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简史

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简史（精选6篇）

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简史 第1篇

中国黄金发展简史

（一）中国古代黄金矿业的历史渊源

通过考古发掘成果表明，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迄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我国黄金的开采和使用亦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认识了黄金。

根据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各种金器的出土墓葬或遗址的年代，最早的为商代早期。如河南郑州商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珥形金饰，河南辉县殷代墓葬和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金块、金箔、金叶都证明了我国早在3500年以前就已开始使用黄金，并掌握了加工制作金的工艺技术。

中国黄金生产在世界黄金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构成了世界黄金史的重要篇章。从世界采金史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是从采淘砂金开始的。我国采金活动始于奴隶社会早期，淘洗的砂金是从含金的砂砾层中得到的，古称“河金”或“麸金”，后来又根据砂金赋存地质条件的差异,分为“水砂中”淘洗的砂金和“平地掘井”开采的砂金两种。脉金的开采时代远远晚于砂金，大约起于唐代、宋代之间。劳动人民为获得宝贵的黄金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唐代诗人刘禹锡把生产黄金的艰辛和贵族们的奢侈写入诗中：“日照澄州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北京平谷出土的商代金臂钏、耳环，四川广汉出土的周朝金手杖，汉朝来自湖南长沙马王堆的金缕玉衣，唐代的纯金十二环锡禅杖，明代的耀眼的金装饰，件件文物展示了中华民族采金历史的悠久和制金技艺的高超。中国黄金生产始于商、兴于汉、衰于两晋南北朝，复于唐。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对黄金时而禁采，时而开禁，高亢和低迷交替出现，阻碍了我们这个民族快速发展黄金生产的脚步。

（二）我国重点产金区开采史

山东招远素有“金城天府”的美称，又有“金都”之誉名。它不论在黄金生产上，还是在金矿地质与成矿规律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胶东西部掖县、招远、栖霞三县中，金都招远的金矿开发最早。招远在境域之内，北北东向的招平断裂带把招远县一分为二。东半部主要为变质岩分布区，与栖霞相似。西半部为花岗岩类分布区，它南延至平度，北延至蓬莱，构成一长度超过140km，宽度超过40～50km的复式岩带。招远玲珑石英脉型金矿与罗峰-台上蚀变岩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东缘；掖县新城-焦家金矿带与三山岛-仓上蚀变岩金矿带，便位于该带中部的西缘。

由于玲珑金矿属石英脉型，自然金粒度较粗，常见明金＞0.0125～0.1mm的占51.79％，加上脉体边界清晰，容易辨认，脉群又十分密集，便于开采，而且大部分出露地表，引人注目，因此在胶东西部三县中，玲珑金矿开发最早，相传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年1007年），便已派大臣潘美来玲珑督采黄金。较栖霞早260年，较掖县至少早960年。

招远采金虽较栖霞与掖县为早，但胶东采金仍较鲁西为晚，而胶东西部又晚于胶东东部，先秦时（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泰山产金记载初见于《山海经·东山经》（夏湘蓉等，1980），以后又见于《汉书·武帝传》：“泰山见黄金”（章鸿钊，1927）。而胶东采金记载初见于《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所记为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八年（公元607年），牟州刺史辛公义于昌阳（今莱阳）县东一百里黄银坑（在今乳山境内）冶铸黄银（即银金矿）。故胶东采金较鲁西至少晚800～1000年，而胶东西部较东部采金至少晚300年。但胶东所以能超越鲁西，胶东西部所以能超越东部，后来居上，甚至在全国遥遥领先,显然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金都招远金矿资源丰富并获得大力开发有关。

唐代采金机构分布于六州，但以南方砂金为主，胶东并不是重点。北宋时已将胶东划分为登、莱二州，到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全国采金的监（主管）、税（税务）、冶（冶厂）、场（采场）、坑（矿坑）只分布于四州一郡，而且并不包括胶东登莱二州，还不如唐代。到北宋中期，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增为六州十一冶，并将登、莱二州亦包括进来，六州中胶东已占其二，但还不是重点。到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又增为二十五州，已为唐代的4倍，其中登、莱两州黄金年产量高达9583两，占全国总产量的89.5％，才使胶东产金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代金都招远金矿开采更盛，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又派太监魏忠贤来玲珑督采黄金，地域和规模更加扩大，据《招远县志·艺文》（清张作励等，公元1660年）载毛贽咏《金华山》：“明季金穴千百处，樵夫持斧砍秦松”反映了当时的开采之盛况。金华山在招远县城西北20km，玲珑金矿西南30km处，矗立于招远西北部的平原之上，海拔192.3m。它西有望儿山金矿，东有蚕庄金矿，西南有黄埠岭金矿，东南有灵山金矿，西北有河东、河西金矿，东北有前孙家、洼孙家金矿，它本身因受金华山断裂剪切，山形扭曲，也有金矿化。明代金华山一带金穴已达千百处，可见招远西部原生金矿开采之兴盛了。另根据《招远县志·山川》中记载：此时砂金的开采也属极盛时期。“淘金河在县西北四十里，东北十五里入界河”按淘金河发源于招远西北部灵北（灵山-北截）断裂带北缘，它先后穿过金华山、望儿山等一系列断裂带，向北流入界河。沿途金矿化十分密集，盛产砂金，淘金者众，淘金河也因此而得名。

到清末光绪年间，当胶东东部牟平一带金矿开发处于收缩停顿阶段时，在胶东西部的金都招远，不仅西北部蚀变岩型原生金矿与砂金获得大量开发，玲珑石英脉型金矿由于吸收官商与侨商投资，而且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产量大增。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897～1898年）玲珑金矿矿工多达3000人，年产金7000两、银1300两。当时仅玲珑一个矿的产金量，已相当北宋元丰年间全国年产量的65.36％，胶东全部金产量的73.05％，可见金都招远在清末全国所占的重要位置。

四顾胶东金矿与金都招远开发史，可见胶东黄金生产自北宋以来在全国几度领先，虽历经千年，不但至今不衰，反而蒸蒸日上，实与胶东金矿资源，尤其是招远金矿资源十分丰富有关，也与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不断加深、技术不断进步有关。

（三）我国历代黄金产地的分布

我国古籍丰富，对历代王朝的金矿产地、采金活动的盛况、金矿的描述和金矿床等都有详尽程度不同的记载。就黄金产地而言，先秦时期：云南有丽水、湖南有洞庭、湖北有汉水、河南有汝河。汉至北宋，山东有蓬莱、掖县，陕西有西城（今安康）洛南，四川有眉州、广元，至元明清各朝，金矿产地剧增，河北有迁安、丰润，山西有忻州，江西有饶州、抚州，山东有栖霞、莱州，安徽有池州，湖南有岳州，陕西有蓝田。此外，四川、云南、两广、东北三省皆有金矿产出，且有很多地方延续到现在仍是我国重要的产金基地及重要的产金省。

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简史 第2篇

我国是足部疗法起源最早的国家。几千年前的中国就有关于足部按摩的记载。古代黄帝内经 “ 足心篇 ” 之 “ 观趾法 ”(一种诊疗方法)；隋朝高僧所撰《摩河止观》之 “ 意守足 ”(常擦足心，能治多种疾病)；汉代神医华佗著于《华佗秘笈》之 “ 足心道 ”(意即足底的学问)，司马迁《史记》之 “ 俞跗用足治病 ”(“ 俞 ” 通 “ 愈 ”，跗指足背)；其中包括许多在脚上的穴位。如肝经的大敦、行间、太冲、内庭、陷谷、冲阳、解溪等等。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已认识到脚部的许多敏感反映点（胸穴）与人体内脏器官的关系。指出刺激这些反映点可起治病的作用。

根据有关史料，我国长沙马王推出的医学文献《五十二病方》中就有“温烫”、“药摩”、“外洗”等内病外治的记载。公元前三世纪，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论》等书及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素问●举痛篇》均对足浴对人体的好处作了详细介绍，宋代文豪苏东坡先生对养生颇有研究，对坚持摩擦足底涌泉穴对身体的益处就大加赞赏，称 “ 其效不甚觉，但积累至百余日，功用不可量 „„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 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对足部按摩有益于健康有很深的了解。明朝时期，足部按摩得到进一步发展。后因封建礼教、女子裹脚等轻视足部健康的 “ 政策 ”、民风，大大影响了该疗法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到了清末年间，这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更是遭到了外国列强的残酷掠夺，一度在国内 “ 销声匿迹 ”，几乎失传。

1、中国式足部按摩在唐代传入日本、朝鲜.元朝以后又传入欧洲;2、20世纪初,美国医生威廉·菲茨杰拉德以现代医学方法研究整理足部反射疗法的成果,于1917年发表了《区域疗法》(Zone Therapy)一书.3、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印古哈姆《足的故事》专门介绍了 “ 足部按摩疗法 ”。

4、一九七五年，瑞士玛鲁卡多《足反射疗法》，从学术上总结了人类关于足部反射区的自然疗法。5、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传教的瑞士神父吴若石先生用“中国古代的足部按摩术”治好了他多年的风湿关节炎,并发表了《若石健康法——足部反射自学手册》一书.1982年台湾成立了“国际若石健康研究会”;6、1985年英国现代医学协会将足部推拿法定为现代医学“足部反射区疗法”;7、1988年，中国足疗之父扬茗茗老师在北京创建若石保健咨询服务中心，同年组建中国若石健康法专业委员会。8、1989年在美国加州召开了足反射疗法会议.9、1990年在日东京举行了国际若石健康法学术研讨会,使足部健康反射疗法在国际上崭露头角.10、1991年，“中国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研究会” 于北京正式挂牌成立，足部按摩健康法在国内亦得到了重视。11、1994年，中国足疗之父扬茗茗老师出版发行了《若石健康法——足部保健按摩实用手册》三种版本和教学录像带。12、1997年，扬茗茗老师组织起草了《足部按摩师国家标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鉴定教材》以及试题和考核办法。13、1997年6月18日，在泉城济南解放桥诞生了第一家专业足体保健店——良子足疗，1998年7月，富侨足疗保健在重庆九龙坡毛线沟创立；从此足疗保健行业的两大连锁品牌，绽放神州大地。14、1999年1月，“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通过了国家鉴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足部按摩师正式成为中国政府承认的一个工种而服务于社会，填补了中国职业分类的空白。15、1999 年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足部按摩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劳动部任命杨茗茗先生为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足部按摩专业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足部按摩师职业教材编写、职业标准制定和题库的开发。16、1999年11月为了统一规范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黄山培训部举办了全国首届高级足部按摩师和足部按摩师考评员培训班，当时有34名同志考取了国家高级足部按摩师和足部按摩师考评员资格。至此，足部保健行业逐步走向职业化、标准化的发展轨道。这不仅充分体现出国家对这一职业的重视程度，更为足部保健行业的规范发展奠定了技术理论基础。17、2000年杨茗茗老师创建了北京若石保健按摩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并任校长，成为全国品牌最大的专业足部按摩学校，并为我国的足部保健行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8、2004年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我国修订了《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和《教程》，增加了足部按摩师技师级别，使足部按摩行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专业高度。19、2007年，6月22日华夏良子德国巴特基辛根店正式开业，它的成功建立标志着中国足疗走向世界。20、2007年8月，《足浴保健经营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编号为:SB/T10441-2007，商务部批准已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

中国茶的发展简史 第3篇

汉宣帝年间 (公元前57年-54年) 蜀人王褒所著《僮约》, 内有“武阳实茶”及“烹茶器具”之句, 武阳即今四川省彭山县, 说明在秦汉时期, 四川产茶已初具规模, 制茶方面也有改进, 茶叶具有色、香、味的特色, 并被用于多种用途, 如药用, 丧用, 祭祀用, 食用, 或为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像武阳那样的茶叶集散市已经形成了。

春秋战国后期及西汉初年, 我国历史上曾发生几次大规模战争, 人口大迁徙, 特别在秦统一四川后, 促进了四川和其它各地的货物交换和经济交流, 四川的茶树栽培, 制作技术及饮用习俗, 开始向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陜西、河南等地传播, 陜西、河南成为我国最古老的北方茶区之一。其后沿长江逐渐向长江中。下游推移, 再次传播到南方各省.据史料载, 汉王至江苏宜兴茗岭“课童艺茶"汉羡实茶”, 汉朝名士葛玄在浙江天山设"植茶之圃”, 说明汉代四川的茶树已传播到江苏、浙江一带了。江南初次饮茶的纪录始于三国, 在《吴志. 曜传》中, 曾叙述孙皓以茶代酒待客的故事。

两晋南北朝 (265-587年) , 茶产渐多, 郑羽饮茶的记载也多见于史册。及至晋后, 茶叶的商品化已到了相当程度, 茶叶产量也有增加, 部再视为珍贵的奢侈品了。茶叶成为商品以后, 为求得高价出售, 乃从事精工采制, 以提高质量。南北朝初期, 以上等茶作为贡品, 再南朝宋山谦之所著的《吴兴记》中, 载有:“浙江乌程县 (即今吴兴县) 西二十里, 有温山, 所产之茶, 转作进贡支用。”汉代, 佛教自西域传入我国, 到了南北朝时更为盛行。佛教提倡座禅, 饮茶可以镇定精神, 夜里饮茶可以驱睡, 茶叶又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茶之声誉, 逐驰名于世。因此一些名山大川僧道寺院所在山地和封建庄园都开始种植茶树。我国许多名茶, 相当一部份是佛教和道教胜地最初种植的, 如四川蒙顶、庐山云雾、黄山毛峰、以及天台华顶、雁荡毛峰、天日云雾、天目云雾、天目青顶、径山茶、龙井茶等, 都是在名山大川的寺院附近出产, 从这方面看, 佛教和道教信徒们对茶的栽种, 采制、传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南北朝以后, 所谓士大夫支流, 逃避现实, 终日清淡, 品茶赋诗, 茶叶消费更大, 茶在江南成为一种“比屋皆饮”和“坐席竟下饮”的普通饮料, 这说明在江南客来早已成为一种礼节。

唐朝一统天下, 修文息武, 重视农作, 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由于国内太平, 社会安定,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茶叶的生产和贸易也迅速兴盛起来了, 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饮茶的人遍及全国, 有的地方, 户户饮茶已成习俗。茶叶产地分布长江、珠江流域和陜西、河南等十四个区的许多州郡, 当时以武夷山茶采制而成的蒸青团茶, 极负盛名。中唐以后, 全国有七十多州产茶, 辖三百四十多县, 分布在现今的十四个省、市、自治区。两宋的茶叶生产, 在唐朝至五代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全国茶叶产区又有所扩大, 各地精制的名茶繁多, 茶叶产量也有增加。

元朝, 茶叶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 至元朝中期, 老百姓做茶技术不断提高, 讲究制茶功夫, 有些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茗茶, 当时视为珍品, 在南方极受欢迎。元时在茶叶生产上的另一成就, 是用机械来制茶叶, 据王桢记载, 当时有些地区采用了水转连磨, 即利用水力带动茶磨和椎具碎茶, 显然较宋朝的碾茶又前进了一步。

明朝洪武元年, 朱元璋废止过去某些弊制, 在茶业上立诏置贡奉龙团, 这一措施对制茶技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明代是我国古代制茶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个重要时代, 它为现代制茶工艺的发展奠立良好基础。明代制茶的发展, 首先反映在茶叶制作技术上的进步, 元朝茗茶杀青是用蒸青, 明茶揉捻只是“略揉”而已。至明朝一般都改为炒青, 少数地方采用了晒青, 并开始注意到茶叶的外型美观, 把茶揉成条索。所以后来一般饮茶就不再煎煮, 而逐渐改为泡茶了。

清末, 中国大陆茶叶生产已相当的发达, 全中国大陆共有十六省 (区) 。六百多个县 (市) 产茶, 面积为1500多方亩, 居世界产茶国首位, 占世界茶园面积的44%, 产量已超过800万担, 居世界第二位, 占世界总产量的17%。1984年全国出口茶叶280多万担, 约占世界茶出口总量的16%。江南栽茶更加普遍。据数据记载, 1880年, 中国出口茶叶达254万担, 1886年最高达到268万担, 这是当时中国大陆茶叶出口最好的记载。

中国舞蹈发展简史 第4篇

关键词:六代舞 燕乐

舞蹈起源于劳动,是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古老的舞蹈是以模仿狩猎或欢庆丰收为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走向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为主。舞蹈总是鲜明而形象地反映出人们不同的思想、信仰、理想和审美要求。既是供人欣赏和娱乐的艺术形式,也具有宣传教育的社会作用。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之间最激动的思想感情。舞蹈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此时舞蹈的典型代表是西周时代的祭司仪式的乐舞和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的舞蹈,以后逐渐改为供奴隶主娱乐的巫舞,并把乐舞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为其政治服务(周公旦《四裔乐》),并出现了专职乐舞奴隶——“倡优”。

当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汉代对礼制乐舞的变革,设立乐府,广泛收集民间歌舞,出现了“百戏”(指民间各种各样的技艺表演,也包括脚力武术的竞技和歌舞表演)。当时汉代的乐舞,不仅宫廷的乐舞和民间的乐舞都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而且表演技术随着汉族男女服饰上的变革也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如“翘袖折腰”、“掌上舞”等。

在歌舞艺术鼎盛的隋唐时期,社会政局稳定,生产恢复,对外贸易发达,国家强盛,使文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乐舞艺术也出现了繁盛局面,尤其是最为繁荣的盛唐时期更是如此。如唐朝祭祀上歌颂皇帝百战百胜的“武舞”《破阵乐》;表示皇帝功成回乡与民同乐的《庆善乐》;把皇帝比作上天之子、能管天地制鬼神,应居于万民之上的《上旦乐》。唐代宫廷乐舞又称“燕乐”,它不仅建立了完整的乐舞机构组织,成立了“教坊”、“梨园”等,还极大地丰富了乐舞表演的内容形式(坐部伎和立部伎),在舞蹈风格上也形成了两大类健舞(刚健敏捷多为来自外族的舞蹈)和软舞(舞蹈温婉轻柔多为汉族自己创作的舞蹈)。

在元朝,又出现了“元曲”,这是一种有歌有舞的戏剧形式,就是戏曲舞蹈的前身。

进入清朝以后,戏曲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昆曲和京剧,清明时代宫廷乐舞已逐渐僵化、刻板,成为没有任何艺术生机和感染力的礼仪和程式。尽管清代宫廷增添一些满族风格的舞蹈节目和形式,也未能挽救宫廷乐舞的衰败。

历史到了近代之后,欧美社会所流行的剧场艺术体系逐渐流入我国,甚至外国的“土风舞”、“社交舞”等开始传入我国。1922年,俄国芭蕾舞艺术家安娜·巴普洛娃来上海公演芭蕾舞“天鹅之死”等,将芭蕾舞演出带进中国;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的第一代亲传弟子“俄玛·邓肯”曾率邓肯舞蹈团来我国的哈尔滨、天津、北京等地演出,使现代舞第一次与中国人见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舞蹈也起了根本的变化,从封建的舞蹈文化里开始挣脱出来,其中具有进步意义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儿童歌舞的成就方面。

在20世纪20年代,以黎锦晖为代表的舞蹈工作者,创作大量适合儿童表演的舞蹈节目,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而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影响下,吴晓邦举起“新舞蹈艺术”的旗帜,积极以新舞蹈为抗日战争与民主解放斗争服务,相继创作了一批舞蹈,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

这个时期涌现了一批舞蹈的先驱者,如戴爱莲。戴爱莲是一位新中国舞蹈界的老前辈,三代人侨居国外,14岁到伦敦学习芭蕾,1941年回国后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等地编创舞蹈《空袭》、《思乡曲》等,宣传抗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并深入少数民主学习舞蹈,创作了《瑶人之鼓》、《拉萨踢踏舞》、《青春舞曲》、《边疆舞》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舞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9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戴爱莲、吴晓邦分别担任了正、副主席,为我国舞蹈事业提出了积极建议。在50年代还建立了培养我国专门舞蹈人才的“中国舞蹈学校”,各地及全国性的舞蹈文艺单位相继成立。它们在新中国文化生活的建设中创作了大量的歌舞节目,反映了人民精神面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对舞蹈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时我国的舞蹈无论在题材、体裁,还是在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参考文献:

中国足疗发展简史（模版） 第5篇

我国是足部疗法起源最早的国家，几千年前的中国就有关于足部按摩的记载。据今两千多年前的经典医著《黄帝内经》中 “ 足心篇 ” 之 “ 观趾法 ”(一种诊疗方法)；隋朝高僧所撰《摩河止观》之 “ 意守足 ”(常擦足心，能治多种疾病)；汉代神医华佗著于《华佗秘笈》之 “ 足心道 ”(意即足底的学问)；司马迁《史记》之 “ 俞跗用足病 ”(“ 俞 ” 通 “ 愈 ”，跗指足背)；就详细介绍了全身的经络和腧穴，其中有许多是足部的穴位，如肝经的大敦、行间、太冲、内庭、陷谷、冲阳、解溪等等。《素头号.举痛论》明确地指出：“按之则气血散，故按之痛。”《素问.厥论》说：“ 阳气起于足五趾之表，阴气起于足五趾之里。”认为足三阴经起于足，足三阳经止于足，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又与手三阴、手三阳经相互关联，奇经八脉中阴、阳维脉，阴、阳跷脉起于足部，这样足部就与全身脏腑器官通过经脉联系起来，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已认识到脚部的许多敏感反映点（胸穴）与人体内脏器官的关系，指出：脏腑有病可以通过经络反映到体表穴位，根据不同穴位的症状可以推断相关的脏腑功能出现了问题。为足部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发现了足部的许多腧穴和足部跗阳脉诊病法，足部穴位可反映及治疗全身多种疾病，通过对足部进行按摩、针灸等治疗，相应的内脏功能紊乱可以得到纠正，使人体恢复健康，减少疾病发生，起到保健延年的作用。从医学发展史来看，足疗的起源远远早于其他疗法。在古代，由于自然界的意外袭击或某些原因造成身体的损伤，使身体产生疼痛不适等症状，人们有意或无意中用手或其他器具触及足部某些部位，发现疼痛缓解，症状减轻，发现劳累后用热水洗脚后可解除疲劳等，人们逐渐认识到通过对足部的刺激可治疗疾病。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总结，渐渐地演化为现在的足部按摩法、足穴针灸法、足部敷贴法、足部熏浴法、足部功法等足疗法。根据有关史料，我国长沙马王推出的医学文献《五十二病方》中就有“温烫”、“药摩”、“外洗”等内病外治的记载。公元前三世纪，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伤寒论》等书及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素问●举痛篇》均对足浴对人体的好处作了详细介绍，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对足部按摩有益于健康有很深的了解。足针治疗疾病，足疗中国早在《灵枢.根结》中即有刺窍阴、至阳、历兑、冲阳等穴以泻充盛之气的记载。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中也有所述，且内容较前更为丰富。足部贴敷法治病，在原始社会，原始人就曾用泥土、草叶敷裹伤口。《内经》中记载用白酒掺和桂粉涂敷中风的血脉，是外敷法较早的文字记载。宋代文豪苏东坡先生对养生颇有研究，对坚持摩擦足底涌泉穴对身体的益处就大加赞赏，称 “ 其效不甚觉，但积累至百余日，功用不可量 ……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明代《普济方》内记述用生附子研末，和葱涎为泥，敷涌泉穴，来治疗鼻渊。足部熏浴法治病，在清代吴尚先的《理瀹骈文》中就有二十余首熏蒸方药。足部功法历史悠久，在古代医书中就有许多足功法的记载。在清代潘霨 所著《内功图说》中，就有心功、身功、首功、面功、手功、足功、背功、腰功、肾功等治疗疾病的论述。明朝时期，足部按摩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封建意识和习俗使人的脚藏而不露，赤踝裸足为大不雅，后因封建礼教、女子裹脚等轻视足部健康的 “ 政策 ”、民风严重阻碍了足疗的学术发展，大大影响了该疗法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到了清末年间，这一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更是遭到了外国列强的残酷掠夺，一度在国内 “ 销声匿迹 ”，使得这一古老医术濒临失传。

1、中国式足部按摩在唐代传入日本、朝鲜.元朝以后又传入欧洲，被称为“足心道”疗法。

2、20世纪初,美国医生威廉•菲茨杰拉德以现代医学方法研究整理足部反射疗法的成果,于1917年发表了《区域疗法》(Zone Therapy)一书.3、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印古哈姆《足的故事》专门介绍了 “ 足部按摩疗法 ”。

4、一九七五年，瑞士玛鲁卡多《足反射疗法》，从学术上总结了人类关于足部反射区的自然疗法。5、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传教的瑞士神父吴若石先生用“中国古代的足部按摩术”治好了他多年的风湿关节炎,并发表了《若石健康法——足部反射自学手册》一书.1982年台湾成立了“国际若石健康研究会”;6、1985年英国现代医学协会将足部推拿法定为现代医学“足部反射区疗法”;7、1988年，中国足疗之父扬茗茗老师在北京创建若石保健咨询服务中心，同年组建中国若石健康法专业委员会。8、1989年在美国加州召开了足反射疗法会议.9、1990年在日东京举行了国际若石健康法学术研讨会,使足部健康反射疗法在国际上崭露头角.10、1991年，“中国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研究会” 于北京正式挂牌成立，足部按摩健康法在国内亦得到了重视。11、1994年，中国足疗之父扬茗茗老师出版发行了《若石健康法——足部保健按摩实用手册》三种版本和教学录像带。12、1997年，扬茗茗老师组织起草了《足部按摩师国家标准》《国家职业资格培训鉴定教材》以及试题和考核办法。13、1997年6月18日，在泉城济南解放桥诞生了第一家专业足体保健店——良子足疗，1998年7月，富侨足疗保健在重庆九龙坡毛线沟创立；从此足疗保健行业的两大连锁品牌，绽放神州大地。14、1999年1月，“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通过了国家鉴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足部按摩师正式成为中国政府承认的一个工种而服务于社会，填补了中国职业分类的空白。15、1999 年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足部按摩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劳动部任命杨茗茗先生为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足部按摩专业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足部按摩师职业教材编写、职业标准制定和题库的开发。16、1999年11月为了统一规范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黄山培训部举办了全国首届高级足部按摩师和足部按摩师考评员培训班，当时有34名同志考取了国家高级足部按摩师和足部按摩师考评员资格。至此，足部保健行业逐步走向职业化、标准化的发展轨道。这不仅充分体现出国家对这一职业的重视程度，更为足部保健行业的规范发展奠定了技术理论基础。17、2000年杨茗茗老师创建了北京若石保健按摩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并任校长，成为全国品牌最大的专业足部按摩学校，并为我国的足部保健行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8、2004年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我国修订了《足部按摩师国家职业标准》和《教程》，增加了足部按摩师技师级别，使足部按摩行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专业高度。19、2007年，6月22日华夏良子德国巴特基辛根店正式开业，它的成功建立标志着中国足疗走向世界。20、2007年8月，《足浴保健经营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编号为:SB/T10441-2007，商务部批准已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简史 第6篇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杜晓勤

概说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宝库中，诗歌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中国诗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诗歌一直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紧密相关。古代祭神、节庆的时候，要唱诗祈福、祝愿；朋友聚会或离别时，要作诗言欢、赠诗惜别；青年男女谈恋爱时，也常以诗歌相与赠答、互诉衷曲；外出旅行看到名胜古迹，人们往往要题诗赞美。唐宋以后，科举考试也要考做诗，诗做得好，还可以得到功名，获得做官的资格。而且，自先秦开始，就有“诗缘情”、“诗言志”的传统，历代诗人都喜欢用诗歌来述怀、抒情，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感受和看法。三千多年来，中国诗坛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美、感人的作品，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

下面就让我们漫步在历史画廊中，回顾一下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了解其伟大的艺术成就。

先秦两汉诗歌

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只有在口头上唱的歌谣。这些 歌谣往往和先民的劳动生活、宗教祭祀密切相关，是配合着音乐舞蹈的。但是由于没有文字的记录，所以我们今天难以窥见其历史面貌。

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曾派采诗官在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谕等目的也作诗、献诗，这些诗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被编辑成了《诗》。《诗》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称之为《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共有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王、秦、陈、桧、曹、豳等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160首，又称十五“国风”。“雅”有“正”的意思，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有105篇。“雅”又因产生的时代和乐调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则多为周王室衰微以后的作品。“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曲，其中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的表现内容较为丰富。“雅”、“颂”中有些作品带有“史诗”的性质，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但《诗经》的精华在于十五“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唱爱情，赞美劳动，揭露现实，是“国风”中最为动人的主题。如《诗经》第一篇《关雎》，就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开了中国爱情诗的先河。《诗经》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后人曾经归纳为“赋、比、兴”。“赋”是铺陈叙述，“比”是比喻，“兴”是起兴。《诗经》在句式上以四言诗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语言上双声、叠韵的现象比较普遍，修辞巧妙，韵律和谐。但是，《诗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在于后来汉儒借《诗经》所阐发的“诗言志”、“美刺”、“比兴”以及“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一直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圭臬。中国诗歌的另一源头是《楚辞》。《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它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名平，是楚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他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后因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谗害排挤，被楚怀王放逐了。在放逐途中，他爱国之心不改，把满腔的郁闷写成了一首首感情浓烈、文辞华美的诗篇。他后来看到楚国必将灭亡，人民水深火热，而他又无力回天，遂自投汨罗江而死。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诗人。现在能够肯定的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等。其中《离骚》集中反映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在这首中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里，屈原反复倾诉了对国家的热爱，讴歌了美好的人生理想，表达了自己决不同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发自肺腑的诗句，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真理的心声。《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祀乐歌改作和加工而成的一组诗歌，或写人对神的礼赞倾慕，或写神灵间的眷念、爱情，语言优美，情思忧伤。《楚辞》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诗经》别样的诗歌美学风格，以其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想像，铺陈华美的语言，勃发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源头。

汉代诗歌，有直接从《诗经》而来的四言体，但因形式上的僵化，未能出现优秀的作品；有运用《楚辞》形式写成的“楚歌”体，亦少有创新。汉代诗歌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

汉乐府的产生和汉代音乐机构－乐府关系密切。史载秦汉立乐府，但乐府的真正繁荣自汉武帝始。它的职责是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乐演唱。后来人们 便把乐府所采集和演唱的民歌叫做“乐府诗”、“乐府歌辞”。汉乐府继承《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尤多抒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绪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等，写人民的困苦；《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所思》、《上邪》、《公无渡河》等，则歌咏了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陌上桑》赞美了平民女秦罗敷的美丽和智慧，讽刺了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焦仲卿妻》则是封建家长干涉青年婚姻所酿成的一个悲剧。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且时有真率稚气。它们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五言诗的标志是“二三”节拍，较之《诗经》的“二二”节拍，抑扬顿挫，韵律上更优美，表情达意也更丰富、自由。

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的局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值得彰明显著的大事。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晋代以后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萧统编入《昭明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还流露出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哀怨虽深，却平平说出，娓娓道来。语言浅近自然，诗境清和平远。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

魏晋南北朝诗歌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时期。创作成就 最大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等建安七子。他们一扫汉末文人的颓唐，通过亲身体验，学习乐府民歌来反映国家的丧乱和人民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不少诗篇，还表现了企求乘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名垂青史的奋发精神，大多情怀慷慨，意气风发，才调纵横。语言上深受乐府民歌影响，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刚健的风格。后人把建安诗歌这种建筑在慷慨情怀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称为建安风骨，或者称之为汉魏风骨。唐代诗人曾经把追求建安风骨当作革新诗风的一个有力口号。

曹植在建安诗人中年龄最小，艺术成就却最为突出。他前期深受曹操喜爱，纵情任性，风流不羁；后期名为藩王，实际上遭到曹丕、曹叡的猜忌和迫害，常怀忧惧之心。他才华横溢，写诗颇多，通过各种题材，采用直写、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多方面抒写其内心世界的彷徨和悒郁。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在内容之深邃和艺术之精湛两方面，均超迈前人，钟嵘《诗品》誉之为“诗中之圣”，成为后世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范型。

建安文学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在魏晋易代之际，为了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恐怖，嵇康直接抗争，诗文均愤世嫉俗，最终招致杀身之祸。阮籍不敢公然反对，外表佯狂放诞，内心十分痛苦。其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远绍《小雅》、《楚辞》，近承《古诗十九首》，受“言不尽意”玄学思想和险恶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多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得隐晦曲折，意旨遥深，归趣难求，创造了黑暗政治下用诗歌进行抗争的新形式。他的这种五言咏怀组诗的体制，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左思《咏史》、郭璞《游仙》、陶渊明《饮酒》、庾信《拟咏怀》、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 等组诗，精神上都与之一脉相承。

西晋时期，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渐渐疏远，文人诗创作走入低谷。陆机、潘岳等人，于诗歌形式上用力颇多，文才斐然，然内容贫乏，骨力不振。只有左思能自出机杼，独立不群。他的《咏史诗》八首，名为“咏史”，实为“咏怀”，把历史现象和个人遭际融为一体，批判当时的门阀制度，倾吐寒士的不平，辞情慷慨，风格遒劲，对后世咏史诗影响很大。

此后诗坛的复振，要到东晋、刘宋两代，代表作家是陶渊明、谢灵运。陶渊明，字元亮，曾更名潜。他受时代思想和风气的影响，早年就有爱好自然的一面，同时也有“大济于苍生”的想法。由于时局动荡，他迟迟没有出仕。后为贫穷所迫，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但是他深感官场险恶、政治污浊，于彭泽令上毅然弃官归田了。他的诗歌按内容可以分成田园诗和咏怀诗。田园诗是他的独创，代表作有《归园田居》、《桃花源诗》等，或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自己毅然怡然自得的心境，或歌颂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后人称之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他的咏怀诗围绕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崇高品格，代表作有《饮酒》、《杂诗》、《读山海经》等。他的诗歌出语平淡，不事雕琢，风格清新，意境淳美，是情、景、理的统一。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后代诗人像王维、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都从他身上学到人生品格，从他诗中得到艺术养料。

和陶渊明多写田园不同，当时另一位大诗人谢灵运，则热衷于山水。谢灵运，系东晋重臣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刘宋代晋后，仕宦不得意，转而放情山水。他的山水诗观察细致，感受敏锐，往往能真切地描绘出山 水之美来，叙事、写景、说理兼长，诗风清新自然。他又以炼句著称，像“池塘生春草”、“白云抱幽石”等名句，都传诵一时。他是中国诗歌史上大力描写山水的第一人，开创了山水诗派，直接引领了谢脁、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创作。

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民歌的新发展。东晋、宋、齐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期。南方民歌大多属于南朝《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内容几乎全是关于男女爱情的，代表作有《西洲曲》、《子夜歌》、《读曲歌》等。这些作品多为五言四句，情调哀怨缠绵，艳丽柔弱，且喜用双关谐音，语言活泼，当时文人仿作甚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民歌题材广泛，感情直率，语言朴实，风格刚健。其中《木兰辞》叙事与抒情相渗透，细腻与粗犷相融合，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与此同时，南北朝文人诗的创作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刘宋诗坛的一般趋向是更重隶事，也就是抄书用典。刻划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倡“声律说”，诗文力求谐调，对于形式技巧更加侧重。鲍照和谢脁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他们除了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的创造，影响了后来诗歌的发展。其中鲍照的诗歌，偏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诗风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他又创制七言歌行，在诗体发展上大有贡献。谢脁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诗歌合律性高，有些作品已经和唐代的“近体”诗相似。他的一些五言四句短诗，仿自《吴声歌曲》，出语天然，情深味长，对于唐人五言绝句极有影响。他的诗歌还继承了谢灵运描写山水的传统，但是摒弃了谢灵运铺排板滞的弊病，也绝少玄言的尾巴。虽然不废雕刻和藻绘，但能 归于自然和清绮，所以风格秀逸，情致动人，使得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也击节称赏。

南朝后期，社会风气绮靡，朝纲日益堕落，士人气质纤弱，所作诗歌大多内容空虚，充满脂粉气。萧纲等人写作的“宫体诗”，更是沦落到浮艳的境地。庾信也是在“宫体诗”创作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且为“徐庾体”代表作家之一。但是，他在出使北朝、被羁不返之后，生活境遇大变，而能突破齐梁体的藩篱，融合南北诗风之长，由冶艳而刚健，成为南北朝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后期的诗歌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地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以及屈身从仕异国的愧耻不安的心境。他的诗用事贴切，造语新颖，在体制声律上更加接近律绝等近体诗的格调，启唐人之先鞭。

唐宋诗词

唐宋两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大花园中最为灿烂的两朵奇葩。

唐诗的繁荣，首先体现在数量上。仅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诗人就有两千二百余人，作品四万九百多首，共九百卷。不过，更主要的标志是涌现了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以及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唐诗的艺术水平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再加上题材、形式和流派的多样性，使唐诗达到了中国诗歌的高峰。

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诗歌承梁陈宫体而来，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都是文学侍从之臣。但是他们精研声律，探索出五七言新体诗联间粘缀合律的规律，促成了近体律诗的定型，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始冲破绮靡诗风牢笼的，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继承南朝诗歌形式美的基础上，改造了宫体，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变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变为明快清新。稍后，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诗歌开始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初唐诗歌逐渐摒弃了轻浮绮靡的诗风，建立起高峻雄浑、刚健有力的新诗风。

如果说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那么，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盛唐时期，诗坛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主要生活在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是盛唐之音的天才歌手。贺知章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将他尊为“诗仙”。但是，李白并不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开元、天宝时期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而李白却毫不掩饰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又想征服现实的态度，成为后人反抗黑暗现实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想像奇特，手法夸张。他的乐府诗很多，取材广泛，用来抒写自己的奔放不羁的感情。他的七言歌行又掺入杂言，雄壮、缥缈而奇丽。他的五、七言绝句，纯任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优柔不迫，闲雅超远。明代胡应麟就认为唐代五、七言绝 句，以李白为最。

杜甫的生活经历跨越了安史之乱，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他把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不幸、民众的疾苦紧密联系在一起，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是变乱时代的伟大“诗史”。他的五、七言古诗，格调大变，沉郁顿挫。七言律诗在他手中正式成立，沉着而痛快。后人认为杜甫律诗为唐律之最，其中五律极尽声律、句法变化之能，七律亦精炼而多创造。他的诗歌博大精深，既有清新刻画的句子，又有议论和用典，有严肃也有诙谐，有柔情也有沧桑。所以，自中唐开始，杜甫就被称为“诗圣”，宋人更是推崇备至，谓“杜甫集开诗世界”，后人似乎从任何角度都能从中各取所需。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

李杜之外，盛唐诗坛还有两大诗歌群体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以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一是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王、孟等人继承了陶渊明吟咏田园、谢灵运刻画山水的传统，又加以发展变化，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表达隐逸的思想和情怀，描摹自然幽静和生气之美。他们的诗多采用五古和五律的形式，色泽清淡，意境深幽。其中王维山水田园诗更是将诗情、画意、音乐美，与道家、禅宗的意趣结合起来，诗中有画，诗中有乐、诗中有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高岑等人的边塞诗，其源出自鲍照、刘琨，以边塞战争题材为主，表现了边塞风情、军中苦乐，以及诗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和慷慨不平之气，亦交织着儿女情肠。这些诗大都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景象开阔，气势宏大，情调悲壮，声韵激越。

面对盛唐这一诗歌高峰，中唐诗人力求新变，诗风走向多元。韩愈、孟郊 诗歌多“不平之鸣”，喜押险韵窄韵，意象壮伟瑰怪，诗境奇崛雄豪。元稹、白居易诗风走向平易，用语质朴明白，音律琅琅上口。刘禹锡的怀古诗和政治讽刺诗，语言平易，寓意深远。柳宗元多写被贬之后的悲愤抑郁，山水诗简洁深婉。李贺诗歌重在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想像奇特，构思不拘常法，语言峭奇艳丽，诗境诡谲。

晚唐诗坛以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为代表。他们感慨盛世之不再，诗中充满迟暮黄昏的情调，极幽艳晚香之美，预示着一个诗歌创作伟大时代的结束。其中，李商隐诗学杜甫、韩愈，擅长律绝，典雅华丽，情深意远。他的《无题》等爱情诗，内蕴深刻的世情和人生感慨，哀艳绵渺，堪称诗苑奇葩。杜牧的诗尤以七绝最为有名，其咏史诗议论政治得失，讽刺帝王荒淫，豪健跌宕，意气风发。温庭筠尤有“绮才艳骨”。

在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别出蹊径，开启了好议论，重理趣，以文为诗，追求平淡的诗歌发展方向。苏轼是北宋诗坛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多达四千多首，才情豪迈，挥洒自如。诗中充满谐趣，饶有禅理，比喻之丰富、新鲜，使人叹服不已。他的门下黄庭坚不但在创作上穷力追新，体现了宋诗重筋骨思理的特色，而且总结出一些谋篇、造句、炼字等方面的规律，得到了陈师道等人的响应，开创了江西诗派，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南宋诗人的优秀代表有杨万里、陆游等人。他们大多由江西诗派入手，而能自出机杼。杨万里诗写景最工，有机趣，重“活法”，被称为“诚斋体”。陆游继承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等大家的传统，植根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在平易晓畅中呈现出一股恢宏踔厉之气，是南宋诗坛当之无愧的盟主。

但是，晚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坛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却是词的发展和兴盛。词，原名曲子词，就是“歌词”的意思。词起源于隋，所配的音乐是燕乐，即一种供宴会演奏的音乐。它在体制上和诗有很大的区别。首先，词有词调，同一词调又有不同的格律，形成数体。其次，由于乐调繁简不同，而形成长短不同的诗篇，一般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种。

词在唐代有所发展，敦煌曲子词中有一些是盛唐时期的作品，具有清新的民歌风格。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不久便引起文人的注意和仿效。中唐文人学习民间词，为词体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张志和、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写了一些成功的作品。晚唐五代，文人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温庭筠、韦庄等人为首的花间词人，在填词时往往取当前情事，表现艳遇怨慕与离愁别绪，形式藻丽浓艳，细美婉约。南唐是五代时期词坛的另一个创作中心，代表作家有冯延巳、李璟、李煜等人。其中冯延巳所表现的士大夫的忧生隐衷，李煜亡国后所抒写的迫烈沉痛的故国之思与深广的人生感慨，均已改变了五代词狭小的空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北宋前期，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诗人承五代余绪，主要表现士大夫流连光景、感伤节序的闲愁淡怨，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惯用的小令为主。至柳永、苏轼登上词坛，宋词始能自辟门径。柳永在乐调形式上开风气之先，他采用北宋流行的新曲，大力发展慢词来表现市井生活与羁旅情怀，并把赋的铺陈手法引入慢词，扩大了词的容量，为此后词体革新提供了足够驰骋才情的形式基础。苏轼是宋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词体革新家。他的词打破了前人“词为艳科”的狭隘传统，题材广泛，将怀古、感旧、记游、悼亡、说理等诗中常见的题材引入词中，气象阔大，豪放飘逸。他还“以诗为词”，冲破了词的音律束缚，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对词体发 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苏轼之后，周邦彦妙解声律，善于创调。词法上推陈出新，讲究谋篇，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女词人李清照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客观景物融会在一起，含蓄委婉，意境深远，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宋室南渡之后，民族矛盾尖锐，产生了张元干、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词人，其中辛弃疾成就最高。辛词不但数量居两宋词人之首，而且以文为词，将政治、军事、山水、田园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大胆而自如地表现在词作中。他的词气盛言宜，无往而不利，感染力强，尤其是他那些抒写爱国激情的篇章，千古以来一直激励着后人。姜夔精研乐理，能自度曲，词风清空幽冷，于辛弃疾之外另立一宗，在南宋词坛的影响也很深远。

元明清诗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唐诗、宋词一样，元代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元人小令。小令也叫“叶儿”，是元散曲中的一种，即单支的曲子，很像一首单调的词，但字数不限。由于它诞生于民间，较之以往的诗词，形式更为灵活，文字更为通俗。在内容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性。在风格上，尖锐泼辣，清新幽默，毫无酸腐之气。同时，因有大量的北方方言融入其中，又呈现出浓厚的北方地域色彩。就其发展而言，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金末到元成宗大德年间，作家主要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他们的作品大多质朴自然，比较接近民歌，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后期从元武宗时到元末，代表作家主要有张可久、乔吉、雎景臣等。他们作品的风格趋于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词藻，内容也开始远离现实，有些作品竟与唐宋词的形式韵味相差无几了，如张养浩的《双调水仙子·寻梅》、张可久的《越调凭栏人·江夜》 等。

元明清时期，诗歌虽然继续发展，但是创新和拓展之处较少。元代诗坛，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只有杨维桢尚能开宗立派。他的诗以乐府诗和竹枝词著名，一些诗既藻词丽句，又奇特险怪，人称“铁崖体”。明代诗坛稍有起色，规模有所扩大。明初高启诗才最高，风格豪迈，但不到四十就被杀，影响有限。此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虽然都有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然在创作上成就不大。明末清初，江山易主对诗人心灵的冲击很大，诗歌创作亦起波澜。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号为“江左三大家”。吴伟业诗取盛唐而出入唐宋，形成了声律妍丽的“梅村体”。康熙年间，有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国朝六家”。雍正、乾隆年间，名家迭起，沈德潜持“格调说”，袁枚主“性灵说”，翁方纲倡“肌理说”。但是，有清一代，还要数龚自珍诗内容最具忧患意识和哲理色彩。他的诗大歌大哭，风格瑰丽奇肆。晚清诗坛，流派众多，影响最大的是黄宗羲等人的“同光体”。而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响亮口号，对中国近现代诗歌尤其是白话诗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词尽管在金元时期出现了元好问、萨都剌等颇有成就的作家，但渐趋衰微。清词素有“中兴”之誉，百余年间，各派并出。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清初三大家。陈维崧词效仿苏辛，才力卓著，开创了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南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为浙西派的宗师。纳兰性德崇尚李煜，尤以清新自然的小令著称。嘉庆年间，张惠言又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词应有比兴寄托。清末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词人和优秀作品，但在社会现实和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