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与《梦溪笔谈》

沈括与《梦溪笔谈》（精选10篇）

沈括与《梦溪笔谈》 第1篇

沈括与《梦溪笔谈》

作者：不详

沈括(1031-1095)，北宋科学家、政治家、笔记文学家。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出身官僚家庭，因父早丧，家境贫寒。仁宗嘉v八年(1063)中进士，历任地方和中央官吏，积极支持并参加王安石的变法革新运动，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实际工作。熙宁八年(1075)出使辽国，驳斥了辽国的争地要求。回国后，拜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改革盐法，主张减少户役钱。元丰三年(1080)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1082)因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被西夏攻占，沈括受连累而坐贬。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的梦溪园(在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专力撰写《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于十一世纪末年成书。

《梦溪笔谈》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学术著作，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目，共六○九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学、工程技术、文学、史事、音乐和美术等。在数学方面，他发展了《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创造出高等级数“隙积术”(二级等差级数的求和法)和求积法的“会圆术”(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在物理学方面，他发现指南针所指的`方向不是正南而略微偏东的现象，也就是现代物理学所称的“磁偏角”，这比欧洲早四百多年。同时，还阐述了凹面镜成像的原理。在天文学方面，他发展了前人之说，指出月亮本身并不发光，是太阳光照射在它上面才发光的，对日蚀、月蚀提出了合乎科学原理的解释。在地质学方面，他由雁荡山的地形，认识了水的侵蚀作用;从太行山岩石中的生物遗迹，推论出冲积平原形成的过程，等等。他曾经花了十一年时间绘制成“天下郡县图”。1075年制成河北地形的立体模型，比欧洲制作同类模型早了七百年。在延州为官期间，他发现该地有石油矿藏，并且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在他以前，人们称石油为“石液”或“石漆”，是沈括最先称这一矿物为“石油”的。此外，他还详细记载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例如：毕N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河工高超提出含龙堵口的先进方法，喻皓的《木经》及其建筑成就，等等。总之，《笔谈》中的不少创造性的见解和许多科技成就的记实，在当时都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以致外国人也称赞《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笔谈》虽采用笔记形式，但有考证、有描述、有记事、有议论，善于组织材料，运用充分的科学论据，准确而明快的语言，简练而优美的文笔，把问题说得明白透彻，富有文学色彩。

沈括与《梦溪笔谈》 第2篇

北宋时候，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就在北宋中期，我国出了一个大科学家，叫沈括。

沈括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的父亲沈周长期在外面做官，沈括十岁起就跟随父亲走南闯北，获得了很多见闻。他从二十四岁起，开始做官，又到了好多地方。三十三岁那年，他考上了进士，不久又调到京城昭文馆编校图书。他在馆中读了大量藏书，学识更加长进了。

沈括爱好数学和天文学，对天文历法很有研究。公元１０７２年，宋朝政府派他到司天监做官。司天监是观测天象、制订历法的机构，但有些官员对天文历法却一窍不通。沈括主持司天监以后，就把这些官员撤了职。当时，有个平民出身的天文学家，叫卫朴，他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沈括破格地把他推荐到司天监工作。为了观测天象，沈括又改制了许多天文仪器。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司天监气象一新。

后来，沈括又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朝廷派他到各地去视察，他不断提出建议，为推行新法出了不少力。

公元１０７５年，辽国派使臣肖禧来到北宋东京，硬说原来属于北宋的黄嵬山（ｗéｉ，在今山西原平西南）一带三十里的地方应该属于辽国。宋神宗派沈括去谈判。沈括先到枢密院查阅档案，把过去双方议定的边界文书查得一清二楚，并画出边境地图，驳斥了辽国的无理要求。之后他又受宋神宗之命出使辽国，跟辽国作进一步交涉。在辽国京城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双方会谈了六次，沈括据理力争，坚持不屈，辽国无法可想，只得放弃了原来的无理要求。

沈括回国的时候，详细调查了沿路的地理情况、山川道路和风土人情，写成一部《使契丹图抄》。他回到京城，进呈给宋神宗。宋神宗因为他立了功，提升他为翰林学士。

沈括一生虽然做过很长时间的官，但他只要一有机会，就结合实际进行科学研究，是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五十八岁那年，他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和写作。他在自己的住处梦溪园，写了一部有名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简称《笔谈》，内容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历史、考古、文学、音乐和绘画等许多方面，范围非常广泛。在许多学科中，沈括都有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一项伟大发明。沈括对指南针的使用作了多种实验，并且把实验的方法记在《笔谈》中，成为研究我国古代指南针的珍贵资料。他发现了指南针所指的方法不是正南而是稍微偏东。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中叫做磁偏角。这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地磁偏角的记录，比欧洲哥伦布的发现早了四百多年。

他到河北去，经过太行山，见山壁中间有一条螺蚌壳和卵石组成的带状堆积层。他研究后断定说：“这是古时的海边，现在东面离开大海已有千里之远了。”他又进一步推论说：“所谓大陆，都是浊流冲积而成的。”沈括所说的大陆，主要是指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他认为河北平原是由黄河等浊流冲积而成的。沈括关于水流侵蚀冲积作用的论述，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比西方学者早七百年。

他还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石油”这一概念，并对石油的用途有所认识的人。那年他到陕北去，发现那里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当地人称为“脂水”，用来烧烟制墨。他预言说：“这东西将来一定大行于世。”他认为我国“石油很多，生在地中没有穷尽”。这些论述，现在都已经被证实了。

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内容探析 第3篇

关键词：徐浩修,清朝文人,笔谈,内容

乾隆时期的清朝和朝鲜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文化盛行, 这为当时两国文人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乾隆时期是中朝文人交流的鼎盛时期, 在这期间, 众多朝鲜文人来到中国, 欲与清朝文人结识与交流。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的笔谈交流是中朝文人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针对乾隆时期徐浩修与清文人笔谈进行考索, 这些笔谈多集中于其1790年出使北京之际, 共计5篇。与徐浩修发生过笔谈的清朝文人有吏部汉尚书彭元瑞、铁保、吏部汉尚书纪昀、军机大臣王杰、翁方纲。徐浩修与上述文人的笔谈内容丰富, 主要涉及经学文学、中朝制度、天文历算等方面, 本文着重对这些笔谈内容进行分析研究。

一、经学文学

对经学文学的探讨, 主要包括对文学书籍、文学创作、文坛学者进行分析与研究一直是中朝文人交流的主要内容。乾隆时期, 徐浩修在内的一些朝鲜文人在与清朝文人交流时, 越来越关注当时文坛的发展现状。

(一) 文学书籍

1. 文学著作

互相询问文学著作的有关情况是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交流中常见的内容。

彭元瑞、王杰在与徐浩修的笔谈交流中, 均向其询问过《海东秘史》与《东国声诗》二书的情况。徐浩修表示朝鲜除《史记》、《高丽史》、《三国史》这些史书外, 无其他史书。但《东国声诗》一书却闻名于当时文坛。徐浩修在与铁保的笔谈中阐述了无此书, 但此书却误传并闻名于清朝, 必有其原因。《王渔洋诗话》中载:“记得朝鲜使臣语, 果然东国解声诗。”世人读其诗, 而误以为朝鲜有《东国声诗》此书。徐浩修与铁保的此次笔谈解除了清朝人对朝鲜文学的误解, 纠正了学术上的一些偏颇, 这对于人们正确了解朝鲜文学, 推动文学的正确传播与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中朝文人在表现出对文学著作关注的同时, 也表现出了自己渴望得到一些文学书籍的愿望。王杰就在与徐浩修的笔谈中表示自己想得到《牧隐》、《圃隐》二集。徐浩修解释过去400多年, 因战乱使得《牧隐》、《圃隐》二集的全集未能保存并未能得以流传, 所以王杰自然无法求得《牧隐》、《圃隐》二集。历史上的许多书籍有极大的文化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 却因保护不当或战乱等因素, 未能流传于后世, 实在令人惋惜。

2. 清朝禁书

清朝政府为了能更好地统治国家, 实行了思想控制, 对疑似含有反清及不利于统治者统治国家的书籍采取了禁毁的措施, 以期杜绝不利于统治的言论及思想的传播, 因而一大批清朝图书被禁。朝鲜文人因出于对清朝文学和对禁书的好奇往往对清朝禁书给予高度关注。因此, 询问清朝禁书的情况也是中朝文人笔谈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徐浩修就曾向铁保询问:“《牧斋集》方为禁书, 阁下何从得见?”铁保解答了徐浩修的疑问:“凡禁书之法, 止公府所藏而已, 天下私藏, 安能尽去?”这句话说明了当时禁书的执行情况。铁保认为禁书的执行情况因区域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禁书之法只对官府起效, 但民间私藏之书是没有办法完全毁尽的。由此可以看出, 禁书之法尽管很严格,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实效是有限的, 并没有使禁书得到全面毁尽。

3. 图书编纂

清朝图书编纂具有很大规模, 盛况空前。纪昀是清代负有盛名的大文学家, 其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在当时文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许多朝鲜文人借出使中国这一机会与纪昀结识, 并向其询问图书编纂情况。徐浩修在与纪昀笔谈交流中问道:“闻公奉勑校正《明史》, 《大清一统志》, 已完工否?”纪昀回答《明史》中人名、地名、事实等疏漏之处都已校正完毕, 而《大清一统志》由于其中错误较多, 有待进一步考证, 因此校正工作尚未完工。此外, 徐浩修通过亲身考证, 向纪昀说明了《大清一统志》中的错误, 并发表见解。纪昀表示由于山经地质未经过考证, 因此其中的错误难以枚举。从中可以看出, 校正古籍、编纂图书是一项工程浩大且需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工程。此外, 徐浩修阐述《大清一统志》中的错误之处, 表明他不仅对清朝著作有一定关注, 而且进行了仔细的阅读与研究。两国文人对于此的交流也能纠正文学典籍在编纂中的错误和不足。这种笔谈交流对清朝图书的编纂大有裨益, 也是两国文人交换学术观点的重要途径。

(二) 文学创作

除了有关文学书籍的交流外, 在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交流的过程中, 对文学创作的探讨和对文学作品的品评也是另一大主要内容。徐浩修与铁保的笔谈中, 徐浩修表达了对铁保诗作的看法:“贵稿前夜略绰看过, 气格遒隽, 意致淳雅, 句法字眼, 皆出性灵之自然, 以渔洋之清切, 兼牧斋之绮丽, 非俺等管见所可窥也。”这段话饱含的是徐浩修对铁保诗作的欣赏与赞美之情, 表现出其对铁保文学创作的高度评价。他认为铁保的诗作气节遒健隽永, 自然淳雅, 充满灵气。兼有渔洋作品清切的风格, 与牧斋作品绮丽的风格。而铁保却十分谦虚表示自己志勤才疏, 尽管喜爱王渔洋的诗作, 却和其诗作水平相距甚远。铁保的诗作强调直接描写自己心中所想所感, 抒发真实性情, 提倡诗存与境存的诗学主张, 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 其诗作也在文坛中被广为传诵。铁保才华横溢, 却如此谦虚, 体现出他低调稳重, 踏实勤勉的治学态度。由徐浩修对铁保诗作的褒溢之词, 可以看出其诗学观念上与铁保相似, 在诗学观念相投的情况下更加深了两人的学谊。

值得一提的是, 徐浩修在北京与彭元瑞发生笔谈时, 也与从臣吏部尚书潘辉益发生过笔谈交流。潘辉益是越南西山朝与阮朝之交的学者暨官员, 也是一名儒学学者。他与徐浩修探讨过冯客宽与李睟光的诗歌唱酬, 认为这是千古奇遇。冯客宽与李睟光两人都有诗文集, 李睟光诗作词致淳雅, 冯客宽诗作意匠遒健, 两人诗歌水平在伯仲间。且冯、李二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交流十分频繁, 促进了朝鲜文学与越南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除此之外, 徐浩修还与潘辉益在越南疆域、越南气候与地理位置、越南衣冠饮食等方面有过笔谈交流。潘辉益在徐浩修与彭元瑞发生笔谈时, 也在场并参加讨论, 这从侧面反映出儒家思想传播范围之广, 影响之深远, 吸引了许多国家的文人来到中国学习儒家思想, 研究儒学。

(三) 文坛学者

十八世纪朝鲜以儒学作为国家主导思想, 因此便自然对研究儒学的学者给予关注。在徐浩修与彭元瑞的笔谈中, 徐浩修提到了顾亭林这位大学者。顾亭林即顾炎武, 他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 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徐浩修认为顾亭林“辩之极分晓, 前此诸儒所不能及也”。由此观之, 徐浩修对顾亭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认为在他之前, 没有一位学者可以比得上他在儒学方面的造诣。对此评价, 彭元瑞也表示赞同。他认为, 顾亭林的博学是无人可以达到的地步, 其经说都经过详尽仔细的考证。从徐浩修与彭元瑞对顾亭林的评价, 不难看出, 顾亭林学问渊博, 精通儒学, 注重考证, 为学者所赏识。

二、中朝制度

不同的国家, 就有不同的国情, 因而便会有不同的制度。询问他国制度并比较两国制度的异同也是中朝两国文人笔谈交流中经常涉及的内容。彭元瑞就曾与徐浩修探讨过中朝两国土地结算制度的异同:

彭曰:“亭林博学, 果称近世冠冕, 而经说亦多考证之精详处尔, 贵国结负法, 中国顷亩法之同异, 可得闻乎?”徐曰:“小邦田制, 十把为束, 十束为负, 百負为结, 而中国田制, 十步为分, 十分为亩, 百畒为頃, 是小邦之结负, 即中国之顷亩也, 然小邦量尺, 准周尺七尺, 中国弓尺, 准周尺六尺, 故一把为正方, 周尺四十九尺, 一步为正方, 周尺三十六尺, 所以结与顷之实积, 有多少也。”

这段话表明了中国的頃亩法与朝鲜的结负法本质上是一致的, 只是在计量单位上有所差别, 因而使得最后累计计算时产生数量差异。

三、天文历算

清朝政府曾建造学馆培养天文历算人才, 并购置西方有关科技的书籍, 从中学习天文知识。但有些学者并不能很好地认识西方天文知识, 对这些知识出现了排斥心理。翁方纲致力于天文历算的研究, 能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西方天文历算理论, 且表现出愿意了解、学习的态度。如翁方纲就曾与杜元凯互相讨论春秋朔闰并表现出拜读《浑盖图说集笺》的愿望。徐浩修在得知翁方纲对春秋朔闰有极浓厚的研究兴趣之后, 便与其交流, 就所见春秋朔闰之说发表见解。徐浩修向翁方纲发表自己春秋朔闰的见解, 对于翁方纲进一步了解春秋朔闰, 学习天文历算是有很大帮助的。

与徐浩修发生过笔谈的清朝文人有吏部汉尚书彭元瑞、铁保、吏部汉尚书纪昀、军机大臣王杰、翁方纲。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笔谈交流的内容广泛涉及经学文学、中朝制度、天文历算等方面, 同种同源的文化底蕴使得他们的交流极其深入, 具有重要意义。徐浩修与清朝文人的笔谈加深了徐浩修与清朝文人在文学方面的交流与研究, 推动了两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增进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文学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徐浩修.燕行記.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第51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 2001.

沈括与苦参 第4篇

据《梦溪笔谈》载：“（括）苦腰重，久坐不能行，有一将佐日，此乃病齿数年，用苦参揩齿，其气味入齿伤肾所致也。后有太常少卿昭亮亦用苦参揩齿，岁久亦病腰，自后悉不用之，腰疾皆愈。”苦参性味苦寒，常用之可损阳伤肾，故可招致腰痛。

苦参为豆科植物苦参的根。中医认为，其功似黄连，既能清热，又能燥湿，为治湿热内蕴常用药，且本品有祛风杀虫、解毒止痒之功，尤为皮肤瘙痒、疮癣患者所常用。本品性味苦寒，内服不宜久服，以免苦寒伤胃损阳。现介绍几则外治方，供选用。

1.苦参膏：将苦参择净，研细，与凡士林适量调匀成膏备用。每次适量，外涂患处，每日1次，连续5～7天。可祛湿杀虫止痒。适用阴囊湿疹、皮肤瘙痒、外阴瘙痒等。

2.紫白苦参油：紫草30克，白鲜皮20克，苦参15克。将诸药择净，共研细末，加入麻油内，浸泡7日后过滤取汁备用。使用时局部常规清洗后，取药液外搽患处，每日两三次，连续5MO天。可清热解毒，祛风除湿。适用于外阴瘙痒。

沈括与《梦溪笔谈》 第5篇

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熙宁中，予使契丹，至其极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帐①。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予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绡縠⑦。自西望东则见，盖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久之，稍稍正东，逾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复见之。

孙彦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

(选自沈括《梦溪笔谈》)

【注】①卓帐：竖立帐篷。②绡縠(xiāo h)：一种丝织品。

8．用斜线(／)标出下面句子的朗读停顿。每句标一处。(2分)

(1)使 人 过 涧

(2)盖 夕 虹 也

9．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4分)

(1)予使契丹：_______________(2)相去数丈：_______________

(3)立涧之东西望：___________(4)逾山而去：_______________

10．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线句的意思。(4分)

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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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请从文中找出任意两个表示时间的词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分)

12．用简要的语言概括本文说明的两个重点。(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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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8．(1)使人／过涧(2)盖／夕虹也

9．(1)出使(2)距离(3)向西(4)越过

10．虹是雨中的日光影像，日光照在雨珠上就有虹出现。

11．是时 久之 次日

12．虹的变化和形成原理

【参考译文】

相传虹能到溪流或山涧里喝水，确实是这样。熙宁年间，我出使契丹，到了那极北方黑水境内的永安山下建起帐篷。这时刚好雨后初晴，看见彩虹出现在帐篷前的山涧中。我和同事靠近山涧观赏它，看到一条虹的两端都垂到涧中。叫人越过山涧，隔着虹相对站立，距离大概有几丈，中伺如隔着一层薄纱。从涧的西边往东看就能看见，这是傍晚的虹。而站在涧的东边往西看，在阳光的闪烁下却什么都看不见。过了很久，虹稍微偏向正东方，越过山峰离去了。第二天走了一段路，又看到了虹。

孙彦先说：虹是雨中的日光影像，日光照在雨珠上就有虹出现。

虹

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熙宁①中，予使契丹②，至其极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帐③。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予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绡縠④。自西望东则见，盖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久之，稍稍正东，逾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复见之。孙彦先⑤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

导读：本篇先写与同事观察虹出现时的情景，后借孙彦先之语，点出虹形成的真正原理：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深入浅出，生动传神。注释：①熙宁：宋神宗赵顼（x）年号，公元10681077年。②契丹：宋时北部少数民族政权。③黑水：今辽宁昭乌达盟林西县和克什克腾旗境内。卓帐：竖立帐篷。卓，直立。④绡縠(xi oh)；绡，薄纱。縠，绉纱。都是丝织品⑤孙彦先：与沈括同时的科学家。精练：

一、解释加点的词

1．隔虹对立，相去数丈（）2．久之，稍稍正东（）3．扣涧观之（）（）4．都无所睹（）5．逾山而去（）6．则为日所铄（）

二、翻译

1．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

＿＿＿＿＿＿＿＿＿＿＿＿＿＿＿＿＿＿＿＿＿＿＿＿＿＿＿＿＿＿＿＿＿ 2．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

＿＿＿＿＿＿＿＿＿＿＿＿＿＿＿＿＿＿＿＿＿＿＿＿＿＿＿＿＿＿＿

三、找出文中出现的表示时间的词：＿＿＿＿＿＿＿＿＿＿＿＿＿＿＿＿＿＿＿

四、《虹》涉及的是＿＿＿方面的知识，选自＿＿＿＿的《梦溪笔谈》。

五、本文说明了虹的变化和＿＿＿＿＿＿，作者认为虹形成的原理是＿＿＿＿＿＿＿＿＿＿＿＿＿。(用文中原话回答)虹

世上传说虹能够进入山涧吸水，的确是这样。熙宁年间，我出使契丹，到它极北的黑水地区永安山下竖起帐篷宿营。那一天雨过天晴，看见虹下伸到帐篷前面的小涧里。我和同事走近山涧观察它，虹的两端都垂在涧里。派人越过山涧，和我们隔虹面对站立，距离几丈远，中间好像隔着彩色的绫罗。从西向东望就能看见，那是傍晚出现的虹。站在涧东向西望，就被日光闪眼，什么也看不见了。隔了好久，虹渐渐向东移动，最后越过山头消失了。第二天赶了一段路程，又见到虹出现。孙彦先说过：虹是雨里太阳的影子，阳光照在雨上，就出现了虹。

一、1.距 2．语气助词，调整音节，不译 3．靠近代虹 4．看见 5．越过 6．同烁，闪烁

二、1.世上传说虹能够进人山涧吸水，的确是这样。2．站在涧东向西望，就被日光闪眼，什么也看不见了。

三、是时、久之、次日

四、天文 沈括

沈括与《梦溪笔谈》 第6篇

《梦溪笔谈》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笔谈》二十六卷，分为十七门，依次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补笔谈》三卷，包括上述内容中十一门。《续笔谈》一卷，不分门。全书共六百零九条(不同版本稍有出入)，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农学、工程技术、文学、史事、音乐和美术等。在这些条目中，属于人文科学例如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音乐等方面的，约占全部条目的18%;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约占总数的36%，其余的则为人事资料、军事、法律及杂闻轶事等约占全书的46%。

沈括与《梦溪笔谈》 第7篇

采访者：《美术观察》主编李一、栏目主持孟繁玮

时间：2010年6月10日上午

地点：刘梦溪先生寓所

李一:我们想请刘老师谈谈书法问题,您研究传统文化,一定会注意到书法在传统文化中所处的地位。还有对当下的书法教育,您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具体建议?希望给我们谈一谈。我们刊物的栏目主持孟繁玮,她准备了一些问题,一起向您请教。

刘梦溪:我对书法没作过专门研究,只是喜欢而已。你们希望我谈的,我想主要还是书法与文化传承问题。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丰富的文化典范,但不能不承认,从晚清到“五四”,包括50年代以后,我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评估,存在一些问题。似乎要走现代化,只有吸收欧美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要不得的。其实一个民族的固有文明跟现代化没有必然的冲突,恰好现代性需要和本土资源结合起来。这个问题从学理上讲,今天已经没有太大的障碍了。但百年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传统的流失和文化断层,却是不争的事实。书法是一个显例。大众书写工具改变了,铅笔、钢笔、圆珠笔等代替了毛笔,是书法在现代条件下不能很好发展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但中小学长时间取消书法课,则是教育管理部门的问题了。

文化传承,书法的角色很重要。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缺少工具理性,很多文化的东西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传承起来绝非易事。但有几种似乎例外,一是中国菜,需要动手操作,从古至今,几大菜系,绵延不绝。二是中医,需要临床,一直传衍到今天。三是中国功夫,现在已经传播到世界上去了。第四,我认为就是书法,代有传人,作为中国文化传承的渠道、手段,再方便不过。可惜一个时期以来,现代人和书法失之交臂了。

孟繁玮:那么,您认为书法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刘梦溪:我在谈文化传承的文章里讲过一个观点,我说,几乎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书法中看到,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气韵、结构,大都在书法中有所表现。结构这个词,中国古代没有,是晚近外来的概念,但汉字的一个特点是她的结构美。早期的汉字本来带有具像的特点,但“六书”形成后,主要成为一种抽象的表意的文字,因此可以现代化,可以不受电脑的限制。不像埃及的法老文字,只是一种毕工毕肖的事物的描画,不能在现代生活中发用,只能成为供观赏的古董。汉字和现代性无任何矛盾,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显露身手了。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常常借助于、取材于汉字。甚至站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立场,汉字也是不可或弃的艺术之友。书法艺术的发挥余地,越来越大了。汉字既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轨迹。

孟繁玮:您对汉字的文化精神问题能否再作一些具体阐述?

刘梦溪:我近来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是六经。因为这涉及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仰问题。我对“敬”的概念重新做了阐释,认为“敬”是中国文化的带有终极意味的价值。“敬”在六经中反复出现,也是《论语》和《孟子》的基本理念。“敬”不仅是对他人的尊敬,也是个体生命的内在庄严,甚至跟信仰有相当大的关系。“敬”在书法里的表现,主要体现在汉字的结构中,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书法可以培养人的“敬”的精神,古人讲“临文以敬”,不光是作文章,文字书写本身也需要诚敬的态度。因此我主张不仅“临文以敬”,也要“临书以敬”。

我的理解,书法本身是一种文化秩序。甲骨文有神秘的庄严,金文有礼制的庄严,魏碑反映的是礼仪的秩序,楷书反映出整齐凝重的秩序感,都令我们望而生敬。书法的秩序是和社会的文化秩序和个体生命的秩序结合在一起的,书写者把个人的生命投射到一种浓缩的变化了的秩序中。凡书写,都是一种秩序。章草也是一种秩序,可以说是秩序的变体。但书法的特点,是秩序,也是自由。在秩序中我们看到一种生命的自由。如果说金文、甲骨、隶书、楷书,更多体现的是秩序,行书、草书更多体现的是精神的自由。可是书法的自由本身也是在秩序中的自由,作个比喻,书法所遵循的可以说是自由秩序原理,海耶克的一本书叫《自由秩序原理》。

李一:这个比喻好,李泽厚说书法是带着镣铐跳舞,您说书法遵循的是自由秩序原理,非常好的比喻。

刘梦溪:自由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但在书法里既能看到自由又能看到秩序。另外,书法也是最个人化的艺术,它的书写是一个人完成的,不能几个人同时书写,个人的风格特别突出。因此书法与人的境界品行,书品和人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字如其人,确实如此。我们从书写的文字中约略可以看到人的品性的正邪、善恶。文章可以瞒人,字不能瞒人。钱钟书先生就认为“文”不一定尽“如其人”,文章可以作伪,可以把自己的心性隐藏起来。但字决不能作伪,一个人的性情、精神、品行,常常在字里毕显无遗。柳公权有句话“字歪则心不正”。常年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教授,他研究道教和中国古典小说,中外闻名,晚年中过风,因此写字容易歪向一边。他几次开玩笑说:“心正字正,我深为警惕。”可见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

孟繁玮:您曾说“国学不需要过热”,但是近年来国学已经成为社会上越来越热的话题,媒体关注比较多,相伴而生也导致了对文化本身产生的一些误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上,避免误读尤为重要,其中也包括书法和书法教育。对此您怎么看?

刘梦溪:现在大家都在讲国学,其实很多人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国学。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非常大,所有传统社会的文化,都是传统文化。书法就属于传统文化,可是不能简单讲书法是国学。国学有过不同的定义,最早是章太炎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后来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1923年北大国学门出版《国学学刊》,胡适在发刊词中指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包括进去了,太泛,所以学术界没有采纳。后来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但固有学术包括的内容也太泛,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等,还有儒释道,实际上还是太过笼统。1938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的国学讲座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学定义,他认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人立国、作人之本。认为“六经”是国学,就像基督教文化有圣经、伊斯兰文化有古兰经一样,把中国文化的最高典范作为国学,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事实上,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都是这样做的,传统社会的国立学校、民间书院,都是讲授和传授“六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进入“六经”的桥梁。因为“乐经”不传,剩下了“五经”。

如果认同“国学”是“六经”的话,就可以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所以我主张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为主,慢慢再选读“六经”。这样的国学是不可能热的。书法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手段、途径,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不存在热不热的问题。主要是要重视起来。小学可设国学课,也可以设书法课,作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

李一:我们《美术观察》上一期对王文章院长做过专访,他就提出要设立书法课,让书法进入国民教育,反响很热烈。也许这个问题会有很好的进展。

刘梦溪:那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文章院长的倡议,这是国民教育的大事,希望能够得到实施。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种文化方式,它可以提升人的心性情操,可以作为品德教育的一环。一个人的品德有瑕疵,内心不干净,心中有私念的计较,书法不可能是庄敬堂正的。小学书法应从楷书的学习开始,一笔一划,注意汉字的结构,同时也是体会中国文化的庄重与恭敬。

李一:1962年,郭沫若先生在为《人民教育》杂志的题词中就谈到:“培养中、小学生写好字,不一定都成为书法家,总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逐渐免除这些毛病。”

刘梦溪:是这样,书法可以培养人的耐心和毅力。孩子们大都好动,不集中精神,书法可以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毛病。

孟繁玮:您主编的《中国文化》在文化界建立了很好的学术口碑。那么,你认为书法在弘扬、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梦溪:书法艺术也是一种行为艺术,即使你不认识这个字,它的艺术行为也能够让你有所感悟。你可以从它的结构、笔画的粗细、用墨的浓淡之中,感到一种美的享受。所以书法有被不同文化系统的人接受的充分条件,这对弘扬中化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有极大的好处。

李一:开设国学课和书法课,对文化传承有直接的意义,那么学书法是否也是认识国学的一个途径?

刘梦溪:我想是的,国学的支柱是经学和小学,所以清儒说“读书必先识字”。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而光是识字不成,还需要写字。写字就是书法,自然和国学有关系了。书法也是通向中国文化经典、通向中国文化精神源头的桥梁。

阅读与“笔谈” 第8篇

一、与作者“笔谈”

阅读教学中，有意识地设置“笔谈”环节，引导学生展开想象，与作者进行交流，能很好地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在教学七年级下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时，笔者鼓励学生将自己想象成百草园的小主人，与作者交流，用笔写出对“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等语句的领悟。于是大家“笔谈”开了，有的说，“碧绿、紫红”等词语，从视觉角度展现了百草园的色彩斑斓；有的说，“低唱、弹琴”既从听觉角度，又运用了拟人手法，生动地表现了百草园的盎然生趣……通过“笔谈”，学生感受到了百草园的蓬勃生机和无限情趣，仿佛他们已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中。“笔谈”还可以对文本中的艺术形象进行多元思考，对文章空白处进行大胆想象和补充，能加深学生对课文主题的进一步认识。

二、与老师、同学“笔谈”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阅读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文学作品阅读的评价，着重考查学生感受形象、体验情感、品味语言的水平，对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应加以鼓励。”阅读课上，让学生多与教师或自己的同学进行“笔谈”，既能很好地体现阅读个性化，又能促进师生合作与交流，加强教师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

在教学九年级上册《孔乙己》一文时，笔者发现，部分学生对文章的最后一句“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不能很好理解。于是，笔者安排学生“笔谈”，布置他们查资料，寻找对子，一起讨论，然后动笔写出自己对结局的思考和疑惑点，最后互相交换，小组合作讨论。笔者也和一个学生结成对子，互相阅读对方的思考笔记，交流对文章结尾的看法。通过动笔思考，有的学生认识到，这个结局有余音绕梁之妙，能够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思；有的学生分析字词，强调“终于”一词表示“我”一直“没见他”，由于又没有确实消息，故用“大约”表示推测；有的学生联系前文所写的“也许是死了”“已经不成样子”等，认为选用“的确死了”表示推测的可靠……通过“笔谈”，学生从表面直白的语言中读出了厚重与深刻，体味到文字深处的内涵，从而培养了学生对语言的感受力，丰富了学生的人生体验。

三、与自己“笔谈”

“非指示性”教学的提出者郑逸农先生倡导“在学习过程中，让学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用自己的思维去创新，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这“四自”如果通过“笔谈”的方式进行，效果会更好，学生的感悟可能更细腻，判断可能更深入，创新可能更独到，表达可能更准确，更能促进学生的自主成长。

笔者在教学八年级上册《老王》一文时，在“品读”环节让学生通过“笔谈”赏析一些典型词句，比如“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一句中的“镶嵌”，老王怎么会“嵌”在门框里而不是“站”在门前？学生“笔谈”后大多认识到，“嵌”的意思是指将某种物品安置在另一物品中而不能活动，作者用“嵌”而不用“站”，说明老王已经完全没有了活力，身体状况极差；但即使是这样，老王也要拖着沉重的身子去报答关照过自己的人；一位淳朴敦厚、知恩图报的人物形象便赫然凸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笔谈”有含义解释，有替换比较，都能结合语言环境来归纳人物的性格特点。之后一位学生在总结怎样品味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时，还这样写道：“通过多次‘笔谈’实践，我逐渐懂得了品味语言就要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咀嚼，咀嚼出它的味道来。”学生与自己“笔谈”所取得的学习收获，比教师磨破嘴皮的讲解效果好许多。

（作者单位：潜江市泽口初级中学）

沈括与《梦溪笔谈》 第9篇

在中国, 尤金·奈达的翻译理论是介绍得最早、最多, 影响最大的西方翻译理论, 曾掀起了探讨“等值翻译”、“等效翻译”的热潮, 并一度促成了“言必称奈达”的现象。然而, 随着翻译理论的多元化, 人们对其理论的态度开始从有些疑异到颇多批评, 甚至全盘否定。

从“极端肯定”到“极端否定”之后, 人们的内心归于平静, 从而能更客观地总结过去。中国译界对奈达的认识也同样如此。本文尝试对奈达翻译思想的脉络重新进行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 试对《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 (以下简称《笔谈》) 进行再解读, 以期深化对奈达翻译思想的认识, 也希望能给中国的译学建设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二、奈达“翻译科学”观的“不变”

在中国, 长达四年之久的“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早已停息。在那场争论中, 起初为“科学阵营”所推崇的奈达, 后来却成为“艺术阵营”的思想武器。从《翻译科学探索》, 奈达提出“翻译科学”, 到《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 还是一门技术, 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 再到“笔谈”中“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 有人认为“翻译科学”的倡导者奈达最终抛弃了这一概念。

然而, 一代大师奈达对自己的理论真的是始建终弃吗?

首先, 在他的近作《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中有一篇《与廖七一教授的访谈》。廖问道:“有些人认为在60年代, 您主张翻译是一门科学, 而后来您更倾向于把翻译作为一种艺术来对待。请问您怎样评价这种观点?”[1] (p278) 奈达解释说:“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和实际的‘翻译行为’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一直在明确地强调这种区分。前者的研究是能够, 而且应该用纯粹科学的方法加以进行;而对于后者, 我更愿意认为其本质上是一种艺术或者一项技能。人们可以认为翻译行为是一项技术的理由在于, 在实践中译者必须运用一系列文化学和语言学中牵涉到交际情境的原理。但是, 要对翻译的结果进行细致的分析, 就应该从纯粹科学的角度出发。”[2] (p278-279) 也即, “翻译科学”的内涵是将语言学、符号学、交际学等与翻译过程密切相关的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 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

其次, 在早期著作中, 奈达的“翻译科学”观也一直没有背离科学描述翻译过程的思想。在《翻译科学探索》中, 奈达表明应该运用语言学去描写和分析翻译过程。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 他写道:“《翻译科学探索》是对构成翻译科学研究之基本因素的一种探索。在这个精神上, 这本书是它的进一步发展……尽管这本书主要是从语言结构、语义分析和信息论等科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 但是我们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 还是一门技术, 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2]这段话也暗示了“翻译研究”与“翻译”的区别。

由此, 笔者认为在对待“翻译科学”的态度上, 奈达并没有改变, 更说不上什么“根本性的转化”或者“完全放弃”了。

三、奈达翻译研究视野的“变”

奈达思想的真正变化之处在于其研究途径和视角的变化, 在于其对理论的不断完善与修订。

谭载喜教授把奈达的翻译思想分为三个时期。[3] (p232-240) 从历时性的角度对这三阶段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它们的依次出现是一种必然。

1. 这是翻译理论多元化趋势的必然, 即客观必然。

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必然会不断深化。从起初语言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 到后来语言学派难以解释种种复杂的翻译现象, 再到后来百家争鸣的形成, 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再停留于语言本身和文本表层, 而是开始关注文本的交际作用和社会作用。近年来, 在全球一体化的感召下, 翻译理论也向其他学科借鉴思维方式, 进一步得到发展。奈达翻译思想的发展正是顺应了时代趋势, 是其努力接近翻译过程本质的必由之路。

2. 这是其在科学道路上永不停息地追求真理的必然结果, 即主观必然。

在实践中, 他翻译过《圣经》, 访问了近90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翻译讲座, 培训翻译人员, 参加学术交流等。这些为其建构理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第一手的语言材料。在理论上, 他精通多国文字, 并对语言学、人类学、符号学等都有研究。这些为其透过翻译的表层抓本质奠定了科学基础。更难得的是, 奈达人到老年仍坚持学习、研究和实践, 乐于接受批评和建议, 以求对真理的不断接近。这样的科学精神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

四、奈达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认识上的“变”与“不变”

奈达曾乐观地相信其所倡导的“翻译科学”能够促进“翻译”从“盲目”的实践中走出。然而, 在“笔谈”中他却说:“对掌握翻译理论的必要性产生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有些人似乎具有语际交流的独特天分, 不需经过正规的语际交流训练就可以成为一流的翻译家。”奈达本人曾这样分析:“对现存的翻译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的现象, 人们不应感到惊奇。这是因为翻译实质上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 而对这一跨语际交流活动的研究都是从 (一种或者几种:笔者注) 不同的学科领域深入的……实际的翻译工作者很难运用这些理论解释他们具体的翻译行为及结果。”[1] (P240)

由此, 笔者认为, 虽然奈达“翻译科学”的内涵没有变化, 但他对“通过翻译研究建立科学翻译体系进而指导具体翻译实践”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 对翻译理论的价值产生了动摇。而这动摇和怀疑的基础则来源于其认识上的两个偏差。

1. 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的认识偏差。

奈达在区别“翻译研究”与“翻译行为”的同时, 却忽视了对“普通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进行区分。一般说来, 科学的理论体系都包含“普通理论”与“应用理论”两个部分。“普通理论”是研究最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 它概括各分支学科的成果, 又为各分支学科提供支持, 是学科体系的核心, 但其本身却很难直接应用于实践, 处于基础学科的地位。“应用理论”则将“普通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 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理论体系的这两部分相辅相成, 互为补充。而奈达对“普通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之间区别的疏忽, 使他错误地以为所有的翻译理论都能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2. 对其理论在翻译理论体系中定位的认识偏差。

奈达将其研究对象定位在“翻译过程”的本质, 这本属于“普通翻译研究”, 而奈达却希望它能帮助译者有效的生产可接受的译文, [1] (P240) 并认为研究应围绕生产可接受译文的目的展开。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遗憾的是, 奈达一直未意识到这两个偏差, 对这两点的认识也自然一直“未变”。在错误认识基础上进行的实践活动必然受挫, 奈达的初衷得不到满足, 从而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五、对《笔谈》的再解读

综上, 笔者试对“笔谈”作一次重新的解读。

1. 关于“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

被中国译界争相引用的这句标志着奈达完全抛弃“翻译科学”观的言语, 实际上应理解为“我对‘翻译理论具有实践价值’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

2. 关于“过去我满以为能把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符号学用于翻译问题的研究, 未免过于乐观”。

奈达不乐观的原因确实在于其理论在应用过程中的受挫。然而, 受挫的根源是其思想认识的两个偏差, 并非为其所解释的“翻译理论的实践价值有限”。这自然不能作为奈达放弃“翻译科学”观的论据。

3. 关于“富有创造性的译文似乎从他们 (高明的翻译家:

笔者注) 头脑中自己就冒出来了……翻译的过程几乎是一个自动进行的过程”。由于奈达对“普通翻译理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的混淆, 因此奈达在否认其理论应用性的同时, 也潜在着否认“应用翻译理论”的实践价值的危险。虽然正如奈达所说:“在许多方面, 富有创造精神的翻译就像绘画与演奏音乐。”但天生的画家和音乐家毕竟寥若晨星。奈达在此用特殊概括一般, 又存在一个认识偏差。

六、小结

1. 结合我国翻译学的发展重点 (如:

宏观翻译理论的研究等) , [4] (P32) 笔者认为奈达“翻译科学”的内涵与中国当代译界理论建构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 仍具积极意义。

2. 奈达一生都在不断地发展、修订、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

虽然他的理论有不可避免的缺点, 但他的科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 尽管我国翻译学科的建设已经展开, 但仍存在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

奈达的两个“认识偏差”应引以为鉴, 这对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很有帮助。

参考文献

[1]Nida, E.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Nida, E.A.and Charles 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增订版)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沈括的科学人生 第10篇

“他是我们历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稀有的一位通才。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历史、考古,他都有深刻的研究,并且在各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提出来。他有好些重要的创见,至今为举世称道不衰;他有好些正确的科学论断,远在西方学者数百年之前便明确提出。不可掩抑的光芒表明了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在知识范畴内曾作出多么巨大的成就,而沈括便是其中最优秀的创造者之一。”这是我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学者胡道静先生对沈括的评价。

有科学头脑的官吏

沈括,出生于浙江杭州市。他的父亲沈周曾在泉州、开封、江宁做过地方官。母亲许氏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指导14岁的沈括读完了家中的藏书。沈周去世后,沈括以父荫入仕,从此开始了他大起大落的人生。

沈括早期一直支持王安石变法,对推行农事生产的新政十分着力。他极为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早在青年时期任沭阳县主簿的时候,他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组织几万民工修筑渠堰,不仅解除了当地人民的水灾威胁,而且还开垦出良田7000顷,改变了沭阳的面貌。那时他只有24岁。在任宁国县令的时候,他积极倡导并且主持在今安徽芜湖地区修筑规模宏大的坚固的万春圩,开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1270顷。沈括经常到水利工地了解情况,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还写出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农业科技著作。可见,沈括是个学者型的地方官。

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为了治理汴河,沈括亲自测量了汴河下游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共420多公里河段的地势。沈括不怕日晒雨淋,亲自到田野里测量,测得开封和泗州之间地势高度相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便采用了“分层筑堰法”。这种地形测量法,就是把汴渠分成许多段,分层筑成台阶形的堤堰,引水灌注入内,然后逐级测量各段水面,累计各段高低之差,总和就是开封和泗州间“地势高下之实”。这在世界水利史上是一个创举,仅仅四五年时间,就取得引水淤田1.7万多顷的显著成绩。这种对地势高度计算竟细到了寸与分,可见沈括的科学态度极其严谨。

1074年,沈括被任命为河北西路察访使。从此,他的工作重点也从发展农林水利转移到军事外交上来,所管理的区域也转移到了宋朝的边防重地。1075年3月,宋神宗派沈括出使北方的辽,谈判边界争端。在出使前,针对边界“分水岭”的问题,沈括专门从枢密院查阅有关资料。他同样以精细的科学态度查证,居然查出对方要求的边界比前几年双方界定过的边界多了30里。宋神宗闻讯大喜,立即召见沈括,赏银千两,说:“如果没有卿家,这次边界纠纷还真不好解决。”凭借明晰的证据,沈括在与辽谈判的过程中,无论从心理还是证据上都占据了优势。在异国他乡谈判六次,每次都有千余人旁听,沈括都神态自若,侃侃而谈,最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多学科知识汇集成《梦溪笔谈》

沈括后来被贬离开官场。他在30几岁时曾经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地方,登小山、山上花朵绽放,如锦覆地。山下有水,澄澈极目;水之上有乔木掩映其中。沈括在被贬后移居到早年在江苏镇江购买却从来没有去住过的园子,居然发现园子和曾经在梦里所看到的极为相似,从此,他称这个园子为梦溪园,自称为梦溪丈人。

沈括博学多识为当时人所共知,与黄庭坚同为苏门四学士的张耒与沈括是同时代人。他在《明道杂志》中说,沈括博学多能,对天文、历书、钟律、壬遁,皆极尽其妙,尤其擅长算数。到南宋后,各种名家笔记和著录都有关于沈括学识、技能的褒赞之词。沈括在梦溪园深居简出,少与人交往。他在心境寂寞凄凉之时,便回忆平生的所见所闻,终于撰成《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一书成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这部书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来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留下了历史上对指南针的最早记载:“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西方直到公元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的时候才发现了地磁偏角,比沈括的发现晚了400年。

在光学方面,《梦溪笔谈》中记载的知识也极为丰富。关于光的直线传播,沈括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为说明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他在纸窗上开了一个小孔,使窗外的飞鸟和楼塔的影子成像于室内的纸屏上面,多次进行实验。根据实验结果,他生动地指出了物、孔、像三者之间的直线关系。此外,沈括还运用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形象地说明了月相的变化规律和日月蚀的成因。在《梦溪笔谈》中,沈括还对凹面镜成像、凹凸镜的放大和缩小作了通俗生动的论述。他对我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的透光原因也作了科学解释,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

沈括还是一位天文学家。浑仪是测量天体方位的仪器。经过历代的发展和演变,到宋朝,浑仪的结构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三重圆环,相互交错,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为此,沈括对浑仪作了比较多的改进。他一方面取消了作用不大的白道环,把仪器简化、分工,再借用数学工具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又同时改变一些环的位置,使它们不挡住观测视线。沈括的技术革新为仪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后来元朝郭守敬创制的新式测天仪器——简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有一次,沈括在书中读到“高奴县有洧水,可燃”这句话。后来,他特地对书中所讲的内容徒步去实地考察。考察中,沈括发现了一种褐色液体,当地人叫它“石漆”“石脂”,可用它烧火做饭,点灯和取暖。沈括给这种液体取了一个新名字,叫石油。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他当时就想到用石油代替木材作燃料。他说不到必要的时候决不能随意砍伐树木,尤其是古树,更不能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