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骚》分析屈原的爱国情怀

从《离骚》分析屈原的爱国情怀（精选7篇）

从《离骚》分析屈原的爱国情怀 第1篇

从《离骚》分析屈原的爱国情怀

1、《离骚》简介

屈原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其作品中表达了真挚的爱国情感，《离骚》一文正是在楚国灭亡之后，屈原在悲愤之余写出的一部作品，在文中作者阐述了对楚国君主和人民的热爱，对国家走向覆亡表达了深切的悲痛，作者剖析了楚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抨击了那些误国误君的奸佞之臣，以自我的高尚品德反衬了奸佞之人的品格低下。楚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战国争雄中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由于楚国君主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再加上君主任用奸臣，从而造成了楚国逐渐势微，连年征战失败，而楚怀王为首的贵族集团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至楚国人民的安危于不顾，从而走向了国家灭亡的悲剧。在当时的情况下，屈原被奸佞小人迫害流放，对楚国的危机无能为力，只能用发自肺腑的悲痛为楚国送上最后的哀歌。

2、屈原爱国情怀的体现

(1)热爱普通的楚国民众

忠君爱国是屈原爱国情怀的支撑，屈原一生兢兢业业、操劳国事、事事以国家为重，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带领楚国走向振兴，后来遭到了奸佞之臣的排挤迫害，依然对不失“存君兴国”的志向，希望能够实现强国安民的理想。中国古代就有极强的民生意识，国家的根本在于民众，只有热爱民众、同情民众，才能设身处地的思考民众疾苦，制定相应的休养生息政策。屈原对楚国人民有很深的情感，在《离骚》中屈原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国家**的最终承担着就是基层的民众，而屈原的志向就是振兴楚国，让楚国统一全国来结束战乱，让人民摆脱战争的困扰，从此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这种“亲民”、“爱民”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屈原的情怀中。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来看，屈原的思想和楚国人民的意愿息息相通，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诗人，屈原痛心人民疾苦，关系普通民众的存亡，在《离骚》中，屈原虽然身处流放，但是矢志不渝，将自己一颗热心倾注到楚国人民身上，以悲痛的诗句写出了楚国人民亡国亡家的悲愤心情。

(2)对楚国的热爱

屈原是战国时代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其准确把握当时的历史现状，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况，提出了振兴楚国的口号，在屈原看来，只有振兴楚国国力，才能为人民提供坚实的保障，保卫楚国的大好河山不被侵犯。但是屈原的主张却得不到认可，楚国的统治者依然醉生梦死，对残酷的现实视而不见，最终导致楚国灭亡。屈原对国家的热爱，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方针的提出，针对楚国的现状，屈原提出了变法主张，制定完整的国家法制，并建立楚国自己的.文字，同时要开放言路，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纳入到楚国国家管理中，革除楚国多年的弊病，再者要改革军队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联合其他国家来维持楚国的稳定性，从这方面来说，屈原是一个伟大的变法践行者，其变法主张策略都是有利于国家壮大，在《离骚》中，屈原所云“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这表明屈原勇于面对现实，表达了对国家改革的急迫性，同时屈原重视对国家人才的培养，为国家振兴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离骚》中所写“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但是由于楚怀王个人意志不坚定，再加上周围奸佞之臣的阻碍，屈原的改革政策始终无法推行，其一腔报国热血付之东流。

(3)爱国精神产生的根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高度开放的时代，同时各国之间相互征伐，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屈原对劳动人民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希望通过振兴楚国来维持老百姓的安定生活。楚国虽然经历过繁荣的时代，但是当繁荣远去之后，楚国就不得不面对各国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强大的秦国崛起之后，直接威胁了楚国的国家安全，楚国人民的安定受到了威胁，屈原身处在楚国的高位，他不计个人得失，将生死置之度外，意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楚国被动的局面，这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本源。从屈原自身来讲，他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其进步的思想决定了其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屈原对家和国的情感深厚，在《离骚》中作者借用高洁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对楚国深厚的情感，并和破坏楚国安全稳定的恶势力进行斗争，屈原的一生都是和楚国恶势力进行斗争。

3、结语

屈原在《离骚》中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军民的深厚感情，屈原身处战争的**年代，发出了振兴楚国的号召，积极主导楚国推行改革，力图壮大楚国力量，为人民赢得安定的生存空间，在改革变法过程中，屈原屡受挫折，其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但是爱国情怀的光辉无法被历史掩盖，终将散发耀眼的光芒。

从《离骚》分析屈原的爱国情怀 第2篇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部悲剧性作品，集中体现了屈原的悲剧精神。屈原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得以发挥，无私崇高的人格正是在这种冲突和失衡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和体现。“人的悲剧，……是在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更崇高的目标中表现出来的。”“悲剧的喜感，不属于美感，而属于崇高感，甚至是最高级的崇高感。”

屈原旺盛的生命热情和昂扬的实践活力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

但是，更进一步看《离骚》，我们会发现，屈原把对自我的确认与楚国关联在一起，“我”被异化为楚国，“我”即楚国，生命本质自由的一面，与楚国相混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屈原的自我便消失了。“我”隐没在楚国的兴衰存亡的历史变革中，“我”是以楚国兴衰存亡为根基的，自我存在的根基被偷换。所以，在屈原在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已经把自我抹杀了。

屈原的精神与楚国的任何变化联系在一起，其终极的目的是楚国的兴盛，任何与此相反的现实，对他而言，都无比的痛苦。但在现实世界中，楚国的变幻莫测并不以他的意志为改变。屈原对楚国的关注，注定与这种变化莫测关联一起。因此造成的是内在心理与外在现实表象的重合，任何现实的变化，都会在诗人心上留下痕迹。他有时间的紧迫感，这种紧迫的时间意识也是与楚国相连：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月之不吾与。”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欲少留此灵均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当已经被异化的屈原的自我只能是在楚国政治上展示时，当时楚国的实际情况却与屈原被异化的自我相矛盾。于是诗人由对外在的思索进入到对自我的思索，反思当初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在楚国政治现实面前的失败，使他不断怀疑其志向，但最终还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他开始怀疑被异化的自我是不是真正的自我，但是最终是被异化的自我将自我进一步埋没在现实的表象变幻中。诗人在进一步确认被异化的自我的同时，也进一步沉浸在现实中，无法超越。现实政治的无由实现，只能走向现实世界的变幻，将自我任意投射到现实中，在现实中寻求超越之路，而这在根本上还是对楚国的(被异化的那个自我)的确认，因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无不与楚国关联在一起。

诗人“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期冀在历史的寻觅中找到自我实现的途径，将我投放在历史，寻找与自我相应合的历史精神。但是诗人在这里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历史在一种循环往复中，让诗人难以得到心灵的慰藉，更无法看清现实的路。因此，诗人只能进一步回复到自我，因为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冲突，必然造成人对我的回归。诗人走到了人最私有的.情感，在情感中寻觅解脱之路。于是，求“宓妃之所在”、有 之佚女、有虞之二姚。但是，诗人对自我的回归，并没有走到“我”，他反而走向了外在对我的规定。情感本身是自我规定的，但屈原的情感并不是自我规定的，而是由他所爱慕的对象规定的。这就使最后自杀成了必然。与人本质自由最密切的关联在一起的情感没有得到自由，没有回归，反而与外在世界的变幻更密切地关联在一起，所以，这里的超越之路又是失败的。

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情感世界，屈原都与变幻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由偶然性规定的人进一步追寻偶然性的事件、偶然性世界。诗人占卜于灵氛，占卜于巫咸，占卜的偶然性结果同样造成人的偶然性结果，它无法让人通达到必然性世界中。诗人通过占卜而游走四方，但这个没有“我”的精神世界，必定是空无的，诗人只能在现实中寻找实有，于是，诗人又回到了那个被异化的自我――楚国这里。

从《离骚》分析屈原的爱国情怀 第3篇

陆游的诗歌创作是我国古代爱国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爱国主题贯穿了陆游60年的创作历程, 并且融入了他的整个生命。

《关山月》就是一首强烈体现陆游爱国思想和爱国情怀的佳作。

《关山月》陆游

和戎诏下十五年, 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 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 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 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 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 几处今宵垂泪痕。

这首诗写于宋孝宗淳熙三年 (1176) , 陆游以“燕饮颓放”的罪名, 被再次免官, 闲居成都。而当时宋朝大片土地被金人占领却不能收复, 陆游对此感慨不已, 用乐府旧题写下了《关山月》、《出塞曲》、《战城南》三首诗, 自成一组, 表现了诗人谴责朝廷议和、要求恢复中原的爱国精神。

《关山月》本是笛曲, 原来以边塞为题材, 主要抒发从军战士怀人思乡的情感。唐代诗人王昌龄在《从军行》中写到:“更吹羌笛《关山月》, 无那 (奈) 金闺万里愁。”陆游的这首诗却从三个画面展开, 即和戎下诏的统治集团、边塞戍楼的战士和中原忍死的遗民, 使诗的内容和境界更加丰富和拓展, 思想意义也更为深刻。

画面一:高官乐

和戎诏下十五年, 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 厩马肥死弓断弦。

这一画面是从南宋统治集团写起。写降而合议后文恬武嬉, 武备松弛的局面。

和戎诏是指宋朝皇帝向金求降的诏书, 即“隆兴和议”。“隆兴和议”又名《干道和议》, 是南宋与金继“绍兴和议”之后签订的第二个屈辱和约。宋孝宗赵眘继位之后, 立志光复中原, 收复河山, 采用主战派, 积极备战, 可是张浚北伐, 却遭到了符离之败, 这为主和派抓到了把柄, 他们暗示金人出兵两淮。南宋被迫在隆兴二年 (1164年12月) 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该和议与“绍兴和议”相比主要是在以下方面有所变化。

(1) 张浚被杀把原本向金称臣改为叔侄关系, 金为叔, 宋为侄。

(2) 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称「岁币」, 银绢从二十五万两、匹改为二十万两、匹。

应该说, 隆兴和议使宋金之间旧的不平等关系有所改变, 但对南宋仍是一个耻辱的和约。

1164-1176年, 从签订隆兴和议到陆游写这首《关山月》时, 已整整十三年, (在这里说十五年是取其整数) 从那时起, 统帅兵马驻守边境的将军们白白地死守在边境, 无仗可打的他们只有看着大片河山沦陷而不能收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南宋朝廷已经下诏和议了, 这些统治者们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 只为了自己的安乐与享受。关山外是“将军不战空临边”, 关山内的达官贵人们则是“朱门沉沉按歌舞”。“朱门”一句将笔触从边境转到关山内, 这里是后方, “朱门”二字是出自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面对金人入侵, 半壁河山沦陷的惨痛局面, 这些达官贵人们想的不是怎样去收复失地, 而是整天地轻歌漫舞、浅斟低唱, 想着怎样地去享受这种歌舞酒绿的奢靡生活。即使现在不能打仗, 也应该积极备战, 操练军队, 一旦时机到来, 就可以挥戈上阵, 收复河山, 而不是让那些用来抗敌的战马, 杀敌的弓箭, 肥死在马厩里, 朽断在仓库里。“厩马肥死弓断弦”既是对“将军不战空临边”的补充, 也是再一次证明这些都是和戎诏下的结果。可见, 那些文臣武将们根本没有一点忧患意识, 只会苟且偷安, 每天是过着“只把杭州作汴州”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画面二:战士怨

“戍楼刁斗催落月, 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 沙头空照征人骨。”

画面由关山内转到边防战士, 写守边战士报国无门, 老死边疆的悲愤情感。

由于统治集团的投降政策, 北方失地无法收复, 战士们只能长期驻守在戍楼, 既无仗可打, 又不能怀乡会亲, 从青春年少熬到了苍苍白发, 心中是何等的郁闷、凄凉!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凄清苍白的月光下, 听着一声一声的刁斗报时, 寂寞无助地过着毫无意义的日子。“笛里谁知壮士心, 沙头空照征人骨。”他们希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建功立业, 完成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夙愿。可是这种壮志和愿望却难以实现, 他们只能用哀怨和悲凉地笛声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 可是那些达官贵人们, 他们只知道在朱门中载歌载舞、逍遥快活, 怎能够听懂并理解边关战士笛声中的含义呢?望着死去同伴的累累白骨, 活着的战士却壮志难酬, 报国无门, 他们只能日复一日、前途未卜地老死边关, 怎能不悲从心来呢?

画面三:遗民悲

“中原干戈古亦闻, 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 几处今宵垂泪痕。”

画面又从边防战士转到了关山外的遗民, 写他们盼望恢复却连年失望的痛苦。

“中原干戈古亦闻, 岂有逆胡传子孙?”这两句是说, 历史上虽然也曾有少数民族入侵过中原, 但从来没有让他们长期盘踞, 以至于传宗接代的?诗人在这里既表达了敌人总有一天会被赶走的坚定信念, 同时也表达了对妥协政策的谴责。因为, 在南宋统治者和戎投降政策下, 金人四代相传长期盘踞中原, 甚至不断南侵, 威胁南宋, 金海陵王完颜亮更是做着“屯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的美梦。面对这种局面, 宋人却无力恢复失地、统一祖国。诗用反问句式表达作者的满腔愤慨。

“遗民忍死望恢复, 几处今宵垂泪痕。”遗民们饱受外族蹂躏, 生不如死, 可是支持他们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有一天南宋军队能够挥戈北上, 收复失地, 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他们的愿望却始终无法实现, “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年年盼望, 却年年失望, 空望着南方, 他们怎能不伤心落泪呢?怎能不泪痕满面呢?这泪痕是对金人残酷统治和南宋朝廷和戎政策的无声控诉。

这首诗以月夜统摄全篇, 思想深刻, 感情充沛, 表达了对南宋统治集团妥协投降政策的谴责和抗战爱国将士和遗民的同情, 诗风沉郁苍茫、悲凉激越, 有一种摧人泪下的力量。

可以说, 《关山月》集中体现了陆游爱国诗歌的进步内容和精神实质。

在陆游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 爱国激情始终不衰, 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家庭教育分不开的。陆游不到两岁时, 就遇上了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 “靖康之变”又称靖康之难、靖康之耻。北宋靖康元年11月 (1126年) 间, 来自北方的女真族金朝军队攻破宋朝都城东京 (又称汴京) (现开封) 。第二年4月 (1127年) 掳走北宋皇帝宋徽宗、宋钦宗, 以及近乎所有皇族、后宫、官吏, 甚至首都平民超过十万人的重大战争灾难, 北宋由此灭亡, 由于事件发生于宋钦宗靖康年间而得名, 史称“靖康之变”。陆游的父亲陆宰虽然是朝廷高官, 却是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一直教育陆游不要忘记靖康之耻。这些都使陆游从小就树立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杀敌报国的壮志。

为了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理想, 陆游非常注意学剑术学兵书。20岁时, 他就写道, “上马击狂胡, 下马草军书”, 希望自己有一天能驰骋疆场、杀敌报国。“位卑未敢忘忧国, 事定犹须待阖棺”、“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使陆游早年积极支持张浚北伐, 中年则从军南郑, 晚年又支持韩侂胄北伐, 即是赋闲成都, 他也一直没有忘记收复中原, 给我们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关山月》。

“至死不变以身报国”, 陆游的爱国热情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没有停止。“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多么赤诚坚定的爱国之心啊!

陆游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 始终占据他诗歌创作的主要位置。在他那留存的近万首诗歌中, 爱国主题是永远不变的主线, 忧国、爱民、誓死抗战, 更是陆游诗歌中的最大特色并能传诵千古的原因。

朱自清先生在《爱国诗》一文中把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爱国诗分为三类:一是忠于一朝, 也就是忠于一姓;其次是歌咏那勇敢杀敌的将士;再其次是对异族的同仇。并指出第三项以民族为立场, 范围更为广大。他认为陆游“虽做过官, 他的爱国热诚却不仅为了赵家一姓。他曾在西北从军, 加强了他的敌忾。为了民族, 为了社稷, 他永怀着恢复中原的壮志。”因此, 他认为:“过去的诗人里, 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

陆游的诗不仅在当时, 也给后世的诗坛以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先生在《读陆放翁诗》中写道“诗界千年靡靡风, 兵魂销尽国魂空。诗中什九从军乐, 亘古男儿一放翁。”把陆游的诗用来鼓舞民族的斗志。

过去, 今天乃至将来, 陆游的诗以及他至死不变的爱国情怀都是我们及我们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

摘要：陆游的《关山月》是一首体现陆游爱国思想的佳作, 通过对该诗的赏析, 进一步研究分析陆游的“至死不变以身报国”的爱国情怀。

从《离骚》分析屈原的爱国情怀 第4篇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始人和作者之一。他学识渊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为楚怀王左徒，参议国事，主张修明内政，彰明法度，选贤任能，富国强兵。对外联齐抗秦，努力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愿望。但在当时的楚国统治集团中，有一批守旧的贵族，他们贪婪、自私，嫉妒贤良，蒙蔽君主，反对法制，对外投降，以致后来楚国竟败于秦国。危难中屈原曾两度奉命出使齐国，以期挽回楚国日益衰败的命运。可是，楚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并将屈原放逐于汉水之上。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公子子兰为令尹，政治上与秦更加亲近，屈原受到无端的诽谤，再度被流放到江南一带。楚国濒于灭亡，屈原深感政治理想破灭，回楚不能，远游求贤又不成，无可奈何之际，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忠贞爱国之志。每年的农历5月5日，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吃粽子和赛龙舟以纪念屈原的习俗。至今，在汨罗江下游的王笥山上，还筑有“屈子祠”、“骚坛”、“独醒亭”等。汨罗山上有屈原墓，汨罗江两岸还流传着古老的悼歌：

大水茫茫，眼泪汪汪。淹死怀王，莫淹忠良。

屈原忠良，朝拜顶香。怀王饿死，仁义天长。

屈原一生忧国忧民，他用生命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诗篇。代表作有《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其中，突出表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当属《离骚》和《九章》。《离骚》采用浪漫主义手法，通过想象和比喻，在整体上全面阐述了屈原的个人身世，在楚国的不幸命运和其追求理想的经历。对于《九章》，宋代学者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认为，《九章》中的九篇诗歌“非出于一时之言也”。而且它以纪实手法，多方位、多角度，更直接、更明确地表现了诗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境况下对祖国故土的依恋，对君主美政的期待，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和对百姓遭遇不幸的同情。它也是屈原在流放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君王昏聩，奸臣妄为，国家日渐衰落，百姓生灵涂炭，亲身经历了被小人谗言诬陷，被疏远、被流放，理想破灭，反朝不行，远走又不舍，无可奈何，无人理解的内心苦闷而写成的。特别不同于《离骚》的是，在《九章》中，表达了屈原在理想愿望不能实现时，强烈的为国殉难的决心和毅力。

从《九章》各篇的创作时间和内容来看，《橘颂》是早期作品之一，主要表达诗人对美好人格品质的追求。在《橘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追求才学品格完美、热爱祖国、崇尚正义的诗人形象。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了橘树灿烂夺目的外表；用岁寒不凋、“深固难徙”的橘树品质，来展示自己优异的才华，自己的人格个性特点和“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的执著坚守来表现自己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纵横风气日盛，一班谋臣策士为着功名利禄，凭胸中策术，游说各国。他们“楚材晋用”，“朝秦暮楚”，卖身投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屈原对此风气深表不满，因此他以抗傲霜雪、独立不移的橘树作为自己的榜样，以贞洁子守的伯夷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师法”。《抽思》是诗人被疏远后一度到汉水以北漫游时所写，内容与《惜诵》相同，主要表现了诗人见疏于怀王，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悲郁愤懑之情，寄托了能再获怀王重用的希望。《回悲风》作于顷襄王即位初期，诗中表现了诗人要追踪遁迹绵山的子推、采薇首阳的伯夷以至沉江投河的伍子胥、申徒狄的一种消极情绪，但是，最后诗人仍然表示“心情结而不解兮，思蹇产儿不绎”。《思美人》大约作于再次被放逐的初春，表现了诗人因“蹇蹇之烦冤”、“志沈菀而莫达”，在思想感情上所引起的由苦闷而动摇、而终趋坚定的复杂斗争过程，反映了诗人思君而不能自达，但又不愿变心从俗的心情。《哀郢》《涉江》《怀沙》是屈原的晚期作品。《哀郢》为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被秦攻破后所作，它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强烈的诗篇之一。诗人长期被放逐的忧苦、对祖国危亡的悲痛、对受难人民的关怀，在诗中得到了异常深刻的反映。《涉江》是郢都陷落后，诗人从陵阳转往湘西途中的作品。诗中记述了旅途中的困苦劳顿和环境的荒僻凄凉，显示了诗人至老不衰的坚贞不屈的品格。《怀沙》为屈原自沉前不久所作。“沙”一说为怀沙石沉江，又说为纪念长沙。其中着重叙写了诗人正道直行，不随世浮沉的节操以及准备以死来殉理想、殉信仰、殉祖国的决心。《惜往日》也作于诗人自沉前不久，是屈原的最后一首述志诗，也是他的绝命诗。诗人总结了从被疏远到被放逐的经历，概述了一生的政治遭遇，为因谗人破坏和国君昏庸致使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而深感痛惜，同时也更加相信自己的正确与无辜。所以可以说，《九章》是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屈原两次流放过程中的思想历程的反映和总结，它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屈原，了解历史，理解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从《九章》中看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一生追求的美政思想上。而美政的核心不外乎两点：一是明君贤臣的清明政治，二是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为了追求这个理想，他“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离骚》），反复地论证历代的兴亡，旨在说明我国古代历史中，像尧、舜、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这样的圣君，他们明于政治，善于改革，懂得任用贤能，使国家繁荣昌盛的道理；作为臣下，像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胥及楚之子文等都是些坚守正道，勇于进谏，为国为民，值得称道的贤臣。作为一国之君，亲贤臣、远小人，则政治清明，国运昌盛；相反，亲小人、远贤臣，则山河沦丧，民生涂炭。如，桀、纣、羿、寒浞、浇等历史上的昏君，他们听信谗言，迫害忠良，祸国殃民。从这个圣君贤臣的政治理想中我们看到，屈原实际上对君主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耿介”，就是光明正大，正直不阿。所谓“贤臣”就是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为臣的本分就是忠贞、忠诚、忠信。在战国七雄当中，秦楚实力最强，两国都有统一天下的实力，连战国大纵横家苏秦都说：当时的形势“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国要完成统一大业，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楚王却听信靳尚大夫、南后郑袖、公子子兰的谗言，一任一帮小人与秦勾结，残害忠良，颠倒黑白，不分是非，使屈原被疏远，而后遭流放，楚国国势也一再衰落，终而至于无可挽回的地步。面对如此情形，屈原愁肠百结，身心俱焚。无端地蒙受不白之冤，他不可能无怨无恨；身处黑暗现实，眼见小人当道，他不可能不揭露、不抗争；内心矛盾彷徨时，他不可能妥协、屈服，随波逐流。在抗争中，屈原伟大的爱国情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耿直不阿的操守，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正直倔强的性格得以充分展示。而最让他感伤和心痛的还是楚国人民的遭遇。他在《离骚》和《九章》中就反复地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丝》）这实际上就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可以说，美政思想是屈原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努力修养个人品质，竭力表达对祖国的忠诚之心；为了这个目标，他揭露批判现实，与奸佞之徒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为了这个目标，他奔走相告，上天入地，九死而未悔。其气概、其勇力、其执著、其舍身忘我的精神，感动天地，流芳千古。

这里，让我们以《哀郢》为例，来体会屈原的爱国情怀。《哀郢》是诗人晚年流放于楚国江南时所作。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王朝东迁都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屈原由郢都的失陷而追想自己当年离开郢被流放的情形。面对人流、汉水，兼道而涌，涛声哭声，上干云霄，哀鸿遍野，惨不忍睹的景象，诗人仰天而问“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走出郢都城门，诗人心如刀绞，“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之焉极”。上船之后仍不忍离去，举起了船桨任船飘荡着：“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他多么想再看一眼故国郢都！想到再没有机会见到国君，想到郢都这个楚人生活了几百年的都城将毁于一旦，他忍不住老泪横流。“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难怪唐代诗人李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忍不住地感慨到：“焉洋洋而为客，一语倍觉黯然！”思君、爱国、忧民的哀痛使它比一般的“断肠人在天涯”更多一层悲戚与伤感！可是，当时的诗人被排挤、被流放，多次的竭力挽救已挡不住楚国衰败的大势，“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障之。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诗人愤然而揭示出造成国家危难之根源——朝廷那些奸佞之徒，他们无德无能，善于逢迎奉承，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为了一己之利益诬陷正直之士。特别是作为一国之君的楚王，曲直不辨，好坏不分，弃治国安民的根本于不顾，“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慨”，便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评价。可见，在《哀郢》中，他已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深刻程度，这种忘我的勇气是别的篇目中少见的。诗的最后，我们看到，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只能痛苦和悲伤。“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语重意深，感人之极。对楚国的热爱，对楚国人民遭遇不幸命运的无限关怀和对楚国腐朽统治集团的尖锐揭露，使整个辞作以深沉的抒情意味表现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从《离骚》分析屈原的爱国情怀 第5篇

关键词：《夜读兵书》,感悟,诗,爱国情怀

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今浙江绍兴人,是一位生活在八百年前的伟大爱国诗人。陆游诞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宋朝腐败不堪、屡遭金国进犯的时候,民族危机极为严重。可以说陆游自幼就经受了祖国被侵略、民族遭受欺凌的巨大痛苦。他少年之时,目睹长辈“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他们个个希望能匡扶王室,哪怕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一洋溢着忠义之气的家庭氛围感染影响着陆游,使他受到最生动最直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熏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深深植根在陆游的心灵深处,日后他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雄心壮志。

他的一腔爱国之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上迸发出更大的热情。这首五言古体诗《夜读兵书》大约创作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秋天,此时的陆游参加礼部考试,因其抗金主张与当朝左相秦桧黜免,只得返回家乡山阴,寓居云门山草堂。当时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被金人侵占,大好河山沦陷于敌手。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置失地于不顾,退让苟安,不图恢复。诗人自幼喜读兵书,练武习剑,有匡济天下之志,有恢复失地为国牺牲之愿。但他的仕途进取之心受到无情摧折,目睹时艰,心情激愤难平写下这首诗。

“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一个孤灯照耀的秋夜里,诗人独自在人烟稀少的深山里阅读研习兵书。诗开篇就点出夜读兵书的孤寂清冷的环境。茫茫夜色,漫天冷霜,而这其中有一盏明灯在照亮周遭的一切;深山之中难见人迹,却有一颗心在激荡澎湃,报国之志没有丝毫消歇。“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诗人一生都抱有立功于千里万里之外的雄心壮志。他期待手执锋利的兵器,为君王冲锋陷阵,这是何等的威猛雄壮。“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战死沙场是有志之士应有之义,是每一个将士都可能遇到而且无法回避的事情。如果只想着守在妻子儿女身边,尽享天伦之乐,而忘掉报国之志,失去誓死杀敌的气概,这在诗人看来是万分可耻的。“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疏。”品读这两句,可以体会出作品的格调由前面几句的高昂转为了低沉。在诗人看来,所谓的建功立来原本是偶然所得,如果一定要在这样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上去预料将来会如何,是一件不切现实的事情。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为诗人勇往直前报效国家,早已把自己的成败得失置之度外,显示出诗人所具备的高贵思想品质。“陂泽号饥鸿,岁月欺贫儒。”那些生活在金人铁蹄之下的平民百姓,就像哀号着的一群鸿雁,饥困流离,他们每一声的涕泣都牵动着诗人的心弦。诗人分明感到时间在无情的流淌,自己的理想虽然不能实现,但他看到天下苍生处在这么一个境地时,怎能不哀伤心痛?一个“欺”字,突出传达了诗人的愤懑之情。“叹息镜中面,安得长肤腴。”诗人在痛惜之余,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容颜,为之深深感叹:怎样才能保持肌肤丰润呢?显然诗人不是在为自己的面容沧桑、衰老而叹息,他是希望自己永不衰颓,渴望在此后的岁月里能够为国家尽忠尽责的抱负。

这首《夜读兵书》,自述研读兵书的心情和情怀,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爱国志士的真实写照。全诗蕴含了诗人炽热的爱国情怀,同时把一已之情和广大苍生的悲惨境况联系在一起,使这首诗有着相当的思想深度。诗的开篇描绘读兵书的时间和环境,烘托出一种孤寂的氛围,接下来发表感想。首先自述立志报效祖国,其次感叹百性的悲惨境遇和自己的壮志未酬,最后感叹岁月蹉跎,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实现精忠报国的理想。

从《离骚》看屈原政治人格的不朽 第6篇

摘 要:屈原是具有高尚人格的政治家。其代表作《离骚》表现出的政治道德、政治理想和政治行为,谱写了一曲人类美好政治品质的赞歌,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历史证明了屈原的不朽。

关键词:屈原 《离骚》 政治人格

几千年来,屈原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专家学者以及好事之人对他的研究也从未停歇。屈原侍奉君王,没有二心,却一次又一次的遭受迫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选择用长流的江水来证明自己的忠贞和清高。江水吞噬了屈原的躯体,但却成就了他崇高的灵魂!政治人格的魅力使屈原虽败犹荣,其精神影响和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本文以融入了屈原理想信念的代表作《离骚》为例,来分析探讨这位伟大爱国者政治人格的具体内涵。

一、民生为本、社稷至上的政治道德

春秋战国时期,道德衰微,尚权谋弃仁义。这一时代的学者,为了实现个人价值,便是大贤如孔、墨,也不死守父母之邦。就楚而言,春秋屈巫去吴,战国屈榖去宋、屈景归燕,这些远走他邦的楚人都因获得发展机会而事业有成。屈原时期,秦一统天下的趋势基本明朗,楚朝廷腐败,君臣离心,覆灭之日为期不远。面对一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一个奸臣贼党泛滥、君王醉生梦死的王朝,屈原完全可以远走他邦,找到用武之地。屈原博闻强志,才能卓异,他明白楚国面临的危险,更清楚留在楚国处境的艰难。然而,与生倶来的血缘宗族情感,使他不忍心看到千年祖宗基业毁于一旦,不忍心看到淳朴善良的黎民遭受涂炭,他说:“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作为以“道”自重自任的政治家,屈原“民生为本、社稷至上”的政治道德,与楚同姓的身份、认同的宗法制和血缘宗法观念及直接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所培植出的对家国民族的深固依恋感和责任感,使他自觉把自己的命运同楚王、楚国、楚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透过《离骚》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屈原心中无小我,他始终以楚国的兴衰存亡为念,“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始终在以百姓的苦乐悲喜为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即使君王疏远他,即使百姓不理解他,即使国家抛弃他,他仍“九死未悔”地承担着自己的道德责任。即使在放逐途中,他仍对因“皇天不纯命”而引起的“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方仲春而东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无限的忧虑。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敢于同腐朽的贵族利益集团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始终高举着道德的旗帜,明知无力回天,却坚持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法,“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残酷的政治斗争铸就了屈原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尚的道德情操又促使他同邪恶势力的斗争永远不止不息。

二、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理想政治就是所谓“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它导源于其民生为本,社稷至上的政治道德,具体包含修明法度和举贤授能两方面内容。屈原认为,国家治理是否到位,关键看国力是否强大,百姓是否安居乐业,而君主和众臣的责任就在于让国力不断增强、百姓安居乐业的状况得到保持。因此,他特别崇拜唐尧虞舜的光明政治,他说:“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受能兮,循墨绳而不颇”。他认为富国强兵的主要途径在于严明法纪,并对楚国变法图强的先君庄王、康王、悼王和尧、舜等古代圣君表达出了由衷的敬意:“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他把政治英明看成是古代圣王成就不世伟业的主要原因:“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为了使楚王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他不畏辛劳,前后奔走照料,“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他甚至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在《离骚》中,他还用对比的方法指明了如桀、纣、羿、寒浞、浇这些残暴执政者的悲惨下场:“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他以总结出的历史教训来警告当政者:“固乱流其鲜终兮”。可以说,《离骚》陈述的是历史,鞭策的则是现实。此外,屈原还在《离骚》中颂扬了古代贤臣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国神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人的历史功绩,他说:“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屈原所讴歌的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在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陈述,但《离骚》却着重强调了这些贤能的出生卑微:傅说“筑于傅岩”,吕望“屠于朝歌”,宁戚“歌而饭牛”,这就突出说明屈原主张的“举贤授能”是不羞于卑贱的,是突破了阶级局限的真正的为贤是用。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屈原渴望自己的国君摒弃陋习,珍惜时光,乘着年壮,对法令和政策做一些明智的修改,以实现由楚来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目标。初登仕途时,屈原曾受楚王赏识,甚至被委以起草国家法令的重任。后来,由于小人作祟,“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加之昏聩的君王不辨忠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他被降为三闾大夫。但是屈原并没有气馁,而是将满腔心血和全部精力投入到“举贤任能”中。他滋兰树蕙,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努力培养振兴楚国的人才,可惜的是,他精心培养的人才最后都弃他而去。屈原的政治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却是与时代潮流相一致的。悼王因修明法度使楚兴国,怀王、顷襄王因忽略民本使楚衰亡,历史证明屈子政治理想在当时的正确性。

三、不断修能、坚持内美的政治行为

屈原有着崇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内美”与“修能”的统一。内美指的是内在美德,修能指的是突出才干。促使屈原内外兼修的动力,便是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圣君贤相的政治理想。

《离骚》开篇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与楚同姓的世系美,体现的是其优秀品质的渊源深远,是他忠君爱国的根源所在;寅年寅月寅日降生的生辰美,表现的是巫楚文化的内化,是他对祖国不离不弃的根由所在;非同凡响的命名美,体现在名字中含有的正义之气、智慧之采,是他坚持一身正气、抗争不懈之根本。

在时风日下、奸佞当道的环境下承担救世重任,仅有先天之“内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然借助后天的勤奋“修能”。唯有不断“修能”,才能“志洁行廉”、“皭然不滓”。因此,无论是顺是逆,屈原都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不畏群小谗言,不惧党人诋毁。他说:“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耿介刚正、嫉恶如仇,终日与香草为伍,坚持追求至善至美的生活:“朝饮木兰之坠露兮,餐秋菊之落英”、“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揽木根以结芷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如果说在顺境中“修能”是为了行政能力的增强,那么,在逆境中坚持“修能”,就不能不说是屈原高尚人格的驱动。女媭曾质问逆境中修身的屈原:“鮌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屈原的回答干脆而坚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知道自己的人生追求与众不同,既难见容于朝廷,也难得到百姓理解,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的打算。他说:“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他要以前贤为榜样,为国家、君王、百姓奉献出自己的全部乃至生命。屈原高洁的气质和杰出的风貌,宛如一朵圣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又好像一棵挺拔刚劲的松柏,遭风雨而不挠。屈原就是美的化身,就是人类最完美的心灵与外在美的统一体。

《离骚》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千载之下,读来仍能叫人怦然心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凸现出了诗人高尚的政治人格。屈原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屈原“民生为本、社稷至上”的政治道德,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政治理想,不断修能、坚持内美的政治行为,谱写了一曲人类美好政治品质的赞歌,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历史证明了屈原的不朽。

(本文为湖南理工学院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立项课题,项目编号:2009071,指导教师:胡敬君教授。)

从《离骚》分析屈原的爱国情怀 第7篇

一、与女媭、重华的两次对话

“女媭”是屈原虚化出来的,和屈原对话的另一方,即屈原思想的对立面之一。诗人正是借“女媭”之口,劝试自己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当爱护自己的人“女媭”都不能理解自己的坚持和操守,这无疑更加增添了屈原的痛苦,他只有将自己满腔冤愤向古帝“舜”倾诉:“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意为言己所言皆依前代圣王之法,节其中和,喟然抒愤懑之心,历数前代成败之道,而作此词,屈原希望自己的信念再次得到肯定。

“女媭”责备的是屈原刚正不阿的秉性,而屈原向“舜”陈述的是对国家政治兴亡的深刻思考,这也是屈骚精神的伟大、崇高之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完全将自我融入到了对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坚持之中。再一次对历史进行陈述,运用正反对比,反面如“启、羿、浞、浇、桀、纣”,正面如“禹、汤、周文王”;结论是一个非常基本而又容易被忽视的真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二、上求天帝,下求佚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寻找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的途径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虯以乘鷖兮。磕埃风馀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馀至乎县圃”表现了屈原求索的急切心情和满怀期望(重返政坛)。“天帝”与君王的重合:屈原上求天帝,也就是上达君王,然而“帝阍”的阻挠,宣告了诗人上求天帝的失败。屈原非常痛苦而感慨“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屈原三次“求女”,辛苦而执着。“求女”喻求与己志同道合的知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求女”曲折地反映了屈原自我坚持的决心,让人钦佩。然而三次“求女”的失败,是屈原理想与现实冲突后的结果,展现了屈原本身的自我坚持与社会现实的不允许之间的强烈矛盾,屈原追求得万分辛苦、极其艰难。同时,也再次抨击了黑暗的现实,委婉、隐讳地讽谏楚怀王应该“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屈原的人生理想和美政理想无法实现、壮志难酬,无法忍受社会现实与自我期许的矛盾和煎熬,即“怀朕情而不发兮,馀焉能忍与此终古”。

三、灵氛占卜和巫咸下降(二次思想斗争)

屈原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一条出路呢?在思考这一过程中,屈原又将经历一场思想斗争和精神辩难。

“灵氛”劝屈原离开黑暗的楚国,“思九洲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而另寻明君;屈原借“灵氛”之口,再次抨击和揭露了楚国的黑暗政治、社会现实,“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要让屈原“远逝以自疏”,离开楚国、离开自己的民族、离开自己的宗族,那是极其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内美”与“脩能”同时打造了屈原对楚国、楚民族和自己宗族、血缘的坚持,这是屈骚精神最本质的基点。要使屈原去国求合,相当于从新改造屈原,这是比让屈原去死还痛苦的一件事,所以,才会有巫咸降神以劝谏屈原去国求合。

“巫咸”又是一个“吉占”,其所列举的都是历史上的君臣遇合,说明去国求明君是有可能的,“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再次肯定了去国求合这种愿望的可行性,并劝谏屈原“及年岁之未宴兮,时亦犹其未央。”屈原听了“巫咸”的劝谏,悲愤交加,再次批判了迫使他离开楚国的黑暗社会、政治现实:对自我理想、价值的固持,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执着,期望社会与自我的契合。

四、最后的抉择

诗人不仅有对楚国之忠与民族之情,而且在对楚国的一片深情之中包含着对其自身价值的确证。当楚君的荒唐与现实的黑暗不能承载诗人所投注的一片深情时,诗人转而“往观四荒”“以求贤君”则是极自然之思;而当诗人直播的如长诗的最后“远逝以自疏”去国求合之时,屈骚精神的另一面,即对社会的固持,具体地说对楚国的深深眷念,又势必使用权诗人举步维艰。

屈原与“灵氛”“巫咸”的两次对话,是他于现实追求的多次失败之后,欲以“远逝以自疏”前与希望得到肯定对自我坚持之间的思想诘难和斗争。经此一驳难,去国求合不仅成为屈原精神上的出路,而且也成为屈原必须采取的行动,“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屈原开始了他的“远逝”“自疏”。“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僕夫悲馀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屈原去国求合的“远逝”是违背自己精神意志的,是痛苦的。正是因为屈骚精神本质决定了屈原无法改变他早已形成对自身的期许和肯定,他才会痛苦不堪,才会需要与“女媭”“重华”、与“灵氛”“巫咸”的反复对话、反复加以论证“变心从俗”或去国求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综上,屈原一方面遭受了奸佞谗言、君王疏远、世无知己的忧愤,另一方面却又无法解除这一忧烦。他时刻都被强烈的乡国之思、民族自豪感、自我肯定和期许所萦绕,他解不开这些心结,痛苦而绝望的,最终只能选择死亡来坚持这一切、来结束这一切,“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骚精神本质得到了最大的、淋漓尽致的展现。

摘要：由于“对社会政治和人生理想的双重固持”,屈原才会有复杂的思想矛盾和驳难。笔者从《离骚》文本研读出发,来解读屈原内心艰辛的思想斗争和心路历程。

关键词：屈原,《离骚》,思想斗争,心路历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