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

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精选9篇）

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 第1篇

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

我读的是《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这本书，下面我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

一·《天下得失》标题简介

本书主标题是“天下得失”，蒋介石的天下既在中国得之，也在中国失之，既顺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这样惊天动地的一得一失，竟在蒋介石一生中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何等的生命体验？什么样的人能承受这样巨大的人生起伏？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还能如此“淡定”。这样的“淡定”，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个“非凡”之人。

本书副标题为“蒋介石的人生”，通读该书确实可以看到从蒋的孤儿寡母时代到大陆失败其所经历的种种，但可惜的是这只是蒋的半个人生，即前半生。书中缺少了对蒋在台湾时期的后半生的考察，这确实是个缺憾。本书的主人公是蒋介石，故所有论述当以蒋为中心来展开，但是个别章节对此把握似可商榷。尤其是第九章中讲到“戡乱动员”时，作者更多的是讲述国民党如何实行该政策的，而没有去着重的考察在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蒋的表现如何。

二·相当的真实性、客观性

《天下得失》一书的三位作者都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可以接触到一般人很难接触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这一点在本书的注释中得到充分体现：本书所依据的基本史料是近些年来才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其他史料则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事略稿本》这些蒋介石研究的核心史料；同时还辅之以档案、回忆录与报刊史料。从史料上来看可谓十分丰富，这就保证此书绝非人云亦云之作，读者可以从中获悉原来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三·《天下得失》内容简介

第一章名为“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王奇生通过研读蒋介石日记、蒋介石年谱初稿等史料，发现了蒋介石具有浓厚的“恋母情结”这一秘密。蒋从小丧父，“孤儿寡母”二人相依为命，这一独特的成长环境，使他对母亲具有独特的依恋之情，这种依恋之情以至于妨碍了蒋结婚后正常的夫妻感

情，这种依恋之情也使蒋的性格中带有了某种女性化的阴柔色彩。“孤儿寡母”的成长环境，难免使母子二人受他人欺凌，而这竟成为了蒋介石建构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素材；同时，这种成长环境也使蒋只信任自己的母亲，丧失了对他人之信赖，掌握权力后沦为“孤家寡人”。王教授采用一种类似“心理史学”的研究视角深入剖析蒋介石的人格与内心世界，为蒋介石当权后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提供了新颖而颇有趣味的解释。

这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著，而是一部论文集，分别由三位作者完成。每章独立成文，但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展现蒋介石复杂的人生。主要内容仍未脱离蒋的政治与军事，其包括与党内的斗争放到派系、地缘和代际中，与地方军事势力的博弈及与亲属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讲述了政治制度变革及经济改革和与中共军事斗争中的蒋。与中共的斗争方面，集中聚焦于1945-1949年，而没有抗战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甚至是更早时期。同时也在蒋的人际关系上，虽然仅仅是集中在孔宋身上，但做出了初步的研究，打破了我们一直印象中的“四大家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印象，展现了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人际关系复杂多变的场景。其中只有第1章与第11章关注了蒋的性格与阅读情况，可以说是生活中的蒋。这种描画更多的是展现作为政治军事领袖的蒋，而非作为生活中的人的蒋。其面相不免有单一之嫌。无论如何，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关于蒋介石研究的著作。这本书的内容可以大概分为三类，即蒋的自身、人际关系、与中共斗争。性格决定命运，不可否认成长经历与知识够成对蒋介石的性格起了重大影响。人际关系部分则揭示了蒋介石的人脉来源以及成败。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蒋介石的得失，无疑与这种人际关系和派系斗争有密切的关系。而也正是这种党内派系的斗争与其在外部与中共的党际之争，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从这个方面来看蒋介石得天下的同时也注定了其要失天下。而作为党国领袖的蒋介石的得失无疑也是国民党天下的得失，结果仍不免天下得失赖一人而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教育、学术能给予财政上的积极支持，让公立学校教师收入维持正常，是有一些原因的。据《天下得失》所述，蒋在国民党内资历太浅，以武人骤登高位，不断受到西山会议派、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桂系等势力的挤压。北伐胜利，出现宁汉对峙，更加剧了

蒋氏的“合法性危机”，不得不在党内寻求元老的支持。于是，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这4个元老级中央监察委员，成为蒋介石的“商山四皓”，以罗家伦的说法，“他们仿佛代表一种道德的势力”。正是由“商山四皓”领衔，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在学术界、教育界均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声誉，蒋为投桃报李，不得不虚与委蛇，因而在下拨教育文化经费方面也就比较“慷慨”。另一方面，蒋从行伍起家，其嫡系人才不足，不得不借重学术界的贤能之士为他服务，也借此收买天下人心，翁文灏、罗家伦、俞大维等等就是例子。故中央大学教授郭廷以说：“1932年以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近代中国史纲》）但这种黄金岁月只维持了5年，抗战爆发以后即每况愈下，到战后甚至出现了名教授参加“反饥饿”大游行的事例。

表面上，蒋介石对学术界名人颇为尊重，但他改善与知识界的关系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的。当这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后，蒋内心十分愤怒，甚至鄙夷。蔡元培表面上地位尊崇，一旦对蒋作出批评，参与一些维护民权的活动，蒋即反目成仇，将蔡的盟友杨杏佛暗杀掉。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举国哀恸，蒋却在日记中说：“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更为恶劣也。”（《天下得失》第103页）只谈民国著名知识分子短期拥有的言论自由和舒适生活，无视国民党暗杀、监禁过多少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用完即弃”真实内心，只能说是有些作者太喜欢涂抹亮色。

西南联大的龙云背景

西南联大在抗战大后方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屡屡成为知识分子们的热门话题。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出版较早，当时史料整理还不充分，属于草创之作。涉及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中，何炳棣的《读史阅史六十年》、何兆武的《上学记》均极受欢迎。

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顶尖人才，产生了丰硕教学成果，师生们的努力值得敬佩。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的相对

独立性，也与割据势力“云南王”龙云有一定的关系。抗战以前，西南地区一直对蒋介石政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江浙皖地区为实力基础的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对割据云南但不参与反蒋活动的龙云集团加以优容。龙云名义上尊重中央，实际上却另搞一套，令蒋十分头疼。抗战军兴，西南成为抗战后方，云南的重要性陡然上升，蒋介石也势必要加强对云南的渗透，蒋、龙矛盾激化。

《天下得失》指出：“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工以及民主同盟等参与的民主运动即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以此引以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衡力。龙云的有意放纵，使云南的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并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第146页）龙云还秘密加入民盟，与中共建立起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实力派反蒋的问题”。昆明暂时性的民主气氛，其实有着多方博弈的因素。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实仍有待史家进一步加以发掘。

四·对蒋介石的正确评价

急于作出评价，往往是作者想让历史为其当下的目的服务。为达到“致用”效果，必然伴随着越出学术规范的行为：挑选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料，无视与之相冲突的史料；渲染夸大事情的某个侧面，故意不提及事件的全貌。同情或敬仰某个历史人物，即不加分辨地采取百分之百支持的立场，无视他的缺点和阴暗一面，甚至将缺点转换成优点，将失误吹嘘成功绩。这是大量人物传记中出现的通病，特别是由门生弟子、亲朋后辈所撰写的更加突出。历史人物研究，最终是将人还原为人，进行“去神化”，也避免“鬼化”，更应避免将以前被“鬼化”的人物再加以神化。在中国，领导人的一举一动，一政策一方针都对国家与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是如此样人。国共两党出于政治斗争需要而极力丑化对方，这就导致蒋、毛等人在两岸的不同形象。就蒋介石而言，共产党称之为“人民公敌”，而国民党则尊之为“古今完人”。蒋的真实面目则被深深笼罩在云雾之中。蒋介石被毛泽东打败退至台湾，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他是在革命失败

了，但我们不能将其丑化。将其还原为人，以一种客观、真实的态度去评价他。还原蒋介石的本色，从他的得失中吸取教训，让历史告诉我们未来。这才是研究历史的真谛。

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 第2篇

可是, 我们要怀着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美好的一天呢?是怨声不断, 哎!又要上班了, 好累呀!还是会期待今天又是充满生机, 酝酿希望的一天呢?这虽然只是思想上两个不同的闪念, 但落在实处却是截然不同。

还记得几天前在网上看到的一则小故事:一富翁看一渔翁在海边钓鱼。富翁问:“你为什么不多钓点鱼呢?”渔翁反问:“我钓那么多鱼干嘛?”富翁答:“如果你能钓很多鱼的话, 你可以把它卖掉, 日积月累会积累很多财富。”渔翁又问:“我要那么多财富干嘛?”富翁答:“有了财富你可以开鱼类加工厂, 可以赚更多的钱。”渔翁再问:“我为什么要赚更多的钱呢?”富翁答:“有更多的钱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渔翁还问:“那你现在想做什么事情呢?”富翁答:“在海边晒晒太阳, 或者可以悠闲地钓钓鱼。”渔翁笑嘻嘻地说:“我现在不就在做这些事情吗?”富翁无言以对。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从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人就会产生高层次的需求。人的需求层次越高, 人的价值也就会越高、越接近完美。细究起来, 其实人的哪一个层次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工作。从低处说, 不工作, 人最起码的温饱需求如何解决;从高处说, 不工作, 人用什么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度过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 工作一般要占据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如何让工作成为一件愉快的事?如何不仅让工作成为谋生的手段, 同时也成为享受生活的一种载体呢?如何在快乐中让工作取得成就?

这让我想到了时代楷模刘义权, 一个用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榜样的人。他在尘封的卷宗里, 俯身亲躬38年, 足迹遍布国内25个省区市、300多个市县, 收集各类档案83万件。直到患病时, 还坚守在中美军事档案合作一线, 鉴定了5万多件志愿军历史档案。这是怎样一种境界和执着啊?这是怎样的一种事业心啊?想一想便释然了, 如果我们把工作看作是我们要用生命去做的事, 工作便是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便会为了工作义无反顾, 没有推诿, 没有怨言, 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得最好, 并从中得到快乐, 取得成就。

记得法国哲学家卢梭曾经说过:“每一项工作中都蕴含着诉说不尽的乐趣, 只是有些人不知如何去发现它们而已。”快乐源于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工作的不懈努力, 把工作当成享受, 再苦再累也愉快, 也心甘情愿。就像《人生小语》一书中所说的:“快乐其实是一种心态。想获得快乐的人应采取积极的心态, 这样, 快乐就会被吸引和聚集到他的身边。那些态度消极的人不会吸引快乐, 只会排斥快乐。”因此, 我们要学会快乐地工作, 寻找工作的快乐, 在积极进取中锻炼, 提高能力素质, 努力创造辉煌的工作业绩。

办公室的工作是繁杂的, 经常忙得有些发晕, 也会烦躁, 但是, 如果把心态稍稍调整一下, 用快乐的精神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那么大家得到的都是我们微笑的服务。我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每天给自己总结一下:今天上了五、六条信息, 发了一期简报, 挺好, 该乐乐;领导说这段时间表现不错, 呵呵!我又有得乐了;我总是在寻找这样的快乐, 没事也可以偷着乐!……因此快乐属于知足者, 不知足者无快乐。不知足者一旦某一阶段得到满足, 也能带来一时的快乐。我觉得快乐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在工作中为满足于适当的待遇而快乐, 为满足于实现自己一时的工作目标而快乐, 为满足于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而快乐!

快乐, 不仅给我们带来感官的愉悦, 更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共鸣。在融洽和谐的气氛里, 在舒心欢快的环境中, 努力勤奋的工作, 已成为每个人习以为常的东西, 成为不需要思考就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每一天的工作, 尽情地欢乐, 忘我地工作, 为档案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与才智。

读《我的语文人生》有感 第3篇

一、感受大道无形

触摸着书中鲜活的文字，我深切地感受到张老师对教育之道的独到见解。

震撼：“宁丢三分，不丢方针”的悲壮

张老师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教育工作者，如果站在学科本位的角度，去压抑学生的天性与特长，可能我们会暂时获得几个分数的提高，但失去的却是孩子的兴趣和理想，是孩子的快乐童年……”张老师中肯的话语背后是他对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让孩子感受读书的美好”“教育是为了促进每个人健康自由地发展”！

如果说李承龙校长在1979年喊出“宁丢三分，不丢方针”的口号需要勇气，那么口号的践行更需要一种定力与魄力！试想，时至今日，面对考试，理论归理论，行动归行动，又有多少校长、教师能真正响应这样的口号呢？

共鸣：“语文就是浓缩的生活，学语文就是为了生活。”

的确，教育只有与生活相融，才能使我们的教育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活力。张老师大胆提倡学生读书阅报，听广播看电视，我想，这不仅是为了增加积累，更重要的是引领学生关注身边时刻变化的城市、国家、世界和未来。对此，我深有同感。我觉得只有这样，学生才是“站起来”读书的。

“应生活的需要而作文是愉悦的，如果只是为了作文而生活将会是痛苦的。”张老师认为学生们所喜欢、感兴趣的生活才是他们最好的学习素材，才能成为他们对生活的一种享受。离开了学生喜欢的、需要的生活去写作，作品必然是苍白无力的。张老师开创了“谈天说地”课，将语文还原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还原成了真实的生活。“写作和生活真实地亲密接触，足以让学生们感到骄傲和振奋！学生对为什么要学语文、为什么要写作文的认识会有质的飞跃。他们会认识到，学习语文不只是为了考试，而是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认识社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干预生活，更多地为社会服务……”

行走在字里行间，我不禁为张老师对教育真谛的透彻领悟而拍案叫绝！同时，也为自己与张老师的观点产生共鸣而欣喜。

二、感叹大法无痕

教育的最大技巧是无技巧，是妙到不露痕迹，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位教育家说过：当孩子意识到你是在教育他的时候，教育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魅力。捧读师傅的书，我经常感叹师傅的匠心独具、教育无痕。感叹之余，我发现，在这无痕的教育背后是有形的目标，是他对教育目标的高瞻远瞩、准确定位。

目标有形：语文教学应培养学生带着走的素养

张老师把三维目标形象地比喻成三个同心圆，最核心的圆是情感、态度、价值观。学校应当教育孩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只为他们的就业做准备。然后是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学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会了学习的方法，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最后是基本的语文知识和基本的语文学习能力。这样的次第、这样的目标序列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

张老师又进一步将语文教学目标浓缩为一句话：语文教学应当培养学生带着走的素养。短短的一句话，没有深奥的理论，却揭示了教育的真谛。这正是一位教育大家40多年无痕教育的观照与皈依。

教育无痕：“把玩进行到底”

亚里士多德说过“休闲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英国的下午茶喝出了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儿童的玩和专家的闲暇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在思想放松的前提下”，进入无意学习的状态，“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撬动深藏的那根神经”。

反思我们的语文课堂太把课堂当课堂了。其实课堂仅仅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平台之一，教师应当是引领学生在这个广阔的平台上“玩语文”的人。张老师在上《草船借箭》时，学生产生了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让学生们学着30个士兵的样子擂鼓呐喊。开始时，学生边喊边笑。张老师问：“像你们那样擂鼓呐喊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样喊曹操会发现是一个骗局，是无法“借”到曹操的箭的，而且很可能被曹营的人所伤。他顺着学生的“玩劲”，让学生在玩中有所领悟。

正如张老师写的：在玩中赢得欢乐，在玩中获得乐趣，在玩中探究奥秘，在玩中激活潜能。是的，只有学生喜欢，他们才会学得开心，学得印象深刻。回顾历史，我们中国传统的学习观，赞许的是“苦学”，从“头悬梁，锥刺骨”到“囊萤映雪”，从“板凳得坐十年冷”到“学海无涯苦作舟”，无一不在强调学习是个艰苦乃至痛苦的历程。

我们不得不感叹张老师“把玩进行到底”的睿智与淡定。在玩中得到快乐，在玩中得到发展，何乐而不为呢？

三、感动大爱无边

感动于“每个孩子都是宝”

张老师说：“在生命所有的态度中，只有教育爱才是理性和久远的，也只有教育爱才能真正改变生命。”

美丽的花儿谁都喜欢，我们会毫不吝啬地把爱撒向优等生。然而，在书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张老师对“后进生”的关爱。张老师给“后进生”制造成功的机会，让他们享受成功，享受快乐。让灿烂的阳光照耀每一个孩子，张老师做到了！

“每个孩子都是宝”，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想，温暖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眼睛。由此，我还想到了自己。2009年11月25日，正式成为张老师的徒弟之后，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张老师太“高大”了，师兄师妹们太强大了，在这个团队里，我无疑是“后进生”。我曾一度非常沮丧，甚至想过逃避。难忘2009年12月7日上午，我收到了张老师第一次集中作业的两次通报，张老师的严谨深深地震撼着我，深深触动我的还有张老师的宽容与仁爱！张老师极具教育智慧的“通报艺术”，恰到好处地保护了一位拖欠作业的“后进生”的自尊心。在这严厉与宽容之间，我感受到的是暖暖的爱！正是这爱，鞭策着我，也唤起了我奋起直追的信心与决心！

后来，张老师讲了三个小故事让我们思考三个问题：“我是谁？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找到了症结所在，原来我们敬爱的师傅，一开始就极有预见性地让我们重新定位，找准方向。

于是，我又想起了每次上课时，抬起头，总能遇上张老师暖暖的目光、暖暖的笑，还有整个冬天，我心里暖暖的幸福味道……

感动于“用好人生的每一张日历”

“人生由昨天、今天和明天构成。再辉煌的昨天也终究是历史……明天又毕竟不好把握。唯一可把握的就是今天，属于自己支配的实实在在的时空。我不奢望明天是什么，但将踏踏实实珍视今天的分分秒秒。尽管我已经没有年轻人的敏捷，中年人的睿智，但是我会善待自己的生命，老老实实地用好人生的每一张日历。”这是我在这本书最后一段话中摘录的。

张老师在语文教学的道路上一路走来，让自己的人生与语文紧紧融合在一起，不停地实践拼搏，不停地自觉反思，不停地超越自我！一直以来，他就是这样认认真真地用好人生每一张日历，爱学生、爱学员、爱家人、爱自己，爱着一生追求的语文。在书中，我们读的是语文，更是人生！

（作者单位：浙江永康市实验学校）

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 第4篇

腐败,原意是指有机物的腐烂、变质。把这个词引申后,公共权利被滥用而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就称之为腐败。《镜鉴》收录的反面典型揭开一幕幕血色的腐败。血的代价是腐败分子付出的人生成本,人的一生是要算一算账的,用会计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反映一个人一生的财务状况,这个表的结构与会计上的资产负债表相似,表的左侧是人生不同时期的资产,右侧是人生在对应时期的负债和净资产,财务状况的变动,随着一个人的付出和努力、堕落和懈怠,发生着数量上甚至是质量上的变化,在人生追求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腐败的贪念、私欲的冲动,可能会导致代表人生价值的净资产骤降、归零甚至成为负数。遵循会计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帮助贪官们算一算腐败人生的会计账。

核算腐败人生的会计原理之一:复式记账

复式记账的基本要求是对每项经济业务都以相等的金额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联系的账户中进行记录。权利寻租、贪污等腐败行为一经发生,当事人可能暂时获得经济利益上的好处,资产增加(虚增),与之对应的负债必然等额增加。对一个人来说,在偶然和必然之间,存在这样的逻辑关系,发生因腐败行为导致资产虚增的事实也许是偶然的,随之而来的负债增加却是必然的。复式记账的记账规则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腐败人生的结算规则是“有借必有还”,欠下腐败的债务,迟早是要还的。

核算腐败人生的会计原理之二:会计等式:资产-负债=净资产

腐败行为产生的资产虚增和负债增长在数量上变化迥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资产增值不显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之对应的负债却与日俱增,增加的部分包括沉重的心理负担、担心腐败行为暴露的心理压力,以及案发后的刑事和民事处罚,等等。因此,这种负债是有息负债,当负债的增加大于资产的变动时,按照会计等式,两者之间的差额就要冲减代表人生价值的净资产。生命难以承受之重,一定要对人生的收益和成本试算平衡。

核算腐败人生的会计原理之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且资产损失一经发生不得转回

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中除了货币资金、固定资产等项资产之外,还有一种叫作无形资产的长期资产,无形资产项下至少核算与人生相关的八项资产,它们是事业、家庭、健康、友情、心情、自由、自尊、威信等。发生腐败行为,减值测试结果显示,这八项资产均要计提减值准备,甚至要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当腐败行为案发后,减值准备变成资产损失,按照会计核算原理的要求,相关资产损失一经发生不得转回。腐败行为不可逆,也没有后悔药。

核算腐败人生的会计原理之四:会计主体假定

在会计主体假设下,应当对自身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会计核算中涉及的资产、负债的确认,收入的实现,费用的发生等,都是针对特定会计主体而言的。收入,清清白白,阳光收入,费用,实实在在,据实发生,超出一个自然人主体范围的收入和费用、资产和负债,都不得纳入个人的资产负债表范围。明确会计主体的界限,就是要抵制侵占集体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行为。期末盘点实物资产,该入账的,不少,不设立“小金库”;不该入账的,没有,做到两袖清风。

核算腐败人生的会计原理之五:腐败行为的会计差错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前期会计差错,属于非重要的会计差错可以在当期更正,但属于腐败一类的重要的“会计差错”,就要追溯调整,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错误。追溯重述调整的结果是,曾经的辉煌一去不复返,腐败的人生如同一枚树叶,坠落、枯萎、腐败,终点又回到起点,人生的过程之美、结果之美荡然无存,生命在追溯重述之后失去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核算腐败人生的会计原理之六:廉者要无风险收益,贪者求无收益风险

与企业经营的特点相似,人生的成长和进步,也面临着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贪污腐败获得个人私利的同时,资产增加的同时,负债也同时增加,导致资产负债率高位运行。腐败行为导致资产负债率过高,偿债能力和经营风险面临极大挑战,在一定条件下,将使人生面临资不抵债的风险,不要让人生进入破产程序,否则,悔之晚矣。腐败行为如同竹篮打水,终究是一场空。按照会计原理明确的风险法则,要无风险收益,不要无收益风险。

蒋介石“拜把”兄弟的人生结局 第5篇

陈其美：惟蒋介石敢为其收尸

蒋介石17岁离开家乡小镇到浙江奉化县城读书，不久就与在学校任事的周淡游结拜。1907年，蒋介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经过周淡游介绍，认识了陈其美。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结拜为异姓兄弟。与陈其美的交际，蒋介石得以参与重大的革命活动，使才能能够很快发挥，从而得到党内同志的认同。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的枪手所杀。当时蒋介石不在身边，慑于袁世凯的暴政，没有人敢前去认尸，陈尸三天。蒋介石闻讯后，冒着被抓砍头的危险，将陈的尸体安葬。周淡游则于1919年病逝。

张静江：吃斋念佛打发后半生

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山东，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代总司令许崇智手下任职，不久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张静江大蒋介石10岁，许崇智大蒋5天，此后，两人都以盟兄的身份有意识地给予蒋介石各方面的照顾。

张静江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曾因资助孙中山革命被称为“革命圣人”。他利用一切机会，助蒋逐渐登上国民党的权力顶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和张静江在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张静江认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蒋介石则想一心一意“剿共”，张静江渐渐被排挤出中央政治的核心。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

1920年代，张静江与同为国民党元老的戴季陶在上海经营交易所时，蒋介石还与戴季陶结拜了。1949年，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最终吞服安眠药自杀。

张群：蒋介石惟一的终身幕僚

1927年，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北伐，此后，为增强军事力量，完成“统一大业”，他与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都结拜过。蒋与李、冯、张的结拜，政治目的相当明确，一旦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些盟兄弟的厄运就来到了。

在蒋介石的盟兄弟中，与蒋介石相伴最久、最得蒋愉悦的当属张群。张群与蒋介石相识于1907年，两人一块到日本，进的是同一所学校。张群对蒋恭顺有加，从不以学友或兄弟相称，且从无主见，只是悉心领会蒋的意图，不折不扣去完成，因而官运亨通。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张群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总统府”秘书长兼“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直到1972年84岁时才退休。

（综合《他们揭幕辛亥革命》《世纪风采》）

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 第6篇

李一泰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可直呼其名又实在太过不敬,呼其官职,则辜负了他的隐士情怀,称之为老师,又有些牵强……绞尽脑汁,觉得还是称之为“先生”吧,配合起他质朴的作品还算合拍。

李先生写的多是一些身边小事,但总能让人以小见大,吸得营养,净化心灵,产生共鸣。作为七十年代出生的我,10岁之前都是在偏远的山村里度过,那时的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落后,虽然没达到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可和现在的生活相比却真是天上地下的差别。直到现在,记性差极的我也忘不了童年的高粱米饭、粘豆包、棉布鞋、冰爬犁。当时的苦,却成了回忆中的甜,曾经多次想提起笔,把记忆中的童年写出来,可影像虽在,却不知道从何落笔。看了李先生的作品,才知道,原来有的人记忆比我深,特别是《泥火盆》和《布鞋》,这两个温暖的火种几乎是伴我走过了整个童年。虽然后来家里搭起了火炉子,换过了暖气,但总觉得没有那泥火盆来得炙热,一个麻土豆、几枚实蛋放在泥火盆中慢慢一烧,就成了香溢人间的佳肴。

李先生落笔平和,让人在他平凡的述事中领略出生命的真谛,给予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当书商看中了他“田里的东西”,欲以“阿堵物”买上些“擦边球”的杂交花草,他含笑婉拒。他说:“我田里的花草只赠给那些心灵荒芜的饥者,我不敢自诩能负泰山之重,但我保留起码的良知。”

《坐种心田》里,他说:“我忘我故我快乐,寒暑易节,我披星戴月,在田里耕耘,孜孜以求从不问收获,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在他人不屑的眼光里,我的心永远停留在童稚的孩提时代,保持着清醒的年轻。”

《心灵感悟》中他说:“当选择远方和未来的时候,你需要经历着人生长途跋涉,接受来自严峻的考验,就像海边矗立的礁石,只有经历了风雨的洗礼,才能具备坚韧不拔的性格。”“面对明天,心中有着希望,与晨曦一起上路。”

《无求人生》中,他带我们品读诸葛亮的志、齐白石的笑、陶渊明的忍和范仲淹的求。他的作品,让我读懂了人生、读通了历史、读透了灵魂。

虽然已身居官场多年,但李先生勤劳的笔一直耕耘在恬淡的心田,孜孜以求,从不问收获。他留恋母爱,用炙热的《泥火盆》盛满对母亲的怀念;他敬重父亲,用《故乡的红高粱》将正直纯朴的父亲写活;他真诚待友,用清明节的三鞠躬祭奠不卑不亢的师傅老九;他尊敬师长,一生牢记良师的“为文应学清竹,做人当效黄牛”的叮咛;他关爱亲人,陪《侄子红旗》经历了从丑陋土鸡到华彩凤凰的涅槃……

蒋介石两大“文胆”的迥异人生 第7篇

陈布雷

陈布雷才华出众，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系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五十九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有福之人：秦孝仪

秦孝仪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秦孝仪二十多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二十八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前后共达二十五年。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逸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如今已是观光景点，但当时却是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秦孝仪也在蒋介石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米，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自1983年开始，秦孝仪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八年！政党轮替执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纵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便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为两岸良性交流贡献良多。

2007年1月5日晚间，秦孝仪在台湾病故，享年八十七岁。与陈布雷相比，他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终。

知名收藏家王度曾形容，他一生最羡慕的人是乾隆皇帝与秦孝仪，因为秦孝仪当了近十八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看遍无数历史珍宝，是相当有福气的人。

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 第8篇

作为一门学问, 博物学“出身高贵”, 它的代表人物灿若繁星:在西方, 亚里士多德、达尔文、老普林尼、林奈、布封、法布尔、梭罗、珍妮·古道尔等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博物学家;在中国, 从《诗经》起, 司马迁、张仲景、郦道元、沈括、徐霞客、李时珍、曹雪芹等大家的著作中都有着丰富的博物学传承体系。博物学本身有着丰厚的知识积累, 在古代社会, 它就是科学的“代名词”;在近世西方, 它是人们展示人文精神、探寻世界奥秘的兴趣来源;在近代中国, 它是中学的必修课、大学里的正规专业;在今天, 它被日益细化的学科分裂, 隐匿至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学科中。它的主要精神是宏观地认识世界, 对自然进行分类, 其旨趣正是《诗经》中所说的“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与数理科学相比, 博物学的进阶极其简单:上山采花, 下河摸鱼, 赏花观鸟, 甚至捕蝴蝶捉蜻蜓、观察蚂蚁蜜蜂, 都可看做是博物学的初步入门。简言之, 博物学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它是一门人人都可以亲身参与的科学。

认识自然, 对草木鸟兽进行分类, 可以说是进入博物学的初级阶段。更进一步, 则是由认识自然到热爱自然, 体察“草木皆有情”、万物皆有情, 并让这种美好的情怀伴随我们一生, 这正是《博物人生》一书的最终旨趣。刘华杰教授在引言中呼吁“愿博物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该书的英文书名“Livingasanaturalist” (活得像个博物学家) 也积极号召人们在生活方式上做出改变。那么, 怎样才能“活得像个博物学家”, 这样的生活方式人人都能达到吗?通常来说, 成为“某某家”必定意味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成为博物学家是否也要韦编三绝、汗牛充栋呢?不尽然。要“活得像个博物学家”, 知识储备固然重要, 但重要的是在我们心中培育博物的情怀, 而那些简单的入门实践往往就孕育着博物情怀的萌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斯·梅特林克说:“野花……最先教我们的祖先懂得:我们的星球上存在着无用但却美好的东西。”平常我们做一件事, 总是会纠结于有用或者无用, 有大用或者有小用, 就连“认识世界”也是为了“改造世界”。古希腊人好追求智慧, 不是因为智慧有用, 只是因为爱它。单纯的博物学的兴趣或许与此相关, 认识身边的花花草草, 不是企图像医生那样通晓百草的性情、知其怎样入药, 可能只因为某朵美丽的野花, 某株摇曳的小草, 它的美好让你忍不住去追问。卢梭就多次表示, 他憎恨以功利或药用的目的来理解植物学。太史公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今“无利不起早”已是常态, 像刘华杰教授所说, 为了看花, 驱车600多公里从北京直奔青岛崂山, 这样的事虽然不多, 但也并非没有。重要的是那份爱花的情怀。我想, 欲得博物人生的真谛, 这样不求有用唯求美好的博物情怀可能才是正解。

当然, 这样只求美好的博物情怀是一种高远的追求, 我们普通人的“博物人生”可以是既追求美好, 又追求有用的。我记得小时候, 曾在一个春花烂漫的时节, 与小伙伴们徜徉在山野之间, 漫山遍野的灌木开着各色的小花, 我们采花, 捕蝴蝶, 捉小螃蟹。同行几人或他们究竟是谁如今已忘记, 只是那天的明亮温暖的感觉常常会在我心中浮现。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刻画的那个跟着祖父“打理”大花园的幼童, 与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十分相像, 那时蜜蜂、蝴蝶、蜻蜓、蚂蚱都是人们身边的活物, 调皮的孩子会摘下倭瓜的花, 吮吸花蜜, 自然的节律与人们的饮食密切相关, 博物知识如同今天的电脑一般普及, 博物的生活方式也不必刻意为之。刘华杰教授坦言:“我固执地认为, 人世间的一切价值都依附于土地, 离开了土地, 个人、人类就不能存活。”如今, 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让我们与土地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年长的人尚有记忆可以温暖自己, 年幼的孩子如果只能从影像、图片上认识曾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自然, 从橱窗里的标本认识蜜蜂蝴蝶等等, 那么他们长大之后成为各式各样的“宅男宅女”大概就是必然了。父母们与其给孩子购买各式各样的电子玩具, 不如多带孩子出去郊游;与其担心有一天自己的孩子对电脑游戏上瘾, 不如从小培养孩子对自然的兴趣。倘若对于自然的兴趣能够战胜当下被家长们视为灾难的“网瘾”的话, 这岂不是博物情怀最大的功用了!

尽管城市化的进程势不可挡, 尽管现代生活方式不断吞噬人们的感受性、几欲割断人与自然的血脉脐带, 但关于自然的美好记忆会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有朝一日, 它将成为我们用以抗拒这一切的唯一利器。

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 我都忍不住告诫自己:放空自我, 投入自然, 改变生活。

摘要：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 在中西方都有着悠久的传统, 它是人类与大自然交往的智慧结晶, 曾经, 它就是科学的“代名词”, 如今却隐匿于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中。近年博物学类图书悄然勃兴, 激发了大众的阅读兴趣, 但对于博物学是什么, 以及它对于普通大众的意义, 大家并不清楚。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所著的《博物人生》一书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博物学是一门人人都可亲身参与的科学, 参与博物学的意义是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 亲近自然的情怀将成为我们克服“现代病”的一剂良药。

关键词：博物学,公众参与,《博物人生》

参考文献

[1]刘华杰:《博物人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蒋介石“十三太保”的人生结局 第9篇

追随老蒋：去台后继续任要职

“十三太保”中，大多追随蒋介石败退台湾。

贺衷寒曾在1921年秋作为武汉的学生代表，赴苏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代表大会，但因与张国焘结怨而被开除团籍，愤然离去。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后，他成为“黄埔三杰”之一，以反共先锋深得蒋介石器重。1950年，贺衷寒在臺湾出任国民党交通部长，1972年5月，因骨癌病逝。

邓文仪1925年10月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副官，1948年9月晋任陆军中将。邓文仪随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曾任“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负责实施台湾“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1998年7月，他在美国去世。

刘健群，被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之一，后来却逐渐被冷落。1938年，刘健群皈依佛门，直到1943年夏才重返政坛。到台湾后，1950年12月刘健群当选为“立法院”院长。1972年3月，因心脏病逝世。

滕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1931年蒋介石被迫下野，他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计划书”。不久，复兴社成立，其宗旨就是滕杰在计划书中所讲的几句话。去台后，滕杰历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党团书记长等职，2004年7月病逝。

死于非命：酆悌成替罪羊

酆悌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周恩来被第一师七团的士兵抓住。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做过酆悌的老师，酆悌不忍心他被杀害，纵容部下秘密将周恩来释放。1928年春，中统特工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华克之，酆悌又暗中将他保释出来。1936年夏，酆悌出任军委会侍从室政工组长。因卷入复兴社与政学系的争权夺利斗争，加上戴笠等人密报其当年纵容部下放走周恩来、保释华克之的事情，蒋介石十分恼怒，将他调出侍从室，还一度想将他除掉。1938年9月，酆悌任湖南省省府委员，旋任长沙警备司令。12月12日，国民革命军奉令在长沙全城纵火，实行“焦土抗战”。由于仓促行事，造成很多市民死伤，国内舆论哗然，令蒋介石极为被动。酆悌等3人作为替罪羊，被判处死刑，很快便被枪决。

接受改造：“烈士”样板获特赦

康泽，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后来曾任蒋介石侍从参谋等职。1948年1月，蒋介石委任康泽为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7月16日，康泽在襄樊战役中被俘。蒋介石得知后将其内定为“烈士”样板，并授意对外宣布康泽殉难的消息。但被俘的康泽并没有“壮烈成仁”，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1961年他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康泽被特赦释放，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7年在北京病逝。

相对于康泽，曾扩情留在大陆是出于自愿。曾扩情曾任黄埔同学会会长，“西安事变”时，他正在西北剿总任政训处处长。张学良找到曾扩情，希望他出来做个广播讲话。曾扩情对张学良寄予“同情”和“理解”，发表了一通澄清事变原委的讲话。蒋介石认为曾扩情的讲话是为共产党张目，主张杀掉曾扩情。经胡宗南等联名写信求情，曾扩情才幸免一死。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派飞机接曾扩情离开。曾扩情在最后一刻出人意料地选择留在大陆。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第一批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曾扩情就在其中。“文革”中，曾扩情受到周恩来的保护。1983年11月，曾扩情病逝。

受辱身死：梁干乔被胡宗南“骂死”

梁干乔，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2月，梁干乔等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1931年5月托派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后，梁干乔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后来因受戴笠忌恨和压制，他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1945年6月，因梁干乔的部下接连向共产党投诚，胡宗南狠狠训斥了他一顿。梁干乔本来就体弱多病，回家后即卧床不起，不久死去。

“十三太保”除以上几人外，还包括为人所熟知的桂永清、郑介民、胡宗南、戴笠等。另外还有一人，叫肖赞育。“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的几十名侍卫在战斗中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就束手就擒，被蒋勒令“停职候审”。后来他得到蒋介石的谅解，1947年2月被授陆军中将。1949年到台湾后，肖赞育续任“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1990年10月，肖赞育曾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密会，此后去向不明。

（据《快乐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