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考察学习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经验的心得体会

(修改)考察学习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经验的心得体会（精选5篇）

(修改)考察学习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经验的心得体会 第1篇

赴四川考察学习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经验的

心得体会

市委党校第十五期县干班

何

茂

（2013年5月24日）

2013年5月16日至22日，在铜仁市委党校第十五期县干班学习期间，本人有幸参加了由市委党校统一组织的赴四川成都市锦江区、郫县战旗村、农科村考察学习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经验活动。考察学习期间，通过教授讲座、现场教学、讨论交流三位一体的学习培训，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同时又深感差距与压力、更倍增了动力与挑战，我感到受益匪浅，也深受启迪。一是科学决策,全面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战略的气魄值得学习,二是开拓创新,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值得学习,三是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工作思路值得学习,四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求真务实、真闯实干的工作作风值得学习。

一、基本情况

（一）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政策依据。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成都市委、市政府从2003年开始，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和局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19个县、市、区全面实施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工作部署，旨在以“城乡一体化”工作思路统领城乡发展，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破解“三农”难题，被国家确定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经过历时八年之久的不懈进取，苦苦探索，真闯实干，位于改革前沿阵地的成都，已经成功走出一条用城乡一体化改革思路，统筹城乡经

— 1 — 济社会科学发展之路。城乡面貌发生巨变，民生得到显著改善，区域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其经验和作法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肯定。

（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基本做法。可概括为“三三见六，以一化二”。第一个“三”，是指“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第二个“三”是“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六”是指六句话：一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城镇为重点；二是以科学规划为龙头；三是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四是以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为核心；五是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障；六是以真正转变农民身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一化二”是指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西部区域性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用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作为来真正体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从而达到有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难题的目的。

（三）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的主要特征。政府创新制度环境，市场活化经济资源，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实验区正是较好地运用了政府和市场这两支巨手，从改革旧体制入手去打破城乡分治的政策环境，激活生产要素，用一体化统筹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可谓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和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多得的创造性实践。

二、几点启示

通过考察学习，我们深深感到，成都实施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气魄之大，措施之力，效果之显，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那么，就一个地方而言，现阶段究竟如何做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篇大文章，践行好科学发展观，关键在哪里？我觉得通过本次在成都的考察学习，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启示。

（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的发展目标，是确保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基本前提。现阶段，我们讲统筹城乡发展，首先应该有一个旗帜鲜明、正确的出发点，这是统领我们改革的灵魂和基石。那么，现阶段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根本目的，显然应该是把改善民生和寻求区域性经济可持续发展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必须始终坚持好这个定位，才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改革才有可能不断向前推进。可以说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就是如此。通过考察不难看出，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战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科学发展战略。改革几年来，市委、市政府在改善民生和加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他们在反复论证、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多项惠及民生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几乎覆盖了农村养老、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教育、村级组织运行及农村基础设施改善等各个层面，须直接增加的财政投入数额巨大，在全国属首创。对此，市委、市政府可以说是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想而知，这如果没有决策层坚定的改革决心和非凡的政治胆略，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也正是因为政府的政策支持，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极大地增强了基层的改革信心，也激发了全民的参与热情，从而牢牢把握住了工作的主动权，使整个改革呈现出上下有序整体联动的良好局面。

（二）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是确保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客观地说，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不仅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暂新课题，在工作中没有多少现成模式可供借鉴。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创新新思路，解决新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涉及到改革的方方面面，异常复杂，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应该说仅靠政府的协调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可能会更有效。关于这一点，在成都战旗

— 3 — 村、农科村考察时感触很深。例如他们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农地流转这项非常复杂和慎重的工作中，政府并没有大包大揽，作为政府只是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和工作流程，致于具体的土地确权、流转事项的处理，都是依托村民议事会、村民理财小组等村民自治组织按照习惯性原则和相关法律规定的议事程序推进到位的，不仅办事效率高，而且农民感到公平合理，心里踏实，也乐于接受，许多矛盾和问题也得到了有效化解。用成都市领导的话说：“老百姓的事放心让他们自己去办更好”。

（三）科学规划，完善政策，建立长效机制，是确保改革可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在统筹城乡发展改革中，无疑肩负着总设计和总指挥的重大职责，可以说这个中心梳纽的决策水平和指挥水平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讲，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一个方案是否可行，一项规划是否科学，一项政策是否合理，都将直接影响到改革能否持续向前推进。这就要求我们的决策者们对改革的每一项决策，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保持清醒头脑，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失误，确保决策的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否则，任意一项不应有的决策失误，都将可能使改革遭受重大挫折。成都八年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市委、市政府曾下发了近一百个涉及各个改革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和配套的改革政策体系，而每一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可以说都经过了一个深入调查研究和反复科学论证的过程，既没有短期行为，也没有政策体系的断层，出台的政策不仅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科学性、理论性和前瞻性，真正成为了统帅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重大工作部署的行动指南，使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辉煌。

(修改)考察学习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经验的心得体会 第2篇

内容提要：近年来，四川省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进行了一些大胆探索、创新，在不少领域取得了突破。本文介绍了成都市的主要做法与经验，包括：“三个集中”（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域成都建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得出重要启示：城乡统筹发展是一个大趋势，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必须有效地激活生产要素，必须用抓城市、干工业的方式发展农村和农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借鉴成都经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了借鉴成都“五朵金花”运作模式发展我市城郊生态旅游产业、探索建立林权交易中心、进一步完善“三农”服务中心运作模式等具体建议。

3月初，市委政研室组织了闽西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有关研究人员赴成都市及其下辖的彭州市等地考察统筹城乡发展经验。考察适逢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从媒体获悉，一些代表、委员建议要把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经验推广到全国范围。通过翻阅当地文件，与当地政府部门领导接触、座谈，到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实地了解以及采访当地农民，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进行了一些大胆探索、创新，在不少领域取得了突破。特别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有效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充分体现了“全域成都”的理念，取得了成功经验，受到了农民欢迎。成都市的有益探索，其运行理念和发展模式值得我市在城乡协调、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中参考借鉴。

一、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做法

成都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始于2003年。2007年被批准为国家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其在改革“深水区”进一步“试水”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2007年开始“破茧而出”。特别是2008年1月1日，成都市委出台的“一号文件”——《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及之后有关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农业保险、工商登记、农村金融、村级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一系列配套文件的出台，掀开了一场不事张扬但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的改革大戏，并结合去年“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深入推进。主要做法有：

1、以“三个集中”为核心

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把“三个集中”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方法，以此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1）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强力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制定了城乡一体的工业布局规划，通过制定引导政策和建立投资促进机制，强力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将原规模小、布局散的116个工业开发区，调整、归并为20个工业集中发展区（除高新区外），形成了中心城区与卫星城和中远郊区，以及工业集中区与工业点的产业梯度布局、错位竞争的新格局。2008年入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775户，工业增加值的集中度达68.2%。

（2）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积极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遵循“因地制宜、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稳步推进”的原则，科学规划建设城镇新型社区和农村新型社区，配套完善基础设施，梯度引导农民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全市共规划建设600个农村新型社区，近27万农民住进了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彭州市磁峰镇鹿坪村在震灾中受损严重，重建中，按照“四性”（体现发展性、多样性、相融性、共享性）原则设计了以千亩荷塘为中心，观光区、居住区、产业区由内而外发散式分布重建规划方案，建成后居住环境不亚于城市。其实，彭州市441个灾后安置点的规划设计，都展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美好画卷，得到了广大农民衷心欢迎。在这次灾后重建中，成都市运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

（3）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稳步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转包、租赁、入股等形式，稳步推进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种植大户等形式的规模经营集中，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发展。5年来共流转农用地235.6万亩，其中流转耕地170.8万亩，全市2000亩以上集中成片的粮食规模经营面积达2.6万亩。建成标准化特色农产品基地152个，新建农村专合组织1911个，培育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15家，联系带动农户135.2万户。以彭州市灾后建设为例，紧紧围绕这个思路，该市制定了以打造“一港、一园、五基地（即濛阳现代农业港、现代农业主题公园、西部规模化蔬菜产业基地、中华川芎产业基地、标准化优质猕猴桃产业基地、标准化养殖畜牧产业、冷水鱼产业基地）”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产业化规划，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2、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三个集中”需要城乡一体的市场基础，对市场化配置资源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使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显著特点是：市场化、资本化、一体化。市场化是指农民房屋、集体土地经营权、林权等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资本化就是上述产权都可以象资本一样用来抵押贷款；一体化就是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转（交易）没有障碍。这些都是对现行《土地管理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突破的一种尝试和探索。2007年7月，在《关于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意见》面世后，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的第一个文件便是《关于深化城乡统筹开拓现代农业新局面的意见（试行）》。其中，明确提出，“积极推动农村集体土地资本化”。这也是成都首次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提出“积极推动农村集体土地资本化”。成都最早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是锦江区。该区从2008年初开始，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为核心，按照确权是基础、流转是关键的原则，将改革分为确权颁证、土地整理、流转交易三个环节。该区提出了“大统筹、大集中、大流转”的理念，即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将全区视为一个整体来统筹推进，把除三圣乡“五朵金花”以外的所有农户，全都就近集中引导到两个新建的新型社区去居住，把经过确权、登记、颁证后的集体建设用地，和经过土地综合整理，置换出来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扣除农民新居用地剩余部分，全部集中起来，统一对外流转交易。继2008年10月成都诞生全国首家综合性农村产权交易所后，各县（市、区）相继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交易范围包括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经济组织股权等农村产权流转，还为农业产业化项目提供投融资专业服务。成都通过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了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这一改革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给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颁证，创新了耕地保护机制，推进了农村产权流转，夯实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

以彭州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例：该中心成立于去年11月，工作人员由县国土、房管、农发、林业等业务主管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下设市场拓展部、信息部、财务部、行政部、风险控制部。凡是进入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的农村产权项目，均按以下流程办理：委托产权资产评估（需评估的）——产权拥有人提出交易——申请产权交易所受理——产权查档确认登记——项目挂牌发布信息——组织洽谈——确定交易方式——成交签约——结算交割——产权变更登记。中心不以盈利为目的，对作为转让方的农户，不收取交易服务费用，对受让方只收取交易服务成本费用。

3、全域成都

成都被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标志着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深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全域成都”的理念推进试验区建设。“全域成都”的核心内容是统一规划和建设成都1.24万平方公里市域，形成“一区两带三圈层四基地”布局格局。“一区”：1个特大都市区，由中心城和华阳、新都、龙泉驿、双流、温江、郫县等6个新城构成；“两带”：龙门山和龙泉山两个旅游发展带；“三圈层”：成都城市的三个圈层；“四基地”：争取用10年时间，将成都建成中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域成都”强调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打破区域分割、城乡分割和行政体制障碍，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功能要求，实现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心城区着重考虑更好地发展高端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周边区县则更好地承担制造业和居住功能、生态功能，但它们又不是分割的，而是城乡间、区域间紧密联系的一个有机体系。为实现上述目标，他们首先抓了各项规划的编制和完善。2003年，成都重新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中心城区和所有乡村都纳入其中。这次统筹城乡的规划编制内容主要有四个：（1）城镇体系建设规划。规划建设14个中等城市、300个小市镇，并按照城镇标准规划建设2000个农村新型社区。（2）“四大产业基地”建设规划。围绕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四大基地”建设，一是以高新区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二是以经济开发区为核心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三是以中央商务区建设、新城建设和龙门山、龙泉山脉整体开发为主要载体的现代服务业基地。四是统筹农业特色产业优势的现代农业基地建设。（3）市域交通体系建设规划。按照市域交通一体化、区域运输综合化、交通管理智能化和建设中西部一流的交通枢纽的要求，大力推进市域交通“五网”（轨道交通网、市域高速公路网、中心城区快速路网、市域干线路网、新市镇路网建设），建设覆盖全市城乡、高效便捷的交通体系。（4）市域公共服务均衡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深化城乡就业制度改革，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和农村低保、住房、上学、就医等社会救助制度，大力推进教育、卫生、文化等体制改革，加快完成农村中小学、卫生院（站）、公共文化设施等硬件建设，切实解决好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问题。

调研中，锦江区“三圣花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是成都市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打造“全域成都”，以城带乡、以工辅农的一个成功范例。“三圣花乡”地处成都市郊，现辖区内拥有“花乡农居、幸福梅林、江家菜地、东篱菊园、荷塘月色”等“五朵金花”，总面积达15000亩，从2003年开始运作，走出了一条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的都市观光农业发展之路。2006年被国家旅游总局评为AAAA级风景旅游区。其运作模式主要是：

（1）因地制宜，错位发展。锦江区农村地处城市通风口绿地，非城市建设用地17.3平方公里，按规划不能作为建设用地。但他们充分利用地处城市通风口紧邻大城市的地缘优势，以及传统的花卉种植历史，因地制宜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创造性地打造了花乡农居、幸福梅林、江家菜地、东篱菊园、荷塘月色“五朵金花”，探索了农民不再把离乡进城作为进入现代化的唯一途径，而是就地享受城市化的文明成果，成为了令人羡慕的“新市民”。如今，“五朵金花”错位发展，“花乡农居”以发展小盆、鲜切花和旅游产业为主；“幸福梅林”围绕梅花文化和梅花产业链，发展旅游观光产业；“江家菜地”以认种的方式，把传统种植业变为体验式休闲产业，实现城乡互动；“东篱菊园”突出菊花的多种类和菊园的大规模，形成了“环境、人文、菊韵、花海”的交融；“荷塘月色”优美的田园风光，成为了艺术创作、音乐创作的艺术村。

（2）景观化打造，城市化建设。坚持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在成都市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产业规划的框架下，科学制定“五朵金花”景区规划，同时，按照城市建设标准，政府适当投入景区的道路、污水处理、天然气、光纤电视等农村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实现了道路、通讯、互联网、光纤和天然气等的户户通；采取“农户出资、政府补贴”的办法对农房实施景观化改造，整个“五朵金花”景区仅投入约1.8亿元，就搭建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平台，建成的绿地成为市民休闲的开放式公园，而且找到了后续管理成本的平衡点。

（3）文化润色，产业支撑。把文化因子和产业因素注入“五朵金花”，以文化提升产业、以旅游致富农民、以产业支撑农业、以品牌塑造形象，促进传统农业向休闲经济发展，培植生态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挖掘幸福梅林的梅花传统文化，赋予荷塘月色的音乐、绘画艺术内涵，再现江家菜地的农耕文化，展观东篱菊园“环境?人文?菊韵?花海”的菊花韵味，变单一的农业生产为吸引市民体验、休闲的文化活动，使文化产业与农业产业相得益彰。鼓励支持观光道路两侧的农户，依托改造后的农房，采取自主经营、与别人联营、出租给有实力的公司等方式，发展乡村旅游，推出赏花、休闲、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旅游项目，满足了不同消费需求游客的需要，促进农民增收。利用幸福梅林种植有230余个品种22万株梅花规模和优势，开发梅花系列旅游产品，形成梅花产业链。

（4）市场运作，农民参与。坚持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手段，通过引进成都维生、台湾大汉园林等花卉龙头企业，吸引了民间资金2亿元，政府每平方公里仅投入1500万元就建成了开放式的休闲绿地。同时，村集体通过土地整理，将集体土地、堰塘、荒坡等资产出租后，回笼的资金又用于“五朵金花”景区的提升打造。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农户利用改造后的农房，采取自主经营、合作联营、出租经营等方式，开办了266家农家乐，推出了休闲观光、赏花品果、农事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旅游休闲项目。

此外，有效吸收社会投资也是“五朵金花”成功的秘诀之一。打造“五朵金花”，锦江区政府（含街道办事处）投入9745万元。随着环境打造，基础设施改善，大量社会资金纷纷介入，参与项目运作。目前，吸引社会资金投入达1.67亿元，后续社会资金正以强劲的势头，源源不断的参与到打造“五朵金花”之中，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注入了不竭的发展动力。

4、合而治之。长期以来，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城乡管理上政出多门、职能交叉，一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下不了乡。为此，成都市坚持自上而下，统筹整合行政资源，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是稳步推进市和区（市）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先后实施了规划、农业、交通、水务、林业和园林等涉及30多个部门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从2004年起，成都市开始对城乡分割部门动“手术”：撤销市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市农业委员会，区（市）县成立城乡一体化工作局或农村发展局；成立市水务局，对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撤销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成立市交通委员会。通过机构改革整合，改变了以前各自为政、资源浪费的现象，科技、人才、资金等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行政成本大大降低，加快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

二是积极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市、县、乡三级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加大了市级财政对困难区（市）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实行了“乡财县管”，形成了对“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三是全面实施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机构设置上，撤并30%左右的乡镇、47%左右的村，精简乡镇机构各类人员5000多名。在职能转变上，做到“三个强化、三个弱化”，即：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强化对本辖区内社会经济的规划、协调、服务职能，弱化直接参与生产经营的职能；强化城镇建设管理职能，弱化传统农业管理职能；强化公益事业发展职能，弱化事务性和技术性职能，使乡镇政府由行政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由传统二元结构型向城乡发展统筹型转变、由计划经济指令型向市场经济指导型转变。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社区管理办法，实施了“村改居”工作。通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市到乡初步建立了城乡一体、高效运转的管理体制。

二、成都经验的启示

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和大农村结构，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具有典型意义，其发展模式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动大农村，也是中国其他地方城市化发展的一个范例。因此其做法对我市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城乡统筹发展是一个大趋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而城乡之间管理体制的二元结构成为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五年来，成都市坚持把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置于同等的地位看待，把统筹城乡的思想贯穿于发展规划、工作部署、政绩考核等具体工作中，确立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同时从建设规划、产业布局、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户籍管理等方面，采取强有力措施切实推进，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新型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共同繁荣，成为全国瞩目的城乡统筹发展的典范。城乡统筹发展大势所趋。我市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宜提上日程，加快推进。

2、有效激活生产要素是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的关键环节。成都市在有效激活生产要素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可资借鉴的经验。参照成都市的做法，我市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1）推动土地要素自由流动。在农村土地方面，通过土地确权、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建立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业主投资激励机制、农户利益保障机制和政府管理机制，形成“政府协调、群众（业主和农户）参与、社会服务”的流转机制。（2）推动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培训、就业优惠政策、就业援助、就业工作责任等体系和就业服务网络，在健全完善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制度的同时，着重抓好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乡一体的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健全，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3）推动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积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投融资平台，为鼓励更多的资金参与城乡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3、推进城乡统筹必须用抓城市、干工业的方式发展农村和农业。成都市“三个集中”，实质就是促进工业园区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目前成都市630万亩耕地中，实现规模经营达150万亩，而且每年还以50多万亩耕地实现规模经营的速度在推进，今后5年耕地规模经营比重将达到60%。农民向城镇集中，则实现了农民市民化。我们可借鉴成都市“三个集中”的做法，促进城乡大范围内的资源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的高效整合，促进城市和农村在产业布局、规划统筹、资源配置等方面有机融合，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大量地把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上来，转移到城镇来。

4、“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机制。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在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初期探索中，更多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注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比如完善规划体系、进行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大对农村、农业发展的转移支付力度等，这些措施在改革初期可以起到很好的撬动作用。但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改革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这一统筹城乡的内生动力，这就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建立规范的一级土地市场，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统筹城乡发展。

三、几点建议

成都是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他们的经验很大部分是在一种特殊的政策环境下形成的，有的是目前我们没办法学的经验。但是成都经验中先行先试的精神实质，以及一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中的做法是我市值得学、可以学的经验。几点具体建议如下：

1、借鉴“五朵金花”运作模式发展我市城郊生态旅游产业。我市许多乡镇与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有相似之处，发展城郊农业观光旅游潜力很大。近年来，我市新罗区龙门镇洋畲村、岩山乡莱山村、山前村、上杭县古田镇五龙村、连城县揭乐乡等地观光农业的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但是我们的运作方式有几个不足：一是分散；二是规模不大；三是主要靠政府引导，缺乏工商资本注入；四是文化韵味不浓；五是没有品牌带动。虽然这一产业很有市场空间，但是效益不是很明显。可以借鉴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五朵金花”的运作模式，围绕龙岩中心城市以及各县（市）城关周边乡镇，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业。（1）政府做好规划。把城郊周边乡镇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引导发展各具特色的观光农业。先期投入一定资金，引导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对土地进行统筹规划，农民土地经营权可采取入股、租赁等方式流转出来，集中经营。（2）引入龙头企业。让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乡村特色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农民可在企业就业，成为产业工人。（3）注入文化因子。如挖掘龙岩山歌、采茶灯、石佛公庙会、郭公文化节、东肖文化节，土楼文化、客家婚俗等民俗文化，以增加传统产业的文化附加值，使文化产业与农业产业相得益彰。（4）打造品牌。借鉴“五朵金花”的品牌策划模式，将近郊乡镇观光农业统一策划、打造一个响亮的品牌，并且扩大宣传，提升知名度、影响力。

2、探索建立林权交易中心。成都各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入综合配套的推进阶段，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然而，目前我市土地、农村房屋产权在城乡之间的无障碍流转仍受法律法规的制约。而林权流转方面，没有法律限制城市资本对农村林业产业的投资。可借鉴成都做法大胆探索和突破（我省三明市亦有先行经验）。彭州市于2007年８月成立了四川省第一家县级林权流转交易中心（后并入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专业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林权登记发证、森林资产评估、融资抵押登记、林产林权交易、政策技术咨询服务、发布木材与活立木价格信息，并提供其他林产品交易服务。还出台林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采取林权抵押贷款方式解决重建资金问题。借鉴他们的做法，我市可以着手尝试：（1）成立市、县级森林资源交易中心。在认真总结和完善中都、洪山等地流转办法的基础上，依照相关法规制定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森林资源流转，建立林权流转活立木交易机构，促成活立木交易，在林农和城市理财者之间搭建起资源互通、利益共享的渠道，为林权人拥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进行合理、有效流转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综合服务，为林权制度改革开启市场化之路。（2）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工作。大力发展林业小额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破解制约林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加强与农信社的合作，充分发挥其网点遍及乡村、点多面广的优势，开展林业小额信用贷款工作，优先开展竹业小额贷款；加强与农业发展银行的合作，探索建立林业部门推荐项目，农发行独立审贷，多方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和长效机制，推进木竹加工企业或“公司+基地+农户”的融资；推进林业担保机构建设，通过林业担保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以林权证提供反担保，或林权证直接抵押贷款，解决中小企业及林农的融资难问题。

(修改)考察学习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经验的心得体会 第3篇

关键词：医疗保障,城乡统筹,成都市,经验

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大型中心城市, 成都市城乡居民各占一半, 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特色。因此, 能否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对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意义重大。从2003年召开第一次推进城乡一体化现场会到2007年被确定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今天, 成都市致力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取得了不斐的成就。实现医疗保障城乡统筹不仅有利于增强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提高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的运行效率, 还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已成为大势所趋。作为全国较早开始进行医疗保障城乡统筹的城市, 成都市的成功经验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成都市成功实现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经验有如下几点:

1 “全面覆盖—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统筹路径

在对现有的各项医保制度进行扩面、完善, 实现对城乡居民的全面覆盖的基础上, 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 最后朝着城乡一体的目标迈进。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之后, 成都市先后建立了农民工医疗保险 (2003年) 、失地农民医疗保险 (2004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004年) 、少儿住院医疗互助金 (2005年) 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006年) 。随着医疗保障扩面行动的不断推进和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 成都市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07年,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人数达1001.95万人, 基本上覆盖了城乡所有劳动者以及全体城乡居民。随后, 成都市废止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少儿住院医疗互助金制度, 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打破了城乡医疗保障二元结构,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统筹。成都市将下阶段的目标确定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并轨, 实现医疗保障城乡一体。

2 统筹过程中注重新制度与原有制度的过渡、衔接和协调

成都市在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医疗保障城乡统筹的过程中, 非常重视与原有制度的过渡、衔接和协调。一是新制度与新农合的过渡和衔接。成都市城乡成年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分设100元、200元、300元三档, 财政补助的基本标准统一为每人每年80元。如果按100元的基本档缴费, 农民每人每年只需缴费20元, 与新农合的费用相同, 不会增加农民负担。二是新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协调和衔接。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在医疗保险关系终止后, 可在规定的缴费时间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是各项医疗保险制度与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与整合。成都市将部分医疗救助作为参保补助整合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 城市“三无”对象、农村五保户、低保人员和农村优抚对象中的贫困户的个人缴纳部分由民政部全额补助。而且,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低保人员、农村五保户残疾人等困难人员, 按规定比例报销后仍有困难的, 可申请医疗救助。

3 实现了医疗保险管理、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

成都市于2007年3月成立了医疗保险管理局, 作为成都市劳动保障局下属的二级局, 统一管理城镇多层次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而有效整合了医疗保险管理资源, 解决了城乡分割的医疗保障体系下存在的机构重叠、人员冗杂、管理内耗和规模不经济的问题。

此外, 成都市还将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定点医疗机构统一命名为“成都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城乡统筹管理。整合后的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实行统一签订《服务协议》, 统一医疗费用结算办法, 统一医保业务考核。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统筹, 有利于整合资源、规范管理、方便参保人员就医, 并适应了市级统筹需求。

4 重视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险问题

农民工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特殊群体。作为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 他们对成都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 如何建立适应农民工需要的医疗保障制度一直是困扰政策制定者们的难题。在新建立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 成都市将“父母一方具有本市户籍或居住证的年龄满1个月以上的婴儿、散居学龄前儿童等”也纳入了参保范围, 为农民

工子女的医疗保险提供了保障。

2008年, 成都市出台《促进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规定参加综合社会保险的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因患病住院后的报销标准, 改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执行。为了鼓励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 政府还按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给予用人单位一定年限的社保补贴。《意见》还明确规定, 随同农民工进城居住的农村家庭成员, 可以继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也可以转为城镇医疗保险。根据《意见》, 农民工和城镇职工拥有了相同标准的基本医疗报销标准, 是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巨大进步。

5 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改善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一是增加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成都市各级财政2004年至2007年对卫生总投入29.14亿元, 其中对区县卫生补助由2002年的1.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4.34亿元, 增长308%。成都市完成了公立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和村卫生站改造, 完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16个, 总投资1.62亿元, 建筑面积达6.39万平方米。农村卫生院国债项目有71个, 建筑面积6.42万平方米, 总投资4489万元。完成标准化卫生院建设项目223个, 建筑面积4.54万平方米, 总投资3.78亿元, 其中市财政投入两亿多元。此外, 成都市还特别制定了一些扶农政策, 比如将乡镇公立卫生院为居民提供的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和慢性病预防控制,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卫生信息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列入财政补助范围。

二是实行农村卫生一体化管理。“既然要均衡发展, 就要结合农村本身的特点。靠乡镇卫生院看大病、看疑难病, 是不现实的。农村的突破口就应该是公共卫生服务。”新津县卫生局局长聂劲说, 成都市以新津县作为试点县, 实行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 彻底改变了乡镇卫生院的功能定位。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不仅承担治病的工作, 更将重点放在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等工作上, 实现了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体, 基本医疗服务作支撑的功能性转型。仅新津县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就由过去的13项增加到61项, 公共卫生工作量也相应增加了5倍。

三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监督功能。成都市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卫生监督协管员制度。按照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公立卫生院聘用2名~3名专职卫生监督协管员, 人员经费 (含工资福利和工作经费) 基本支出纳入社区和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统筹安排, 管理经费列入本级卫生执法监督机构部门预算, 每年政府各级财政投入2600多万元专款。目前成都市已形成市、县、乡 (街办) 卫生执法监督体系, 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城乡全覆盖卫生监督网络化管理。

(修改)考察学习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经验的心得体会 第4篇

3月7日，由区政府副区长袁虎迪率区城乡统筹发展办公室、永安路街道办、天宝路街道办、锦阳路街道办、董家河镇、孙塬镇以及东街村、北街村、南村、王家砭村和孙塬村负责人一行赴四川省成都市，对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工作进行了考察调研。

在双流县，考察团在双流县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双流县统筹城乡发展演示大厅，全面了解了双流县统筹城乡的主要做法和成果。参观了兴隆镇瓦窑村的中心社区建设。

在都江堰市，考察团在都江堰市副市长韩冰和都江堰市发展和改革局、都江堰市统筹城乡工作局主要负责人的陪同下，召开了座谈报告会，听取了都江堰市统筹城乡的理念、规划、做法和经验介绍，双方就如何做好统筹城乡发展工作以及统筹城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如何争取国家、省、市统筹城乡试点区等方面进行了座谈与交流。考察了都江堰市天马镇金龙社区和上海市援建成都一街区两个社区以及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工作。

在成都市区，考察团重点考察了成都市的宽窄巷子，大开了眼界，极大地开拓了古城建设的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耀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和 1

蓝本。耀州城内有四大巷道，可以将四大巷道逐步改建成耀州的“宽窄巷子”。

随后考察团在成都市召开了座谈会，交流学习考察体会，结合考察体会和我区实际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座谈。大家一致认为：

一、双流县率先在全国提出工业向集中发展、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农用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的“三个集中”，走出了一条县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双流模式”，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三大模式之一。特别是土地经营权“长久不变”开全国先河，在土地流转、产业支撑、保障到位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创造出了在全国有影响的经验，十分值得借鉴。

二、都江堰市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确权颁发集体土地所有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林权证、承包地经营证、房屋所有权证）为突破口，破除了市场体制二元分割的壁垒，探索出了“还权赋能”的新路子。巧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大力开展土地综合治理，实行土地指标外挂，节约出大量土地，获得了巨额的土地指标出让权益，构建起以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为重点的城乡资源要素管理分配机制，统筹解决好了耕地保护的“动力”、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农村发展的“资金”三大难题，先行先试探索出了统筹城乡、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修改)考察学习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经验的心得体会 第5篇

转载日期：2012-7-17 23:54:00 来源：互联网

● 陈伯君

一、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新经验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就举世注目。但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可持续性。不仅因为经济增长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以及经济社会不协调、基层群众没有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等，还有自然资源、社会资源“贱卖”等因素。由此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留下包括城乡之间在内的“发展很不平衡”等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很多年了，由于业已成型的增长方式惯性太大，实效不大。

在中国众多经济增长方式中，影响全局的是城市化方式。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重在追求城市经济迅速发展。无疑，把重要的资源、稀缺资源配置给城市，肯定比配置到农村产生更大的效益。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农村不仅要贡献土地等稀缺资源，还要长期贡献税费等资金资源（主要指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而城市却获得再发展的资本。城市经济突飞猛进，农村依然步履蹒跚，城乡差距日愈拉大。这样的城市化是地区经济畸形发展的城市化，是没有可持续性、加大社会矛盾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另一种方式，是成都于2003年就开始探索的“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重在建设农村、发展农村、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服务、公共产品供给城乡均等化。4年多的实践，成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都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望在继续探索和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指导思想就是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6月25日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在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上，自然有三条底线不能突破：1.不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代价的经济增长；2.不是以少数人占有大部分增长成果；3.不是“贱卖” 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权力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此，形成三条需要遵循的标准：1.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2.能够使基层的群众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3.公平合理地配置自然资源、社会资源。

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取决于政绩考核的价值取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多年收效不大，关键是传统的政绩考核要求在发挥导向作用。因而能否做到“三不三要”，取决于能否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的政绩观。这就需要成都先行一步，坚决废除单纯以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形象工程等为主要指标考核干部政绩和选拔干部的作法，将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式分解为具体的、可量化的考核干部政绩和选拔干部的标准。能否确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观，能否创新考核干部政绩和选拔干部的标准，能否践行科学发展的政绩考核标准，是创新发展模式的关键。

我们必须明确，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是前提，是基础，极端重要，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不等于发展。必须明确，经济增长总是以消耗一定的资源为前提的。资源总是有限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必须与资源再生的速度大致吻合，决不能以代际矛盾为代价。而且，中国是人口大国，如果人均GDP水平达到现在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资源难以支撑。所以，向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看齐，不是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中国发展的终极

目标应是体现以人为本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是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所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创新政绩考核体系和标准，实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为目标的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更适合中国实际和长远目标的增长方式。

二、为转变政府职能创造新经验

所谓改革进入关键时刻，进入深水区，是指我们过去的改革，主要是增量改革，也就是说，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体制，在不做大的拆解情况下，创造新体制。现在看来，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传统体制弊端造成的，因而下一步改革，是存量改革，对那些阻碍甚至破坏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传统体制做彻底的拆解。

阻碍甚至破坏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传统体制，主要反映在大型国有企业、金融和政府职能三大领域。重庆成都既不是大型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也不是金融最集中的地方，因而重庆成都在政府职能改革上应该有所建树。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职能表现为“二元经济政府职能”。经过长时间的改革后，政府的市场经济职能有重大发展，同时，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职能仍在发挥作用。由于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政府职能和市场经济调控市场的职能交差融合，使得政府权更容易受到“经济人”的诱惑，谋取自身利益。“二元经济政府职能”使政府在调控市场的公正性大打折扣，毁誉参半。一方面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成就斐然，另一方面政府权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上也得天独厚，腐败屡禁不止。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受群众欢迎的增长。这样的政府，既不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需要，也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所需要。

转变政府职能，关键是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尺度。政府应最大限度地退出经济利益领域，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凡是有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统统退出，绝不与民争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能够很大程度地削弱政府权的含金量；退出有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将进一步削减政府权的含金量，才可能建成一个清廉的政府。一个清廉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能否转变，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构建新型的党政关系。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这里所要求的党政关系，是以领导和被领导为前提，行政机关相对独立负责地工作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随着党委“一元化”领导的强化，政府相对独立负责地工作名存实亡，即使在今天，地方党委深度介入具体经济事务，还是普遍现象。党政关系难以调整到位，执政权之所以迷恋行政权，替代行政权，其中奥妙在于行政权是配置资源的权力，有巨大的寻租空间。一些担任地方要职的党委书记，如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贵州原省委刘方仁，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等，都是执政权替代行政权酿成的恶果。腐败成为顽症，追究到体制上，就是执政权与行政权交差融合。这样交差融合，既降低了执政权的政治地位，也不利于执政党对政府的领导和监督。执政党有向政府推荐重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对政府权执行不力、执行不好的领导干部，可以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给予党纪处分，甚至撤消职务，就是不能干涉具体经济事务，介入具体经济事务。党委介入经济工作，主要是“驾御市场经济形势”。党委必须保证行政机关“独立负责地”工作。

国家的政治结构总是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如今，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已经发生重大变革，所以，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党政结构、党政关系也应发生相应的变革。以《宪法》和《党

章》明确的要求为准则，建设新型的党政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成都应大有可为。

三、为壮大农村市场经济主体创造新经验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目标之一，就是在农村培育出市场经济要素。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甚至中国市场经济的滥觞也可以追溯到曾经占据半壁河山的乡镇企业。但是，随着改革继续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始终处在萌芽状态。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成，市场经济已经涵盖城市经济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农村农业经济在生产和交易方面基本上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的阶段。在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是由城市经济（第二、三产业经济）与农村经济两大经济做组成。由于农业向来是弱势产业，农业经济向来是弱势经济，当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后，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年年不忘关心农事，事实上各地政府都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经济这一块上。城市经济具有远比农村经济大得多的比较效益，又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必然选择，各级政府自然不遗余力发展城市经济，改革的重点、建设的重点、投资的重点都向城市倾斜。这样做，本身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任何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不可遏止的趋势。因其如此，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农业经济必然被弱化。一方面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弱化，这样的市场经济是畸形的市场经济。在这个畸形发展的市场经济里，注定了农民增收困难。

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农村都不具备，或者说不成熟。比如，市场主体，生产资料的产权等。如今，市场经济已经长足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成，这一切，可以说与农村太远，农村难以充分分享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很大一块应该是培育和壮大农村市场经济主体，改变农民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基本上仍是自然人的状况。这些分散的自然人，由于不具备法人的资质，迎接市场竞争、市场博弈，不堪一击，更难以实现理性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所以，统筹城乡发展，在城市市场经济主体已经非常成熟、非常强大的现实面前，重要的是培育和壮大农村市场主体。通过多种方式、多种形式将农户组织起来，如以农户平等投资、平等分享利益的经济组织，以产业大户为主、其他农户介入的经济组织，或以产品为纽带的经济合作组织，等等。总之，利用各种方式、各种形式将尽可能多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成熟的市场主体和利益同盟。为了加快农村市场主体的培育，政府的资金扶持、政策扶持应该主要放在这些市场主体上。至于难以组织起来的老弱病残，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帮助。

土地是农户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培育农村市场主体，最大的难点是如何组织农户土地的集约化生产。因此，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改革，与农户的组织起来是唇齿相依的两大难题，作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理应要闯出一条新路。

四、为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创造新经验

我之所以把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单独提出来，是因为能否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将很大程度影响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成效。

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第一步是确立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产权主体地位。这是《宪法》和国家相关法规允许范围内的改革。《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历史上太多的教训告诉我们，凡是权属不清的东西，都容易被强势力量轻易夺走。理论上讲，中国现有法律条款对农村土地的权属界定是清楚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使用权拥有者同时也是所有权拥有者（集体）的组成部分。虽然所有权是最基本、最核心的产权，但使用权更具有实际意义。特别是在国家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长期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的实际意义更大。然而，几十年来形成的利益关系是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当这种利益关系被强势力量主宰后，现实中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利益就非常脆弱。又由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既有联系，又相分离，强势力量往往刻意模糊农民与集体之间对土地权属的界定，以利于在强征农村土地时降低行政成本和经济成本。2003年1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实施以来的这些年，农村土地继续流失，农民的权益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而且利益受损程度更加严重，根本原因就因为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产权主体缺位。所以，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改革，不过是借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东风，强化现有法律条款对农村土地的权属界定。同时，确立农民在土地使用权权属方面的主体地位，也是治理土地供给混乱、正本清源的根本方略。

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一方面是单家独户的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太弱小，另一方面就是农民的最主要、最基本的产权——土地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长期模糊不清。农业土地具有农村市场经济核心要素地位，而产权模糊，是农村经济难以融入市场经济大潮的根本原因。

如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进入完善阶段，但市场化改革仍然主要围绕二、三产业方面展开，如以“明晰产权”为主的国企改革已经接近尾声。第一产业的基本要素、核心要素——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的市场化改革还没破题。所以，无论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方面的薄弱环节，还是切实保障农民利益，都需要对农民土地使用权进行市场化改革，确立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项权属的主体地位，拥有如城市居民房屋产权那样神圣的、不可随意侵害的权力。

同时，确立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拥有产权，将更有利于解决农村生产力，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更有利于将农民组织起来，推进农业现代化，意义重大而深远。

对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第二步是统一使用权和所有权，使农民对土地这样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有更加完整的产权。

统一使用权和所有权，就是不仅农户承包地的使用权归农户所有，而且承包地的所有权也归农户所有，从根本上改变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状态，改变所有权刻意淡化使用权的状态，使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权属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产权明晰，进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统一承包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理由如下：

1.是中国革命成功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土地问题。“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革命的行动纲领和土地革命得以成功的保证。革命时期，在红色政权巩固的地方，都进行了土地改革，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得以成功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有政权保护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所以，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共和国历史上，有先例。

2.将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所有权划归集体，既有当时客观需要的原因，也有指导思想上没有弄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因。就客观需要而言，中国要搞计划经济，必然需要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土地集体化，是推行计划经济、实现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基本保证。就指导思想而言，没有弄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且这个阶段还相当长。当年土地划归集体所有的条件（搞计划经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都不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现实、很深刻的论断。中国的一切制度建设，都应该立足于这一论断，已有的制度安排，都需要用这一论断来审视和完善。

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将农民应有的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并不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那种认为将土地所有权由于集体划归农民后，农民可能会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一是混淆了过去社会制度与今天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作用；二是仍然将农民排除在人民政府的关照之外。城市无产者有基本生活保证，农村无产者也会有相同的保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就是要解决农村无产者与城市无产者同等待遇的问题。

4.土地小规模经营，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统一之后，农民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有权依法处置自己的土地。一方面，农民自己处置土地后会得到远比土地被征用要多的收入，已经进城务工并在城市安家的农民工才可能切断与农村的联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农民自己处置土地后会得到远比土地被征用要多的收入，这些转变了身份的农民工将有一大笔资金在城市发展，有利于中国城市化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撂荒的土地也有新主人，土地会得到更好的照应，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小规模经营土地的格局，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新的生产资料。

确立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和所以权的产权主体地位，将是一项触一发动全身的改革，是一项远比国企改革更难、更复杂的改革。重庆成都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不可回避，先行先试，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完善，创造出一整套能够确保土地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确保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五、为开拓农村发展资金渠道创造新经验

国家赋予重庆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权，不单是希望重庆成都自身有跨越发展，还包括希望重庆成都成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带动西部跨越发展，实现东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重庆成都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既是发展机遇，更是重任压肩。

长期以来，西部发展遭遇资金紧缺的阻击。受GDP增长的影响，西部有限的资金大多用在比较效益更大的城市发展上，发展农村，更是资金紧缺。西部农村发展，既不能完全依靠中央财政支持，也没有东部那样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区位优势，单靠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积累，西部农村难有重大发展。“钱从哪里来？”是西部城乡统筹发展并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将面临的难题。

将农村边远山区的土地整理后暗渡陈仓转变成城市用地指标，由此形成巨大的土地价差来积累资金，这样的做法后果太严重，没有可持续性，几乎是“饮鸩止渴”。

我的建议是成立“西部农村发展基金”。“西部农村发展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主要靠经营包括马彩等各种形式的博彩业。博彩业的收入按农村人口统计数在西部十二省市区公平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解放思想作为推动中国进步的发动机。思想解放极端重要。每一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都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使生产力的发展跃上新台阶。

市场经济曾经在中国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洪水猛兽，理论交锋十余年。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才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才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中国发展，不能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博彩业也是休闲产业的一种形式，本身没有制度色彩。体现制度性质的是博彩业的收入如何分配和使用。如果重庆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博彩业，收入归

西部十二省市区政府，作为“西部农村发展基金”，用于农村发展和建设，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博彩业可能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关键在于权衡利害，利大于弊，就可以先行先试。对于弊端，重在加强管理和控制。如今旅游业已经成为最大的朝阳产业。中国西部，不能走以重化工业带动经济腾飞的老路。西部生态非常脆弱，而旅游资源极其丰富。世界旅游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博彩业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博彩业，可以使旅游产业和旅游收入上升若干档次。如澳门，博彩业的收入占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部分；如美国拉斯维加斯，博彩收入也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很大的份额。这些发展博彩业的地方，没有听说由此社会治安问题加重，导致政府强行关闭。世界上很多有用的东西都带有致命的弊端，比如，电，对人的生命危害还轻吗？但如今人们一天也离不开电。对于有利有弊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弊端保持清醒的认识，加强管理，趋利避害，就可以利用。

博彩是人的天性。我们反对克隆人那样必然性的产物，更愿意遵循偶然性新生命是什么就什么，就是偶然性在发挥作用。偶然性是公平的发端。博彩就是满足人们对偶然性的需求。据一些研究专家介绍，中国每年有赌资6000千亿元外流。仅此一项，足见博彩在中国的资金基础有多大。何况中国地下博彩也没有禁止住。这是客观事实。既然禁不住地下博彩，不如放在阳光下，透明管理，地下博彩必将自然萎缩，社会还可能变得更清明些。而且，发展博彩业，又可为西部发展和建设农村积累相当可观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