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间的矛盾日记

朋友之间的矛盾日记（精选8篇）

朋友之间的矛盾日记 第1篇

朋友之间的矛盾日记

最近，我们班上很流行看一部动画片，名叫《梦想三国》，一下课，班上就成了“少林寺”，个个都在打，嘴里还念念有词，喊着什么青龙斗魂斩，白虎穿山钻……反正，个个都像成了斗鸡，当然，我和我的好朋友梁中奇、邰长恺也不例外。

叮铃铃……下课了，我们立即分好了各自的角色，就开始了这场“战争”，我们一边打一边走，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厕所，当时，我正好要小便，就在我走进厕所的一瞬间，梁中奇的心中产生了恶作剧的小火花，那时小便池旁人太多了，我就到大便的地方小便，当我把门关好的.时候，梁中奇把门拉开，对着我皮笑肉不笑，我立刻把门拉了起来，可是梁中奇再一次向我发起了“进攻”，就在那一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手指被梁中奇划伤了，划出了一道一厘米长的伤痕，红红的鲜血正不停的往外流淌，一到班上，同学们知道了这件事，都跟我嘘寒问暖，那时，我体会到了朋友的温暖。

上课的时候，老师把梁中奇严加训斥了一顿，一下课，梁中奇就来找我算账，说：“你瞎说，我要和你绝交。”他这么一说，也把我说的满肚子都是气，我大声的骂他：“你个白眼狼，把上个星期到我家吃的肯德基都给我吐出来。”

放学了，回到家，我还在生梁中奇的气，我恨不得梁中奇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给他一个上勾拳和下勾拳，把他打的满地找牙，落花流水。就在这时，叮咚，门铃响了，原来是梁中奇和他爸爸来道歉了，梁中奇说了声：“朋友，对不起。”我的气一下全消了。我说：“没关系，我们还是好朋友。”

朋友之间总会发生一点小矛盾，不过。只要有勇气跟朋友道歉，就可以原谅，继续做好朋友。

朋友之间的矛盾日记 第2篇

矛盾嘛，很常见，小打小闹中会发生，特别在我们小学生身上更容易发生，作为一个女生的我，讲真很羡慕那些刚吵完架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勾肩搭背去买东西的男生。我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女生很娇气。

这不，我就跟我的朋友闹矛盾了。她是个有着点点公主病的女生，把自己作为中心。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写完作业准备下去找她玩，打了个电话给她，“啊，我不能下来玩。”她说着，“那你在……”我话还没说完，她就把我的电话挂了，我有点愤怒：什么事也不讲清楚就挂我电话，真是的。我想着，但却也没给她打电话了。第二天我们放学一起走，在路上她告诉我：“我爸说你就知道玩，都不看书学习的.，这次成绩下降就是因为玩的，我爸爸不准我玩。”我有点火了，说话的语气很强硬：“我玩的？我没看书？我家那么一大柜子书，旁边还一堆一堆的书你又不是没看见，我没看书。”这是在对她爸爸的控诉，她却认为我在凶她，她回家的时候还打肿脸充胖子，“这有什么的，我家有三四柜子的书，我看了五六遍了！”说完就跑回了家。我有点无语，她家的书没我家一柜子多，但不过她这么说了，我也就这么信了吧，我回到了家，也没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在心上，第二天我才知道，她把这件事不知怎么添油加醋说给她爸爸听，她第二天早上发信息劈头盖脸一句：“哼我不想理你了！”我有点无语，就什么话也没说给她发了过去，“你又不说话。”“你想让我说什么？”“我爸爸说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玩，你错了，然后你还凶我！”我：“……你想怎么样呢？”她直到下午才回我，“以后我不理你了，不想跟你讲话！”我：“这件事是我的错吗？你自己想想啊。”她：“你本来就是经常玩嘛，成绩还那么差！”我又好气又好笑，我在班上总在前五名，她没有几次考试上了九十分，我憋着笑，对她说：“我成绩差……我承认我是经常玩啊，那就期中考试或者期末考试见。”她也没回我。

妙解师生之间的矛盾 第3篇

中国国家足球队曾以天价年薪聘请了西班牙名帅卡马乔执教, 但是在他带队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处理好教练与球员之间的分歧, 致使他们师生之间无法相互理解, 无法达成共识, 最后居然闹出一比五败给泰国的惨剧……

很多学生由于不喜欢某位老师, 于是就不想听他讲课, 最后害了自己。

不久前我市某校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一名小学生偷了其他同学的手机, 于是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 由于老师在教育方面上没有认真把握好, 这名学生回到家里后服毒自杀了……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难免存在许多矛盾, 这种对立与冲突不可避免, 也是正常的。然而老师是教育的主导者, 关键就是要尽早的发现矛盾, 解决矛盾。作为学生不可能不犯错误, 老师应该善待犯错误的学生。“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当学生犯了错误时, 老师也要善待他们, 宽容他们, 给他们改正的机会, 决不能歧视他们。更不能将他们的错误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方面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帮助他认识到错误以及带来的危害, 要原谅他。另一方面要正确的处理好师生的关系, 不要动不动就威协他, 这样的结果失得其反。

1、更新思想观念

老师化解师生冲突的前提就是更新观念, 积极调适自己的角色, 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 开放、民主、平等地、竞争、协调、创造等;还要树立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教育观、教学观、学生观和人才观。由于时代的差异, 老师与学生存在的价值观、生活态度、思维方式等都有很大的距离。这需要老师具有一种包容的心态来面对, 来和学生沟通。例如现在的不少学生都喜欢追星, 他们常常从言行、打扮上去盲目的模仿所崇拜的名星。有的老师不理解, 只是一味的批评、嘲笑、歧视他们。这样根本无法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没有沟通那么师生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大。并且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因此老师应该多与学生接触, 多了解、多沟通, 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要能够包容他们, 同时给予适当的引导。其实回想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

2、加强自身师德修养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传道”, 就是传给人们通往“彼岸”自由世界的真理, 这是“大道”。也可以理解为老师传给学生一条道路, 一个方向, 一种思维方法, 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授业”, “业”可以理解为事业, 即人们的求生存的技术与能力。“解惑”, “惑”疑问, 疑惑, 即人生历程中的困惑。

老师要为学生作为表率, 那就必须使自己少犯错误。老师要从生活和工作中的点滴做起, 多学习不断的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要做一个知识全面、心理健康的老师才能教育好学生。老师要深入的学习《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多参加一些教育教学的研讨、学习, 要从很多先进的教育工作者那里取经以不断的充实自己。

3、以巧妙的方法化解师生矛盾

(1) 宽容的态度

在教育教学的活动中经常遇到学生不听从教育反而要和老师顶撞的情况。这时候有的老师的方法就是和学生一硬到底, 最后自己也下不了台阶, 甚至发生严重的师生冲突。面对这些问题自己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 主动克制自己, 以忍为安, 或者作出一些妥协, 以退求进。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艺术, 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但能让人快乐, 还能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同时也能使学生深刻感受到这位老师的大度以及很高的涵养。和学生一硬到底那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老师也许是会成为赢家, 但是学生就会永远恨你, 拒绝听你讲课, 那最终老师所付出的教育还是失败了。

(2) 冷却处理

遇到师生之间的矛盾冲突, 有时候也可以采取冷却处理的方式, 暂时不理睬, 中止冲突升级, 当过一段时间或换一个环境、心情, 双方冷静下来了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面对出现的矛盾不要急于去解决, 这需要一个过程, 争议可以暂时搁浅, 等到时机成熟了再把学生找来谈话。这时我们可以用很温和的态度告诉学生“过来, 我们俩好好的谈一下”, 放下做老师的架子, 像朋友一样去和他们沟通, 正所谓用春风融化冰霜。

(3) 对话与和解

化解师生的矛盾对话很重要, 师生冲突时, 老师应当以平等地、民主的态度去对待学生, 和他们进行平心静气、以心换心的真诚对话。并且谈话的开始我还要先向学生道歉, 这就是以退为进, 欲擒故纵的做法。对焦点、症结进行共同的探讨, 求同存异, 以促进师生双方的相互理解, 重建和谐关系。对待学生的错误要慢慢的沟通, 要有耐心, 要理解学生。他们往往也是好面子的, 心里已经明白了, 但是却难以启齿, 这时候老师不能专牛角尖, 不能揪住问题不放, 得理不饶人。其实当学生的心态已经冷静下来了就说明自己的教育工作已经有了成效, 在以后的教育工作中再逐渐的加以巩固。

总结下来, 我觉得要巧妙的化解师生的矛盾关键是要有宽容的态度, 宽容实际是一种承认与鼓励, 是一项艺术与创造, 是一线生机与曙光, 是一种氛围和意境。有了宽容我们以退为进, 充分的发挥每一个教师的智慧, 用自己的道德品质去教育学生感染学生不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吗?

摘要：在教育过程中师生之间难免存在许多矛盾与冲突, 教师要充分发挥教育主导者的作用。老师对学生要有一颗宽容的心, 不断加强自身品德、文化修养;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理解学生, 多包容学生多方面的学习;积极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在师生矛盾中冷静的用自己的智慧巧妙的加以处理。

如何化解下属之间的矛盾 第4篇

找到矛盾的要害

作为部门主管，要想解决好矛盾，需要把握三点：一是自己不偏不倚；二是要了解矛盾；三是不要套经验，要一事一断。

主管在解决部属之间矛盾时，首先要秉公办事，不偏不倚，不能有私心，只有公正，才能减少矛盾。

主管首先要认真了解矛盾。处理好矛盾的前提是把握和了解矛盾，如果做不到把握和了解矛盾，凭自己的想当然，感情用事，最终的结果是害人害己。这一点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遇到部属之间的矛盾，不做调查了解，凭自己的感觉和情感，就判断谁是谁非。要知道：自己认为好的员工也有犯错误的时候，表现一贯不好的员工也有在理的时候。所以解决部属矛盾要调查了解清楚部属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矛盾发生的过程，矛盾发展的程度，矛盾波及的范围，矛盾的性质等等。只有在了解矛盾的方方面面后，解决问题才能把握全局，抓住关键，有的放矢。不然，要么解决得不彻底不到位，要么解决得根本不对，从而有可能导致其它更多的矛盾。

解决矛盾要一事一断。根据矛盾产生的原因、过程、程度、范围、性质，以及对组织的影响程度等，主管再做出判断，哪些矛盾先解决，哪些矛盾后解决，哪些矛盾可以单刀直入去解决，哪些矛盾可以曲线解决，哪些矛盾可以让下属来解决，哪些矛盾暂时不解决，让其随时间的推移自行来解决，哪些矛盾可以借助外部的力量来解决。总之，解决矛盾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要一事一断，千万不要套，套是很容易出错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其鲜明个性的，而每个人又都是时刻变化的，部属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是随时随地变化的。

解决矛盾之上策

部属之间发生了矛盾无论解决得如何好，都会在部属双方的心里烙下印记，这就像写错了字，再好的橡皮和再高明的涂改技术都会或多或少留下痕迹，不如最初不发生。因此，作为企业组织的主管，与其天天忙碌着解决部属之间的矛盾，提高解决矛盾的技巧，不如千方百计地提高防患于未然的本领，从根本上防止矛盾的发生。

同样，对待部属之间的矛盾，从管理学控制论的角度看，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做到防患于未然。现实中许多企业负责人因忙于各种事务，在对待部属之间矛盾时往往只是事后控制，如果是处理矛盾的艺术性不强，矛盾会越处理越多，越多越忙，越忙越乱，越乱越忙。结果是企业组织乱作一团，甚至根本无法正常运转。所以说，不让矛盾发生是“防火”工作，矛盾出来后解决矛盾是“救火”工作。

如何避免矛盾的爆发

作为企业组织负责人应对每一名部属的禀性、气度、特点、优缺点都了如指掌，在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中巧妙安排，尽量做到相互之间的互补和融合。如：两个人性格不和，应尽量减少两人工作的交叉重复；两个人工作习惯的悖逆，很容易产生矛盾，应尽量少安排两人共同做事；如果两个人心眼儿都很小，就应避免两人利益的捆绑或让两人来自行分割利益。如果实在人手不够，不得不把容易产生矛盾的部属交叉安排或利益捆绑和分割时，既要事先预防，又要事中控制。事先预防就是事先做好思想工作，打预防针。

做了事前预防后，也不要松懈，应心中有根弦，做到事中控制，发现有矛盾产生的倾向，应及时把矛盾消灭在产生的过程中。当然事中控制的做法有很多，一般的方法是私下做思想工作，如果涉及的人员较多，或带有普遍性，应利用适当的时机在公开场合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教育工作，可以是讲故事，也可以是讲述道理。这样做，尽管没有点名，但听者心中是有数的，会及时刹车，避免矛盾的爆发。

做到了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没有矛盾，或很少矛盾，或矛盾很轻微，那么作为主管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智慧率领团队实现组织的目标。

如何面对矛盾的发生

现实中常常会有如下情况发生：尽管你精心安排，既做到了事前预防，又做到了事中控制，然而最终矛盾还是爆发了，搅得整个团队不得安宁，而且这种事情已经重复了好几次。此时作为主管的你也许会火冒三丈，气急败坏。

对此，你可有三种做法：

一是尽量调换其中一方的工作岗位，距离和空间拉得越大越好。

二是没有条件调换其中一方的工作岗位，那么就请一方走人，或双方走人，最好是双方都走人，因为留下一方，只要有机会还会爆发类似的矛盾。

三是由于各种原因，双方都走不了人，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因为越是这样的人越无处可去。怎么办？惟一的办法是以毒攻毒，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故意安排他们之间合作，使其完全摩擦、彻底磨合、充分爆发，最后双方会自动平静下来，因为闹腾了许久一方或双方都感觉到没意思，自然也就平息了，也许双方可能成为打出来的朋友。这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

无论如何，切记一条：这样的人不能娇惯，如果让他感觉到谁都惹不起他，整个组织就会有麻烦，矛盾的性质就变了。

解决矛盾的技巧

一、一般要暗中解决矛盾。因为人们都有爱面子的心理，私下解决就是给矛盾的双方保留了面子。因此矛盾尽量暗中解决，不要张扬出来。但对那些不伤面子，同时又有普遍教育意义的可以公开出来，起到教育其他下属的目的。

二、做到原则和灵活相结合。原则就是不能侵害组织利益。灵活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不要千篇一律，不要教条式解决问题。有些矛盾要防患于未然，有些矛盾可以事中控制解决，而有些矛盾可以让它量变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时再解决。

三、有些矛盾不解决比解决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一位国王举行晚宴招待群臣时，在突然灯灭的情况下，国王的爱妃被人非礼！面对此种情况，怎么办？这位聪明的国王采取了不解决矛盾的办法，其最后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位非礼王妃的将军为国家立下巨大的战功。这一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就是因为国王采取了不解决矛盾从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讲，不解决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四、防止引火烧身。领导解决矛盾最糟糕的结果是把自己卷入矛盾的旋涡之中，这样自己不仅不能公正有效解决矛盾，还会把矛盾转移为上下级矛盾，使矛盾的性质发生变化。

五、不是工作矛盾，不要轻易介入。现实中部属之间的有些矛盾不是工作矛盾，如：恋人之间的矛盾、夫妻之间的矛盾、亲戚之间的矛盾，轻易不要介入。一旦介入，很有可能把自己套住甚至套牢，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当然，部属之间的这些非工作原因产生的矛盾有时确实也会对工作产生不良影响，那么作为主管应该从影响工作的角度来做其思想工作，必要时做善意的提醒。

好朋友之间闹矛盾如何缓解 第5篇

两个闺中密友，彼此都是对方最信任的伙伴，可能因一方不小心，泄露了对方的秘密。愧疚的一方可能会因此而不敢见面，于是两人渐渐疏远。

其实，这个时候只要你直接而诚恳地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这种情况下，这些简单、直接的道歉最有用，最重要的是让对方明白，对你来说，她这个朋友是多么重要，你不想失去她。

忽略不计是打破僵局的最好方式

一句玩笑就会引爆一场女人之间的战争。有时候两人就是莫名其妙的对玩笑较起真来了。吵完之后当然就是冷战，不见面，不打电话，也不发短信。

冷静几天后，你再回头想想觉得两人吵得挺无聊，那么就当这件事没发生，大大方方地约老朋友去喝一杯，或是去逛街，互相参谋买衣服，一起吃冰激凌。这样忽略不计，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友情有时需要放弃

同学之间的矛盾作文 第6篇

但是我一进教室，马上就被老师们的紧张气氛搞糊涂了：全班都在喘着气，有一种难以预料的紧张气氛。教室里过去没有噪音，有一种令人心寒的寂静，你能听到自己强烈的心跳。同学们，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东西，似乎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一直盯着看。我抬头一看，好像罪魁祸首是他们同学和漆同学的怒目而视。一代同学面红耳赤，过度的愤怒扭曲了他的脸，他一手握拳，似乎准备打对方。漆学生也不甘示弱。他斜眼看着他的同学。我用一种不服气的眼神看着他，似乎又用眼神说：嗯，我不怕你。有本事来打我。

有这种情况，连不识抬举的同学都喊加油！顿时，全班沸腾了。欢呼声此起彼伏。这一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做了两年安全专员的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代同学和漆同学看到真的要打架，我还是原地打转。我想见机行事，但又不敢。我磨蹭着，内心在天人交战，思想斗争激烈。

同学之间的矛盾作文 第7篇

这似乎简单，但又令人费解。把“朋”字拆开是两个“月”字。“月”字又有肉的意思。看来朋友是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情难断。

对朋友，你需要捧着一颗炙热的心投向他，使他感受到你的存在与给予他的温暖。朋友的一颦一笑都会引起你的内心波动，你要把朋友的快乐看作使自己的快乐。嗯！这似乎就像谈恋爱，时时迸发出欢笑与激情。

然而，朋友之间的摩擦也是在所难免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个人的喜好、习惯总会有一些不同。有时为了一些事而发生争执，这是很正常的。此时此刻，学会宽容，则会消减你们之间的隔阂。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何况是相持已旧的朋友呢？每人各退一步，OK！事情就圆满解决了。如果因为一些不关原则的事而失去了与朋友的友谊，那真是太不值得了！

发生争执，不要紧。冷静下来，想想这次摩擦的导火线。多问自己几个“是不是”：是不是我错了？是不是我让朋友伤心了？……说不定你应该负主要责任而非朋友。当然，这并不是让你承受所有的气。你可以放松放松自己，多想想朋友的好处。或许你会认为和朋友过不去真是得不偿失！

告诫你的是：莽撞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这是一份需要小心呵护的工作。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良友难寻，知音难觅。望君珍惜你的朋友！

朋友之间的矛盾日记 第8篇

一、农村基层组织

温铁军:在农村, 基层公共组织已经变成了一种上级部门的执行机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它们没有组织费用, 实际上不可能再是农民自己的自组织。为什么会变?把历史和现在的情况相对比, 有很强的相似性, 就是一旦当这个组织不再是农民自组织的时候, 农民就不能因为他自己的需要而对这个组织提供必要的费用。我们曾经做过相当多的历史资料的整理, 以往在新中国成立前, 农村基层组织的费用一方面是靠捐赠, 一方面是靠地主。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在50年里已经三次把土地全部分到户了, 尤其是在1996年又明确规定, 集体保留的机动地的总规模不能超过5%。因此, 就不得不让承担上传下达的任务的社区公共组织——无论它以什么名义, 是社区合作组织还是村委会, 都得挨家挨户去敛钱。

例外的是, 只有在那些有条件发展农村工业的地方, 社区组织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有对社区资源资本化的权力, 行政村是最低一级的可以把土地资源变成工业或商业用地的组织。折晓叶写的《超级村庄的故事》很明确地突出了这一点。村这一级在广东叫做“管理区”, 具有明显的行政功能, 它重新介入社区事务, 却主要的不是对农业的介入, 而是对土地资本化的介入, 是参与土地收益分享的介入。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介入, 有了这块收益, 村社组织就开始有了它的power, 有了它的功能, 又开始活动起来了。

如果我们大体上概括一下乡村组织的分化, 其与旧中国社区自治 (精英自治) 最大的不同在于, 在国家退出的过程中集体也已经退出, 在农业生产中村社事实上不再和农民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出现什么情况呢?所谓“农业服务”, 如电力的服务、农机的服务、水利的服务、植保的服务, 还有农药、化肥、种子等方方面面的服务, 都变成政府部门的条条控制;上面有种子站、农机站、化肥站等, “七所八站”的体系都完整地放在乡一级, 而到了村这一级却没有对应的组织。综合到原来的大队亦即行政村这一级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但是因为它不再具有公共职能, 所以实际上这部分上级部门体系在社区基层就难以起作用。于是社区组织就变成了政府与农民中间的一个矛盾最集中的沟通渠道。在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条件下, 小农因为高度分散、剩余过少, 所以他需要的公共服务其实是有限的。除非是个现代国家, 其农业人口占很少比例, 才能够实现转移支付, 能够向小农社会提供足够大的一块财政补贴。中国目前大约9亿农业人口, 根本不可能由政府给予补贴。

某地农村, 墙上的小额贷款广告。对于西部中国大多数贫困农民来说, 由于各种现实原因, 由银行正规渠道发放的小额贷款与他们没多大关系;大多数时候, 他们往往选择民间借贷甚或高利贷。

所以, 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假如我们真的想要农民组织起来自保自助、自我管理, 重新实现社区的自治, 必须得改的不是农民这一头, 而是政府这一头。我们已经很明确地知道, 90年代中期以来, 农民在农业生产里面已经没有收益了, 他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非农收益来补农业收益的亏空。在这种情况下, 农业生产其实仅仅是自给自足、保障生存的一种“活命”, 他的生产活动和生活过程是合一的。因此, 在单纯的农业生产领域中已经不可能有条件再形成新的组织, 因为没有组织费用来源。而任何组织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政府真想让他们发育组织, 那么, 请你把涉农领域 (比如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 放开, 这些领域还有利润, 只有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原来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 通过农民合作起来的规模经营可以生成规模收益, 这个农民组织才能存在。

熊景明:温铁军一贯是从深层次来分析问题。接下来我们集中讨论一个问题, 现行的行政村组织和农民需求之间有什么样的错位?

黄平:我在农村做调查, 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村级组织在法理上的定位是农民的自治组织, 但其功能又是完成上级交派的任务, 这个时候, 农民应当有一个和上面的各种任务进行讨价还价的中间环节。村里的作为个体农户的农民, 他是有一些个人的利益和需求的, 这种情况下, 什么样的一个中间环节使他可能把自己的利益表达出来, 村委会现在已经做到的是直选, 这是一种形式合理性, 我们更关心的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带, 它的实质合理性, 即村委会在完成上级征粮收款任务的同时, 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农民利益和需求的代言人、代表或者反映渠道。问题就在这里卡住了, 这是大包干以后 (除了温铁军提出的功能性层面以外) , 和社会利益发生关联的一个环节。

熊景明:我来补充一个意见。既然我们谈论农村组织, 比如说有人谈农村的财产, 为什么不可以把财产和组织连接上?如果把二者连接, 我们就会发现农民最大的财产是他们的土地, 而土地是放在自然村一级, 古代以来一直到现代, 几千年延续下去 (公社时期都还有一个“小队”) 。但是现在的组织却是放在行政村一级, 定到行政村和他们的财产权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总是在讨论土地的承包政策, 比如承包年限、“两田制”等, 但是如何最大效用地利用土地?因为土地和连带的提高土地生产效益的需求, 就要搞技术推广, 在行政村这一级可不可以做到呢?很多组织社区活动的功能, 农民是需要的, 比如是不是家家都要派人去看水、放牛、买化肥, 很多事情都需要社区有一个协调的机制。这些实际的需要, 特别是在福建、云南、贵州等地的山区, 村委会都是做不到的。农民很多很多实际的需要, 现行的组织都满足不了。

二、农村金融

汪三贵:关于农村金融, 大家的批评很多, 这也是农民需求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今天主要想介绍一下, 我们在贫困地区做的一个实体性研究。我们做了两轮, 第一轮结果已经出来了, 第二轮还在分析。首先要考虑的是, 贫困地区的农户借钱到底主要从什么地方来?或者说, 哪些农户需要钱, 哪些农户相对而言不需要钱?从我们的研究看, 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较的话, 西部的农户比较容易从金融机构拿到钱。因为东部地区的钱大部分都给乡镇企业了, 没有钱给农户;而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不发达, 金融机构还有一部分钱能够给农户。这个基本的判断, 无论从金融机构的数据还是从农村的数据, 都支持这一点。另外, 我们还有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并且和很多以前的表面上的理解不一样。以前大家认为穷人是不能参加正规金融市场的,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们在六个省的调查, 不管是分别分析, 还是合拢来分析, 都能证明, 恰恰是穷人参与这个市场的比例最高, 越是高收入的这部分人, 在这个地区参与的比例越低。

我们从另一个方面问的问题是:如果有需求, 你最多能借到多少钱?这就是考察他们潜在的借贷能力。如果从借贷能力来看, 越是富人, 他的借贷能力越高, 但他的实际需求并不是这样。真正要到市场上借钱, 越是最穷的这组, 参与的比例越高。反映了什么问题?穷人需要的就是买化肥或者看病等最基本的需求, 这些日常的需求他都没有钱解决, 只有去借贷。而对于比较富裕的人, 这方面的钱他基本上能解决。这是和很多人一般的理解不一样的, 并且不论是在正规金融市场还是非正规金融市场都是这种状况。我们在河南的调查发现, 平均的高利贷利率是月息3%, 而在贵州的平均利率是5%, 越是穷的地方, 高利贷市场的利率越高。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 越是穷的地方, 资金的供给越不够, 所以他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来借钱。问题是, 为什么穷的地方还用这么高的利率来借钱?借钱的人有利可图吗?按照一般的理解, 他能支付这么高的利息吗?高利贷市场的年息是60%!这里面的问题是, 你要理解农民是什么时候去借钱。比如我种了庄稼, 前期的劳动力、种子等都投入进去了, 现在就差几百块钱施化肥。我们在有些地方问到, 如果化肥不施, 产量会减一半。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几百块钱投资的边际效益是非常高的, 如果他不施的话, 就会有一半的损失, 所以即使借高利贷, 他也多少能赚一点——尽管赚的相当一部分给了高利贷者。为什么贫困地区能够发展小额信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崔晓黎: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不是这样, 当时的农业生产用不着买农机、化肥, 那时候的高利贷利率比现在的高利贷还高, 所以还要做进一步的解释。

汪三贵:我要讲的第三点是, 尽管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户对信贷市场的参与度已经比较高,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信用社不需要抵押、担保, 就按现在的方式运营, 农户愿不愿意借钱?这样我们就从回答里分析潜在的需求, 他的需求什么时候受到限制。我们发现, 最穷的这一组还想进一步借钱的比例最高, 最富的这一组比例最低。最富的这一组, 觉得借钱对他没什么用处;而最穷的尽管参与程度比较高了, 还是需要借钱。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 并且在所有的省都是这样的状况。在所有农户当中, 有50%的人现在的信贷需求还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另外我们还问他, 如果没有资金的限制, 可以拿到更多钱的话, 你是不是想买更多的化肥?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 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这个比例越高, 而收入越高的这个比例越低。所以我们有个结论:贫困地区的信贷市场, 如果改善信贷的话, 对穷人帮助是最大的, 他们现在没有满足的需求比较多。

从供给方来看, 西部地区的信贷市场可以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政策性机构, 主要是信用社和农行。我们的调查发现, 政策性金融市场上, 80%~90%的钱是从信用社借的, 农行的比例是极少的。第二块也可以说是正规的, 它是中国的扶贫基金贷款, 现在每年的规模在100亿元以上, 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第三块是非正规的, 就是亲戚朋友借贷、高利贷等, 包括所有这些从非正规信贷市场上借的钱。从贷款的比例看, 非正规的大概要占三分之二以上, 而正规的大概占到三分之一。在西部地区, 正规市场 (主要是信用社) 面临的问题是, 从他们的角度讲, “我们现在有钱, 但是找不到好的贷款对象”。而农户说:“我们现在需要钱, 但是有一部分得不到满足。”所以整个就错位了。在现有的金融管理体制下没有解决的办法, 因为它有自己的管理要求, 比如认定客户的程序、需要抵押, 而这些东西很多穷人是满足不了的。所以小额信贷机构利用非正式的安排其他社会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小额信贷在满足低收入农户的需求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 在其他国家有些很成功的经验。另外, 扶贫贷款主要针对的是穷人, 但是穷人很少得到这种贷款,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组织上的错位和缺位。现在有些贫困地区的县政府, 最大的问题不是扶贫问题, 而是财政问题。它和中央政府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它认为扶贫比财政问题要轻得多, 所动用的资源首先是要考虑对财政有利, 所以它把扶贫贷款尽量用在它认为对财政有好处的地方。我到台湾以后发现, 他们也有对农民的贴息贷款政策, 贷款是给农民的合作基金——他们的“农协”里有金融合作这一部分——资金不是由“政府”来决定分配, 而是农户到合作基金去拿, 当然主要都用到农民身上。正是因为我们缺了这个组织, 就不能保证这么大的扶贫资金都能到穷人手上。从这个角度讲, 在农村地区的金融合作基层组织有待发展, 政府利用合作机构来传达它的信贷资金是非常必要的, 否则这种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温铁军:为什么越穷的农户越是要借高利贷?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 农民的金融需求确实是强烈的, 特别是小农经济, 因为它的生产、生活高度合一。小农经济的链条尽管是简单再生产链条, 但是一旦断裂, 就是小农户破产, 为了让它不断裂, 再高的利息他也得借。第二, 农户的消费弹性是降不下来的。它的数据表现是, 我们在去年的农民信用调查中, 发现农户超过一半以上的借贷是消费性借贷, 其中29%是“垄断消费”借贷,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我提出的, 医疗 (你不能不看病吧?) 、教育 (你不能不送孩子上学吧?) , 这些价格都是畸高的, 因为它们是被垄断的。因为垄断消费下不来, 他的消费弹性就非常高, 越穷越要借。真正的农业生产性借贷, 在我所做的高利贷调查中, 只占11%, 也就是说农民借贷其实并不是为了农业生产, 而是为了非农的这块。

三、中间组织

崔晓黎:我们写过一个调研报告, 后来《经济日报》给我们发了。我们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做农村调研,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深刻了。农产品出现全面过剩, 在内陆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到底什么原因?政府和学术研究界多数都是说农民的商品意识不强、小农经济、眼光比较短浅, 还说基层政府的人经常决策失误, 造成农民一会儿卖粮难, 一会儿卖菜难, 等等。我们下去调研就发现, 不能简单地这么说。我们觉得, 现在农民的生产 (包括粮食在内) 已经不再是社区性的。社区性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 生产者和消费者有直接的联系, 面对面地在一个集贸市场上, 这样它的信息信号是很直接、很明确的。现在农民的生产已经扩大到很大的一个区域市场, 甚至是国家市场、国际市场, 这样要求农民对生产什么都很清楚, 要求农民对市场信号都能明白, 不要说农民, 包括基层政府, 哪怕是乡镇和县一级政府, 你让它去调控,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各地出现的乡镇和县政府号召农民种什么, 失败的案例非常多, 我觉得也不奇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发育中国的商业中间组织。

根据我们的调查, 中间组织有好多类型, 比如现在讲的“公司加农户”模式, 公司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再有就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经纪人, 它在农产品从市场到生产环节中间, 起到流通市场在农村范围内起到的作用, 据我们调查, 现在全国大概出现了上万个这样的组织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样的经纪人, 每个县都有相当大量的农民从生产环节脱离出来, 专门搞这样的市场。如果我们能把市场的购销放开, 也许这批经纪人就能发展起来了, 而且他的费用极低, 一个人拿着手机就把这件事给办了。生猪的专业户我也跑了几户, 也是跟这个模式类似, 所以我们觉得农民非常需要一个组织, 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市场这两者之间, 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中间组织, 不管它叫什么, “公司加农户”也好, 还是经纪人也好, 反正是要有这么一个中间组织来做“二传手”, 把农民的农产品真正地推向市场。如果没有这个组织, 要求农民直接到广东市场去, 根本就不可能;要是说到国际市场价格, 他更不可能了解;你跟他谈加入WTO以后农产品怎么样, 讨论这个问题, 他就更不清楚。农民确实有这个需求。在农产品的生产上, 农民到底应该种什么, 像这样的信息, 我觉得应该由中间组织来和农民直接挂钩, 中间组织去跟市场挂钩, 这样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四、农村教育

肖今:这里有九年义务教育的课本, 我念给你们听。农村的小孩在学量词的时候, 老师教的是, “一杯牛奶、一片面包、一根香肠、一枝铅笔、一把尺子、一个卷笔刀、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一艘轮船”。学完九年之后, 我们到农村的调查结果是, 我们去访问农户时问他, 最简单的农业科普教材里面最基本的一些农业词汇, 像水稻分蘖、玉米授粉那些, 他听不听得懂。他说不知道, 他还是用老词, 就是“发岔了”这样的词。技术员下来时, 跟农民说, 在水稻分蘖的时候应该施什么肥, 什么时候要配除草剂, 稀释多少倍, 他记不住也听不懂。即使有科技推广的话, 我们的科技人员跟农民中的高中、初中毕业生从语言上根本没有办法沟通。

一说到农村的这个问题——今天定的课题是“需求”——我就想起在美国研究社区组织的文献中看到, 美国人把需求分成了need and want, need是那些专家、学者和决策人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 但是如果我们走到另外一个角度, 站在农民和社区的角度, 它就变成了“我想要什么, 我需要什么”。再看一张图, 小孩做功课, 全是趴在原来祠堂里的花台上面做功课。还有的学校里面有一点点水泥地, 功课写在地上 (没有纸) , 旁边做了几张石桌子, 没有小孩做功课, 我一进去, 全趴在地上写, 拿老师剩下的粉笔头写在地上。这个就是他家里基本的生计状况。

关于科技推广, 我们的总设计师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到下面, 都说农民不懂科技。我们那个地方——平坝地区的海拔是1500米, 杂交玉米在1500米 (叫做“干热河谷”) 那儿去育种, 种子卖到的乡镇最高的是2300米。农户说, 种子到了那儿, 种出来后并没有增产。他在乡里买种子的时候, 推销的人对种子的性质和怎么去种完全不懂, 就把种子推销给他;种到最后, 他发现根本没有增产, 反而减产了。农民有问题, 完全找不到技术员去咨询。技术人员也就是在插秧的时候, 跟着县长、乡长下去一下, 然后到每个村走个几分钟就走掉了。科技在农村的推广几乎是没有的、见不到的。还有就是村子里的瘟疫, 像口蹄疫、5号病, 差不多隔两年就要犯一次。我们去的那个县, 村子里的鸡大部分得了鸡瘟, 六七个村子有三四年没有听到鸡叫了, 小孩没有鸡蛋吃。因为口蹄疫的出现, 使得养猪、养牛有了问题, 只有猪、牛生病的时候, 乡里才下来打一下针, 因为猪死了就会影响乡镇和县里的老百姓吃猪肉的问题, 牛死了就会影响到农民的生产资料, 县里要管了。但是鸡瘟县里就不管了, 只是农民自己的问题。

关于知识信息的传播, 学校里面的不讲了, 有些农民有VCD和电视, 云南已经使所有的乡镇可以收看到电视, 但是农民说, 电视上没有农民的表演和讲话, 看不见滇戏和云南花灯, 农民想看的、跟他们有关的, 看不到。有一些农业推广的节目, 只有推广烟叶、优质水稻的, 但是农民告诉我, 他们看到的镜头都是已经拍好的, 一闪两秒钟, 他要是想看整个生长的过程, 什么时候施肥、打药, 根本都看不见, 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仅有的中央七台有一点教育节目, 经常是在白天, 农民下地去了, 晚上回来根本看不见。另外, 借的VCD好多都是香港、美国这些地方的武打、生活片。村子里的另外一个信息来源是“大广播”, 小组长按照乡政府的指令来告诉农民, 明天或者下个月要来收什么, 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到了下面, 我的感觉是, 农民的语言跟我们说的需求、沟通、中介、效益等完全是两个世界, 作为农民来说, 就是“我想要什么”。

很多农民经过9~12年的常年教育, 仅有的几个小孩被选拔到县高中之后, 县城里的孩子是相当苦的, 早上六点起床, 六点半就开始早读了, 校长跟我说, 晚上十一点关灯, 学生都不干, 自己又点蜡烛。他要是考上了能够出来, 考不上就再也不能出来了, 回去以后, 他所有的东西到了农村根本不能用, 完全是为了另外一个社会价值体系 (城市里的价值体系) 而培养的。这些人每天见到农村的各种问题, 他已经变得熟视无睹了, 完全是想逃避、想出来, 他天天念的是“一杯牛奶、一片面包”, 而不是“一头牛、一个鸡蛋”, 最后把小孩子的智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部抹杀掉了, 拿到的是为城市结构服务的智力。

经典的“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照片。在官方话语的主导下, “希望工程”已经成为城市扶助农村教育的一个话语标志;然而, 它或许也是一种需求与供给错位的明证:它只关心农村孩子能不能读书学习, 却少有追问他们为何而学、学什么。而“希望工程”的慈善和民间组织的性质, 则表明错位的存在不仅限于政府层面, 同时也有城市居民对农民需求的误解, 是城市的整体对于农村的自我想象产生的误解。

黄平:我想简单提几点。第一, 农村教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很多, 而且这些问题已经不止是孩子们有没有钱、能不能考上、教学的内容合不合适, 问题远远比这些更多更深。第二, 教育问题确实不只是教育系统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第三, 比较大一点, 不仅是观点问题, 而是客观上制度安排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农村的孩子存在学习的内容有没有适用性的问题, 我们城里孩子的教育也有问题, 城市里的教育就应该搞“一片面包、一架飞机”呢, 还是作为城里的孩子也应该学“一个玉米、一颗白菜”?现在的教育基本上是牺牲大众教育来满足精英教育, 教育的最基本的理念出了问题。今天的教育拨款大多数用于城市, 城市里的教育资金大量用于重点学校, 比如重点中小学, 再比如清华、北大。客观上说, 给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教育环境, 使他们能够完成现代教育达到的高水平, 成为什么“大家”的时候, 多数人不能实现办教育的最初的初衷。从技术意义上说, 我觉得教育有几个原委, 一是有些知识要趁早学;二是有些知识要连续学;三是有些知识要集中学。但是我们决不能只要求农村的孩子学红薯、农机技术, 然后北京、上海的孩子就可以学导弹, 就应该知道“一杯牛奶、一片面包”。整个社会需要的知识, 实用或“高级”的知识, 不管你是北京的孩子还是云南山区的孩子, 都应该学习。反过来说, 整个教育的目的, 最后是要培养人, 让他们把学的知识返还给社会。当然, 有些确实是通过高科技来返还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还有大量的是学了实用技术、应用技术, 通过改善医疗、改善教育或者改善整个社会的基础状况, 包括改善基本的社会福利, 来返还给社会。就此而论, 目前的教育与社会需求是脱节的, 特别是与农村的需求严重脱节。

五、农村医疗卫生

黄平:这些年农村的衰落, 除了因为制度安排上偏重城市、沿海之外, 还有就是文化意识形态上一个劲地讲现代生活、美好生活、成功的生活, 其标志从大哥大到西装领带, 反正就是这一套, 而且对它的想象已经不止是城市的孩子才有了。科技、电视、教育“三下乡”了, 农民的孩子甚至也不用看港台电视剧, 不用看商业广告, 一看新闻联播就可以看到上海、深圳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那么好的灯红酒绿, 他们就想出来。这些年我从云南的彝族地区一直做到南边 (包括藏族、傈僳族, 当然也是在高山上) , 一个疑问就是究竟农民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和需要。我自己跟云南省的领导和国家的一些官员争论, 我说:“你们不要动不动什么现代化、强大、腾飞, 那么多的贫困山区农民, 他究竟在多大意义上能拿到投资、贷款、捐赠、慈善, 能得到阳光普照?”

我到西南山区的感觉是, 西南的人均收入、产值、利润率, 可以说提高得很快;反过来说, 随着产值、利税、收入的提高, 很多村民的身体素质在下降, 医疗环境在恶化。我最近在西南这边做调查, 发现那儿有几个问题。一个现象就是小病拖、大病扛, 小病也拖成大病, 最后抬到医院动辄就是几千块钱, 不一定救得过来, 还要欠几千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普遍。另一方面, 所谓医疗是一个系统的, 包括防疫、保健、医、药, 我们先把“医”和“防”分开了。现在到了乡村这一级, 乡医院就都比防疫站好, 无论看房子也好, 看人的工资收入也好。当然, 整个“医”远不如教育, 教育还有“教育兴国”, 还明令规定“不准拖欠教师工资”;“医”就不行, 既没有“健康兴国”或者“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健康”之类的说法, 同时医疗人员有没有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也没人管过。“医”和“防”分开后, “防”垮得很厉害, 不是植根于防, 不是预防为主了。“医”和“药”方面, “药”为先, “医”为次。由于“药”商业化了, 以药养医, 医生和医院变成了药商、药贩子赚病人钱的中间环节, 而病人不知道这个体制安排, 他去骂医生, 说“医生没良心, 赚我的钱, 一感冒几百块”。实际上医生有个难言的苦衷, 就是制度上安排, 医疗系统的人员一次性地只拿了70%~80%的工资, 其余20%~30%要靠你自己去看病, 从病人身上赚回来, 而实际上药的利润主要是被药商、药贩子们拿走了。而在贫困地区、山区, 由于小病拖、大病扛, 所以医生的20%~30%的工资就找不回来。

农村篮球场。类似的运动/文化场所的存在, 可以减少酗酒、聚众赌博、邪教活动和农村犯罪的发生。

现在制度上要求——像学校为了规范要取消教学点和民办教师一样——村里的卫生所要陆续收上去, 因为驻在下面的投入很大。另外, 以前“以药养医”的时候“医”和“药”还没有截然分开, 现在改革, 要分开, 理由当然是因为前面“以药养医”出了很多问题, 但是对于西南特别是山区和贫困地区, 医、药一分开, 第一, 比如说德钦就买不到药了, 可能要到昆明去买, 或者至少是到中甸、丽江去买;第二, 医生们开不开药、开什么药, 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 他不知道“药”是个什么状况;第三, 因为是贫困地区, 于是大量国家禁止的药就进入了中甸、德钦、宁蒗、永胜这样的地方;第四, 正规医疗系统不行了, 合作医疗一时又发展不起来。在云南的迪庆, 还有藏医、中医、西医和兽医, 由于以前“医”、“防”没有分开, 由于以前它不用摊派农民, 在医疗问题上还有一定的条件。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简单地搞什么“达标”, 按照这个“标”那个“标”。云南的人均拥有医生的数量在全国已经属于高的了, 但它就忽略了云南迪庆这个地方是大山区, 像有一个村, 走到乡医院要走4天, 大雪封山以后, 一年能有4个月是根本走不到的, 这种地方说起来人均拥有的医生是不少的, 但是山高路险, 下去也有问题。用他们的话说, “下去巡回, 走两个月, 看不了三五个病人, 还不如驻在乡里。在乡里每天都有病人来, 这样我们给病人看病的机会高得多。但是我们不下去呢, 别人就觉得我们高高在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是当年的那个观念, 就是要送医、送药上门。村里还有很多老人, 你去采访时, 他们会说:“我这条命就是当年北京、上海来的医生给救的。”我在省里与卫生系统的干部和医生座谈, 他们反映一些村落现在人均寿命反而下降了, 有些是一个村的结核, 还有麻风、肝炎, 都流行得厉害。使得乡长、县长都不敢去了, 收税什么的都不敢去了。人均收入倒是在提高, 但是医疗状况却在下降。用吴国盛的话说, 我们真是“豁出生存搞发展”啊!我们有个想法, 医疗上能不能也有相应的一说, 恰好不是医防分开、医药分开、撤回乡里等, 而是像迪庆那个比较好的做法, 在减少农民负担的同时, 财政上有一个保证, 让基本的防疫和常见病的治疗能够有一个起码的保障, 能不能够有一种制度上的安排?还有, 能不能够切实考虑, 至少在偏远贫困山区, 既不要简单地用移民来解决, 也不要把提高收入或GDP作为衡量政绩的标准?再也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搞“逼民致富”的荒唐事了。说一千道一万, 所谓“增长”、“发展”, 健康是发展不能超越的底线, 如果超越了这个底线, 发展就完全背离了初衷, 就没有意义了。

六、农村文化生活

熊景明:今天我要讲的是文体活动, 就是农村的文化和娱乐。我也是做了十几年的扶贫项目, 到了我要从扶贫项目中“退休”的时候, 我才突然悟过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扶贫项目都没有把它加进去?这是只要最小的预算甚至不要预算就可以达到的。

我感触很深的是, 上个世纪初, 当时的法国总理在云南拍了1200多幅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 从官吏、大夫、走卒、农民到城里的市井小民, 什么样的人都有, 大概涉及了7000多个人物, 但是看上去最有生气和最健康的是少数民族, 为什么呢?去过云南的人都会有这个感觉, 如果你要拿其他的指标来算, 它相当地低落, 但是你去到村子里头就会发现, 它有很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方面的表率是丽江, 他们天生的就不是去追求多少收入等, 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 一个村子会有个足球场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过的) , 家里种花, 女孩子在绣花;另外, 很多少数民族的地方都是——这点我倒是现在还想不通——白天去干活, 晚上又不睡觉, 一夜一夜的跳舞、唱歌。

以前藏族有个很骄傲的说法:“我藏族的小孩一会说话, 就会唱歌、走路、跳舞。”现在不是了。我去做项目的时候自作聪明, 发现了一个仓库想拿来做舞蹈室, 就先跟中心小学的人去谈。总之, 我以为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其实不是。校长说, 现在又要背书, 又要学汉话, 根本不能再把唱歌、跳舞加进去了。村里的人也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他们很多的民歌失传了, 小孩也不能跳舞了, 男孩子、女孩子谈情说爱的渠道很多都被打断了。但是要推广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我去县里拿了指令, 告诉他们以后不用升学率来评定小学, 开展文化、旅游活动, 他们也同意, 我以为这个事情弄完了——还是不行, 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还要强调, 为什么说是农民的需要呢?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用记者和扶贫工作者的语言来讲, 稍微看得清楚一点就是, 这样的唱歌、跳舞的文化活动, 实际上是在形成社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方面起到了相当大作用的一个重要的要素。现在美国的社区研究认为最好的模式叫做“宜居住的社区” (viable community) , 你拿它那些指标来看就会笑起来, 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好像就是这样一个和谐的地区呀, 但是它还没有说出来这个和谐是怎么样形成的。

最近有一位云南的研究人员到我们中心做演讲, 他说“用鸦片驱逐鸦片”, 就是用宗教的方式来改造一个吸毒者。根据我自身的经验, 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实际是用唱歌、跳舞驱逐鸦片, 因为宗教要信上帝, 不是一下子可以信仰的, 但是通过颂诗班、唱歌等, 他们那些人感动得不得了, 一唱一唱人就觉得有价值。实际上这个活动不是今天才有的, 二十年的乡村教育运动, 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比如他们发现在推广了打篮球以后农村的赌博等都没有了。现在的障碍, 一方面是现行的所有评估制度和项目内容的错位, 让我们本来很好的一个文化资源没有继承。我们去做项目的时候, 经常都是先要有拨款等, 写得很清楚, 但是去到农村以后, 农民跟你提的要求是——几乎屡试不爽——篮球架, “十年前我们就有一个篮球架, 现在破掉了”。或者哪一次“解放军来我们这里铺了一个球场, 一看没有篮球架”。我就回想起, 我曾经在乡下教了三年书, 那三年中能够使我很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天吃完饭打排球打到天黑。我真是希望, 我们有这么多参与做农村项目的人, 把这个东西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来重视。

黄平:我在西南调查下来, 我的感觉是, 很多时候, 与其说我们去指导、去扶贫、去帮助, 还不如说去学习, 去从人家身上吸取养料, 从他们那里看到生活的意义。不止是在云南, 包括在贵州、四川和西北, 很多老百姓好像经济收入很悬殊, 但是他们对生活的理解, 和他们 (比如在高寒山区) 抗御风险的智慧和能力, 以及他们所拥有的那种自信、互助和身心状态, 都值得我们羡慕。比如说中甸, 可能经济水平还不如丽江, 至少不如大研镇这一块, 但是中甸那么高寒, 它的舞蹈还没有离开日常生活。当然市场的冲击也有, 比如说城里面开始搞防盗门、护墙栏, 或者把它商业化, 远离日常生活, 变成了专业的旅游项目, 大研镇也是这样。反过来, 我们这些城里人往农村跑, 除了有所谓的“返还、回报”以外, 真的是从那儿吸取生活的勇气和智慧。我不是在浪漫化农村, 有的地方的确很让人震动和心碎。经济也没有搞上去, 环境、身体也垮了。我确实觉得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 究竟村民们的需求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有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如果我们变一个思路, 不是简单地追求外在的增长、发展、“现代化”, 如有没有彩电、多大的屏幕、是不是直角等, 而是追求自信、互助、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 即便在技术意义上, 这些也是抗御金融危机、通货膨胀、自然灾害等的丰富资源。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1997年没有金融风暴, 有一些制度原因, 比如货币不能自由交换、高储蓄等, 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大的的东西在起作用, 就是很高程度的互助, 包括即使有那么高的高利贷, 还有那么多亲友之间的互相借贷。罗红光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 他发现, 在陕北那么一个缺水的穷地方, 老百姓的交换活动既不是等值的, 也不是等价的, 而是等“意”的。那个意思就是, 我向你借钱不止是个钱的问题, 还有一个互相的信任、友谊、人情, 这样的东西使社会走到今天, 它们才是最有意义的。 (原稿由《开放时代》整理并刊发, 转载时因编辑需要做了改动和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