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精选6篇）

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第1篇

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曹杰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信仰体系又有社会群组，它的兴盛和衰败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王朝崇信佛教，当时的皇帝不但称天子，也被视为佛的化身。因此都城平城不仅市井繁华，人口百万，街衢坊里独具特色，寺庙建设之多、之雄伟壮丽辉煌全国少有。其间的造像既是佛祖，也是皇帝，佛与帝合而为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种特有现象。那么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还需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说起。

佛教就传入新疆，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传入内地中原，却是汉朝的事。史称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派人去天竺取经，回来时有印度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随行而来，并以白马驮经。于是汉明帝下诏建寺，安置二位沙门译经。因佛经是白马驮回，故寺称白马寺。这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这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是中国最早沙门，他们的便在这里弘法布道。但因佛教的教义不只以慈悲济世、救苦救难，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为宗旨，还有不礼世俗之人内容。即出家入教者不拜君王，不拜父母。这与儒道二教和中国伦理道德格格不入，可称是个六亲不认的宗教。因此尽管汉明帝极其崇拜，极其重视，一再地推荐，民众却难以接受，长期局限于深山寺庙，得不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到西晋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兴起，天下大乱，干戈挠攘，战争连绵主断，烽烟四起，民众陷入苦难的深渊，痛苦不堪，都在寻求保佑。因而释迦牟尼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旗有了招引力，信佛的人也就逐渐地多了起来。但这只限于汉，少数民族大都信萨满教，并不信佛。直到西晋变为东晋，匈奴人刘渊建的汉国变为前赵，羯人石勒灭前赵建立起后赵，时有高僧佛图登在后赵襄国传道，受到石勒的重用。这佛图登是天竺人，不只传道也表演幻术，如预测吉凶治病等。石勒并不是信佛，而看上他的幻术。他借机讲经布道具，发展徒众数百人。佛图登死后，他的弟子道安在东晋襄阳白马寺弘法，弟子千人，成为中原最大的僧团。符坚虽是氐人却已汉化，十分崇信佛教，建立秦国统一北方后，慕名攻克襄阳获得高僧道安。道安令部分弟子去扬州、四川、荆州传道，他带四百徒众听从符坚安排，驻长安五重寺弘法。从此佛教在国内各地撒下种子，算是有了新的发展。很快淝水之战符坚失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又岂起建国，相互家混战不休，血光之灾又降临民间。僧界苦于佛教得不到发展，无法挽救众生，便掀起了两个高潮湿 即去天竺取经高潮，和寻求投靠权力的高潮。

就在这时，拓跋珪恢复代国，袭击柔然高车等国灭后燕，领土占有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并建立北魏定都是平城，号称太武帝，与刘宋王朝南北对峙。为与刘宋争正统和缓解民族矛盾，他自称黄帝之后。看到刘宋王朝信佛，他也信佛。他在带领大军攻城掠地中，不只和当地的善男信女一样，在所过寺庙焚香敬供礼 敬僧尼。并责令将士保护寺庙安全，不得侵扰。同时他还拜访了当时最有名的高僧法果，令其给指点迷津。这法果看到道他后，便给他跪下深深一拜。道武帝慌忙将他请起说：“听说佛教不礼世俗之人，大师缘何有违教规如此跪下？”法果回答说“能弘道者，即当今如来，老衲不是拜皇帝，乃是拜佛耳！”这岂不是说皇帝就是佛，佛就是皇帝。这佛帝合为一体，岂不有利于消除民族矛盾，有助于王化整齐民心，更有利于国家安定？道武帝听了大开脑筋，大为赞赏，大为高兴。他便尊佛教为国教，朝中专设立了佛教机构监福曹（管理佛事的机构），封这法果为道人统（最高的僧官），令他总摄沙门。

这法果是赵郡人，40岁出家，曾拜天竺沙门佛图登为师，精于修练，持戒严格，到处设坛讲道，是当时佛教界最有影响力的高僧。他看到佛教与儒教、道教相抵触，受到上层人士的冷落难以发展，与当时的众僧一样，早有“不依国主，佛事难立”的想法，便对佛教的教义进行改革，寻找机会推动佛教的发展。适逢道武帝来访，他叩拜之后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可说是天赐机缘，正中道武帝的下怀，受到了嘉封，成为佛教最大的高官。接着道武帝在他的策划下大兴土木，在平城外城内建设五极大寺和八角寺，并建耆阇崛寺和山须弥山殿等寺庙，又建讲经堂、禅堂、沙门座。五极大寺就是在舍利坊内建有五极浮图的大寺（今华严寺的前身）；八角寺是今善化寺前身；耆阇崛山寺和须弥山殿是怎样的寺庙，据有关资料介绍，耆阇崛山是古印度迦牟尼讲经和佛教聚会之所，须弥山是印度释迦佛修行的地方；又有专家考证，说这法果建的须弥山殿，既有印度须弥山之意，又包含鲜卑远祖居住的嘎仙洞内容，是一座殿堂与洞窟相结合的建筑，位于如今的高山石窟寺。耆阇崛山寺同样既取印度须弥之意，又含有嘎仙洞的内容，便是如今的云冈石窟第三窟的前身。可这两个建筑如今都已了无痕迹，云冈第十窟门楣上方的那幅“须弥山浮雕”或许是其缩影，也未可知。但这须弥山殿和耆阇崛山寺，让法果费尽了心机融入鲜卑人的文化意识，因此这法果受到道武帝的高度重视和尊重。所以他又是给寺庙划拨土地，又是免除僧众的徭役和税赋，大力鼓励其发展寺庙经济。这样一来中国佛教的有了转折，平城就成了僧尼趋之若鹜之地，很多僧尼都来到了平城。连当时最有名的高僧慧始、师贤、昙登、昙曜、道进、僧超、法存、惠明等，也都闻风而至，光西域来的僧人就达百余人。当地出家的僧尼也越来越多，寺庙成了僧尼的大家庭，僧团的发展史无前例。他们四处奔走化缘传道，会聚一处讲经译经或写经，大兴佛事活动。促使崇信佛教活动很快形成高潮，有力地推动佛教事业发展。

到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时，史称“尊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象。”他明确提出“佛教万善同归，敷导民俗”的口号，赋于佛教“巡民教化，安抚一方”任务，对佛教和僧尼的重视又加一等。他除了兴建寺庙，为寺庙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不只给僧人封官外，还授给他们爵位。不少僧人和朝中官员享有一样的待遇。高僧法果最为典型，他的爵位从辅国宜城子、忠信侯，一直授到安城公之号。法果圆寂后又授给他老寿将军名号，还亲自为他主持丧事，并令其子袭爵。当时还有个沙门昙登，百岁布法不衰，明元帝也受他老寿将军称号，这可说是世上对佛教少有的一种态度。同时他还鼓励王公贵戚，营功积德各建家庙。一些王公贵戚们都以自有家庙为荣，以私养沙门为耀，一时间便 斗富比阔，以致不惜倾其家资，争相兴建寺庙。这样一来不只寺庙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使许多寺庙蓬荜生辉，金玉满堂，僧尼成群结队。因而也使佛教出现了贵族化，高层化，权力化倾向，发展掀起了高潮，也把佛教的繁荣推向了极致。可物极必反，这就引发了后来的太武灭佛，让大批僧尼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其实这太武帝和皇祖父道武帝父皇明元帝一样，当初也很崇信佛教。不只礼敬高僧，参与佛事，平凉州平统万，还将大批名僧迁至平城。其中有一惠始法师，人称刀剑不入，赤足行于污泥而不染，名曰白脚大师。他十分崇敬，将其安排在八角寺，令讲经传道，弟子数百人。惠始园寂后，他令将其葬寺内，又起高塔。以上这些事，便充分说明了他崇信佛教的态度。但太武帝锐意武功，志在扩张领土，统一黄河流域。可他在北击柔然，西扫秦陇，东灭北燕，南攻刘宋的征战中，渐渐地发现了问题，不只兵源越来越少，国库也越来越空虚。其原因之一，是很多百姓为逃避徭役，进寺庙出家当了和尚；原因之二，是大量的社会财富变成了寺庙经济，国家的税赋缺失，国库自然拮据。这就给兵员补充和军队的供给，带来严重的困难，因此他对佛教便产生了反感。当时的佛教只在普通百姓和少数民族中流行，因其教义与儒道二教相抵触，汉族上层人士并不信佛。太武帝的宠臣司徒崔浩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是个有名的大儒，而且是个道教的忠实信徒，历侍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在朝中极有威望，号称北魏的张良和孔明。他不断地在太武帝面前诋毁佛教，宣扬道教的好处。他看到太武帝为国库拮据和兵员缺失犯难，对佛教十分恼火。借机便对太武帝说，“佛教是西来之教，其寺庙不但与朝廷争民争利，还劝人不杀生，瓦解将士的斗志。圣上旨在运武统一华夏，这佛教便是一害。道教秉天地之气，树德除邪，还可使圣上延年益寿，得道成仙。”他要太武帝改换门庭，弃佛从道。同时他还请来了天师道道首，嵩山道人寇谦之，给太武帝传道。

这寇谦之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人，其家数世都信奉天师道。他少年时遇仙人成公兴，随其在华山和五当山修道。后称太上老君降临嵩山，授给他《录图真经》，和天师之位，命他整饬道教，去伪存真，辅佐北方太平真君。他废除违背封建礼教之伪，增加儒家伦理纲常之真，应崔浩的邀请来到平城，向太武帝献道书、授符录，称太武帝为太平真君。并说这是上天授予的名号，令他统领人鬼之政。太武帝听后十分高兴，便祭拜了嵩山，弃佛从道，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而后在城东大兴土木，建静轮宫和大道坛。他身穿道袍斋蘸，设祭，俨然一个道人。

从此他不但对佛教日渐冷落，而且不断地对其进行打击。他先是下令禁止民众私养沙门，有违者徙边。继而强令年50以下的沙门还俗服役，逃避者死罪，窝藏者同罪。接着陕西的杏城有个名叫盖吴的人，发动了民众起义，关中的白部，天水的梁会，河东的薛永宗等纷纷响应，一时间起义的战火漫延了陕西、甘肃、山西三省，声势极其浩大。太武帝亲统大军多次征讨，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将其镇压下去。这盖吴崇信佛教，他的义军中有不少的佛徒，还有些沙门。交战中太武帝看到后，便对这佛教极其地恼火。率军回师长安后，他又发现寺庙中藏有大量的武器和财物，以及沙门与妇女淫乱行为。他感到时机成熟，终于可出出胸中的恶气了。回朝后他便下令灭佛，敕令将所有寺庙尽皆焚毁，沙门不分长幼悉数坑杀。然而正在监国的景穆太子拓跋晃，是个佛教最忠实的信徒。他不仅宫中建有佛堂，每日做着佛事，还养着一批僧人在译经写经。看到父皇下诏灭佛，他痛心疾首，一边缓发诏书，透露消息令沙门逃命。一边上疏指责父皇枉杀过滥，要求父皇收回成命。太武帝不只不听，反而训斥了他一番，命太监中常侍宗爱为都督，指挥各路人马灭佛。一时间寺庙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小沙门身首异处。景穆太子惨死不忍睹，柔然却借机犯边，他便带兵出征。

这宗爱早与太子不和，何况他又指挥灭佛，担心太子隆登皇位，不会有自己的好结果。于是借机向太武帝进言，揭露太子缓发灭佛诏书，令沙门逃匿，并说东宫还养着沙门。太武帝听了暴跳如雷，下令查抄东宫，将隐居东宫的高僧慧能、玄崇，和太子谋士仇尼、道盛，一起处斩于巿。当时太子正在征讨柔然的归途中，听到此事不敢回朝，便驻扎下来。太武帝疑他有异心，便佯装驾崩。太子得知悲痛万分回朝，却被关囚笼处死。监国多年太子死后，太武帝感到失去了得力的助手，更感到大好的江山无人继承，心里怀念太子，恨自己太鲁莽，更痛恨崔浩让他灭佛。想到崔浩修国史诋毁祖先，便诛其三族，也未解心头之恨。他醺酒，喜怒无常，不久忧愤成疾，常常提着剑要杀人。太监宗爱感到危在旦夕，便先下手为强，将太武帝毒死。由谁来继承皇位，尚书仆射兰延与侍中和匹，主张让东平王拓跋翰接帝位；侍中薛提说太武帝有世嫡之重，主张由太子长子皇孙拓跋浚接帝位。就在大臣们争论之中，宗爱挟持赫连皇后召兰延、和匹、薛提和东平王入宫议事，却在宫内埋伏刀斧手将四人杀死。给他们加上杀害太武帝罪名，立安南王拓跋余为帝，他控制朝政。殿中尚书源贺、南部尚书陆丽等大臣不服，发动兵变，杀掉宗爱，拥立太武帝嫡孙拓跋浚登上皇位，是为文成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太武灭佛的全过程。

封太武帝的赫连皇后为太皇太后；封太武帝的左昭仪为太妃；封文成帝的乳母常氏为保太后、寻为太后；封冯氏（即冯太后）为贵人，寻为皇后。文臣武将安排已定，朝中面临的首要大事，便是恢复佛法。

这场灭佛斗争十分残酷，十分可怕。虽然许许多多的寺庙被毁，大批的僧尼被杀，但血与火並不能消灭人们的信仰；反而更让人们渴望着一个佛光普照、慈悲大千的世界。因此文成帝接位后，朝野上下到处都是一片复佛的呼声。逃匿在外的不少僧尼也都回到平城，为复佛工作推波助澜。特别是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和被封为皇后的冯太后，以及太武帝左昭仪冯太后的姑母三个女人；她们都来至北燕，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灭佛中精神上都受着巨大的威胁；都与文成帝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朝中起着别人无法起到的作用。就在这少年天子文成帝难以应对局势的情况下，她们便劝他顺应民意复佛。可复佛的诏书还没有发出，太武帝的皇后赫连太皇太后却以“祖宗之法不能改，王道不能移”为由，怂恿长孙竭侯、黎庶、古弼等一些元老旧臣，从中刁难，反对复佛。闹得14岁的文成帝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将这复佛之事搁置下来。

这赫连太皇太后是太武帝平统万时，将她和她的妹妹纳入掖廷为妃，后她被封为皇后。消灭宗爱后，她本来欲立太武帝四子，她妹妹所生的拓跋谭为帝，却让文成帝抢了先机。她的心中一直愤愤不平，便借机对文成帝进行发难。这些元老旧臣都是太武帝的部下，都看她的眼色行事，倚老卖老，以功臣自居，根本 就不把这小皇帝放在眼里。有的妄自尊大，有的蛮横无理，还大闹朝堂，不只不允许复佛，甚至还主张继续灭佛。很多人都为文成帝担起忧来，担心这少年皇帝被推下皇位。冯昭仪早对这赫连氏存有戒心，她一直在研究着这赫连氏与宗爱的关系。最后她终于弄清：宗爱杀害了太武帝，嫁祸于兰延、薛提、和匹三人，便是这赫连氏受宗爱指使以皇后之名，召他们三人入宫议事为由，被宗爱埋伏的刀斧手所杀。这赫连氏赢得宗爱信任，被封为太皇太后。她助纣为虐，岂不是宗爱的帮凶和同党？其罪恶岂不罄竹难书。于是她将这事揭露后，众大臣都义愤填膺。文成帝便召开御前会议，宣布赫连太皇太后等人的罪恶，将他们一网打尽。古弼、黎庶等人灭门，长孙竭侯因是太武帝的舅父，免除死刑却处以徙边，赫连太皇太后则是赐死，令其自裁。

排除了这些障碍，文成帝便再次下诏复法。诏曰“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圣境，助王道之禁律，益仁之善性，排除群邪，开演正觉。”令京城和诸州郡县民居之所，各修寺庙图像，以供善男信女礼佛。又为高僧师贤等五人落发，赐袈裟，封师贤为道人统，令其总摄沙门。又封王遇为匠作大将，让他们在武周山“造令如帝身的佛像一尊”。可有谁能想到，这像雕成之后，颜下足上出现了两枚黑石，恰与文成帝颜下足上的黑痣相对应。这事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工镶嵌，一直是个千古之谜。但当时普遍认为，是文成帝复佛纯诚所感，佛祖显灵。也应证了高僧法果北魏的皇帝即佛，佛即北魏皇帝的说法。这事轰动朝野，震动了佛界。文成帝一下成了佛的化身，身价提高了百倍，极受人们的崇敬。每日来武周山的参拜佛者成千上万，络绎不绝。好多善男信女们，都还向着宫城的方向顶礼膜拜。一时间圣迹远播，万民敬仰，中外瞩目，不少国家还派了使节来祝贺。狮子国沙门邪奢遗多和浮陀难提送来三尊珉玉佛像；沙勒胡国沙门送来了佛钵；有的国王还派画师来绘影图像，摹写实迹圣容，以求一睹真颜。京城之内人流如潮，热闹非凡。文成帝从来也没感到自己是那样的高贵，那样的超凡脱俗，那样的神圣，似乎不是尘世凡人，而是自天而降。他也感到鲜卑人的皇帝是天之骄子，北魏王朝的皇权乃是天赋神授。这样一来皇帝真的成了如来，敬帝就是敬佛，佛教的国家政治色彩就更加浓厚，寺庙便成了忠君礼佛之所。也就是说，佛教借助皇帝的圣旨可发展自己，皇帝借助佛教意象可号令天下，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于是文成帝又下诏，令师贤、王遇等人，在京城内的五极大寺，为其太祖以下五帝各铸佛像一尊，身高一丈六尺，备铜25万斤。也将他的列祖列宗列入佛帝序列，把佛教与国家的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后不久，便有御马衔衣的故事出现，也就是史料所讲的“马识善人”一事。那是文成帝骑马出行之时，走在街上忽遇一老者，他的马却咬住老者的衣服不放。这一现象让他感到十分奇怪，便向随从人员问道：“这马为何要咬人家的衣服？”有的随从认出，老者是有名的高僧昙曜，说是马识善人。这时高僧师贤已去世，昙曜也是北魏有名的高僧。文成帝日思夜想正要寻找这昙曜，令其接替师贤之职主管佛事，没想到他的御马帮他找到了。他下马一礼，便将这昙曜请进宫来待为上宾，拜为沙门统，接替师贤总摄佛务之事。造像即为弘扬佛法，弘扬佛法即必须造像。他令这昙曜在武周山南麓开窟造像，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佛帝合一的石像一尊，高70尺，次60尺。历经数年而成，石像雄奇伟岸，气势恢宏冠于一世，观者莫不震撼。这便是“御马衔衣”故事引出的辉煌成果。史书对此讲得很神秘，似乎是神的旨意。也有论者却认为：昙曜身上的道袍是谷草煮水着色，还散发着谷草的香味。御马闻到谷草的香味，便啣昙曜的衣服，并非神的旨意。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叫得很响，如今云冈石窟景区内还专为昙曜铸了铜像，所以有必要在此交待一下。这五尊高大石像的石窟，被称为“云冈昙曜五窟”，中国最宏伟的石窟艺术也从此诞生。各地灭佛中被毁的寺庙也很快恢复如初，僧尼队伍也不断壮大。为促进佛教的发展，文成帝还又给寺庙划拨土地，设神祗户、神祇粟，和佛图户。凡向寺庙交60斛谷物之民，可称之为神祇户；所交寺庙用于供养沙门和救灾的谷物，称神祇粟；分配到寺庙洒扫耕作的囚徒和官奴，称佛图户。这样一来，不但壮大了寺庙经济，也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复兴和快速发展。这是文成帝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他祖父太武帝灭佛的一种忏悔和补偿。但佛教还没有达到鼎盛，他就崩于太华殿，时年26 岁，在位的时间很短。继位者虽是他的太子和皇孙，临朝称制者却是他的皇后冯太后。这冯太后对佛教更是有新的见解，她把佛教发展推向了鼎盛。

和平五年（466年），文成帝的去世，权臣乙浑控制朝政，图谋篡位，顺者昌，逆者亡，诛杀了许多大臣。朝中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冯太后面对这种局面十分冷静，对乙浑的所作所为不露声色。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天她突然下旨，招乙浑入宫议事。人们都不知这年轻的皇后要干什么，一时间宫中议论纷纷。乙浑接旨十分得意，却又想入非非。自以为她皇后这块招牌很有号召力，何不借机为我所用；又想到这年轻皇后美貌无比，若让她投怀送抱岂不又一美事。可他那里想到这是冯太后设下得陷阱，他神气十足地刚走进宫院内，身后的宫门就关上，埋伏在院内的刀斧手一拥而上，他还没醒过神来，就被乱刀砍为肉泥。史称此事为她“计杀乙浑”。

除掉了乙浑，她扶12岁的太子拓跋弘登上皇位，是为献文帝，自称皇太后临朝称制。她本来就信佛，更看到佛教在民众心目中地位。执掌朝政后，她重用一批汉臣，继承夫皇遗志顺应民意弘扬佛法，受到满朝文武的拥护。她在改革朝政的同时，便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她十分清楚，这场灭佛的斗争，表面看是一场帝与佛之争。实质上是一场道教与佛教之争，也是一场儒教与佛教之争。崔浩是北魏的大儒，也是道教的忠实信徒；寇谦之本来就是道首，他们都是这场斗争的发起者和直接参与者。她首先从僧制着手进行改革，完善制度，对佛教从上到下实行有序的管理。改道武帝的僧制监福曹为昭玄寺，改沙门统为大统，下设副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设功曹和主簿各一人。州设州维那，郡县设上座，寺庙内设主持。令他们各司其职，为朝廷管理佛务。接着她授意僧众总结佛教历史经验，吸取太武帝灭佛教训。很多高僧亲历太武灭佛之苦，深知这灭佛的动因，自觉对佛教的教义进行改革。他们的将佛教教义和道教教义揉合在一起，又加入儒教忠孝仁义的内容，使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相结合。她得以首肯，下旨建设三教合一的悬空寺，和三教合一的昊天寺等，将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供奉在一起，消除儒道两教与佛教的隔阂。实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国的目的，也促使汉族上层人士信奉佛教。同时她在武周山昙曜五窟之后，继续开窟造像。使那些穹卢式的洞窟，在建造上趋于宫殿化和佛龛化；人物造型方鼻大耳，细眉深目，趋于圆润丰满，身着褒衣博带，趋于中国化。佛经中有“法力无边”的记载，说佛的力量之大没有边际。她便为皇孙孝文帝开凿释迦洞（云冈5窟），造身高18米的佛帝合一，最为雄伟壮丽的石像，象征权力无限，威力无边。身临其境让人心灵震撼，感到自己妙小。佛传故事中说佛有形，而佛母无形。她也为自己开凿了中心塔柱式的佛母洞（云冈6窟），塔高15米，呈方形，布局堂皇，内容丰富，雕饰豪华，刻工精美，气势磅礴，最为华丽，可称稀世之品。寓意她孕育着北魏的皇子皇孙，和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北魏王朝。看了之后无不使人感到一种景仰力和虔敬力。其后她改观世音菩萨男性为女性，大力宣扬观音文化。观世音本是古印度转轮王的长子，名叫不煦，他出家后向佛祖发誓，立志要落实佛法，救苦救难，解除人间烦恼。佛祖感其真诚，度化其成为观世音菩萨，即观音而去救苦救难，最受人们的崇敬。到唐代因李世民之讳去掉“世”字，成为观音菩萨。《华严经》中称他为“猛丈夫”，传入中国后仍是男性。十六国时的敦煌石窟中，他的画像还留有两撇小胡子。近年四川文物普查，在广福寨水洞门崖壁上，发现南北朝早期石龛观音雕像，身高1，5 米，面庞圆润，也留有两撇小胡子。到云冈石窟时期的菩萨造像，就变成了女性。她的这一用意十分明显，既然北魏皇帝是佛的化身，她临朝称制，居于皇权之巅，自然可把自己比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样既可借助神的意象张扬女性，更是神化自己行使皇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兴建寺庙是推动佛教发展重要举措之一。冯太后在改革朝政开凿云冈石窟的同时，不惜巨资大兴土木，在京城之内建设天宫寺、永宁寺、建明寺、八角寺、报德寺、崇光宫、皇舅寺，和祗洹精舍、车轮山卧佛寺等，众多的皇家寺庙。这些寺庙都极其雄伟绚丽，各具特色。建明寺基架博敞，高大雄伟，气势恢宏，号称京华壮观；天宫寺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雕刻精美，内有玉佛，号称京华一绝；永宁寺院内有七极方形木塔，高90余米，为平城之最。塔前的大雄宝殿形如皇宫的太极殿，金碧辉煌，内供一丈八尺高的镀金铜像一尊，六尺高的金像十尊。寺内坊亭、庑宇、译经、藏经、禅室、僧舍数百间，号称天下第一。虽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却无一能与这些寺庙相比。五台山最早名叫紫府山，上有玄真观，原为道教所在地。东汉时期，印度僧人摄摩腾来到五台山，建了阿育王塔，从此有了佛教建筑。冯太后听说五台山形似印度佛祖讲经的灵鹫山，便和皇孙孝文帝登五台山，下旨建灵鹫寺、清凉寺、真容院，又修缮经院等12处建筑，使其成为佛教的名山。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禳灾赐福，最受广大民众的爱戴。观世音和阿弥陀佛与大势至，在经书中本来合称西方三圣，她不但令观世音离开西方三圣，到处兴建观音庙，还令观世音菩萨离开寺庙走进民宅，接受人间香火和礼拜。一时间百姓家家有观音，户户弥陀佛，观音成为民众的保护神。唐代武则天对观音的崇拜更盛一筹，是她们两个女主把观音文化推向了极致。由于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大兴寺庙已成为一种风尚，除皇家兴建，地方官员兴建外，民间也在兴建，一些豪门富户祈福还愿，纷纷建设自己的家庙。冯太后的兄长冯熙身为太师之职，倾其家产在各地兴建寺庙72处，组织译经16部，可称是登峰造极一例。僧尼奔走化缘，善男信女布施捐赠，为寺庙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有资料记载，当时“京都之内能工巧匠云集，丹青 妙手会聚，群师名流各显其技”，到处都在兴工动土建寺立庙。到太年间，平城可谓宝塔飞天，佛龛地涌，重大寺庙之多达百余所，僧尼两千之众；全国的寺庙为六千多所，僧尼达七万之多。斋会、法会、道场等各种大型佛事活动，不断地举行，盛况空前。每当浴佛节和观世音菩萨圣诞日，人们不只烧香上供，在寺庙里祭祀，还要把金像从寺庙抬出来，在街上游行，令民众沐浴佛光，史称“抬像”。也有资料描绘：出像之日，千骑开道，万乘护拥；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丝竹杂技雷动，梵音法乐四合；僧人跳金刚舞，善男信女敬香叩拜。太皇太后和皇孙孝文帝骑马散花，与民同祭。全城万人空巷一睹真颜，由此可见其隆重之盛。这一桩桩一件件弘扬佛法的举措，经久不衰，除了太武帝灭佛那一阵，弘扬佛法之举，连续在平城持续了近百年，把佛教推向了鼎盛，也使平城成为佛教圣地，或称佛教中心。著名的佛教史家汤用彤有言：“魏世佛之盛，盖必得力于冯太后也！”太和17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也把众多的寺庙建设带到洛阳，把石窟造像之风从云冈带到了龙门，使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载。

这佛帝合一是北魏王朝特有的现象，也是北魏王朝的一大创举，并落实在北魏的京都平城。从云冈石佛寺，到当时的五级大寺、建明寺、永宁寺等各个寺庙，都无一不体现着这一主题。佛帝合一，促使北魏的寺庙建设蓬勃兴起，把佛教发展推向了中国化和高潮，使平城成为一座参佛、祈愿、持戒、译经、礼佛的都市。佛帝合一，使各族人民一心向善，也改变马背民族强悍的铁血性格，融入中化民族大家庭，与各族人民和谐相处，为北魏的稳定创造了条件。佛帝合一，改变了佛教长期冷落的状况，得到迅猛发展，也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为隋唐佛教盛世奠定了基础，这是北魏为佛教的和中国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2004年6月20日

北魏时期佛教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第2篇

(一)佛教在北魏的发展状况。北魏是公元386年由拓跋氏建立起来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国祚148年(386年534年)。389年在山西大同建都。魏孝文帝(467年—499年)继位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实行了断胡语、通婚姻、改汉姓(改拓跋氏为元氏)等一系列融入汉族的改革措施,并于493年迁都洛阳。而佛教自秦汉传入中国以后,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却快速的发展过程,最终以洛阳、广陵为中心,由北向南,逐渐在下层传播开来,北魏时期已经颇具规模。《魏书·释老志》里记载,北魏孝文皇帝在位时(太和元年,公元477年),有寺庙六千余所,僧尼七万多人,到北魏延昌时期(公元512至515)寺院数量增加到了近一万四千所,可见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已相当繁盛。

(二)北魏时期佛教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北魏时期的佛教主要是以佛教造像记的形式对书法艺术产生影响的。造像和造像记的形式源自于佛教对佛陀的偶像崇拜,这种近似偶像崇拜的方式在早期印度佛教发展过程中是被禁止的,当时佛塔的浮雕之上并没有佛的形象,仅仅只雕刻有动物、菩提树等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如以一头象来寓意佛陀降生等。到了印度阿育王中后期,为了将佛教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其开始极力宣传佛教,兴造了大量佛塔,各种拜佛、诵经的仪式已相当普遍,佛陀的生平、神话也广为流传。到了公元前2世纪初,佛教传入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当时位于大夏的犍陀罗是雕塑艺术的中心,也称“犍陀罗艺术”,这种希腊文化中的雕塑造像元素与潜在的佛教偶像崇拜思想相契合,产生了之后佛教造像艺术的独特形式,也成为了以后宣扬佛教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后,这种独特的崇拜思想也直接的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

当时北魏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需要巩固自身统治,而佛教正是最合适的工具,所以,统治阶级便积极提倡佛教,使其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佛教徒也积极配合统治者,规定“沙门需拜王者”,二者形成了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在魏孝文帝时,实行了一系列融入汉民族的政策,并将国都迁到了汉文化更加繁盛的洛阳1,从而增进了佛教与统治阶级的联系,在这一背景下,上层阶层的许多贵族阶层和有道高僧都会倾尽财物建立佛龛2,一方面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为自己祈福避祸,这在当时佛教兴盛、佛教徒众多社会背景下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这里便成为了这一时期佛像造像的聚集地,即龙门石窟,其中的“造像记”碑刻也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独特书法风格。

二、佛教影响下的北魏书法

(一)龙门石窟与造像题记。龙门石窟的开凿时间约在魏孝文皇帝迁都洛阳的前几年,后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规模宏大。石窟中皆是当时贵族或民间的佛教信众筹集善款为祈福平安所造的佛龛,而在造像之后,为了记录造像时间、造像者身份、造像名称、祈愿内容等一系列史实资料,多会刊刻题记,由于北魏时期的墨迹已经不可见,这种佛龛题记时所刊刻的“造像记”便成了研究北魏书法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也是我们研究北魏佛教书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实物材料。将其与北魏同时期的墓志铭书法相比较,能让我们更全面地窥探北魏书法艺术的全貌。

龙门石窟内的造像记约有三千六百余品,品类甚多,但北魏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未被人重视,直到清代黄易极力推崇龙门造像记,并从数千碑刻题记中选出四品,即《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后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又列出了“二十品”的篇目,即“龙门二十品”,虽然龙门石窟历经了几个朝代凿刻的,但其所选“二十品”却皆是刻凿于北魏时期,其中十九品藏于古阳洞,刻凿时间最早的在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最晚的在公元520年,主要集中在宣武皇帝时期(公元483515)。由此,“二十品”成为了魏碑书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二十品”之名也逐渐广为人知。

(二)龙门二十品。龙门佛像造像记的主要目的是铭记功德、传诵佛法,所以为了便于阅读、传播,“龙门二十品”皆用的是正书书写,称“正书”而非楷书,是因为在许多品造像中,其字的用笔并非纯粹的楷书,在捺笔和横笔结尾处,依然残有隶书向楷书发展过渡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当代刘涛先生认为其“体兼隶楷”3,而在清代的书论中,也并未以“楷”、“隶”相称,而是引用宋人“正书”一说,笔者亦同;分析“龙门二十品”各造像记的书作风格可以发现,虽然二十件书作的风格迥异,但是却依旧有其共性的特点:从单字点画的细节来看,横画多是向右上方倾斜,起收笔多为方笔,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二十品”,认为:“《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4。”将其与同时期北魏元氏墓志铭作比较可发现,元氏墓志由于是为皇家墓葬所作,书丹之人皆是毕恭毕敬、谨小慎微,所以其风格自然也就精美新妍;反观“龙门二十品”在行字间却并没有过多的法则作为束缚,风格更显粗犷,率真不做作,没有法则的拘束,初看乱头粗服,细看却拙而不丑,内含骨力。从刻工方面来讲,以元氏墓志为代表的北魏墓志铭,刻工多是择其优者,刀法细致入微,结体斜画紧结。而各造像记中除了《始平公》、《孙秋生》等少数几品记有书者刊款外,其他各品造像记的书者皆无从考据。从几品题记中所刻写的三角点和横竖笔画起笔时方头的痕迹可以看出,这些题记文字显然是由工匠直接凿刻而未经书家书丹产生的,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刊刻之人应该多为当时民间信奉佛教的无名工匠,并没有经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其书刻多是从经验中而来,所以才没有规矩约束,但其字却并未因“随性”而无规矩,相反,由于没有过多的拘束,其体式自然多变,结体因势赋形,稚拙返璞的意境内含其中,虽然无法推测其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种意境正契合了佛教“空无圆融”之境。

三、北魏佛教造像书法的影响

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第3篇

刚从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归来，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国企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鄂温克旗是以人口较少的民族—鄂温克族为主体的自治旗，旗域经济以国有煤电业为支柱产业。主要国有企业有华能伊敏煤电公司、鲁能集团内蒙古蒙东能源集团公司鄂温克电厂和伊敏河东煤矿、神华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华能集团通大五牧场煤矿等。国有企业对鄂温克旗旗域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的贡献上。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全旗生产总值800241万元中，其中来自工业的为491914万元，主要是煤电产业。仅华能伊敏煤电公司一家，2011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就占全旗地区生产总值的56.5%。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国有煤电企业的重点项目投资水平决定了全旗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面。2011年，鄂温克旗列入市级工业重点项目5个，全部属于国有煤电企业，包括新开工的华能辉河风电项目1个和续建项目4个，分别是鄂温克电厂项目、敏东一矿项目、扎尼河露天矿项目、伊敏露天矿技能项目。在2011年全年煤电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的34.13亿元中，鲁能鄂温克电厂完成投资2.17亿元；鲁能敏东一矿完成投资8.32亿元；扎尼河露天矿完成投资5.87亿元；华能辉河风电项目完成投资590万元；伊敏三期扩建及露天矿技能项目完成投资6.76亿元。旗内伊敏煤电公司电厂及煤矿更改、大雁沉陷区治理和技改、通大五牧场煤矿技改项目完成10.95亿元。国有煤电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34.13亿元，占全旗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的54亿元的63.2%。国有煤电企业投资下降等于全旗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和2010年相比，2011年全旗固定资产投资减少46.57亿元，下降46.3%，主要是由于国有煤电企业投资减少造成的，成为全旗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税收贡献上来看，国有煤电企业更是税收大户。2009年，鄂温克旗国税组织税收入库83545万元。全旗国税系统年缴纳税收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重点税源企业共10户，实际税收入库81238万元，重点税源企业收入占全旗国税收入比重为97.24%。主要国有税源企业是：伊敏华能东电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税收入库63501万元，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税收入库5938万元，内蒙古通大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税收入库2274万元，内蒙古鲁能大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税收入库8181万元，鄂温克电力有限责任公司128万元。2010年全旗国税系统年缴纳税收入库74000万元。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重点税源企业共9户，实际税收入库71399万元，重点税源企业收入占全旗国税收入比重为96.49%。主要国有税源企业是：伊敏华能东电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税收入库51632万元，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税收入库5796万元，内蒙古鲁能大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税收入库9025万元，鄂温克电力有限责任公司161万元。2011年全旗国税系统年缴纳税收入库98006万元。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重点税源企业共8户，实际税收入库94519万元，重点税源企业收入占全旗国税收入比重为96.44%。主要国有税源企业是：伊敏华能东电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税收入库65544万元，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税收入库7756万元，内蒙古通大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税收入库7717万元，内蒙古鲁能大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税收入库5667万元。

从地税情况来看，2011年鄂温克旗地税局共实现税收收入72330万元，税收首次突破7亿元大关。按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采矿业、电力行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四类纳税国有企业仅占全地局纳税总户数的4%，实现的税收收入却占全地局税收收入的81%，占税收总收入的60%。

国有煤电企业对鄂温克旗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的贡献，使国有煤电业成为旗域经济的支柱产业。鄂温克旗旗域经济的基本面就是由国有煤电行业的起伏升降决定的。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国有大企业在体制上很少受地方控制。国有企业在内部管理、项目建设、投资规划、企业经营、职工招聘、产业链延伸、产品销售等均与鄂温克旗无涉。这种体制注定了国有煤电企业只能在地区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上对鄂温克旗起到产业支柱作用，而在提供地方就业，提高农畜产品附加值，增加牧民收入，改造传统牧业生产方式，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方面，作用有限。这是今后国有企业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应当引起重视的。

国有煤电企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也产生一些不利影响。煤与电是国有煤电企业经营的直接目的，尽管在“美丽与发展”双赢战略实施中关注到了“美丽”目标，但毕竟是辅助目标，且这种目标实现需要增加投入成本，不像煤、电目的实现能够增加利润。对生态的不利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对草原的毁坏，尤其是露天矿的开采；对大气、水源和土地的污染；造成地下水位的下降；地面沉陷及其破坏作用。在环保方面，伊敏煤电公司的成功之路值得借鉴。

作为资源性企业，国有煤电业增长本身具有不可持续性。神华大雁矿业集团公司截至2012年5月末，资产总额52亿元，在册职工12926人，离退休15777人。其中第二煤矿于2011年12月因资源枯竭关闭，职工主要由扎尼河露天矿和敏东煤矿吸收安置；第一煤矿预计2013年3月同样因资源枯竭而关闭。鄂温克旗的大雁镇总人口7.8万人，占全旗总人口的50%。大雁镇经济可谓完全仰赖大雁公司，而面临资源枯竭的大雁公司因缺乏后续产业，采煤、测量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大量流失，职工队伍人心浮动。大雁公司第三煤矿准备延长产业链，放弃“有煤无电”，走煤电联营之路。尽管伊敏煤电公司目前欣欣向荣，可采年限很长，但煤电企业的资源性决定了它终有枯竭的一天，开采量越大，枯竭之日就来得越快。可见，培植后续产业是国有资源性企业必须从战略上应当尽早考虑的问题。

北魏佛教造像的世俗气质 第4篇

关键词:北魏 佛教造像 雕塑 世俗气质

在比较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和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北魏时期佛教造像雕塑时,我发现北魏佛教造像雕塑的形象深受世俗人物形象影响,有些形象与其说是佛、菩萨,不如说就是一位内心充盈的士人百姓。造像雕塑以人为模特,呈现出世俗人物的喜乐,将世俗人物感情世界与佛的精神境界混为一体,这些特征使得北魏佛教造像与其他时期佛教造像形象大为迥异,如青州市博物馆藏的《彩绘佛立像》(青州出土,残高121.5厘米,北魏),佛展示的灿烂笑容与普通世俗人物无异。又如麦积山第80窟的《胁侍菩萨立像》(高128厘米,北魏)是一位陷入沉思的青年,表情复杂,形象具有当地人特点。如此范例,在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雕塑中不胜枚举,我认为造成这一特异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统一北方中国的政权,它结束了当时混乱的十六国局面,推动了北方的农业生产和建设,并在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有独特的创造。此时期以佛教为内容的雕塑占了当时雕塑总量的90%以上,且大多是佛教人物造像雕塑。人物造像雕塑的兴盛,使这一宗教宣传形式成为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的一部分,为佛教造像雕塑摹写世俗人物奠定了社会基础。

2.佛教在北魏被定为国教,标志着佛教在当时社会占有统治地位,也表明了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无论是云冈、敦煌、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美的历程》P175)。从李泽厚这一论断也可知北魏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在初创的阶段,对周围环境与世俗人物的观察摹写是必然的。

3.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始,就面临中国的政权分裂、民族融合和连绵战乱,社会动荡使人们对当时占主流的儒家思想失去了信心,而佛教思想受到大力提倡与积极赞助。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统一之后,在开窟造像的潮流中,皇室人员和富有阶层赞助者希望在雕塑造像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而雕塑工匠对佛教造像的规范与形式没有形成统一牢固的概念,所以,雕塑造像过程中对世俗人物的参考临摹成为主流,使这一时期佛像具有更多的世俗人物的面貌。这种特点避免了佛教造像完全程式化后作品的苍白无力和毫无生气,使北魏的造像雕塑清新、活跃、生动、不拘一格和具有世俗人物精神气质,而这些世俗特征也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本土化的开始。

除了在面部特征及身材体态上模仿世俗人物,造像在服饰上也有模仿塑造:“6号窟另一个重要的创新是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北魏风格。佛、菩萨、皆身着朝臣的官服,而不是犍陀罗式的袈裟。”(《中国古代雕塑》P237)。这份对云冈石窟第6窟的描叙,说明了当时主流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之深,实非其它朝代能比,同时也说明,北魏佛教造像雕塑正逐渐抛弃印度图式的影响,加速与世俗社会融合的本土化进程。

“气韵生动”和“以形写神”作为魏晋时期造型艺术的美学理论与艺术原则,强调对所表现的人或物的观察与提炼,对当时的绘画创作起指导作用。而中国古代艺术画塑结合的形式使这些审美理论与规则同样作用于佛教造像雕塑,这也是佛教造像印度图式本土化,与世俗人物形象、风俗结合的文化背景,即强调艺术与世俗生活、人物的联系。北魏是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在积极汉化的过程中,对汉民族的审美体系全盘接受,所以著名画家陆探微所创造的“秀骨清像”这一典型的受南方人物形象影响的绘画图式,也对北魏雕塑造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风格影响在青州出土的龙兴寺窖藏北魏造像中体现得比较充分。

从这些方面来看北魏的佛教造像雕塑,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魏佛教造像雕塑与世俗社会的融洽程度及对社会的影响,这与希腊雕塑在其古典时期雕塑与社会的关系极其相似:即雕塑与社会有紧密的联系,有很浓的世俗特点,但又是世俗社会生活理想化境界的艺术表达。“北魏的雕塑,从云冈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像、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美的历程》P181)。这段对北魏雕塑造像的解读,我认为还有可补充之处,因为李泽厚先生提到的“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那种神情奕奕”均是建立在对世俗社会的摹写、提炼的基础之上,故我认为这种理想美有很浓的世俗审美情趣,而这种情趣与魏晋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有直接的关系,那种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不正是战乱后人们对安定生活的要求和魏晋玄学的艺术表现吗。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松、安吉拉·法尔科·霍华德等著.陈云倩等译.中国古代雕塑.外文出版社;2003.

[2]郎天咏、李诤编著.全彩中国雕塑艺术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浅析外籍僧人对五台山佛教的贡献 第5篇

关键词：五台山；佛教；外籍僧人；影响

五岳之外，有曼殊大士之化宇，名五台山；气候凉爽，没有酷暑严寒，故名清凉山；五座巍峨山峦逾出群峰，又名五峰山；五峦峰顶没有林木非常平坦，类似土台，又名五台；传说原为紫气仙人所居，又名紫府；“五智已圆，五眼已净，居五佛之冠，顶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消五浊之灾”。五台山历来有金五台之称，被赞为“清凉圣境”，是神仙居住之佳所，景色宜人是消夏避暑最理想的胜地。

五台山佛教从北魏时，释道安在五台山创立寺塔，聚众讲说，开辟道场以来，在隋唐时期的鼎盛，经历从传入、消化、吸收到独立发展，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纽带。五台山佛教与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渠道主要是通过僧人之间翻译佛经、佛教思想的交往。

一、译经活动

早期僧人至五台山主要目的是传播佛教，翻译佛经。佛教的典籍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翻译、诠释佛经，是学习和宣传佛教的依据。汉明帝时，印度国摩腾、竺法兰：“以慧眼观清凉山，乃文殊化宇。”礼谒清凉山，奏帝造伽蓝，“额曰大孚灵鹫寺”即今显通寺。摩腾、竺法兰曾带来中国最早的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使中国的佛教文化独树一帜。

月氏国人支娄迦谶译有《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位经》《文殊师利普超三昧经》等。在魏晋时期出现了般若学，并掀起了研究佛教的高潮，形成了般若学派，般若智慧的化身是文殊菩萨，其主要思想也是般若。

北印度罽兵国，第九翻译使节佛陀波利在仪鳯元年，远涉流沙，特来五台山志崇佛道，佛陀波利第二次到五台，取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唐高宗命令波利与日照三藏共同翻译，随后波利拿着梵本到达五台山，隐藏在金刚窟，再未出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最早传入五台山的梵文密藏，使密宗在五台山传播开来，受到封建统治者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和传承，佛陀波利还译有《大方广华严经》等共13部25卷经文。

永乐时期，“遣中官侯显及大智法王到西土求经”，并携带梵荚藏经返回，后来刻印一部分藏经送往五台山菩萨顶。这些经文阐发了文殊思想，为后来五台山形成文殊道场、文殊信仰奠定了基础。

二、礼谒求法

五台山是文殊道场，许多僧人纷纷慕名前来朝拜礼谒，学习交流佛教文化。著名印度僧人菩提仙那，闻五台山文殊师利灵应，心怀礼遇文殊，瞻仰圣迹之心，跨雪峰，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并与越南僧人佛哲（彻）观赏了五台山峰顶的绮丽风光，礼谒菩萨顶、金刚窟等文殊灵迹，参观了清凉寺、大华严寺等古刹丛林。菩提仙那后来乘船到日本，文殊化身行基僧正及其所率沙门、官僚热情欢迎他的到来，彼此交流了有关印度、唐土、日本的佛教盛况。741年，圣武天皇赐菩提仙那为开眼导师，且铸毗卢舍那佛像（奈良大佛，日本最大的佛像），并在新建的东大寺的大门上悬挂“大华严寺”匾额以纪念他的贡献。菩提仙那把五台山的华严信仰传到日本，是从五台山至日本的最早僧人，沟通了印度、五台山、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

五台山佛教在本地和外来僧人的共同作用下，迎来了它的鼎盛繁荣，同时是文殊信仰的发端，也是佛教信仰开始普遍和深固的过程，许多僧人居士纷纷至五台山礼谒文殊，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殊信仰、佛教圣地。

三、建造寺院

五台山寺院有47处，佛寺中普遍供奉文殊菩萨像，是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是出家僧人集体居住、生活、修禅的地方。汉明帝时，印度国摩腾、竺法兰：礼谒清凉山，奏帝造伽蓝“额曰大孚灵鹫寺”即今显通寺（五大禅处之一）。不空三藏，斯里兰卡僧人，开元八年至长安，受玄宗、肃宗、代宗优渥，在关中、山西、河陇一带传译弘法，使佛教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让弟子含光建金阁寺，并施舍财物，还鼓励代宗及诸大臣大力赞助，后来，他又派弟子修造了玉华寺等六处供养舍。从组织、译经上大力宣传文殊信仰，特别是密宗，令五台山各寺带领其22名僧人常转《仁王护国经》《密严经》、密宗经典《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以此来弘扬文殊菩萨的信仰。奏请代宗，敕令天下食堂中置文殊师利形象为上座，使大乘佛教在中国占了上风，推广了五台山文殊信仰，并且将长安寺东塔院辟为五台山僧人往来留宿地点，便于五台山僧人与长安僧人之间交流，融汇，密切联系了五台山佛教和长安佛教道场，五台山成为中国文殊信仰的中心和东方各国僧侣共同的信仰之地，不空三藏的贡献功不可没。

四、精通医学

佛教有弘法度人、普度众生的作用，不仅在思想上教化人们行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且许多僧人也精通医术，为人们祛除疾病。北印度未，光闼国密宗僧人吽哈啰悉利，善于降魔伏虎，祛除疾病，诵念密咒等，十二世纪中叶，曾随弟子三摩耶悉利等七人至金国，礼谒了五台圣迹，瞻仰了佛教圣地。并在中国建立了多处佛教寺院，如在济南建造了文殊真容寺，在棣州建立了三学寺，最终圆寂于三学寺。

五、相互学习

佛教是人际、学术、和信息交流的世界性宗教，五台山佛教在整个佛教界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要始终不断进行交流。新罗人行寂，至五台山，留宿华严寺，巡礼了紫府的圣容灵迹。十五年之后回国，住于南山寺，沟通了双方禅文化，促进了五台山与新罗的友好往来。

天竺迦毗罗国世尊后裔释迦也失，闻文殊菩萨住清凉山，特来礼谒，永乐十二年到达五台山，住显通寺，皇上听说后，遣太监侯显迎释至京，赐座大善殿，赐金印宝诰，封“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1之号，华严典籍是他和支谦、竺法等人翻译的。他把黄教之藏传佛教传至五台山，此后黄教在中原地区兴盛开，五台山成为鲜有的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并存的圣境。

六、著书立说

慧朝，新罗人，受中国僧人印度取经、遍礼圣迹影响，先航海抵天竺，瞻礼灵迹，后回到长安，先后随金刚智、不空三藏受法，学习密宗。建中元年（780）携《大乘瑜伽金刚经》至五台山，撰写《往五天竺国传》，是研究古印度历史、地理、佛教等的重要资料。不空三藏是慧朝的佛教祖师，后来，慧朝把祖师所传的密教传于中国五台山，对五台山密宗的传播、发展、兴盛作了突出贡献，加强了印、中、朝佛教交流。

南怀瑾把儒教比喻成粮食店，粮食是生存之必需；把道教比喻成药店用于拔乱反正；把佛教比喻成杂货店，学佛之人像逛商店一样。自身觉得这个比喻对佛教阐述的很贴切，佛教从西方传入从不应期到发展到黄金时期，五台山佛教历经沧桑，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缩影，演绎着中国佛教发展的风雨兴衰。五台山佛教在传入的同时也向外传播，加深了与各地、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纽带。（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2]任继愈.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33年.

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第6篇

关键词：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A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03-0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和传播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抽象精炼变为生动、具体，由深奥晦涩变为通俗易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认同、所掌握，并被人民群众自觉地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的过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全党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巨大关系，是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和建设、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身体力行，从理论和实践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主体

坚持理论创新，勇于探索，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竭动力。江泽民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1]1410。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2]9。所以，只有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生机活力。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主体。邓小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创立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贡献了新的符合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的理论资源。这无疑是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的最重要贡献。

二、强调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大众的前提首先必须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要一直坚持。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怎样理解。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邓小平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种倾向：第一种，借坚持马克思主义之名，行教条主义之实。第二种，借推行“大众化”之名，行偏离、抛弃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实。为了预防、反对这两种倾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3]171。正像这句话所表达的那样，邓小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主要功绩和巨大贡献突出表现在三大方面。

首先，邓小平强调必须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3]114。1979年，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173，这就从更高的层面上确认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其次，邓小平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反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邓小平指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否则非犯错误不可”[3]67，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观点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针对一定的具体问题提出的。因此，不能拘泥于马列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个别判断，陷入教条主义。

第三，邓小平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两大历史贡献之一就是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在拨乱反正、纠正“左” 倾的过程中，能否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怎样正确对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卓识和政治家的远见，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上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内国际的很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始终尊敬毛泽东、重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他曾说过，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3]149，“从许多方面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他在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强调，“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3]344。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既反对了因为毛泽东晚年错误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又反对了不愿意实事求是承认毛泽东晚年错误并且借尊重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继续这种“左”倾错误的错误倾向。《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胜利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只有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有坚实的基础、正确的方向和可靠的保证。邓小平以他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确立了正确的前提。

三、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邓小平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他的很多讲话都提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我们党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体现

邓小平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3]368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源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指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只有在亿万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得到贯彻、经受检验，并且创新、完善和发展。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的人学会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在于大力帮助群众立即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讲课中学习这一点”[4]139。由此可见，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品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人民大众相结合，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以，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5]382，就是倡导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具体化，反对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和玄奥化，以便于群众理解和掌握。

另外，邓小平多次谈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群众、武装全党：“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5]112，“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153

邓小平认为，只有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尽量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四、尊重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实践；同时又是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即总结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形成新的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理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理论在群众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的过程。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

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一直坚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从他一系列著作或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将群众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将服务群众当成社会主义的目标。

1.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群众是理论创新的主体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提炼经验，上升为政策和路线，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安徽、四川农民率先搞起来的，对此，邓小平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广大农村得以普遍建立起来。乡镇企业这一新事物由中国农民首创，在它刚刚萌芽之时，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5]238，从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正如邓小平在1988 年9 月会见外宾时所说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他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5]272。在对党的十四大报告送审稿提意见时，邓小平再次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要集体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6]1350，这就是明确地指出群众是理论发展的动力。

2.服务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归宿

邓小平认识到，“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7]41。在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服务人民群众为最高的追求。这表现在他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改革得失的标准以及将追求人民利益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等方面。

邓小平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8]10。因此，他始终用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标准。他曾经告诫全党：“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账最真实”[5]355。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衡量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372。这更是邓小平重视人民利益的表现。

邓小平在思考总结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128。“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128，“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5]255，“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9]210。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从而明确地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主义本质结合起来。

总之，邓小平能够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贴近群众，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新的理论更好地指导人民大众的实践，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人民群众，是这个过程中的主体。

五、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树立了正确思想路线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邓小平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3]143。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邓小平的一个新的概括。邓小平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5]118，“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3]118。邓小平屡次强调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他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关于什么是思想解放，邓小平提出：“我们讲思想解放，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279。邓小平并且警告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只知道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143。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导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和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因此，邓小平才能做到“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不丢老祖宗又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有科学根据的新话，这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极为可贵的理论风格”[10]25。

邓小平理论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提倡解放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树立了正确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在进行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从多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真正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理论财富和精神支持，真正内化为自身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我们应该从邓小平的探索与实践中汲取宝贵的经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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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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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0]郑必坚，龚育之，杨春贵，李君如.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