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传奇征文范文

2024-07-30

红色传奇征文范文（精选6篇）

红色传奇征文第1篇

红色校园写传奇

——松滋二中校长邹红灿亮的七年强校之旅

菲一

宽敞的白云边礼堂座无虚席，劳动者之歌颁奖典礼隆重而又简朴。领奖台上有位上着白衬衣、身披红色绶带、戴着眼镜的获奖者。他白净的脸堂在红色地毯和彩色灯光的映衬下，显得神采奕奕。他就是来自红色校园的松滋二中校长邹红。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李明军将金色“五一劳动奖章”和证书授予他手中的那一刻，兴奋的目光透出他内心的荣光与激动；阳光灿烂的小学生送来迷人的鲜花那一刻，更让他分享着劳动者的无比快乐与成功者的喜悦。今年的第四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市仅30名，近万人的教师队伍中，登台领奖的才5人，千里挑一，其含金量不说您也明白。

还有比这更荣光的时刻，早在2009年9月9日，邹红从省城领回湖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奖，这一消息就刊登在《荆州日报》上。

第一章

从摇头到抬头，改写历史的掌门人

松滋二中之所以是红色校园，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松滋特别支部和第一届松滋县委相继在这里诞生，首任县委书记、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同志组织和领导了湘鄂西著名的九岭岗武装革命斗争，由此揭开了松滋农民革命斗争新篇章。黄杰同志亲笔题词的向上学校旧址，其纪念碑立于二中校园内。这里花团锦簇，绿树丛荫。碧玉翠绿的苦竹装点着校园风景，挺拔参天的皂夹树见证着百年岁月的兴盛。历经几代人的智慧和追求，一批又

委和市教育局顺乎民意慎之又慎决定：提拔邹红担当拯救二中的特使责任，把信任和希冀的重托交给了邹红。说到这里，邹校长推了推眼镜说：“大点说，这也叫受命于危难之中；小点看，总觉这担子千斤重。”

拿龙捉虎是邹红历练的作风。

——拿准德育立校这条“龙”。“龙”头建设是关键。邹红要求班子成员作风过硬，能力超群，雷厉风行。好的领导班子让龙头活灵活现。他们中有实力健将欧阳德全，追云捉月的雷华，特别过硬的黄祖霞。三位副校各自独挡一面，邹红对他们放权、放心。他们在信任中充分发挥特长，在关怀中用心做事。同时，邹红大胆启用年轻干部，让质量能人发挥正能量，让“十佳教师”寻找自身价值。“龙”的“精气神”是根本。“六育人”是龙的精，即思想育人、制度育人、训练育人、五爱育人、榜样育人、文化育人。德育导师是“龙”的气。特殊配备德育导师，配备对象是：学困生、顽劣生、特殊心理情绪生。安全是“龙”的神，从安全中看德育效果，从效果中寻找德育的答案，安全工作立于德育大背景之中。

这只“龙”降伏了，工作自然就处处顺心了。

——捉住制度管人这只“虎”。上任之初，邹红把学校现状、历史文化、地理位置、发展前景、政策法规等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作了全方位宏观思考，下定决心从解决制度管人入手。作为一校之长，邹红有强化制度意识的“虎”气。他修订、重建了100多项制度，涵盖了教研、德育、安全、后勤、饮食、党群等。学校将制度装订成册，人手一本。用制度立威，邹红具有优化管理的“虎”魂。执行中，分别定型了适合校情的政教管理模式、德育工作模式、基础年级轮考模式、三年级复习备考模式和“四线三

的凯歌。

学校连续10年从荆州捧回“高考质量优胜单位”奖牌。邹红用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和超负荷的精力，刷新了二中高考的历史辉煌。

又是一年表彰会，市教育局长易文慧兴奋地走下主席台，拉着邹红的手，现出盈盈的笑脸兴奋地说：“不简单！了不起！课改后首次高考，你能稳稳站在荆州19所二类高中前列，为松滋高考立了功，值得祝贺！”

邹红听了，眼眶里泪花闪闪。

第四节

建立完美的精品二中新形象

莎士比亚说：“燃烧火炬不是为了火炬本身，就像我们的美丽应该超过自己而照亮别人。”邹红在一次全体教师大会上告诫同仁：“这几年，我们虽然有了鲜花和掌声，有了领奖的机会和经验介绍的面子。可工作的精细化、精心化程度还不高，成绩上升的空间还很大，荣誉的层次还须努力提高。因此，我们每个二中人，代表的是二中，不要因为个人私欲而损害二中整体形象，人人都要成为二中的加分因素，决不允许成为减分因素。”

他的话干练、形象、贴切，无愧为荆州市语文骨干教师称号。在一次述职报告会上，邹红说了下面一番话：“七年来，我很忙，也很累，但是很充实、很快乐，尤其看到二中在我的带领下一年一点在进步，七年大变样，看到自己的办学理念得以实施，看到洋溢在师生脸上的笑容，听到社会上的满意评价，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我的工作没有让组织和群众失望。回顾过去，四点体会极其深刻：要肯学习、肯思考。我案头

育学校”、“荆州市花园式学校”和“松滋市十星级文明单位”。

第一节构建宗旨文化

什么是校园文化？松滋二中校长邹红的解答是：“校园文化是一种影响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松滋二中有了这种精神力量，就有了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和健康发展的厚重基石。”

针对松滋二中校园文化建设，邹红校长及党总支一班人曾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们深刻认识到，松滋二中拥有地灵——古寺金钟历史悠久，向上学校旧址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承的基地；松滋二中多出人杰——松滋第一任县委书记黄杰同志、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将军、原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同志等著名人士均在该校工作学习过，他们从这里走出松滋；该校现有部级先进教师、省级模范班主任3名，有中学高级教师40多名，有荆州市骨干教师10多名，有松滋市明星、骨干教师20多名。他们曾多次带领全校师生，立于向上学校旧址纪念碑前，举起右手向革命先辈宣誓实现文化传承；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他们以黄杰自况，与英雄比肩，在每个师生心中树立起了一座精神文化的丰碑。

怎样构建校园文化？松滋二中始终坚持以办学思想和科学制度建设为重点，创新提出了松滋二中的办学理念为“点亮希望”；松滋二中的校训为“养甘泉品质、法苦竹风骨”；松滋二中的学风为“爱校、乐学、尊师、尚美”；松滋二中的教风为“爱生、乐教、笃学、有为”。卓有成效的校园宗旨文化引领，成为松滋二中校园文化建设的有力保障。

——成长指导个性化。该校注重德育教育，实施疏导与严管相结合，坚持以德育导师制为基础，以活动教育为载体，让师生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生态德育模式。其德育导师制坚持各位科任教师都当班主任，都有各自的管理对象，做到每周至少与目标学生开展交心谈心活动一次，并做好记录备案，从而形成了全校全员上阵、齐抓共管、不留缝隙和死角的德育管理新模式。他们坚持每年从高一新生进校门开始，全面实施德育导师制，采取“一对一”帮教、指导和沟通的方式，让德育导师帮助学生规划人生、启迪心智、排忧解难。

——集体活动丰富化。学校积极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引领学生健康成长，营造校园浓厚的文化氛围。学校政教处、团委结合每学期的特点和时令列出发言序列，由学生进行国旗下讲话；举办阳光体育节，大力开展趣味性、群体性的体育活动，培育学生的团体意识。体育节的举办，让全校学生都参与其中，三天的时间已成为学生的狂欢节。他们积极开办新生入学训练营，集军训、防灾逃生演习、安全法律知识教育、学校规章制度教育、学习方法教育、校史校情教育于一体，让学生迅速适应校园内生活，自觉融入学校、认同学校，以便迅速实现从一个初中生向高中生转变；注重开展跑操活动，呼喊班级口号，增强班级凝聚力；组建了“苦竹风”文学社，并积极开展各种文学创作活动，《苦竹风》校报已连续出版32期，“苦竹风”文学社已被表彰为松滋市优秀文学社。每年国庆节和青年节，他们组织开展唱响时代主旋律和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的红歌比赛，各参赛班级满怀激情唱出一首首对党和祖国的赞歌，既充分展现了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又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党和爱国主义教育。

践和总结，从中提炼经验并上升到文化。该校首创的“说、议、讲、评”校本教研特色早已享誉荆楚。强化质量意识，构建教学文化，使该校学生成绩和教育成效斐然。甘泉苦竹千秋秀，校园文化百事昌。近年来，该校高考一本上线人数和上线率均位居全市同类学校第一名。

走进松滋二中校园内，人们将穿越时空，汇聚古今，更多品味的是历久弥香的校园文化。

第三章课案与个案、周练与月考，刷新高考记录的“常胜将军”

教研是头顶的蓝天，教学是脚下的绿地，研究会让天更蓝，地更绿，在邹红的教学生涯，他把研究看得重，研究成了他教学的最爱。

第一节

集体备课与个体备课

邹红校长和他的一班人认识到，学校发展的前提首先是要使教师得到发展，学校要为教师的发展创造条件，使学校成为教师发展自己、提升自身价值的乐土。在新课实施过程中，对教师提出的挑战是全方位的，那么教师发展的突破又在哪里呢？学校确定了“以教学反思为切入点，促使教师发现问题；以案例研究为抓手，帮助教师探讨问题；以课题研究为突破，引导教师解决问题”的策略，给教师营造了良好的教研环境，促进了教师成长。

几年来，二中非常重视教育科研工作，组织一批教育科研的骨干教师队伍，独立承担了《政治课教学中探索性学习研究》和《体验性学习引入

安排一位教师选题，一位教师审题，组织周训，要求每班要有成绩统计，每学科要有质量分析及改进措施。去年，学校本着“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先后派60多人次外出学习观摩，在各科各类竞赛中有40多名学生分获国家级、省地市级奖项。

第二节

周练提出的艰难之旅

所谓周练，是指每周一练，对象特指三年级，具体说来就是每学科每周开展一次集中训练，每一节课时60分质，练后随即批改、评讲。这一方法是邹红校长在带队到赤壁中学取得的真经。可具体操作起来劳动强度大，每位教师一周内必须精心选择训练题，题目既要有普通的指导性和提高性，又要站在高考角度权衡其代表性，选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考验教师钻研教材、把握标高的水准。其次，批改中要寻找学生掌握知识的共性与个性，讲评时针对性很强。这样精细的训练，累得教师够呛。有的老师提出，这是在增加教师负担，自讨苦吃，而且吃力不讨好。

针对打退堂鼓的倾向，邹红校长力排众议，坚决地说：“任何先进做法，试行起来都有阻力。可这是当前高考提速的成功经验，赤壁中学能做到的，我相信松滋二中人一定能做到，而且只会越做越好。”

邹校长的话如一剂强心针。有怨言的教师也只有努力周练，周周练。因为邹校长坐镇数学组，与数学老师共同开展一周一练，让数学组榜样影响其他学科组。有邹校长的始终坚持和指导，训练逐步走上正轨。2010年高考成绩揭晓，一本上线29人比上年18人多11人，二本上线112人比上年74多上线38人，三本上线324人比上年315人多出9人。这些实实在3

高效率”的方法开展“三大励志教育”活动，即：目标激励、榜样激励、对手激励。目标激励以班级为单位，重温学习初指导学生所定的阶段目标与高考目标，结合每个阶段的特点，指导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并督办学生落实；榜样激励是每月月末按照“学习十星”评比标准组织班级评比，年级组每月办一期专栏对各班的先进进行表彰。对手激励是每次质检前一个月，以班为单位，组织学生确立个人挑战对手，以年级组为单位，确立挑战班级，并发出挑战书；每次质检之后，根据成绩，评判挑战结果；以年级组为单位，对挑战胜利者予以表彰，让学生在不断挑战中有一个幸福的精神乐园。

学校以学科为单位，成立了专门的命题小组，除选题组题上追求质量外，还在考试的强度、难度与时度上做出了调整；要求各学科组按照学校所划分的备考阶段，就复习计划、教研计划、考试计划明确到天，责任到人，由年级组审核之后张贴上墙；每次考试，都要以学科组为单位，进行认真全面的质量分析，找准症结，商讨对策，把考试的结果用足用好。

第四章改善校园和人文环境，构建和谐二中的大师兄

第一节

示范学校的创建

2008年12月，荆州市示范学校的创建任务摆在二中人面前。创建的过程是艰难的。一是时间紧。2009年4月验收，不足三个月。二是任务重。校园美化硬化面积大，进校门右侧铺路，南边高三两块场地铺路，达标十分不易；一万字的申报报告撰写并润色，必须紧扣条件而又凸显学校特色；

先进的武汉，将图片统一装裱边框，然后对照图片，一一撰写解说词。

纪念活动如期举行，市委书记张静、黄杰同志的儿子徐小岩亲临纪念碑敬献花篮，鸣炮奏乐，又一一听完展览室图片解说。张静书记对邹红赞扬说：“你们办得好，花钱最少，办事又快又漂亮。”然后，她对随行人员说：“以后对会办事，肯办事的校长和单位要加大支持力度！”

徐小岩饱含真情地感谢学校为他母亲做出了了不起的努力。他说：“我母亲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

第三节

A级食堂与师生公寓

这些年，二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房子越来越漂亮，建筑越来越风采纷呈。她们共同组成和美二中、靓丽二中、名片二中的新景观。

7年里，二中先后投资580万元修建学生公寓，计4000平方米，投资116万元建起学生食堂，计2700平方米，分别投资500万元、170万元建造教师周转房两幢，计4000平方米。这些数据看似简单却艰辛，这1300多万元中，向上申请的项目资金仅200多万元，占总数的15%，作为校园建设的总设计师，邹红用聪明的才智和想新干大的胆略，为松滋二中打造成花园式、品牌建筑式学校写下了光辉篇章。

2012年，全市学校后勤工作会议在二中成功举行。作为东道主，他们提供了全省A级学生食堂的样板工程，学生再也不用风餐露食，再也不用自备碗筷。在二中，服务细心周到体贴，学生食物一周内不重复，一月内可以二次免费用餐。

邹红在大会上介绍经验时说得好：“我们把事当事，从细节和规范入手，7

一出道邹红就对其委以重任，让他们从一年级直升到三年级，又从普通班到担任奥赛班班主任，把一批资深的王牌老教师也比下去了。他俩也成为市级骨干教师。

赵进是二中毕业回母校参加教育的。刚来时，在青年教师成长方案培育下，她从普通教师到英语市级比武一等奖，从团支部书记，到优秀团干。2009年，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评价邹校长的关爱好妥帖：“如校园栀子花清香，如常青树一般长青。”刚分来时她住一室一厅，后来怀孕了，就被邹红特批住进了周转房。她经常吃食堂，邹校长每遇她就问，怀孕人要加强营养，吩咐炊事员特别关注开小灶。赵进担任英语备课组长后，他跟踪培养，从检查备课到教研活动，到评教评学，目的是让年轻的赵进迅速成长为腾空而起的大明星。

近几年招聘的教师，外地青年居多，每到国庆、中秋、元旦等重大节日，邹校长倡导工会组织篮球赛、乒乓球赛、书画展、歌舞晚会等活动，并带领班子成员去看望，让青年教师在纵情欢乐、尽情放松中切实体会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从而激发他们以激昂斗志全身心投入工作。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二中采访，让我振奋，让我激情涌动，也生发出我对教育的思考。松滋二中，从红色校园到书香校园的跨越，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的跨越，是教育事业的忠诚者谱写出的教育传奇。这部传奇的主笔手就是校长邹红。是他，用二中成功的足迹告诉我：一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我们为松滋二中喝彩！我们为松滋二中骄傲！

红色传奇征文第2篇

《红色传奇》纪录片包括《星火初照》、《千里来龙》、《英雄拔哥》、《壮家英魂》、《桂北之殇》、《雷声惊天》、《战地黄花》、《漓江亢歌》等十集，分别详细地再现了我国建党初期和革命初期先辈们所遭遇的种种困难。纪录片中，革命先辈们在艰苦的环境下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和信念，以及那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深深地触动了党校每位教职工的心灵。

收看结束后，大家进行了观后感交流会。会上每位教职工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查找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同时，纷纷表示，要把先进人物的力量体现在自己平时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作风等方方面面。

红色传奇征文第3篇

自武汉大革命、南昌起义、上海早期工人运动, 直到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黄慕兰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组织者与最直接的历史目击者之一。她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和中共革命历程的一个侧面。周恩来曾称她为“我党百科全书”与“党的奇兵”!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多位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小说作品中。

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黄慕兰一次次别夫别子，含泪上路在洪流中独自顽强地奋斗，倾己之家业、财产和社会关系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尽管多次入狱，但是丝毫没有动摇她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信心，也丝毫没有改变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潜伏》、《风声》、《旗袍》、《借枪》等谍战片一直为影视界热棒，引发了人们对谍战英雄的怀念。其中许多“女谍”主角身上重叠了多位谍战女英雄的影子。这些热播的以地下党情报人员为主角的影视作品看起来故事过于戏剧化，其实是曾经是许多人，包括黄慕兰——亲历的真实历史。中共特科元勋陈赓曾说：“黄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正是黄慕兰，第一个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的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同样是黄慕兰，最先向周恩来献策反击“脱党”谣言，而且是具体行动的执行者，委托法国籍律师办理周少山启事，驳斥敌人污蔑的内幕背景。

“地下奇兵”出自书香名门

“犹忆周南当日景，思源亭畔飘香。红墙碧草柳成行。剑凡堂内外，学子正欢腾。脉脉朝阳桃李意，英才遍布三江，百年磨血励书香。云帆风正足，豪唱起新航。”这是黄慕兰写的《临江仙·母校百年喜赋》，词中对母校长沙周南女校当年校园情景历历在目。

黄定慧，原名彰定，字淑仪。1907年7月17日，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北门外的一个开明之家。“在我出生的那时，我家田无一亩、房无一间，是个贫儒之家。在我之后，又陆续有了两个妹妹、6个弟弟，但有1个妹妹和1个弟弟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黄慕兰的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幕友，与谭嗣同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并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父母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没有受过缠小脚之苦。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教我念唐诗，我很快就能背诵如流。小学时，我的国文、体操以及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好，毕业时荣获第一名。”

12岁那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湖南省会长沙周南女校读书。周南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进周南后，班主任常把我写的作文张贴到墙上去，向同学们推荐表彰。当时，大家都选我去编写校刊，也就是壁报。”求学时的黄慕兰正处在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时间点上，“那一代的女性能够参与国民革命，跟女子教育的兴起有非常大的关系”。后来，黄慕兰因母病退学在家自学，在读《列女传》中的《木兰辞》时十分仰慕智勇双全的花木兰，参加革命后就改名为“慕兰”。

这位出身湘中名门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或写诗，或学艺，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

“我的父母对我虽然宠爱有加，但还是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他们误听媒约之言，从小就给我定了亲。”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是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黄慕兰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

北伐前夕，黄慕兰毅然剪掉长发，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曾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在一次集会上，她充当了宋庆龄的扩音器，宋每说一句话，她都重复一次。1926年，她先后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入团时，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很多优秀男士都对她展开了追求。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黄慕兰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写《蚀》的时候也借鉴过黄慕兰的人生经历。

当年, 黄慕兰差点被国民政府派往莫斯科学习, 但因肩负3个职务和10多个头衔而无法脱身。

“我如果去了, 我就是蒋经国的同学了。”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

7月14日晚，黄慕兰夫妇接到党组织的意见后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希俨穿上长衫马褂，化装成个绅士或商人;我则梳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

到了江西大旅行社报到后，见到担任地下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潭秋，得知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但是没有被告知具体日期。“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

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共青团江西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黄慕兰记得，当年经常用米汤水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父母为我保守机密，对外说‘已出留学了’。”

黄慕兰说，做交通工作的人最要紧的是记忆力必须非常好，告诉你某人住在哪里、姓甚名谁、身材长相有什么特征、接头暗号是什么，都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交通员还必须十分机警，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情况有异，就要设法灵活应变。去接头的地点如果很近，就步行去;如果很远，就坐黄包车，回来不能停在机关门口，要在距离稍远处下车，观察一下附近没有人注意或跟踪自己后才能返回机关。”

交通员工作不但辛苦，而且相当危险，若有意外情况全靠自己临时随机应变。黄慕兰记得有一次到一个指定的交通站去接头，交通站设在一个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见交通站的窗户。按原先的约定，如果安全，窗口摆一盆花。“我是下午去的，天还没有黑，不但看见窗口没有盆花，而且房间里开着电灯。我觉得不妙，不敢贸然闯进去，就到隔壁弄堂里去打听。正好遇见在医院里的一位护士，是熟人，她一见面就对我说：‘唉呀，昨天我们可吓死了，来了很多军警，把隔壁楼上一个人抓走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与她闲扯了几句后悄然离开，马上向陈潭秋同志报告。”黄慕兰回忆说，当年开会时，做秘书的不做记录，以防敌人突然来搜查而泄露机密。

初始, 以学生形象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

1928年，儿子出生才3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希俨牺牲时才满26岁，这是我生命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竞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为主，因为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到山区农村根据地去的地下交通员，则以男同志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装成农妇总不太像。”

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见到黄慕兰，贺昌劝慰她节哀顺变，鼓励她摆脱消极情绪。在贺昌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和贺昌的感情也日益加深。终于有一天，贺昌向她求婚。在征求周恩来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3段婚姻。按组织要求，她对外瞒去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

1929年1月，贺昌先后兼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决定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帮助指导发动了百色起义。这年6月，黄慕兰化名“刘阿秀”在沪东恒丰纱厂当学徒，在领导工人罢工争取权益时被捕，囚于龙华监狱100天。在监狱中，她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又随贺昌调往香港。12月，她乔装成贵夫人，乘坐豪华游轮，从香港运送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贺昌到天津主持北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两次电示广东省委，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为便于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和适应艰苦环境的需要，3月中旬，贺昌与夫人黄慕兰忍痛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工人出身的新任广东省委书记卢彪抚养，毅然离开香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夏天，中共中央才把贺平从澳门接到北京，贺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遗孤。

营救关向应的“女谍”最先报告向忠发的叛变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

1931年1月，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委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这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几天后，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

当时，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个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出身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陈其寿很欣赏黄慕兰，收其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慕兰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两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老同学相见，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没聊几句，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等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潘汉年站了起来：“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队员在小沙渡路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

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打着竹板沿街穿巷地叫卖。人们一听“嘀嗒、嘀嗒”的竹板声，就知道是卖馄饨的来了，纷纷开门出来买馄饨当夜宵吃。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

果然，到夜里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周恩来家只有3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向忠发，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周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会是别人。但他一看周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得知风声转移了，也就没再到李富春家搜捕，而是直接扑向就在附近的党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当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印刷所，就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装扮成挑馄饨担小贩的特科工作人员向康生汇报了以上情况后，党中央就确认向忠发是叛变了。

第二天，康生和潘汉年坐了小车去找黄慕兰，说是周恩来要见她。一进门，周恩来就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听听你的汇报吧。”他详细地询问了一切经过情况，然后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是不是可以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里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虽然已通知凡是向忠发所知道的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立即转移，但仍必须进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些什么内容，以便有对付的办法。”

黄慕兰说，这样做恐怕不太妥当，因为她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业的地主家的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她又从哪里会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就会暴露身份，而且势必会对营救工作造成不利。当时，周恩来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即使要买口供，也得通过其他渠道另想办法。”

黄慕兰说，可以假装出于好奇心，不露痕迹地让陈志皋去打听一下向忠发这件案子的进展和下落。周恩来说：“如此很好。”离开前，周恩来还表扬黄慕兰工作认真负责，有高度的警惕性，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他还嘱咐黄慕兰，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的幕后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 抓牢陈志皋, 做好工作。

1991年, 黄慕兰 (前中) 与亲人在一起

过了几天，黄慕兰就想找陈志皋谈此事，那时黄慕兰和他聊的话题很多，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之外，几乎什么都谈。黄慕兰在他书房里看到书架上有很多马列主义的著作，还有《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的中译本，就谈起了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还谈到马克思也当过律师。他们平时的谈话，大都是讨论所看过的书和当时报上的新闻时事，这样谈着谈着，黄慕兰就忽然以好奇的口吻问他：“哎!我问你，那天你朋友曹炳生所谈的那件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种人的下场倒蛮有点兴趣的。”

陈志皋说：“你想知道吗?”黄慕兰说：‘当然啦!那天曹炳生好像只说了开头，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像听说书的人一样，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就很想知道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了。”陈志皋说我打个电话问小曹就知道了。没几天，他从曹炳生那里打听到了有关情况，立即告诉黄慕兰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原来抓住他的人，打电报给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说是已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蒋介石立即回电指示‘就地正法’。审讯他的人接着打去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自首投诚，并帮助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还抓到了一些共党分子。还没等蒋介石的第二次回电指示，那收到蒋介石第一个电报的人，为了抢先邀功领赏，就马上将他执行枪决了。这种人真是活该要死的。”

黄慕兰听了以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装作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就再也没什么兴趣似的。心中却不禁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既已叛变投敌，他受不了敌人种种的威胁利诱，肯定还会继续出卖党的机密。他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党内的事差不多全都知道，对于这样的叛徒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如今敌人为了争功, 抢先把他杀了, 倒是帮我们堵住了这个大缺口。得知到这些情况后, 黄慕兰的心里算是暂时踏实了下来。

1935年5月,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时留影

向周恩来献策反击“伍豪脱党”谣言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组成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自己为几号。当时，邓颖超抓到的是1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5号，就被称为“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从汕头经潮州、长汀，于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鄙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傀儡，而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0日、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顿时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组织。

当时，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用作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

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又说：“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汉年同志也很机警能干，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党组织会派人与你经常保持单线联系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告别后，黄慕兰拿着起草的稿子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就是周恩来。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他建议代找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另一别名)登一个紧要启事。

1932年3月4日，《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黄慕兰晚年回忆说：“这个启事(《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那个启事中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

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1953年6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1941年，当年仅38岁的张冲(字淮南)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2000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

在和陈志皋的交往中，黄慕兰结识了很多上层人士，她不忘使命，在幕后策划各方面的营救活动。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加强了对陈志皋的争取工作。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讯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但陈“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黄慕兰向组织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陈志皋迎娶了情绪复杂的黄慕兰——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贺昌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贺昌在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陈毅曾写有悼念其牺牲的《哭阮啸仙、贺昌同志》。黄慕兰后来才听到传达的消息。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表扬了她的牺牲精神。她却以陈志皋和初恋情人旧情复燃为由，向周恩来提出要和陈志皋离婚。周恩来劝她：“共产党员要有肚量，民主人士的罗曼史多是逢场作戏，我们不要苛求，要以大局为重。”然而，解放后，陈志皋还是离开了她，并与初恋情人在国外同居。但对于陈志皋和其家人，黄慕兰在各个场合中，都真诚肯定了他们对党、对革命事业和对自己的帮助和贡献。

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入秦城监狱，辗转17年。在“文革”之乱中，许多难友因过度忧郁、神经受损害，有的竟失去了记忆力。但她当时却乐观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我觉得软禁在此，倒是使我们免受外面文革风暴冲击折磨之苦，乃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措施，内心充满着期待平反恢复自由的乐观精神，因而思想开朗，并坚持勤练太极拳，故能保持身体健康。”20世纪80年代，她在邓颖超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移居杭州。

别让“红色传奇”走远第4篇

“朱毛红军”四个字，我最早是从老父亲那里听说的，那是解放前夕的一个傍晚，他告诉我年轻的时候，曾亲眼看见朱毛红军从屋后的山背开过，人密密麻麻，多如蚂蚁赶路，过了三天三夜，经过老山，直向常山县奔去。父亲说，那时，他还在屋角山塘边做泥砖，准备修屋。我大起来，翻读现代革命史，明白那是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属于长征队伍的一部分。方志敏是江西弋阳人，属上饶地区，与我的家乡浙江江山虽隔着两个省，其实距离并不远。在当地，方志敏一直是一个有名人物，我认真读过他的遗著《可爱的中国》，深深地钦佩他的气质和人格。最初读的那本后来丢了，但20多年前又买了一本，现在仍珍藏在我的书房，不时翻读。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我对《毛泽东选集》已读得相当熟，有些短的篇章和重要段落几乎可以背诵。“文革”中挨整，被囚禁，连看管我的“工宣队”头头也说：“我知道你《毛选》很熟，但你没有改造好，始终是错的。”关于长征，他老人家说过：“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4句经典的概括我会背，深刻在脑海里。对它的艰巨、艰苦、艰难、艰忍，乃至伟大，我一直是认同的。1964年春，我作为农村文化工作队的一员，曾到桂北兴安县的界首镇，参观湘江龙舟竞渡活动。当地的群众曾告诉我，那里曾经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的旧址，国民党堵截，打了七天七夜，仗打得非常残酷，死了许多红军战士。我曾经去看过法边的一座祠堂，据说那是朱总司令的临时指挥所，但具体的战况并不了解。我还读过刘伯承的《回忆长征》、杨成武的《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等革命回忆录。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已在一所大学里任教，有一天晚上在礼堂看电影，正好旁边坐着老院长徐万纪。我知道他是老红军，是彝族娃子出身。果然，他是朱总司的部下，属左路军，曾两次过草地。讲起往事，他眉飞色舞、津津有味，我也听得入神入脑，早把电影忘了，更增加了对他的崇仰的心情。可惜过了几年他去世了，没办法再听他的长征故事。

我对湘江战役的了解，更详细的要数2001年底的兴安考察。那是12月5日的下午，我们驱车去狮峰瞻仰红军北上湘江突破国民党围堵的纪念碑。纪念碑坐靠东北，面向西南，巍巍屹立。在灿烂的阳光映照下，更显得肃穆庄严，正气凛凛。碑前为大型灰白色的花岗岩浮雕，石材取于洛阳，作者为著名雕塑家叶毓山。浮雕包括群像和领袖像，中间是红军门，分为送别、激战、突围、永生四部分。我看见老人的脸上现出苦难和疲惫的神情；战士刚毅却面容瘦削，作沉思状；少年满怀希望，妇女则秀美而英烈，个个都很有神采，真实、生动，令人想起湘江之战的英雄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我们沿石级而上，看见碑顶是三管枪头直刺青天的造型，象征着三军会师，长征胜利。底部圆穹形建筑为红军墓。我肃立碑前，凝望前方，正好一列长长的火车从碑侧“隆隆”开过，如同巨龙呼啸一般，令人顿生激昂之气。我想，这不正是祖国飞驰前进的形象缩影吗?烈士的鲜血铸造了共和国的基石，他们的血没有白流，长征的革命精神和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是永存的。

这个碑，建于1996年。参加过湘江浴血的老将军张震从北京赶来参加揭碑仪式。当时他是一位营长。团长牺牲了，长眠在这片土地。他们所在的三十四师为保卫全军的安全转移作出了巨大牺牲。师长因伤被俘，结果在敌人的担架上，自己扯断肠子英勇牺牲。他的头被敌人割下，挂在长沙的城头，示众3天。湘江战役是充满悲剧性的，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令人悲怆不已。历史应该铭记：正确的领导、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战略战术多么重要!

在我的一个剪报本里，保存了8篇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的报道，都是记者重走长征路的真实记录，今昔对比，亲历其境，生动感人。我在阅读中也增加了许多知识。如第一篇《长征从这里出发》，我得知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7日，8．6万余名中央红军先后分4天，从8个渡口分别渡过瑞金于都河开始的。毛泽同志则是18日晚从东门渡口过河参加的。这是以前不知道的。我这人讲究真实，重视每一个细节的真实。因为我是研究文史、从事学术工作的，学术来不得半点马虎，一丝虚假。我由衷感到高兴，研究只有不断积累，才能聚沙成塔，堪称丰硕。红军长征，作为一段传奇史，也应该这样。一方面是进一步推进长征史的研究，搞清史实，提高理论和学术水平；另一方面是学习借鉴，宣传长征史绩，弘扬长征精神。这是不可或缺的两个翅膀。

我将继续关注伟大的长征，学习长征精神。长征是座山，长征是片海；长征是太阳，长征是月亮。让我们记住这个“红色传奇”，世世代代别让他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