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精神”的现代意义与传承（精选5篇）
“黄埔精神”的现代意义与传承 第1篇
“黄埔精神”的现代意义与传承
80多年前，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一经建立，就成为当时的革命摇篮。黄埔校友们英勇奋战、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不怕牺牲”的“黄埔精神”。
历史上黄埔军校是培养军事将领的摇篮，它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军事领导人。而如今的黄埔军校虽已不再是军事学堂，但其“黄埔精神”却依然在传承接力，“自尊自俭、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同甘共苦、团结互助、严于律己、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伦理规范”，“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勤苦耐劳的律己意识”，无一不是现代企业的立业之魂，“黄埔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被赋了新的含义，诸如中国电信、中国人寿、华为、美的、同益空气能等企业纷纷与校方合作在此建立长期的培训机制，将黄埔军校作为公司的人才培训基地和员工拓展训练平台，让员工在拓展培训中融入军队生活，再现黄埔军风采，从而传承黄埔精神，延续黄埔光辉，熔炼精英团队，将“黄埔精神”的精髓融入企业大家庭，丰富企业文化内涵。
而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空气能热水器黄埔军校培训班”，它的创办源于公益化，旨在向全国有志于空气能热水器技术和维修人员提供全免费的学习机会，以黄埔军校亲爱精诚、敢于拼搏的精神，创造一个高水平的空气能热水器技术培训平台，培育一批空气能热水器方面的技术服务人才以服务空气能行业的推广建设，为我国的节能环保事业做出贡献，“空气能黄埔军校”的创办不但推动了整个空气能行业的发展，也成就了同益空气能品牌，使得“同益空气能”成为了整个空气能行业的标杆。
据创办“空气能黄埔军校培训班”的广东同益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壁奎介绍“之所以举办黄埔军校培训班，一方面是希望给行业造就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黄埔军校精诚合作、勇敢拼搏的精神，来推动空气能热泵这个行业的发展。”如今，同益提供的这一学习机会，在推动空气能行业发展，更好的为我国节能事业做出努力的同时，也无形中不断地在提升同益空气能的行业地位和市场亲和力，可谓是一举两得，正印证了同益人“同心同德创伟业，益人益己传千秋”的创业精神。
“黄埔精神”的现代意义与传承 第2篇
李延保
我国现代意义大学发展较晚，但也走过了百年历史，而且一直在向世界先进教育学习，已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尽管各国大学的教育管理模式并不相同，不存在“国际接轨”问题。但是，世界上并不排除对不同国家先进教育的认同。美国、英国、欧洲大陆及日本、俄国等都有一批世界公认的著名大学。他们管理模式不尽相同，并具备各自国家传统文化的特征，但是大学的本质是相通的。中国在21世纪终究要从高等教育的大国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强国。届时，其标志不仅仅是拥有一批排名前列的世界一流大学及高水平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应当成为世界先进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组织、大学的管理、大学的制度、大学的文化等都应有丰富的内涵而且具有可以与世界同类名校对话和互相借鉴、沟通的平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
一、大学的理念
（一）大学、现代大学、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1.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西方的古希腊与古罗马，但现代大学其直接源头则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其中，意大利波洛尼亚（Bologna）大学始建于1088年，有“欧洲大学之母”称，巴黎大学建于1100年，其他如牛津、剑桥大学均有800年左右的历史。在欧洲大学早期发展的历程中逐步形成一套教学体系，比较多地讲授数学、天文学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重视逻辑推理的科学思维训练，并逐步使科学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在中国历史上，大学教育从孔子讲学算起也有2500多年，主要讲授人生哲理、修身养性，培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培养的大多是文人墨客和官吏。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才逐渐出现的，官方认定的第一所现代意义大学是1895年建立的“北洋公学”（天津大学前身），1896年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和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珆琦在《大学一解》书中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渊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蔡元培先生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中指出：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 1
青年也。
2.西方大学经历近千年历史，发展成现代大学。其中，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纽曼），大学要实行“自由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洪堡）及“大学教育直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威斯康辛），直至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着眼未来，引领社会”建立“前瞻性大学”新理念，使大学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学术的责任、服务社会与引领社会前进的责任”，体现了大学“崇尚学术和适应社会’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双重哲学基础。
这些基本观点已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共识，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成为现代大学基本的办学理念。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百年校庆大会上提出：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作为中国大学的四项任务。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代中国大学和国外大学的理念并无本质区别。
（二）中国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
1.中国现代意义大学起步晚，先天发育不足，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重视吸纳各国教育经验，使得中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成为混合型的，未能形成稳定的现代大学教育传统，中国大学发展还缺乏自信和成熟度。
2.中国现代意义大学是植根在中国文化这块土壤和中国社会环境之中，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大学的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通过大学的制度和大学管理者的文化理念，师生的文化素养始终深刻地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因此，从文化视角来看，中国现代大学仍可看成中国传统教育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所谓“中国特色”，是指适合现阶段国情，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现实社会特点。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自古以来就有明确的教育思想、治学理念，如先秦时期《大学》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成为道德完善的人并推已及人，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境界。又如，体现东方文化特色的教学传统中包含注重基础，注重课堂教学、注重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注重对全体学生的教育等。同时，师道尊严，忽视学生个性发展；轻视实践，忽视实证调查分析等，又是中国教育传统中难以克服的痼疾。以至于中国大学教育的软肋仍然是学生创新意识不强、创造力潜质培养不够，还没有形成创新型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
3.中国现代大学组织结构大多是“学校加社区”，具有办学机构和社区管理双重属性，这也是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所不具备的基本特征。
学校和社区是两个不同概念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学校”要以学术水平发展为导 2
向，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就必须以“择优”为主，实行“精英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社区”是稳定要求压倒一切，以构建和谐社区为目标，就必须关注“弱势”群体，坚持公平、公正、公道，要兼顾到各个群体的切身利益。
从办现代大学来讲，学校发展以“择优”为基本特征，但要建立和谐社区，“扶弱”往往已成为工作的重心。“办人民满意的大学”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大学领导的双重责任，这也是中国大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特征。
总之，中国的现代大学是年轻的、开放的，本身就是教育国际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具备中国独特文化背景和教育模式的办学机构和国家（事业）机构。她有着办学机构的一切需求，也存在着国家机构的许多弊病。这是中国大学的现实，也是所有大学的领导和管理者不能忽视的工作背景和基础。
（三）如何评价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世纪之交，中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成就，也存在不少社会舆论关注的问题，其中包括：
1.中国的大学还没有真正走进社会中心，起到引领经济社会和科技进步的先导作用。特别是在以自主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能力为标志的国家科技竞争力上，大学能提供的支持与服务和社会对大学的期望相距甚远。
2.中国的大学还没有构建成创新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从整体上看，中国大学教育的软肋仍然是学生创新意识不强，创造力潜质培养不够。
3.中国大学作为“学术圣殿”、“文明窗口”的公信力受到影响。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现象已经渗透到大学内部各种政策、制度和管理的文化理念之中，损害了大学的学风和社会的声誉，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并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因此，明晰大学的办学理念，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公办高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经，加强章程建设，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等等。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和让中国的大学成为世界先进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这几代大学领导和管理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二、大学精神的现代解读
（一）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
大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培育了大学的文化传统和传递其中孕育的文化精神，营造了每所大学特有的人文环境。
* 建设一所大学有诸多的因素，能否拥有一批优秀的学者、教授和拥有良好的学校人文环境应该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
1.所谓的“大学文化”主要涵盖以下三点：
（1）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2）由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等构成的制度文化；（3）由大学的物理空间、设施等构成的环境文化。因此，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包括： 大学精神、人文环境、管理制度。评价大学文化建设的标准主要有：
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的制度规范、鲜明的传统特色
2.所谓“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办学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办学理念和大学人的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大学文化的精髓、核心，是大学之魂。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
“教育理念”是建立在对教育规律和时代特征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理想模式，教育理念不等于教育的现实，实现教育理念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办学理念反映了学校领导的教育思想、办学思路，是对理想中的“教育理念”的实践和追求。
大学领导者、管理者的基本素质是既要有明确的教育思想、办学思路，又要有科学的教育理念，高瞻远瞩，把握教育的发展方向，并力求两者之间的协调和统一。
欧洲大学最根本的价值观是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人们常把“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教授治校”看成现代大学普适之精神。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从事研究工作最有效的环境，也是学者从事探索和传授其所认识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需的。大学在本质上也希望减少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影响，给教授的学术研究、教学工作以更多更大的自由空间。“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明确提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21世纪大学发展的永恒原则。
但是，大学和社会是互动的，大学需要社会的支持，培养的人才又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因此，任何时候大学都会受到政治、文化、经济乃至宗教等各方面的影 4
响，现实生活只存在着有条件、有约束的自由和自治。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克拉克.克尔所说，大学处在一个神秘的学术天堂和一个相对现实的人间地狱之间，早期世界主义大学在地球上已消失了近500年，如今，“大学不仅要为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的利益服务，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人民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还指出：“500年前，大学的学者，首先是一个学者，然而现在越来越成为首先是一个公民，铁的事实是，大学首先是国家的机构。”
现代大学精神中理想的价值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找到新的平衡点。客观的现实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讲政治的，都会以社会的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指导和影响大学的发展。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涉及的敏感问题有所不同，干预的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正如T.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事务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可）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
3.我们提倡的“现代大学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在国际交往中及办学实践中吸纳国外大学精神之精髓，结合国情、校情逐步形成具有学校个性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
其中包括：
（1）鼓励学术创新，维护学术尊严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同时讲求学术的规范、学术责任和科学道德；
（2）依照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社会责任，独立自主办学；（3）坚持学术主导、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
大学精神反映了学校特有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和文化传统，呈现了大学的品格，也是影响和指导大学人的基本信念、基本准则，是学校最本质的特征。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总结凝练了“清华精神”，包含：“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以及由校歌、校徽、校花、校色中体现的精神内涵：“明耻图强”的爱国奉献精神；“严谨务实”的科学求真精神；“人文日新”的进取求新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汇通精神等。
中山大学其诞生背景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由孙中山组建黄埔军校、广东大学（中大前身），要用革命的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培养“武学生、文学生”，他强调，世界进化，随学问而转移，革命需要学问，建设更需要学问，中华民族“振兴之基 5
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二是，“五四”运动之后，有大批早年留学国外的学者应聘到校任教，带来了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三是，学校地处广州，深受岭南“开放、包容和务实”的地域文化影响。
因此，中山大学具有“革命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的办学传统，有体现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精神的教学传统，以及长期积淀形成的“开放、包容、务实、民主和求新”的文化精神，特别是不为世俗所干扰，淡泊名利的务实作风，是岭南文化和中大传统文化的结晶，表现尤为突出。但也有缺乏竞争意识之不足。
（二）不断充实和发展的“现代大学精神”
在现当代，网络技术和信息化的发展。使得各国大学之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文化沟通在时、空上几乎可以实现“瞬时对接”，大学共享人类现代科技文明的程度极大地提高，传统“学术自由”的内涵也增添了国际间更加开放、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成分；经济全球化催生了“地球村”的概念，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气象、环境、能源及宗教、民族等问题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大学学者和研究工作的共同探讨的命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使大学的使命不仅仅是培养社会的精英，更大程度上是满足社会终身教育的需求，实现人们在受教育层次上更高的追求。如此等等，时代的巨变，给现代大学提出了许多新的使命，也给现代大学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新的活力，形成了大学精神新的时代特征，例如：
（1）培养世界公民，共享人类科技文明的国际化品质。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校长休·布兰迪讲：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从毕业那天开始，就可以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国家中顺利地开展工作。我们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民。
（2）融合科技、人文，关注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谐的学术追求。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在深圳“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讲到：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级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个体系要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真正帮助人类解决现在以及未来的难题。
（3）尊重人的价值，满足终身教育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品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将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模式、多类型、多选择，以及分类指导原则等，传统教育的理念和管理模式必然会改变，而且会深刻地影响社会文化的观念。
诸如此类特征是当代各国大学共同追求的品质，也是大学教师、学者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是传统、经典大学精神在当代的发展。对此，我们能否赋予“后现代大学精神”之名，以示和传统大学精神之区别。
前不久，哈佛大学提出改革的四大目标：培养全球性的公民；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取向；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物，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传统与变迁；道德生活；美国；世界上各种社会；理性与信仰；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写作与外语。这也体现了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与时俱进和发展。
三、努力做一名有文化自觉的管理者
做大学的领导者、管理者关键是要善于与人沟通，通过思想沟通达到心灵的沟通，形成共识与和谐。关键是如何搭建彼此心灵沟通的“思想交流平台”，其实质就是要搭建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及对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等构建起来的“文化交流平台”。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讲，人的智慧、对自己的理解及认识人和做事的能力是人的一种“文化能力”。大学是学者、智者、能者集聚的地方，从周围的领导、教授、学者乃至普通教工和同学的身上都能发现许多思想的火花、文化的元素，学校的文化传统也会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在大学里，担任学校领导、管理职务，也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文化能力的机会。尤其是担任大学党委书记后，更多地是和“人”打交道，做“人”的工作，要构筑与各种人交流的“文化平台”，更感到文化自觉的重要，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特征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如：我选择：
*“不说假话，不搞形式主义，决不整人”三条做人的原则 和
*“对人的尊重、对学术的敬畏、对遵守规则的自觉”三条做事的原则，并一以贯之，身体力行。
坚守大学是学术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大学应当成为社会文明的窗口，是先进文化、文明的发源地；大学应当成为法制化、现代化的先行区。
大学管理要坚持：
学术主导、科学决策、民主管理、依法治校
在当前大学管理体制下要努力完善：党委领导、校长主政、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
其中，党委领导是强调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下的分工负责的合作机制； 校长主政是充分尊重校长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依法行使学校行政领导职权，保障学校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章制度积极顺畅地开展工作；
教授治学是充分尊重教师在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学校管理中的专家主导作用，吸引更多教师关心学校事业的发展；
民主管理是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校务公开、群众参与和群众监督，特别是对各级主要领导和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约束。要逐步完善：
权力的规范、法律的制约、理性的自律、责任的追究。
使每位领导和管理者珍惜手中的权力，为群众做更多有益的工作。
大学管理要提倡人文管理，要把“尊重教师、善待学生、关心教工、直面问题、排忧解难”作为管理工作的文化理念，渗透到学校每一位管理工作者的头脑之中，并作为工作考核的基本要求。
要以“是否有利于教师和同学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教学、科研和学科发展；是否有利于学校事业的长远发展”作为大学管理工作的价值取向。
对学校管理服务的评价标准是： 服务态度，以效率为准，要能办成事； 服务质量，以师生满意为准，要能办好事；
服务水平，以社会同行认定为准，要能出经验、出成果。
当然，首先还是从服务意识上着手，从“你要干什么？”到“你好！我能为你做什么？”这种语言上的文明也反映管理人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学校提供“一站式服务”及利用学校网络信息系统，提供数字化校园服务减少教师“办事难、报销难、填表多”也深受教师欢迎。
大学的制度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角度上讲，建立制度、规则的目的是：
保护学校、教工和学生的三方利益，明晰各自的责任； 服从学校价值导向，建立完善的校园文化环境； 建立工作秩序、“游戏规则”，提高办事效率； 确保公平、公正规则，树立良好风尚。
制度建设既要符合依法治校的目的，又要体现人文管理的精神；制度建设的水平也能看出学校的品味和价值取向。
当前，社会上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成风，大学也早已不是“世外桃园”。社会问题要相信社会发展会产生净化的力量，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学校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我们要认真审视学校有关制度中体现的价值取向，如各种评价制度，人事和分配制度，各种奖励政策及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等。通过制度的创新，让教师适时地脱离名利场，让校内少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少一些浮躁的风气，更不能容忍学术上作假和投机取巧，让大学回归到它应有的矜持和品味上。
总之，大学的管理者要重视人文管理的内涵，大学管理的创新要基于大学理念的更新和价值追求，大学的领导和管理者要注重提升自己的文化理性和文化自觉。
四、相关的几个热点问题
（一）“大学理念”的正本清源
在19世纪以前，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传授既有的知识。19世纪中叶，纽曼主教在《大学的理念》中仍然强调大学的首要任务还是在于教育。但是，同一时期，由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提出了大学应当从事学术研究，大学不应当仅仅传授已经成为定论的旧知识，学生应当参与知识的研究，从参与创新之中得到学习；在大学里，研究，传授和学习是三位一体的。洪堡的大学理念推动了大学功能的转型，他也被尊为现代大学之父。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重视科学研究已成为定论。
中国旧式教育讲求修身养性，学习的主要是人文知识，培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重文轻理，忽视科学教育，更谈不上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创新。直到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后，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必择其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之目的”。
不仅如此，蔡先生在就任民国教育总长期间，把‘通儒院’改名‘大学院’，在大学中分设各科研究所，并仿德国大学之精神，规定大学高年级必须入所研究，等研究问题解决后，才许毕业。这都是推展‘研究’的举动，可惜这个理想并未实现。[1]
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比较晚，又长期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大学科研基础比较薄弱，成规模的研究生教育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很长时期，大学教师主要由国内高校本科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科研能力普遍较弱。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提法还是在制定“211工程”规划后才提出来的，开始还引起了教育界内外的很大争 9
议。如何摆正大学教学和科研关系是当时大学领导和教师关注的问题。在大学里教学和科研是否是“两张皮”？“教学和科研两中心”、“教学和科研并重”等提法也是各有各的解释，甚至当涉及到大学内部教师定编及奖励制度时，究竟是教学“养”科研，还是科研“养”教学都在不停地争论。反映了当时教师队伍个人素质上教学和科研能力的脱离，导致不少教学线上的老师缺乏科研能力，而具有较高科研能力的教师又逐步脱离本科教学。
时任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提出“大学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带动教学和科研同时发展”，并要求博士生必须完成两篇SCI文章才能拿到学位，调动了南京大学学术研究风气，南大连续七年SCI文章名列国内高校第一。东南大学校长韦钰，提出大学必须实现“教学科研并重”，并在校内组建多学科参与的十大科研基地，推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上、中、下游一体化”，对提升东南大学整体科研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以研究生教育为抓手，大力发展博士生教育。他认为：有了博士生就有了课题，有了经费，有了文章，就会有学术成果和优秀的师资来源。浙大的基础研究、理科建设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重视教师科研，重视研究生教育成了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重点学科的建设，大学排名榜和各种“升等”、“升级”及“985工程”创新基地、创新平台的建设；国家又设立“杰青”、“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推进“千人计划”和以国家三大奖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科技奖励；加之重点扶持的“项目”、“工程”、“中心”使得大学科学研究成为主业，学术水平成为评价教师的主要标准。在建设“研究型大学”进程中，教学与研究似乎相距越来越远。科研能力强，学术水平高的教师也越来越远离本科生的讲台，以至于教育部明令规定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项规定的落实也掺进去不少水分。
其实，国外大学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经历过这样“研究与教学”相冲突的时期。如何妥善处理教师潜心研究和认真从教也一度成为国外研究型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哈佛大学老校长博克在《美国大学教育》书中说道，学者们一般认为研究比教学更有价值。教学与研究相比仅仅是重复已知的事实或重复别人的工作。教学即使有所创新，由于这些创新还没有以不可改变的形式固定下来，因而本质上通常是尝试性、探索性的。更重要的，教学不能马上在本校得到同行的评价，更得不到外校同行的评价。而研究不同，成果一经发表，学术成就就像硬通货一样，能够被校际或国际同行们衡量与评价。因此，研究工作是教育行业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他还说，高等教育的 改革不可能从教授自发努力中产生，学校领导比普通教师对促进 10
教育改革有更大的动机。必须采取主动，明确宣布教育目标，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必要的教学改革。
因此，国内外大学从以教学、传授普遍知识到教学和研究并重，首先经历的是大学教师自身素质发生变化的过程。大学要由具备科研能力、学术素养和承担教学工作的人来构成教师的队伍。
但是，洪堡的理念是“自由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由科学而达至修养”。其中，包含的“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发展为所谓高等教育三大自由。即，教学和科研的自由，自愿参与研究和教学的自由，为学习目的迁移的自由。[2] 而大学的活动是从事科学，其根本目标则在于促进学生乃至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修养。在洪堡看来，大学生已在进行研究，教师不过是引导、帮助学生进行研究。这就是所谓“研究与教学统一”原则的基本思想，其重心显然落在研究上，重视研究正是后来德国大学的首要标志。
在历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国外著名大学校长们阐述了相关概念的现代理念。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认为，如果创新能带来未来发展的繁荣与稳定，我们必须承认创新活动只能源于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人。因此，大学应当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清晰的头脑、想象力等个人成功所必备的品质，而具有这类品质的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
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认为：大学的使命，一是发现和产生各领域的新知识、传承、传播、再阐述、校准已有知识；二是，要提供探寻真理的氛围，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使他们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在毕业后50年都仍能从中受益；要帮助学生学习对复杂世界进行分析和道德判断，使他们对自己、对其他社会成员有更好的理解。
国外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经过长期发展和磨砺，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拥有高水平的师资，完善的大学制度，优良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声誉，功利化痕迹淡薄，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本位上来，使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传承和创新文化引领社会进步最终落实到培养优秀、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上来。具体讲：
1.研究型大学实施研究性教学方法改革，实现研究和教学的协调统一，首先要体现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校长的办学思想上。例如：
加州理工学院，其校训是“真理使人自由”，宗旨是“为教育事业、政府及工业发展需要培养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学校坚持教学的一流和卓越，“找最好的老师、招最好的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条件，以达到最好的人才培养效果。”学[3] 11
校还拥有世界上最大、性能最好的光学望远镜和喷气推动国家实验室，拥有一批大师级学者、教授。[4]
普林斯顿大学，其校训为“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学校拥有一流的学者和研究设施，明确规定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无一例外都必须为本科生开课，鼓励学生参加科研，实行“导修制”，建立学生和教师平等交流的平台。爱因斯坦曾在该校工作了22年。[4]
麻省理工学院（MIT）提出：理工与人文相通，博学与专精兼备，教育与实践并重，并以“培养领导者”为目标。到2010年学校教师和校友中有23位获得诺贝尔奖，有61位国家工程院士，78位国家科学院士，学校拥有包括林肯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内上百个各类重大科技实验室，在2010年美国高校评估中本科教育第一。正如丁肇中先生讲，该校除他因承担国际重大项目特例批准外，其他任何教授都必须给本科生开课。
其他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牛津、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名校无一不是如此。拥有明确的办学理念，有最好的老师，最前沿的科研设施，有确保优秀教授给本科生开课、指导的制度，才能达到“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目标。这也正是所有研究型大学领导都应当深刻领悟的真谛，并达至领导者的修养。
2.研究型大学实施研究性教学方法改革，关键是要充分调动学校最优秀的学者、教授参与本科生的教学、讨论和沟通、交流活动。
“名师出高徒”是古今之真理，凡是成就大学问者绝大多数出自名门、名师。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杨振宁、李政道无一例外，华罗庚年少时虽然出于自学，但其成材仍是得到国外名校、名师的指教。当今最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其在加州伯克利攻读研究生第一年师从Morrey教授学习偏微分方程，而该教授正是该学科的创始者之一，第二年跟随的导师是著名华人数学家陈省身。名门、名师给学生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视野、思维方法、科学精神，是课本知识以外的东西。
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艾伯茨讲：科学教育包括学习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家对自然世界运转方式的发现。同样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像一个科学家那样解决问题，使用数据、运用逻辑，真正理解科学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需要学生们积极探索，靠死记硬背是学不会的。[5]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芝莫尔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谈到：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学生思考、创新、发明创造和掌握知识。科学研究要发挥核心作用，通 12
过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教会学生如何思考。他还谈到：学校的最高价值观不是尊重权威，而是自由开放、严谨求索。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习惯于去挑战自己和他人的假设，习惯于提出疑问，不怕不正确，也不怕实验和探索。即使别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分析有异议，也要能够去倾听。芝加哥大学崇尚激烈的学术论战，是学校高产诺贝尔奖得主的“秘诀”。学生和教师团队始终在“充满挑战性”的氛围中做学术，任何研究的成果都必须经受得起来自多方面的激烈的论战才能“站得住”。[6]
我国研究型大学正在开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及研究性教学方法试点都必须让学校最优秀的教授及学术水平、科研能力最强的学者参与其中，必将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否则至多取得局部的成效。
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在回顾他20多年校长经历时，最满意的是用他自己的思想、教育理念办了一所大学，最不满意的是学校教师队伍的素质还达不到他理想的要求。我国研究型大学集中了我国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如果脱离这些优质资源谈论研究性教学方法改革显然是无意义的。
3.研究型大学实施研究性教学方法改革要重视文化理念的转变和文化环境的建设。
研究型大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宽广的视野，这是创新型人才的知识基础；要具备创新的勇气、想象力和表达的能力，这是创新型人才的文化基础；要有富于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和实践能力，这是创新型人才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除了要考虑智力性因素外，意志品质、思维模式、文化素养等非智力因素有格外重要的作用。创新或创造的过程实质是人的综合素质的释放过程，而大学的教育是积蓄这些潜质，内化成人的基本素养。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要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的潜质是何等之难。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还真正需要从鼓励学生提问题、发表不同见解开始。正如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讲到，他认为课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有学生在课堂上对他说：“卡斯帕尔教授，你错了。”要让本科生、年轻的大学一年级学生经常地、充满好奇地、有强烈的愿望，对老师说：“你错了！”他还认为，一所大学的竞争优势在于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对教师和学生多方面的鼓励和自由上。
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认为，从学生一入学，大学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使他们能够成为参与发现、解释和创造知识或形成新思想的人。
这正是研究性教学的最基本的价值观，也是研究型大学在发展学术、开展科研 13
过程中应当营造的学校文化氛围，通过具有这种文化精神的教师传递给学生，熏陶、教育学生达到培养的目的。
（二）“大学精神”在人才培养上的具体体现
大学精神的核心是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大学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大学的精神必须融入社会进步的主流价值体系之中。
当前，中国的大学正在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提高质量的主题，深化改革，走有特色、高水平、内涵式发展道路。
对大学来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质量，首先就是要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我们在深入理解和坚守现代大学传统观念和现代大学精神的同时，应当更加关注当代大学精神必须融入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中，落实到人才培养上。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着力培养学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树立为振兴中华、报效国家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具体讲：
1.必须有清晰的办学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构建基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价值体系。其中，包括：
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坚持“做人第一、修业第二”，把品德教育和专业教育放到同等重要地位。
必须坚持“名师出高徒”的培养路径；找最好的老师，招最好的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和文化环境，达到最好的培养效果；必须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的原则，重视个性化培养，提供学生选择空间，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必须积极探索科学教育人文知识和道德品质教育结合的路径和方法，讲求实效，培养基础扎实、思想开拓、人格健全的优秀人才；必须有开放的、国际化的视野，构建符合价值体系的质量评价标准和评价考核办法。
（2）大学必须定位准确，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改革方向、改革路径；（3）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必须有科学、严谨的顶层设计，体现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常态化，要强化实践育人环节，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
（4）改革要有制度、机制保障，营造现代大学文化氛围，形成具有学校传统和特色的文化精神，要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当前教育教学改革呈多样化个性化态势，但共同点是给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学 14
资源、最优良的校园文化、最宽松的选择空间、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办法。鼓励个性发展，最大限度地培养个人兴趣专长和开发优势潜能。其中，关键和难点是：
（一）如何从制度机制上让最优秀的教授能进入本科生课堂，让学校最优秀的学术资源（国家重点学科、科研基地等）成为本科教育培养基地，让在教学上做出奉献取得显著成果的教师获得应有的尊重。使学校在学术发展和教学工作中找到平衡点，真正回归大学的人才培养本位。
（二）改革教学管理和学籍管理办法，特别是学生学习的考核、评价办法，给学生更多的选择空间，更多的立交桥，调动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自信。
（三）改革学生管理办法，调动学生群体自己的管理能力，判断能力，让学生有更多的尊严，培养学生的责任和使命意识。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教协会提出的“良好的本科教学七项原则”，即：鼓励师生互动、鼓励大学生之间的相互合作、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对学生的学习给予及时反馈、强调学习时间的投入、对所有学生寄予较高的期望、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及其不同的学习方式。这七项原则揭示了影响本科教学质量的一些核心因素，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对学生尊重的人文精神。
（四）在坚持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的同时，要树立自信，逐步建立一套多样化的中国大学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所有大学都应承担起这个历史的使命。
在最近深圳召开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就“教育国际化”形成如下共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国际化人才培养已成为各国政府和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既要学习和借鉴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经验，又要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发展适应本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当前，必须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机制，大学培养的学生必须更加注重创造性、综合性、包容性和选择性，为学生创造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变化的能力和适应多元文化的能力。”
前不久，我们对清华大学以及上海、南京等地几所大学和中学开展了关于创新人才培养试点项目的调查，改革试点项目总体设计各具特色。
清华大学从原来“培养创新人才”、“培养拔尖人才”的提法，改为“培养领跑人才”。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导向，以学生成才为目标，关注学生学习状态、学习过程、学习质量、成才质量；给通才拓宽通道，为天才开辟空间；把学校的办学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在试点学院、试点班，尊重学生个性、学科个性、教授个性，逐班量身定做，不搞统一规定。
南京大学人才培养思路是基于“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的理念，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更强的社会竞争力”，在多年大理科改革“拓宽口径、鼓励交叉、多次选择、逐步到位”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三三制”改革方案，即：分大类培养阶段、专业培养阶段和多元培养阶段；在1.0～1.5年多元培养阶段分专业学术类、交叉复合类和就业创业类三种模式，体现了多元化（专业化、标准化、系统化）和个性化（在全面发展基础上彰显个性与本色）的特点，带动教学方法、课程体系、教学团队全面改革和建设，实现“四个融通”，即：学会学习与学会做人融通、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拓宽基础与强化实践融通、学科建设与本科教学融通。
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的改革均体现了“衔接本硕博，开拓校企合作和国际化”的特点；东南大学创新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具备“贯通性”特点，即：全学程、实践教学的递进、因材施教、课内外和校内外的贯通等。天津大学在改革之际，注重质量评价标准和体系的建设。总之，我国高校在推进研究性教学改革过程中，综合了多年改革之经验和成果，结合学校之定位，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途径和模式，而且更加注重成效，注重体制和机制的建设。
改革遇到的共性问题，包括如何处理面向全体学生和因材施教培养拔尖人才中的公平与效益关系、提高与普及的矛盾；如何从体制和机制上让学校的学术优势、办学优势落实到本科人才培养上来；如何重构科学合理的教师教学工作评价、学生学业考核评价体系；如何使改革成果常态化、形成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以及如何把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有效地融入到人才培养的改革之中等等。
伴随着改革的越发深入，教育理论的研究显得格外的重要。包括对创新人才的界定和成长规律的研究，对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的规律的研究，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有效地激发潜能的研究，对推进教育国际化有效途径的研究等都需要从理论上探讨、理性上认识才能充实我们的现代办学理念，形成科学合理的改革举措。高校和中学之间的合作和贯通式培养也成为当前关注的重点。
前不久，部分研究型大学在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召开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既要重视模式设计，又要研究创新人才成长规律，防止因缺乏对创新人才成长规律认知而成为束缚创新人才发展的新瓶颈，掉入所谓“范式陷阱”。要在理念上有新的突破，培养模式上有新的探索，体制和机制上有新的创造，评价方式上有新的方法，真正构建体现各高校特色的中国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已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各类学校都可找到自身发展的科学道路，办成和世界同类学校有更多话语权的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承担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历史责任，更要在推进研究性教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
参考文献：
王阳明思想的传承自觉与现代意义 第3篇
王阳明是明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从《王阳明全集》1观之, 其思想主要包括心即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等几个方面。王阳明反对程颐和朱熹通过万事万物去追求“事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原本无穷无尽, 格之显得繁琐累赘, 所以提倡要从人自身的内心去寻找“理”。他认为“理”全在人的“心”上, “理”能化生出宇宙和天地万物。所以便有了“心即理”的思想, 即“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王阳明认为天下之理统摄于人心, 天下万物在人心的本体下彰显万形。如果失去人的心灵自觉作依托, 外部的经验世界便是一堆脱离了意义之维的死物堆聚, 犹如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王阳明批判朱熹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做法, 他认为这种做法导致了知与行以及学问与修养的分离。
王阳明在《孟子》和《大学》的基础上, 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致, 即“推广”“实现”之意;良知, 在王阳明看来就是天理, 即“道德意识”。“致良知”, 就是用实际行动实现道德意识, 或者通过实际行动完成和践行道德意识。王阳明认为, 人的认识就是对本心良知的自我认知, 人皆有良知, 良知即为天理, 一切事物与其中的规律都包含在良知之中, 做到本心的良知, 就是做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王阳明认为, 人心的灵明就是良知, 天地万物实是从灵明中产生。良知是人心所固有, 而这种所谓良知, 是人的一种主观意识, 为善与恶、是与非的标准, 是超善超恶的绝对至善之物。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 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2所以知中有行, 行中有知。他的“知行合一”说的实质就是融行入知, 以知为行, 把知与行在人的主观世界里合一。或者换言之, 他的知行合一, 便是致良知, 由知而产生道德意识, 行乃是内心世界之道德修养。王氏的知行合一其实是针对朱熹“先知后行”, 把知行一分为二的观点提出来, 代表了其道德实践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其“行”是指人修身养性的道德实践能力, 也就是在一种自我转化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来成就所谓圣人的理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立足于人的主体精神和实践精神而建构, 它为人们实现道德自我和价值自我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在知与行的争辩问题上,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并进不分离。王阳明认为一个人既然知道这种道理, 就应该去践行这种道理。如果一个人总是自称说知道, 但不去践行, 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知道。因为真正的知识离不开实践。比如, 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 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当知道仁爱的时候, 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身边的朋友了。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确实实按照自己的所知在行动, 并非知而不行。
二、王阳明思想的传承自觉
王阳明思想的形成, 离不开他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在几经波折之后, 他的思想得到升华趋进完善, 进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能人志士, 不同时代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传承着, 进而被传播开来。从他的学生对其思想言论的记录推广, 到国内学者对其著作的翻译介绍, 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其思想理论的研究应用, 就是一种高度的传承自觉过程。
(一) 阳明思想的记录、汇编与翻译
王阳明的学生对其言论、书信等的记录主要集中在《传习录》上。《传习录》分为上、中、下三卷, 涵盖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 是研究阳明学的重要资料。上卷是王阳明与学生的言论, 中卷则是先生的亲笔书信, 下卷是对其晚年思想的解说。在明穆宗隆庆六年 (1572年) , 侍御谢廷杰汇编王阳明的各类著作, 以及钱德洪编的阳明先生年谱、王正亿编辑的世德纪、王阳明友人所写的阳明先生墓志铭、行状、祭文等, 定名为《王文成公全书》, 编成38卷, 予以刻印。3对《传习录》的翻译, 目前国内学界主要有两种版本, 其一为由应涵编译的《圣算致良知——“传习录”新解》, 其二是由顾久翻译、于民雄注解的《传习录全译》。此二书的先后出版, 为学习和研究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捷径。对二书的比较学习, 可以较为全面地认识阳明学及其主要思想精髓。
(二) 阳明思想的国内研究
1.个人研究。梁启超点校的《传习录集评》, 是在光绪和民国时期诸多版本的基础上升级而成。陈荣捷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与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侧重点各有所长。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的特点在于对历代主要《传习录》评注的介绍, 也就是说该书的侧重点在于评注而非对义理进行阐发;而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则在于严密地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进行对比勘查, 不但疏通了《传习录》的上中下三卷本, 而且还将它们之间有思想关联的条目进行统一的考察和辨析。邓艾民的另一部力作《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 则分别由《朱熹哲学研究》和《王守仁哲学研究》的未完成稿合编而成。
李国英的《阳明学研究》是一部论文集, 有些论文先把王阳明跟朱熹、陆象山、刘蕺山和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特色进行比较研究, 然后再论述宋明理学的演变轨迹;有些则从阳明学内部各学派思想宗旨的演变以及与晚期明代儒学、佛学及其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等等。进入21世纪后, 吴光把有关阳明学研究的文章汇编成《阳明学研究》4,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2007年, 由钱明、董平先生主持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也相继出版5。此外, 针对王阳明思想和阳明学而写就的专著以及硕博论文和发表在各级各类刊物上的论文犹如雨后春笋, 不再一一列举。
2.学术机构或团体研究。王阳明虽然在浙江出生, 但其思想却是在被贬到贵州龙场 (今修文县) 后开始成形。因此在贵州除了个人以外, 还设立有专门研究阳明学的学术机构, 例如贵阳学院在2005年首先成立贵阳学院阳明学研究所, 然后在2007年组建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6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则设有阳明文化研究院, 另外办有《阳明学刊》等。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于2011年8月合作共建“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 创办有《国际阳明学研究》刊物7发行。
(三) 阳明思想的海外研究8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 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就不断进行着阳明学的研究活动并出版有研究专著。如钱穆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9一书, 第二部分就是《阳明学述要》。
《阳明全集》在16世纪初传入日本。此后在日本的一些大学中成立了阳明学研究中心, 有些教授则专门从事阳明学研究。日本学者在上世纪70年代初编辑出版了《阳明学大系》, 把阳明学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导致国内有些学者反过来翻译研究日本的阳明学研究, 例如朱谦之的《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一书, 钱明的《关于日本阳明学的几个特质》一文等。 阳明学在16世纪传入朝鲜, 17世纪便有相关书籍被翻译出版。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了“阳明学研究会”, 此后创办相关会刊和出版研究书籍。
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均设有阳明学研究机构。20世纪初, 在英国和法国亦编译有王阳明生平以及哲学著作对其思想进行传播。此外, 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有从事阳明学研究的学者和团体, 他们发表论文和出版研究专著。
三、王阳明思想的现代意义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核心思想皆强调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宰性。尤其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强调要用实际行动来实现道德意识, 或者说人有了道德意识就要付诸行动。正如王阳明所言, “知是心之本体, 心自然会知, 见父自然知孝, 见兄自然知悌,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 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10对王阳明来说, “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11如果一个人“知而不行”, 那这个人就还“只是未知”。由此可见,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并不是简单的“言行一致”或者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它是良知或道德意识高度内化于人心之后自觉地付诸行动或实践的过程。
在社会层面上, 每当洪水、火灾或者地震发生之后, 不同的团体、机构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道德意识, 对灾区人民奉献各自的力量。这种赈灾、救灾行动在不知不觉中又影响和带动了另一个团体或机构, 其实这种通过“知行合一”而“致良知”的过程, 具有很大的示范或引导作用。在互相的学习和模仿过程中,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思想得到了自觉的传承。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唐山大地震, 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以及后来的玉树、雅安地震等;另外如, 1954年、1998年、2010年长江流域的洪水灾害, 以及2015年南方特大水灾等, 每次灾难过后不用号召、发动, 我们都会看到有爱心捐助或救助行动及时发生。而小的则如公交车上的主动让座, 马路、街边和人行道上的救死扶伤以及整个社会的尊老爱幼行为的自觉发出等, 都是王阳明思想的外显化过程。在家庭层面上则主要表现为,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 到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孝顺, 以及整个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关心、爱护等道德和伦理规范的践行等, 比比皆是。在个人层面上, 则表现为诸多见义勇为行为的自觉发出。笔者认为, 这些行为的发生不但凸显出王阳明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而且也是一种自觉传承的表现。从宏观上来看, 王阳明思想在十八大以后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中得到更深层次的升华和体现。
纵观现代社会, 当我们为在公交车上自觉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以及在大灾大难降临时自觉涌现的救死扶伤的个人和团体点赞时, 也痛恨和指责少数依老卖老对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及时让座的人谩骂、推搡甚至拳脚相加的老人, 以及一些利用大多数人的同情心、孝心和爱心进行欺骗和敲诈勒索的个人或行为。甚至还有些老人颠倒黑白, 不但没有对搀扶或是救助自己的人表示感谢, 反而因为害怕由于自己的过错行为招致高额的医药费给家人带来负担而昧着良心恩将仇报诬陷好心人, 使得很多人不敢再轻易实施救助行动, 从而导致一些摔倒或突发疾病的人员因为错过了最佳救助时间而暗然离世。因此, 从这一个层面来看, 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教育、指导和激励作用。
四、结语
王阳明作为一代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其思想主要表现为“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几个方面,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世人们。因此, 不止包括王阳明学生在内的中国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对其思想进行研究后传承和自觉传播, 在国外, 无论是东亚或是欧美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有专门从事阳明学研究的学者和学术团体。由于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核心思想强调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宰性, 因此不论在过去、现代或将来, 其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积极的教育、指导等作用。
参考文献
[1]于民雄, 顾久.传习录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2]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2009.
[3]应涵.圣算致良知——“传习录”新解[M].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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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国英.阳明学研究[C].上海古籍文献出版社, 2000.
[8]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M].台湾学生书局, 1983.
[9]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M].人民出版社, 2000.
“黄埔精神”的现代意义与传承 第4篇
研究传统实物标符借鉴其传统设计思维与方法来解决设计中的实际问题。实证比对传统实物标符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现况以及对传统文化艺术内涵和象征意义等方面借鉴的必要性。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对传统实物标符借鉴的价值；从艺术传播、生活表现、文化传承、美学价值四个方面讨论对传统实物标符传承的意义。通过研究传统实物标符与标志设计的关系和现状，传承与借鉴其文化内涵、审美规律，丰富设计师的想象空间，拓展标志设计的渠道，为现代设计注入新的表现方法与活力。
关键词：
传统实物标符 传承借鉴 价值与意义
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如何借鉴传统的设计思维、方法来解决当下设计中所遇到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实物标符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它不仅给现代设计留下了丰富的形象资料，如精致的图案、纹样，也留下了来源于实践总结的设计思想、原则、规范、创作思路与方法，它们沉淀了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传统。设计塑造了古人的生活，也成为古人生活态度和审美趣味的见证。设计的发展，要以本土丰实的设计传统为基石，这样设计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结合与创新才能充分地得以发挥，标志设计也不例外。目前很多优秀的标志设计正是借助于传统实物这样的文化内涵和的象征意义的表达来获得设计创新和突破，运用古老的符号形式和现代的表现方法传递着新的观念。
现代设计开放性非常大，不再是闭门造车，只有那些能突破民族界限的被世界广泛认知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真正优秀的。因此，在对实物标符的应用上必须具有足够的开放度和被认知性，设计师一定要能从中抽取出最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符号、纹样，运用现代的设计方法和手段进行准确的设计表达，便于不同国度、地区的观众进行解码和信息的吸收。
1.传统实物标符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现况
现代标志设计对传统实物标符的传承，目前还停留在对传统实物标符图形、符号的简单重复与翻版，缺乏对传统实物标符有选择性的继承和扬弃精神，不能应用合理的方法与手段对其进行改造。这样的状况根本不能适合现代设计的发展需求，因此，要求设计师和研究者要不断加强对传统实物标符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合理应用的方法和手段的研究与探索，设计出即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设计作品。
1.1设计的个性化情怀
在科技信息时代，设计的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设计的民族性和人文特色在多元化发展中却逐渐受到大众的喜爱，设计师们在极力寻求代表他们品位的设计元素，和具有特色的图像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个性。在流行思潮的引领下，人们开始重视设计的个性化和人文风格化，消费者对那些具有创新设计意识并与他们的意念及审美观有碰撞的设计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设计不是设计师能借助技术来发挥自己想象力的单方过程，而是设计师与使用者不断沟通表达消费者需求的过程。设计师要充分考虑设计作品的受众群体的审美心理，最大可能地满足用户的情感化、个性化需求。
在科技带来的各种影响下对标志设计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设计师面对开放的多元化世界，要积极主动地拓宽自己的视野，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寻找标志个性化设计的灵感。珍贵的文化古迹、传统的实物符号、独特的民族风俗等，都是进行个性化设计、展现风格的灵感源泉。科技的进步、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大众的视野，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人们能够迅速准确地捕捉到以往不能了解的许多未知的各种要素，这些对拓宽创造性思路，展现独特的个性风格、设计个性的作品具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生活中伴随着周围标识符号的增多，设计者要不断地去适应不同的新领域。当设计逐步走向正轨之后，其设计创新就必须具有个性化。个性化设计是设计者对标志设计的独到见解，设计就可以超越自我，获得自由的表达方式。设计人员通过对设计内容、形式等设计元素的重新组构，在演变中寻找设计的个性，提倡设计风格。无限地展现个人的创造精神和审美情怀，使得标志设计在个性表达的道路上才更有生命力。如图1、图2所示，标志设计分别应用传统实物标符中的幌子和封泥作为设计元素来表达主题。
1.2现代标志设计中对传统实物标符应用综述
标志设计作为现代设计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具体的图形将特定的事物内涵和精神理念充分准确地表达出来。当人们在看到具体的图形符号时，就会产生系列的联想，达到对企业、品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产生的这些情感在企业形象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一个标志设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其企业与产品的认知度和归属感。而现代设计艺术领域在新思潮、新技术、新观念等方面的影响下，大众的审美观、价值观受到巨大的冲击。在这种环境下设计作品越来越偏离民族传统，加之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和对传统文化艺术没有选择性地借用，导致民族艺术工艺发展的停滞甚至断层。因此，加强对民族艺术的继承与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研究发现传统实物标符的造型艺术继承了中国传统美术观。它有别于西方强调形象性、生动性的审美趣味，一般不注重“写实”而重视“传神”，在意境上追求自由奔放，作品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的审美效果。近年来，将传统实物标符元素融合于现代标志设计中，备受设计师们青睐。传统实物标符虽跨越数千年时空，至今仍具备着旺盛生命力和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它如同中国的汉字一样经过漫长演变，加之符号化的表现特质，可以说具备现代标志的所有功能特征。同时传统实物标符不同的表征也为现代标志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因此，传统实物标符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要深入研究和探索其造型艺术、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审美特征对现代标志设计的影响，使其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更为深入、广泛，开创出适应当今潮流的设计方法和技巧。
2.对传统文化借鉴的必要性
传统实物标符作为民族文化产物，只有以古中华的传统文化为设计源泉，创造出凝结着中华民族神韵和精神内涵的现代标识作品，才能推动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中国设计走向世界。
从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而发展起来的标志设计，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国家、民族、地域等特征。目前，我国设计界对如何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开拓现代标志设计的方法与思路，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和实践，探寻者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有意加入或强化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这些作品不但体现出现代标志设计的观念与时尚，而且折射出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显示了传统与现代设计紧密结合的艺术魅力。
传统文化是设计文化内涵的根基，不能孤立去对待，需要多角度地去审视，在设计研究中应立足于传统，结合国际、国内新观念、新技术探索出一条大众认同与肯定的途径，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立足于不败之地。
3.对统实物标符借鉴的价值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独特的地理位置环境、人文历史因素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与艺术内涵。中国的艺术思想是动态的、有规律、连续立体的，受大自然中的山川万物影响具有虚无、飘渺、空灵、天人合一的独特审美观。中国虽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说法，可是在设计艺术表达上却凌驾于“单纯模仿自然”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得中国的艺术独树一帜。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设计观念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形态上，与中国传统视觉造型元素还是具有一定的联系，属于中国图腾艺术的实物标符与现代设计更存在某种契合点，符合现代标志设计理念。传统实物标符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梦幻、脱俗、庄重、浑厚的境界，那种以小见大、以点概面的效果，和祟尚自然、天人合一的广袤意境，给现代设计以无限的参照和启示。
4.对传统实物标符借鉴的意义
4.1艺术传播的意义
艺术传播一定要借助相关的载体、媒介和传播形式，把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清晰明了地传达给受众的一个过程。作为一项特殊的、重要的传播过程，它是创作者灵感迸发的过程，是自觉性和非自觉性、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
以往从作品到欣赏，大多采用简单的、直接的传播方式，传播的意义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及科技水平的局限，致使传播功能落后，未能对艺术设计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二十世纪末至今，科技的高度发展给艺术设计活动提供了巨大的舞台，艺术作品通过新的传播方式，能够快捷、迅速无误地传达信息。这对目前的设计艺术作品活动领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先进的传播手段，能快速、全方位地把信息传递给接受者。把创造者及艺术设计作品内在价值充分地流传下来。
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和虚拟场景设计不仅帮助我们重新感受传统实物标符产生的环境、政治体制等历史背景，而且还使我们体会到真实物体，使其特征、质感、材料更一目了然。在视觉上不但看到其色彩、纹样、大小，在触觉上还能真正地感受它的质地、分量与制作工艺与手段，而且能使接受者对于传统实物标符的审美、表现形式、创作途径、意图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4.2生活表现的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传统实物标符有着与其同样的悠久历史，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它总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总是有新的观念、思想、工艺的注入，这里我们从两方面进行认识：—方面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不断地去发明创造，促进社会进步，改变人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需求，这种活动必将为传统实物标符的创造提供重要的保障。另—方面，人类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这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文化承载精神与性格特征，一定反映出本民族在特定时期的精神文化特征与内涵。象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民风民俗等。这些精神文化的需求既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又反映了那一时代人们生活的景象。对传统实物标符文化艺术特征的传承，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感受、理解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审美特征，便于抓住本质，提炼出符合现代设计需求的图形、色彩及对事物表现的方法与手段。
4.3文化传承的意义
文化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包含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等，还表现为科学和技术的创作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控制，个人对美与和谐的感受以及对世界上各实物的认同感和对世界的幻想。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动机和创作力，文化是时代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对本土文化的继承显得尤为重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能充分弘扬本族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的特征。传统实物标符的文化意义在于，通过不同的图像符号、色彩应用、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段与方法，对现实生活及未来的反映与憧憬。
这里的民族艺术特色，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它要求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能代表民族的精神、心理、性格、情感以及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等；从形式方面来说，它要求用民族的艺术语言、艺术表现形式，体现出民族的审美情趣，使作品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中国风格和气韵。如图3，作品用展开的书卷与玉璧实物结合体现书画会中的作品古朴高贵的特质。
其实，在实践中展现其艺术的民族特色，不是简单地照搬传统的艺术形式，必须是立足于民族生活的现实土壤环境中，体验和把握其精神、情感、审美意识与理想，才能对其文化内涵有深入的理解，才能在此基础上获得创造新图像符号的可能。由于文化艺术特色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因此，对其传承不能割断它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联系。依据这一点，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设计作品，无疑必须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中批判地吸收有益的成分，以“古为今用”为方针，弃其糟粕，吸取精华，进行推陈出新的创作与改造，才能发扬民族艺术之花。
4.4美学价值的意义
人人都喜欢美的东西，但每个人对美拥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人们用美的事物来陶冶自己的情操，用美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方式。人的美感由知觉、理解、想象和情感等多种因素组成。美与美感是社会历史形态之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的特征。设计，是一种具有高度审美的文化，包含了审美经验和审美价值的积淀，设计出于人类发现和创造有意义的秩序之基本需要，是有目的、有文化背景的，人的智慧和意识能够赋予任何一个符号以最为深远的意义体系，这种创造美的方式手段，为其他设计信息的传达与交流重建一种清晰的秩序。
对实物标符美学价值的分析与了解，是对实物标符形成的社会形态、生产技术、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的分析与了解，反映这一时期人们对造型艺术的创造力及对美和生活的认识，也体现了在此条件下形成的观念文化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对设计的独特视角。这种审美意识的形成能帮助我们来创造一种与我们时代不断变化的认识和事物相关的空间结构关系，为我们提供思考和感受事物的新方法，使现代设计在表现形式的探索中获得可借鉴与发展的条件与依据。
5.结论
通过探讨传统实物标符与标志设计的关系和现状，充分感受到传统实物标符艺术特征、文化内涵、审美规律、制作工艺不仅能增强现代标志设计的形式美感、内涵、制作工艺，拓展标志设计的渠道；同时也为现代设计注入新的表现方法与活力，丰富了设计师的想象空间。传统实物标符是我国传统的文化与工艺的结晶，很多古老传说、巫术礼仪、权力地位、富责吉祥都成为一种意象通过其特点充分向外传播，一些传统的图形、色彩和技艺能往往起到左右标志作品的风格，特别是其极富表现力的形式美感、丰富的民俗内涵和强烈的地域特色，受到许多研究者和设计师的关注和喜爱。
“黄埔精神”的现代意义与传承 第5篇
首先,陶渊明的诗歌可以帮助现代人重新界定“幸福”的含义。在我们认为的已经日渐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将金钱与权势的获得定义为幸福,却不知赚钱以及把钱花出去获得的只是方便,用权势所谋取的只是虚荣,现代人兢兢业业追寻的只是幸福的幻象而已。真正的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态。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是一首很简单的田园诗,却描写出了幸福的感觉。陶潜不以“戴月荷锄归”、“夕露沾我衣”为苦,反而充满了自得的情绪,这是他所体会到的幸福。而在忙碌的现代社会,几乎没有人会以农事之苦为乐,他们追求财富地位,天天想着怎样升官发财,认为只有升官发财了,才算找着幸福的归宿了。但事实上,他们却永远背着财富的重负,跋涉于寻找幸福的路途上。
人都是攥着拳头出生、松开双手去世的,什么都不带走。所以幸福不会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金钱地位,它只是一种心境而已。幸福对于陶渊明来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是“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淡然,是“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自得;而对于现代社会那些欲壑难填者,幸福却是永无感觉。对于穷人来说,幸福就是一箪食,一瓢饮,他们的愿望低而单纯,因而幸福很容易得到;但现代社会自命不凡的人却往往感觉不到幸福,因为太贪,便不知满足。获得幸福事实上就这么简单,读懂了陶渊明,读懂了他所时时刻刻流露出的淡然,便学会了怎样获得幸福。
其次,陶渊明的诗文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现代生活中某些正在丧失人格修养的人必要的感化与勉励。无论是哪个时代,人类生活的精髓都应该是品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曾提出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高贵的伟大的素质”。但是,对在各个方面都逐步走向进步发展的现代社会来说,它却正在创造着前者,而后者在被逐渐遗忘中。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的诗文以及他本身的人格修养便可以起到陶冶情操的作用。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味其言,兹若人之诗乎?衔筋赋诗,以乐其志。”这正体现了陶潜不屑世俗,坚守节操的志向。反观现代社会,物质是长了翅膀在飞,而人的品德操守却像是断了翅膀离队的鸟,紧追慢赶。一些现代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甚至不择手段,贪污受贿已成为了一股潮流,大多数人都陷在这个泥沼里,早忘记了该有的操守,哪像陶潜在自己的时代中谴责着社会的阴暗,坚守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现代社会崇尚竞争,然而正如韦伯所说的,物竞天择的结果并不一定由高尚的人胜出。所以对必然要争出高下的现代人来说,我们期望陶渊明的诗歌可以激励参与竞争的人保持坚定的信念,使社会还拥有坚守节操的成员。一个不讲操守的社会不会是优秀的社会,而一个失去了操守的社会却一定是一个悲哀的社会。所以,在道德逐渐沦丧的今日,有必要学习陶潜的坚贞。
陶渊明有一首诗,叫《移居》。诗文如下:“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闻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全诗看似平淡无奇,却无一字不是直体心源的。这时的陶渊明境况已经十分困窘,但诗人表达的却是与仰慕已久的朋友相会的快乐。诗人既不同于利禄之徒以隐求仕,也不同于落魄文士放浪形骸,无论处境多么窘迫,他都不随波逐流,总是效法前贤的崇高精神和美德,坚守着自己的人格操守和对真淳美好理想的追求。
这对于习惯了随大流的现代人来说,是一种勉励。近些年,在物欲面前,在喧嚣之中,很多人断送了辉煌与成就,究其因,是没有像陶潜一样的坚定信念,不同流合污,不人云亦云。人一旦踏出了道德修养划定的圈子,便总会在失足的地方猛破纪录。所以,学会陶渊明的坚定,对处于现代生活中的人来说,很重要。
再者,陶渊明的诗能鼓励现代生活中的人专于学问。文化应该是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寄托。但现代生活中的人对一切与金钱、成功无关的事物漠不关心。可是人立足的生活平台很大,文化便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当文化的毁灭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时,人的支撑点便倒了,谁都是受害者。读陶渊明的诗,可以学会趋于平淡、安于平淡,有助于学者心无旁骛,潜心学问。陶渊明曾言“奇闻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体现了他的人生寄托在于同朋友商榷学术问题上,这可以勉励以学术为事业的人重新回归到自己的本职上来,而不是醉心于评职称、分房子等琐碎事上。
陶渊明的诗都是描写一些田园生活的,这与现代社会城市占主导的现象是一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助于逐渐背离农村的城市人重温乡间的温情。当然,也有人说陶潜的诗文体现的是一种消极的思想,尤其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生活中,他主张不慕名利、忘怀得失、清贫自守,没有进取的心态。但我认为,这种淡泊并不等于看破红尘后的消极麻痹、精神颓废,而是在奔向人生大目标途中所采取的洒脱、豁达、飘逸的人生策略。尤其对于已经有些竞争过头的现代生活来说,读陶渊明的诗文更是一种很好的中和试剂,能够调和我们所面临的一些过头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