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小康社会的定性定量分析

我国小康社会的定性定量分析（精选8篇）

我国小康社会的定性定量分析 第1篇

我国小康社会的定性定量分析

从定性上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该是更全面的小康，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小康；从定量的角度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应该有一个指标体系，它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镇化率等多个方面。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建党100周年时，GDP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完成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再奋斗30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高水平小康的定性分析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跃上一个新台阶。到2020年GDP总量将达到43200亿美元，在世界占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由目前的3.4％提升到7.6％。再奋斗30年，到2050年比2020年再翻两番，我国的GDP将超17万亿美元。届时，我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达到12％到16％之间。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工业化是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发展阶段，突出表现为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到202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产业结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贸易结构（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可以达到或超过高级阶段的参考标准，而就业结构（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和城乡结构（城镇化率）则会达到中期阶段而低于高级阶段的参考标准，可以说，基本实现工业化。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产品市场进一步健全，要素市场得到发展，90％以上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形成，更多的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该是更全面的小康，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小康。20年后，不仅经济建设和经济改

革会有历史性的跨越，而且在其他各方面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届时，将形成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该是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

城镇人口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西部大开发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东部地区有条件的地方会发展得更快，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小康社会的定量指标

从定量的角度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应该有一个指标体系。鉴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因素很难量化，参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考虑我们的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应当是：

（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我国为854美元。按照2000—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发展速度测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整个指标体系中的一个根本性、标志性的指标。这个指标达到800美元成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标志着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这既符合我国国情，也具有一定的国际可比性。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性标志应是开始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世界银行1999年的划分：低收入国家为760美元以下，下中等收入国家为761—303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为3031—936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9361美元以上。以此标准衡量，目前我国已经跨入下中等收入国家门槛。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跨度相当大，下限为761美元；上限为3030美元。

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水平，以及人口增长率等因素预测来看，要从人均854美元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进入门槛3030美元，大约需要经过20年的努力奋斗。从2001年至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翻一番，人口增长率年平均0.7％，2010年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600美元；2011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口增长率下降为0.5％，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050美元，刚刚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水平。也就是说，可以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

（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年为6280元。过去2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9％。今后20年，我国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同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被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基本可以保持过去20年的增长势头。预计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到12000元，2020年达到18000元。

（三）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0年为2253元。过去2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4％。前些年，增速放慢，但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农民收入已经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今后20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城镇化的巨大推动，农民收入将较快增长，按年均增长6％计算，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000元，2020年为7300元，距8000元的标志值还有一定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目前2.79减少到2.47，略有缩小。

（四）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恩格尔系数趋向下降，居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联合国粮农组织曾依据恩格尔系数，将生活水平划分为如下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者为绝对贫困状态的消费；50％—59％为勉强度日状态的消费；40％—50％为小康水平的消费；20％—40％为富裕状态的消费；20％以下为最富裕状态的消费。我国城镇和乡村的恩格尔系数，1980年分别为56.9％和61.8％；2000年分别为39.2％和49.1％；2001年分别为37.9％和47.7％。20年来，这一系数城乡分别下降17.7和12.7个百分点；最近10年则分别下降15和11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呈加快下降态势。按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计算，到2010年城乡的恩格尔系数应分别为30％和40％，2020年分别为25％和35％。

（五）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000年为19平方米。近10年年均增加0.5平方米，且呈现加快提高的趋势。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向满足“住”和“行”需求为主的大的转变时期，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会继续快速提高，按一年增加0.5个百分点计算，2010年达25平方米，2020年将超过30平方米。

（六）城镇化率。2000年，我国为36.2％。近10年城镇化率年均

提高约1个百分点。今后20年，我国将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每年还会提高1个百分点，到2020年将达到56％。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中期阶段是城镇化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日本在1947—1975年的工业化加速时期，城镇化水平由28％提高到75％，28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67个百分点。韩国1960—1981年城镇化水平从28％提高到56％，21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3个百分点。今后20年，我国工业化进入加速阶段，政策上还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扶持和引导，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七）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00年城镇居民计算机普及率为

9.7％，考虑城乡人口分布、城乡家庭户均人口数等因素，全国约为4.2％左右。1997—2000年城镇居民计算机普及率提高了7个百分点，并且呈加速提高的趋势，加上城镇化进程加快，到2020年可以基本实现计算机普及率20％的目标。

（八）大学入学率。2000年为11％，今年达到13％以上。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力度加大，高校继续扩大招生，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城乡居民对高等教育也有着强烈需求，今后一个时期，这一指标将快速提高，2010年达到20％，2020年达到30％。

（九）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2000年约为30％。我们认为，国家已经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中央财政也已安排专项资金给予支持，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将逐步完善，预计2010年这一覆盖面将达到50％，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70％。

（十）刑事犯罪率。目前是0.2％，到2020年达到0.1％。（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曹玉书）

我国小康社会的定性定量分析 第2篇

相关理论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影子银行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影子银行的传导机制分析。例如强培铮（2012）利用模型推导分析了影子银行的传导机制。第二，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例如易宪容（2009）认为影子银行通过证券化的方式进行信贷扩张。信贷扩张的过程就是链条的无限延长，但是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影子银行的体系就会崩溃。第三，影子银行的影响分析。例如季伟（2013）研究了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与商业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关系，认为影子银行规模小于47%，那么有利于提升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反之则产生反作用。高璐（2013）实证分析了影子银行的影响发现其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但是也会提高系统风险。

国外对影子银行的研究较为细致而深入，例如adrian（2009）等人共同研究了影子银行对金融监管的影响；gorton（2010）分析了影子银行的调节方法；nersisyan（2010）分析了金融危机（金融的脆弱性）与影子银行转向的关系；sergey ch-ernenko（2012）从货币市场的贷款行为出发分析了影子银行的摩擦。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可知，我国主要侧重宏观分析，而国外侧重单个角度分析。本文深入分析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近年来针对影子银行的政策，试图根据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情况与我国政策的变化深入分析影子银行的影响以及影响的传导路径，然后系统分析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现状与政策监管情况

（一）我国影子银行的整体发展情况

我国影子银行主要以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信托产品为主。其发展萌芽期在2004年，快速发展于2006年。从表1数据可知：我国影子银行近年来迅速发展，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二者规模占gdp的比重为8.9%，比上一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而2010年为13.8%，2011年为20.7%，2012年为28.1%。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影子银行占gdp的比重越高，其对经济的影响越大，对整个经济的金融系统影响越大。根据2013年数据，其比重已经达到了36%，超过了三分之一的比重，说明其对金融系统以及整个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同时影子银行还包括了保险公司、典当行、民间借贷等其他内容，因此其占gdp的比重更大。

表2为我国2012年广义影子银行的规模状况。从数据可知，2012年我国影子银行规模已经超过了3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5.38%。根据表1中201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可以推算，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可能已经超过了45%。从我国影子银行的具体内容规模看，按照大小排列依次是信托产品、委托贷款、银行理财产品、民间借贷、银信合作、券商资产、担保公司、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其中，银行渠道为14.92万亿元，占总规模的49.32%；非银行金融机构渠道为10.833万亿元，占总规模的35.81%；非金融机构渠道为4.5万亿元，占总规模比重的14.87%。因此可以看出，银行渠道依然为我国影子银行比例最大的部分，而非银行金融机构渠道也占据了较高的比重。根据渠道的可监控程度，我国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可以监控的，而这二者占影子银行的比重超过了85%。

（二）我国三类主要影子银行的发展与现状

1.银行理财产品的产生与发展。2005年9月中国光大银行发行双币理财产品，标志了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开端。在2006年之后我国理财产品迅速增长，截至2012年底，我国理财产品余额已经超过了7.6万亿元。2005至2012年我国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分别为2000、4000、8200、37000、47500、70500、160000和247100亿元，规模增长非常快，年增长率超过了70%。2013年我国银行理财产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发行数量达到了56827款，金额约有56.4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85.87%。

2.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的产生与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指以发行股票和债券、接受信用委托、提供保险等形式筹集资金的金融机构，例如典当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信托投资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融资租赁机构等。我国非金融机构于1979年开始萌芽，到1996年机构数量已经达到了515家。多年以来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但是发展历程非常坎坷。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2年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超过了42万亿元。

3.民间借贷机构的产生与发展。由于民间借贷难以监控，所以我国涉及资金无法统计。但是根据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我国有34%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借贷金额超过8.6万亿元。相对前两种影子银行产品，民间借贷这类影子银行产品潜在风险更大，这是因为我国部分实业集团的债务高筑，而资金来源主要为民间借贷，例如温州立人集团总债务达到45亿元，其中绝大部分为民间借贷。由于民间借贷年利率基本在20%，利率高还贷风险大。

（三）我国影子银行的政策监管

2013年3月27日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商业银行理财资金直接或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非金融机构、资产交易平台等间接投资与非标准化债券资产业务作出了规模限定，并要求资金和投向一一对应，充分披露资产状况。也就说，作为影子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渠道和主要的非银行金融渠道的有关内容已经进行了政策部署，实行初步监管。但到2013年下半年我国理财产品的风险不断爆发，涉及飞单风险、兑付风险以及操作风险。这说明我国影子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下依然存在各种风险，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监管体系不完善，例如金融机构与监督机构勾结、监管与被监管利益存在共通性等，导致很多监管被虚置，呈现监督形式化的现象。第二，我国对各种金融工具的风险评估能力较低，无法正确把握新金融工具的风险度。第三，我国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都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其为了促进机构以及个人收入，利用消费者较低的辨别能力以及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误导消费者进行购买。

我国金融市场产生影子银行的原因分析

影子银行产生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市场需求和金融创新。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市场需求。当前监管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各种市场需求，便催生了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等机构。其虽然是非银行机构，但是却发挥了银行的职能。从表3数据可知，我国融资规模呈现出年均20%左右的增速（不包括我国的民间贷款）。2013年社会融资规模达到了17.29万亿元，而我国货币供应量为110.65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占货币供应量的15.7%。这说明了我国社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并且上涨速度非常快。事实上，我国金融资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农村贷款满足度低于40%，城镇贷款满足度也不高。中小企业以及个体户的贷款很难满足，一般都依靠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产品来完成。当前，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0万亿元，其中银行渠道和非银行渠道各占50%左右，这说明我国在监管的金融体系外至少有30万亿元的市场需求无法通过监管的金融体系满足。

第二，金融创新。影子银行的核心即是金融的创新，这些创新也离不开人们对投资和贷款的需求。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理财产品募集资金进行投资，而产品需求者通过购买理财产品实现投资。根据我国影子银行的现状可知，我国无论是银行机构还是非银行机构，都在不断创新影子银行的产品，都希望通过创新产品来实现融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对创新的金融产品审核较为严格，并且我国金融创新能力有限，因此总的来说我国金融创新大都是在国外根据我国金融创新工具的产生和利用情况，然后借鉴经验，按照我国需求环境进行调整的。金融创新是影子银行的主要来源。

影子银行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一）积极影响

第一，弥补正规银行的不足。我国银行在政策和制度的约束下总是无法满足各种市场的需求，需要影子银行来补充和发展金融体系。在硬性监管的体系范围内的金融体系无法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全面的做出调整，而影子银行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这是因为影子银行受到的监管度小，其行为更为自由，适用范围更广。通过弥补漏洞，影子银行有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于我国来说，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相对整个金融体系来说比较小，但是相对我国经济总量来说却举足轻重，占gdp的35.4%，这说明其对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欠缺这部分的作用，我国金融体系就不能很好的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那么就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从我国金融资产来看，如图1所示，影子银行占整个银行资产的50%左右，并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说明影子银行和监管内的银行一样，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成为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活化投资和经济。首先影子银行能够广泛吸收社会各种零散资金进行投资，从而可以扩大社会投资。然后影子银行通过对货币资金进行多次交换，能够提高货币的使用效率。此外，影子银行通过弥补监管范围内银行的不足，通过对其服务不到的范围进行投资，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活化经济。通过活化投资和经济，有利于稳定金融体系。从我国影子银行的现状可知，我国影子银行的产品吸纳了一些零散资金，同时也是直接配给一些中低规模需求者，比如个人、个体户以及中小企业等。这些个人或者组织无法直接大规模投资，也不能直接存在银行等待贬值，因此影子银行的相关产品是不错的保值工具，或者在需要资金时由于无法满足正规金融体系的贷款或者融资条件，也可以通过非银行渠道的影子产品进行融资。

第三，分散投资风险和利润。影子银行通过多个环节的投资可以分散利润，同时其通过多元化投资方式，从影子银行吸纳各种方式的投资资金，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并且，资金拥有者通过影子银行产品进行综合和分化投资，也可以起到分散投资降低投资风险的目的。因此，影子银行有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我国影子银行的产品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非银行渠道的信托产品，这些产品的特点是分散投资到各个基金、股票，虽然也存在不可控因素，但是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

（二）消极影响

第一，如果经济存在泡沫，影子银行会放大泡沫的影响，从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泡沫与暴利驱动下，影子银行的资金会大量流向泡沫产业，从而促使泡沫更多更大。根据我国影子银行的现状和规模，当前许多监管外的资金大量通过高利息进入房地产行业，这大大促生了房地产的泡沫。这是缺乏严格监管的弊端。

第二，如果经济危机发生，影子银行会放大危机，恶化经济危机，从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这一点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已经验证。美国次贷危机产生是由于房屋贷款，但是由于银行信贷产品被包装成各种理财产品，所以波及到其他各个领域。根据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规模（占gdp35%），如果一旦我国出现经济危机，那么不在监控范围内的影子银行可能因为政府无法调控而放大危机。

第三，影子银行会放大投机行为的影响力，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投机的发生首先是因为监管不力，导致投机者有漏洞可以攻击。影子银行正好满足投机主义的要求，其在监管之外或者因为无法全面严格监管，那么由于资金进入的门槛和受监测程度低，投机主义者正好可以通过漏洞和监管空白以实现其不法的暴利目的。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影子银行对金融的稳定性确实产生影响，并且其规模越大产生的影响越大。对于世界的发展形势而言，影子银行的规模已经上升到难以控制的范围，这也是金融危机容易被恶化和放大的重要原因。根据图2，由于世界gdp增速非常缓慢，影子银行占gdp的比重非常高，因此影子银行对经济的影响依然非常大。从2006年以来，世界经济一直不稳定，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不断产生，这与不可控制、缺乏监管的世界影子银行具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国也应该警惕世界影子银行对我国产生的消极影响。

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与现状以及影子银行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可以看出：第一，我国影子银行占gdp的比例已经将近50%，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力非常大；第二，影子银行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多面性；第三，我国金融创新的约束有利于控制影子银行的发展，但是整个金融体系特别是对影子银行的监控方面存在很大漏洞。为了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影子银行的作用，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我国金融监控体系，但是应该注意保持影子银行的优越性，充分利用影子银行的补充和活化经济的作用。根据我国当前的政策漏洞、法律漏洞和现实监管漏洞进行完善，其监管最重要的是防止影子银行产品的拥有者欺骗消费者，防止投机主义者利用影子银行产品来获得高额利润，损害金融的稳定性。完善监管要着重规避或者缓和影子银行的消极影响，防止其对金融甚至整个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第二，加强影子银行产品的审核管理，控制影子银行的规模，保证影子银行的消极影响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政府应从我国金融的全局以及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从影子银行对金融的消极影响力以及政府对影子银行消极影响的处理能力出发，科学的规划影子银行的发展速度，通过影子银行的比例和范围调控来平衡其利弊关系，合理控制影子银行的规模以及对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力。

第三，提高对影子银行产品以及整个影子银行的风险评估能力，建立影子银行风险预警系统，做好防控影子银行危机产生和发展的预测。我国欠缺对影子银行危机的评估，这不利于危机的预测。此外，虽然我国对金融产品的审核较为严格，在入口堵住了一部分风险，但是实际上很多风险来自于实施过程中，但是我国欠缺针对实施过程的金融危机预警系统，这不利于危机的预测和快速反应。

我国小康社会的定性定量分析 第3篇

1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的定义

2010年9月6日公布的《社会物流统计核算和报表制度》[1]中明确指出:“社会物流总费用:是指报告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用于社会物流活动的各项费用支出。包括:支付给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各个物流环节的费用;应承担的物品在物流期间发生的损耗;社会物流活动中因资金占用而应承担的利息支出;社会物流活动中发生的管理费用等。”

社会物流总额有两种比较权威的定义,其一是2010年的《社会物流统计核算和报表制度》[1]规定:“社会物流的物品总额:简称社会物流总额,即报告期内,社会物流物品的价值总额。同样包括5个方面:①进入需求领域的农产品物流总额;②进入需求领域的工业品物流总额;③外部流入货物物流总额,包括我国海关进口总额和从区域外流入的物品总额;④进入需求领域的再生资源物流总额;⑤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额”。其二[2]是:“社会物流总额指一定时期内,初次进入社会物流领域,经社会物流服务,已经或正在送达最终用户的全部物品的价值总额。它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物流需求规模的价值量的表现。与货运量、物品周转量等指标共同反映社会物流需求规模”。两种定义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社会物流总额进行描述的,前者是从其统计核算的角度进行定义的,后者是从其范围与产生的根源定义的,两者并行不悖且相互解释。

2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的核算方法

《社会物流统计与核算报表》[1]中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管的核算方法均做了详细介绍,这里用两个图将其直观表示出来。

3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的定性关系

3.1 从反映社会物流需求的角度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活动对物流的需求,但二者是两个角度反映社会对物流活动的需求的。

从定义中可以分析,社会物流总费用是对在社会物流活动中所支出的物流成本的核算,除管理费用是按社会物流总额的一定比率计算外,运输费用与保管费用都与社会物流活动的需求量直接相关,是此消彼消、此长彼长的连带关系。社会物流总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物流的总需求和总规模,它反映的是社会物流需求的一个静态的结果,满足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物流活动产生的成本是多少。

社会物流总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产业活动的规模,它的增长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物流需求的增长变化,它反映的是社会物流需求变化的动态过程,包括半成品与成品的流通过程及价值变化过程。

3.2 从核算方法的角度

首先,从本文前面的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核算方法图中可以看出,社会物流总费用中的保管费用是直接通过社会物流总额与报告期内各种费率的乘积加和所得。在我国,2010年仓储费用在社会物流总费用所占的比例高达32.4%,近年这一比例为32%左右,是很大的一个比例。社会物流总费用中的管理费用直接则由社会物流总额与社会平均管理费用率相乘所得。由此可见,社会物流总费用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是由社会物流总额决定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定量关系。

其次,从核算内容的范围来看,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存在着交叉的部分,也有各自特有的部分。交叉的部分包括以产品成本计入到商品价格中的物流成本等。特有的部分也很显然,社会物流总额计算的是产品的价值,包括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价值,可以大致体现为各种产品的价格,社会物流总费用则只计算用于进行物流活动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5],如计算社会物流总额中的农产品物流总额时要求将在集市贸易中售于消费者的产品不计入农产品物流总额[1],但用于这部分产品的物流费用却计入社会物流成本。

4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的定量关系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之间存在着线性函数关系[3],社会物流成本可根据物流成本与GDP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推算。同样,可根据我国近年来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的统计数据的散点分布图来画出其趋势线,并计算出趋势线的函数表达式。下表是2004年至2010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的统计数据,可依此画出它们的散点分布图。

从图3中可以看出,当对散点图进行描述的趋势线是一条线性的曲线时,点与趋势线的匹配度很高,因此可以先假设点对应的曲线是一条直线。

如此,可以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角度对这条曲线与其对应的函数关系进行分析。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表示如下:

yt=b0+b1xt+ut

上式表示变量yt和xt之间的真实关系。其中:

yt称作被解释变量,在模型中表示第t年的社会社会物流总费用;

xt称作解释变量,在模型中表示第t年的社会物流总额;

ut称作随机误差项,包括除xt以外的影响yt变化的众多微小因素,它的变化不可控,它的值可为0,为方便其见,模型中取其值为0;

t表示序数,本文中t表示时间序数,相应地,xt和yt称为时间序列数据;

b0称作常数项或截距项,b1称作斜率,b0和b1也称作回归参数。

根据上述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再对应到图三中,X轴社会物流总额是解释变量,它影响着被解释变量社会物流总费用的变化。可利用LINEST函数在EXCEL中求出相关参数的值如下:

斜率项:b1=9563.995,截距项:b0=0.04992,相关系数:R2=0.989628。

由此便可得出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yt=9563.995+0.04992xt

R2是点的实际分布与这条线性曲线的相关系数,它的值是0.9896,很接近于1,所以,这条曲线可以从定量的角度反映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的函数依存关系。我们可以利用此函数关系从社会物流总额推算社会物流总费用。

根据上面所得出的定量关系,可以对我国物流指标的未来数据进行一定的预测,如十二五规划。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前不久表示:“初步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年均可增长14%左右,物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左右,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在17%左右”。另外,中国日前出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未来五年要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

下面我们以2011年为例,对这一定量关系进行鉴证。中科院专家预测2011年中国GDP的增速将达9.8%,按今年社会物流总额的增速为14%,则2011年的社会物流总额将为1429560亿元,利用以上定量关系可计算得2011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为80927.63亿元,2011年GDP按9.8%的增长率,则2011年GDP为436985.33亿元,则2011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值将为18.52%。2010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值为17.8%,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专家分析,2011年这一比值将略有下降[4]。计算的结果与专家预测的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但考虑到存在着很多不可预先确定的因素,这一定量关系可提供可参考的预测值。

5结束语

过去,对GDP与社会物流总费用、GDP与社会物流总额之间的定性与定量关系研究的比较多,很少涉及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这两者之间关系地探究,为它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摘要：文中首先根据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的定义与统计核算方法从它们反映社会物流需求与核算方法两个角度对二者的定性关系进行分析,再通过对我国从2004年至2010年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社会物流总额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出二者之间的定量关系——线性关系,并通过对2011年的物流指标进行预测,鉴证了这种定量关系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社会物流总费用,社会物流总额,定性与定量关系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社会物流统计核算与报表制度[Z].2010,09,06.

[2]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统计局.社会物流统计制度及核算表式(试行)[J].2004.

[3]邓良.金融危机后物流产业绿色化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0,[7].

[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0年物流运行情况分析与2011年展望[J].2011,03,24.

我国小康社会的定性定量分析 第4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定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126-01

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概论与特征

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的侧重点是单位个人组成的社会结构方面，同时也着重于社会的运行与变革研究，所以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社会科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处处显现，并且对人们的行为和认识社会的价值判断和目标有着很大的影响，但社会生活又处处发生着变化，所以在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生活经验两个方面的划分是比较困难的，也很难断定社会科学理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自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和表现往往比较直接，人们可以第一时间清楚并直观的了解到，而社会科学体现在社会行动和生活中的作用相对抽象，主要通过抽象的语言和意义表现在人们对待社会的价值态度和规则体系中，勉强可称之为“理论成果”。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人们会普遍低估了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和创造的影响的根本原因。如果将社会科学的实践性充分明确与划定，那么人们就会认识到社会科学重要的实践性，从而不会贬低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

1.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概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一些关于方法的学说和理论，从而构成一种体系。其中如何选择方法以及其价值和标准规范问题是其核心问题。它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的种种现象以及它的运动规律，这些称为社会客体。社会客体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就包含社会发展、社会的本质以及规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社会的机制及其动力等诸多方面。

2.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总体特征大概分为三个：一，以经典实证主义为前提，也就是认为只有系统的有经验的研究才能够获取到知识，在这一点上是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思路保持一致，并且认同社会的发展同样存在着一定的规律。二，以坚持归纳主义为原则，表明归纳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基础的这种观点，从过往经验上来证实和通过该经验来预测是科学研究的任务。三，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是萹蓄坚持的原则，认为做科学研究就要遵守相对的研究逻辑，才可以得出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结论，所以及其强调系统逻辑性。除此之外，科学还有一定的规律可寻。虽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经过专家和社会学者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日臻完善，但是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完备还有一段距离，因此这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

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

1.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实证主义从古至今发展的三个阶段，而表现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产物就是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有着这样的前提假定：一、假设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在任何科学中都可适用，并将客观性和精确性作为对科学性的解释。二、假设把教育分为多个能具体观测的变量，一个个变量间有线性或者非线性关系的存在，然后在控制部分变量的情况下就可控制教育现象与活动。三、认为通过研究能够获取到含有普遍规律的客观知识是教育研究工作的目的，然后运用到具体操作中。

2.定性研究的哲学基础。由于存在着多种在看待问题的方法上都与实证主义背道而驰，站在实证主义对立面上的哲学流派，而这些哲学流派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还互相存在差别，定性研究就是在这种多种哲学观的影响下产生的。

相比于定量研究而言，定性研究更加讲究看问题的整体性，将对问题的偏见暂时抛开，尊重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与问题当事人的观点。通过对本体论的研究后更加强调人类的情感与意识，认为情感和意识是支配完成人类活动的基础。从认识论上来说，知识内在规律并不能完全限定知识的发展，更不能仅仅只有理论推导就得出的，应该在结合实践的情况下得出最完善的结论。在价值论上，只有遵循价值理性的推导，才能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三、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联系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都是研究一个问题的方法，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通过运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能够是问题研究得更加全面与透彻。从观察的角度打个比方，当在对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不能够明确定论的情况下运用的观察或者半结构观察来发现问题，这就运用的是定性研究。如果是已经有很完善的理论指导下研究的问题，想通过假设来验证而用到观察法时，就运用的是定量研究。

用自然科学掌握的方法来解决由不同个体不同独特文化等多种因素汇集成的这种复杂的教育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就需要用到定量和定性研究法来解决问题，定量研究法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由于定性研究是在对定量研究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方法，所以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一是可以在整体上掌握教育问题，二是能够全面和正确的的研究教育现象，但是定性研究也有其局限性。所以在教育问题上，两种方法单独运用的话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同的研究方法间不能够总是处在对立位置，定量与定性研究应该做到互相支撑与补充。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整体轮廓，而定量研究又是定性研究的条件所在，所以我们应该在看待研究方法时，不能够只运用一种方法，应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研究问题，才能够使问题在对立统一方面做到完善的处理。

参考文献：

[1]简春安，社会工作研究方法，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

[2]李方，现代教育研究方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稳定性分析上 第5篇

赵云旗

 2012-09-03 11:05:52

来源：《财政与税务》2012年第7期

关于我国粮食直补政策，近年来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支农资金整合的声浪下，提出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佳，主张停止或整合到支农资金中。这一观点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担心和疑虑，对粮食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粮食直补政策是否具有继续实施的必要性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成效

成效是决定政策去留的尺度，实践证明，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成效也是显著的。

（一）促进了粮食生产持续发展

1.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我国农民长期以来种粮没有享受过补贴，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只有付出，为工业化建设积累做贡献，改革开放后26年间也很少得到优惠，从2004年开始实施种粮补贴在中国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农民不能不极大地受到鼓舞。粮食直补政策之所以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仅是这样的政策从无到有，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且还在于补贴方式和补贴渠道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粮食生产者的补贴是通过流通环节实施的，通过补贴国有粮食收购企业以达到保护生产者的目的，这种间接补贴不仅没有使农民获得较大的收益，而且粮食企业常常给农民打白条，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后，把以前通过补贴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方式改为直接补贴方式，把惠及企业改为直接惠及农民，这种看得见的实惠对农民的刺激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政策实施的初期。与此同时，直接补贴还向农民传递了中央政府重视和关心农民与农业的信息，从精神上也大大鼓励了农民种粮的兴趣。这一政策实施后，全国不少地区出现了农民抢农时、增投入、主动扩大粮食生产的现象。如2004年，江西省农户春耕农用资金比上年增长6.7%，湖北省70万亩抛荒地全部得到复耕。许多原来外出打工的农民返乡种田，农民由过去“想送田”向“要种田”转变，由“外出赚钱”向“返乡种田”转变。由于粮食生产能得到多方面的补贴，人们对发展农业越来越看好，各地种粮大户陆续出现，2005年浙江全省种植粮油作物2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5.15万户，比上年增加0.84万户，增长19.7%，规模经营面积所占比重从2004年的9.12%上升到11.93%。但是，这一政策的“初始效应”突出而“持续效应”薄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效应的凸显，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逐渐下滑，成为目前人们对这一政策关注的焦点。

2.粮食播种面积迅速增加。由于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播种面积迅速扩大，粮食直补的第一年2004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迅速增加了2196千公顷，增长了2.20%，一下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局面。这种势头在2005年进一步高涨，粮食播种面积在上年基础上又增加了2672千公顷，增长的幅度还要大于2004年，增长了2.63%。从2006年起，粮食播种面积增长的幅度虽然比前两年下降，但总亩数长期保持着增加的态势，2010年达到109876千公顷，比上年扩大890千公顷，这是很难得的，因为耕地是有限的，越到后来增长的空间越小。增长趋势如表1所示。

从各省来看，不论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粮食种植面积均在增加。如东部地区的浙江省2004年粮食种植面积为1454.53千公顷，比2003年增加26.76千公顷，粮经比例由2003年的50.4：49.6变为2004年的52.4：47.6.种植业产值由2003年的515.24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578.22亿元，增长12.22%。其中粮食产值增长34.19%，粮食产值占种植业产值的比重由2003年的21.86%增加到2004年的26.14%。浙江省2005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49.93万公顷，比2004年增加了4.48万公顷，增长了3.08%。浙江是工商业发达的省份，农作物播种面积竟然如此增加，说明粮食直补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作用之大。这种效果在广大的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受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政策影响，2009年全区冬麦播种面积实际完成1138.9万亩，比上年的784.4万亩增加354.5万亩，增长45%，春麦种植面积300万亩左右，全区小麦播种面积达到1438.9万亩，比上年增长11.4%。东北地区的吉林省，2004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31.2万公顷，比2003年增加29.8万公顷，增幅为7%。粮食播种面积的持续增长，巩固了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3.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农业生产综合能力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农业发展的水平，粮食生产能力是农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实施以来，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在良种补贴的项目区，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粮食种子陈旧质差的问题，由于种子优良粮食标准化生产和单产水平均明显提高。2005年项目区的优质专用小麦、玉米，青贮玉米，高油大豆平均亩产分别比非项目区高67.4公斤、50.1公斤、726.5公斤和23.9公斤，增幅达到10%到20%。据品质检测，良种补贴项目区的粮食作物品质普遍较好，主要指标达到甚至超过国际规定的优质品质的要求。农机具购置补贴激发了农民和合作社购买农业机械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据统计，2005年全国各级财政补贴农民购置先进实用、质量优良的农机具20万台，受益农户达15万户；全国机械化耕地、播种、收获水平分别达到50.2%、30.3%和22.6%，比“九五”期末分别提高了2.4个、4.5个和4.4个百分点。

（二）经济效益多方凸显

1.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由于粮食直补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良种补贴政策对粮食标准化生产和单产水平提高效果明显，农机购置补贴使农业生产机械程度不断增加，改变了自1998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粮食总产量直线上升，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2004年前后粮食产量变化如表

2、表3所示。1998-2003年间，2000年比1999年减产4621万吨，下降了9.07%；2003年减产2636万吨，下降5.77%，降幅是很大的，这样的发展趋势对国家粮食安全是非常不利的，但自2004年实施粮食直补政策后马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表3可知，2004年我国粮食产量46947万吨，比2003年增加3904万吨，增长幅度达到了9.06%，开创了持续增长的趋势，这与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有直接的关系。自2007年开始从原来的40000万吨跃上了50000万吨新台阶，2010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实践证明，粮食直补政策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稳定，为我国更好地发展经济、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2.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2004年粮改前，国家通过粮食购销企业执行国家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由于收购和销售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加上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体制性原因，国有粮食收购企业连年亏损，库存增加，粮食风险基金的投入不断增多，财政负担加重。如在1998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支出173亿元，用于超储粮食库存利息、费用补贴133亿元，省级储备粮油利息、费用补贴4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182亿元专门用于建设中央储备粮库；国有粮食企业挂账和不合理贷款2105亿元，本年消化老挂账426亿元。这样下去国家财政难以坚持的，但2004年粮食直接政策实施后，补贴从流通环节转到生产环节，粮食风险基金主要用于粮食直接补贴，结束了粮食企业长期以来的亏损局面，国家财政负担大大减轻。

3.农民种粮得到了实惠。从种粮农民收入的自身比较来看，其收入比补贴以前有了增长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2004年全国有29个省（区、市）实施粮食直补，平均每公顷补贴数额为150-225元，近6亿粮农直接享受到了补贴政策带来的实惠。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通过粮食直补，使13892万农户户均增收74元。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给农民带来的收益，2006年达到3801元，2007年增加到4293元的水平，比2004年增长1122元，年递增10.7%。2008年随着中央财政发放的粮食补贴资金的增加，户均增收490多元。从各省看农民得到的实惠增长幅度虽然不同，但不断提高的趋势是一致的。如2006年河南、山东等6个小麦主产省农民由于三项补贴，亩均增收50元以上。浙江省2007年两项补贴农民人均享受接近50元。由于良种和农机具补贴提高了科学化和机械性的水平，粮食产量显著增加，也使农民收入增加。据2011年辽宁省铁岭市调查，当年亩产1500斤，按每斤1元计收获1500元，除去568元的产生成本，每亩净收入932元。这里即使每人以10亩计，五口之家有地50亩，合计种粮收益46600元，作为农户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收入。

4.促进粮食购销市场的形成。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粮食长期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改革开放后粮食购销市场化成为改革的方向，由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长期以来政企不分，缺乏走向市场的主动性，影响了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后，改变了长期以来沿用的间接补贴方式，粮食企业不再承担按照政府制定的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的义务，政府也不再对国有粮食企业进行超储补贴，国有粮食企业由此成为具有市场化理念的市场经济主体，按照市场规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公平竞争，形成了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经营格局。所以，粮食直补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的粮食购销市场的形成完善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三）社会效益不可忽视

1.促进了社会安定。我国有五级政府，农民与地方政府接触较多，与中央政府的距离太远，农村常常被视为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中央政策广大农民往往不知道或不了解，对中央政府的温暖感受不到，农民认为不论什么朝代都要缴税纳粮，只关心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很少关心天下大事。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后，中央政府的温暖照到了千家万户，使农民感觉到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关心广大农民的政府，由此达到了民心所归的效果。我国农民占70%的比重，农民安定社会就安定，这是中国历代反复证明了的一个铁的事实。

2.促进了农村和谐。农民长期以来主要与基层干部打交道，由于常年缴粮纳税又得不到政府的关心，久而久之干群关心非常紧张，农村的矛盾也比较突出。粮食补贴政策实施后，使农民切身感受到粮食补贴带来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政策和制度不公平所积累的社会压力及基层干部与农民的矛盾。所以，粮食直补政策不仅有效地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缓解了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关系，从而构建了农村的和谐。我国农村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和谐农村对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从上可知，粮食直补政策带来的效益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显著的，既然如此，就应该保持它的稳定性。虽然粮食直补政策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在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不能以此全面否定。有些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比如对增加农民收入不显著，这是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者收入相比而言的，就其本身来看补贴总比不补收入多。又如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发生递减现象，这主要是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可以解决的。总的来看，粮食直补政策的成效是主要的，是可以长期实施的。

二、保持粮食直补政策稳定性的原因

（一）必须长期利用WTO关于粮食补贴政策的规定

农业是弱势产业，我国的农业尤其是这样，而且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结构”政策，以农业创造的价值促进和保障工业的发展，致使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还应该看到，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与国外相比很少，对农业的优惠政策也非常少，只有在城市粮食供应发生困难的时候才会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手段也非常单一，只是加大投入、降低农业税、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这几种司空见惯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我国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原来农业补助政策又带来了各种限制，粮食补贴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必须考虑WTO的相关规则。这样一来，我国原有的一些补贴政策由于不符合WTO的规定不能继续实施，农业补贴又受到新的限制。

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农业协议》，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可以根据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程度划分为三类：“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绿箱”政策指对生产和贸易没有扭曲或影响很小，不受限制或免于削减义务的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培训、技术推广和咨询、检验检测、营销和促销、基础设施等服务措施，对生产者退休计划和资源停用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补助，以及对结构调整提供的投资补贴、环境保护补助和地区性援助等措施。“黄箱”政策指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需要限制或削减的政策。具体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按产品种植面积补贴，对种子、肥料、农药、灌溉等投入的补贴。“蓝箱”政策指一些与生产限制计划有关的“黄箱”政策的特例，不包括在“综合支持量”（AMS）中，从而免于削减，如基于固定的面积和产量的支付，根据基期生产水平的85%或85%1）2下给予的直接支付。但对成员国“黄箱”政策构成的综合支持量是否需要削减，还要涉及微量允许标准。根据《农业协定》第6条第4款规定，在计算某一特定农产品综合支持量时，如果计算结果不到该产品总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为10%）则不必计入综合支持总量中，该特定农产品可免除减让；或者在计算非特定农产品的综合支持量时，如果计算结果不足全部农业总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为10%），也不必计入综合支持总量中，该非特定农产品也可免除减让。总的来说，微量允许标准构成了黄箱政策中对农产品支持的“上限”，超过5%或10%“上限”的黄箱政策必须进行削减，低于这个“上限”的可免除削减。需要特别明确的是，中国2002年在人世协定后，已经明确承诺综合支持量将保持为零，而仅仅协商保留8.5%的微量允许。我国农业补贴已经不能再使用“黄箱”，而仅仅能够利用特定基期农业产值8.5%的微量允许，按照这些规定和要求，我国对农业的补贴机会是有限的。

但是，即使在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我国仍然没有充分利用WTO规定允许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据有关分析，WTO农业协议免于削减的12项国内支持措施中，我国不少尚属空白，其他方面的支持力度也不够。而且，与国外相比补贴的力度远远不够。按WTO国内补贴政策分类要求，我国1996-1998年“绿箱”支出年均773亿元，“黄箱”支出年均290.26亿元，补贴总水平年均1063.26亿元，相对于农业生产总值的4.51%，而美国2001年农业补贴是970亿美元，农业生产总值是1940亿美元，补贴总量是农业生产总值的50%，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比例大多在5%-20%，我国与这些国家相差很远：就“黄箱”来看，1997年和1998年两年实际补贴规模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是1.23%，按我国不超过8.5%的承诺，我国最高“黄箱”补贴规模是1741亿元，2003年不到300亿元，还有1400亿元的补贴空间。至于“蓝箱”政策是发达国家为了争取对农业补贴的机会而争取空间的产物，我国基本上还没有开展这项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特别抓紧已有的机会，充分利用和发挥WTO规定留给我国的空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不能中断粮食直补政策，而且还要保持其稳定性，充分利用“绿箱”，尽量利用“黄箱”，扩大利用“蓝箱”。

（二）政策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失范的类型分析 第6篇

“失范”(anomie)是由法国社会学家E・涂尔干最早提出的，其字面上的意思是“缺少规范”，但涂尔干所指的主要是一种对个人的欲望和行为的调节缺少规范、制度化程度差而丧失整合的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他认为失范是病态的，是外在的和约束性的道德控制的离散。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进一步发展了失范理论，他把失范看成是“规范的缺席”，即人们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缺乏广泛的认同，从而使社会规范丧失了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威和效力。他认为，社会失范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不平衡。简而言之，当人们能够用社会所肯定的手段以达到社会所认可求的目标时，它们是平衡的。这时社会成员的行为是遵从行为。反之，由于社会化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缺乏，人们不知道社会所肯定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有些人群对这种目标不感兴趣，或者人们不重视达到这种目的所应该遵循的手段，这时社会规范的目标与社会所认可的手段发生不平衡，人们就容易发生越轨行为，其形式主要有：创新、形式主义和造反等。可以说，涂尔干对失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层面，默顿的失范研究则是从社会结构失范来研究个体行为失范。笔者在这篇论文中要分析的便是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失范，即社会失范。

当前我国社会失范的分类及主要现状

“社会失范”，是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表述：社会的规范丧失了或者陷于混乱，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失去了标准，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呈现出无序化局面。社会失范是指由于社会规范缺乏完整、明确和自治的.特征而导致社会的不正常状况或曰社会病态。

关于失范与越轨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笔者以为，社会失范与越轨虽然都是对于社会规范的背离或违背，但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种现象属于社会失范，但未必就是越轨。而任何越轨都是一定的社会失范。即社会失范现象包含越轨现象和虽未越轨但通常被看成是反社会的或不道德的现象。可以说，越轨现象是严重的社会失范。本文所要研究的社会失范包括了越轨，是社会成员面对社会规范而难以遵从或遵从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违反规范的行为会带来更大的收益时，发生了违反社会规范甚至法律、法规等的行为而导致的社会现象。社会失范可以表现为许多情景，如社会秩序的破坏、离轨，犯罪现象的增多，社会生活中道德的败坏、腐败的盛行等等。

在本文中笔者选取了两种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报纸――《人民日报》与《法制日报》，并通过对1980、1990和这三年中这两份报纸关于社会失范报道的文献研究，按照失范发生的领域或性质，笔者初步将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社会失范分成经济领域失范(即经济失范)、政治领域失范(也可称为行政失范)、道德领域失范(即道德失范)、知识领域失范(即知识失范)、治安领域失范(也可称为秩序性失范)以及风气失范等六种类型。并且根据对《人民日报》1980年、1990年和20关于社会失范内容报道的检索结果进行统计以及分别对1990年和年的《法制日报》有关社会失范的内容报道隔月抽样(每年以1月为起点)，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到，1980年―2000年中国社会存在的失范现象的基本类型及其现状为：

1.经济失范：假冒伪劣(如假币)、弄虚作假(包括伪造单位印章、标签、公文、存单等，虚假包装，制售假票据，彩票作假，仿制涂改国库券，短斤少两等)、乱收费(包括擅自设路卡)、乱罚款乱摊派、乱报销、合同欺诈、利用税务发票徇私舞弊、开空头支票、虚开增殖税发票、持汇票诈骗、高息融资、非法集资、恶意透支信用卡、非法吸存不还、收受回扣、强买强卖、出口骗退税、票据诈骗、证券市场黑市交易(即倒爷现象)、私下倒卖外汇、无照经营(如无照行医)、非法生产、骗销、窃电、偷油、偷漏税、投机倒把、非法贩烟、挪用资金(包括个人挪用单位资金、企业挪用下岗职工生活费、挪用移民资金等)。据统计，1980年《人民日报》报道的经济失范案例共47起，占当年社会失范报道的24.48%;1990年《人民日报》报道的经济失范案例共86起，占当年社会失范报道37.89%;2000年《人民日报》报道经济失范案例共169起，占37.22%。另外，1990年《法制日报》报道的经济失范共3

我国小康社会的定性定量分析 第7篇

（一）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

从各国实践来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要有合同外包、公私合作、政府补助、凭单制等方式。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模不断扩大，购买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一是以项目招标等形式购买公共服务。二是政府直接购买个人服务或招募志愿者提供公共服务。三是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委托民间组织管理国有公共服务机构。四是通过非竞争性购买提供公共服务，让社会组织或机构参与到政府福利事业中，等等。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纳入政府采购法的有关框架之内，要求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询价等方式确定承接主体，以合同管理形式确保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果。从购买公共服务资金方面来说，主要是政府直接出资，资金来源于税收、土地开发收入、发行债券、银行贷款等。

（二）我国政府直接购买公共服务主要方式的不足之处 1.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独立性、竞争新、透明性不强。由于长期以来的历史原因，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往往都是高度依附于政府的事业单位，或者由政府成立的社会组织。这导致政府往往选择向下属的组织或机构购买服务，使购买服务缺少独立性、竞争性和透明性。

2.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管理不够规范。一方面，政府用来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规模不一，来源多样，而且往往并没有纳入预算。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一般从项目资金或者从业务经费中支出，资金管理不规范。纳入公共预算的往往都是大规模的资金。另一方面，对于政府购买某项公共服务的价格或资金规模宄竟多少合适，没有形成普遍标志，也没有比较成熟的核算办法。对承购方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到底是否合理、资金效益的发挥情况，没有很明确的考核机制。

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附加目的较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往往被与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提高就业等其他目的捆绑在一起，精简机构、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目的和功能反而被削弱。这就使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核心目标发生了偏移，并致使对绩效的考评得不到足够重视。

4.政府直接提供出资加剧了资金紧张。近年来，以土地出让金收入为主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赤字规模逐渐扩大。而政府直接垫付资金购买公共服务，不仅加剧了财政资金紧张的态势，而且减弱了资金的运转效率。

（三）社会效应债券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分析

我国发展社会效应债券有其重要意义。一是缓解旺盛的社会需求和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通过上游干预来减少社会问题的产生，扩大社会服务供给，促进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共识。二是缓解政府资金紧张的态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巨大且将集中到期，使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提高社会服务资金的利用效率显得尤为重要。三是推动社会力量的培育。通过设定绩效目标、增强监管、引入竞争等机制，可以增强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同时，不同的社会组都有机会参与到综合性服务提供的某一环节，或提供某一具体服务，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此，中国目前需引入社会效益债券，这既是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扩大社会服务供给的需要，又有助于培养社会组织，促进社会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发展社会效应债券的有利条件。一是政策导向。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中关于“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条款明确赋予了地方政府为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债融资的权限，为社会效应债券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二是具备可以借鉴的成功先例。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社会效应债券在相关领域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开展试点。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公共服务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购买的形式委托给非政府公益组织供给给民众的，这就是公共服务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式，也是社会效应债券的基础。在我国，公共服务的PPP模式已在一些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基础设施领域得到运用。可以借鉴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经验深度推进社会效应债券的发展。三是日臻完善的社会环境。高压反腐、建设服务型政府、权利公开透明的政策和形势为社会效应债券的发展提供了健康的土壤。四是我国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实力雄厚，如能打通社会资本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障碍，将为社会效应债券的发展提供较好的资金来源渠道。社会效应债券在我国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和基础。

（四）我国社会效应债券发展可能遇到的挑战

1.有能力承接公共服务的社会力量不足。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不够成熟。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不成熟，存在组织资源短缺、运作机制不完善、服务绩效评估缺乏等组织能力不足的发展困境，独立承担公用服务的能力不强。

2.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模还比较小，开展购买的公共服务领域比较窄。目前，相比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公共服务支出总规模来说，我国采用政府购买方式来提供的公共服务比较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效应债券的发展。过小的规模不利于产生规模效应，也难以吸引大资本的兴趣。

3.政府的公信力可能面临考验。政府是否挑选了合适的公共服务承接者，公共服务是否能够覆盖目标人群，是否达到预定目标等等，都可能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项目一旦失败，也会对政府后续开展SIBs项目造成不良影响。

4.相关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一是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还不够完善，给社会效应债券的设计、定价、评级、担保、交易带来困难。二是对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机制不够健全。在确定合法权威评估主体，建立标准的、操作性强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式等方面还存在空白。三是监管机制的协调存在困难。社会效益债券涉及到多方参与者，很多项目是跨部门跨领域运行，这就增加了复杂性和协调难度。

（五）对我国发展社会效应债券的政策建议

1．进一步支持相关领域研究。从英美等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SIBs作为一种创新的社会项目筹资方式，是高度知识密集型的。从社会干预项目的选取，到绩效指标的确定和合同起草，以及后期的绩效评估，都需要以专业知识和经验作为指导。应搭建SIBs 研究平台，推动相关研究，重点是国外SIBs成功案例分析、程序和方法译介，以及契合中国实际的知识库开发等。此举将会大大加速中国SIBs 发展历程，降低实践风险。

2.大力支持地方试点。SIBs 项目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服务组织、效果评估等问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应借鉴奥巴马政府和卡梅伦政府的做法，中央政府出资，设立支持SIBs 试点 的专项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地方试点项目的方案设计和项目执行的资金配套，以此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积极开展SIBs 项目试点。及时将试点过程积累的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纳入到知识库和工具箱中，为进一步扩大试点、规模化发展奠定基础。

3.积极培育中介机构。SIBs发行机构等中介组织在SIBs 债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专业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项目的成败。只有培育出一定数量的中介机构，才有望形成竞争性的SIBs 市场。建议通过简化SIBs 创办手续、提供启动资金、减免税收等方式对SIBs 中介机构予以政策支持;建立SIBs中介机构较之传统金融机构较低的准入门槛和更灵活的监管框架。

我国小康社会的定性定量分析 第8篇

卡尔·约翰、林捷瑞恩等认为, 银行体系稳定性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体系, 其中大多数银行有偿付能力, 而且可能继续具有这种能力。银行要保持这种能力, 必须不断地盈利, 并具有良好流动性, 以应付存款人挤兑的可能。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对其稳定性的影响, 是通过资本、技术及人才输入等手段提高银行的持续偿付能力、盈利能力及现金供应能力, 最终表现为对银行的收入稳定的影响来实现。纵观中资银行引进外资的初衷, 主要也是想通过外资银行引进其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 以提高自身的技术效率及综合全要素生产率。

一、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bpment Ananlysis) 简称DEA, 是数学、运筹学、数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个新的交叉领域, 是一个衡量多投入、多产出效率的综合方法。本文采用Fare等 (1994) 构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

以t时期技术Tt为参照, 基于产出角度的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 Mt表示以t期技术作为参照的效率指数, xt+1, yt+1, xt, yt, 分别表示第t+1期和第t期的投入和产出, dt (xt, yt) 表示以第t期的技术为参照的当期技术效率水平, dt (xt+1, yt+1) 表示以第t期的技术为参照的t+1期技术效率水平, 上式表示以t期的技术条件为参照, 从t期到t+1期的技术效率变化情况。

同理, 以t+1时期技术Tt+1为参照, 基于产出角度的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

为避免时期选择的随意性所造成的差异, Caves等仿照Fisher理想指数的构造方法, 取两者的几何均值作为衡量从t期到t+1期生产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

根据上述处理所得到的Malmquist指数具有良好的性质, 它可以分解为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下综合技术效率指数 (EFFCH) 和技术进步指数 (TECHCH) , 其分解过程如下:

由于Malmquist指数只能反映银行总体效率情况, 为了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Malmquist指数是受哪些具体因素的影响, 需要进一步将它分解。首先, 将其分解为综合技术效率指数 (EFFCH) 和技术进步指数 (TECHCH) , 前者反映在当前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银行充分利用现有技术的效率;后者表示技术进步给银行带来的效率的提升。

可知, M函数值>1表示生产率提高, =1表示生产率不变, <1表示生产率下降:TECHCH表示技术进步指数, >1表示技术进步, <1表示技术后退, =1表示技术不变;EFFCH表示综合技术效率指数, >1表示效率进步, <1表示效率后退, =1表示效率不变。

由于综合技术效率指数 (EFFCH) 包含了规模效应和纯技术效应的双重影响。因此, 需要将综合技术效率指数 (EFFCH) 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 (PECH) 和规模效率指数 (SECH) 。前者表示在规模效应固定的前提下, 银行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带来的效率;后者表示银行由于所处的规模效率阶段给银行带来的效率的提升。

在Fare (1994) 增加了一定的约束条件之后, 允许规模收益变动, 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EFFCH) 就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 (PECH) 和规模效率指数 (SECH) , 则上式转换为:

PECH分解指数原理同上, SECH>1表示长期来看向最优规模靠近, <1表示偏离了长期最优规模。

本文基于2002—2008年13家中资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 运用非参数DEA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测算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

二、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设计

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度量需要应用银行的投入和产出的数据, 合理地定义投入与产出, 是正确使用生产前沿面分析方法测度商业银行效率的一个关键问题, 本文从银行稳定性角度出发, 结合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指标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指标选取。在投入指标方面, 本文选取“权益资本” (X1) 和“管理费用” (X2) 、“流动比率” (X3) 、“资本充足率” (X4) , 分别反映银行为实现稳定性 (赢利性、流动性、安全性) 的投入。在产出指标方面, 本文选取“利润总额” (Y1) 、“利息净收入 (Y2) ”作为反映银行稳定性的综合指标。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表1已经给出了至2008年底外资参股国内银行的数据。但是, 各个银行外资参股的比例不一, 外资机构对国内银行的经营影响有大有小。本文在样本选择时遵循以下原则:为了能充分考察外资参股给银行稳定性带来的影响, 所选的样本银行, 在外资参股时间上距今至少3年;本文将放弃外资参股比例过低, 即对参股银行经营管理影响较小的样本, 从数据的可得性角度出发, 将尽可能地考虑上市银行样本;由于大部分银行吸引外国投资者时间集中在2004、2005年, 为了更好地比较样本银行在外资参股前后稳定性的变化, 将不选取外资入股时间太长, 和大部分样本银行在外资参股时间上差距太大的样本。这一方面是由于参股时间太久不易获取相关数据, 另一方面和同业之间不可比。

根据以上原则,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样本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共9个样本。同时考虑到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在体制上、规模上的差别, 本文将9个样本银行进一步分为两组样本:国有银行组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3个样本) 、股份制银行组 (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6个样本) 。选取以上样本银行2002—2008年度数据, 进行DEA检验, 考察外资参股前后, 银行稳定性指标的变化。

另外, 为了更加明显地显现外资参股给国内银行稳定性带来的影响, 剔除可能会由于选择样本数据期间整个银行体系自身的效率变化的影响。本文将选取没有外资参股或外资参股比例过低 (<5%) 的银行 (样本银行有:民生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 , 构成对比组, 选取对比组样本银行2002—2008年度指标数据进行DEA检验, 并将对比组样本的检验结果与研究样本的检验结果进行对比。要重点说明的是:之所以也选择了外资参股比例很低的银行也作为对比组样本, 是因为: (1) 完全没有外资参股的规模银行几乎没有, 只有招商银行一家, 若只选一家银行作对比, 结论可能不是很客观; (2) 小银行与规模银行又不具有可比性, 因此不能选择规模过小的非外资参股银行; (3)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 我们只能在上市银行中选择样本; (4) 同时我们可以较为合理地假设, 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比例的高低对银行效率和稳定性的影响是成正相关的。

本实证期望得到以下结论: (1) 研究样本银行的DEA指标排序有无显著变化, 即外资参股前后, 被参股银行稳定性有无显著变化?如有, 变化趋势如何? (2) 外资参股银行的指标是否显著不同于无外资参股 (或参股比例低) 的银行, 并更进一步地进行分组对比, 比较其效率变化情况。

本文的数据全部来自《金融统计年鉴》 (2002—2008年) 和各家银行公布的年报 (2002—2008年) 。表2对2002—2008年样本银行投入和产出变量的数据特征进行了简单描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样本银行纵向2002—2008年效率指数变化情况。

(1) 全样本2002—2008年效率指数变化情况。表3结果显示了2002—2008年度研究组9家银行的DEA-Malmquist指数分解情况。

首先, 从各个效率指标的7年均值来看, 总体上样本银行的效率值都在1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为1.036, 总体反映了样本组银行是有效率的。但是从分解指数上来看, 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指数较大, 这主要是得益于随着2000年以后高科技信息技术给银行效率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样本银行的综合技术效率指数为0.983, 这显示了样本银行的综合技术效率方面较低, 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其次, 纵向观察各个效率的随时间变化趋势, 大体上能得出所有9家中资银行的效率指标在外资参股前都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中, 而在外资参股后效率都有较为显著的改善, 从而改善了银行的稳定性。从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来看, 2004—2005年外资参股之前, 其指数从1.089下降到0.735, 2005年之后到2008年又上升到1以上。从时间方向上我们能大致地得出外资参股后对中资银行的总体效率有了显著的上升。而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 一方面是参股后综合技术效率的逐步提升,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指数也在逐步提升, 二者共同促使总体效率的上升。

(2) 国有银行2002—2008年效率指数变化情况。

表4是将样本银行组的所有银行按照一般的分类方法, 即分为国有和股份制银行两类。其中的国有银行即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三家为一组。本文考察国有银行在2002—2008年直接的效率变化情况。从表4中首先可以看出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指数都等于1, 这主要是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巨大, 导致规模效率难以短期改变, 同时国有银行历史悠久, 一直以来受国家重点关注, 纯技术效率本身已经做的比较完善, 在短期内很难有很大的改变, 模型默认为不变了。因此, 国有银行的全要素效率的变动完全取决于技术进步指数的变动。总体上国有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没有很明显的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船大不易掉头”的影响。国有银行的规模、体制、文化等惯性因素导致国有银行在外资参股后, 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效率改善, 而且效率更多的是依赖其自身因素的转变。所以, 我们认为外资参股对国有银行稳定性的影响不大。

(3) 股份制银行2002—2008年效率指数变化情况。

表5是将研究组银行样本按照一般分类原则分组后的股份制银行组, 其中包括华夏银行、深发展、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6家银行。本文考察股份制银行从2002—2008年度总体效率的变化情况。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看出除了2004—2005年指数为2.164以外, 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2—2006年度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2006—2008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逐步回升, 但幅度不是特别明显。另外, 从表中可以观察到股份制银行综合技术效率指数一直比较稳定, 基本围绕1上下小幅波动;而技术进步指数的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波动极为一致。这说明股份制银行总体效率的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的, 而2004—2005年度股份制银行技术进步指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达到2.226, 这可能是由网上银行、ATM机、POS机等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集中运用引起的。总之, 在剔除2004—2005年度的异常值之后, 股份制银行在外资参股之前, 经营效率总体呈现逐步回落, 而在外资参股、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后, 其整体经营效率逐步上升。因此, 外资参股股份制银行对股份制银行的稳定性产生正面影响。

2. 对照组2002—2008年效率指数变化情况。

表6展示了没有外资参股或外资参股比例较低的中资银行2002~2008年之间的效率变化情况, 主要有: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看, 对照组银行总体效率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 其效率值大多数值都大于1, 表明这几家整体效率都比较高。但是在时间趋势上没有什么很显著的特点, 这和外资参股比例较高的银行表现较为不一样。

3. 样本银行组与对照组2002—2008年效率指数差值变化情况。

银行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 自身也可能存在着某些变化的趋势, 或者受经济总体情况的影响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趋势。所以若单纯地考察有外资参股的银行作为一个样本也可能存在相同的问题, 即外资参股给样本银行带来的效率改善也可能是来自于银行业或经济总体影响变化带来的。为了消除由于整个经济环境及银行体系的自身变化给银行效率带来的影响, 本文设计了一组没有外资参股 (或参股比例较低) 的中资银行作为对照组 (对照组银行包括民生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 。之所以选择这四家银行作为对照组银行, 是因为这四家银行均为我国的“明星”银行, 拥有着优质的服务, 规范的市场操作程序等, 因此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这样, 就可以从单纯的纵向对比, 变为结合横向与纵向一体的对比方式。通过比较样本组与对照组所有银行2002年到2008年的效率平均值的变化, 从而克服经济环境及银行体系自身的行业趋势的影响, 更加客观地展示外资参股以后对中资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从时间趋势角度来看, 从2002—2004年,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效率差值越来越大;从2005—2008年,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效率差值越来越小;在2004、2005年, 也就是大部分研究组银行外资参股的时间, 研究组与对照组效率差值最大。这总体说明了在外资参股前研究组银行的效率相对于对照组来说比较差, 在外资参股的年份, 两组的效率差值达到最大, 外资参股后, 研究组银行与对照组银行的效率差值越来越小。这就比较客观地说明了, 在剔除了银行体系自身效率变化的影响下, 外资参股给中资银行的效率改善带来了比较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外资参股股份制银行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但在大型的国有银行中表现的不是很明显。

从指数分解情况来看, 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技术进步指数, 其次是综合技术效率指数。这说明, 外资参股银行带来效率改善好处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对被参股银行的新技术输入, 而这种新的技术在纯中资银行中的表现则稍显落后。当然, 外资参股后对中资银行现有技术的充分利用也有一定的帮助。

下图直观地展示了样本组银行与对照组银行2002年到2008年之间的平均Malmquist指数差值。

4.2002—2008年样本组银行与对照组银行的平均效率比较。

从表8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对照组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率总体均值最高, 为1.048;其次为股份制银行组, 为0.92;最后为国有银行组, 为0.692。而出现出这样的结果可能由于本文所选的对照组商业银行 (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 均为中资银行中总体效率排名靠前的银行, 属于中资银行的“第一梯队”。而且, 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的先后顺序也与实际情况相符。对照组银行总体效率最高, 却没有外资参股 (或参股比例很低) , 可能是由于这些银行绩效好、盈利能力和稳定性强, 没有引进外国投资者的意愿或是即便引入外资参股比例也较低;另外, 外资参股这些银行的成本较高, 短期内业很难提高这些银行的总体效率从而获得高额利润, 因此, 外资参股的冲动较低。

与对照组相比, 有外资参股的股份制银行总体效率较低, 但是在外资参股之后, 其总体效率稳步提高。特别是深圳发展银行, 在新桥资本入股、成为第一大股东并主持董事会后, 总体效率取得了明显的改善。

国有组银行的总体效率为0.692, 综合效率指数均为0.983, 技术进步指数均值为0.704。这说明该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提高主要源于综合效率指数, 这与这段时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和财务重组后, 充分挖掘银行人员、技术及管理效率, 从而提高银行的综合技术效率。这也同时说明中国政府主导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来说国有银行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和庞大的规模, 在总体效率改进上比较慢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股份制银行由于其灵活且更加市场化, 更容易在较短时间内改进其综合效率。

参考文献

[1].韩俊.银行体系稳定性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

[2].陈华.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3].林亮亮, 刘开林.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实证研究[J].海南金融, 2007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