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圈子文化范文（精选9篇）
帮圈子文化 第1篇
圈子与圈子文化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4.2%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存在“山头”、“圈子”现象，75.9%的受访者坦言当前社会以“山头”、“圈子”为代表的附庸思维普遍存在。47.2%的受访者认同，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跟对人比个人努力更重要。
应该说“圈子”并不陌生，也无法回避。因为圈子是社会交往的产物，有其社会属性，一般的人有同事圈、朋友圈、同学圈等，在微信等新媒体时代有更多功能指向更单一的圈子，如户外、义工等。而圈子之所以称之为圈子，很大程度上在于满足某种归属感，个体找到抱团互助、利益互惠、合作共赢的共同空间。的确，从同一的价值取向来说，人对于圈子的诉求是正常的。
而所谓的“圈子文化”或者说“山头”，则是社会中的“小圈子”，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圈子内部纯粹利益纽带衍生出来的依附关系，如同事中的派别、合作对象之间的地缘关系之类。当然，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如历史上的门阀、朋党，国际上的同盟等。只是，当前这一文化顽疾与新的社会现状融合，带来新问题。
圈子文化的唯利益取向，一方面使得圈子的本质是利益小集团，另一方面圈子本能具有的排它性，使得利益的获取违背了最起码的公平正义，容易成为打破规则与秩序的重灾区。同时，圈子超越正常竞争规律，对个体人格独立、实干创新等价值追求无疑是负向的激励。因此，时下许多人认为跟对人比个人努力更重要，并不怎么意外。
“圈子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生态、政治文化和社会规则的经验概括，是掌控社会资源、裁判社会规则等权力属性伴生出来的集聚效应。与权力相关的圈子不仅有官场内部的组织分化，还包括政商一体的链条化，以及关联职业从业人员之间的小组织，如法官与律师等。此外，类似的影响还波及其他的社会组织，如职场。圈子利益的导向所形成的“潜规则”，就是所谓的“圈子文化”，如官场上的站队、政商之间的贿赂等。
“圈子文化”产生的腐败和社会不良风气危害是巨大的，但消除“圈子文化”要清理的并不是圈子。圈子是因利益而聚合的，只有有效分化利益，才可能打击圈子的“山头主义”，才可能最大程度肃清“圈子文化”流毒对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牢笼，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另一方面，要加快行政与司法改革，把更多行政管控、资源分配等权力还给市场和社会，扩大社会自主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更多人通过个人努力拥有更多、更容易获得价值肯定的机会，最大程度消除对“跟对人”的迷恋。
帮圈子文化 第2篇
圈子，顾名思义就是圆，就是以一点作圆心，以一定长度作半径作的那么一个封闭的曲线。此本数学上的一个难解符号，看似简单，其实千变万化，非三言两语所能言尽。如今各种各样的圈子在生活中如影随形，且一天比一天复杂难以寻求到正解了。“圈子们”到底深藏了多深的“水”，人们找不到现成权威答案，只能片面地把它们理解为是“划地为牢”的一种利益寄居关系。你的、我的、他的，每一个人都以园心作了很多圈子，小圈子，大圈子，圈圈相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现象。圈子“五花八门”，但圈有“圈规”的，就如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所激起的涟漪一样，常常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一拨拨地向外延伸的。有的圈子，你拉我，我拉你，“抱抱团”似的互为一体，水泼不进，针插不入；有的圈子，你为我孝犬马之劳，我为你两肋插刀，不管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化为江湖义气，哥们义气；有的圈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还有的圈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声骂娘。但圈内人绝对彼此心照不宣，就如同我们经常所说的“潜规则”。谁是老大？谁是马仔？不容你破坏了这个规则游戏。譬如多年前的李昌平给总理上书，就破坏了官场的“潜规则”，任你如何得得民心，雄才大略，也得乖乖地走人。圈子文化
圈子讲究一个泥巴三个帮。裹挟进圈子的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出了问题，百般包庇；对与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进下石。如常常批判某个“圈子”变成了“某某团伙”就是一例；再譬如，如果圈中某人若是混出了一些名堂，那么他原来的圈子中的人也会在有形无形之中受益。结“圈”之人心态各异，但目的明确，无非是为了从“圈里”获得好处，有的是友谊，但更多的是为了“利益共享”。
圈子是有背景的。大多数圈子背靠的是权力这把魔剑，但凡周围用的着的人，不论是鱼还是虾，皆积极营造，最终构成一个彼此看似简单，其实又深不可测的幕后交易“黑手”，一旦犯事，整个圈子鱼死网破，一网打尽。圈子中的人，往往用“你是我这条线”来划分、界定，如果你的行为不顾圈子的利益，就会被认为是背叛和忘恩负义。官场仕途有站错队一说，其实就是以圈子来界定某某是自己的人，某某是不是自己的人来“确定阵线”。当前社会，广泛存在大官傍大款或大款傍大官的现象，就是一种畸形的怪圈子，昔日一个叫周雪华的款爷，进了胡长清长官的圈子；另一个叫周坤的金融老总，进了成克杰首长的圈子等等，就是现实最有说服力的实证。这些玩“圈子”游戏的贪官和罪犯们，一个用权力为他们的生意铺路搭桥，另一个拉大旗做虎皮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狼狈为奸，彼此发财，弄个钵满库盈，而受损害的却是国家、百姓。
还有的人，以“圈”结网。此圈子“网”，常常是单指某些单位、某些机关、某些领导班子里，因争权夺势，争名夺利所形成的派别、“山头”或叫做“小团伙”、“小集团”。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班子里，如果人为地划几个“圈子”，树起几个“山头”，那么这个单位必然要内耗，必然四分五裂，矛盾重重。一事当前，有干的，有看的，有说风凉话的，有脚下使绊的。明争暗斗，人人自卫，哪里还能心情舒畅地工作。对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中国人特有的“内耗”或叫“窝里斗”。由圈子而造成的内耗，已成为一种社会病、机关病、班子病、人群综合症。此类圈子，不讲道德，不讲原则，一切以一个“利”子为“圈德”。在贫寒的时代，在险恶的环境下，圈子使人平添不少温暖。他让人感动，让人增添力量。然而，如果圈子融入太多的人情与意气，许多恶习就应运而生。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道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
当今社会圈子文化，有时太大也太杂，可谓是“茫茫圈海无处寻”。让人看似有个边边，其实摸不着尽头。圈子有时就是圈套的另外一种称谓。擅玩此道者，喜爱搞磨擦，习惯于树对立面，他们的人生座右铭是：“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类人的特点是：心地狭窄，嫉贤妒能；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心术不正，拉拉扯扯；嘀嘀咕咕，吹吹拍拍。明争暗斗，人人自卫，哪里还能心情舒畅地工作。
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研究 第3篇
江右商帮是在自然经济体质下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地方经济体,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在诸多物质生产领域打造出了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及其文化。其中陶瓷业是江右商帮的主要经济支柱也是其品牌文化比较显著和辉煌的领域, 体现出了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江右商帮将中国经济文化和哲学以及地方特色巧妙地融入了陶瓷商品之中, 开创了独具一色的商业文化和经营模式, 打造了诸多具有鲜明特色并在瓷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知名品牌, 同时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瓷业品牌文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及陶瓷产业的发展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着诸多问题, 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在保持自己传统精粹的同时也面临着吸纳新的内容、开创新的品牌文化营销创新新局面的挑战。借鉴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精髓结合现代瓷业市场新情况, 在瓷业品牌营销创新中需要做到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将品牌文化打造品牌营销确立为瓷业企业发展战略一部分, 从产业链视角审视和关注其品牌文化, 创新瓷业品牌渠道建设以及加强对于品牌文化营销中多种手段的融合和整合力度。这些内容和方面构成了新时期下瓷业品牌文化塑造及品牌营销创新的重点和关键。
2 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今瓷业品牌文化的塑造作用和影响的阐述上看, 当今瓷业品牌营销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参考和借鉴江右商帮的先进品牌文化经营之道:将科学文化和审美艺术完美的融入陶瓷产品的开发之中, 对于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对于渠道建设中的经销商资质和行为的约束, 主要通过一些大的商号和店铺行销;其在产品制作工艺上的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理念以及其在获取生产经营中的资金融通方面的做法及商业模式等。这些江右商帮所积累的品牌文化打造和积累的经验和成功做法存在着不足, 在现今的瓷业市场环境中依然适用, 但囿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和文化氛围, 江右商帮在瓷业品牌文化上的做法从今天瓷业市场营销创新的观点来看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塑造及其培育由于缺乏对品牌文化的战略意义和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使得其品牌文化并未自觉地上升到自身发展战略的高度去认识, 也没有将其确立为自身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此为基础的对于相关环节和业务流程的重新定义和再调整工作也并未充分开展起来。江右商帮对于瓷器品牌文化的打造从其过程看实际上长期处于无意识状态, 后来虽然得到了重视但离从自身发展战略的高度和层次去认识和规划还相去甚远。从其资源资金投入和相应的组织设置上来看仍然未将其作为自身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此为中心的对于相关业务和关键环节的重新定义调整工作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展。
第二, 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塑造及其培育由于缺乏对于陶瓷产品生产过程中上下游产业链成员在价值创造和品牌文化塑造中具体作用和效能的有效分析和完全了解, 使得其上下游产业链成员在品牌文化塑造中的投入和协作程度不够, 产业链成员之间的在瓷业品牌文化培育中的整体优势没有得到发挥和表现出来。江右商帮的品牌文化打造其资金资源投入主要集中在瓷器生产商身上, 瓷器生产经营的上下游环节特别是经销商对于品牌文化的投入力度和其在渠道中的获益状况不相匹配, 瓷器经销商从生产商品牌文化投入中获得了更多的销售数量而却缺少相应的付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长久下去必然挫伤生产商的积极性和助长经销商的博弈行为。
第三, 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塑造及其培育由于缺乏对于营销渠道和营销终端在瓷业品牌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 使得其瓷业品牌文化的传播渠道和途径相对单一, 因而也使得其品牌文化的传播成本较高, 效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 特别是对于营销终端的建设更是缺少重视和认识使得其形式过于单一, 使得其对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都相对滞后。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在产品的销售环节完成的, 并且主要是由瓷器产品的生产商来直接完成的, 渠道中的经销商和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以及最终目标客户在品牌文化的打造、宣传和统一标识方面的参与程度和贡献程度都表现的相对缺乏, 另外渠道建设及销售终端建设的落后使得其对于市场需求的反应相对滞后, 新产品开发周期过长。
第四, 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塑造及其培育由于缺乏对品牌文化营销中多种营销手段及其综合利用的有效方法和模式的了解, 使得对于品牌文化内涵的诠释和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混乱现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右商帮对于这些手段和整体运用和整合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作为支持和辅助, 使得这些方法和策略之间的整体配合和协调效应较低。江右商帮对于瓷业文化的塑造和培育中所使用的手段及营销方略多数是出于无意识和非自觉的行为, 其主要是通过产品在消费领域的使用状况引起的较高客户满意度所带来的市场口碑而完成的, 并没有主动地去寻求其他营销手段来积极地帮助市场主体解读和认识产品品牌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内容。
3 现代瓷业品牌营销创新的建议和对策
根据对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内涵及其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和相应要求的阐述, 在分析了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在现代瓷业市场品牌文化塑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参考品牌文化塑造和品牌营销创新的相关知识和理论特别是对我国陶瓷产业市场深刻的调查研究和分析, 从下面几个方面提出基于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的现代瓷业市场品牌营销创新策略的建议和对策:
第一, 基于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的现代瓷业品牌文化营销创新中, 应该从瓷业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的角度和层次来审视和看待品牌文化及品牌价值。将其建设成为自身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展开相关环节和流程的优化调整, 以机制和组织建设保证瓷业品牌文化战略的执行力。瓷业品牌文化对于营销主体的市场竞争能力、经济效益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的作用和意义客观上要求营销主体需要从自身发展战略的高度给予考虑, 从而实现依靠体制保证其获得持续有效的资源资金投入而不受自身短期经营状况的影响, 同时需要以此战略确认进行相关业务环节和流程的优化调整和重新定义以提升其支撑能力和配套力度。
第二, 基于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的现代瓷业品牌文化营销创新中, 应该从瓷业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待和细分瓷业品牌文化营销创新的功能和业务细则。根据细分的结果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在产业链主体范围内进行社会分工的构建, 根据风险承担和资源投入情况决定利益分享以进而培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此基础上提升瓷业品牌文化塑造中的产业链协同。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审视瓷业品牌文化营销的问题要求将瓷业品牌文化营销的功能分配给产业链上的相关利益主体, 依靠战略合作机制和共赢关系协调它们之间的行动和决策, 在职能分配上按照各瓷业主体的资源效率优势为原则进行, 最终目标是朝着资源资金投入共同分担、风险共同承担以及利益共同分享机制的建立, 获得瓷业品牌文化营销创新中的主体协同。
第三, 基于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的现代瓷业品牌文化营销创新中, 应该加强提高和拓展品牌文化渠道的建设和营销终端的构建。根据瓷业品牌文化传播的途径和特点评估和决定其渠道的相关关键属性和参数取值, 提高和加强其对于市场需求的快捷响应速度。现代瓷业品牌文化营销中营销渠道和销售终端担负着传播文化内涵产品形象并实现与目标客户群体实现积极互动的重要职能, 因此营销渠道的属性和参数是否与瓷业产品的特点和市场需求相吻合就显得格外关键和突出, 这是因为营销渠道和销售终端不仅担负着上述职能还担负着价值创造、价值增值的重要功能, 关乎着消费者需求的满足程度和满足效率。
第四, 基于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的现代瓷业品牌文化营销创新中, 应该根据瓷业品牌文化的现代内涵综合使用现代品牌文化营销及其创新的手段和策略。并注意这些营销方法和手段之间的协同及其整体导向协同的一致性和关联性, 同时积极地探索融多种手段为一体而又贴合现代瓷业市场特征的系统解决方案和模式。现代瓷业市场中出现的新的需求状况、市场竞争状况以及市场瓷业产品定位和产品组合状况要求瓷业营销者必须运用包括体验营销、情感营销以及怀旧营销等多种手段在内的整体营销方式和模式依靠其整体功能和优势的发挥取得品牌文化传播和品牌价值创造的高效率, 但各种营销手段之间是有着客观上的矛盾和冲突, 这就需要进行综合利弊的权衡和分析。
4 结语
江右商帮的瓷业品牌文化是我国陶瓷产业品牌文化及其营销创新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于其内涵及精髓的挖掘和重新定义有助于新时期下瓷业品牌营销创新的开展和推进。本文在分析了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内涵及新形势下瓷业品牌营销创新要求的基础上, 从几个方面提出了基于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的现代瓷业品牌营销创新的建议和对策:从瓷业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和规划的角度来积极自觉地关注和看待品牌文化营销创新问题, 从陶瓷产业的产业链视角将相关主体进行统筹从整体上打造统一的品牌文化。积极拓展现代瓷业营销渠道和瓷业营销终端建设以建立对于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机制, 同时对瓷业品牌营销中的众多手段和方法进行统一整合和部署以获取其整体协同优势。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江右商帮瓷业文化的内涵及其在新形势下的变化要求, 接着重点分析了现代瓷业品牌营销创新存在的问题, 即其品牌的打造和创新活动缺乏从自身发展战略方面的关注和定位;其品牌文化中缺乏基于瓷业产业链整体范围的考虑和审视;其在瓷业营销渠道的塑造上显得过于单一和渠道过长以及瓷业品牌文化中对于相关营销手段的整合力度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是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中所缺乏的, 也是困扰现代瓷业营销创新的主要问题。最后, 提出了基于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的瓷业品牌营销创新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江右商帮,瓷业,品牌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赵万杰.中国陶瓷品牌运作八大致命弱点[J].中国建材, 200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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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要不得 第4篇
放眼历史，由于“圈子文化”的存在，官员在异地任职即便时间很短，也能迅速抱团，官官相护，搞权钱交易，结利益同盟。因此，早在我国汉代就实行了异地任职的回避制度。
当前，随着党的十八大后反腐力度持续加强，各地腐败官员应声落马，随之暴露的窩案串案多发现象，凸显当前腐败成群体性、圈子化的严重问题。这类案件追究起来，阻力多、难度大，若以“法不责众”作为妥协，不但无法遏制腐败，法律权威也将受到威胁。
圈子文化 第5篇
“圈子”是指具有相同爱好、兴趣或者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圈子”范围广泛，类别众多，如“文化圈”、“朋友圈”、“微信圈”等，联系较为松散。虽有优劣之分，但这样的“圈子”大家都可以有。狭义的“圈子”特指政治上的“小圈子”，是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营私、谋取私利的小团体。这样的“小圈子”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背离，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违反组织纪律，危害党的团结统一，是我们党坚决反对的。
现在，社会上各种“圈子”鱼龙混杂。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管党治党的责任，对领导干部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要求，督促其净化自己的“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心无旁骛地投身到工作中。
圈子文化的危害 第6篇
“好人主义”在我党内部由来已久，且现在颇有市场，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顽症。“好人主义”听起来仿佛是踏踏实实的做事、本本分分的做人，但实际上它麻痹人的真假、善恶、美丑之心，表现为八面玲珑、卖乖讨巧，但实质是对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容忍，目的是讨好卖乖。“好人主义”不仅不好，反有三害：一害党、二害同志、三害本人。
“好人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不可低估。“好人主义”就像“麻醉剂”，又像“软刀子”，侵蚀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损害党的肌体健康。“好人主义”看起来是对人“好”，其实是对同志不负责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志出现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发现同志有了缺点、错误，应当及时指出，帮助改正，这是对同志真讲情谊、真负责任。“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好人主义”意在讨好、得好，但最终自己也没有好处的。诚然，有时会有“好人缘”和“好处”，但须明白，长此以往，违背民意，威信丧失，难担重任，最后泯然于众人间，浑浑噩噩的渡过自己的余生。
让“好人主义”做到三不伤害，还须四重奏。一是摆正思想。克服好人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和党性锻炼，认真反省一下自己做的怎么样、差距在哪里、原因是什么。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问题。宁可“得罪人”，吃“眼前亏”，决不放弃原则，随波逐流，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
二是完善制度。克服好人主义，还有一个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问题。要坚持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等制度，又不简单地以票取人。要按照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注意发现和保护那些德才素质好、工作作风实、敢抓敢管的干部。绝不能让那些敢于坚持原则、踏实工作的人吃亏，也绝不能让“老好人”占便宜，让好人主义再有市场。
三是正确引导。要讲政治，讲党性，提高党员、干部克服好人主义的自觉性。党员干部都要从党性和党的原则出发，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端正判断事物的立场和方向，要敢于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要讲良知，讲正气，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人们的良知水平提高了，好人主义的市场就会缩小。
圈子文化对照材料 第7篇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 一针见血的点出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拉帮结派现象。“拉帮结派”就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严治党要始终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这也是将“严禁拉帮结派”放在换届纪律“九严禁”第一位的原因所在。
“朋党兴，政事乱”。纵观古今，因“拉帮结派”而受到的教训不在少数，从封建时期大臣权贵之间结党营私导致朝代灭亡，到建党初期张国焘、王明等人搞团伙、占山头让党的事业陷入危机，再到今天查处的“政法帮”“石油帮”“四川帮”等而引起的塌方式腐败。这些官员有一个共同特点，信奉所谓的“圈子文化”，甚至认为进“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大圈子”早晚会进“大班子”，对内“抱团取暖”相互利用，对外“统一阵线”欺瞒组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靠利益与权力维系的“圈子”必定会发展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大问题。有些为官者平时工作庸庸碌碌，整天钻研如何找靠山、抱大腿、往上爬，到换届时充分发挥其“圈子”的能力，以达到自己“更上一层楼”的目的。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封官许愿必然会损害官场生态，导致有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只认圈子不认组织，恣意破坏党的组织人事纪律。
帮圈子文化 第8篇
关键词：江南士绅,儒学,商帮文化
伴随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时代商帮(浙商商会,苏商商会,泰山会,江南会等)逐渐形成,通过士绅儒学的继承创新,通过商帮演化路径研究,努力引导新时代的精英阶层能够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多的正面积极作用。研究明清江南士绅儒学意识下的商帮文化;从儒学意识的角度研究士绅与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联系;从士绅阶层嬗变过程研究商帮路径演化,对徽商兴衰和宁波商帮近代转型的成功进行儒学归因;继承发扬积极的传统商帮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对现代商帮商会的形成、发展及未来趋势的理论研究有借鉴与促进作用。通过本文研究,以期对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商业道德重塑有所助益。
1 商帮文化研究简述
商帮实际上是以区域为中心,以业缘、地缘、亲缘为纽带,以会馆公所为异乡联络,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性商人群体。(1)明、清两代主要有十大商帮,它们分别是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石商帮、龙游商帮。从国内现有的文献来看,对明清十大商帮中势力影响最大的晋商、徽商研究较多,其次为福建商帮(闽商)、宁波商帮和广东商帮(潮商)研究,但从数量上已经大幅减少,最后为山西商帮,而山东、陕西、江右、龙游、洞庭商帮,研究文章均不足百篇。众多学者认为诚信守则、仁德至上是明清商帮共守的原则,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商帮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晋商“学而优则贾”;“钻天洞庭”审时度势;宁波商人敢为天下先;遍地龙游“无远弗届”;徽商“贾而好儒”。
2 江南士绅身份界定及阶层嬗变
“江南”既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又具有文化空间的含义。学术界值得重视的江南区域界定有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是以明清太湖流域为核心,整合自然和经济条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和太仓直隶州,考量到商贸关系、物产人文及方言片区等因素。笔者认为“江南”还包括相邻的地理单元:宁波、绍兴、扬州、徽州等。明清商帮形成及近代商帮转型过程中江南士绅阶层出现变异与分化,结合商帮文化特征,本文将“江南士绅”的身份外延扩展至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地方上与科举、捐纳、仕宦有关的精英群体。
“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士绅主要有两个基础:一是封建农业经济;二是儒家思想价值体系。士绅身份的双重性质使得他们一直充当官民中介,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享有特权。由于商业利益的吸引,加之明代江南人口激增,而科举名额相对减少,使得士人入仕艰难,竞争激烈,“文而无位”,明中期士绅阶层与商人阶层发生阶层互流。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社会处在千古变局,一批江南士绅“弃儒就商”,像张謇、陆润庠等状元儒士秉承着实业精神加入商人行列,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地陆续兴起缫丝、面粉、纺织、煤矿等近代工业,江南士绅阶层发生嬗变,科举考试废止,西学冲击,士绅原有的上升通道断裂,势必导致其寻求新的出路,职业自由化、专门化、多元化,他们或从军、从政、从商;或从事买办、翻译、报社编辑、记者、教师等新兴职业;或转型成为具有现代技术的知识分子。
3 江南士绅儒学嬗变与商业精神的互动影响
明清时期,儒学价值观发生嬗变,尤其传统的利义观发生转向,由原来的“利义离”转向“利义合”。(2)李梦阳在《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指出:“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传统儒学相对立的不能并行的利义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儒学渐渐转向入世价值。另外,科举考试竞争激烈,晚明的江南士绅或有意或无望地选择经商,在江南地区“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之家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新安地区“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大批儒士“弃儒就贾”加入商人的行列,势必会将儒学价值融入其经营活动体现其商业精神。士商互流早在明代中叶便已经在江南地区发端,这与社会思想嬗变不无关系,现就儒学嬗变与商业精神互动影响做如下探讨。
首先,士大夫对商人地位的肯定,愿意与之交游,积极为商人立传。
晚明以来,除了冯梦龙、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等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戏曲取材商人的现实生 活,除以商人、商妇为描写刻画的对象之外,名家文集也多有为商人立传,撰写寿序和墓表的文章。比如汪道昆《太函集》和李维桢《大泌山房集》都集中记载商人生平事迹。另外,商人巨贾为了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交际应酬也罢,附庸风雅也罢,与士人往来频繁,归有光在《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中有记载:“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而士人对于为商人立传“请文之礼”的润笔也逐渐接受为合情合理的报酬,欣然纳之。
其次,商人本身重商思想的解放与社会美誉度的提高。
“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商界限逐渐模糊。由于商人尤其是徽商讲究宗法制度,在扶助乡里、赈济贫民、修缮宗祠、兴办教育等公共事业上做出突出贡献,使得其社会美誉度提高,得到乡里及政府的肯定,所以才会有王世贞在《清溪蒋次公墓志铭》中记载商人蒋克恕回归黄山故居丰乐里,捐出千金修桥铺路,又在行旅之地建亭供人休憩。最后蒋氏发出:“贾故自足耳,何儒为?”的感想。而汪道昆在《太函集》卷五十五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更是振聋发聩,商人本身对商业成功的自豪和骄傲溢于言表。
再次,入太学的儒生中商人子弟增多,“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儒生有商人背景,对商人自然比较亲近,很多商人子弟入太学读书并不一定为了谋求功名,光耀门楣只是一方面的考量,入仕更重要的是一种打通官商的手段,为了利于自家的商业经营以儒生的身份建立必要的官商桥梁。
最后,儒学知识转向现代技能。
1905年以后,科举废止,传统的儒学被数理化、工程、医学、实业、政法、教育、外语等现代技能所取代,士人对四书五经弃之不用,转而“趋新”以学理投工。儒学由原来的“重道”向“重器”转变,新兴学校的兴起逐渐取代旧有的儒家私塾等讲授,儒学知识逐渐被现代技能所取代。
综上所述,晚明以来,传统的儒学价值观发生嬗变,由原来的“利义离”转向“利义合”,儒生“弃儒从商”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士绅合流,儒学嬗变与商业精神互动影响,原有商帮文化的积极因子:比如诚实守信,仁德至上等在现代商业社会显得尤为珍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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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的市场力量 第9篇
西方人不相信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能把以家伦理为核心的关系网扩大到全球性的商品链中间，总以为中国人的小圈子现象会阻碍中国人在开放市场中的发展。事实却往往颠覆他们的想象。
东南亚富甲一方的华商团体自不必说，走遍全球的温商，走向美国的中国新生代企业家们证明了中国人不仅有能力整合全球价值链，而且还做得很好。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中国人不但在全球商品经济中间活得很好，而且还活得比西方好。所以，一个疑问悬在他们脑海中，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中国人的商业经营会涉及到一个词：人脉。
这个“人脉”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关系网，以家为核心，一个圈子一个圈子地往外扩，外扩的基础就是家伦理的思想，从最内圈的家人到拟似家人的关系，我们都要以家伦理为基础来对待这样的关系，然后向外扩展，我们开始有了一群熟人朋友，处理这样的关系使用的是人情法则，建立的是一个长期的关系合约，再向外扩展，是一些弱关系，比如普通朋友，仅仅是认识的人，在这样的关系中，使用的是工具交换的公平法则。
在这样的差序格局关系网中，中国人是如何进行长期的、总体的关系管理呢？
与陌生人建立弱关系
识人当然就是如何去认识陌生人，引陌生人进入一个弱关系圈子中，是我们开始建立关系的第一步，而这第一步最主要的就是要慧眼识人。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请问你的招聘程序中有多少是你自己亲自执行的？我认识一个很有成就的企业家，他手下的白领多达6000人，而这些白领几乎完全要由他自己面试，即使他非常忙，但是每周五都抽出一整天的时间一一面试，哪怕每一个人只有15分钟。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你要这么忙呢？他告诉了我一些理由：
第一，如果领导要在公司中塑造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要从招聘就开始建立的，和面试者面对面地互相看一下，其实这是最直观的感觉。企业的文化来自领导的行为模式，气质跟自己很相合的人，往往是最易融入企业文化之中的员工。你自己所坚持的行为，自己所坚持的原则，就会变成了你企业的文化，所以这种直观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孟子曾说，“观其眸子知其心意”，如果某个人尖嘴猴腮，獐头鼠目，目光游移，回答问题、看待问题格局不高，心眼太多，这样的人可能是个小人。但前题是领导自己不能是个小人，否则正好是气质相投，心意相合。
第三，公司的最高领导人在每一个员工进来的时候都亲自面试，这表示了领导对人才的尊重，这种尊重容易让进来的人找到归属感。
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总在寻求进入一个圈子，寻求一种家的感觉，这种归属感和家的感觉帮助我们建立了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科举考试时，考官在考完了之后录取你，你就会拜考官为师，这过程中间就建立了最早的关系。
用人情交换建立关系合约
认识一个人，并建立了弱的关系之后，如何跟他逐渐地建立起长期的关系合约？
可信赖理论的研究指出我们不可能去控制人家的信任，只能够经营自己的可信赖行为。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怎么能够得到员工的信任呢？
可信赖行为包括四个构面（见图1）。首先是能力果效，你要想赢得人的信任就要言必行、行必果；第二个是诚实公开；第三个是公平一致，就是我今天怎么做明天就怎么做，我对这个人如何就对别的人也如何，这样才能够让人家觉得你的行为是可预期的。最后是互惠关怀，也就是人要有同情心、同理心，要能够了解到别人的想法和需要，能够关怀对方，也能够满足对方的需求。当这四种可信赖行为都满足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获得别人的信任。
建立这样可信赖的关系合约是一个很漫长的人情交换的过程，在这个人情交换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体现了这种可信赖行为。你是不是把事情做完了？你是不是懂得了对方的心意？是不是做到了互惠互利？是不是言必行也行必果了？是不是能够言行非常一致？我们需要在非常长的时间中慢慢地把这种信任感建立起来。
但是很不幸的，我们长时间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却可以在刹那之间崩塌。建立信任就像盖高楼，它是一层一层慢慢盖上去的，当信任盖得很高的时候，你会如鱼得水，很容易获得成功，因为大家都想找你合作，资源就如同水流汇入江海，最后都流到你身边来了。
这时候你可能就开始自私了，不再互惠了，什么事情好处都自己拿了，就不再诚实、公开、公平、一致了。这个时候就像在高楼的底层开始抽砖，抽一块、抽两块没事，第三次做一些不可信赖的行为也没事，所以你以为你可以继续抽，可等到你抽到第五次第六次时，整个高楼在瞬间就塌了，信任就是这个样子。
因认同而结成圈子
建立关系的第三步是寻找认同。
中国人常常讲说我们有九同，什么是九同？同学、同事、同乡、同姓、同好、同行、同年、同袍、以及同宗，这九同中有一些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同宗、同姓、同袍是血缘关系。同乡是一个人出生于哪一个地域，地缘与血缘一直是中国人产生认同的最主要的基础。
中国人的认同其实和西方的认同是不太一样的。我认识一个朋友在德国，参加了一些政策决定，决策上的一些事情需要他到处去游说，到处去拉票，他拉票对象多是学生团体、教授团体、工会团体、妇女团体。这可以看出西方人多半都是基于像宗教的、地域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性别的这些比较抽象的社会团体，中国人更强调的是人的因缘，同学、同事、同好、同行、同年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因缘际会而认识了，才有了关系，进而发展出认同。所以除了血缘与地缘外，人缘是中国人另一个认同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尤其是生意人，经常要参加各式各样的协会、俱乐部、商会等活动，因为他们可以从中找到同好，可以寻找到同行，在这些活动中建立更多的关系。
中国人还有九同之外的，我称之为第十同——同样的朋友。就是有一个人当介绍人，将陌生人透过熟人的媒介变成弱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不是熟人往往不愿当这个介绍人，因为介绍人不好当，首先介绍人要做保人，保人实际上要担负很大的责任。“保”代表了什么意思？
第一个功能是背书者。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叫超文，这个人我觉得很好，今天另外一个朋友罗肖要做一笔生意，我把超文介绍给了罗肖，在这一过程中等于是用我的声誉在向罗肖保证，超文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你尽管相信他，跟他做生意吧！
第二个功能是调解人，万一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这时候我就需要出面调解，解除大家之间误解。
第三个功能是监督者，如果调解失败了，这时候我就夹在中间变得两面不是人了，此时我需要做一个选择，到底是谁错了。比如我发觉超文确实有负于罗肖，在这种情况下我变成了一个惩罚者，理由很简单，原来超文不认识罗肖，罗肖不认识超文，罗肖和超文的人脉圈子是不重叠的，所以罗肖没有能力去限制超文。但我作为一个中间人，和他们的人脉圈子都有重叠之处，这时候我就可以站在罗肖的这一边，到我跟超文的共同人脉圈子中间去散布超文负面的消息，因此对超文有了制裁的效果，以破坏超文的名誉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这就是一种形式的舆论监督。
万一我不愿意主持公道，罗肖也有办法去惩罚我，他无法直接限制到超文，但他可以在我跟他的共同圈子中，破坏我的名誉，作为一种制裁的方式，这就是一种舆论惩罚机制。
既然中国人大量的关系来自于“人缘”，也就是大家凭着关系而结成圈子，这个圈子不会有必然的边界，也不像血缘或地缘的圈子来自于先天的赋予。所以这群人会有着共同的想象，去寻找一个圈子中所有人的共同认同，变成高举起来的大旗，标志出圈子里的人与圈子外的人有所不同。学术界内有学派，公司之内有派系，社会上有宗派、帮派，政治上会有党派，这都是基于认同而结成的不同圈子。
社会交换促使圈层变化
中国人关系的特色在于它并不是封闭的，而是能够改变的，由陌生人变成弱关系，弱关系变成熟人，熟人变拟似家族关系，我们可以用结亲、结拜、认养等方式把没有血缘的人，变成像家人一样。
所以说中国人关系的一个特质是这个圈子可以大可以小，可以收缩也可以放大，圈外的人可以进入圈内，这个圈子是动态变化的。从图2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关系可以从弱关系变成熟人关系，熟人关系还可以更深入一点，变成了像家人一样的熟人关系，我称之为拟似家人关系。而家人关系呢，也很可能因为我们需要，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于是兄弟党、父子党、夫妻党一起做生意，一起创业，所以说纯情感性的关系也会带入相当多的工具交换。
关系的这种动态变化对中国商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就是，在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中，它一直不断地学习如何把自己的关系人脉网进行扩大。简单地说，最早期中国人当然靠的是血缘关系，也就是地地道道的家伦理，但是到了汉代，有了三纲五常，大家会注意到上下忠诚的君臣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唐宋，中国人形成了宗族，在全国高速商业化的过程中间，乡缘关系变得非常重要，晋商、徽商都懂得到各个地方利用乡缘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商会，如山峡商会、三晋商会等。或者以宗亲为基础，同宗的建立出宗亲会，成为了在全国各地认识更多人脉、结合成组织一起做事情的一个基础。
与美国不同，在中国一个英雄主义过强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领导！
首先中国的好领导都要靠团队，一个领袖与其团队成员的交换也是长期的人情交换，显出“君恩臣忠”的人伦法则，领袖提供资源、提携后进是“恩德”，而成员努力做事，达成任务是“报恩”。中国团队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领袖给恩德却“不求回报”，是为了加强他的人脉网，而成员会尽心尽忠，也是因为在一个群体的合作努力中，团队发展壮大，资源丰盛，在“均分”原则下，大家都能享有更多的资源，进行更多的交换，累积更多的人脉，而有机会完成个人的目标。
其二，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无法与人做好长期的互惠交换。中国的组织行为固然有一部分是员工与组织间的互动，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个人与同事间，以及领导与部属间的交换行为。唯有透过交换，个人才能累积人脉，为了将来组织内的升迁，或个人的转职甚至于创业储备资源；领导则透过交换建立自己的班底，完成任务，展现绩效，达成组织目标。忽略了这些个人与个人间的社会交换，只分析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就无法了解中国人组织行为的全貌。
只是这些社会交换都是长期性的，在长期性的思考下，很多环境的限制条件是不清楚的。中国人会选择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利益与人均分、隐藏个人意见，遵守传统规范，虽然这些行为也会视情境而定，但反而可以累积声誉，带来人脉，在长期中更符合个人的利益。
看看柯林斯在《基业长青》及《从优秀到卓越》中形容的第五类领导人，正是那种谦逊自牧，能让部属有所发挥的领导，才会不仅成功于一时，而且会创下百年不衰的基业。“谦逊”、“自我克制”、“照顾别人”，柯林斯所说的这些特质是不是很像中国人传统智能中的好领导呢？
我在研究中也发觉，即使在最现代化的高科技公司中，这种“人缘”也十分重要，我看你顺不顺眼，喜不喜欢你，我们两个投缘不投缘，能不能做得了朋友，仍然是选择外包伙伴的重要因素。高科技公司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它要找外包伙伴时，一方面会有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有整个团队从财务、技术、规模、生产能力等各方面去评价一家外包公司。但另一方面，公司老板往往还是会到俱乐部里、各种协会里、业界圈子之内，打听外包公司老板的名声，因为大家都期许生意长久，合作愉快，而不是一两次订单交易就结束，所以一些做人做事的风格问题，也是主要的考量。
刚开始，高科技公司会愿意发包一小部分的量出来，测试外包商的可信赖程度，如果外包商越做越好，公司才会把量越给越大。如果有朝一日发觉这家公司真的不错，即使我是大公司的老板也一样乐意去跟这种有潜力的外包商交朋友，大家进一步可以打打高尔夫球，可以约双方家人见面，把交情拉得更近一些。这时不会凡事都公事公办，大家的交情可以，合作的范围也可以逐渐扩大，共同投资，并在生意及生活上相互帮持。
一手信任一手权力
但人际交往中的利益矛盾总是非常多，所以交往双方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权力的博弈，这些博弈过程多多少少会伤害信任的建立，那么我们该如何平衡？
中国人的思维总是阴阳相合的，可以把信任与权力两种相异的逻辑在一个关系中演绎，但如何拿捏精准，使之平衡，不会过犹不及，则是我们管理中最大的艺术。
正奇相间的现象在我们的关系处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管理的智慧还是强调以正为主以奇为辅，也就是以建立信任为主，不到不得已不以权力解决问题，这才是基业长青的关系管理。为什么？
第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总有倒霉的时候，今天我总以权力压人，以权谋算计人，明天我落难时，也就不会有人愿意来帮我。
第二，中国人的文化还是强调温柔敦厚的，总是希望大家多用人情少用权力，所以为了在业界内、圈子内取得好的名声，我们仍会以正为主以奇为辅。
第三，任何圈子，即使是年营业额几千亿美元的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中，最主要的那些人也都相互认识，圈子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做人最好留个余地，做事不要太绝，凡事留个转换的空间才能长长久久，不要逼人拼个鱼死网破。
最后，中国人的关系合约可以长达一生，人情交换范围可以广及一切，保持了良好的熟人关系，将来还有无穷的可能性。所以留得人情在，不怕没柴烧，又何必要在一时一地争到关系破裂呢？
这些思想是擅长数字工具的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而正是这种微妙的关系管理，使中国人可以抱团取暖，在商业世界里展现自己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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