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改革前后比较

中国工业改革前后比较（精选6篇）

中国工业改革前后比较 第1篇

中国经济发展前后30年对比

项目

1949-1978 1979—2008

1979～2008

期 限

前30年

后30年

发展环境 一穷二白

系统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年均发展

16.90%

10%

最 高

20%以上

12%

最 低

9.8%

7%

世界平均

3%

3.20%

以上数据来于美国时代周刊

科技人员

绝对数量

相对数量

绝对数量

相对数量

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已经减少

很 低

科学成就

原子弹

仅次于美俄

基本没变

氢 弹

仅次于美俄

基本没变

人造卫星

仅次于美俄

神六上天

70年代技术

核潜艇

仅次于美俄

略有发展

导 弹

仅次于美俄

略有发展

民族工业

中等发达国家

民族工业

几乎卖光或倒闭

科学成就

民族品牌

中等发达国家

民族品牌

几乎没有了

先进战斗机 中等发达国家

先进战斗机

略有发展

大飞机

仅次于美俄

大飞机

倒退（还要30年）

万吨巨轮

中等发达国家

万吨巨轮

略有发展

自主品牌汽车 中等发达国家

自主品牌汽车 几乎都是帖牌

各种机床

中等发达国家

各种机床

略有发展

世界领先技术

多 项

世界领先技术 几乎没有

国家资源

全部国有

国家资源

几乎卖光(包括银行)

农业育种 袁隆平水稻等

农业育种

略有发展

电子信息 中等发达国家

电子信息

略有发展

半导体工业世界先进行列

半导体工业

倒 退

社会环境

吸 毒

无

吸 毒

泛 滥

卖淫嫖娼

无

卖淫嫖娼

泛 滥

拐卖人口

无

拐卖人口

泛 滥

性 病

无

性 病

泛 滥

教 育

完全免费

教 育

老百姓上不起学

医 疗

完全免费

医 疗

老百姓看不起病

住 房

完全免费

住 房

老百姓住不起房

人口素质

绝对高

人口素质

相当低

人权状况

高

人权状况

相当低

民主状况 老百姓有话语权

民主状况

老百姓无话语权

国家综合环境

很高

国家综合环境

相当低

国家综合能力

很高

国家综合能力

很低

中国工业改革前后比较 第2篇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侧重于对中国的经济方面进行阐述。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经济体制改革，从改革前到改革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成就的取得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这打破了长期的寂静，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使中国的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进步。关键词：改革开放

前言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关于中国改革的性质问题，邓小平同志有两个重要的判断：一是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二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

改革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即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经济体制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标志，如果改变了这些特征，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改变了。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从我国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所以必须坚持；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了，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改革。由于这种不适应，所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创新和不断完善的过程。通过体制的改革，来完善制度；通过制度的完善，再进行体制改革。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本文从改革前到改革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几个问题来谈一谈自己的想法。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

（1）企业不能自主经营。企业的生产数量、品种、价格以及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同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2）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都会被打成资本主义者，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保驾护航。因此，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做出的正确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的重大创新是毋庸置疑的。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极大的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为中国的综合实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假定没有在理论上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一步步的进展。改革开放后发展状况

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作出了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进行的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是这些成绩的取得，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趋于解体。而这些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在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如果没有这些，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

从1978到2014这三十多年间，我们祖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在日新月异的改革变化中不断发展。在教育方面，改革至今，基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初中的普及，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输送着新鲜血液；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国民素质有了不断提升，更多的人有机会走出去，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更多人走出中国，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让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三十多年的风雨兼程，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和社会对抗震救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不断高涨。面对每一次灾难，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凭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都能一次次战胜灾害，重建美好家园。为我们社会的和谐、民众的安宁提供了根本保证。回想起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多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面对这些灾难，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很多成就的同时，作为一名研究生的我认为国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随着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存在着贪污腐败等问题！改革中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在改革过程中，虽然中国的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下面就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4.1 我国居民收入存在差距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总结以下五个方面：

（1）历史、资源及发展阶段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导致了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另外，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由此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

（2）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

（3）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4）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是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等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要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的生活有所保障，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同时要加大对偏远农村、山区教育能力的投入，提高教学水平，完善教育设施，让孩子们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提高对社会的认知能力，为孩子们以后能有更大、更宽的发展机会奠定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改革成为我们国家历次三中全会的重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主题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届三中全会主题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农村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七届三中全会主题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由此可见，这6次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专注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方面的改革，而且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协同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改革，改革涉及的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带来新的重大突破，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解决中国在发展过程存在的问题。结语

GE改革前后组织形态的比较 第3篇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企业面临着空前激烈的全球竞争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 企业的生存环境正处在一个由相对稳定向相对不稳定转变的过程之中。企业自身亦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否则就会遭到无情的淘汰。这一点在美国业界早已是公认的事实, 家喻户晓的老牌公司, 无一不在积极调整, 找寻对策。中国的企业将迟早面临类似的转变。本文谨取通用电气 (GE) 公司改革的案例, 辅以管理学原理的考察眼光, 进行剖析与研究, 愿可有所裨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GE改革, 是迄今为止取得巨大成功的典范。GE的经验可以提供应付巨大改革所需要的主意。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 诸如通用汽车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以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都同样面临全球性的改变。许多一度前景看好的企业似乎已经美景不再, 甚至有一些在汤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一书中被引为榜样的模范企业, 诸如花旗银行和柯达公司, 在90年代便显得摇摇欲坠。唯有GE的革命, 虽然尚未完成亦不完美, 却是目前唯一值得借鉴的企业典范。因此本文将以GE作为分析的首要对象。

管理的权变理论认为, 由于不存在普适的管理原则, 因而也没有适合于所有组织类型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模式 (即组织形态) 。甚至对于同一组织来说, 由于环境的变迁, 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 其组织形态将可能发生比较频繁而剧烈的变化。本文通过对GE在20世纪后叶进行的具有跨世纪的战略眼光的改革过程中组织形态的变化的考察和研究, 试图阐述这一变化背后的主因, 进而指明世纪交替之时一个现代公司的组织形态发展的总的趋势。

比较分析法是本文所要采用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的意思即“通过研究来发现相同之处和不同之点”。为了能有效地描述、分析组织, 需要对所有有关的方面都给以考虑。系统的方法——对环境超系统和主要分系统进行充分的考虑——为进行比较分析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基础。当我们用理论的眼光去观察并将观察的结果加以比较分析时, 其意义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对理论的检验, 另一方面是对事实的认识深化。本文的讨论主要偏重于后者。

2. 关键概念和理论模型

2.1组织结构

人们最为常见的组织结构恐怕要数科层结构了。而现代绝大多数组织, 不论公有的还是私有的, 商业的还是非商业的, 确实采用了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和经典理论所描述的科层结构 (Hierarchy Structure) 。GE的组织结构也不例外。在考察一个组织的科层结构时, 必须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1) 层次的多寡; (2) 管理幅度的大小; (3) 是否合并同类活动。

钱德勒 (Alfred Chandler, 1962) 的命题“结构跟随战略”基于以下论据:随着公司改变它们的产品系列和地理扩张, 它们的结构也从简单转变为复杂的职能和部门结构。伯恩斯和斯托尔克 (Burns T and Stalker G M, 1961) 曾经成功地揭示了产业和市场如何影响组织结构的。简言之, 组织环境通过一些影响组织结构的中介变量作用于组织结构。这个因果关系可以用图1直观的表达。

2.2组织模式

仍然是伯恩斯和斯托尔克, 他们提出了两种“理想的”组织模式来解释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 这两种理想组织模式分别叫做“机械的”和“有机的”组织模式。机械的组织模式是有序的结构体系, 其中的工作被精确的定义完毕, 并且通过科层结构发生强烈的垂直互动, 而各种决策经由集中的指令结构向下传递。

这种稳定的、有序的、理性的框架与在不稳定环境下的组织模式形成对照。在一个有机的组织模式里, 责任和功能都变成不确定的, 以适应解决不熟悉问题的需要。根据伯恩斯和斯托尔克的观点, 对于在一个有机的组织模式里工作的人们来说, 成功的关键在于对组织的目标和价值有广泛的理解, 并能够通过一些侧面的渠道方便地进行交流。这两类理想化的组织模式在表1中进行了对比。显然, 要求具有动态变化的结构的有机模式适合于所有类型的组织是不可能的。有很多组织在两者结合的模式下可以很有效地运行。事实上, 这两种组织模式代表了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个极端。而极端性并不是现代组织的特点。一个整体组织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机械式或有机式的组织, 而是具有某些适合于两个极端之间某种类型的组织特点。更为重要的是, 在同一个组织里不同的部门可能属于我们所认为的连续统一体的不同部位。比如销售部门可能比生产部门更倾向开放性和适应性。然而, 实际上在把这些特点加以数量化时会遇到很多困难:这是有待深化的课题。 (见表1)

2.3组织形态

在过去的25年中, 支持组织设计的理论基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开始, 此后的研究多致力于将组织的属性扩展到结构以外。图2所展示的星型模型 (Jay R.Galbraith, 1994) 说明组织是由结构、划分像预算和计划等结构分支的信息/决策过程、有如晋升与补偿的激励系统以及人员的选拔与培养等组成。总的趋势是要扩展与发掘更多的组织属性, 如7S模型就包容了结构、战略、系统、技术、风格、人员和共享价值。所有这些模型都要传达同一种思想:首先组织不仅仅是结构;所有的要素或分系统之间必须相互协调。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能够将其结构、管理实践、激励和人员协调一致以最终配合其战略的组织。而一旦战略改变, 组织也必须作相应的改变。组织形态是组织结构和组织模式的有机统一体。这本质上即为对组织属性的一种二分法。任何组织必然以一定的结构和模式而存在, 二者之间又有一定的相互制约和影响。以科层结构为例, 与有机模式相比, 在机械模式下通常需要较多的层级, 具有较窄的管辖幅度和较大的重复性。表2说明了这种关系。

3. 改革前后GE组织形态的比较分析

3.1改革前的困境与GE组织形态上的缺陷

竞争给予有力的回击。事实上, 当时许多美国企业同样面临着生产力、技术和全球竞争的挑战。虽然琼斯曾努力使GE现代化, 但是部分产品还是一成不变。在某些领域, 尤其是喷气发动机和塑料制品, GE虽然生产着领导市场的产品, 但是公司大部分销售还是依赖这些机械时代的技术。1976年, 85%的收入是来自电机、电缆、家电和其他一些在爱迪生时代就存在的产品。

许多这些成熟期的产业陷入困境——尤其是5年内美国发生的两次经济衰退——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快速增长。即使有金融服务和其他增长迅速的热门产业加入, GE整个公司收入增长还是相当缓慢, 甚至还比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不止GE如此, 以固定美元值计算的话, 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净收入从1975年以后平均每年下跌2%, 由此造成GE了的财务困境, 因为公司必须投资大量的资金维持它在航空发动机、核能和计算机 (1970年以前) 产业的地位。

在对科学管理的教义未作根本性挑战的情况下, 琼斯对于GE的贡献或许已经相当不错了。他创立了诸如塑料和航空发动机等成绩杰出的企业, 巧妙地引导GE退出电脑市场, 并且努力推动技术进步及国际市场的拓展。但遗憾的是在琼斯的任期内, 企业环境的变化实在太快:曾经为GE和许多其他企业创造巨大财富的科学管理已经逐渐派不上用场, 在走下坡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到了衰微的阶段——不仅在GE, 而且在整个美国企业界孵育出一种浪费的官僚制度。

面对变化日渐迅速的环境, 官僚制度捉襟见肘。GE的官僚制度似乎无法针对顾客的需求, 然而顾客却是企业的生命。在这种体制下, 创新如同旱地行舟, 有志难伸。公司精细的管制, 从每月详细的预算审核, 到耗时六至八个月的前期研究分析和策略规划审查, 层层节制。如此烦琐的程序, 使得原本不论多好的创意, 在完成这一长串正式报告的考验之前, 都会被视为一文不值。一旦提案的创意通过这种层层考验, 通常它的最佳商机已经错过了。这种结果非常令人沮丧:甚至GE自己的创业产品灯泡也在逐渐失去市场份额。而在消费性电子市场和小家电方面, GE也不再是制造及技术的领导者。强劲的国际竞争对手, 如日本的东芝和日立, 正在蚕食GE部分关键事业的地盘。

官僚制度减缓GE的收益增长, 下降的生产率则阻碍了GE的利润增长。当日本企业每年生产率提高达8%之际, GE的生产率提高不到1.5%。然而高生产率是赋予企业活力的基本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降低成本;一家公司的生产成本若低于竞争对手, 则它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来扩大市场, 或者是提高价格以增加利润。

现在让我们用理性的眼光来对GE官僚体制本身加以理论上的定性分析。首先, 它的组织结构是科层结构。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为了实施有效的控制, 组织是高度集权的, 内部形成了一个权力的金字塔, 命令和信息主要是由上至下传达的, 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实现有效的统一控制。另一方面, 改革前GE官僚制度的组织模式倾向于机械式。它的刻板的程式和对任务的精确划分是明显的标志。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下它能够比较成功地运行起来;但是当环境和市场的诸因素日渐活跃时, 其弊端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问题的核心落到GE的组织形态上来了:一方面, 要克服前文所述的各种问题和弊端, 需要对组织形态加以改革;另一方面, 为了适应新的技术、战略和文化, GE更是需要一种有韧性的组织形态来巩固改革的成果。然而, 答案到底何在呢?根据有关组织结构和组织模式的概念模型, 就需要进一步对市场和环境进行比较分析。

3.2变化的环境与改革的方向和成果

GE现任总裁韦尔奇上任之后, 立即开始了其伟大的改革。刺激创新和提高生产率在当时成为一种迫切的战略需要, 这也正是GE革命背后的直接动力。竞争环境的急剧变化引发了对管理创意的需求。10年来的合并和购并, 使得GE跨越许多不同的产业, 从食品加工到银行业务, 结果逐渐为拥有雄厚资金及政治背景的大型企业所掌握, 小型企业根本难以匹敌。庞大的组织必须具备有效的控制, 采用科层结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决定了GE的改革不可能全盘否定基于科层结构的官僚体制。另一方面, 全球化又进一步改变了游戏规则, 甚至在国内市场遭遇外国企业入侵的情况下, 许多企业也被迫向海外发展。诸如“及时化” (JUST-IN-TIME) 的存货控制方式等提高生产率的努力, 迫使企业史无前例地依赖供应者。新的计算和管理技巧不断缩短产品的生命周期, 提高顾客的预期心理, 并且更加强调速度。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企业必须面临一个变化更加频繁的、更加不稳定的环境。因而其自身必须更加灵活和机敏, 我们将不难看出, 这正是GE战略调整的方向和改革努力的突破口。这有如牵一发而动全身:战略的转变最终导致对整个组织体系的改造和变革, 包括人员、信息与决策过程、结构以及深层的共享价值和文化。

作为战略调整的思想基础, 韦尔奇喜欢强调看似矛盾的论调:企业制胜之道需要同时具备如世界般大的力量和资源, 加上初创企业的机敏。这位现年56岁的企业强人, 正在通用电气公司创造一个分享价值 (Shared Values) 和等级制度并重的新组织。数一数二的原则定下了组织效率的硬性指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他毅然采取了无情的手段:出售或裁员。而这显然很难取得员工们的认同。要成功地克服重重困难使这个方案得以实施, 得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需要等级制度支撑的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二是董事会坚定不移的支持。所幸的是, 韦尔奇二者兼备。

从图3中, 我们可以通过GE利润组合的剧烈转变来考察GE在达到其数一数二的目标时所作的出售与购并努力。那些传统的核心企业被不断淘汰, 而服务和技术方面的企业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了使较少的员工能够掌握日益扩大的企业, GE设计了新的组织结构, 使每个主管的管辖范围扩大, 从以往每个主管管辖五六个人增加到十二人以上。其目的在于使员工得到更多的授权以及去掉不必要的工作。原来在GE的组织结构中分部是很沉重的一环, 撤除它可以使整个组织结构作大幅度的重新设计。如果说GE以前的组织就像多层的结婚蛋糕, 现在它像一个车轮, 在中间有一个轮轴, 另外有轮辐向外伸展扩大。轮轴就是所谓的“总裁办公室”, 轮辐就是GE13个主要事业单位, 现在直接向韦尔奇或者某个副总裁报告。这个新次序的主要效果, 就是赋予独立自主的企业单位主管权力。轮轴与轮辐的结构, 使GE长久不消的官僚习性除去大半。适应不同企业单位需要的工资制度和其他政策突然间变得理所当然。不久之后, 因地制宜的变化成为定规。最终的效果创造出满足市场需要而非官僚制度需要的组织结构。

然而, 仅仅依靠对组织结构的调整来提高效率是远远不够的。在环境因素变化频繁而迅速的条件下, 效率的持续性和可增长性必然要求组织的灵活性和机敏性。这才是GE改革过程中最关键的同时也是最艰巨的挑战。一言以蔽之, 这是一个要把GE的组织模式从机械式向有机式推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 工作的焦点已经从硬性的事务转向了软性的事务, 即转变员工的价值和观念。因为, 正如前面已经阐明的那样, 有机式组织成功的关键在于员工对组织的目标和价值有广泛而深入的理解, 并能够通过一些侧面的渠道方便的进行交流。

虽然分部的存在会制造麻烦, 但它也曾经帮助团结GE, 鼓励企业单位统一。新设计的组织结构, 是一个具有13个轮辐的轮轴, 但是不包括轮圈或边缘。该设计远不是把GE统一起来, 而是会鼓励形成瓦解GE的离心力。GE各企业主管之间的关系传统上一直是诚挚的, 但是并不亲密, 他们彼此之间很少见面。而且他们之间是竞争者, 彼此斗争以争取更多的资金, 赢得总裁的欢心——或许有一天可以赢得他的职位。现在没有分部从中干预, 企业部门的主管更加没有理由关心其他单位的问题。于是韦尔奇在1986年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成立企业主管委员会 (Corporate Executive Council, CEC) , 它是由GE的13个企业的最高负责人和一些高级幕僚组成, 每季开会一次, 商讨GE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不论这些问题是否会成为事实。

CEC是韦尔奇试图推行同侪管理风格, 教导GE企业领导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工具之一。它的正式任务是分享情报、交换意见和帮助引导GE完成目标。而其主要目标则是建立主管之间的信赖关系, 否则他们之间可能会互相倾轧。他们有权根据本企业的文化背景和规章制度决定自己的领导方式, 但是作为CEC成员必须以本企业的局部利益服从GE的整体利益。在功能上CEC就像GE的神经中枢, 可以使一些好的主意迅速的在整个公司内部传递。例如塑料部门想出降低保险成本的做法, 或是航空引擎企业发展出有效的员工参与计划, CEC都会使其他单位立即知道。通过CEC, 韦尔奇实现了他“统一多样化” (Integrated Diversity) 的构想。GE形形色色的事业组合使分散的目的容易做到, 但是要将它们接合成一个有共同认同的单一整体, 显然困难多了——这部分工作正是通过CEC来完成的。

韦尔奇依然是老板, 控制着整个CEC的成员和议程。但是当CEC资深的主管被改造成公司价值观的使者后, 他允许集体权力的扩大, 以减少自己花费在下达命令上的精力。总裁并不热衷管理, 而是推崇领导, 因为那能够加强他对组织的控制。他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去协调CEC会议, 使之能够激发参与者高度的情感动力。或许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比CEC会议更加能够有效的影响一个大的组织。在CEC会议中, 每个成员都知道其他所有成员每季的财务绩效细节, 并加以讨论。如果其中有一个企业主管遭遇困难, 其他人会提出解决的方案。相对于一般传统的做法, 这是极大的改变, 以往公开讨论经营会被认为是严重的违反成规。分享信息是“不分彼此”的重要部分——传统上主管们并不分享信息, 因为信息就是权力, 所以他们紧握不放。分享信息不只会加速决策过程, 还会提高决策质量。应该特别强调的是, 分享信息也能够帮助创造共识, 并可以激励人们去达到同仁所创造的更高的绩效水准。

到1988年, GE的改革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靠着韦尔奇的各项措施, 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例如公司的生产率终于突破4%~5%的水准, 大约是以前的两倍。GE的企业组合也大致上令人满意。进步几乎随处可见, 抵制也很少发生。但韦尔奇知道许多主管还是“光说不练”。这些缺乏想象力、吓坏了的官僚主管, 依然彷徨徘徊。他们以前用较多的人做较少的事情, 现在则要求较少的人做所有的事情。这些人就是在放映韦尔奇演说录像时大打瞌睡, 然后要求部属在无法承受的压力下日夜赶工的主管。

韦尔奇必须想办法绕过他们, 直接接触到广大的GE员工。他所预期的不分彼此的组织, 如果没有全体员工的积极参与, 是无法发挥功效的——但是他不能期望人们参与一些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的东西。事实上, 越下层的主管越难分享GE的新价值观, 中低层主管仍然看不出改革的急迫性。虽然撤除了分部, 但是GE还是有许多层级存在。在GE企业的基层组织, 基层主管还需要填写许多不必要的表格, 采取不必要的措施, 以应付难以完成的任务。

GE针对这种局面, 设计了“解决问题” (Work Out) 的方法: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也是GE顾问的莱恩·施莱辛格 (Len Schlesinger) 称它为“自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来, 改变人们行为的最大规模的计划行动之一”, 是1个为期10年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韦尔奇在他备忘录的第5页写下了行动的要点:

一、支持企业的使命。

如果办不到, 请告诉我或是副总裁们, 什么事情让你感到困扰, 以及你想如何改变或修改。我们可以, 也将对这些麻烦采取行动。

二、在加入之后, 和直接部属商讨企业使命。

如果你们觉得合适的话, 可邀请我们参与分享你和部属决定的企业使命。

三、问你的直接部属, 他们能够支持什么——以及不能够支持什么。

讨论之后要达成企业使命的共识。用和你们企业有关的事例说明。

四、要求他们和自己的部属会谈, 你也参加。

然后一路发展下去, 直到公司所有的主管都和他们的上司讨论过为止——如果他们有问题, 请他们来找你。

五、在所有阶层的每一次干部会议中, 花一点时间讨论支持企业使命的进展。

只有一次宣布或讨论根本达不到效果。

支持员工参与持续改进的“解决问题”的基本概念, 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个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规模之大, 显示出它的承诺:到1992年, 已经有超过20万的GE人, 约为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二, 经历过“解决问题”。每天或许都有两万人正在参与有关的计划。再过几年, “解决问题”将会实施到每个GE人的身上。它有4个主要目标:

(1) 建立信赖:每个GE人都发现, 他们可以像CEC成员一样坦率直言, 不必担心会伤害到自己事业的前途。只有如此GE才能够得到员工最好的主意。

(2) 赋予员工权力:实际接触工作的人, 通常比所谓的顶头上司知道得更多。为了博得工作人员的情感动力, 总裁希望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反过来, 他希望他们相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3) 消除不必要的工作:要求更高的生产率只是推动这个目标的理由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要纾解GE员工过度的负荷。

(4) 建立GE的新范例:“解决问题”终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培育出以共有价值观为基础的不分彼此的新组织。

“解决问题”使GE一千至二千名高级主管成为信仰者。在世界上最好和最大的公司里, 没有其他规模GE和相当的公司能够同时具备这么多在心智上自由但是如此同心的人。作为维系革命过程的真正机制——以及将权力转移到员工手中——“解决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无可逾越的。不过GE早年改革已经打下的基础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3.3比较分析

GE的改革仍然在进行之中, 但是它的总体蓝图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GE总裁韦尔奇所提出的最新的“不分彼此”的概念, 实质上同有机组织模式的概念极为相似。我们还注意到了与此相适应的GE组织结构的变化, 图4展示这一变化的对比效果。在短短的十多年里, GE的等级层次平均减少了4个, 将近原来的一半。现在让我们从人员与信息的角度对这个变化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分析。对于一个管理幅度n人与x个层次科层结构而言, 其人员总数P可以这样计算:

于是在改革前, n=5, x=9, P=488 281人;改革后, n=12, x=6, P=271 453人。对比改革前后, 人员裁减近乎一半。随着人员的剧减, 信息沟通与决策的方式和效率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当管理幅度只有5人时, 主管可以独自处理来自下属的信息并负责上下的沟通, 信息的流动方式以垂直为主, 决策相应的也就成为集中型的;但是由于层次多达9层, 用信息论的术语来说, 就是信道过长, 信息失真较大, 传递的质量就很难保证。而在管理幅度为12人时, 则需要主管与自己的下属一起共同进行沟通和协商, 信息的传递方式以水平互动为主, 决策就可以具有一定程度的分散性;而层次减少到6层, 因而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质量。这将从两个方面影响决策:首先是影响决策赖以成立的信息依据的质量;其次是决策实施过程中必要的信息传达质量。而这两点对于决策的意义无疑是非常深远的。

作为深层次的变革, GE在改变员工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方面开始取得巨大成功。一种全新的雇主和员工的关系正在被GE创造出来, 取代了以前那种互不信赖的关系。新的GE组织是注重创意和共有价值观、赢得员工承诺和崇尚团队精神的企业群。

当我们回过头来参照表1来思考时, 对GE改革发展的方向就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例如分部的撤除显然减少了垂直方向的互动, 而CEC则是典型的通过关系网结构进行控制的方式;再有就是“解决问题”极大的增强了员工之间的侧面交流, 包括由下至上的信息流动, 同时它也要求员工对完成任务做贡献。这些都是从机械式向有机式组织结构运动的鲜明标志。

4. 结论

由于缺乏数据资料和理论支持, 在此不可能进一步作出量化的分析, 但改革的总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了, 即GE改革过程中组织形态是由机械式的科层结构向有机式的科层结构运动的, 而这一转变是在市场和技术日渐加快的变化下, 旧的组织形态无法适应的情况下发生的。

从组织结构看, 虽然GE仍然是科层结构, 但是官僚集权的气氛已经远不如改革前那么浓厚;层次减少了, 幅度增大了——而这些改变又是与组织模式的改革紧密关联着的。人员精简与素质提高相随, 信息与决策过程中品质与效率的飞跃, 激励系统以共享价值为核心, 以及任务的抽象和多变——这些组织模式上的变化与新的结构相互作用并协调一致以适应战略上的新部署。变革的途径则是通过结构 (取消分部和其他冗余层级) 、人员 (精简与提高素质) 、信息与决策过程 (CEC和解决问题) 、文化价值 (不分彼此、统一多样化) 等要素逐步实现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类似于连锁反应的过程, 它的起点则正好是组织战略的变革。而最终的结果是反过来对新战略的协调与支持。

中国工业改革前后比较 第4篇

关键词：中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任何一种思想的传播，都离不开与之相应的传播语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思想，从西方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广泛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伴随着传播语境的不断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

从1848年马克思主义诞生，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迅速，影响巨大，但在中国传播缓慢，影响甚微。这期间的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本任务依旧是救亡图存。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国社会各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呼喊，倡导广开门路，加紧向西方学习，推进国内变革，造成中国近代社会各种社会思潮汹涌迭起，先后形成了“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1]等几大思潮，在经历了地主阶级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等相继失败后，社会现状每况愈下，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陷入极度的彷徨与苦闷之中。伴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产业工人队伍进一步壮大，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当中国人民苦于救国无门之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于五四运动后形成传播热潮，并逐步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主流。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整个传播过程，不难发现，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最初传入及初步传播向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的深入、广泛传播转变。为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规律，本文拟从文化传播角度，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目的、传播媒介、传播路径、传播过程等方面，对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试作一比较分析。

一、传播主体：从泛化的学术宣传者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一些知识分子。这些学术理论性传播者，成分极其复杂，既有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又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有以孙中山、朱执信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

十月革命前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特别是后三者，基于不同的目的，或多或少地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介绍，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众多西方政治学说中的一种加以研究，可称之为泛化的学术宣传者。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他们的身份首先是知识分子；第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整体上倾向于学术思想的介绍；第三，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大都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梁启超，虽然较早介绍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但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国民党人朱执信，积极介绍马克思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贡献较大，但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第四，他们并非视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其学术主业，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传播自己的思想，而无意于将主要精力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传播上，这与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逐步从泛化的学术宣传者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是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传播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是在中国系统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播主体转换过程中，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人，在一定时期内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作过一定贡献，但这些人很快从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阵营中分离开去，使得马克思主义传播队伍越来越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二、传播对象：从各阶级大众到具体指代之革命阶级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对象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抽象的。由于不同阶级派别出于不同的目的，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定程度的介绍。这就造成各派在传播对象的选取上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传播者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传播意图，来确定自己的传播对象。”[2]因而，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对象是各个阶级所对应的或相关的群体，如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非他们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而是他们在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后，希望假借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学说来充实其革命理念，传播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因而其面向的传播对象主要是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争取其他阶级的支持。资产阶级改良派传播马克思主义或是“利用社会主义运动‘达于全球的威力去胁迫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3]，为改革制造外在压力，或是引发资产阶级的重视并获取其支持，因而其宣传对象主要是满清贵族及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博取人们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如此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象的抽象性。

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象逐渐明晰化，由抽象意义上的各阶级大众向具体指代的工农革命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这一点在五四运动以后，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如果说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象主要是先进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象便在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开始转变为工农革命群众了。他们以创办杂志、发行报刊、开办夜校等多种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通俗化的方式传播到城市近郊工厂与农村中的工农群众中去，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工农革命阶级的思想武器。

三、传播内容：从零星介绍到系统传播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停留在对马克思个别理论只言片语的介绍上，有的甚至还存在着很多曲解和误读。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具有片面性，缺乏系统性，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庞大的理论体系，所传播的内容仅为冰山一角，传播水平整体偏低。这也正是部分学者不看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认为只是处于一种简单译介阶段，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传播。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内容，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平及其业绩；二是初步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观点和原理，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历史唯物主义等；三是初步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主要包括《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的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译介等。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尚停留在初期传播水平上，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传播的内容较为简单，涉及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虽然有人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但译介的内容以马克思个别著作中的个别片段为主；二是传播的内容存在着很多的曲解，如梁启超在介绍社会主义的时候，将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井田制作类比，认为二者是站在同一立脚点的，并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迷信，孙中山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学说，将社会主义归结为社会生计，视社会主义者为人道主义者，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也是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这些“不仅从理论上贬低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从实践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4]，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并逐渐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表现出比较系统、全面及深入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经济学说以及唯物史观等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

四、传播目的：从侧重学理研究到指导革命实践

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多的是从学术角度来加以介绍，理论研究意义大于现实指导意义。而十月革命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克思主义不再被视为是西方社会众多政治学说中的一种，而是作为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全新理论武器，指导革命实践意义大于学理研究意义。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无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而加以宣传和介绍的，虽然掺杂有不同的具体目的，但这种侧重学理研究的共性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们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中得到验证，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例，“他们基本上还只是从经济学知识的范围译介剩余价值学说，还只是从学者的身份角色认识马克思，始终没有涉及剩余价值学说对指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理论意义”[5]，这一方面是由他们自身的阶级属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传播目的使然。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先进分子以极大鼓舞，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强大的战斗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救国的法宝，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利器加以研究，并积极宣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俄国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一点，从李大钊的思想变化中可以鲜明地体现出来。“早年李大钊留日期间曾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关注过马克思主义，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6]，但当时并没有将其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而加以深入研究。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使得李大钊坚定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武器的决心，在中国大地上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五、传播媒介：从分散的传播渠道到专门的宣传阵地

十月革命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散见于《新民丛报》、《民报》、《新世界》、《天义报》等传播媒介间，传播渠道少且较为分散。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提升，涌现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物，开辟了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专栏，甚至出现有马克思主义宣传专号，形成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

十月革命后，受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刊物逐渐增多起来，许多刊物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如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刊物《每周评论》，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成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新青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1919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新青年》特地发行了《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系统全面的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新青年》又发行了《劳动节纪念专号》。除此之外，《晨报》副刊在李大钊帮助下成功改版，增设“马克思研究”专栏，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大量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各刊物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除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发表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文章，甚至形成相互论战的局面。

六、传播路径：从单一传播路径到多元传播网络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留日知识分子的介绍。日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来源地，所传播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以留日知识分子从日本直接或间接引入居多，“这是由于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受到日本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组织力量翻译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通过自己出版的刊物加以介绍” [7]。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主要是东方的日本，日本在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是从日本直接引进或翻译过来，其二，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者大都留学日本，留日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归国前后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定的介绍。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大大拓宽，开始形成了东、北、西三路共进的局面。一方面日本继续保持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传统来源地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将目光重点投向了俄国，他们对比中俄革命的异同，总结苏俄成功的经验，探讨十月革命的道路，苏俄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来源。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形成的全方位、多元化的传播网络，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热潮的形成。

七、传播过程：从静态研究到动态论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静态的研究到动态的论争的发展过程。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较多地选择“关起门来”独立进行学理研究，各派之间几乎不存在各种论争。十月革命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各派之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各取所需，都是在坚持原有立场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来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单的译介，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在其整个理论体系架构中不占主体地位，或根本不占地位，甚至扮演对立面角色，如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8]，这就决定了各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会过多地关注这些“枝叶”性的东西，更不可能引发规模化的争论。独立静态研究，成为此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选择。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引发了理论界、思想界广泛共鸣的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相互论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理论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给正在苦苦探索救亡图强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震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严重威胁到各派所坚持的政治主张，各派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积极攻势。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相互论争，先后形成了三次论战，通过论战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以“问题与主义之争”为例，通过论争，“李大钊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本质，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拓出宽广的道路”[9]。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既体现在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目的上，也体现在传播路径、传播媒介、传播过程中；既表现在量上，更体现在质中。从根本上说，这种转变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自在传播阶段向自为传播阶段的飞跃，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当时中国社会之所需。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是一种学术介绍，依赖于传播者的个人自觉。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得到了实践的验证，社会主义道路从理想转变为现实，为中国救亡图存提供了新的社会制度模式选择。中国国内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俄国革命道路，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开始分道扬镳，传播阵营出现分化，开始涌现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使得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越来越集中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视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局面的根本改观，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象日渐明晰、传播内容日趋系统、传播渠道得以拓宽、传播阵地得以形成，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历程，并开始与其所依赖的革命物质力量——工人运动相结合。

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这种转变，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由最初传入和初步传播向深入广泛传播转变，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潮，并成为当时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主流而发挥着重大作用。这种转变，对坚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培养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启发和教育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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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景峰，苏全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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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卫民.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J].党史文汇，2000（4）：2-6.

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比较 第5篇

20世纪80-90年代(以下简称××年代，省去“20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增加政府收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税制改革，其中的经验对我国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一定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总体比较

(一)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的共性

1.税制改革的背景。

由于70年代过于强调税制促进经济发展与实现社会纵向公平的功能，税制设计复杂化，税率档次多且优惠与减免繁杂，不仅扭曲了人们的消费、储蓄与投资决策，而且没有达到公平目标。因为税收优惠多为富人享受。同时因税收征管相对落后，偷逃税现象严重;为调节收入分配设置的高档税率几乎无人适用，富人的实际税负有时比穷人还要低。另外，高税率与窄税基并存，使得税收收入低下，一般发展中国家税收收入只占GDP的15%-20%，仅为发达国家的50%一60%。同时，税制结构不尽如人意，表现为税源单一，过分依赖某些税种。发展中国家间接税占财政收入的`64%，相当于GDP的20%(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60%和10%)。间接税中，关税又占绝大部分。直接税过度依赖公司所得税，少量的个人所得税大部分依靠对公共部门与外国公司的雇员征收。税收收入的低水平和对某种税的极度依赖，易造成财政收入不稳定和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差等问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经济交易日益复杂，对公共设施与公共管理的需求也在质与量上提出了更高要求，财政支出规模需要相应扩张，从而具有增加税收和税制改革的内在压力。而70年代开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都有所改善，拉美与东亚更是取得了骄人成绩。经济的发展，市场交易量扩大、经济行为趋于规范化，收入水平增加，为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2.税制改革的目标和趋势。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有关国际组织提出了许多建议和原则。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有：倾向于水平平等，提高税收的效率性，扩大税基，消除税收刺激，使通货膨胀对税制的影响中性化;尽可能减少税率档次，当收入难以界定和衡量时采用预提税和一次总付税办法，个人扣除不超过人均收入水平;用国内税收代替关税，增值税实行单一税率和广税基，引进各种消费税等。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税制改革标准是：从生产税转向消费税，例如引进增值税和消费税;扩大所得税税基，降低扣除额和税率的档次;建立简化而又合理的利润税，即税率数目少和中性;避免对股息的双重征税，因此利息和股息收入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在处理所得税和利润税时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降低关税;改善税务管理等。从总体上说，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基本上遵循了这些建议和指导思想。

发展中国家的税制改革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简化税制”为主要内容，力求达到减少扭曲、保证横向公平的目标。强调税收的中性，主张减少税收对资源配置过多的干预，税收激励措施的运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在社会公平方面，更注重横向公平，一种“大致公平”取代了过去以高质量管理为前提的绝对的纵向与横向公平。由于统一税政、实现横向公平能被人们客观感受与接受，而纵向公平更多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评价，因此税制改革阻力相对较小。

3.税制改革的内容。

中国电力工业改革开放大事记 第6篇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１２月２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拉开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３０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国发生的深刻巨大变化，充分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最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

３０年来，电力改革波澜壮阔。以政企分开为主要原则的电力管理体制改革，以集资办电为核心内容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以“鲁布革冲击”为催化剂的电建业改革，以“三为”服务为宗旨的农电体制改革，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以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内部改革以及电力行业其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浓墨重彩，描绘出了中国电力工业改 革开放的历史长卷。

在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数百万电力工作者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创造了中国电力工业空前的辉煌和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今天起，本网将连续推出《中国电力工业改革开放大事记》，共同回顾我国电力工业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

１．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５日，中央通知，决定撤销水利电力部，成立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刘澜波任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王林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二书记。１９８１年３月６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任命李鹏为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主动退居二线，被誉为“党内开明人士”。

２．１９７９年５月，电力部召开全国电力工作会议，提出了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初步方案。５月２９日，国务院以国发［１９７９］１８４号文批转这个方案，明确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要千方百计把电搞上去。同时明确，电力工业是建立在现代化技术基础上的大生产，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管理。

３．１９７９年，电力部提出《十大水电基地开发设想》，包括黄河上游、红水河（含南盘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乌江、长江上游（含清江）、澜沧江中游，以及湘西和闽浙赣水电基地的布局，总装机容量达１．７亿千瓦。８０年代末，有关部门又编印了《十二大水电基地》规划性文件，增加了东北和黄河中游北干流两个水电基地，规划的总装机容量为２．１亿千瓦。

４．１９８０年２月４日，李先念等５位副总理听取电力工作会议汇报时，就电网集中统一管理，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力争多发电多装机以及大机组试制和引进等问题作了指示，并传达了陈云同志的指示：电网要扩大，能联网的都要联网，电网要统一管理，电力部领导一定要坚持这一条。

５．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２日，我国第一条５００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河南平顶山至湖北武昌输变电工程竣工。该工程全长５９５千米，最大输送容量１２０万千瓦。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开工建设。１９８１年７月，线路在湖北金口跨越长江。该工程的投运加强了河南、湖北的电气联系，解决了武钢１．７米轧机冲击负荷供电问题。

６．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５日，全国第一座中央与地方集资兴建的火电厂———山东龙口电厂开工兴建。１９８０年，签订集资办电协议，中央和地方按比例承担龙口电厂工程所需资金。烟台行署在全区发行股票筹资。一期工程两台１０千瓦机组分别于１９８４年８月和１２月投产。同期，还有中央与地方合资建设的闵行电厂一台１２．５万千瓦机组，台州电厂两台１２．５万千瓦机组。

７．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中国电力报创刊。１９８３年春，《人民电业》复刊（１９５０年创刊、“文革”初期停刊，现刊名《中国电业》。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７日，中国电力新闻网正式开通。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中国电力网络电视台新闻开播。这都是中国电力报社旗下的我国电力行业新闻媒体。

８．１９８２年３月７日，水利部与电力部合为水利电力部。此前，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这次机构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钱正英任部长，李鹏为第一副部长。在此后召开的电力工作会议上，钱正英任部长提出“政企要分开”。本文由江西金阳钢艺有限公司（新钢搪瓷钢配送中心）提供。

９．１９８２年４月，水电部根据中央精神，在全国电力工作会议上部署了电力企业全面整顿工作。当时，列入国家重点企业名单的电力企业有１０３家，其中９２家电力企业列入第一批整顿。这次企业整顿是全面的建设性整顿，水电部提出了８项整顿工作，重点是建立经济责任制。

１０．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１日，国务院批转水电部《关于按省、市、自治区实行计划用电包干的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为了在缺电情况下做好计划用电工作，国家出台了这项办法，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电网实行。

１１．１９８３年９月，针对《中共水电部党组关于提高电力投资比重的报告》，中央领导提出，必须从电力部门一家办电的传统做法中解脱出来，充分调动和发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办电的积极性，这是加快电力工业发展的根本方针。同时提出要做好两篇文章：提高电力投资比重和降低工程造价。

１２．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５日，以学习推广山东电力建设经验，加强施工队伍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电力建设座谈会召开，强调把生产和建设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加快电力发展。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４日，水电部在山东召开第一次电力建设座谈会，总结推广“三句话、一个精神”的山东电力建设经验。

１３．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７日，元宝山—锦州—辽阳—海城输变电工程建成。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正式投入运行。该工程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制造的第一项５０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它的建设拉开了东北５００千伏电网骨架建设的序幕。

１４．１９８４年５月７日，水电部以（８４）水电财字第４１号文，发出颁发《关于筹集电力建设资金的暂行规定》通知。为调动各方面办电积极性，补充国家电力建设资金的不足，欢迎各部门、各地方和企事业单位投资电力工程，并可按投资比例分享用电指标。

１５．１９８４年７月３１日，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引水系统工程开工。鲁布革工程利用世界银行１．４５４亿美元贷款，日本大成公司中标引水隧洞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利用世行贷款，并率先实行国际招标、项目管理等国际工程管理机制的工程。自此引发了“鲁布革冲击”，我国水电建设以至全国基建行业开始学习、推广鲁布革经验。

１６．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水电部在望亭发电厂召开多种经营会议，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制定了《关于电力企事业单位发展集体经济、开展多种经营若干问题的规定》。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５日，水电部在湖北丹江口召开第二次多种经营会议，形成了《水电部关于电力企（事）业发展集体经济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次年４月，劳动人事部转发了这个规定。

１７．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３日~８日，水电部召开电力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明确，电力工业改革，当前主要目标是解决缺电。检验一切改革措施，首先要看是否有利于解决缺电。会议提出：一是打破一家办电思想，调动各方面办电积极性；二是打破大锅饭，扩大企业自主权。据此，制定并下发了《关于电力工业简政放权的规定》。

１８．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４日，国家计委等三部门下达《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水电部通知转发。电力工业自１９８０年率先实行“拨改贷”，以争取电力投资的增加。此次全部“拨改贷”，实行差别利率，电力纳入３．６％的最高利率行列。

１９．１９８５年２月，国家计委、水电部分别转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关于利用外资、加快电力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央领导几乎每天都担心电要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指示要突出电力建设，决策组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１９８５年６月，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成立。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４日，国务院办公厅复函能源部和国家计委，同意成立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并在国家计划中单列。

２０．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３日，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５］７２号文，批转国家经委等四部门《关于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通知，鼓励地方、部门和企业集资办电，实行“谁投资、谁用电、谁得利”的政策，并实行多种电价。次年４月，水电部印发有关集资办电部分的试行办法。２１．１９８５年５月３１日，中共水电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根本改革电力工业体制的建议。建议提出，电力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是建设资金不足，必须重点保证；改一家办电的体制为多家办电体制，希望对电力工业实行低息、低税及电价随燃料价格浮动等优惠政策。

２２．１９８６年５月１日，我国集资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云南澜沧江上的漫湾水电站正式开工。该水电站装机１５０万千瓦，投资１０亿元，由水电部和云南省合资兴建，其中，云南省出资３亿元，其余由水电部安排。１９９５年６月，一期工程５台机组全部建成。

２３．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３日，李鹏副总理召集会议，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和水电部关于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意见的汇报。会议决定成立由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为组长的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小组。６月２５日，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小组提出“加快电力工业发展的改革方案（草案）”。

２４．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５日，财政部、水电部发出关于对电力工业企业减免产品税归还贷款的通知。规定对电力工业企业利用银行贷款新建电厂、新增机组，在还贷期间，用新增利润、新增折旧归还贷款不足的，允许对其新增电量减免产品税。

２５．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１日，国务院下发批转国家计委关于发行１９８７年电力建设债券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发行电力债券是缓解严重缺电局面的一项重要措施。１９８７年发行电力建设债券３０亿元，含有用电权。

２６．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９日，水电部就“七五”后三年水电部直属电力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方案，向国务院提出请示。水电部是国家“七五”计划确定的七个包干部门之一。该请示称，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改进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加快电力建设，缓解缺电紧张局面的一项根本性措施。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中央直属电力企业开始实行承包经营。

２７．１９８７年６月３０日，我国引进美国技术制造的首台亚临界３０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在山东石横电厂投产。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国引进美国技术制造的首台亚临界６０万千瓦机组，在安徽平圩电厂投产。１９９２年６月，我国引进设备及部分制造技术的首台超临界６０万千瓦机组，在上海石洞口二厂投产。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国产首台６０万千瓦超临界机组１号机组，在河南沁 北电厂投产。

２８．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４日，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水电部共同召开的加快电力发展与改革座谈会上，李鹏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提出“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和“因地因网制宜”的电力改革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