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儿童启蒙读物

2024-06-11

古代儿童启蒙读物(精选7篇)

古代儿童启蒙读物 第1篇

1.《三字经》——最有名的启蒙读物

《三字经》是古代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书。相传是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编撰。全书结构严谨、文字简练、概括性极强;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数成句,句句叶韵,读来琅琅上口;通俗易懂,便于记忆。许多人少时读过,竟终生不忘。全书仅千余字,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孝,不知义。”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代代传颂,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被誉为“千古一书”。

2.《百家姓》——颇具实用性的教材

《百家姓》本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蒙学读物,将常见的姓氏篇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像一首四言诗,便与诵读和记忆,因此,流传至今,影响极深。《百家姓》本来收集四百一十一个经赠补到五百零四个姓,其中单因姓四百四十四个,复姓六十个。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3.《千字文》——最有文采的启蒙读物

《千字文》,古人多简称其为《千文》,它在“

三、百、千”中虽排在最后,但其成书时间却是最早的,也是“

三、百、千”中唯一确切知道成书时间和作者的一部书。《千字文》既是一部优秀的童蒙读物,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它是一篇承上启下的作品。它那优美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是其他任何一部童蒙读物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4.《千家诗》——文学的启蒙

《千家诗》是我国旧时带有启蒙性质的诗歌选本。因为它所选的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题材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所以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影响也非常深远。《千家诗》名为千家,实际只有122家。唐65家,宋52家,五代1家,明2家,无名氏作者2家。其中选诗最多的是杜甫,共25首。

5.《增广贤文》——民间谚语集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舍,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增广贤文》内容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富有韵律,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诵。这是它在清代和民国年间流传广泛,至今在民间仍有很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6.《幼学琼林》——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一般认为,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后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广博、包罗万象,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

走天下”。

7.《朱子家训》——家训式家庭教育材料

清人朱用纯(号柏庐)所撰,继《颜氏家训》(南北朝颜之推所撰)之后的又一部家训式家庭教育材料,共506字,简称《治家格言》。《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作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粹。该篇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官绅、殷户、书香世家,津津乐道,倾心仰慕的治家良策。也含勤俭持家、常至劳作、清洁健康、邻里和睦、合家欢乐等。300年来流传后世,脍炙人口。

8.《声律启蒙》

《声律启蒙》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它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这类读物,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经久不衰。明清以来,如《训蒙骈句》、《笠翁对韵》等书,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编写,并得以广泛流传。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古代儿童启蒙读物 第2篇

格言,贵在有格;谚语,贵在成谚。格言如果无格,那就会把它和名言、妙语混为一谈,失去格言的品位;谚语如果不谚,那就会把它和古圣先贤的传言哲语掺杂一处,失去谚语的本色。故格言必求有“格”,谚语务期成 “谚”。

然则,何为“格”?何为“谚”?《说文解字段注》释:“木长者,格之本义。引申之,长必有所至,故释诂曰:格,至也。”标定了格言语格的规范性。旧版《辞海》释:“言之可以为人法则者,曰格言。”规定了格言语义的法式性。《辞源》释:“含有教育意义可作为准则的话。”标示了格言内涵的导向性。据此,所谓格言既要有语格上的规范性,表意上的法式性,还要有思想上的哲理性。《说文解字》又释:“谚,传言也,从言,彦声。”这是谚的音义。《说文解字段注》引古注,谚是“传世常言”,这是谚的文本义。《文心雕龙》释:“谚者,直语也”,为 “廛路浅言”。音义文相合,又道明了谚语传言的民间性,表意的通俗性,语格的沿袭性。据此,谚语往往语前明示有“谚”、“俚语”、“鄙语”、“野语”、“俗话说”、“常言道”、“人常说”等,做到条条有根据,句句不臆断,从而廓清了谚语与一般传言雅语混杂不清 的界限。因此,古代格言和古代谚语是建筑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格言与谚语同步殊异,并列为中华母语的两极,共同建构成民族文化璀璨夺目的华表。

当今之际,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就必须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典籍浩瀚,浩淼无际,则又必须善于从恢宏的民族文化中筛选和整理出具有根本意义的优秀遗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披沙拣金,古为今用。

如果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活的历史,那么中国古代格言和古代谚语,则应是中国精英文化与民间大众文化的折射,构成了传统优秀文化的档案。分别观之,古代格言 凝聚着我们历代古圣先贤立身处世、伦理道德、治学创业、报国守成、运筹韬略、济世安邦的精辟思想;包容着成败兴替的明断,生命深邃的参悟,忧国忧民的铭 记,春秋褒贬的警策。一部古代格言,可谓是先师思想的化石,构成了古代群贤思想谱系的坐标,予今人以启迪、规范、激励、陶冶和引导。总之,古代格言犹似镶嵌着绝妙思想的琥珀,包容着民族文化之根,其思辨的原则性,题旨的永恒性,内涵的深广性,思维的睿智性,显示出民族宝典的神韵,辐射着恒久的生命力,孕育着延伸优秀文化的基因。把这些文化基因和当代文化结合起来,就能培养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响彻时代精神的文化,增强人民的精神素质,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

古代谚语是古代先民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深含着百姓大众对各自生活时代刻骨铭心的体察,对社会观 感的是非善恶、褒贬抑扬、希冀企求,求生之道尽在其中,自然深烙着历史的印迹,标志着一定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同时由于谚语直接源于民间日常生活,交织着百 姓的共识和认同,带有广泛的流传性,质朴通俗的口语性,反映了民风、民声、民情、民心,也就自然表现出古谚的人民性。因此,古谚无疑是民族文化的庞大财富,是民族良知的精华。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古谚,古谚里有中国心。要了解民族文化,就要了解古谚,古谚里有人民文化的厚重积淀。

古格言和古谚语,无疑是一对矛盾:古格言是阳春白 雪,古谚语则是下里巴人。一个是大雅,一个则大俗。古格言的大雅,在于它的思辨性,出自贤哲的哲理思考,是智慧的升华。古谚语的大俗,在于它的实践性,植根直接的生活现实,是生态的总结。妙语生 春、字字珠玑的大哲先贤,恰似名山之仙,水中之龙,毕竟是少数,是精粹的。家常俚言、喜闻乐道的万民百姓,却是城乡俚野土生土长的芸芸众生,自然为数众 多,是博大的。如果说古格言是思辨的高峰,那么,古谚语则是生活的大地。思辨的高峰放射着哲理的真知灼见,生活的大地负载着生息的万民之心。人们在古格言 中登凌智慧的绝顶,领略思辨高峰的无限风光,可以开阔思路,放大视野,从而思接千载,启发人们深思。人们在古谚语中立足生活的大地,倾听大地生民的生命呼 声,可以面对历史,洞察古今,从而视通万里,引导人们警世。因此,古格言的精英文化与古谚语的大众文化,两者结合,互补阙如,俗以显雅,化雅为俗,互映生辉,相得益彰。

概而言之,古格言以其睿智的内涵和凝练的 形式,具有不朽的永恒性。古谚语以其丰满的感情和活泼的语态,具有浓郁的生活性。雅俗交接,涵天覆地,气象万千。古人有云:“赠人以轩,不如赠人以言。”古格言谚语,雅俗共赏,相互对照,会意无穷。领略古代雅俗语言的精髓,恰如某位哲人所言“怀着期望打开,带着收益合上”。

中国明清以还的启蒙读物、劝善教材,大都以格言、谚语之貌问世,故尔流传广泛,影响极大。本章所选雅俗共赏六篇读本,即是如此。

明人陈继儒《小窗幽记》是一部流传至今、光耀古今的人生格言小品集,甚为玲珑剔透、短小精美、促人警觉、言近旨远、益人神智。

明人洪应明《莱根谭》是一部论述人生、修养、出世、入世的语录体格言文集。它广泛融汇了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最高境界,在明清二代常被列为蒙学类读物,影响很大。

清代王永彬《围炉夜话》也是以格言体出现的修身文集,产生后便与《菜根谭》《小窗幽记》合称为“处世三大奇书”,是“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三本必读书。其蕴藏的文化魅力为古今读者所资识。

清代张潮《幽梦影》是一部随笔体格言小品文集,以清新、浅近的文字,幽静的态度去观察人生与自然,表达对人生的领悟和对自然的静赏。其笔触优美,如幽人,如梦境,处处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高尚情趣和美好感受,警醒世人之心,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增广贤文》则是一部极有影响的蒙学读本。它以韵文的形式,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错而出,灵活多变,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其语句虽近于世俗谚语,但在内容上却广泛介绍了中国传统的待人接物、立身处世的智慧、经验和原则,反映了中国古代百姓的精神面貌。

清李毓秀《弟子规 》实是一篇以三言为形式的格言韵语体的学童守则,它以孔孟之道,对儿童的言语行动提出要求,教以待人处世之道,并且语言浅显易懂,押韵上口,极有影响。清代后期便成为广泛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以及官定“劝善”教材。

古代儿童启蒙读物 第3篇

1 古代幼儿启蒙读物的特点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对幼儿启蒙读物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并形成相应的学科体系, 但是随着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逐步出现了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视, 并形成了相关的启蒙教育思想, 具有突出的特点。

1.1 适合儿童年龄和心理特点

在现代教育中,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采用不同的教材进行启蒙教育, 对儿童的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古代还没有把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等相关知识系统的发展, 但却有丰富的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思想。通过在对幼儿的启蒙教育中, 采用古代读物教材, 可以让孩子提前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 可以让他们提前认识中国相关传统民族文化, 为他们以后接受教育奠定文化基础, 如早在先秦时代, 孔子就提倡“因材施教”思想理念, 从孔子的因材施教中可以看出, 在当时的教育中就已经承认儿童年龄和生理的特殊性, 主张顺应儿童天性施教, 采用合适的教材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蒙学教材的编写非常注重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如:教材通俗易懂, 形象而具体, 生动活泼。各书都注意以典型人物、历史故事、民间谚语、流行成语等作为重要内容。

1.2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以后在生活实践中进行应用, 这就要求教材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 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有利于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懂得知识的日常应用, 这样才能激发教材应有的生命力, 如《急就篇》、《百家姓》等文献之所以流传于世, 就在于其内容“泛施日用”、“便日用”。特别是杂字类的教材, 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杂字课本从南北朝以后, 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 与其他课本一起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 从蒙学教材发展的历史看, 贴近生活, 更加方便于日常应用, 这是蒙学教材编写的成功做法。

2 古代幼儿启蒙读物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在现代教育中, 通过采用古代幼儿启蒙读物进行相关的教学, 对幼儿的启蒙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2.1 培养学生的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蒙学读物中所反映的相关传统文化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人本精神、宽容品格、道德意识、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等等。

第一, 人本精神。人本精神即是以人为本等观念。通过在对幼儿进行教育的过程中, 采用相关的古代读物, 可以让幼儿提前接触书面教育, 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教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 对幼儿的教育中该采用何种读物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选择科学合理的古代读物, 可以让儿童提前接受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如:《三字经》中的“人之初, 性本善。性相近, 习相远”等, 提倡人性本来是善的, 而且是相互接近的, 但是随着后天所处的环境的不同, 经过不同的学习发展, 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理念。通过古代蒙学读物的学习可以为儿童理解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性等提供了一个参考的理念, 有助于儿童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培养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第二, 道德意识。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一方面是修身, 通过在现代教学中合理采用相关的古代相关读物, 可以为儿童的道德意识的形成提供一个参考的范式。如:《三字经》中就有关于规劝儿童要勤学、重学的思想, 从“昔仲尼, 师项橐”到“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蚕吐丝, 蜂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的句子, 几乎都是劝学的内容。还有就是在《神童诗》中, 专门设有“劝学”章:“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 文章可立身。”等等内容都是为儿童形成积极的道德理念进行正确的指引。通过在教学中引入相关的古代相关读物, 可以对儿童的相关价值观进行一定程度的指引和控制, 有利于家庭对儿童相关行为的控制, 如以上的劝学篇中, 让儿童培养积极的学习态度, 有利于儿童在以后的教育中端正自身的学习态度, 奋发向上。另一方面是忠孝, 儒家思想是以忠孝为核心的, 如:《孝经》中就有“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等等以提倡孝义思想的;还有就是《三字经》中有:“香九龄, 能温席”;“融四岁, 能让梨”;“三纲者, 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顺”;“父子恩、夫妇从。兄刚友, 弟刚恭, 长幼序, 友与明, 君则敬, 匡则忠, 此十义, 人所同”等都体现了文化精神中的忠孝思想, 通过采用相关的古代读物进行现代教育, 有助于学生提前接触与人相处的思想, 学会相关的为人处事的方式, 懂得相关的礼仪, 尊敬父母等等。

第三, 宽容品格。中国几千年来, 中国人提倡养成严于律己, 少责于人, 以德抱怨的宽容品格。如孔子的“以德报怨”思想, 就是提倡人们在处事过程中, 即使与人有怨, 也要以道德上的宽容态度和方法来作以回报, 而不要以牙还牙, 冤冤相报。

2.2 教材内容与日常生活相联系

在现代教学中, 根据不同的学生, 合理选择相关的古代读物对其进行启蒙教育, 达到启蒙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 避免漫无目的的引用古代读物, 避免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造成事与愿违的效果。如可读性, 即此读物是否值得让儿童阅读, 是否有其现代价值等等进行衡量, 选择适合儿童阅读的读物, 提升读物的阅读价值。在选择读物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读物的可读性分析, 而且在选择读物上应该考虑教材内容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通过对儿童的教育, 无非是想让儿童提前接触相关的教育, 适应生活, 为儿童的教育进行控制, 让其学到更加实用的知识, 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教材上, 必须考虑教材内容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 可以让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以致用, 而且也易于儿童能够在接近生活的基础上对相关知识的吸收, 体现教材的生命力, 达到掌握相关知识的效果。

2.3 注意所学内容的故事性, 趣味性

由于针对的是儿童的启蒙教育, 其所具有的相关知识水平比较低, 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教育中对儿童古代读物选择上更偏向于所学内容的故事性、趣味性。如选择《三字经》、《孝经》等读物, 可以采用小故事、配合相关图片解释的版本, 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鲜艳的图片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提高儿童阅读相关古代读物的兴趣, 激发他们阅读古代读物的主动性和激情, 提高儿童阅读古代读物的质量;另一方面是通过采用小故事的形式, 有利于儿童在现有有限的理解能力下, 能够对故事的相关道理进行理解, 增添古代读物的趣味性, 掌握相关的启示, 有利于儿童对知识的掌握应用;最后是通过小故事加鲜艳图片还有利于加强儿童的学习印象, 吸引儿童学习的注意力, 有助于儿童陶冶情操, 鼓舞其向上的志趣。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使人们对教育越来越重视, 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基于古代幼儿启蒙读物视角下, 对古代幼儿启蒙读物的特点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古代,幼儿,启蒙读物,现代教育,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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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常识的晚清女子启蒙读物 第4篇

所谓“国民常识”,乃是借自梁启超的说法。一九一零年二月,仍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创办了《国风报》。在首期刊出的《〈国风报〉叙例》中,梁氏已明确提出构造国民常识的立意,指认“常识者,谓普通学识,人人所必当知者也”,故与专深的知识相区别。在随后写作的《论常识》中,梁启超更进一步完善与丰富了这一论述。由此我们可以知晓其所确立的“常识”标准:

凡今日欧美、日本诸国中流以上之社会所尽人同具之智识,此即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也。以世界公共之常识为基础,而各国人又各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傅益之,各种职业人又各以其本职业之常识傅益之,于是乎一常识具备之人出焉矣。

很显然,这里最重要的、构成国民常识基础的,乃是“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其与“本国之特别常识”相异,而以“今日欧美、日本诸国”为标杆,文化层次则限定为“中流以上之社会”。正是以此人群、知识水平为准的,梁启超曾有意创立“国民常识学会”。尽管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梁氏关于“国民常识”的诸般论述,对于笔者《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一书的议题实为最恰切的概括。

在近代中国,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出变革的呼声,抵达并影响到下层社会大众,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启蒙”。虽然西方思想家从康德到福柯,对于“启蒙”的内涵都做过精要的论述,但回归中国情境,窃以为,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将“启蒙”理解为梁启超界定的“国民常识”的普及,无疑更为得体。

其实无待外求,“启蒙”本来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词语。按照《辞源》的解释,起码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中已有“祛蔽启蒙”之言;晋人顾恺之也著有《启蒙记》三卷。凡此,基本都是在开启蒙昧、教导初学的意义上使用的。直到晚清,这一古老的义项仍然适用,故书籍中有《西学启蒙十六种》的印行,报刊中亦有《启蒙画报》的名目。其间发生变化的只是用来开蒙的知识体系或价值取向。

晚清以来的启蒙利器已由中学易为西学,是即梁启超所致力输入的以欧美、日本为主体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强调“现今”,自然意在与中国的“传统”对峙。故无论是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还是彭翼仲于帝都北京创刊的《启蒙画报》,其以西学新知启发蒙昧的用心并无二致。而所谓“蒙昧”,虽然包括了不识之无,却更指向被旧学旧知所蒙蔽。以此,梁启超呼唤“勿为古人之奴隶”,也直白道出了对“四书六经之义理”必须重加审视的要义(《新民说·论自由》)。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晚清新学家的“启蒙”搭上了康德的思想脉络,与其“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方可达致的“启蒙”(何兆武译:《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意义贯通。

具体到女性启蒙读物,笔者希望考索的是晚清知识精英如何借助各种文本,将“国民常识”播植于女界的实践。因此,除了一般国民均应具备的“现今世界公共之常识”外,在此书中,也会有意凸显专为女性群体特设的类项。

这里首先需要顾及的是在传统中国女子的社会—文化地位。关于“男尊女卑”,晚清以来的先进之士已不断研讨与抨击,不必复述。因此,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争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与地位,实为“男女平等”的真确释义。尤应注意的是,这一被取法的“男子”,亦属已经具备“常识”的国民。秋瑾的说法最典型:“如今中国不是说道,有四万万同胞吗?但是那二万万男子,已渐渐进了文明新世界了,智识也长了,见闻也广了,学问也高了,身名是一日一日进了……今日到了这地步,你说可羡不可羡呢?”(《敬告姊妹们》)在此之上或之外,又有西方女杰提供的人格典范,由此构成了其时“中国新女国民”(杨千里:《女子新读本·导言》)的理想境界。

而古代中国流传下来的成语“妇孺皆知”,则为女性在文化位阶上处于最低端提供了明证。女子的知识、见闻等同于年幼无知的儿童,因此,妇女都知道,便衍生为无人不懂的另一种表述。无可否认,晚清的男性精英们正是在此基点上开始了其启蒙工作。这也是承载新学的通俗文艺作品与白话书写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对女性的期待却相当高远。这直接反映在启蒙读物设定的“女国民”所应具备的“常识”并不少于男子,梁启超谓之“尽人同具”,已含此意。此外,即使有弹词这样被归类为女性读物的通俗制作,晚清的女报中也必定设置“演说”或“演坛”等白话栏目,然而,统观其时的女子启蒙读物,以文言写作者仍占主流。这又关乎对预期读者的想象。

虽然分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很难做到周全,但女学堂既为晚清出现的新事物,因而,该时段女性启蒙读物的读者也不妨据此分为两类:一类为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一类是未经入学的社会各界妇女。后者中当然也含括了历代并不缺乏的才女与女学士,多数却属于下层不识字的女性。文言书写的预期读者,显然以女学生为主,而兼及后类中的识文断字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设想正好和梁启超“中流以上之社会”的界定吻合。在此之外的人群,便只能归入辐射范围,并非直接的阅读主体。其实,即便是白话读本,也必得有粗通文字的最低设限。而女报“演说”栏的创设,本不无方便启蒙人士采取其中篇目以为宣讲底本的用意,故编者预期的辐射圈,也容纳了第二类妇女中的大多数。

若采纳上述的划分,晚清女性启蒙读物也可区别为两类,分别对应学堂教育与社会教育。二者在新式女子教育的起步阶段不无混淆,亦很正常。如一九零六年出版的《祖国女界伟人传》既以“足为二亿姊妹之模范”相期,又标明为“女子高等小学及中学教科”。这种将可推广到所有女性的读物兼充课本的做法,乃是以民办女学堂的存在及尚无统一规范的教材为前提。但无论如何,启蒙者心目中的“常识”水准,还是比照未来的“新女国民”即女学生而设计制订的。女子教育连同其实践主体—女校师生,也因此成为晚清女性启蒙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中介。欧美、日本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正是假道于此,才得以沟通上下,浸润、广布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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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文白之别,晚清女性启蒙读物的种类亦相当繁复,本书无意遍及,也不可能穷尽。只是,从女学生的视角打量,纯粹的教科书之外,妇德经典新解、中外女杰传记与近代妇女报刊,应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全书六章即就此展开:

第一章处理的是古典新知问题。汉代班昭所著《女诫》虽不足二千言,却一向被视为女教最重要的读本,历代诵读不绝。本章选取的五种《女诫》白话注解本,分别出自明代朝廷重臣与晚清民间女子之手。通过考辨在不同时代、文体与性别纠葛中的五个文本所呈现的不同样貌及其意义,笔者力图昭显的是晚清读本中女性注释者主体地位的确立与男性中心观的逐步消解,以及作为底蕴的男女平等意识的觉醒。

第二至四章则以逐步推进的系列考论方式,专注于女性典范的重构。晚清西学东渐,外国女杰的姓名、事迹竞相传入中国,对传统女性典范构成了空前未有的挑战。而寻求新典范的冲动,本是伴随着女子社会化教育的兴起而出现。第二章即从新教育与新典范的结盟入手,以目前所能查找到的七部中外女杰传,以及分别发刊于京沪两地的《女子世界》和《北京女报》的传记栏为考察文本,剖析在外国女杰的选择引进与中国古代妇女楷模的重新阐释中,晚清女性人格理想构建的多元景观。

而当年出版的西方女杰传中,来自明治日本的影响堪称巨大。第三章即聚焦于日本著名作家德富芦花编辑、一八九八年印行的《世界古今名妇鉴》。该书虽不见称于晚清译界,其中的多篇传记却已在中国广泛流播,实为近代女性启蒙史上不容忽略的隐身文本。本章探讨了出自梁启超笔下的《罗兰夫人传》、充满革命激情的《世界十女杰》,以及三份重要的女报“传记”栏与这一源文本的密切关联,从而揭示出具有“百变身”的《世界古今名妇鉴》参与晚清“女界革命”的实绩。

第四章进而将源文本的探求扩大到明治时期数以百计的“妇人立志”读物,其所传写的西方女杰大批输入中国,乃以晚清女报“传记”栏为最重要的集散地。而无论是《女报》(《女学报》)仰慕的“西方美人”,还是《女子世界》赞赏的西国“爱种”,抑或《中国新女界杂志》表彰的欧美“女国民”,经由译者契合本土情境的再度阐释与修正,这些脱胎于明治读本的女杰传记,凸显了各报的办刊宗旨与现实思考,也在中国女界精神重塑的历程中发生了深远影响。

而晚清女报发明女界最新学说、报道女界最近动态的宗旨,也使其具备了启蒙教育集大成之作的品格。因此,延续第四章集注于女报的思路,第五章又将视点移至“唱歌”栏。此栏目的设置实以女子社会化教育的展开以及女学堂音乐课的开设为依托,承担了衔接学堂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使命。本章在论述时,有意结合记事、论说、传记、文苑等众多女报栏目的相关载录,借由仪式歌、励志歌、助学歌、易俗歌、时事歌思想内涵与使用情形的逐类分析,以求彰显启蒙乐歌在晚清女性生活中的多重实践效应。

有别于对栏目的关注,第六章转而择取晚清女报界迅速扩张的一九零七年做抽样研究。特别是同年诞生的《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与《天义报》,主编均为女性,且都有留学或居留日本的经历。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女报各自独特的探求,使其在同一对话场域展现出多样的姿态。而无论是秋瑾之提倡民族主义、期待“汉侠女儿”的出现,燕斌之宣导国家主义、呼唤“女国民”的诞生,还是何震之标举无政府主义、推崇女虚无党的践行,都从不同角度切近了女性与国族关系的论述,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图景。

附录一章进而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中国最早出现的两份女报—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创办的《女学报》以及陈撷芬随后编刊的《女报》(后改名《女学报》)进行了考证。因原刊存世稀少,相关论说中错讹颇多,为此,本篇采用原始文献,详细考述了两份女报的编辑及发行情况,尤其注重主笔身份、栏目设置、白话文的使用以及两种女报之间的承继关系;并以新见史料,确凿地证实了一八九九年《女报》的已然存在。

更进一层,假如从上述所涉女性读物说开去,与之同类的晚清启蒙文本,由于具有将精英思想普及化以及付诸实行的特质,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可以说,在精英与大众、理论与实践两端,启蒙读物拥有广阔的施展与转化空间。如要还原近代中国“国民常识”的思想与知识图谱,这批文字可谓保留了最完备可靠的信息。本书所做的探求尽管只是管中窥豹,已自觉意趣无穷。

(《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夏晓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古代儿童启蒙读物 第5篇

学年研究计划

一、课题提出的背景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对于中国人来讲,掌握汉字是学习语文的起点,也是学习其他课程和日后发展的 基础。虽然识字在小学教育中一直比较受重视,但成效并不明显,很多的小学毕业生在汉字的掌握上仍不过关,由于识字教学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我国青少年语文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发展,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我们课题组所研究的课题《将古典启蒙读物和新课程进行有机整和,解决小学阶段识字教学难题》恰恰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小学生识字慢、难这个问题。

二、现行语文识字教学的弊端

现行小学识字教学从阅读入手,音、形、义、写齐头并进,严重的违反了儿童的认知规律,造成了“识字难”。十几册的小学语文课本,2500个常用字散落在30多万字的语文阅读教材里,学习生字犹如沙里淘金。如果不解决识字教学问题,就不利于中国汉字走向世界,就不能很好的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不能解决当前学生阅读面狭窄的问题。

古人读一年私塾,就能过3000字的识字关,小学大纲规定小学生的识字量为2500但小学生要学习五-----六年,教

师讲读每篇课文,阅读30多万字。小学是学生扩大阅读面量的黄金阶段,但由于识字量的不足,致使四、五年级以下的学生无法大量阅读,到中学有了一定的积累能阅读了,但学科增加了,学生又没有阅读时间了。中国语言大师吕叔湘20多年前就批评我国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他尖锐的指出:“十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能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在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减负增效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如何缩短儿童的识字过程,提高识字效率,已成为教育界追待解决的课题。

三、08---09学年课题研究计划

结合古典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的认、读、记、背达到小学一、二年级完成2500---3000字的识字要求,继而在三、四、五年级和初一扩大阅读范围,解决初、高中学生因阅读面窄而影响语文教学的问题,同时借助教师的讲解有效的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本课题研究将要达到的预期成果。

第三学年,课题实验计划如下;

1、实验课时安排

为了使实验保质保量的进行,学校合理的安排课时。即每周编排5课时,作为实验课时。

2、实验课题内容

一年级授课内容主要以《三字经》为主,争取在一学年

之内让孩子们能够熟背《三字经》的全部内容,并能够认读全部的生字。

二年级授课内容主要以《百家姓》、《千字文》为主,争取在一学年之内让孩子们能够熟背《百家姓》、《千字文》的全部内容,并能够认读全部的生字,能够解释较难的句子,能够讲出其中的典故。

3、实验研究方法

文献法:广泛收集整理古典读物的相关信息,对研究问题的现状和进展进行研究和综述。

调查法:通过讲座、论坛、沙龙等形式调查了解家长、教师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感受。

行动研究法:针对课题研究中随时出现的问题,设计具体的行动方案,在行动中推进研究在研究中改善行动。

比较法:通过相关材料进行对比,研究学生实施课题前后数字的变化情况。

4、实验保障措施

(1)拨专款印制了“

三、百、千”校本读本240本,供教师及学生使用。另购录音机5台。磁带15盒供各班使用。

(2)更新观念:无论是领导还是实验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理论,注意更新观念,认清这次实验的现实意义及长远意义。

(3)加强师资培训;定期聘请专家对课题组的实验教师进行

培训,组织教师观摩专家的讲座光盘,增强课题组教师文字功夫和对传统中华民族文化的辨析能力。

(4)定期召开家长会。对家长讲清此项实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确保家长同志的配合和支持。

(5)聘请是社会知名人士做顾问,保证实验效果。

四、第三阶段校级跟踪考核要求

1、实验教师做好每周实验跟踪记录。

2、学校定期进行跟踪验收,总结验收结果,指导课题实验。

3、将校级验收结果纳入教师工作考核内容,作为评优的参考。

4、3—5年级实验学生的课内外阅读的长期关注,训练,提高语文素养。

五、08—09学年度预期成果

1、一年级70%以上的学生认读、背记《三字经》中的全部内容,能够单个指认《三字经》中的全部生字,能够解释简单的词句。

2、二年级75%以上的学生认读、背记《百家姓》、《千字文》中的全部内容。能够单个指认《百家姓》、《千字文》中的全部生字,能够解释较难的词句,并且能够讲解像“孟母三迁”、“孔融让梨”这样的典故。

3、相对于往届一、二年级学生识字检测量增加600---1200个字。

4、渗透伦理道德教育并见成效,如学生知孝亲、识礼仪、懂感恩,行为习惯小有变化。

5、对实验学生的后续培养:关注3—5年级实验学生的课内外阅读习惯的养成与训练,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古代儿童启蒙读物 第6篇

关键词:蒙学读物,儿童培养,启示

蒙学读物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反映的是传统文化“是怎么样”的实际。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就深藏在其中, 不是什么极端的言论, 而是一种中肯的评价。蒙学读物特有的韵律美, 适合儿童的语言、智力发展规律的科学性, 对当今儿童培养依然有着很大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蒙学读物的阐释

蒙学读物, 就是为实施蒙学教学而编成的读本。所谓蒙学即启蒙之学, 相当于现在的小学。《辞海》这样解释蒙学:“蒙学又称蒙馆, 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蒙学读物又称为蒙书、蒙养书、古代儿童读物、蒙学教材、启蒙教材、蒙童课本、语文教育教材等, 各种名称虽然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但所指还是大体一致的。这里采用蒙学读物而不用其它的名称, 是因为这一名称所涵盖的内容相对宽泛, 而又较为简明的缘故。

中国古代启蒙读物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周秦到唐末, 这一时期启蒙读物的内容属于综合性的居多。在识字课本中既灌输道德思想, 又介绍一般知识。第二个阶段是北宋至清中叶, 这一时期的蒙养教材, 有分门专写的倾向, 关于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词歌诀渐有专书。[1]

蒙学读物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某个时代为什么而教学, 教或学些什么, 以及怎样教学, 往往是这一时代性格和气质的典型体现, 通过它我们能了解某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 也为我们当代的儿童教学提供借鉴。

二、中国古代蒙学读物的特点

我国传统的蒙学读物, 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形式多样, 其个性鲜明极具特色, 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对现在依然具有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2]

(一) 蒙学读物内容的稳定性与时代性

蒙学读物作为一种教材, 一方面要有一定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 又要不断的变化形式充实内容以适应变化的时代。这种既采用传统教材又注重教材更新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续作和重编。一种蒙学读物, 特别是一种内容精当、结构精巧、形式精妙的蒙学读物一旦面市, 就会在蒙学教学中广泛使用, 在社会上流传, 比如著名的《三》《百》《千》就是如此。但数百年, 乃至近千年的流传, 无情的时间流逝, 难免会使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变得陈腐, 或者是要增补一些内容。最明显的是当一个又一个的朝代已经成了过去, 蒙学教材中有关历史的叙述, 总不能永远停留在原编写者所在的那个朝代, 而有必要加以续作和增补。

增补或续作是在肯定前人所做的基础上进行的, 对原编没有什么改动。重编或者是利用原编的素材或者是利用原编的形式, 而打破原有的结构, 完全以一种新的面貌而出现。如黄星周的《重编百家姓》, 即利用了《百家姓》的素材, 也利用了《百家姓》的形式, 还利用了《百家姓》的名义而重编出了一种新的读物。在蒙学读物的编纂史上, 既尊重了传统, 又没有为传统所羁绊, 而是发展了传统, 革新了传统, 体现了既注重蒙学读物的稳定性, 不断充实丰富其内容, 也革新变更其形式的辩证统一。

第二, 历史的发展好似大浪淘沙, 在我国蒙学读物的发展史上, 有的旋生旋灭, 有的流传不朽。一种新的蒙学读物的产生, 客观上往往为一种蒙学读物的失传创造了条件。因为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时代主题, 都有自己的倾向和选择, 不可能对所有的蒙学读物同等对待。

(二) 蒙学读物类型的多样性

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 (碎金) 跋》一文中, 将我国的蒙学读物分为三种类型。“一曰字书, 其源出于周兴嗣, 积字成篇, 篇无复字。有《百家姓》, 《杂字》之类。二曰蒙求, 其源出于李翰, 属对类事, 编成音韵, 易于讽诵, 不出卷而知天下, 有《三字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三曰格言, 其源出于《太公家教》, 广陈法戒、杂以俗语, 使童蒙于次养正, 浅识资为蓍蔡。有《神童诗》《女儿经》《增广》之类。盖自唐宋以来幼童之所讽诵不出三者。”[3]

在内容上, 上有天文, 下至地理, 中及人事, 岁时节令, 帝王朝廷, 文臣武职, 文事科名, 礼仪乐舞, 人伦关系, 居处宫室, 老幼寿诞, 疾病死伤, 婚姻嫁娶, 饮食服饰, 农耕蚕桑, 珍宝器用, 仙道僧释, 狐怪鬼神, 制作技艺, 鸟兽虫鱼和草木蔬果等, 无所不包。可以说, 一些综合性的蒙学读物, 正是中国传统知识类型的一个缩影, 古代士大夫被要求掌握的知识, 在传统的蒙学读物中都可以找到。传统的蒙学读物类型的多样性、内容的广泛性, 又是服务于多重性的教育目的的。启蒙教育的目的除了识字之外, 还要求掌握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识, 要求懂得并自觉实践传统的伦理道德。这三个目的在少数蒙学读物中具有单一性, 而在大多数蒙学读物中则具有复合性。

(三) 蒙学读物形式的便读性

我国有影响的能在启蒙的课堂上长盛不衰的蒙学读物, 都是用韵语和对偶的形式编成的。或者是用韵语, 或者是用对偶, 或者是韵语和对偶并用, 适合儿童的特点, 以便读易诵。前贤们充分注意到了教育的对象是儿童, 而儿童之情具有“乐嬉游而惮拘检”和多记性而少悟性的特点。他们反复强调要多用韵语, 要形式整齐, 目的在于谐与唇吻, 使儿童喜闻乐道, 易于记诵。

整齐押韵, 念起来顺口, 听起来悦耳, 既合乎儿童的兴趣, 又容易记忆。前人大量采用整齐、韵语的办法, 的确是充分利用了汉字的有利条件, 避免了他的不利条件。对偶跟押韵一样, 也有利于儿童的朗读记诵。从声音上说, 和谐顺畅, 读来上口, 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 或者同类相比, 或者义反相衬, 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 容易联想, 容易记忆。[4]

三、对当今儿童培养的启示

蒙学读物内容的稳定性与时代性, 类型的多样性, 形式的便读性, 以及蒙学读物从儿童的特点出发编创, 给当今儿童的培养以很大的启示。

(一) 课程的设置应该建立在对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基础上。

作为学习主体的儿童, 他们心理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是教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之一。各级教学目标的建立、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的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水平与特点以及心理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从思维发展来看, 儿童的思维特点是以具体形象为主要形式,

(二) 重视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加速期和关键期。

关键期也称关键年龄, 是在心理发展的某特定年龄阶段, 某种心理机能最容易形成, 错过了这个年龄, 则很难进行有效的学习, 甚至出现不可逆转的后果。如2—3岁是儿童学习口头语言的关键期, 4—5岁是儿童掌握语法结构的关键期。[5]

(三) 高度重视学龄前儿童与小学阶段教育, 夯实学习的第一步。

学龄前儿童与小学阶段是学生经验积累的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葛洪在《抱朴子》中认为:“盖少则志一而难忘, 长则神放而易失”。这一时期儿童的思想单纯, 记忆力极强, 可以让儿童博闻强记, 在这一阶段积累下各种大量的知识, 让其一生去理解运用。这一点从中国古代私塾教育中得到启示:中国古代一般四岁启蒙, 学习蒙学教材的方法就是背诵记忆, 不求甚解。

儿童时期的背诵是非常重要的, 林语堂著的《苏东坡传》中这样描述:学生必须博览经书、史书、诗篇和选文, 他们自然要背古文, 在课堂上一再记诵。比较用功的会背下史书的篇章, 重要的不只是内容和资料。用字措辞也不可忽略, 一位作家的词汇就由此而来。引用著名的成语掌故却不说明来源, 往往使渊博的读者产生一种高贵而自我中心的乐趣。那是一种志趣相投的语言, 读者佩服作家写的出来也佩服自己能够了解……这件事日后对苏东坡有很大的好处, 上书皇帝或者替皇帝草拟圣诏的时候, 从来没有用错史例。《苏东坡传》中的描述启示我们重视这一时期学生的记忆, 以形成其应有的经验, 并为以后的生活、学习、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学习过程中其教材按儿童学习语言的规律, 编成韵律优美的三字、四字等歌诀, 诵起来朗朗上口, 乐于学习, 加强记忆。在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中包含了天文、地理、数学、历史、人际交往、修身齐家与人类美好的理想等内容, 学生在这一时期记住的知识一般不容易忘记, 虽然不理解其意思,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习新知识的需要和社会经验的丰富自然就理解了, 并使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为有源之水, 源远流长。当今儿童培养当中所用教材忽视了儿童的特点, 新课改的教学模式对儿童来说也是诸多的不适应, 借鉴蒙学读物的优点结合实际以有利于儿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瞿菊农.中国蒙养教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61, 4

[2]徐梓著.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10:235

[3]余嘉锡.论学杂著[M].北京:中华书局, 1963:606

[4]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77

古代儿童启蒙读物 第7篇

首先, 根据当前我国幼儿教育的现状来看, 传统读物如果能够融入到我国幼儿教育当中, 能够极大地丰富我国幼儿教育的内容, 实现对幼儿的全面教育。现代的教育理念更多地倾向于融合国际化的教育内容, 但是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涉及甚少, 在未来的幼儿教育中, 可以尝试将我国优秀文化融入其中。

教育的意义重在树立幼儿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从我国优秀的文化形式的自身价值来看, 能够更好地让幼儿理解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并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 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幼儿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我国传统的启蒙读物在幼儿园教育中的问题

(1) 幼儿教育对传统文化涉及较少。现今我国幼儿园教育系统当中, 更加注重儿童的创造性和文化知识的培养, 过多地重视幼儿兴趣的开发, 目前对于幼儿文学知识的培养还不是很充分, 小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较为落后,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 学校更加注重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

(2) 教师对于优秀启蒙读物的教育具有一定盲目性。幼儿园老师在教学活动中, 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启蒙读物的教育, 目前是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的。这种盲目性具体体现在, 第一, 教师对于该向幼儿传输什么内容具有盲目性, 很多教师都意识到应该向幼儿传输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但是在内容的选择上没有针对幼儿的特点进行选择, 导致幼儿在理解上存在困难;第二是在对启蒙读物的教育方式上, 对于幼儿启蒙读物的教学重在启发幼儿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但是在目前的教育过程中, 教师在教育方式上还是沿用以往“填鸭式”教学方式, 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 幼儿教师的综合素质较低。在我国当前的幼儿园教学体系当中, 对于幼儿教师的选拔是较为宽松的, 基本上具有本科或者专科学历, 并满足相应的专业要求, 都能够顺利走上幼师的岗位。但是这部分教师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是比较低的, 难以满足幼儿对于启蒙读物的学习需求。因此, 让这部分教师对幼儿进行传统启蒙读物的教学, 势必难以起到预想的教学效果。

3. 完善传统启蒙读物在幼儿园教育的建议

(1) 提升对于启蒙读物教学的重视程度。想要优化我国幼儿园教育中启蒙读物的教育, 首先应该提升对于启蒙读物教学的重视程度, 只有幼儿园提升了对于启蒙读物教学的重视程度, 才能为其他相关的教育措施提供根本的保障。目前在我国幼儿教学中, 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 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就是幼儿园对于启蒙教学的重视程度比较低, 幼儿园教育不但应该努力提升幼儿的知识培养, 同时还应该构建幼儿的道德体系, 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提高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这都需要提升对启蒙读物教育的重视度。

(2) 重视对启蒙读物的选择。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故事, 这都为构建幼儿价值体系提供了优秀的素材, 在幼儿教育中对启蒙读物的选择, 应该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幼儿的心理需求, 满足其身心特点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才能真正发挥启蒙读物的教育价值。在启蒙读物的选择上, 第一, 应该在读物内容上通俗易懂, 是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故事, 才能被幼儿所接受;第二, 在幼儿启蒙读物的授课方式上, 应该更加符合幼儿的教学需求, 幼儿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的心理需求, 因此在启蒙读物的教育方式上, 应该注意适应幼儿的心理需求和认知习惯, 这样才能够提升启蒙读物的教学效果。

(3) 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学素养。教师是教学活动中的主导者, 因此要想提升启蒙读物教学的教学效果, 就需要提升教师自身的传统文学素养。只有提升任课教师自身的文学素养, 才能够保证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我国优秀的传统启蒙读物, 同时也能够将这种游戏的启蒙读物借助更为恰当的方式传授给幼儿。另外幼儿对于学习外界事物是具有较高兴趣的, 老师的言行举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幼儿的行为方式, 因此也就能够借助教师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学素养, 为幼儿提供一个学习的标杆。

参考文献

[1]周澍.幼儿园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的策略研究[J].新课程 (上) , 2012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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