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鲁迅故居有感（精选9篇）
观鲁迅故居有感 第1篇
观鲁迅故居
本周末，我们参观了鲁迅故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鲁迅故居是一个宁静的、普普通通的四合院。院子空间不大，但很精致，东、南、西、北四面的屋子紧凑的立在那儿。院子的中间是鲁迅先生亲手栽种的丁香树，虽然已过多年，但依然挺拔、茂盛。四周的房屋是锁着的，只能通过窗户远远观赏。屋内的家具非常古朴典雅，摆设整齐对称。房屋的后面还有一个后院，有两棵枣树，不过是后来补种的。院外的墙上还刻着三句话： 鲁迅精神依然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鲁迅思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阳光；鲁迅性格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可见鲁迅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何其的大。
参观完鲁迅先生的故居后，我感受颇深。首先，从鲁迅先生栽种的丁香树看出鲁迅先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他对每一棵树都是那么认真栽培，可见鲁迅先生对大自然的深切的爱并且渴望接近大自然。鲁迅先生屋内的家具摆放整齐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每个生活小节都很细致。鲁迅先生的书房也让我感觉到他对知识的渴望、对书籍的热爱及对社会的、国家的关心、关注，也让我对鲁迅先生更加敬佩。
我还得知鲁迅先生因弟弟娶日本人为妻而与其失和，才搬到此处居住。鲁迅先生这种爱国情怀是我对他更加敬佩、钦佩他。
这次到鲁迅故居的游览使我对鲁迅先生更加了解，也使我对鲁迅先生更加敬佩，也深深地记住了他。
C100502 陈寂晗
观鲁迅故居有感 第2篇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一生中创作了无数篇小说、散文，例如：《朝花夕拾》、《野草》、《呐喊》……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他呢？
我怀着期待的心情，看了《鲁迅》这部电影。电影一开始，是鲁迅在向同学们演讲。那慷慨激昂，幽默风趣的话语，让同学们懂得：学生是知识阶级的预备军，并终将成为它的生力军和主力军，知识阶级永远是精神界的战士，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不顾利害，因而永远都处于痛苦，并随时预备作出牺牲，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正是需要这样的，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不合时宜的的真正的知识阶级！演讲结束后，有同学问鲁迅：“先生，你还是夜晚写作么？”“是的。”“为什么？”“因为白天比夜里更黑暗！”这是多么引人深思的一句话啊！在同学们琅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先生缓缓里去了。
杨杏佛先生带他的儿子外出游玩时，遭到暗杀，杏佛先生用生命保护了儿子。在它的葬礼上，记者问鲁迅：“听说你也会面临和杏佛先生一样的危险？”鲁迅先生颇有感触：“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见过太多人的死，甚至都不会流眼泪和悲哀了，而且死者都比我年轻，我算是长寿了！”听到这句话，我的鼻子酸了。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死亡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毕竟都是一条条生命啊，就这样死去，不是太可惜了么，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残忍。
先生是一位伟人，但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反倒可以和大家一起聊天，或开玩笑或讨论心得，这一点是我非常敬佩的。
鲁迅先生的一生忙碌而充实:为革命而奋斗。他把自己称为“非革命不可的革命者”。在他的心中，革命的利益胜于一切，当然，这个“一切”包括生命，他认为，预期多活几年而不工作倒不如多做工作少活几年。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不正是我们缺少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无私精神吗？
在电影的结尾，鲁迅先生终于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我的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为什么还要等待呢？难道只有等到生命尽头才能懂得时间、生命的重要性么？
鲁迅“立人”观:发展的问题 第3篇
一、科学精神“立人”
鲁迅生活的时代是“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现代转型, 中华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晚清社会的重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亡国灭种的焦虑使鲁迅及同代人不能不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1903年在《 自题小像》 一诗中,鲁迅以“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表达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同年6月,鲁迅在他最初编译性的创作《 斯巴达之魂》 中,赞颂的是一种大丈夫誓当如此的 “ 尚武 ”精神 ,并呼唤为国献身的国民之魂 ———不欲亡国而生 , 誓愿殉国以死,“ 为国民死! 为国民死”[1]13!
这里“ 国民 ”的概念 ,注重的是“ 国 ”与“ 民 ”的一体性 ,强调 “ 民”为“ 国”而死。 从1898年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再到1902年赴日留学,鲁迅所接受的是近代西方科学观念,他学医除了受“ 父亲之病”的影响外主要还是源自对科学的信仰,《 说鈤》、《 中国地质略论》、《 中国矿产志》等论著体现出他对维新派的科学救国思想的认同。 表现了强烈的爱国反帝、进化论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等思想。同一时期,鲁迅还翻译出版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 月界旅行》 和部分《 地底旅行》。鲁迅在表述“ 科学小说”的价值时说“: 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科学小说能使民众“ 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2]152。 由此看来, 鲁迅所强调的科学小说对启发民智的重要意义, 与梁启超的 “ 新小说”和鼓吹“ 政治小说”的思维方式是非常相近的 。
而在仙台的“ 幻灯片”事件,成为改变对此前“ 医学救国”或 “ 科学救国 ”认识的转折点———从那一回以后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416。
鲁迅从而认识到从“ 立人”层面来说,精神的改造甚于对肉体的改造,所以弃医从文,从科学救国转向文化思考以至国民精神的改造。这一转变是鲁迅日益区别于当时先进人物如绝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之特征所在。 1907年后的《 文化偏至论》、《 摩罗诗力说》、《 破恶声论》与1903年的《 说铂》等有着明显的内容差别和思想发展的痕迹。与前期的革命派思潮一致相比,后期的从深刻的社会、 哲学、文艺思想来考虑“ 立人”,更具鲁迅个人独特色彩。 伴随着“ 立人”思想,鲁迅常常思考如下三个问题:( 1)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2)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3) 他的病根何在[4]226?
1907年,鲁迅在《 科学史教篇》 的开篇即叙述了近代西方科学的繁盛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 盖科学者, 以其知识, 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 ”[3]25
鲁迅考察古希腊罗马以来欧洲科学的兴衰史,目的是探寻科学成就背后的“ 动因”或“ 本根”:那就是科学的本质不在于结果, 而在于其背后所蕴藏的科学精神:“ 盖科学发见, 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 ”[3]29这即是说,科学发现有其超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动因, 不能就科学而论科学。 伟大的科学家“ 盖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阔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3]32。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追求的并非实利, 而是探索自然的法则, 科学的真理。 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科学精神,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鲁迅正是看到西方的物质文明是根植于“ 科学精神”之中,他因此批判了中国洋务运动的“ 兴业振兵”之说“ 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这些人了解的只是西方科学发达的枝叶而非本根,即知道科学技术本身,而不知后面的科学精神。 最后鲁迅批评了科学主义的弊端:“ 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 ”[3]35
西方科学的发达根源于西方人的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乃是生命自身本然的求知取向, 科学精神得到发扬则科学必然昌明, 反之则衰落。 因此鲁迅把对科学问题的思考转到对文化与文艺的思考,并最终立足于“ 人”———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 Shakespeare) ;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 ( Raphaelo) ; 既有康德 , 亦必有乐 人如培得 诃芬 ( Beethoven) ;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 Garlyle) 。 凡此者, 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3]35。
鲁迅在其后的《 文化偏至论》 中把对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考,直接指向“ 立人”这一根本问题。 在鲁迅看来无论是“ 富国强兵”还是“ 立宪国会”的道路,实际上只不过是对西方19世纪末叶文明的简单移植,即所谓“ 物质”与“ 众数”的绝对化,这是一种片面的、有缺陷的文明,进而提出“ 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3]46。
二、文艺“立人”
从阅读者内心与古国文化史碰撞所生的情绪中便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精神盛衰的历程:“ 递文事式微, 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 ”文化史所表达的并非只是一种文化的历史,更是一个民族的“ 心声”“, 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 最能表达民族“ 心声”的,是诗歌:“ 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 ”[3]63正是因为诗歌产生于人的心灵,从而与万物万有在生命本源上的“ 冥契”,诗潜藏在每个人的生命之中,“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 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 无之何以能解”[3]68?
诗在鲁迅这里,是在人的生命力的张扬上得到理解的,诗即 “ 心声 ”,其意在“ 撄人 ”。 而“ 中国之治 ,理想在不撄 ”,“ 有人撄人 , 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3]68。 人情因亦日趣于肤潜;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又安[5]47。 鲁迅能清楚理解文学在改造人的精神和思想乃至在整个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但鲁迅并没有无限地夸大文学的功用:“ 文章为美术之一, 质当也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 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3]71。 随着斗争实践的不断增长,“ 鲁迅早年那些‘ 排众数’‘ 非庸众’, 强调天才个人的孤独也逐渐消逝”[6]780。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鲁迅的亲身经历使他痛感到能彻底打垮反动派的并不是笔,而是枪,不是文字,而是武力,“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7]423。
三、革命立人
鲁迅的立人思路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的无边忧患和不断的质询,并在自身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反思与调整。 20世纪30年代, 鲁迅如投身五四文学革命一样,带着对“ 立人”的渴望而走入了革命文学阵营,用文学行动继续践行着“ 立人”思想。 但鲁迅与陈独秀、瞿秋白不同,从来不是一个政治革命的实际参与者。 在本质上,他对于没有现代国民的民主自由意识为基石的政治革命一向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并不轻信某一次、某一种革命就能够让中国的陈腐现实与国民的奴性灵魂彻底改变。 自五四开始的鲁迅文学创作,经过立人方案的挫折和十年隐默中对中国乱象背后的人性洞察,将文学救亡的“ 立人”方案落实在国民性批判之上,将文学化作一次次的战斗行动。 但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文学在斗争中的无奈和无力,也促使其进一步的反思过去的“ 立人”方案:1925年的“ 女师大事件”,1926年“ 三·一八”惨案以及1927年的“ 清党屠杀”等一系列事件,使鲁迅在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同时更进一步寻求对专制强权与暴力屠杀的现实反抗,并将“ 立人”的理想发展为“ 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的命运的人”的理想。 自觉的批判精神与对黑暗现实的反抗正是“ 左翼”立场的核心。“ 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8]83?
唯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他支持革命,仅仅是为了和黑暗捣乱, 并且“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9]589。 至于反抗的后果“, 将来如何”,他是并不抱希望的:“ 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倘必须前面贴着‘ 光明’和‘ 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 ”[8]106
30年代以后 ,国民性不再是抽象的存在 ,而就是在“ 大时代 ” 纷呈乱象的现实,积极参与政治革命是其落实“ 立人”行动的最坚实的行动。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直面现实的杂文,成为其最有力的斗争武器。 政治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可能推动人的解放而对立人发挥积极的影响,是为立人而服务的,正如道德革命、经济革命、 女子解放等都是因其对“ 立人”相关而获得意义一样。 但是,他在斗争实践中,始终不放弃理性的反思,坚持理性的反抗和韧性的战斗。 他对那种以政治革命为由剥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做法表示出强烈的反对。 鲁迅在实际斗争中始终对“ 阿Q式的革命”一直保持警醒, 一旦发现那种革命不过是赶走一批老爷又迎来一批老爷,革命之后自己不过是成了先前的奴隶的奴隶,他就不能不对这样的政治革命表示失望和反抗并进行斗争。 鲁迅与左翼领导人的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人与革命的本末关系的不同理解。 鲁迅从立人的目的出发,希望通过政治革命实现人的解放,而左联却要求为政治革命而放弃个人自由。 如果政治革命不能推动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完善, 如果它本身就扼杀人的个性、 剥夺人的自由,它就不是鲁迅要求和希望的革命了。 因为他始终以“ 立人”思想指出了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生命”的保存与提升是鲁迅进行“ 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与支持反抗专制的社会革命并对其始终保持警惕的根本立场所在。 尽管后期鲁迅不断具有和提出了许多接近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观点和观念, 这些观念使他接受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据和前提, 但是鲁迅思想的“ 立人”主张并没有被抛弃;鲁迅走近革命却没有放弃对“ 国民性”改造的探索,“ 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一直是鲁迅思想的核心所在。 在后期的小说、杂文之中他仍然坚持对“ 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并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仍然强调这种挖掘与批判的目的:“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 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0]682
20世纪初 , 鲁迅提出了他“ 立人 ” 的文化发展战略 :“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56。 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着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语境,以“ 立人”为核心的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鲁迅传统,仍然是我们值得珍视的精神资源。
摘要：鲁迅“立人”的思想无疑是理解鲁迅价值的核心。而“立人思想”的确立在其一生的思想形成与实践中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代不断契合的变化过程。综观鲁迅其人思想发展的踪迹,可以发现其立人思想经历了以科学精神、文学与艺术以及革命立人的发展脉络。了解他的立人思想发展过程,对全面理解鲁迅传统的价值和资源意义以及在当今的时代如何认识鲁迅的精神资源无疑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
鲁迅妇女观略谈 第4篇
关键词：妇女观；女性；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3-0001-01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中华民族从“北京猿人”到进入奴隶社会，曾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的历史阶段。当农业和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男子成为主要生产力、母权制为父权制所代替后，妇女的地位就急剧下降了。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重点和焦点，思想家鲁迅对此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从平生第一篇白话文论文《我之节烈观》到他逝世前一个月写的《女吊》，对妇女——特别是中国妇女的作用、地位、性质等情况，有着深刻的观察，形成了具有独特见解的妇女观，下面略作分析。
勤劳、勇敢、善良的伟大母性形象。鲁迅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以科学家的眼和诗人的心，热情歌颂了女性在人类的创造和文化的创造上的伟大作用。作者以神话传说为题材来写小说的第一篇便是《补天》，塑造了人类始祖女娲勤劳、勇敢、善良的伟大形象，歌颂了她再造乾坤、抚育人类的伟大母爱的情怀和崇高的精神品质。女娲这位开天辟地的英雄，以大海一样的气魄，以寰宇一样的胸怀，造人、补天、立极、止水、教化，以至当她“被灰水泼满全身，变成泥土的颜色，终于作出最后的呼吸”之后，也还魂化肠道，供人踏行，这种甘于奉献的伟大崇高的人性和母性的形象是作者极力颂扬的。
为国家为民族勇敢斗争的青年女性。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文章中，对不畏强暴、勇敢斗争的青年女性作了极力的赞扬和推崇。对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等同学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喋血表示极大的愤慨”。“我目睹中国女子的辦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是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密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指出了她们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的意义。《为了忘却的记念》是作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的青年作家写的。其中有一位是冯铿女士，他们为追求光明、抨击黑暗现实不懈地努力，作者“忍看朋辈成新鬼，努向刀丛觅小诗”，抒发了自己悲愤的心情。
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这是作者关注和研究的重心。作者揭示了在“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人误国”等思想统治下，女人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紧紧地捆绑着的悲惨命运。鲁迅在《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明天》《祝福》《离婚》等文章中，表明了他同情妇女、竭尽全力为妇女昭雪冤屈的感情和立场。鲁迅指出，中国妇女所遭遇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毒害达到世界空前的程度，并提出反抗、斗争的出路。他写道在“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旧式婚姻”制度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前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孙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邪念，也要算犯奸淫的。”鲁迅曾悲愤地比喻说：“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狗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这里虽语出诙谐，然而只要稍加品味，就会发觉它包含了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啊！
为追求自由幸福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塑造了子君、涓生，“五四”时期初步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旧制度的反抗者和叛逆者，受“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影响，勇敢地争取婚姻自由的权利，他们纯真相爱，勇敢无畏，弛聘于反封建礼教的疆场上，后子君变得平庸，不懂得“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个性解放没有与社会解放结合起来，悲剧是难免的。也批评了爱情至上主义。《伤逝》告诉人们，妇女没有经济地位，那么走后为生活所迫，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坟.娜拉走后怎样》）
具有严重劣根性的妇女形象。阿金，旧上海一个娘姨，一个半殖民地的流氓化了的女洋奴，和人相骂，可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有几个姘夫，自然也引起纠纷。鲁迅在文末郑重写道：愿阿金不能算了中国女性的标本。鲁迅还批判了女性中奴性化传统：“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幸而自立以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还批判了“寡妇主义”和“豆腐西施”杨二嫂尖刻自私的小市民习气。
总之，鲁迅对关于妇女的学说为中国妇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列宁说：“能够把妇女从这种（被称作奴隶的）地位中拯救出来的只有社会主义。”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探讨妇女工作时，在研究妇女应如何自立、自强、自信、自尊、自爱等问题时，学习了解鲁迅妇女观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孙用.《鲁迅全集》教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2]王富仁.鲁迅与中国文化【j】鲁迅研究月刊，2001
观校史陈列室和鲁迅故居有感 第5篇
5月25日中午，我们党课小组的同学有幸参观了我们二工大的校史陈列室。我们两两排队，整齐地走进陈列室，一进去就看到了墙上好多好多的题词、照片以及其他形式的东西。展厅的设计淡雅大气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那久远而珍贵史料图片，见证了我们二工大历史的悠久；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为我校题的词成了展厅的一大亮点……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曾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也曾为我校提过词，此时我身为该学校的一员，自豪感也油然而生。但现在我更想通过参观校史陈列室对学校的历史有进一步的了解。再走过去的墙上很清楚可以看到我校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照，黑白的照片更给人一种历史沉淀的感觉。还有看到刚建立的校舍很破旧，更让我觉得我们如今校舍的来之不易以及为学校做出贡献的人们的伟大。
我们学校以工科出名，因此在校史陈列室里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学校的学生做的设备。它们被保护得很好，根本就看不出是多年之前的作品，我想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做出来的，还有就算他们画的图纸在我看来都是那么的精致，就像是电脑绘图一样。另外，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校出的第一位女大学生技师，年轻又漂亮。不知不觉，已经参观到陈列室的出口了，展厅虽然不大，但是是承载了我们学校的历史，让我对学校有了好多的了解，亦让我印象深刻。
第二日，也就是5月26日，我们外国语学院党课第二组参观了位于虹口区的鲁迅故居。鲁迅故居占地78平方米，建筑面积222.72平方米。故居按照鲁迅生前居住时的情景复原；屋前有小花圃，种植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底层前间是客厅，沿西墙放有书橱和瞿秋白留赠的书桌。后间是餐室，东墙放着西式衣架帽架。鲁迅故居内的家具，绝大部分是原物，鲁迅逝世后，许广平迁居淮海中路淮海坊时曾带走。1950年恢复鲁迅故居时由许广平捐赠。馆名为已故周恩来总理亲题。建筑外形具有鲁迅故乡绍兴民间住宅的传统风格。馆内的1.7万余件陈列品，概括地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和战斗历程，重点表现了他在上海10年中的社会和文化活动.鲁迅故居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侨占住。抗战胜利后，一度为茶叶专家吴觉农寓所的一部分。1949年让与民生实业公司，作为该公司投资的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职工宿舍。1950年春，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华东文化部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时，决定恢复鲁迅故居。同年9月征用了大陆新村9号，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鲁迅夫人许广平（时为政务院副秘书长）来沪指导筹建。经多方调查核实，在许广平指导下恢复。1951年1月7日作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组成部分对外开放，1952年5月改为内部开放，1989年3月起对外开放。1959年5月26日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一个入党积极分子，我想对鲁迅先生的了解是很有必要的，通过对鲁迅故居的参观，我受益匪浅。
观毛泽东故居有感 第6篇
去年大年初一我和家人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韶山。当车徐徐驶进韶山冲即将到达铜像广场的时候，我依然感到心情澎湃，热泪盈眶。我心里不断想着，当年毛泽东是怎样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们整齐地排成五行向毛泽东铜像鞠躬敬礼。据导游介绍，当年运送铜像的卡车在井冈山旁非常“有灵那歇了一宿，也让毛泽东重革命根据地；而在毛泽东百现了日月同辉的奇观。这是深究，因为这两件事情足以心目中的地位，他永远受到
性地”抛了锚，于是车队在游了他所开辟的第一个年诞辰当天，天空中则出不是传说，我们不想进行表明毛泽东在人民群众我们的崇拜和敬仰。
我们接着参观了毛氏宗祠，这里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杨开慧于1925年初春
创办“农民夜校”的旧址。杨开慧曾经在这里亲自为农民兄弟上过课、教过歌。毛氏宗祠的正中央是一座戏楼，一副对联镶嵌在戏楼柱的两侧，其内容是：不大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胜神。它依然清楚地镶嵌在毛氏宗祠戏楼的两个柱子上，好象早就预示着这里会走出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宗祠内还开设了毛泽东家世展览，介绍韶山毛氏家族的记录和毛泽东一家亲人英烈的历史。
下午，我们来到了毛泽东故居。这是一套普通的两家合居的湖南民居，面临小塘，依托青山，几间青石泥墙和黑木灰瓦搭建的大房，里里外外收拾得非常干净。故居正中是供奉着神灵和先人牌位的大堂，两边则分布着主人的卧房、灶间和杂房。从故居大堂转过右厢家照。各间居室内均有住，杂屋也都表明其用全。在毛泽东的卧室灯，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学习。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正处在风雨如
八十七年了。八十年磐，长夜难明的黑暗年房，可看到毛泽东的全木牌说明原为谁人所途，一应农具家什俱里，桌上摆着一盏油经常在这盏桐油灯下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在这个时
候，人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一个伟人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强国富民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代下诞生的。80年来，我们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有过挫折，有过失误，但谁也无法否认，成就是巨大的，业绩是辉煌的。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使我们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抚今追昔，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如果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活。我们瞻仰毛主席故居，重温他老人家写下的字字句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伟大、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观李鸿章故居有感 第7篇
李鸿章故居位于合肥市淮河路中段。文革期间，故居曾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在原址重建。现存的故居占地2500平方米，仅为原址的十二分之一，但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貌，青砖黛瓦，板门镂窗，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故居由南向北依次为门厅、过厅、中厅和内宅。正门上高挂着有“李府”字样的红灯笼，两只石狮雄踞在台阶两侧。过厅内按李鸿章的生平历程陈列了与其有关的各种图片与实物，展示了其风云变幻、毁誉参半的一生。中厅又名福寿堂，是现存江淮地区最大的晚清时期私人住宅厅堂。厅里摆放着屏风、镜子和座钟，取“终生平静”之意。室内从地面到屋梁高达9米，显示了主人极高的权利和地位。内宅是回字形结构的二层楼房，楼下有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气，楼上的走廊宽可走马，因此又名“走马楼”。故居东侧的外院新设了淮系集团展馆，以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展现了李鸿章主导的淮系政治军事集团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和贡献。
由于参与了对农民运动的镇压，以及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很长时间内，李鸿章的形象在正史中被高度脸谱化地定格为“刽子手”和“卖国贼”。平心而论，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是其阶级属性使然，而太平天国主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因为它并没有建立比清王朝更先进的生产关系；至于签订不平等条约，则是以战败者的身份去行“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换任何一个人去也未必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历史上对李鸿章作出中肯评价者不乏其人，如梁启超说“吾
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时，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叹其生不逢时，“水浅而舟大”；他的对手伊藤博文则称其为中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近年来随着学术氛围的宽松，对李鸿章的认识和评价趋于客观和全面。作为晚晴重臣，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不正确认识李鸿章，就不能真正读懂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倡导和主持了洋务运动。他从与农民起义军的殊死搏斗中，以及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要想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江山，就必须变革图存，再也不能死守祖宗成法了。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他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主张，对外企图利用列强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为中国争取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对内则倡导和实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培养近代化人才。李鸿章敢于冲破顽固派的阻力，与同属统治阶层中的守旧势力展开不调和的斗争，这说明他对于国家和民族是有担当的，他为求强求富所作的努力是实实在在的。李鸿章曾创造过许多的“中国第一”，包括第一条铁路，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等等。这些记录充分说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为中国的近代化做了有益的尝试，给近代中国的军事、民用工业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遗憾的是，由于个人的缺陷，更由于时代的缺陷，李鸿章所毕生
追求的富国强兵的事业均以失败告终。甲午之战，外强中干的大清国一败涂地，李鸿章倾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后他作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尽管唇焦口燥甚至声泪俱下地进行争辩，仍避免不了割地赔款的结局。《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国内群情激奋，国人皆曰可杀，李鸿章因此失势，退出了权力中心。直到数年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朝统治者在逃亡途中，才想起这位外交老手，急调其进京收拾残局。李鸿章虽不情愿，也只能硬着头皮回到北京，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接受了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按中国人口人均一两）这样的强加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耻辱。几个月后，李鸿章就带着无限的愤懑和悲哀，在指责与唾骂中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不过十年，他所勤勉效忠的大清王朝便土崩瓦解，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走到了尽头。
李鸿章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判断失误，用人失察，策略失当，对战争的失利难辞其咎；他本人也有封建官僚贪污腐化、利欲熏心、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通病。可是，把战争失败的责任全部算在李鸿章的头上，是既不公正也不全面的。归根结底，洋务运动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前提下的不彻底的改革。统治者允许一定程度的改革，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可是一旦改革触及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否定和打压。不仅如此，改革的成本由国民大众来承受，而改革的成果则大部分被统治阶级所占有。李鸿章及其洋务派作为旧体制内的力量，无法对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作出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无法完成带领中国
走向民主富强的历史使命。对于近代中国那段屈辱的历史，统治阶级是罪魁祸首，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沉睡着的广大国民同样有责任。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没有全体国民的觉悟和奋起，独立自强的中国梦就不可能变为现实。
论鲁迅的中国改造观 第8篇
中国必须改革。鲁迅早年曾倡导科学救国, 1908年6月在《河南》月刊上发表了《科学史教篇》, 从毕撒哥拉 (Pythagoras) 生活的古代希腊罗马一直谈到近代, 向国人介绍西方的科学成就。鲁迅还据日本井上勤的译本重译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著的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 1903年10月在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后来就放弃了科学救国观。鲁迅也知道“科学救国”比“跳舞救国”、“拜佛救国”好得多, 但“科学”却也无力救国。在《偶感》中写道:“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 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 与日本是两样的, 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 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门阀”、“炼丹”甚至“放风筝”、“灵乩”都能贴上西方科学的标签, 科学只不过是中国腐朽的“非科学”的装饰, 掌握一些科学知识又有何用?最后, 鲁迅写道:“每一新制度, 新学术, 新名词, 传入中国, 便如落在黑色染缸, 立刻乌黑一团, 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科学, 亦不过其一而已。”最后鲁迅明确表示, “此弊不去, 中国是无药可救的。”可见科学不能救国。
科学不但不能救国, 更有甚者, 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时还成为反革命的工具, 1933年在《电的利弊》中, 鲁迅写道, 电的发明本对人类有益, 而上海也有了电刑, “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 丧命也”, 不唯如此,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 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 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 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归根揭底, 中国还是需要进行一场思想革命。
鲁迅对思想变革之难深有体会。《通讯》中, 鲁迅写道:“据我所见, 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 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 二十七年了, 还是这样, 岂不可怕。”但舍弃“思想革命”更无他法, “现在的办法, 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 虽然未免可悲, 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能够看出鲁迅对思想革命的坚定与无奈。《习惯与改革》中鲁迅写道:“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 设法利导, 改进, 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 浪漫古典, 都和他们无干, 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 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 出令改革乎, 不多久, 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辛亥革命就是这样, 虽然打倒了清政府, 但“带兵的还是老把总”, 换汤不换药。革命果实被窃取是必然的事情。“如沙上建塔, 顷刻倒坏。”
《太平歌诀》引用1928年4月《申报》上的一段记事:“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 谓总理墓行将工竣, 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 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 自相惊扰, 因而家家幼童, 左肩各悬红布一方, 上书歌诀四句, 借避危险。其歌诀约有三种:1、人来叫我魂, 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 自己顶石坟。2、石叫石和尚, 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 免去顶坟坛。3、你造中山墓, 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 再叫自承当。”“总理”孙中山是革命领袖, 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民众却对他一无所知, 竟把他和封建时代暴虐君王相提并论, 不能不让人唏嘘, 对辛亥革命不能深入发动民众深有感触。鲁迅写道, “叫人叫不着, 自己顶石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
鲁迅尖锐地指出民心不喜革新, 却易复古。“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 所以易得响应者, 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 就是‘复古’, 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 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 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 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以后较新的改革, 就著著失败, 改革一两, 反动十斤”。鲁迅还举了“阴阳合历”的例子, “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 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这种合历, 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 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 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 于他们的风俗习惯, 加以研究, 解剖, 分别好坏, 立存废的标准, 而于存于废, 都慎选施行的方法, 则无论怎样的改革, 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 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我才知道》里记述, 鲁迅常看见一些讣文, 死的不是“清封什么大夫”便是“清封什么人”。“好像中华民国国民一但死掉, 就又去降了清朝了。”对于这种事情, 也让人不能不想到思想革命的任务之巨。
思想革命虽难, 但仍需努力进行, 否则社会就不能进步。《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中鲁迅通过谈文章之弊而谈社会的改造。鲁迅说:“中国的作文和做人, 都要古已有之, 但不可直钞整篇, 而须东拉西扯, 补缀得看不出缝, 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 还是等于没有做, 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 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做文章东拉西扯只为作文, 如果只像这样糊涂做人, 不求进取, 社会也不会进步。
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以后, 受其影响, 鲁迅的思想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既坚持内面的思想革命, 也赞成政治上的社会革命。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 经历了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在革命陷入低潮时, 他反而靠近共产党。鲁迅1927年在《答有恒先生》中说:“我的一个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 时时有一种乐观, 以为压迫, 杀戮青年的, 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 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 杀戮青年的, 似乎倒大概是青年……”, “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 连我自己听去, 也觉得空空洞洞了。”他公开表示, 自己膺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928年7月, 在致韦素园信中说:“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 我也曾看了一点, 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 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 都可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 鲁迅看出了中国革命既要改革国民性, 也要在新兴的无产者领导下实行武装革命, 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
在《灯下漫笔》中, 鲁迅沉痛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至多不过是奴隶, 到现在还如此, 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 却是数见不鲜的”。他分析了奴隶的产生, 是一种“‘将人不当人’, 不但不当人, 还不及牛马, 不算什么东西”的“暴力”压迫的结果。他把中国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最后号召青年“扫荡这些食人者, 掀掉这筵席, 毁坏这厨房”, 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显示了鲁迅坚定的革命决心。如果说这时的鲁迅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封建统治制度以及封建思想, 1927年以后鲁迅已经直接攻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显然, 这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范畴。
鲁迅早年赞赏斯巴达战士的勇气, 发表于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中记述:“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 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 同盟军数千, 扼温泉门 (德尔摩比勒) 。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 全军歼焉。兵气萧森, 鬼雄昼啸, 迨浦累皆之役, 大仇斯复, 迄今读史, 犹懔懔有生气也。”鲁迅译述的时候, 非常感动, “译者无文, 不足摸拟其万一。噫, 吾辱读者, 吾辱斯巴达之魂!”其感奋之态, 跃然纸上。
后来鲁迅更赞赏不断革命的精神。因为鲁迅已经看到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 更需要坚强的韧性。《黄花节的杂感》中谈对黄花节的纪念, 鲁迅说:“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 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 但是“革命无止境”, 因为人间世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 所以人们要求改变现实的心就永远不会停止。“赏玩, 攀折这花, 摘食这果实”当然可以, 但还是需要对革命的花果做“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 鲁迅非常赞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孙中山完成千秋功业, “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 就是他的丰碑, 就是他的纪念。”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 他是为革命而生, “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 失败了还是革命”。
鲁迅的知识分子观 第9篇
关键词：鲁迅；知识分子观；杂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5.005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5-011-03收稿日期：2012-03-12
鲁迅绝大多数的杂文都是论争的产物。一是干预生活，向生活论争，这就是他的社会批评；一是针对某些人事或派别的挑战与应战，其中既有敌对者，也有朋友和自己人。这些作品中所显示的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从根本上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几乎从诞生那一天起，鲁迅和他的杂文就遭到批评否定，甚至抗拒和攻击，但鲁迅却依然执着于自己的选择。在他看来，“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到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要是发表意见，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惯用的夸张、反语和辛辣的讽刺使他的文章“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使对方被置于难以答辩，甚至是十分狼狈的境地。鲁迅自己也说过“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这种尖刻，在不少场合是由于冷嘲热讽产生，常常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妙，它主要用于对敌，目的在给予致命的一击。至于对朋友和自己人，他的讽刺常常是热情的、善意的，目的“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按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在鲁迅的眼里，就没有值得称赞的知识分子吗？肯定是有的。鲁迅是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对文学作品还是对人，他只是尽力去改善，使其达到更好，却从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鲁迅批判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往往只是就他们思想的某一点错误进行揭露和讽刺，并且只是就事论事而不针对个人。
鲁迅称赞托尔斯泰，因为“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这就与我们国家还未落笔，就因为预料到批评而“搁笔”的“第三种人”之流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鲁迅还颂扬尼采和他的“超人学说”，在他的杂文中不只一次引用尼采的言论，如在《随感录》中希望年轻人“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冷笑和暗箭”时，引尼采《扎拉图如是说》序言的第三节：“尼采说：‘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鼓励青年，即使只是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对于现实中被公认为“知识分子”的人们，鲁迅的揭露是不遗余力的。与此同时，鲁迅也竭力帮助青年——未来的知识分子成长。鲁迅曾在《青年必读书》中让青年“多看外国书”，“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对此观点他的解释是“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鲁迅主张为人生的艺术，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因此鲁迅的文学就超出了一般意义的所谓文学。与尼采直接关注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本身的文学相似，他不谈风月，不沉湎过去，也不空想未来，而是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大地上的人生此刻。所以他才会发出那样的呼喊“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所以他才会不断地提醒，不让人们忘记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后，淹得只露出水面一点儿的树梢头。
综观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我们不难探寻到他的关注点：从文学的创作者的角度而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担任社会批评者的角色，完成其对社会的责任，他必须具备以下４个方面的基本素质。
一、和民众站在一起
梁实秋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与文学无缘的”“创造文学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的数目多寡而定。”于是引发了他和鲁迅之间的一场争论，被鲁迅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立场不同，目的不同，往往对事物的看法也就迥异了。创造文学作品的可能是少数，而受其益的却应当是多数。文字及文学的变革，其最终目的都是为文化的普及，让更多的人接受智慧的浸染，驱其愚昧。一方面使他们精神自由、独立，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人”；另一方面，使其有足够的智慧去思考自己的处境，摆脱被奴役的地位，过上与其他人平等的生活，更加健康，更加富足。如此看来，还是鲁迅的认识更为深刻一些：“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的人是没有心情看《六朝文絮》的，更不会因此而忘了自己的处境。在太平盛世里，或许还可以容纳一些不切实际的声音存在，而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何谓“民族”，总不至于是那些拥有“专利品”的少数人吧——大多数“与文学无关”的“蠢人”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时候，来抛却现实，高建空中楼阁，多少显得有些面目可憎。
二、直面现实的勇气
身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是站在社会潮流前端的人，无论迎面而来的事是好的或者坏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有抬头正视它的胆量，并对其做出评判。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对此做出了具体的描绘和批判。在“正视”的问题上，“先即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了，不见了。”“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的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没有冲破一切的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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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责任感和良知
责任感是对社会和人民的，良知是自己要面对的，这作为一个起码的人所应具备的东西，然而就有人没有。如鲁迅笔下的“正人君子”之流，顶的确实是公理道义的名义，做出一副舍己为人的姿态，而真正关心的只有他自己的利益。陈源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在《闲话》中讲到：“我们要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这样的言论只能出自两种人之口：一是对现实无知的人，因为他们看不到事情的本质；一是没有良知的人，他们并非真的为当事人不平，而是借了他人的不幸来滋养自己“正义仁慈”的牌坊，所以他们的言论从未有过实质的价值，更像是隔岸观火的贵族，看的是人间疾苦，自恋的却是——哎，我太善良了！一个有良知的文人必须能感同身受民众的疾苦，进而担负起帮助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四、无愧于“知识分子”称号的学识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具尚不健全，如何让人相信你有能力完成这份任务。似《甲寅》《学衡》派的文人，企图捍卫文言文，而自己的功力尚且那么低乏，最终也只能招人笑料罢了。所以，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必须有无愧于“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学识。
从文学作品的产生来看，知识分子创作一部著作，无论其中采用的方式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还是对其的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监督和引导社会向更健康、更文明的方向前进。这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养育他的民众所应承担的责任。倘若一个知识分子，享受着民众所赋予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一面自我陶醉，领略世间美好风光无限；另一方面编织一些空中楼阁、风花雪月来麻醉人们的神经，而独独不告诉你不远处即将来临的洪水猛兽；不提醒你脚下踏的是千倾泥潭，只是一味教你如何去适应这恶劣的处境并在其中寻出乐趣来。这样丧失良知的文人有什么资格生活在民众的视野里，接受人们投向他的期望的目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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