民营经济增加值、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利润和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每年高于全区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以上，继续成为全区经济增长的亮点，我区民营经济在全市的排名至少上升两个位次。到“十一五”末，全区民营企业户数达到4500户,其中销售收入超过50亿的达3户，超20亿元的达到8户，超10亿元的达到20户，超亿元的达到60户；全区个体工商户达到1.8万户；全区民营经济总注册资金达到60亿元；全区民营经济从业人员达到12万人；全区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200亿元；营业收入达到700亿元；实现利税达到65亿元；占全区GDP的比重达到80％以上；民营经济上缴的税收占全区的份额在八成以上；民营企业高科技产品产值占全区的比重在80％左右；民资占全区引进内资的份额在八成左右；民营固定资产占全区的比重在70％以上；民企贸易出口额占全区的比重在90％以上；民营经济的发展将大大促进镇、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全区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民企将欢迎光临517878秘书网 www.517878.com投身于高新技术产业中；民企的快速发展将优化全区的出口结构，扩大出口规模；民营发展在区域上将逐渐平衡协调，北部沿海镇街民营经济发展潜力较大；我区将涌现一批民企品牌，规模和水平将大大提高；涌现一批高素质的民营企业家，民企竞争力大为提高，逐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总之，“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区民营经济大发展、大跨越的阶段，民营经济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 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

★ 在民营经济发展会议上的讲话

★ 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调查报告

★ 新生思想状况调查的计划

★ 弱智儿童的父母心理状况调查

★ 山区贫困县民营经济发展的存在问题及其对策

★ 开原市民营工业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 卫生和环境状况调查的社会实践报告

★ 杭州市在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调查

西方演化经济学发展脉络概述 第3篇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博弈论,模型化,奥地利学派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更加注重于动态因素的研究。由于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个体偏好不变得到假设,使得演化经济学方法对于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行为的分析更接近于现实。近年来,使用演化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在理论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西方演化经济学思想进行梳理, 对在今后的的研究中能够更加精准的使用演化经济学这一工具分析问题有促进作用。

一、演化经济学思想的起源: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

生物和演化论隐喻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其中以德国和英国的发展程度最高。在德语世界中,有机生物类比采取了许多种形式,跟许多种命题联结在一起,包括对有机主义本体论的描述、对个人所受社会影响的认同、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系统相互依赖的认识以及明确参照有机生物体成长过程的历史“阶段” 理论。在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分析时,可以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这种意志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在英国,1870—1920年间,生物学的化约主义十分常见。大家普遍相信,社会进步最终取决于人类的基因遗传。斯宾塞将社会比作一个活着的有机生物体,他认为社会知识追求各自目标的、自我约束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上连接这些个人的社会安排,他强调有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社会进化思想与当今演化经济学思想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应用范围,同时也更加抽象和概括,但思想的内核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制度是否可以设计?如果承认制度是可以设计的便承认了人类理性的超能作用,这便和主流经济学构成了同样的理性假设。显然,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同时蕴涵了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核,比如黑格尔提出的世界历史是一个确定和序列。

二、早期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流派: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

这里的制度经济学是区别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它的代表人物为凡勃仑。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凡勃仑的著名论文 《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而美国演化经济学会也是在美国制度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建立的。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他从本能出发分析社会冲突和社会结构变化,将本能划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前者包括劳作本能、闲散的好奇心和父母之爱;后者包络竞赛、好斗和掠夺。凡勃仑的工具—礼仪、金钱—工业的划分都是在这种本能演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将社会知识分为工具性和礼仪性知识,工具性知识是实用的知识。他通过这两种知识背后的拥有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抗衡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这种结构的变化也是制度变迁的方式。凡勃仑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主义,其出发点是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还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制度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重建力量。同时,制度是个体在群体交往中的产物,制度不能离开个人的存在。由此可见,此时凡勃仑的制度观中已经有了朴素的博弈均衡思想的存在。 另外,凡勃仑给出了制度变迁的一个范式,即本能—习俗—习惯—制度的制度变迁演变阶段,其中,习惯和本能是核心范畴,这其中既蕴含了道格拉斯诺斯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思想雏形,也具备了纳尔逊和温特提到的惯例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思想框架。

奥地利学派在演化经济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原因在于它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学颇为类似,但方法论确实演化性质的。奥地利学派预设经济行为人是在真实的历史领域中活动的。这意味着未来的确具有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在个人的主观领域中进行经济分析。与制度主义相比, 奥地利学派更倾向于强调历史对个人决策行为的影响, 因而可以因之构建经济运用所需的恰当的主观抽象概念。 相应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被认为将会阻碍对历史过程进行宏观经济学上的正式描述。自发秩序被看做是突发的,并内生于惯例、规范、规章、法律和其他制度中的。因此在制度分析中,奥地利学派重视对新奇、能动性、异质性、 过程性这类问题。

三、演化经济学的模型化: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模型化了竞争市场中产生调整过程的机制,从模型化中所得出的结果,不管是与新观点理论的中间主张和终极主张都是相容的,而非冲突,但他们对于古典理论的异议却让人信服。以产业行为分析为例,他们是以单个企业遵循的决策规则即惯例的用语进行的,产业行为被作为产业中单个企业行为的总和来分析。惯例是指企业有固定的行事方式,生产、惯例、销售、投资与研发都有一定的惯例,整个企业的运转离不开这些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熟练的个人往往不假思索的采取某种行为,而且许多知识是无法言传的。企业的惯例通常是持久不变,但有时需要适应业已改变的市场情况而作修改,这需要搜寻新的知识和惯例,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过程。企业的惯例犹如生物学中的基因,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起作用。

纳尔逊和温特先后使用模型分析了以利润最大化和长期均衡为条件静态选择均衡、企业和行为对已改变的市场情况的反映、演化经济增长和竞争过程中行业结构的变化。同时,经济变迁的演化还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即经济变迁的演化不仅通过市场机制,还通过有意识的社会政策来进行。该政策观并不等同与主流经济学中的分析思路。主流经济学认为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补救,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认为政策的实现受到信息、公平要求和官僚政治的限制,政策的选择很多时候并非最优政策,即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政策, 而是“较好”的政策,即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政策。显然,这种政策观更符合实际情况。

四、演化经济学新进展: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

演化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的引入为制度演化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也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将这一分析工具用语制度分析,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肖特在演化理论观点考察了制度源自理性设计还是演化生成,他通过博弈论模型再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并验证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他认为福利经济学必须研究形成社会行动博弈的规则以及有助于决定其结果的那些规则、法律和制度的比较最优性。培顿·杨认为博弈者不是完全理性且信息不完全。人们根据有限地数据进行决策,使用简单的可预测的模型,有时候还做一些无法解释甚至愚蠢的事情。 经过一段时间,这种简单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就能趋同于颇为复杂的均衡行为模式,并把这种思路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制度是由许多个体的积累性经验经过长期发展而出现,一旦他们互相作用结合成一种固定的期望与行为模式时,一种制度便产生了。同时,这一理论对该过程会遵循的演化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形式的多样性做出定量的预测。

青木昌彦认为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 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显然,这里的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外在约束条件,制度主体的经济行为也不仅仅是特定制度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而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信息浓缩”。这种关于制度的定义拓展了传统制度的分析范围和精确度。该制度观引入了博弈论(古典博弈论、演化博弈论和主观博弈论)做为基础分析工具,博弈的主体为一固定集合的参与人,每个参与人面临一个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合。行动集合决定了每个参与人的报酬分配,而决定报酬分配结果的规则称为博弈的外生性规则。

除肖特之外,多数博弈论制度分析者都声称自己是哈耶克主义者,并把自己的博弈论关于习俗、惯例、制度的经济分析的理论任务,界定为对哈耶克思想的程序化。

五、结论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演化特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来源于达尔文生物学和进化社会学,其思想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二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抽象的思想研究到具体的经济现象研究的转变。三是时至今日, 跨学科研究依然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鲜明特点。

参考文献

[1]杰弗里·M·霍奇逊著,任荣华等译: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7.

[3]杨虎涛:演化经济学讲义—方法论与思想史[M].科学出版社,2011.

[4]库尔特·多鲁弗著,锁凌燕译:经济学的演化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H·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安德鲁·肖特著,陆铭、陈钊译: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脉络 第4篇

关键词：金融化；金融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社会权力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关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观经济条件，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释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就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梳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从兴起到危机的发展过程与内在逻辑，以理清金融化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

一、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些学者在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有：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现实经济是“物物交换经济”，因而忽视了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生产经济”，货币和金融对于经济运行都有着实际影响。

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即实际产出、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现实经济实际变量都是由社会总需求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影响制度安排的更深层因素是社会权力的分配。社会中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权力的分配会影响社会产品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群体对于分配结果要求的冲突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缓和冲突。

后凯恩斯主义对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金融化表现为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收益增加，其深层原因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变化导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金融化的产生建立在食利者社会权力增加的基础上，金融化的发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社会总需求和食利者社会权力的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根源于金融化过程对于社会总需求的抑制效应。因此，基于后凯恩斯主义视角，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有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 金融化的兴起：社会协议的瓦解

金融化的兴起开始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黄金时代”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产出、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维持着高增长，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基础是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协议（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国家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对社会总需求进行管理，并为雇佣团体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创造指导条件；工人和工会组织追求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实际工资的提高，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资本家追求对于企业的控制并进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及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社会协议”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数国家就业和增长的主要约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实际工资保持着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复员军人参加工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妇女劳动参与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公共支出以及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促进了技术进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社会协议”避免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冲突造成了“冲突性通货膨胀”；在国际收支方面，欧洲复兴计划实现了美国向欧洲的资本和技术转移，欧盟支付同盟也解决了欧洲内部经济失衡问题。

然而，由于“社会协议”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黄金时代”在70年代终结。“黄金时代”持续的高就业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日益将高就业和高增长作为社会规范，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预期。当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期望超过了生产率的提升，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经济重新带来了通胀约束。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减少，投资需求进而减少；富裕国家边际储蓄倾向降低，削弱了社会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增长；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技术差距缩小，赶超战略带来的生产率高增长也开始消失；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价格提高带来通货膨胀上涨，对未来技术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Steindl，1979）。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导致了黄金时代的终结。

伴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作为其社会基础的“社会协议”也开始瓦解。在黄金时代，实际利息率被货币当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同时，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够维持其金融资本的价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实际利率为负，虽然有利于产业资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积累的金融财富在贬值，严重损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团开始在政治上发起反击。1979年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机制建立。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货币主义为原则，关注低水平通货膨胀、政府预算平衡和稳定汇率的经济政策，牺牲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总需求管理，其最终都是为了重新恢复金融资本的实际回报率。

这些政策转变标志着金融化的兴起，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产业转向银行，从非金融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发展，带来了银行等金融部门权力的增加。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导致了工人谈判力量的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解体解除了企业和政府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其特点是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放松管制、国家福利削减。与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相比，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增加，工人和企业的社会权力减少，国家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断减少，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开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发展：从企业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义制度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金融化的过程。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金融化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阶段，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业的金融化，其本质是食利者通过其社会权力使企业管理者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过程。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融资手段的金融化，企业通过大量借贷支持杠杆收购等活动。在金融化之前的黄金时代，企业能够维持较高利润，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积累来获取融资资金。然而，在金融化时期，企业开始大量借贷，融资手段从主要靠内部融资转向了外部融资。企业通过大量借贷，在为投资计划提供融资的同时满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时减少了工人对于企业收入的索取权（Palley，2009）。第二，企业管理的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成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 & O'Sullivan，2000）。首先，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以及机构投资者活动的增加使得收购行为频繁进行，公司不得不通过提升股价来避免被收购。其次，在金融市场日益发展的同时，公司开始普遍对高管采取同公司股价挂钩的期权薪酬制度，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使管理者更倾向于在短期提升股价的策略。最后，主流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受到支持，推动了股东价值导向的普遍采用。第三，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不断增加金融投资（Krippner，2011）。在高利率、高借贷和股东价值导向的共同推动下，非金融企业开始不断增加金融投资，或开设金融附属机构，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融资成本，并获取短期金融收益。非金融机构越来越像金融机构，越来越多的企业想成为食利者。

企业金融化过程是食利者社会权力提升在企业层面的反映。通过企业的金融化，食利者阶层将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使企业服务于食利者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同食利者结成同盟，工人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工人工资的低下抑制了消费需求。同时，由于非金融企业投资行为的金融化，投资需求也在减少。这些影响导致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消费金融化。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家庭金融化开始迅速发展，消费者负债开始繁荣，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家庭金融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通家庭开始普遍参与金融市场，股市繁荣和房地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家庭消费，同时增加了家庭负债意愿。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以及伴随着金融市场繁荣的资产价格提升，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获取贷款。

家庭金融化是维持金融化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其本质则是维持食利者社会权力的手段。资产价格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家庭借贷的增加共同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带来的收入减少，支撑着社会总需求。金融化通过资产价值升值的财富效应将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场联系起来，进而将家庭利益同食利者的利益也联系起来，这使得食利者的社会权力更容易获取家庭的支持。

通过企业金融化和消费金融化，公司管理者和家庭的利益与金融市场和食利者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变化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起推动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金融化条件下债务支撑的宏观经济均衡模式。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债务的积累最终导致了这种均衡模式的崩溃。

四、 金融化的悖论与金融危机

金融化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Hein，2012），这些影响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造成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进而带来了经济增长停滞的系统性危机。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影响功能收入分配，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导致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投资方面，金融化造成了股东权力相对于公司和工人增加。管理者偏好在短期获益的金融投资，减少了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实体投资，同时增加了分红和股份回购，以提高股价并提升股东价值，减少了公司可用于实体投资的内部资金。因此，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会减少消费需求，金融化对公司的影响也会减少投资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社会总需求的不足。

然而，金融化时期家庭负债的增加以及资产价格的提升，支撑着社会总需求。股市和住房价格泡沫都增加了国民财富，提高了家庭借贷意愿。金融准则的改变和金融创新的加速，使信贷标准不断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信贷。这些都促进了消费超过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进而稳定了社会总需求。因此，家庭金融化是金融化得以维持的重要力量，抵消了企业金融化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利影响。家庭信贷的增加促进了消费，增加了总需求，促进了短期经济增长。

然而，家庭负债的增加不可持续，在长期会带来对于总需求的负面影响。随着家庭债务的不断积累，债务存量的增加导致了家庭利息支付的增加，造成了收入再分配，使得实际收入从高消费倾向的负债家庭转向了低消费倾向的食利者，导致了消费的减少，进而影响了总需求。当家庭债务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带来不稳定效应。在债务支撑的金融化时期，债务从最初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转变成了经济增长的负担。这便是“金融化的悖论”，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与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密不可分。在金融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等国家主要依靠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刺激消费，以应对投资下降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于总需求的不利影响。与之相对应，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典、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主要依靠净出口来推动总需求，并维持着全球贸易的均衡。然而，当美国由于家庭过度负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投资、消费和国际经济的长期影响，是导致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五、 结语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得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瓦解，食利者社会权力的增加带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通过20世纪80年代企业金融化和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过程，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企业和家庭的利益与食利者的利益趋于一致，维护着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共同推进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金融化对于收入分配和投资的影响都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但通过增加家庭借贷和资产价值升值促进了消费需求，进而维持着社会总需求。然而，家庭债务的不断增加最终带来了金融危机，并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对金融化过程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终结。金融危机造成大量金融机构倒闭，政府开始对金融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规制，金融部门的行为受到了政府的约束。然而，由于社会权力分布并没有根本性变化，经济金融化倾向没有得到扭转。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救助行为实际上是在用公共债务支持金融系统，通过将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转为政府负债来维持社会总需求。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过程同样会带来从债务支撑到债务负担的转变过程，当政府试图削减债务时，必然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国内经济金融化倾向。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在国内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出口成为了维持新兴经济体社会总需求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对全球消费需求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兴经济体出口需求出现剧烈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总需求，新兴经济体有很大可能走向金融化发展道路，通过提高资产价值和增加家庭借贷的方式促进家庭消费。因为与收入分配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相比，金融化发展道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容易操作的（Palley，2009）。然而，新兴经济体金融化发展同样会带来深层次经济风险。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Hein E.The Macroeconomics of Finance-dominated Capitalism-and its Crisis[M].Edward Elgar，2012.

[2] Hein E， Dodig N， Budyldina N.Financial，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and Post-Keynesian approaches compared[R].FESSUD Working Paper，2014：22.

[3] Krippner G R.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4] Lazonick W， O'Sullivan M.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A new ideology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J].Economy & Society， 2000，29（1）：13-35.

作者简介：郭祎（1988-），男，汉族，河南省辉县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

经济学发展脉络及方向 第5篇

一、循环经济是突破我国能源行业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

那么我想简要的汇报三个方面的问题或者叫情况。第一个，就是循环经济确实是突破我们国家能源行业发展瓶颈的一个必由之路。这个应该说能源行业的多年理论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大家都知道。应该说当今社会一个国家对于能源、资源的掌控和使用的能力，某种程度上讲也代表了这个国家在经济社会上发展的空间。那么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最早当《京都议定书》，或者后来的《巴厘岛协定》，出来以后，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实际上也是最大的碳排放国，美国，它是一直是不理这个茬，也不接这个招。我们过去讲，共同的有区别的原则等等这些，它不接这个茬。但是大家注意没有，最近这几年，尤其最近这一两年，美国现在开始高调的，应该说是从欧盟或者从其它的国家手里，接过了能源气候的大旗，明确地提出来能源气候政策，这样的一个概念。可能大家慢慢的会发现接下来要在北京开的apec会和即将在澳大利亚召开的g20会议上，美国的从政府层面，可能还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系列的做法和举措。那么这说一千道一万的核心问题，还是它应该说基本上实现了它的能源的转型，也就是说它有主动权了。由于能源的利用效率和能源的清洁化利用这方面它实现了突破，所以它现在可以有底气来接过这杆大旗，来要求大家来跟着它走。

那么作为中国，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全世界目前最大的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国家。那么我们国家的能源，如果说我们国家的能源特点怎么样简单地把它描述一下，我大概想了一想有五个字。我看看能不能简单地概括。一个就是薄。非常薄。一个就是大，一个是重，一个是低，一个是高。就是薄、大、重、低、高。五个字，来概括一下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基本情况。那么所谓的薄，就是家底薄。那么大家都说我们什么叫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应该说我们国家，所蕴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属于能源化的自然资源，应该说也不能说少。来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那么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在能源的生产，无论是从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还是从能源的加工转化，还是从成品能源的传输配送，还是终端的利用，那么都是应该要根据能源资源的它的自然属性，要有目的地，分门别类的，分值分级的，来进行系统的加工转化。力求，我们过去讲，一句行业的俗话叫吃干榨净，力求吃干榨净。所以，对于提高整个能源行业的整体的能效，促进节能减排，应该说这个在整个能源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是至关之重的问题。那么我们理解的这也正是循环经济所提出的物尽其用、可循环、可再生、可利用的这些理念，在能源行业当中的具体体现。所以，因此，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来践行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是提高能源效率，破解我们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的这样一个瓶颈的一个，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途径。这是我想汇报的第一点。

二、实现能源行业的循环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

那么第二点，就是关于能源行业的循环经济，或者叫能源行业的循环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几项工作，或者叫下一步还准备开展的一些工作的几点考虑。刚才已经给大家汇报了就是说如何来实现我们能够掌控的自然资源的循环和能量的梯级利用，是提升能源行业能效和水平的核心问题。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特点，根据不同的能源的利用水平和应用范围，我们初步考虑，就是在能源领域里，践行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理念，我们觉得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一）可能源化的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那么第一个层次，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大量的在采用或者叫大量的在开展工作的，就是这种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也就是可能源化的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而且效果应该说也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煤矸石发电，像煤矸石发电，比如说像城市垃圾发电，等等，包括像我们现在有的火电厂，比如说像在内蒙的西部地区，有的它的煤炭里面富含高铝质，那么火电厂排出的高铝质的粉煤灰，如何提取氧化铝等等。那么这些，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原料的一些副产品，就是在原料的开采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副产品和废弃物，那么通过相对独立的加工转化使得它变成可以能源化利用的优质的能源和资源。那么这里面我们想下一步也有一些重点工作我想举一个例子，那么下一步我们想至少有一项工作我们要加快推动，就是关于生物质能源化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农林废弃物，我们是农业大国，农林废弃物每年排放几亿吨。七八亿吨的农林废弃物，那么这个农林废弃物哪怕拿出20%，或者十几到二十左右的，通过加工转化，那么就可以产生很多的优质的资源。比如说，像我们的玉米和小麦的秸秆，它里面富含纤维素，那么有的是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几的纤维素，包括林下一些废弃物品也都是里面富含纤维素，那么这些纤维素在酶制剂的作用下可以转化成燃料乙醇，那么实际上，燃料乙醇基本上就可以当汽油用。它的热值相当于汽油的百分之九十几，就可以当油用。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特别像美国，那么它是大量的是发展，每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四五千万吨的燃料乙醇在使用。所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应该说生物液体燃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此外包括像生物柴油，等等这些，那么都需要加快发展。所以国家能源局也制订了先进生物质能源化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

那么下一步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想单一产品比如说像制醇，都已经解决了，像制沼气，都有产业化的规模，现在万吨级的纤维素乙醇已经都取得了很大的产业化的突破。那么下一步从工程示范的角度，我们要致力于发展先进生物质的热电，就是叫醇电联产，或者叫醇电气化联产，也就是对于生物质也是要分级分值的利用。那么能变成燃料的变成燃料，能够作为发电用的作为固体燃料的发电，能够作为合成气或者叫沼气回收的，那么把它变成气化燃料，等等，甚至还可以考虑生产一些利用醇来生产一些精细的化工品，等等。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想就能源的循环利用里面的第一个层次。

（二）大宗能源加工转化过程中实现物料和能量的利用

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在能源的，就是现在大宗能源的加工转化过程当中，如何实现它的物料和能量的经济利用，这个层面应该说，现在也有一些工作也正在开展。比如说像低温余热发电，像天然气的冷热电三联供，等等，这些东西现在都在搞，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下一步我们想发展的重点，还是对于我们大宗资源的加工转化，如何系统的根据它的物质和能量的提取的过程的要求来发挥它最大的效用。那么主要还是要把它放到煤炭的精深加工这方面。煤炭的，方才已经讲了煤炭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能源。我们现在一年消费40亿吨煤炭，也就是原煤，40亿吨。我记得浙江大学的陈可法院士曾经讲过，他说，当然也不一定，理论上也不一定就完全就能够实现，但是从理论上讲是完全可行的。他说我们国家一年消费40亿吨原煤，那么这些煤绝大部分都是应用于燃烧了，发电，消耗了53%，也就是大概有二十多亿吨煤发电了，那么还有大概七八亿吨像城市的工业锅炉，包括城市居民供暖等等的都烧掉了。那么它说这40亿吨煤在烧之前，你把炭烧掉了之前，如果能够把煤焦油能提出来5%，一般的煤提5%的焦油还是可以，现在我们有的富含焦油的煤质可以提8%到十几左右，那么我们国家一年40亿吨煤5%的话就两亿吨，它说理论上讲我们就不用进口石油了。当然这是从理想化，理念上讲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从理论上应该说是站得住脚，是说得过去的。那么现在应该说我们大量的煤炭都是采用直接燃烧的这样的方式，这也是造成我们现在的排放过高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下一步我们发展的重点就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多种单项技术的耦合、集成，把煤炭的燃料和原料的属性充分发挥出来。煤、电、油、气、化、热同步发展。那么包括燃煤发电、清洁化发电，包括以煤为原料生产油品，以煤为原料合成天然气，或者煤基甲醇，制烯烃，等等。那么特别是我们鼓励就是要大力的发展煤基的电化多联产，那么这样的产业，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前期在单向示范，比如说像发电那不用说了我们现在世界领先的，那么包括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这些技术都取得了产业化的突破，都居世界的发展的最高水平或者叫做一流的水平了。那么下一步如何把它耦合，集成，更大程度的提高煤炭的转化效率，那么煤炭的转化效率提高以后自然它的排放就减少，那么这是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重点。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就是在能源的加工转化过程当中对于大宗原料或者资源的如何实现它的经济的利用，这是我们想的第二个层面的事情。

（三）在大范围多层次的条件下实现能源系统的统筹和优化

经济学发展脉络及方向 第6篇

古语有云“祸兮福之所倚”。这场经济危机对于我国食品行业的发展，缩短同发达国家的水平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全球各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变缓，有点甚至衰退，但是发达国家的食品行业发展基础还是远远领先我国的。其现阶段的发展受制于经济大环境，而一旦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则国外同行仍会快速地发展。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其次，对于我国的基本行业情况，也要有足够的认识。现在我国食品加工业，人力使用仍占主导，高新技术较缺，对于食品科学技术向生产的转化率还是很低的。而我国食品行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依托于国家经济的较快增长，我国蕴藏着巨大的食品市场。

另外，近几年来全球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又不能忽视，此问题在我国更显突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吃，人们已不再关心“能否吃得饱”，而是转向了“能否吃得好、吃得放心”了。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的食品行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放风筝机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很会利用，以使我国食品业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对此笔者觉得应该朝着一下3个方面发展。第一：各类食品加工业应做到规模化、专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的食品业才有助于保证产品的产量及质量，才能形成核心的竞争力。第二：食品加工技术、加工设备的先进化。我们应当果断地淘汰旧技术、旧设备，积极开发、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这是保证行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三：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应当形成食品安全意识。从每一次不同的食品安全事件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食品安全问题关乎企业、行业的生死存亡。作为生产者，关心产品的质量安全就是关心自身的命运。良好的、安全的产品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消费者也应当积极地参与其中，这不仅有利于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也有利于监督企业、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