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纠纷上诉状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状（精选8篇）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状 第1篇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状范本-企业版-北京劳动律师

2011-02-13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状范本-企业版

（劳动案件上诉状范本沈斌倜律师提供）

上诉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32区99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某，女，1972年1月21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34号院1号楼2门302号

原审被告：中国某劳务派遣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某某路7号某某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

案由：劳动争议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2010）朝民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91000元；

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0年9月10日作出的（2010）朝民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特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其作出的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

一、◆◆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仅是人事代理关系，并非是实质上的劳动关系。

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2007年2月5日签订没有终止期限的《雇佣员工标准合同》（以下简称“《雇佣合同》”），被上诉人2007年3月12日才与◆◆公司签订虚假的《劳动合同》。后一合同的签订实质上仅因为上诉人为外地公司，无法在北京为被上诉人办理社会保险，因此才选择了与◆◆公司签订名为“劳动派遣”实为“人事代理”的合同，并安排被上

诉人签订了形式上的《劳动合同》。

其次，◆◆公司从未对被上诉人进行管理，双方不符合事实劳动关系形成的实质要件。上诉人之所以选择◆◆公司作人事代理的做法正是为了更好地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为员工购买社保），否则上诉人根本没有必要在自己刚刚（2007年2月5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一个月的情况下再另行委托其他机构（2007年3月12日）为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在2007年3月后故意加大自己的用工成本。

可见，三者之间根本就不是法律规定所称的劳务派遣关系，而是人事代理关系。法院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还原事实的真相，认定三者之间人事代理关系的实质。

二、退一步讲，即便不能认定三方之间是人事代理关系的实质，被上诉人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没有致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7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自行解除，最多是在该期间是存在两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两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致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雇佣合同》自行解除，这样的判决是主观臆断，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理由如下：

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可见，只要用人单位没有异议，劳动者可以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法律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因此，本案中，退一步讲即使◆◆公司与被上诉人在2007年3月12日至2008年3月12日存在一段劳动关系，仍不影响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该期间的劳动关系同时存在：一段新劳动关系的开始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段劳动关系的自行解除或者终止。且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也明确规定了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定情形和劳动合同解除的情形。本案一审法官所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7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因被上诉人与◆◆公司2007年3月12日签订劳动合同而自行解除的情形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任何一种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情形。

且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雇佣合同》第20条明确约定：“雇佣方可将本雇佣合同分派至相关公司”。什么是分派？请注意 “分”，而不是整个转包。结合本案实际，在签订本合同时，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可以将这份合同分派给其他公司，实际上是分派给能够在劳动合同履行地北京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公司。因此，◆◆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如果也仅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雇佣合同》合同期间的“一段分派”。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7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被自行解除的法律依据何来？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

三、认定上诉人再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不合法、不合理。

《劳动合同法》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需支付双倍工资规定，其立法本意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违法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从而影响劳动者应当享受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已经依法与被上诉人签订《雇佣合同》，并且不惜增加用工成本使用◆◆公司人事代理也尽力为

被上诉人等员工购买社保。上诉人完全遵循了中国法律规定，也完全依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依照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在其中一段时间将关于社保缴纳的事项转分给能够在当地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公司，而这一点又恰恰是上诉人依照目前中国法律所无法独自完成的。

一审法院却罔顾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用人单位应由的法律义务，罔顾法律规定与本案事实，随意判决上诉人支付本不应承担的双倍工资差额。上诉人是极为不服，强烈恳求二审法院依照上诉人请求进行改判。

四、一审法院判决不但背离了事实与法律，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1号)严重背离。

《指导意见》第1规定，努力做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维护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并重。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既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的生存发展，努力做到双方互利共赢。第2条规定，积极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要尽量维护劳动合同的效力„„要鼓励、规范企业自觉履行义务„„。

上诉人用心良苦不惜增加劳务成本支出，选择人事代理服务，就是为了更完全地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并更好地维护被上诉人能更好地享受社保待遇，也是遵循了《指导意见》的要求。如果这样竭尽全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最终反而比违法不缴纳社保的成本还更重，那法院是否希望用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都去违法，都不要考虑员工的合法权益？无需承担社会责任，等待支付更小的违法成本？

因此，请求法院结合本案实际，全面考虑维护用工和谐，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雇佣合同》在自签订后至被上诉人离职期间一直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没有请求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事实依据。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双倍工资差额，以依法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鼓励企业更积极地为类似情况下的员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双方之间真正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综前所述，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故上诉人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权益。

此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公司

2010年9月 14 日

附：本诉状副本二份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状 第2篇

住所：xx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32区99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某，女，xxx年1月21日生，

住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34号院1号楼2门302号原审被告：中国某劳务派遣公司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某某路7号某某大厦法定代表人：张某某

案由：劳动争议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xxx0)朝民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91000元;

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xxx0年9月10日作出的(xxx0)朝民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特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其作出的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理由如下：

一、xx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仅是人事代理关系，并非是实质上的劳动关系。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xxx7年2月5日签订没有终止期限的《雇佣员工标准合同》(以下简称“《雇佣合同》”)，被上诉人xxx7年3月12日才与xx公司签订虚假的《劳动合同》。后一合同的签订实质上仅因为上诉人为外地公司，无法在北京为被上诉人办理社会保险，因此才选择了与xx公司签订名为“劳动派遣”实为“人事代理”的合同，并安排被上诉人签订了形式上的《劳动合同》。其次，xx公司从未对被上诉人进行管理，双方不符合事实劳动关系形成的实质要件。上诉人之所以选择xx公司作人事代理的做法正是为了更好地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为员工购买社保)，否则上诉人根本没有必要在自己刚刚(xxx7年2月5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一个月的情况下再另行委托其他机构(xxx7年3月12日)为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在xxx7年3月后故意加大自己的用工成本。可见，三者之间根本就不是法律规定所称的劳务派遣关系，而是人事代理关系。法院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还原事实的真相，认定三者之间人事代理关系的实质。

二、退一步讲，即便不能认定三方之间是人事代理关系的实质，被上诉人与xx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没有致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xxx7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自行解除，最多是在该期间是存在两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两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xx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致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雇佣合同》自行解除，这样的判决是主观臆断，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理由如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可见，只要用人单位没有异议，劳动者可以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法律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因此，本案中，退一步讲即使xx公司与被上诉人在xxx7年3月12日至xxx8年3月12日存在一段劳动关系，仍不影响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该期间的劳动关系同时存在：一段新劳动关系的开始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段劳动关系的自行解除或者终止。且xxx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也明确规定了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定情形和劳动合同解除的情形。本案一审法官所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xxx7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因被上诉人与xx公司xxx7年3月12日签订劳动合同而自行解除的情形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任何一种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情形。且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雇佣合同》第20条明确约定：“雇佣方可将本雇佣合同分派至相关公司”。什么是分派?请注意“分”，而不是整个转包。结合本案实际，在签订本合同时，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可以将这份合同分派给其他公司，实际上是分派给能够在劳动合同履行地北京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xx公司。因此，xx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如果也仅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雇佣合同》合同期间的“一段分派”。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xxx7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被自行解除的法律依据何来?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

三、认定上诉人再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不合法、不合理。《劳动合同法》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需支付双倍工资规定，其立法本意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违法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从而影响劳动者应当享受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已经依法与被上诉人签订《雇佣合同》，并且不惜增加用工成本使用xx公司人事代理也尽力为被上诉人等员工购买社保。上诉人完全遵循了中国法律规定，也完全依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依照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在其中一段时间将关于社保缴纳的事项转分给能够在当地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xx公司，而这一点又恰恰是上诉人依照目前中国法律所无法独自完成的。一审法院却罔顾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用人单位应由的法律义务，罔顾法律规定与本案事实，随意判决上诉人支付本不应承担的双倍工资差额。上诉人是极为不服，强烈恳求二审法院依照上诉人请求进行改判。

四、一审法院判决不但背离了事实与法律，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xxx9〕41号)严重背离。《指导意见》第1规定，努力做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维护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并重。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既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的生存发展，努力做到双方互利共赢。第2条规定，积极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要尽量维护劳动合同的效力……要鼓励、规范企业自觉履行义务……。上诉人用心良苦不惜增加劳务成本支出，选择人事代理服务，就是为了更完全地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并更好地维护被上诉人能更好地享受社保待遇，也是遵循了《指导意见》的要求。如果这样竭尽全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最终反而比违法不缴纳社保的成本还更重，那法院是否希望用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都去违法，都不要考虑员工的合法权益?无需承担社会责任，等待支付更小的违法成本?因此，请求法院结合本案实际，全面考虑维护用工和谐，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雇佣合同》在自签订后至被上诉人离职期间一直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没有请求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事实依据。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双倍工资差额，以依法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鼓励企业更积极地为类似情况下的员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双方之间真正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综前所述，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故上诉人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权益。此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状 第3篇

委托事项:“龟博士”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二审

诉讼标的:“龟博士”商标 (评估价10.7亿元)

受理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代理结果:胜诉

承办部门: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大要案中心

主办律师:向阳

承办律师:张群力 赵成伟

【案情简介】

被异议商标“龟博士”2010年市场评估价为10.7亿元, 委托人正在使用, 并在全国办理连锁加盟, 涉及60万人的就业。被异议商标最初由长沙某汽车服务公司于2002年5月向国家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 指定使用的服务为第37类, 指定的服务项目为车辆加润滑油、车辆维修。2010年7月, 该被异议商标经商标局核准转让给委托人北京龟博士汽车清洗连锁有限公司 (以下称委托人) 。

引证商标同样为“龟博士”, 由北京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在1995年注册, 于1998年转让至第三人某美国公司 (以下称第三人) , 核定使用的商品为第三类:汽车上光蜡、清洗液。1998年, 第三人的中国总代理某某贸易中心曾和长沙某汽车服务公司签订“龟博士”系列产品湖南总代理协议。

在被异议商标的法定异议期间, 第三人提出异议申请, 商标局作出《“龟博士”商标异议裁定书 (〈2008〉商标异字第01927号) 》, 对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

第三人不服, 以三项理由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异议复审: (1) 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服务和引证商标指定使用的商品, 虽然不在同一类别, 但是均与车辆有关, 应属于类似商品, 依《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不应核准注册; (2) 被异议商标的原申请人长沙某汽车服务公司曾是“龟博士”系列产品的代理经销商, 依《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 不应核准注册; (3) 第三人的商标是驰名商标, 应跨类保护, 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 不应核准注册。

2010年12月, 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 (商评字〈2010〉第38951号) 》。裁定书认定, 引证商标不是驰名商标, 但被异议商标和引证商标是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的近似商标, 同时被异议商标的原申请人是“龟博士”产品的代理商, 依据《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和第十五条规定, 均不应核准注册。

委托人不服, 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商标异议复审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引证商标已经是注册商标, 因此本案不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 但被异议商标和引证商标是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的近似商标, 依据《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不予注册, 驳回了委托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委托人经慎重考虑和综合比较, 最终委托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大要案中心的律师作为二审代理人, 及时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第三人也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理由是一审认定本案不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 适用法律错误。

【律师代理意见】

本案上诉和代理的关键是: (1) 结合汽车维修和保养行业的特点, 结合被异议商标和引证商标的实际情况, 阐述和证明两者不是近似商标。即被异议商标指定的服务和引证商标指定的商品, 属于不同类别, 且销售渠道和消费对象不同, 不会使公众混淆, 同时也不会使公众认为它们之间有特定的联系。复审裁定书和一审判决认定它们是近似商标, 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明显错误。 (2) 被异议商标的原申请人已在先使用被异议商标, 委托人长期以来已大量使用被异议商标, 且被异议商标“龟博士”已成为全国知名品牌;而第三人却并未在经营中使用引证商标;一审对非驰名商标甚至没有实际使用的商标进行跨类保护, 给第三人“超国民”、“超法律”保护, 不仅不公平, 而且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影响到3000家加盟企业的正常经营, 影响到全国近60万人就业。 (3) 本案的引证商标是已经注册的商标, 本案不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

【代理结果】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全面采信了代理律师的观点, 认为:“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在车辆维修服务上, 引证商标核定使用在汽车上光蜡和清洗液等商品上, 前者的服务对象、服务场所、服务方式与后者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有所不同”, 两者“已分别建立了各自的消费群体”, 且被异议商标被委托人大量使用, 已享有较高的声誉。因此认定:被异议商标和引证商标不是近似商标, 本案不适用《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同时, 本案的引证商标是已经注册的商标, 本案也不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据此判决: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1) 一中知行初字第1083号行政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2010) 第38951号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指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裁定。

【主办律师评述】

该案是一起商标侵权诉讼。当事人的商标非常知名, 在全国有多家直营店。其商标先是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布无效, 其后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行政诉讼又败诉。律师受命于危难, 代理二审, 力挽狂澜, 终于打赢了终审, 实属不易。该案有两点启示:第一, 关于专利是否先进、商标是否侵权, 法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第二, 商标和专利对一个企业的影响巨大, 值得律师们重点关注。———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大要案中心主任向阳

【相关链接】

北京龟博士汽车清洗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龟博士汽车清洗连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龟博士”) 是专业的汽车优质服务连锁管理机构, 位于北京市通州区, 具有国家商务部批准的跨省特许经营资质 (备案登记号:0111201700800007) , 是中华商标协会会员副理事长单位、中国特许经营连锁百强企业、CCTV-7《阳光大道》公益事业合作品牌、CCTV-7央视汽车装饰美容大赛总冠军企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CADA的理事会员、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该公司现已建立了完善的加盟管理服务体系, 通过在中国地区进行市场开拓、品牌推广、产品销售, 与加盟商共同分享10余年来所积累的成熟经验, 提高了加盟店的竞争力, 也提升了我国汽车售后服务市场整体服务水平。目前, “龟博士”已通过ISO 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并荣膺中国特许经营连锁百强品牌。

“龟博士”品牌内涵:向世界传递优质的服务和精细化的管理。

“龟博士”代表着:爱车就是爱生活;亲切、品味和魅力;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提供高品质、充满活力的产品和服务。

“龟博士”老人头标识, 以北欧神话中司智慧、艺术、诗词和战争的奥丁神为原型设计而成, 和蔼可亲, 表达了“龟博士”人热情亲切、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充满智慧的老人头形象, 还展现出“龟博士”作为中国汽车美容装饰快修领军企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浅析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第4篇

内容摘要：污染行为对于环境造成的危害，不论由谁出资治理，支出的费用均属于环境被污染的代价，不随支出费用的主体而变化。构成污染环境罪，其监管人不一定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但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污染人一定能构成污染环境罪。恶劣社会影响作为概括性规定，应当在不符合其他损失性后果之后再考虑适用。事故与财产损失、人身伤亡之间属于并列关系，只要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即等同于发生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制定标准时应做到司法解释内部、司法解释之间的明确，以便于实践操作。

关键词：沙漠排污 渎职 路径指引 标准细化

当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是我国最为严重的经济犯罪之一，且案件复杂、数额巨大、案发频繁、手段多样、社会危害性大。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又往往与诈骗罪、民事合同纠纷等交织在一起，理论上难以区分，实践中难以把握。笔者试图以实践中所办案件为例，分析二者的表现形式、构成要件、处理对策，以期对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基本案情]刘某，青岛A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2012年5月，青岛A公司向青岛B银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2800万元人民币，交纳1400万元保证金，仍缺口1400万元，该公司以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价值的质押物（煤炭）作为质押，其中块煤7700吨，沫煤14300吨。烟台C公司与青岛A公司、青岛B银行三方签订《动产监管协议》，负责监管质押物，质押物存放于徐家货场。2012年8月份，刘某与该公司经理周某多次与烟台D银行协商欲以煤炭储备交易中心的17400吨原煤质押贷款。2012年10月，刘某指使周某隐瞒其与烟台D银行欲以17400吨原煤质押贷款的真相，向青岛B银行申请以该原煤置换部分质押物，先出货后补仓及办理变更手续。得到许可后，同年11月，刘某安排人将6100吨块煤从徐家货场拉走，其中4879.92吨被拉给青岛E投资有限公司抵债598万元人民币，其余被零售得100余万元用于偿还其公司银行贷款利息。2012年12月，刘某、周某将已经交付给青岛B银行质押补货的煤炭储备交易中心17400吨原煤质押给烟台D银行贷款3000万元人民币。后刘某指使周某拒收烟台C公司的补货手续，直至2013年1月其被采取刑拘措施前一直未补货。

一、司法实务分歧

关于本案如何定性，是合同诈骗罪还是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刘某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其理由主要是刘某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此案本质是重复质押，刘某先申请承兑汇票，并交纳了1400万保证金，剩下的做质押。在2012年5月他用唯一一批可质押的煤向烟台D银行申请贷款，与此同时，又提出以同批货物补货给青岛B银行做质押，此时刘某已产生非法占有的故意，其能够预见一旦D银行贷款申请获批，这种一物两质必然会造成损失，但其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导致其在D银行获批后无法将货物补货给青岛B银行。再从其行为上分析，刘某隐瞒了要将同批煤质押给烟台D银行申请贷款的事实，又把这批煤补货给青岛B银行，该行为也符合合同诈骗的犯罪构成，因此其行为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本质是民事合同纠纷。首先从非法占有的目的来看，犯罪嫌疑人刘某是将财物出质给青岛B银行，其作为财物所有权人拥有出质物的所有权，按照动产监管协议的规定，其可以在额度内经青岛B银行同意置换部分质物，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欺骗手段，获得青岛B银行的信任而置换了部分货物，但是主观上并不是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是对自己财物的一种处分行为。再次，刘某补货给青岛B银行在先，出质给烟台D银行在后，并且补货给青岛B银行由于未交付并未生效，在质权未生效的情况下其又将同批货物出质给D银行，是一种民事违约。最后，在刘某是否有履行能力的问题上，刘某质押给青岛B银行是不低于2000万人民币的煤炭，虽然事后拉走了部分价值接近700余万元的煤炭，扣除此部分，还尚有1000多万的清偿能力，其并不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从其行为来看，刘某是有履行合同的诚意的，虽然在事后没有补货或补款但是并不能否定其履行合同的诚意，按照其辩解之所以未履行债务，是因为公安机关在到期日前对其刑拘，其辩解有一定的道理，其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的故意，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应定性为一种民事违约。

二、法理分析

本案中，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归纳，笔者更认同第二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抛开错综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揭开覆盖在“合法”民事合同的外在，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呢？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区别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区分二者的关键。合同纠纷，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所有争议，合同纠纷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争议主体对于导致合同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的法律事实以及法律关系的内容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合同纠纷中行为人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采取签订合同方式来确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即使实施了一定的欺诈手段，但其目的在于使交易成功，获取合同上的利益。而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是利用签订合同的方法来实现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其主观上是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的，签订合同不过是掩盖其目的的一种方式。那么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主观目的虽是一种心理状态，但必然会通过一系列客观行为表现出来，要认定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把握合同诈骗罪的基本特征，结合案件中的各种事实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合同纠纷中也可以是实施了一定的欺诈手段，但其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主观目的旨在侵犯合同对方当事人对财物的民法意义上的占有权，然后将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用以生产经营并借以创造履行合同的条件。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意图永久排除对方当事人对财产的所有权，而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产。

2.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以及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指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的物质基础以及条件，若行为人自身本就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或者将其合同履行能力有意地夸大，以此来制造表面上的假象，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使其产生错误的认识而与行为人签订了合同，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对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避免对方当事人损失持消极态度，原则上应当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具备以下几点事实，即使无履行合同能力也不能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认定为合同纠纷：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然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但事后努力，具备了合同履行能力，兼有积极履约的行为，则最终合同是否得以履行，均只能认定为合同纠纷。

（2）行为人有部分合同履行能力或者担保，虽经过努力，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也只能认定为合同纠纷。

3.行为人如何处理所获得的定金、预付款和货物、货款等财物。一般情况下，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取得财物后，将会把其投入合法经营活动中，为在合同期限内履行自己义务作努力。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一旦获得财物后会将其全部或者大部分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携款逃匿、隐匿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财物拒不返还。

4.行为人事后的态度。行为人违约后的态度，也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诈骗故意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重要标准。

一般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因为自己的违约而致使对方当事人受损的情况下，不会推卸责任，而是采取积极的措施挽救对方当事人的损失。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则会因为不愿履行义务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财物的损失，事后表现为不愿意承担违约责任，也不积极采取措施补救对方当事人的损失，推脱责任，或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还债，更有甚者携款逃匿，可以认定其主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主观表现形式是区分二者的重要因素。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是直接犯罪故意；明知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则是间接犯罪故意。虽然理论界探讨，认为对于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但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追究犯罪的扩大化，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犯罪故意构成，这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的故意形式不同，后者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再次，客观行为表现不同。两者的客观行为有以下几点不同：

1.履行合同的行为不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是基于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前提，客观上不具备基本的履约行为，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行为人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但也只是“放长线，钓大鱼”，以一种履约假象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而继续交付财物。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行为本身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条件允许并无其他客观影响的情况下，便会积极的履行合同。

2.客观方面法律上要求的数额不同。合同诈骗罪是财产型犯罪，只有在客观上诈骗对方当事人金额达到法定的“数额较大”的时候，才能构成犯罪。相反，合同纠纷中实施了欺诈行为因为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数额多少并不影响其合同欺诈行为的构成。

最后，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诈骗罪社会危害性较大，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财产权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属于我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同时也要对对方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而合同纠纷中民事欺诈行为则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民事法律关系，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了纠纷之后，可以通过协商、和解等方式使合同继续有效。若双方当事人就纠纷协商不一致，无法达成和解，则应当由实施民事合同欺诈的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进行赔偿。

三、本案结论

结合本案来看，笔者认为刘某的行为应属合同纠纷。

第一，从其主观目的来看，犯罪嫌疑人刘某是将财物出质给青岛B银行，其作为财物所有权人是拥有出质物的所有权的，按照动产监管协议的规定，其是可以在额度内经青岛B银行同意置换部分质物的，刘某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欺骗手段，获得青岛B银行的信任而置换了部分货物，但是主观上并不是非法占有的目的，还是对自己财物的一种处分行为。在债务到期的情况下，青岛B银行作为质权人，是可以将质押物出售获得优先受偿的，如果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那么其没有必要将质押物质押给银行。因此，从其客观行为来推定，嫌疑人主观上具备积极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债务清偿到期日为11月30日及12月1日，而刘某在11月29日就被采取了刑拘措施。那么其是否要清偿债务履行合同则无法认定。

第二，从主观故意上来说，刘某先以同批质押物向烟台D银行申请贷款，又许诺给青岛B银行补货，此后将货物出质给D银行并办理贷款手续。在D银行贷款申请未获批以前，刘某作为所有权人拥有对该批货物的处分权，银行没获批并不意味其不能够将该货物自由处分，在事后将该货物许诺补货给青岛B银行但未办理质押手续也未交付，则质权尚未生效。再之后又与D银行签订质押合同并办理手续，只是之前对青岛B银行补货协议的一种违约。

劳动纠纷上诉状 第5篇

劳动纠纷上诉状范例【一】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男，xxx年5月2日出生

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

住址：xx朝阳区**苑三区*楼*门*号，电话：xxx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xx**计算机有限公司

住所地：xx市海淀区**路**号*栋3203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董事长

联系电话：xxxxxxxxxxxxx

案由：劳动争议

上诉请求：

一、请求撤销(xxx)海民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

二、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6170元及50%额外经济补偿金;

三、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拖欠的加班工资21000元及25%的经济补偿金;

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不服xx市海淀区人民法院xxx年10月9日作出的(xxx)海民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特向xx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其作出的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对是否存在拖欠加班费的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

被上诉人在劳动仲裁答辩书中彻底否认上诉人存在加班及其拖欠加班费的事实。后在上诉人出示的加班证据面前无可辩驳时，竟又将上诉人xxx年的年终奖狡辩成“加班费”。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依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按时足额支付加班费的情况下，错误认定支付加班费的事实，并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事实与依据如下：

上诉人在职期间经常加班，而被上诉人并没有依法支付加班费。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极尽可能收集了证明自己存在加班事实的证据(如果没有这些证据，恐怕被上诉人到二审还会否认上诉人存在加班的事实)。除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所列的加班时间外，上诉人在其他时间也需经常加班，被上诉人处均有记录(从上诉人提交的加班证据能够看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加班的情况是有记录的。被上诉人在仲裁阶段也已承认上诉人存在包括周末在内的加班的事实，但其并未提供已调休及支付加班费的有效证据。详见《仲裁裁决书》第2页第三段第5行)。上诉人每月的工资明细也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并未依法支付上诉人加班费，但被上诉人却始终拒绝向法院提供由其掌握并足以查清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

根据《xx市工资支付规定》第9条、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月支付劳动者工资，并且应当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工资支付记录表应当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劳动者姓名、支付时间以及支付项目和金额、加班工资金额、应发金额、扣除项目和金额、实发金额等事项。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规定，对减少劳动报酬的争议事项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与加班费争议相关的工资记录、考勤记录等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的证据，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上诉人已经证明了自己存在加班的事实，根据前述等法律法规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就其是否已经足额发放了加班费的事实进行举证。被上诉人于xxx年1月22日向上诉人支付的17836元，系上诉人xxx年春节的奖金，而不是被上诉人在一审辩称的xxx年“加班费”。对于该费用到底是属于加班费还是奖金，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足够的证据进行证明。其不能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应当依法承担不利后果，即该奖金不能被肆意认定为是“加班费”(仲裁裁决也因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而未采信被上诉人关于该奖金包含加班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能仅依据被上诉人口头称已经支付了加班费，而不查清事实、忽略证据，并罔顾法律规定、枉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求。

若所有法院都如一审法院不顾法律规定，只要用人单位随便拿一笔已支付的奖金就能够洗脱自己拖欠加班费的违法行为，并剥夺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46条之规定获得经济补偿金的权利。那么，用人单位就会更肆无忌惮地违法，既可不依法支付加班费，也无须向法院提交依法应由其提交的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前述所有法律的规定也就毫无现实意义，这也违背了《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恪守法律对用人单位举证责任的要求，在被上诉人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已向上诉人及时足额支付了加班费的情况下，应当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一审法院对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年限及离职前12个月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均有错，请求二审法院改判。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只要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劳动者即可依据该规定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获得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而根据本案审理情况可知，被上诉人并没有依照法律规定，按月及时足额向上诉人支付加班工资(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称：其公司加班工资为年度发放)。因而，上诉人依据该法第38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可以依据第46条之规定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应得经济补偿金计算标准及工作年限计算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理由如下：

1、xxx年11月5日，上诉人因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之情形，而被迫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经济补偿金应从xxx年12月8日上诉人入职之日起开始计算，而不是从xxx年续订劳动合同起计算。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并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2、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同时，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4条规定，劳动者工资包括劳动者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工资包括12个月标准工资9000元/月及两项奖金17836元+4674元，合计130504元，即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10876元/月。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标准工资9000元/月计算上诉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属于对上诉人工资总额的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依照上诉人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10876元/月，计算上诉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综上，一审法院罔顾事实与法律规定，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或反驳上诉人主张的情况下，枉法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权益!

此致

xx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合同纠纷上诉状 第6篇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被上诉人：

上诉请求：

一、请求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二、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依法属于侵权纠纷，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服务合同纠纷，不符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

1、本案被上诉人诉请的经济损失是由于案外人xxxx的盗窃行为所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属于侵权损害，与上诉人的服务行为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服务合同纠纷，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本案讼争的法律关系。

2、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以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诉请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其增加的诉讼请求也是在直接侵权行为人xxxx的盗窃行为查明后才提出来的`。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第347项的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

二、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对涉案财产损失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根据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和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因此，即使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只是承担补充责任，即只有在第三人(侵权行为人)不能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后，才可以要求有过错的安全保障义务人在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本案被上诉人并未起诉直接侵权人xxxx，xxxx非本案共同被告。因此，即使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的补充责任也无法确定，故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判决上诉人直接承担被上诉人全部损失，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法院以服务合同纠纷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将导致被上诉人就同一损失可获得双重赔偿，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

事实表明，被上诉人的经济损失系案外人xxxx侵权行为所致，被上诉人依法享有向xxxx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若维持原审判决，那么被上诉人仍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途径，向xxxx行使请求权，这必然导致被上诉人就同一损害可获得双重赔偿，明显与民事责任的补偿性质不符，据此原审判决错误。

四、本案上诉人已经尽到防范和制止侵权行为发生的注意义务，对侵权行为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此不应当承当法律责任。而被上诉人未尽到合理的防范、注意义务，是导致损害发生的重要原因，其无权诉请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上诉人已经通过树立提示牌、设置保管箱和配备客房保险箱等多种方式，以保证被上诉人的财产安全，尽到了全面的防范注意义务。而被上诉人睡觉前未关闭好房门，贵重财物随意放置，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是导致本案损害后果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故其无权诉请上诉人对其损失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民事上诉状 第7篇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x，男，汉族，出生于1959年3月25日，无业，住沈阳市和平区北xx街36号423号。

原审第三人: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银思，董事长，住址:宽甸满族自治县xx川乡蜂蜜沟村七组26号。

原审第三人:徐xx，男，出生于1963年3月12日，汉族，住xx市太平区xx路58-502.

上诉人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丹民三初字第00015号民事判决书，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

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

上诉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持有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份额属于待确认状态是错误的，上诉人合法取得了宽甸银xx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1)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的其于xxxx年1月15日与徐xx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徐xx通过诉讼途径在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上诉人支付尚欠股权转让款850万元的事实及被上诉人

上诉人于xxxx年10月4日签订合同中第二条第三款中约定被上诉人将股权转让款其中850万元支付给徐xx的事实及证人韩xx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取得了徐xx名下的85%的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股权。

至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列举的4份裁定书及根本没有生效的被上诉人李x、叶x、上诉人、徐xx四人xxxx年1月15日签订的协议及股东会议决议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没有取得徐xx名下的85%股权。

(2)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明确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有权规定合同应当在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

目前，除国有独资公司的股权转让，因涉及国有资产管理问题须履行特别批准手续外，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我国现行立法规定要办理批准手续后才能生效的，仅限于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在我国立法中，尚未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要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其他登记)手续后才能生效的规定。

合同法规定合同应在办理登记手续后生效，主要是指对抵押、质押、对外担保等担保合同的登记手续，尚未涉及股权的转让问题。

因此，徐xx转让85%股权给上诉人虽然没有到工商机关办理变更手续，但是不影响股权的转移，更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

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5款“甲方承诺向乙方转让的股权除向乙方提供的债务明细外，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涉及任何质押及任何争议。

如出现上诉情况，由甲方承担。”的约定是错误的。

根据该条约定的内容可看出，该条约定限制的是“上诉人转让给被上诉人的80%股权”不存在质押和争议，而不包括上诉人拥有的另外20%股权，更不包括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不存在质押和争议。

上诉人与王x之间20%股权的争议并不影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何况上诉人与王x20%股权转让协议正在审理过程中，还没有最终判决。

更何况，上诉人与王x的股权争议纠纷一案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并履行以后。

因此，上诉人与王x的xx矿业20%股权争议案并不能认定存在第三人请求权，更不能证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欺诈。

退一步讲，即使存在第三人请求权，该条约定的也是“如出现上诉情况，由甲方承担。”，而不是解除合同的条件。

总之，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违反该条认定上诉人违约是不成立的。

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生效，并已经履行，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

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一款已经明确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

可见在签订合同之时上诉人拥有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80%的股权已经转让给被上诉人，即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转让股权义务(上面已经对股权转让等级不是生效条件进行了论述)。

而且被上诉人已经派人接收并开始管理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

因此，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

四、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李x在履行合同中存在如下违约行为，无权要求上诉人返还定金的事实;

1、本合同第二条第三款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在xxxx年10月15日前给付上诉人定金1000万元。

庭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实际支付定金时间为xxxx年10约20日，即上诉人进驻(xxxx年10月19日)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的第二天才支付定金。

可见，被上诉人在定金支付时间上就存在违约行为。

2、本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约定被上诉人在xxxx年11月15日前将剩余的股权转让款4200万元分别偿还上诉人及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

(上诉人为了能够让被上诉人能够正常进入并投产，愿意用将部分股权转让款借给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用以偿还宽甸银龙矿业有限公司欠款。)对外欠款，还完欠款后，其余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上诉人本人。

可是，从本案的庭审中得知被上诉人至今只是支付给上诉人本人1000万元定金，其余4200万元根本没有按约定支付。

3、本合同第二条第三款还约定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投产前需要的启动资金及正常生产流动资金由乙方解决，并立即组织投入生产

可是从本案一审庭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得知被上诉人仅仅向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投入了99万元的入住人员(被上诉人自己组织的人员)的必要生活费及部分其他费用等小部分资金，被上诉人入住长达近8个月时间投入99万元资金仅仅够维持被上诉人入住人员的必要费用而已，根本不可能启动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正常生产。

约定被上诉人筹集的正常生产流动资金至今也没有投入，导致宽甸xx矿业8个月处于停产状态。

因此，被上诉人在投入启动资金和正常生产流动资金方面也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并且给上诉人及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

被上诉人因存在上述违约行为，因此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五、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第三人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公司资产既非某一股东的个人财产，也不是全体股东的共同财产，而是公司本身的财产。

股东履行出资义务，而形成的公司资产属于公司本身所有。

股东出资并不导致股东对具体存在的公司财产拥有所有权。

因此，一审法院违背公司法基本原理，违反了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混淆股东的股权与公司财产的概念。

让第三人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共同对上诉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

六、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

1、上诉人依法提出管辖异议，一审法院应当依法作出书面裁决，然而，一审法院没有依法作出书面裁定，而以口头的方式作出不受理的决定是错误的，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

2、一审没有依法审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严重的侵犯了上诉人的诉权。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请求贵院撤销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丹民三初字第00015号民事判决，并请求法院裁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及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此致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xxxx年9月20日

民事上诉状【2】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xx，男，196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庆城县马岭镇xxx村二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xx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注册号:61010xxxxxx590。

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环城西路xxx号xx市场x幢x号。

法定代表人xxx，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xx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610000xxxxx1943。

住所地:西安市未央区xx二路xx号xx室。

法定代表人汪xx，经理。

上诉人赵xx因买卖纠纷一案于xxxx年xx月1日收到未央区法院(xxxx)未民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现依法上诉如下:

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陕西xx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向被上诉人西安xx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00万元。

2、判令被上诉人陕西xx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该判决适用程序不当

上诉人赵xx不具有主体资格。

xxxx年7月25日，上诉人赵xx向西安xx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机电公司)出具欠条一份，内容载明:“陕西xx公司欠西安xx公司货款500万元正(五百万元)”。

该欠条内容明确载明双方主体是陕西xx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和xx机电公司，且该欠条内容并没有利息约定。

xx机电公司收到欠条后，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xx公司也没有提出异议。

这充分说明xx公司和xx机电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且xx公司和xx机电公司之间的欠条内容不涉及上诉人赵xx。

xx机电公司将上诉人赵xx列为被告属于主体不适格、程序不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的规定。

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误

原审法院于xxxx年xx月xx日向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查询xx机电公司给xx公司开具的陕西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情况，经询上述两份增值税发票已于xxxx年x月x日由xx公司进行了申报抵扣。

这也充分印证了xx机电公司和xx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另外，xx公司和西安xx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于xxxx年x月xx日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而该买卖合同的标的正是xx机电公司和xx公司于xxxx年x月x日所签订的买卖合同的标的。

由于xx公司并不生产买卖合同的标的，为履行其与实业公司的合同，所以才与xx机电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也就是说xx公司购买xx机电公司货物的目的是转卖给实业公司。

在整个过程中，上诉人赵xx始终没有成为合同关系的主体，xx机电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赵xx是合同的主体。

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赵xx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由此认定上诉人赵xx应该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实属事实不清。

三、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由于上诉人赵xx与被上诉人xx机电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不存在约定利息的问题，xx机电公司将上诉人赵xx列为被告且原审法院判令赵xx向xx机电公司支付欠货款及利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应该依法驳回对xx公司的诉请。

最后，该判决仅凭赵xx手写的一张欠条而认定上诉人赵xx是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未免失于草率。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状 第8篇

2003年初, 某市糖业公司将其自有的一间房屋出租给某房产公司使用。同年9月, 房产公司在征得糖业公司同意后将该房屋转租给某娱乐公司作经营用房, 租赁期间为十年。娱乐公司遂以该房屋作为其娱乐场所之用。2005年10月起, 房产公司因经营困难无法按时向糖业公司支付房屋租金, 糖业公司向法院起诉房产公司, 请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 返还房屋。2006年9月, 法院判决解除糖业公司和房产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并判令房产公司返还房屋, 该判决已经生效。但是该房屋实际处于娱乐公司的控制之下, 房产公司无法直接返还房屋。另外, 在糖业公司和房产公司诉讼期间, 房产公司停止收取娱乐公司的房租, 娱乐公司催促房产公司收取未果后即未交纳。2006年12月, 房产公司以娱乐公司违约为由诉至法院, 请求解除转租合同。案件审理过程中, 娱乐公司认为房产公司作为承租人未向出租人履行义务, 导致租赁合同解除并且使得转租合同面临无法履行的情况,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遂向法院提起反诉。

本案事实较为清楚, 但是争议的焦点较多。无论转租合同是否终止, 出租人、承租人和次承租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必然会因租赁合同关系的消灭而发生变化, 如何平衡三方利益成为解决类似争议的主要问题。 (1) 在现实生活中, 房屋转租现象越来越多, 有些房屋甚至被多次转租, 这其中各方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 尤其是在某两方的租赁关系发生变动时, 其它各方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 这些问题对各方的当事人的利益至关重要。

我国《合同法》关于转租问题的规定仅有第二百二十四条一个条文, 且该条文未对租赁合同关系消灭后的问题做出规定。而在房屋转租的问题上, 1995年由建设部颁布施行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中对上述问题作了规定, 该《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转租期间, 原租赁合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 转租合同也随之相应的变更、解除或者终止。”某些地方政府规章也以此为规定套用了《办法》的处理模式。 (2) 在本案中, 房产公司以该规定为依据, 主张租赁合同解除后, 转租合同随之解除。在实践中, 亦有法院以租赁合同解除为由判决转租合同解除并要求次承租人返还房屋。 (3)

笔者认为《办法》对于转租合同效力的规定是违反民法原理的, 且在实践中易产生有失公平的状况。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 只有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才可以变更合同内容;合同解除的情况更为复杂, 但是合同的解除, 原则上必须有一方当事人的解除行为方能成立 (4) 。换言之, 无论合同的变更还是解除, 都需要根据合同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才能完成。在转租合同中, 合同双方是承租人和次承租人, 转租合同的变更、解除理应由转租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完成。而《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将租赁合同的变更、解除作为转租合同的变更、解除的直接原因, 显然与合同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相违背。再者, 租赁合同和转租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租赁合同当事人对租赁合同的变更、解除只能在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发生效力而不能当然地及于次承租人, 租赁合同效力的变动更不能直接导致转租合同的效力变动。

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承租人转租的, 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 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 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该条规定已经隐含了租赁合同与转租合同互相独立的关系。虽然次承租人对房屋的使用、收益确实成立于承租人的租赁权上, 但是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关系消灭并不导致转租关系当然消灭 (5) 。至于转租合同能否履行问题应属于合同履行的范畴, 而不是合同关系是否消灭的问题。因此, 在租赁合同解除后, 转租合同效力并不必然终止。《办法》颁布于《合同法》之前, 且其为部门规章, 效力低于法律。所以笔者认为《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与《合同法》中诸多规定冲突, 不应再适用于实践中。

综合本案的情况, 租赁合同的解除系由于承租人房产公司对出租人的违约行为所致, 且已有生效判决要求将房屋返还给出租人, 所以转租合同陷于无法履行系房产公司过错所致。故娱乐公司如没有其它违约情形, 可以要求房产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即使如此, 该结果对次承租人之利益仍有极大的损害, 因为按此种方法处理三方关系时, 次承租人之利益完全被置于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掌控之中, 一旦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关系终止, 次承租人即丧失一切利益。

综上所述, 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 转租合同和次承租人的利益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的。特别是在多次转租的情况下, 如果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发生矛盾, 难免发生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各个承租人) 的结果。由于次承租人是事实上占有、使用租赁物的人, 所以当出租人、承租人、次承租人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消灭时, 次承租人往往遭受更大的损失。

注释

1本案中承租人的转租行为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 即合法转租;本文是以合法转租为基础研究有关问题, 文中所有转租均指合法转租。

2例如《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南宁市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3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房地产建筑律师实务》, 法律出版社, 2006年6月, 第178~179页。

4谢怀栻等:《合同法原理》, 法律出版社, 2000年1月, 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