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的故事

高校辅导员的故事（精选6篇）

高校辅导员的故事 第1篇

李玉莲：一辈子做了一件事

日期： 2011-06-09 信息来源： 北医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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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十大年度人物”北京大学药学院李玉莲 采访手记

20年前，笔者初入新闻行当，多以采编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处、团委、研究生会的活动为主。那时，在学生活动的场所亦或教学会议上，在校园小路上亦或在校医院，一位老师很快引起我的注意，她面部、颈部有较大面积的烧伤，特别是炎热的夏天，长衣长裤，脖子上总要系一条纱巾。尽管步履缓慢却坚实，后来知道，这是北医药学院学生辅导员李玉莲老师，曾为抢救学校财产而烧伤。20年后的今天，在学生活动的场所亦或教学会议上，在校园小路上亦或在校医院，我依然能够见到步履缓慢且坚定的李玉莲老师的身影，特别是炎热的夏季，她依然是一身长衣裤，脖子上系着纱巾，不同的是，头发花白了„„

在对李玉莲老师的采访中，她对伤残带来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说得很吝啬，很淡然。她对学生的点滴成长说得很投入，很兴奋。在对她先生王全宇老师的采访中，尽管他的言语也不多，我却理解了伤残带给李玉莲的痛苦为什么叫“常人难以想象”。炎热、潮湿或寒冷，都会给她“烧伤总面积64%，三度烧伤34%”的身体带来影响。特别是80年代到90年代的10多年里，烧伤连带出现的心脏问题、高血压等“后遗症”使她多次住院，皮肤反反复复溃烂、红肿、出水„„

她涂上药膏，缠上纱布，忍着剧痛，用笑容把一批批学生迎进校门又送到社会„„

1978年至今，在全国高校辅导员岗位上，李玉莲恐怕算是个老兵了。33年，全球变“村”了，中国天翻地覆了，她的同行或升迁，或改行。33年，学生辅导员李玉莲除了年龄由“师姐”成为“师奶”，其他没有变。33年，她视学生如亲人，任劳任怨，默默坚守。她戏称自己一辈子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学生辅导员。她又说自己还没能“做得更好”。

一场火灾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开辟了新的人生之路

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李玉莲和同时代人一样，党的号召就是个人的志愿，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实现保卫边疆的理想，1970年18岁的李玉莲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上了一名兵团战士。1974年，因个人觉悟高，工作表现突出，李玉莲获得全连（数百人）全票通过，推荐去上大学。尽管出生在天津的李玉莲住家离北京不远，她也不曾到过北京，而北京是全国的心脏，是全国人民景仰的地方。手握北京医学院（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录取通知书，李玉莲激动之余也有对兵团的恋恋不舍，那广袤的草原，那些朝夕相处把青春献祖国的兵团战友。

李玉莲能够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令所有的兵团战友羡慕。李玉莲决心以兵团战士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努力学习医学知识，争做一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白衣天使。

天有不测风云。李玉莲的人生轨迹在1975年6月6日上午9时多，被实验室突发的大火烧断了，而她年轻的生命也险些被断送。

那一天，在北医药学院药厂中药组实习的李玉莲，完成了生产实习任务，到回收组实验室帮其他同学。工作中，一位同学违反实验操作规程给正在加热的烧杯中添加了酒精，结果突然爆炸起火。保护国家财产要紧！李玉莲的心里只有这个念头，她和同学们一起救火，有的把实验室仪器往外搬，有的灭火，当时同学缺少灭火常识：酒精起火不能用水灭，否则等于“火上浇油”，使火势更加迅猛。室内烟熏火燎，高度近视的李玉莲看不到地上蓝色的火苗，抱着大约一万毫升酒精一下子滑倒在地，火在她身上及周围燃烧，她当即昏了过去，后被赶来的老师从火里拖出来。

苏醒后的李玉莲躺在北医三院的病房里，确诊烧伤总面积是64%，三度烧伤34%。身上百分之六十多的皮肤都成了伤口，绿脓杆菌严重感染。当时国内没有控制绿脓杆菌的有效药物，同学们告诉她，抢救她的药是从外地药厂买进的原料，在北医药学院实验室做成针剂。虽然用药后感染很快得到控制，但又引起腰痛，几经努力，找到了导致腰痛的原因，通过稀释药物疼痛才慢慢缓解。

因为怕感染，即使父母也不能进病房探望。一个人躺在病房里，李玉莲的身上、头上涂满了药，透过两只眼睛她看着大夫、护士们忙进忙出。孑然一身，她一度为自己人生遭遇如此大的变故灰心、流泪。她还年轻，她的学习生涯才刚刚开始„„

3个多月，李玉莲与病床为伴，与药物和医疗器械为伴。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进行恢复功能的手术（植皮），她尝尽了痛苦的滋味，而无休止的痛苦没有将她击倒。

十七、八岁身体单薄的女孩，经过建设兵团5年的艰苦磨练，180斤的大麻包扛起来就走。这5年的磨练给了她挑战伤痛的坚强毅力。然而，人不是铁打的。尽管李玉莲有着钢铁般的毅力（记者个人认为）。33年过去了，那段日子，那些手术，那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李玉莲告诉我，今天想起这些她依然还会头皮发麻。这就是她告诉我与烧伤有关的全部。

1978年秋天，李玉莲毕业了。如果不是因工负伤，按照当时政策，她毕业后要回到原籍天津就业。为更好地照顾她，学校打算留下她并征求她的意见，她愿意留下做学生辅导员工作。从此，李玉莲成为北医药学院的专职学生辅导员。

李玉莲虽然不能再从事实验室的工作，而生命留给了她，有什么能跟鲜活的生命相比？！她的第二次生命是组织上给的，是医护人员给的，是师生们给的。这一切她铭记于心。

李玉莲把学生当亲人，真心相助

拖着伤残的身体，带着一颗对学校领导、医护人员、老师、同学感恩的心，26岁的李玉莲开始了辅导员的职业生涯。一干就是33年。

做辅导员必须有爱心，这是首要的。李玉莲如是强调，没有对学生的一片爱心，即使你学问再高，也很难做好这一项工作，学生们也很难跟你心贴心。李玉莲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亲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把他们视如自己的孩子。关爱，帮助。

真心、耐心、知心、谈心，是她与学生的主要交流方式。与家长沟通、与专业课教师沟通也是她的工作内容之一。教育是多方面的，只有调动社会、家庭、学生等各个要素，形成教育的合力，才能起到“帮助一个，教育一片”的教育效果。李玉莲兢兢业业、为人师表的形象时时影响和教育着学生。

李玉莲的真心、耐心，使学生们把她视为知心朋友和可以信赖的师长。当个人情感上迷茫无措时，没有想到去和父母说，学生首先想到了李老师；当父母感情破裂，家庭发生变故时，学生愿意找李老师诉说心中的苦闷；考前心理压力大，学生半夜发短信给李老师寻求帮助„„每当这些时候，李玉莲首先站在学生的角度上细细分析，以她的人生阅历和经验告诉学生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应该注意的事项。无论是什么情况，李玉莲都把学生的事当成头等重要的事，竭尽全力去帮助，引导。

有一件事令李玉莲难忘。大约是2000年4月的一个周末，当时李玉莲夫妻两人正在天津看望生病的母亲，傍晚五、六点钟的时候，她接到一位学生（有心理障碍）母亲的电话，哭着说女儿想不开，在阳台上，谁都不许靠近。李玉莲告诉家长尽量平复孩子的情绪，自己马上从天津赶回去。放下病中的母亲，李玉莲和丈夫连夜赶到学生的家，做了几个小时工作，学生情绪渐渐稳定下来，第二天学生的情绪又变得异常，李玉莲立刻帮助家长联系学生住院。事后学生的父亲来到李玉莲的办公室“扑通“跪下，说当时要不是有李老师的劝导，她的女儿可能就留不住了。

家长的举动让李玉莲感动良久：“哪个家长不爱自己的孩子啊！辅导员的工作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学生，还有学生身后的每一个家庭。能够对学生有帮助，对一个家庭有帮助，这就是我该做的事。”

一个学生长久地留在李玉莲的记忆中。这是个学生班长，热心于社会活动，一度放松了学习，成绩下滑。有一次和他迎面碰到，李玉莲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并不是很刻意地说了一句：“学习上要加油啊！”。办理毕业离校手续的时候，这个学生特意跑到李玉莲跟前捧着两个证书说：“李老师，我一定得跟您说声谢谢！不是您的那句提醒我肯定就拿不到学位证书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李玉莲说，我们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对他们的教育用不着说教。而这件事也让她总在想这样一个问题，老师对学生些许的指点就能对学生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平日里我们做老师的就更要对学生多关注，多发现问题，多引导。

2003年，留在了国人的集体记忆里，留在了世界灾难史上，中国的“抗击非典斗争”艰苦卓绝。

为保证全院700多名同学的身体健康，李玉莲不顾自己的安全，设身处地替学生着想，把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当时学院有位同学不幸染病，高烧不退，被诊断为高度疑似病例，在学生中引起恐慌，且谣言四起，还出现了偷偷离校返家的现象。对此，李玉莲和同事们一道，深入学生的课堂，宿舍，让学生第一时间了解医学部发布的每日《非典信息通报》，稳定学生的情绪；每天和染病同学进行电话交流，了解身体状况，对她表现出来的一些焦躁情绪进行疏导，鼓励她以健康的心态接受治疗。同时，李玉莲主持召开了学生党员支部会议，使学生党员意识到身为医学院校的学生及学生党员在这种关键时期应具有的责任感。在党员的带动下，很多同学纷纷要求参与到抗击“非典”的活动中去，学生中形成了一种敢于面对困难，勇于担当责任的风气。非典这个非常时期，50多岁的李玉莲拖着带病的身体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像指挥官一样掌控全局，发现学生身体不舒服，即刻联系校医院、有关领导及学生班主任，制定出周密的解决办法，还亲自把学生护送到医院。尽管当时一声咳嗽都会让周围人头皮发紧，对医院更是避之不及。李玉莲说，不能让学生自己去医院，这个时候，他们心里的压力更大，更需要关怀。

33年，李玉莲就是带着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的精神辛勤耕耘在辅导员园地里，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医药厂需要一个党支部书记，组织上有意向让李玉莲主抓，她拒绝了。因为她觉得自己与学生之间特别有缘分，更适合做学生工作。学生们是单纯的，而她的思想和为人处世的原则也很简单，助人为乐。看着学生们成长：“真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愉悦感！”。

有一年学校运动会，人数不多的药学院拔得头筹，站在运动场边呐喊助威的李玉莲脸上笑开了花。“我们得第一名啦！”那股开心劲儿让她发自内心笑个不停。药学院的一位领导看见“得意忘形”的李玉莲开玩笑地提醒她：“李玉莲你不许这么乐啊，一定要注意影响！”。

影响不影响的李玉莲根本没有考虑，她为学生们的进步高兴，为学生们的拼搏精神感动，为学生们把每年全院的迎新晚会搞得有声有色而兴奋不已。

去外地出差的不少同事、学生或熟人回来后总会对李玉莲说，凡是见到北医药学院毕业生他们都会问起：“你们认识李玉莲老师不？”我们回答说“认识啊！”。然后听到的都是毕业生对李玉莲老师的交口称赞。同在北医工作的李玉莲的丈夫王全宇老师出差时，如果遇到北医药学院的毕业生，每一次都会得到热情的款待：“这是我们李玉莲老师的先生！”言语中透着作为李玉莲老师学生的自豪；言语中流露出对李玉莲老师的亲人般的爱。

“我自己真的觉得，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吗？这么多学生，在我眼底下成长起来，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我能帮他，他也觉得你可信，就很好了。也许别人比我做的好、成绩大、待遇好，但是他们得不到我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慰藉。即使现在我的身体不太好，年龄也大了，但我的心还是很年轻的，永远长不大，很快乐，跟学生在一起真的觉得很幸福。”

这就是李玉莲。

作为学生辅导员，要与时代同步，要与学生并肩前行，甚至要超越。年近60岁的李玉莲为了时刻与学生保持紧密联系，较早时候就熟悉QQ、飞信等现代化的通讯方式，这让年龄比她小许多的同事也深感惊讶：“李老师还真现代！”

学生把李玉莲老师当亲人，真诚对话

李玉莲是个不善表达更不善夸夸其谈的人，她说自己做事脑子慢，不会“脑筋急转弯”，对问题怎么看就怎么说，不会“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本身就不清楚却偏要装作多知多懂。这样的李玉莲却成为学生们的知己，她待人真诚善良，助人为乐，她为人坦诚谦逊，努力学习，紧跟时代，赢得了同学们的喜爱，私下里，学生管她叫“李奶奶”。

人生啊，价值观啊、爱情观啊，大学教育啊，就业选择啊„„同学们乐于跟“德高望重”的李老师探讨他们关注的各类问题，因为李玉莲的解答不冠冕堂皇。

“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或话，再当成真的似的要求同学，那就是虚伪了，至少是不实事求是”。李玉莲以这样的态度与学生沟通。

学生：李老师，咱们院的同学都知道，您特别疼爱学生。您最初带的那几届学生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您觉得现在的学生和他们比，什么变化最大？

李玉莲：“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是1978年入学的（第二批高考大学生）。你们是80后，90后，不是一代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点，每一代人都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个时代的颜色几乎是单色系的，学生没有过多的自我设计，在学校里的表现是潜心读书，踏实，刻苦，肯于付出（后来的出国潮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的世界花花绿绿，各种信息都能获取，学生综合素质较高，都有很多追求，很多思考，肯于表现自我，勇于创新。这是那个时代学生所欠缺的。当今时代，教育本身的问题，各种利益的诱惑，学生的身上也难免表现出浮躁，希望速成，而对未来缺少准确的认识与把握。将扎扎实实的做人态度、学习态度与勇于创新的追求精神很好地融合，这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基石，也是我们育人的一种希望。

学生：您做了多年药学院党委副书记，怎么看待大学生入党这一问题？

李玉莲：每年我们的学生都有申请加入党组织的，可以说，动机不会是一致的。我以为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有正确的入党动机，把加入党组织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追寻；第二，入党动机比较纯，把加入组织作为年轻人进步的必由之路；第三，入党动机不太清楚，比较从众，大家都写我也写，入党还可以实现自己设计的目标；第四，少部分同学入党动机不纯洁，想通过这个台阶，把入党当成敲门砖来得到工作上、生活上的更多好处，而内心并不真正认同党的理念和思想。从学生入党问题，我们看到年轻人的理想、信念、追求，也看出一个基本的做人的问题。特别是第四种动机。我能理解有这种动机的学生，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不看好这类学生。我觉得，这也值得我们思考和完善荐人、用人机制，是以考察“德能技”为用人标准，还是将哪一些标签当成先决条件。我希望同学们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和追求靠拢党组织而不是精于心计。我们应该坚信一点，一个真诚、坦荡、有爱心的人，在这个社会是有立足之地的，是受人尊敬的。不要把自己人生的目标定位于追名逐利，并为之不择手段。那样最终的结果不一定让你的人生更快乐、幸福。

学生：您怎么看待大学生的情感问题？

李玉莲：现在年轻人的恋爱观和我们大不相同。用“单纯”形容我们那个时候的人生观、价值观、恋爱观一点不为过。我们对爱情的态度、相貌、身高、家境、挣多少钱都不大挑剔，更主要的还是彼此要有共同语言，谈得来，有好感。以我为例，我严重烧伤，能找什么样的老公呢？我跟我爱人是我同学介绍认识的，到结婚之前三、四个月，就见过一次面，两个人完全靠的是心心相通，人生的价值取向相同。我们的婚姻，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就是“闪婚”。而我们的这个“闪婚”携手了几十年，这是现代人的“闪婚”后又“闪离”所无法相比的。那个时代，精神层面的追求远远大于对物质的、对虚荣的贪图，现代的年轻人真正追求什么恐怕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我带过的学生中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的一个男生，喜欢上海一所医科大学的女孩儿，可是人家不喜欢他。那男同学痴到：你不是不喜欢我吗，我得不到的也不让别人得到。他告诉那个女孩他手里有一瓶硫酸，要直接到上海去找她。当时通讯不便，我们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就乘车连夜赶往上海，幸亏控制住了事态的发展，否则恐怕会酿成一个悲剧。

恋爱结婚是双方共同的事情，不能一根筋。爱一个人应该给她（他）带来幸福而不是不幸。大学生谈恋爱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要把完成学业作为主业，要把谈恋爱变成促进学习、共同进步的动力，不能沉浸其中，耽误学业，影响未来。我所能给你们的也只能是提醒：要多体察生活，要真诚地待人接物，对你选择的标准要实际一些，选择的人还应该看人品和修养。

学生：以前的学生社会责任感很强，现在社会大环境无时不影响着我们，您觉得，我们走出这个校门进入社会，应该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在大学里我们应该重点学会哪些东西呢？

李玉莲：无论在校园里还是步入社会，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在做人、做事上。我们也曾为同学们举办过各类活动，接触社会，探讨人生，比如百家药厂文化调查，价值观讲座等，但是大家体会还不够深。我们的学生都是人才，但是不客气地讲，我们这些“人才”眼高手低是通病，有些自我感觉良好，欠缺踏实做事的态度，易浮躁。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自然是客观的，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社会上再浮躁，跟我们学生有什么关系呢？把你的学问做扎实了，受益的是你自己。搞学术的人如果都去浮躁，不仅难成大器，甚至误人子弟。

我们要有一个诚实做人、扎实做事的态度。要对自己有一个明确定位，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怎么去做。成功的人一定是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什么叫成功？抓奖券得了500万绝不叫成功，那是运气，成功的人必须有一个社会价值的体现，也就是说，在社会上体现自身的价值。一个人体现出他的社会价值，就是担当了一种社会责任。而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永远不会是一个成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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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创建完善新生导师制 20年育人获师生肯定

2011年4月16日上午，北大医学部逸夫楼报告厅气氛热烈。北京大学药学院党政领导、导师代表、老中青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及主管领导、其他院系代表，与药学院四十余位历届新生导师代表共聚一堂，为学院创立新生导师二十周年展开研讨。在座的新生导师中有年逾古稀的老教授，也有学术科研的中流砥柱、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他们结合自身的体会谈新生导师20年的历史与成就以及未来的改革与发展。

作为药学院新生导师制的倡导者及创立者、推进者之一，李玉莲回顾了这一制度的发展演变、经验成效，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索改进的问题。在学校和学院领导的长期关心和支持下，药学院的新生导师工作二十年坚持不懈、不断探索、砥砺前行，新生导师制持续发展、日益完善，已成为药学院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途径和突出特色，得到多方的肯定和鼓励，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认可。

报告中，李玉莲几度哽咽，座谈中，她也眼里噙着泪水。有人说，李玉莲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委屈？这让李玉莲哭笑不得：我哪里是什么委屈啊，我这是激动的，感动的。在这个平台上，药学院几代人不断传承，老师们在繁忙的科研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了育人的作用，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也体现了大学育人的核心。这些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借力”与“助力”这属于物理学范畴的概念，李玉莲把它引入辅导员工作中，引入到育人的工作中。借老师的力，助学生成长；借新生辅导员制，搭建老师育人的平台，助学生成才。同时，也借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之力，帮助老师提高育人水平。

为什么要倡导并积极推进学生导师制？李玉莲是如何思考的？

二十年前，也就是1991年，北医药学院化学专业的学生存在着严重的专业思想，在药学院学化学，不伦不类，学生也不安心学习。教与学要有效地融合才能真正达到学生学习知识的目的。李玉莲思考，能否发挥老师们的作用，为学生做专业方面的引导？她的建议得到院领导支持。于是，这个工作从1991年即开始试行，一年下来效果很好。1992年导师制在药学院全面展开。

随着学生学制的变化及社会需求的变化，李玉莲密切关注学生的动态及导师的工作，使这一工作不断与学生实际情况相结合，与学生需要相结合。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成长空间，使其更符合学生成长的需要，她提出了把学生学业和思想的成长贯穿在新生导师和就业指导课的做法，抓住新生入学和毕业分配两个重要环节做文章。在她的积极倡议和推进下，北京大学药学院新生导师工作不断创新与完善。2002年，对原有的新生导师工作方案进行了修订，进一步规范了导师的遴选和考核标准，加强了导师制工作的科学性和制度化，同时，将新生导师工作与定岗定编相联系，在岗位职责中明确了导师的职责和地位，也进一步调动了导师工作的积极性。这项工作获得2004年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008年，针对大一学生在北大本部进行一年的医学预科学习的改革，李玉莲又领导大家对新生导师制进行了修订，实现了导师分组指导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灵活模式，并申请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工作创新基地。

“新生初入大学时，在学习生活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和不适。尽管我们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从而为新生发挥‘培土、扶正、施肥’的作用。”

“辅导员要‘一心三新’去做好工作，即用心去做，尽最大努力采用新思维、创造新方法、教出新内容，并指出应注意不同时代大学生的特点，‘与时俱进做好新生导师工作’。”

“新生导师首要的任务是了解学生的性格、学习和生活习惯，然后就学习方法、专业认知、人际交往、就业等问题对新生进行引导、辅导、指导和疏导。”

“ 新生导师的第一要务是‘导其心志、理其生活、辅以学业’，要成为‘药学新人之灯塔’。传播知识就是传播幸福与希望，教书育人铸就的是祖国未来的栋梁。”

“在急剧变化当今时代，针对药家鑫的恶劣事件的一些大学生中出现的极端的反面典型，结合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基本特征，要尤其重视对学生的心理、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引导。”

“辅导员和班主任工作是‘点对面’的教育，而新生导师则可以做到‘点对点’的辅导，有助于实现新生教育的精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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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身的经验与体会，以及社会问题，研讨会上，老师们畅谈他们对新生导师的认识和体会。气氛积极而热烈。听着这些发言，李玉莲为药学院几代老师强烈的爱心与责任心而感动，而流泪。每年的新生大会上，学生都能够知道自己对应的导师是谁。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新生导师了，大家以后在学习生活中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很愿意帮助你们。”一个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随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老师们经常主动找他们聊学习、聊家乡、聊人生、聊理想。

“我们来自外地，第一次离开家门，来到北京这个喧嚣的城市，上千公里的距离幻化成的不仅仅是背井离乡的乡愁，更是内心深处巨大的孤独感。老师们了解我们的思乡之情，告诉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快乐地融入到北医大家庭中来。因为‘你们是成年人了’。”

学科上的迷茫也是新生普遍存在的问题。药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药化、药剂、药理、天药、药分、药管、化学生物学系等专业细分，对于大一新生来说，很有盲人摸象，找不着头脑的感觉。尤其是长学制同学，尽早地了解实验室研究方向对于后期选择适合自己的硕士课题组至关重要。经验丰富的带教老师，不仅给同学们提供建议和帮助，还让同学留在导师的实验室加强对专业的直观认识，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新生导师制度对于同学们选择今后的研究方向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作为一名在药学院学习生活已经五年的高年级同学，我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新生导师制对于一届又一届药学新生巨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针对一个班主任负责每个年级近一百余人的单薄而有限的力量，新生导师无异于雪中送炭，为药学新生带来更加细致全面的指导”。研讨会上，学生代表谈了自己的体会。

“春秋易逝匆过往，恩师千辛鬓微霜。幼苗万林满桃李，百年育人铸辉煌。二十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值此北京大学药学院新生导师制建立二十周年之际，我谨代表全体药学院的同学向所有新生导师们道一声，谢谢老师，您辛苦了！衷心地祝愿各位新生导师为未来的师弟师妹带来更大的指引和帮助！”

学生代表深深鞠躬，言语中充满感激。

李玉莲心里充满对同学们的感激，教学相长，他们和导师们的共同努力，为北京大学药学院乃至国家药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李玉莲总结学生导师制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其核心内容经历了专业思想教育（1991-2002年）、综合素质教育（2002-2008年）和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2008-2011）的三个发展阶段。这项制度对于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培养综合素质乃至创新能力，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药学院为了表彰在新生导师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教授和中青年老师，特设了“鹤发丹心奖”、“师恩德楷奖”、“春风化雨奖”、“良师益友奖”、“乐育英才奖”、“桃李芬芳奖”等一系列奖项，这是北京大学药学院新生导师的荣誉。

李玉莲感谢院领导对新生导师制的支持和帮助。

新生导师制是对教书育人、人才培养所做出的有益探索，已成为北京大学药学院育人的一个精品。在当今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媒体对于大学生的信息获取、语言表达、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李玉莲认为新生导师工作还应当重视研究大学新生的这些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生涯指导”。李玉莲说：“这也是留给我们的新课题”。

李玉莲说，我的坚守来源于我的爱

是什么精神支撑着李玉莲拖着伤残的身躯33年如一日坚守在辅导员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这是我采访中最想了解的。下面是李玉莲的原话：

“要说我为什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做这件工作，这跟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我的父母心地善良，有责任心，并且常能不计较得失地去帮助别人，从小到大就受他们耳濡目染的影响。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最让我感恩的也是影响我终身的就是烧伤这件事。当我遇到大灾难身心遭摧残的时候，是靠学校领导、靠医生、靠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救助和精神鼓励才活下来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很感激。在我心里一直都是这样想的：北医给了我这条生命，不管做什么工作，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全身心地投入，一定能坚持下来，这也是力量所在。我特别热爱学生工作，所以把学生工作当作事业来做。其次，生长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心里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有就是学生给我很大的支持力量。我们的同学都是全国的尖子学生，我能为他们做点事情，在他们成才过程中能帮助他们解决一点问题，我觉得很值。他们遇到的问题，我能为他们解决，能帮他们一把，将来使得他们能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才能，我觉得很高兴，同时这也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再要说的就是各界领导对我工作的理解，他们也都觉得我很不容易，而且给了我这么一个担子也能完成得很好，他们对我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是很理解很支持的。我们这些人，说实话，还需要很多荣誉吗？真的不需要。有时候一句话、一个认可就够了，心里就很温暖很满足。三十三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啊！有时候别人问我在北京大学干什么工作，我就说我是在哄孩子，呵呵！这么优秀的学生，看着他们成长，真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愉悦感。

工作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了，但有的时候还是觉得力不从心，自己内心的那股劲与外部环境结合得还不是很好。好多事自己有想法，因为各种原因还是没做太好。再过一年多时间要退休了，我心里还是很踏实的，因为我没有愧对我的工作和我的学生们，成效怎样那是能力与水平问题。” 这就是在辅导员岗位上坚守33年的李玉莲。

“名人”李玉莲，33年送走24届学生，2400余毕业生

李玉莲成名人了。2011年5月，退休进入倒计时的李玉莲不仅被通知进入了“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十大年度人物”，还成了北京大学以及医学部的“第一人”。连日来，报纸，电视，网络、电话„„各种媒体的采访。

送走2012年毕业生后就退休的李玉莲不曾料到，在自己钟爱的辅导员事业的尾声还能扬起一小段华彩乐章，让年近60岁的自己成为个“星”，李玉莲做梦也没想。李玉莲不是没有梦的人，而她梦里闪回的仍是“孩子们”的事情。

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指导，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主办，经专家评审、网络投票等环节，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辅导员李玉莲获选“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这是自该评选活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辅导员。本次评选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近600名辅导员报名材料。200名入围候选人及其事迹自2011年4月14日起在新华网上进行展示，最终共评选出“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10名，“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39名，“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150名。

李玉莲成名人了。怎么看待这个荣誉，怎么评价自己这一生？李玉莲告诉我：我不过就是全国高校学生辅导员队伍中的一员，给我这个荣誉我挺高兴的，你说我有多兴奋，没有。对于我所从事的这项事业，可以说，我问心无愧。这个荣誉是对我30多年工作的一个认可。而我还理解，这个荣誉更是对高校、对我们高等医药院校学生辅导员队伍辛勤工作的一个认可，激励年轻人在辅导员岗位上更好地育人。

“我的缺点是能力有限，进取心不强，我的优点是善良，有爱心”。李玉莲自我剖析。

从她做辅导员那天起，李玉莲就没有把它看当成糊口的手段，而是看成职业生涯中最为珍爱的事业。她的吃苦耐劳不计报酬打着那个“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时代烙印；她的善良、爱心来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她把这些优秀的品质贯穿于她的事业，始终带着对学校、同事及对学生的感恩。这样的李玉莲是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李玉莲的这种精神是这个时代呼唤的。

善良，爱心，感恩，吃苦耐劳，兢兢业业，伴随李玉莲33年的学生辅导员生涯。人生中没有不愉快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李玉莲心里从不装着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留在心底的都是让她高兴的事。她说，我这一辈子做不了什么大事，看到我们的领导、老师、同学，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医药卫生事业奋斗、拼搏，取得很多的成绩，我打心底为他们高兴。他们给我激励、给我动力，我也必须得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总结这33年辅导员生涯，李玉莲回答我做辅导员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是：第一，要把这项工作当成事业来做；第二，对学生要有高度的爱心和责任心；第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服务学生；第四，对学生要有满腔热忱服务的思想和精神。24届学生，2400余毕业生。他们从辅导员李玉莲老师身边走向社会，走向各自光明的未来。李玉莲说她感谢这些心爱的学生，因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我感到快乐。是他们让我感受到辅导员事业带给我的成就感，幸福感。我必须真诚地向他们——我们的学生道一声“谢谢”！

拖着伤残的身躯，33年如一日李玉莲坚守在北京大学药学院学生辅导员岗位上。33年来，她始终坚持每周到专业课上点一次名、见一次学生的习惯，风雨无阻。33年来，她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保持着对事业的极高热情。这就是59岁的李玉莲。

“从教30多年来，李玉莲同志在辅导员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善于动脑、敢于创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她不仅是学生思想上的领路人、生活上的知心人、成长道路上的铺路人，也是学生工作的开拓者、辅导员队伍中的定心丸和楷模”。这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给予33年辅导员生涯的李玉莲的高度概括性评价。

“第一，几十年来她带着伤残病痛的身体和常人一样坚守工作岗位，实属不易。第二，她的职业道德操守好，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精业、敬业、勤业、乐业的职业道德精神与为人师表，令人称道。第三，她人格心态好，心地善良、实实在在、有人情味、有爱心，她总是能不计得失、尽心尽力为学生解决各种生活难题，几十年下来，赢得口碑”。克服诸多困难，与李玉莲几十年携手前行的丈夫王全宇对好强的妻子做出这样的总结。采访中他几度哽咽，眼含热泪。几十年来，李玉莲与伤残带来的各种病痛进行着顽强的搏斗，常人无法想象，王全宇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支持着妻子的工作，不仅多承担家务，还成为北大药学院的“编外”人员，协助李玉莲在学生中组织开展以“寻找心灵的家园”价值观为主题的大讨论；自己主讲或者邀请外校专家为药学院师生讲授哲学、社会学等课程，提高综合素质。对于妻子获得“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十大年度人物”，王全宇说了一句“实至名归”。

拖着伤残的身躯，33年如一日坚守在学生辅导员岗位上，这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几个用于战场上的词语：坚忍不拔，百折不挠，钢铁般的意志„„仅凭几十年不断与袭击身体的伤残“后遗症”搏斗，勇敢地面对生活这一点，就足以让我肃然起敬，况且，李玉莲还兢兢业业干了她自己认为“一辈子干了一件事”的干了一辈子都不舍的辅导员事业。

“挥蹄勇做千里马，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李玉莲30余年辅导员生涯的写照。

一个时代，需要各路精英，他们的引领作用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个时代，更需要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埋首耕耘的大众，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脊梁。

李玉莲简历

1970年6月—1974年10月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一团三连；1974年10月—1977年12月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药学专业学习；1978年2月至今北京大学药学院学生办公室辅导员工作；1987年任药学院学生办公室主任、辅导员；1992年任药学院党委副书记、辅导员；2010年7月任药学院辅导员。

1998年获卫生部德育工作先进个人；1999年获北京市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2002年获北京大学德育工作先进个人；2004年获北京大学医学部十佳党支部书记；2007年获北京市高校优秀德育工作者；2009年获全国医学教育系统优秀学生辅导员；多次获医学部优秀党员称号和教学优秀个人奖；入选“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十大年度人物”。（

高校辅导员的故事 第2篇

作者： 朱璇杨桦

人生只有一个十八岁，每个人都希望在十八岁的时候能开启一个不一样的成熟的人生。也许，这个时候一个好的领路人是不可或缺的。而辅导员这个角色也随之第一次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不同于高中的生活，一般的任课老师老师不在是面面俱到，耳提面命的教导，甚至我们想找到老师请教一些大学生活的问题也变得不甚方便。这个时候，辅导员刘毅老师就像一个急救员走进我们的生活。

还记得，在入学时，看着父母匆忙离开的身影，自己心中似乎失去了些什么，甚至一种感慨冲上心头的时候，是谁，伸出了一只手，说着：“没事，有我”；还记得，在人生不熟的城市，无法找到归路的时候，是谁，通过移动通信24小时一直待机，听你细说完遭遇着：“没事，有我”；还记得，在运动会上，在你挥汗如雨的时候，一直在带着大家一起为你加油，为你呐喊助威，最后又为你提供一片清凉的，是谁？这是我们的辅导员刘毅老师，一个像防火墙一样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马上出现在你身边，想朋友一样能在你忧愁或者快乐的时候和你一起分担和分享的人。

一个QQ平台，一个飞信平台，一个sns，为了让大家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和自己息息相关的时候，刘导总是将一个信息三个平台同时

发布，只希望你能马上得到最有用的信息。在假日的时候，平台上的细心的提醒；生日的时候，最出乎意料的祝福的短信；在暑期在家中，新年的祝福，这些都是辅导员刘毅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

辅导员老师既是生活上的助手，也是心灵的调剂师，更是学习上的领路人。记得很多次班里同学因为种种生活和工作上的难题陷入低谷、困境时，辅导员刘毅老师都第一个用各种方法关心他们。作为班里的团支书，对这一点我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每次考完试刘毅老师都向我了解班里成绩出现较大波动的同学的状况；每次有班级活动、学院活动，刘毅老师都要仔细审核我们的计划并提出相关建议，处处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数不胜数，他们共同组成了我大学生活的美好记忆，将让我受用终生。

高校辅导员的出路问题 第3篇

一位女大学生曾经抱怨四年遇上了四位辅导员。大一时的辅导员是一名刚毕业的研究生, 一年后去了北京的名校攻读博士学位;二年级时, 一位学校的讲师接手, 但没多久就考取了省级公务员, 去了事业单位工作;第三位是位女辅导员, 在学生升上大四时出国攻读MBA;他们毕业后, 第四位辅导员升任了校团委书记, 不再担任辅导员工作。这种情况在高校里普遍存在, 这样流动式的管理学生, 很难能够认真做到想学生所想, 听学生所说, 也不能认真地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近几年来, 随着中央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一系列政策的逐步落实, 辅导员队伍建设再度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热点话题, 与此同时, 辅导员岗位的吸引力大大提高、甚至许多高校招聘过程中出现了一职难求的场面。但是长期以来, 高校中的辅导员既不像专业教师那样受到学校的重视, 也很难像行政人员一样成为学校的管理层。这些仍然影响了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 致使相当数量的辅导员仍未将其视为一种可以长期从事的固定化职业。因此, 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选人”的问题、而是如何“留住人”和“留下的优秀人才以后的出路”的问题。经过积极探索, 各省市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高校辅导员发展模式。

以北京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双肩挑模式, 除了选拔一些优秀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或博士生担任辅导员外, 还选拔专业教师兼任辅导员;中国传媒大学等校正在探索职级制模式, 把辅导员岗位设为正处、副处、正科、副科和科员五个等级, 走单独发展序列。多样化的模式适应了辅导员的实际需要, 释放了辅导员的工作热情, 为辅导员队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以上海复旦大学为代表的辅导员队伍建设建立了良性运行机制, 这些高校把辅导员队伍的评聘作为一个系列, 纳入学校教师队伍的评聘制度之中, 还为每一位辅导员提供职业生涯规划, 并且鼓励一部分优秀辅导员走职业化道路。

复旦大学还与社会共同建起了良好的交流立交桥。在校内, 他们制订各种积极政策, 为部分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学术造诣的辅导员转入教学、科研岗位创造条件, 把一些既有政策水平、又有管理能力的优秀辅导员, 列为党政后备干部。对校外, 与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等市政机关联手, 在辅导员问题上达成共识, 构建辅导员与公务员、社会工作者、职业咨询师、心理咨询师等岗位的“立交桥”, 为辅导员的多样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广阔空间。而且上海的大学已经率先实行辅导员职级制, 学校将辅导员工作由低至高设立了1至5级岗位, 3级辅导员相当于副教授级别, 享受相同待遇, 5级辅导员则等同博导级别。

以天津南开大学为代表的辅导员队伍多样化发展模式, 对从事辅导员工作感兴趣、有潜力的辅导员, 鼓励他们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门人才, 确保辅导员骨干力量的相对稳定。在学校党政职能部门在聘任干部时, 优先从适合并愿意从事党务、行政工作的辅导员中选拔, 将辅导员队伍作为党政后备干部培养和选拔的重要来源。每年定期选拔一部分辅导员到各级党政机关进行挂职锻炼, 跟踪考察其发展, 并积极向各高校和地方组织部门输送和推荐。

以重庆大学为代表的“专、转、提、派”模式。“专”即专向培养, 对适应并愿意继续从事学生工作的辅导员加以培养, 目前全校专职辅导员占三分之二。“转”即辅导员有意从事教学科研或其他工作的, 学校认真协调安排, 优先推荐参加国内外学术进修。“提”即提拔, 对能力强、业绩突出的辅导员提拔到党政管理岗位。“派”就是选派部分辅导员参与到社会的经济建设中去, 如果他们愿意再回来, 学校依然对他们敞开大门。

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任务和内容都是动态的, 具有时代性、青年性、思想政治性等特点。高校辅导员要努力通过自己的工作, 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发挥引导作用, 对大学生的行为管理发挥规范作用, 对大学生的学习发挥促进作用, 对大学生的时代精神发挥激励作用, 对大学校园秩序的稳定发挥维护作用, 对大学生的班团组织发挥领导作用。辅导员的工作是全校学生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基础。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高校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 第4篇

一当前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的构成情况。

（一）存在大量非专业人员的构成现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规定：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门人才。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人才培养工程，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基地。选拔推荐一批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进一步深造，攻读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学成后专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4号《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八条规定：辅导员选聘应当坚持如下标准：（一）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二）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德才兼备，乐于奉献，潜心教书育人，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三）具有相关的学科专业背景，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接受过系统的上岗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第九条规定：辅导员选聘工作要在高等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采取组织推荐和公开招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高等学校组织、人事、学生工作部门和院（系）等相关单位按辅导员任职条件及笔试、面试考核等相关程序具体负责选聘工作。第十条规定新聘任的青年专业教师，原则上要从事一定时间的辅导员、班主任工作。专职辅导员可兼任学生党支部书记、院（系）团委（团总支）书记等相关职务，并可承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政策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等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综合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得知，到底哪些人可以干辅导员工作。完全肯定地说，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干辅导员工作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要干辅导员，除了政治、业务、纪律、作风、学历、态度等方面要合乎规定外，还要有相关的学科专业背景，即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这是必须的，特别重要。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学科的专业背景，来做辅导员工作，这对学生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对这些辅导员来说，也是勉为其难的，对那些不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背景的学工处领导来说，同样也是力不从心的。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中说，“要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这是每个学习过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的道理。理论联系实际，由革命的成败决定于革命理论的指导联系到我国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难想象，由那些不懂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理，没有接受系统的学习和专业培养的人来做辅导员和学工处的领导，他们能胜任这份工作，他们能做好这份工作。在这些不称职的学工处领导的领导下，再由不符合辅导员从业要求的人员来进行辅导员工作，可想而知，工作成效是什么样的了。当前，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很多高校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不明白，由专业的人员来做专业的工作，本来应该是常识，可是现实的高校中为什么就让非专业的人这么做呢？这其中，有历史遗留的问题，即原来国家教育部没有相应的文件规定，高校没有辅导员的选聘依据，导致非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学科的人做了辅导员。可是，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六、七百万，加上社会上的人力资源，我们不明白，招聘什么样的人才会招不到呢？为什么就不能来个大换血呢？由非专业的人来做这份专业的工作，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对辅导员队伍的领导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

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在高校中还是大量存在的。高校行政化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现在不少声音在呼吁中国高校去行政化，遗憾的是还没见到哪个高校真正开始这样做了。作为高校行政化的衍生物，对辅导员队伍的领导也是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在很多高校中，学工处的领导，是个正处、正科级别的领导岗位，只要级别达到了，不管原来是哪个部门的，都可以平级调动来学工处做领导。一些高校还在本校内搞竞聘上岗，三年、二年、一年一竞聘轮岗等，直接导致辅导员队伍的从业人员专业不符合要求，行政化程度很高。这种做法，违背了教育应该遵从的科学规律，后患是无穷的。某个高校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学工处下发文件，要9月份入学的新生为当年8月份暑假期间学校为他们所换的宿舍门锁交费。各系都就此文件下发通知给了辅导员，要辅导员向所带班级的学生收缴。有个新来的辅导员，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年龄大一点，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见到这个通知后感觉不对劲，就向系里领导反映这个文件有问题，新生没有入住，还要新生掏钱，这是没道理的，在全国的各类高校中，也是没有先例的。系领导却不这么看，说按文件执行。这个辅导员又找学工处领导问，学工处领导批评这个辅导员思想不对头，不是站在学校的立场上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执行力差。年底考核时，这个辅导员的考核等级就成了全校辅导员中最低的。也是在当年，赶上该校内部人员全员竞聘上岗，这个专业的辅导员竟落聘，只能选择离开。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和这个学校领导的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工作方法、领导能力等方面的行政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在那里，通知就是行政命令，下级只能执行，哪怕错了，也要执行；否则，以行政执行力差论处。有了这样的“错误”，考核当然就只能是最差的了。这是什么逻辑？

（三）辅导员队伍过度年轻化

曾几何时，社会上开始要干部队伍年轻化。这个政策的出台，对解决某些部门领导干部体制中存在的年龄过大、思想守旧僵化、没什么真才实学和能力、工作效率差而又居于领导地位等弊端来说，确实是一剂良药，对这些单位的事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但与此同时，过分强调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如今，在高校中，学工处领导和辅导员老师的年龄普遍年轻化。有的高校对辅导员的年龄有着特别年轻的要求，完全没有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结构。在这些高校领导眼中，年龄大了，和学生有代沟，不适合做辅导员工作。这种思想和做法，其实对高校的学生工作来说，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二十几岁的人、三十几岁的人、四十几岁的人、五十几岁的人比起来，处理起问题来是不一样的。老同志在很多方面，都是年轻人所不及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因为太年轻，经历的太少，没啥经验，加上年轻人又容易意气用事，遇事缺乏通盘考虑，工作的方式方法往往过于简单粗暴，实际上难以收到好的效果；更有甚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整人，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搞得部门里人际关系紧张。这样的情形屡屡出现，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对事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对这些年轻的领导干部们来说，还没做好各方面的锻炼，还没完全准备好，还不具有胜任领导岗位的能力，这么年轻就当上领导，也不见得是好事。endprint

（四）专职辅导员的人数和大学生人数比例不合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六条规定：高等学校总体上要按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本、专科生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辅导员的配备应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每个院（系）的每个年级都应当设专职辅导员。每个班级都要配备一名兼职班主任。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高校的一线辅导员岗位都没达到这个师生比，专职辅导员的人数更是偏少。

二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现状

（一）辅导员的工作职责

要考察辅导员工作的现状，首先就要考察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因为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才能对辅导员的工作现状有个参照系可以参照，否则，没法进行分析研究。对辅导员的工作职责，《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五条规定得十分明确，共八项：（一）帮助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积极引导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二）帮助高校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经常性地开展谈心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增强学生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受挫折的能力，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处理好学习成才、择业交友、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三）了解和掌握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和引导，化解矛盾冲突，参与处理有关突发事件，维护好校园安全和稳定；（四）落实好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有关工作，组织好高校学生勤工助学，积极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五）积极开展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为学生提供高效优质的就业指导和信息服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六）以班级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班集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力量；（七）组织、协调班主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组织员等工作骨干共同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学生中间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八）指导学生党支部和班委会建设，做好学生骨干培养工作，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现实中高校辅导员工作的职责范围

通过走访各类高校，我们发现，实际上，很多高校辅导员的工作职责范围远远大于那八项。民办高校中更是繁多琐碎，所有的、最基层的、一线的工作都是要辅导员去做的。辅导员每天疲于应付各种事务性的工作和突发事件的处置，而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却根本就没多少时间去顾及了；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名目繁杂的各种测评、考核、统计、报表，等等，也把辅导员搞得身心俱疲。

（三）辅导员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失现象频现

因为学校的各个行政职能部门，都可以下文出通知，今天要干这个工作，明天要干那个工作，后天又有新的工作，等等，这些工作要安排落实，无一例外，都是要辅导员去做的，任何一项，都不能马虎。凡此种种情形之下，辅导员的工作压力很大。加上辅导员工作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工作的对象是学生，他们的思想认识有个转变的过程，不能指望立马就有效果。所以，辅导员的工作往往是出力不讨好，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很多领导不这么看，他们要结果，马上见成效的结果。这就不合教育的科学规律了。相比之下，同样是教辅工作，高校中其它部门人员的工作就好做多了，还容易出成效，工作量上也轻松不少。这也就难怪不少辅导员想退出这支队伍，能教课，就去教课；不能教课，就去干后勤等行政岗位的工作。实在不行，就另某高就，选择另一个单位。一些高校中辅导员队伍的不稳定、人员流失现象频现，几乎成了常态。这是很不应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学校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相关的领导是脱离不了责任的。试想一下，要不是这样的话，谁没事干会去想着换工作？折腾来折腾去的，为了什么呢？从历年各高校内部人员全员竞聘上岗时所报的志愿统计来看，辅导员岗位总是没几个人报名，最后都是领导出面做工作、动员谈话，才有人干辅导员。学工处的领导，你们不扪心自问吗？学校的领导，你们不想想为什么吗？我们说，对加在辅导员岗位上的各种非辅导员工作一天不纠正，这些高校的辅导员工作就一天没人愿意干；学工处的领导一天不能胜任本岗位的工作，这些高校的学生工作就一天不会见起色。

通过对我国当前高校中辅导员的构成和工作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必须对辅导员工作重新进行角色定位。各高校要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的规定，还辅导员应有的职责范围，剥离那些本来不应该由辅导员去做的事务性的工作，选聘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员来从事辅导员工作，真正让辅导员的工作重新回归到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辅导员工作的正规化和辅导员队伍的相对稳定。而辅导员工作的正规化和相对稳定性，对大学生的成长、对他们以后步入社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践行者，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同时，对高校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满意度的进一步提升也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Z].2004.

[2]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4号）[Z].2006.

我和辅导员的故事 第5篇

我和辅导员的故事

朱小花，测绘班的辅导员。虽然我们相处时间不多，但是确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讲述。

以前刚开始见到她的第一面觉得她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老师，认为她办事很可能比较严格，结果的却这样。但是后来慢慢的接触多了，发现其实朱老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是一个比较心疼她班的学生的人。每次参加大型活动她总会和班委商量的非常详细和妥当之后才允许实行，做事很仔细。首先，有一次，上次放五一假期，我们班有几个同学不仅没来而且没有向她请假，朱老师很生气的主动给他们打电话并且一个一个的询问理由，事后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做了深刻的检讨，犯错的学生意识到错误也改正了自己的想法。朱老师还会经常晚自习来教室看我们，还会来寝室看我们的打扫卫生情况，非常尽心尽职。某个同学生病了，她会第一时间询问，因为她认为我们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有什么病啊、痛啊。其次，还有一次我们班上一起开展活动，老师从始至终都跟我们在一起，同我们一起开展活动，还时不时提些意见或建议。有时开展组织生活或者班会，老师都会同我们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很温馨，很温暖！我很清楚得记得，我们和老师遇见，老师会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没有架子，很平易近人。同时，老师就像父母一样，关心我们的成长和学习，经常嘱托我们要学好专业技能，学好知识以后出来才不会吃亏…… 总之，如果一个老师可以把自己的学生都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那么，这样的老师不优秀谁优秀？所以，朱老师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很优秀的辅导员！

高校辅导员的故事 第6篇

来源：中国青年报

河南科技大学招聘8名学生辅导员，竟有近300名硕士生报名应聘；上海师大14个学生辅导员的名额，引来23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竞争，甚至还有“海归”和博士后。最近，本报陆续报道了一些高校辅导员岗位受热捧的消息后，有人提出质疑，是不是硕士、博士就能当好辅导员？那么，什么样的辅导员是好的辅导员，当今的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辅导员？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张保庆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他对自己的辅导员感情很深，他告诉记者，大学辅导员对他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以下是张保庆的回忆：

从我的经历来说，大学辅导员对我生活上、政治上的影响和关怀都很大，对引导我过好大学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到了大城市，进了高等院校，对我来讲是一次人生的转折，眼前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我一方面感到豁然开朗，另外一方面，也深感有许多事不懂，特别是大学生活该怎么安排，到大学以后怎么要求自己，怎么和周围同学处理好关系„„这些都是我需要学习和思考的。

我在大学先后碰到过3个辅导员，他们在不同方面对我帮助都很大。

我的第一个辅导员叫张万科。当时他很年轻，可能还不到30岁，穿一身蓝色的中山服，平头，口才也不错。那时的辅导员没有架子，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给我的帮助是很全面的。生活上，对我非常关心，政治上也始终鞭策我、督促我。

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家里很穷啊，上学的盘缠是靠我母亲流着眼泪东挪西借凑起来的，到了大学之后需要申请国家助学金。

那时的助学金有三个等级：一等18元；二等15.5元；三等12.5元,而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是15.5元。到学校之后我根据家庭情况申请了一个三等助学金。这意味着我每个月生活费还缺3元，需要家里补贴。没有想到，两个月后，辅导员张万科就找我来了，他见我面说：“张保庆，根据我们对你家庭困难情况的了解，你应该申请一等助学金。”我没好意思说话，后来是辅导员自己跑去把我的助学金从三等改为了一等。

从此，我每月能拿18元的助学金，扣除了15.5元的伙食费外，还能余下2．5元，可以买点日用品。就这样，靠着国家助学金我走过了大学时代，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是让我感到辅导员对学生体贴入微、对学生的观察很仔细、对学生的责任心确实很强。学生思想上有些活动，不用自己去找辅导员，辅导员会及时来找你。这种负责精神也直接影响了我，在我后来的工作生涯中，我把对人的关心、对下属的关心，始终当作一件很大的事情来考虑。

因为家里穷，我来北京上大学时，带的是母亲手做的一床土布被子、一身土布衣服。在学校，我们睡的是木板床，到了冬天，我的被子基本上是垫一半盖一半。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没有回家，辅导员到宿舍来看望大家。他刚刚坐在我的床上，立即惊讶地站了起来，“咦，这床上怎么没有褥子呢？”后来他知道是我的床便立马追问时，我回答说：“我本来就没有褥子。”辅导员知道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走了。第二天，他买来一床棉褥送给我。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老师的爱心，感到了温暖，并把老师的这种行为当成自己的榜样。而且，还觉得自己如果不把学习搞好，不好好做人做事，就对不起老师。几十年来，不管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忘记。

我到大学之后，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担任过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因为我是贫困学生，对党的感情很深，发自内心地认为没有共产党，我就上不了大学，于是对社会工作很努力。但因为“过于努力”，有时分寸掌握不好，往往对同学要求过严。每每出现这种情况，辅导员都帮助我仔细分析，告诉我哪件事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哪件事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有时候工作偷懒了，辅导员一旦发现，批评也很严厉。

举个例子。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有个特点，大城市的孩子多，女孩子多。当时学校经常要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劳动。我是个农民的孩子，看到一些城里孩子干活娇里娇气就很不耐烦，就嚷嚷，有时还公开点名批评。

辅导员在一旁观察到了提醒我说：“你这样做可不行，让学生参加劳动本身就是锻炼，应该允许有个过程，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对同学的态度，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冷眼看待。”这些批评都是很尖锐的，也都起了作用，后来我们整个班级的团结都搞得很好。

那时候辅导员做学生工作不是哄，也不是捧，而是严格要求，有问题就批评，有时还批评得很厉害，一点都不留情面，那种爱是一种真正的爱。

记得有一次，班团支部在讨论发展一个同学入团的时候，支部书记有不同意见，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支部书记很不服气，告到辅导员那里去了。辅导员问清了情况之后批评了我，他对我说：“人家是团支部讨论，你不过是列席参加，也是群众中的一员，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但也应该允许人家发表不同意见，应该允许讨论。你不能干涉人家，更不能用你个人的意见代替别人的意见，而且在你支部会上当面批评人家也是不对的，你可以下来以后同支部书记交换意见。这才是正常的工作方法。不能因为你是系里的学生干部，就以势压人！”他给我讲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千万不能急躁，一定要注意方法。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方法，好的工作愿望也实现不了。

这些事情对我后来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学会了尊重别人，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下允许别人有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在政治上，辅导员给我指导是很具体明确的，但也是很严格的。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递交了入党申请，辅导员几乎每个月都要和我谈话，特别是在入党动机上，反复找我谈话，让我明白一个党员在政治上的标准。我不觉得这些谈话是形式主义，也不觉得不断提出的要求是多余的，反倒是觉得辅导员每和我谈一次话，我都很有收获，使我进步很快。在入大学的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6月，我被批准入党，成为我们年级的第一个预备党员。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辅导员和我们分开了，但辅导员始终教导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正派做人，都要守住自己的人格、良心。我记住了辅导员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背自己人格、良心和道德的事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投机取巧、落井下石的事情，在一些大的风浪中，我都坚持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