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政治关系

商人与政治关系（精选6篇）

商人与政治关系 第1篇

商人与政治

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倾全力筹划的起义，以近百人的牺牲宣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派领导一时心灰。没想到半年后，10月10日武昌枪响，200多年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

这半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绅商对清王朝与革命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清王朝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败。发动辛亥革命的是革命党，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却是绅商。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绅商由不关心政治到不得不关心政治；从支持清王朝改革、立宪，反对革命，到最后背弃清王朝，支持激进的革命。这个阶层的“心路历程”，引人深思。

“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

“抑商”是中国传统。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性挑战。创办大机器生产的现代企业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现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步履蹒跚。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现代企业，即以大机器生产新式武器的军工厂。

兴办生产新式武器的现代军工企业对镇压农民起义、反对外患至为重要，可以说关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对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生产，一些“理论家”们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们根据《论语》，认为“民劳则善心生”，把科学技术说成是使人懒堕狡诈、贪财噬利、人心变坏、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

在经济政策上，顽固派以《论语》为据，坚决反对此时出现的“重商富民”思想，并论说机器生产是“末富”，传统劳作才是“本富”；现代工商业是“末富”，传统农业耕织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绝机器生产和工商业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则是舍本逐末。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权势之强办新式企业阻力尚且如此巨大，无权无势的平民、商人在这种环境中就更不可能兴办现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拆除。

话又说回来，曾、左、李是官员，办的是“官企”，“所有权”属于官家，朝廷可以有否决的权利。但是，民办企业所有权不属于官家，按说他们是用传统方式生产还是用现代机器生产应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官家却就是有权禁止其用新式机器，甚至将违令者查封。这说明，商人其实只有有限“产权”，禁与否，权力全在官方。因此，沿海某些地区想经办现代企业的商人，只能给洋人当买办。久而久之，这些商人积攒了大量财富，因为不能自立门户，只能“挂靠”在洋商名下，如美国旗昌洋行其实一大半都是华商股本。

政府本就禁止商人兴办新式企业，再加上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兴办新式工商企业。为解决此问题，李鸿章想出了“官督商办”的方法。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简单说，就是从法律上说是“官办”企业，但股本与实际经营，主要靠商人。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开办了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业。由于有政府的保护、支持并取得相当垄断权，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丰厚，并在一些方面开始与外资竞争。洋务运动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意义非同寻常。

“官督商办”主要是靠颇为现代的发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兴办，刚开始商人大都对此持观望态度，但随着几个企业的成功经营，商人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信心大增，许多买办纷纷从洋行撤资，入股利润更加丰厚的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现代企业，促使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民用企业后来脱颖而出，中国最早的资本家也是由这些投资者转化而来。

然而，如何对待“商”，清政府内部一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曾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1875年上了一道奏折，强调西方富强之本在于政府保护工商，“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所以有养兵的财力。中国应“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这种观点，遭到保守力量的强烈批判。批判者认为如果发展工商，人民财富过多，就会破坏中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的传统社会结构，所以朝廷必须“闭言利之门”、“不尚理财之说”，中国必须继续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重官抑商政策：“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如此才能“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官对商的基本态度和原则。

“官”给了官督商办企业种种好处，但这些企业需要受“官”很多管辖。许多人具有“官”、“商”双重身份。早期，这些企业多以“商”为主，“商”大于“官”，所以发展很快。随着这些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官”见有大利可图，于是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曰干预，将其视同“官产”。官场的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开始在这些企业迅速蔓延，安排的许多“总”“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而且，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将这些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己产，予取予夺，经常无偿征索。

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即“产权不明”，这些企业究竟是官府所有，还是商人所有？官方认为本就是官办企业，当然归官所有。商人认为虽然名为官办，但主要是商人投资、经营发展起来，当然归商所有。一开始官商矛盾就不断，而后争斗越来越激烈，结果总是官胜商败。

生于广东香山、世居澳门，后到上海为外商当买办的郑观应对中西之间的“落差”感受格外强烈。他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中，明确提出发展现代航运业的主张特别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建议“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这才是“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

在李鸿章的延揽下，郑观应逐渐参与洋务运动，对政府与商人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880年，李鸿章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此后他在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要职。职位越高、时间越久，涉入官商矛盾越深。他看到这些官商恶斗中，商人权益最终被政府侵吞。1894年，他在新著《盛世危言》中深入地阐述了“重商”的道理，对经济制度与国家政治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专写了长长的《议院》一文，详论议院作用与功能。他对几个重要西方国家议院的组织结构、上下院的不同作用、议员选举方法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他强调中国也应该设立议院，选举议员。他认为议院能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不是别人，而是商人郑观应，代表了那个时期国人对议院、对现代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商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直接启发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后来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没有法律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和对商人进行保护，越是在王朝末年，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对商的压迫越严重。郑观应在《商务叹》中对官商关系作了精辟概括：“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轮船局权在直隶，商欲注册官不许。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虽然此时仅郑观应个人明确表达出了这种感叹和认识，但如果没有根本性体制改革，整个商人阶层迟早会集体明确地表达出这种感叹和认识。

“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君主立宪的日本，维新失败，庚子之乱，日本战败君主专制的俄国……这十年的风云剧变与个人体验，使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商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实行宪政的必要性。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被迫在《马关条约》中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取得合法地位，清政府也就没有理由再禁止本国人民投资建厂，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兴起了一次民间投资实业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1900年这5年间，全国新设立的创办时资金总额在万元以上的私人企业有127家，资本总额为2027万银元，相当于鸦片战争后到《马关条约》签订前50年间资本总额的一倍。商人的力量空前壮大，具备了“争立宪”的客观力量。

然而，是由下而上经暴力革命实现宪政还是由上而下经有序改革实现宪政，是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选择。

当时支持革命者并不多，赞同、支持革命的商人更少。人们大都希望经温和改革而不是激烈的暴力革命实现立宪。社会中上层的商人，当然更不希望社会动荡。

中国向来有行会，但现代商会，却是在西方影响下，迟至1902年才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在上海商会的示范和清政府新政的支持下，各地纷纷成立商会。现代商会的建立，为商人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平台。

商人希望立宪，使自己的财产权获得根本保障，认为以前的工商不振，是“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但同时，他们又反对革命，希望保持社会稳定，生意不受影响。“立宪派”以商、学两界为主，“商”的力量比“学”大得多，是“立宪派”的基本力量。立宪派的态度、主张，实质就是商人的态度、主张。

由于主张立宪，当清政府在1906年秋宣布“预备立宪”时，得到了各地商会的高度赞扬和热烈响应。或致电中央政府“欢欣鼓舞，翘盼实行”，或发表布告，要本地商家张灯结彩，游行庆贺。

清廷紧接着宣布，为了预备立宪，必须先改官制。政治体制根本改革前，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路线图”并无大错，然而，由于朝廷内各种既得利益集团都不愿官制改革中利益受损，结果是争斗激烈、丑闻不断。最后，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在此框架内，朝廷最终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数旧部被裁并，多数未动，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满人所掌管的部门全部保留。打破了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满族官员的权力更大。

官制改革结果一公布，立宪派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直斥其为“伪改革”、“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为使朝廷“真改革”，立宪派从1907年秋冬开始发动了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到1908年夏进入高潮。在立宪派的压力下，清廷为显示为立宪真做准备，在1908年7月公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并谕令各省限一年之内一律设立咨议局。咨议局为立宪派提供了一个比商会更直接的参政平台。

张謇是商界代表性人物，本是“末代状元”，但1894年状元及第后不肯做官，转身兴办实业，卓有成效，成为工商界声动全国的实业家。他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但同时又深深地介入政治，对晚清最后时刻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3年，张謇访问日本四个月，认识到宪政对工商业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回国后就开始热心鼓吹立宪运动。朝廷规定成立咨议局时，张謇主动为江苏咨议局草拟了章程，并于1909年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咨议局议长。江苏省咨议局成立后，与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屡有矛盾、冲突，张謇

领导咨议局毫不退让，据理力争，最后取得胜利。虽然这些胜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以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竟能公然与地方大员相争，毕竟反映出商人政治意识的觉醒，而且影响全国，意义深远。

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张謇发起组织咨议局联合会。他的提议得到各地的热烈响应，先后有16省咨议局代表50余人于1909年12月中旬陆续到达上海，开会商量请愿速开国会之事。经过精心筹划，组成了16省议员共33人的国会赴京请愿代表团。

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中旬正式向清廷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要求1911年开国会，但被朝廷拒绝。代表团并不甘心，驻留北京，筹划第二次请愿。第二次请愿运动比第一次的规模大得多，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在向都察院递交的10份请愿书中，其中商会代表递交的就有3份。商界几份请愿书要求不尽相同，言辞亦软硬不一，有的坚持“在商言商”，有的则有明确的政治性要求，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宪是国民义务，商人在国民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参加请愿责无旁贷。

二、中国工商不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法律，政府不受议院监督，导致“民穷财尽，公私交困”。“国家、地方之行政经费，彼得以为所欲为，商人不敢过问”，“人民对于国家只有担任义务之劳，永无安享利权之望”。无国会则国家银行无信用，实际无国家政策，无法制止政府乱收税。因此，必须开国会，成立议院。

三、以事实证明如果不开国会，商界的行为“庶几可告无罪于国人”，是“国家之负我商界，非我商界之敢忘国也”。

四、如果最终不开国会，不仅四万万人努力不够有责，最主要的责任应商人承担。

从中不难看出，所谓“在商言商”部分，也是要求开国会。在一个经济、商业被政治紧密束缚、阻碍其发展的体制中，要求发展经济、繁荣工商，必然要求去其束缚，“言商”不可能不“议政”。对第二次请愿，清廷坚决拒绝，并训示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立宪派并未被朝廷的严辞厉声所吓倒，反而激起更大愤怒，决定发动第三次请愿。

1910年10月，立宪派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这一次与前两次的明显不同之处是全国18省总督、巡抚、将军共19人也联名上奏要求次年开国会。经过御前会议讨论，清廷在11月初发布上谕，宣布立即组织内阁，于宣统五年开国会。宣统五年是1913年，比原定1916年提前了三年，但比立宪派和士绅要求的1911年则晚了两年。

由于清廷宣布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以张謇等为代表的温和派对此充满期待。清政府危机眼见已过，但1911年5月8日，清廷却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9名为满人（其中7名为皇族成员）。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士绅、商人阶层愤怒异常，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就在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清政府即副署了举借外债与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从理论上来说，举借外债与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关系到本省的利权存废，属于省咨议局职权，必须经咨议局决议通过。然而，皇族内阁对所有的建议、劝

告、反对、警告都充耳不闻，一意孤行。此举不仅违背了立宪原则，而且也损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资最多的绅商的利益。投资铁路较多者，更是商人中的上层，且多是立宪派上层的活跃人物。

为了维权，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的立宪派立即领导群众开展了保路运动。很多立宪派的著名人物，成为保路运动中的领导人，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又起了重要作用。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统治基础都离它而去。一个没有基础的巨大建筑，轰然垮塌只是时间问题了。

岂止“袖手旁观”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平地枪响，大清王朝轰然坍塌。武昌首义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以士绅、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的支持。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由于原先安排好的领导人或伤或逃，一时群龙无首，亟欲找声望素著的人物充当新政权的领袖。清军协统黎元洪被革命党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而政务、交涉之事，则期望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负责。汤被任命为民政部长，在筹款、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秩序、保持地方治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担任全国性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的汤化龙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湖北立宪派领袖，他的表态使湖北其他立宪派人士迅即以实际行动支援革命党，筹款捐款，维持地方。这对革命党解除后顾之忧，专心抗击清军的反扑，使新政权获得相对稳定的环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的初步胜利、新政权的渐渐巩固及汤化龙等人的通电，使不少省份咨议局迅速响应革命，反过来又大大鼓舞了更多省份的民众和立宪派，推动了更多地方响应武昌起义。

张謇在几十天中也从开始坚决主张镇压武昌起义、力劝清廷马上立宪，转变为支持共和。他的转变典型地表明了商人态度的变化。

武昌起义发生时，张謇正在武汉。他于1911年10月4日到武昌，参加他承租的大维纱厂正式开工仪式，准备以此为基地在华中大大扩展自己的实业。10日晚，他登舟东下，只见长江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武昌起义已经打响。一直不赞成革命的张謇经安庆到南京，请求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立即前往武昌镇压起义。调动军队毕竟要经过朝廷，张謇此议并无结果。反对革命而力主改革是张謇的两个基点，在建议武力镇压革命的同时，他又赶往苏州，连夜替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力劝朝廷改革，立即解散“皇族内阁”，马上立宪。他提出，此时对革命党人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是治标之策。而“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

10月下旬，各省纷纷独立，他认为共和已是无法逆转的大势，转而支持共和。他与伍廷芳等人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劝清王朝和平退位，接受共和。“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倘行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最后，他们表示自己“不忍坐观，敢为最后之忠告。声嘶泪竭，他无

可言”。11月上旬，他打电报给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告袁要顺应时势赶往北京，以防皇室逃亡，要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以稳定时局。11月中下旬，他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标志承认、参加新政权，同时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叛离大清王朝。12月14日，他终于将作为忠于清朝的最后标志的辫子剪掉，并且在日记上写道：“此亦一生之大纪念日也。”

从武昌首义至四川军政府成立，50天内，共有14个省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清政府的半壁江山已去，为最后倾覆清廷，民国肇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起义各省，立宪派、绅商都不同程度地协助了反清的“独立”运动，相当一部分省份是以立宪派为主，甚至某些省份还是由立宪派独自完成。辛亥革命，立宪派功莫大焉。就社会阶层来说，立宪派的主体绅商最有力量，而孙中山以前武装起义未获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得到立宪派（绅商）的支持。立宪派革命化，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协、拒不放弃利益的结果。连张謇这样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有密切联系、直到革命枪响后仍力主镇压的商人，最后都转而支持共和，足以说明清政府政策的整体性失败。

中国传统，商人谨守“在商言商”的原则，确是“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然而在晚清的最后时刻，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却空前高涨。正是他们的向背，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存亡。历史上，中国商人从未担当过如此重任。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中，传统商人渐渐转化成为现代新型商人。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与崛起，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自然要求规范既往社会结构的种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

与传统商业相比，现代商业对法治的要求更为强烈、更为复杂，其中，对政府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尤为重要。“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以为监督保障。内地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非法律不备，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则，也是晚清商人的切身感受。所以，他们再不甘心“视官宦如帝天”的地位，他们的认识由浅而深，有此认识的人数由少而多，越来越积极地参加立宪运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是为了商业的根本利益。要言之，在没有宪政的语境下，商人“在商言商”必然会要求立宪，而商人要求立宪，也就是“在商言商”。

（雷颐）

商人与政治关系 第2篇

与政府及其部门良性互动

时至今日，很多商人仍然信奉“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胡雪岩》一书的畅销，也使得“白银铺路”的潜规则在商界通行。

其实，这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并不是全部都行得通。

稍微思考一下这些所谓的官商哲学，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商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把这些哲学庸俗化、绝对化和片面化了。这些“至理名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一样，因为：“钱能通神”，但“钱并不能让神按照你的意志来行动”，“白银可以铺路”，但没有听说过“白银可以把你送到你想去的目的地”。

今天的中国商人是幸运而幸福的，他们再也不必依附于官员而寻求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了，这是中共十五大之后中国社会官商关系与此前中国社会的根本区别。因为，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所有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这一让无数民营企业魂牵梦萦的条款，已经正式写入了宪法。在商人的灵魂深处，企业真正不再是经济附庸，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经济实体了。

由此，国内企业与政府之间、官与商之间具备了良性互动的坚实基石和广阔空间。

如何与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打交道

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总有大中小之分，企业处理好了这些官员之间的“一二三”，才能处理好与这个政府部门的关系。

【解决方案】

“围一敬二看三”。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对企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是，政府官员的职位也在变动，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政府衙门也是如此。对于官员来说，一般存在着升迁、平调和退休三种主要变动方式。如果一家企业只“围一敬一看一”，眼里只有某政府或某政府部门老大一个人，就容易为企业未来种下隐患或者不利因素。人家官员走了，但企业更换业务却没有那么容易，该常去跑的衙门还得跑，所以，一个政府部门的“老一”走了，总有“新老一”要来，而如果“新老一”是原来的老二，原来老二心中的不平衡和积怨就容易释放，从而成为企业的不利因素。

一个事情决定了，而要做完、做好还有一个过程。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既要尊重拍板的人，还要尊重执行的人，也就是要尊重那些具体做事方面的官员，也许这样的人其职位就是一个处长，甚至一个科长，防止出现“中梗阻”现象，让企业的事情顺畅地通过“中间层”，最终达到预想的目标和效果。

企业战略与城市战略的一致

“德州原来的城市名片是扒鸡，现在变为了太阳能”，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在电话中介绍说。2005年9月，德州已被国家太阳能三大行业协会联合命名为中国太阳城，而皇明集团是太阳城中的旗舰企业。

皇明集团与德州市政府是企业与城市双赢方面的经典案例。皇明公司以太阳城、太阳谷为依托，建设世界可再生能源研发检测、生产制造、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会议交流五大中心，加快规模化与国际化进程，现在很多项目已经建成。从政府来讲，可以通过建设太阳能小区、太阳能道路、太阳能主题公园、太阳能上游产业链，举办太阳文化节，提升城市形象和品牌，有了强大的产业支撑，城市底蕴更加厚实，内涵更加丰富。

黄鸣原来是国家级研究所驻德州机构的一名科研人员，没有地方官员的人脉资源，没有与官员相处的经历，那么他是如何从不谙官商关系到成功建立政企战略大联盟的？

【解决方案】

皇明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10年发展已经成长为中国太阳能第一品牌。在皇明发展历程中，政企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和谐到和谐的不断升华过程。

1995年，黄鸣辞职下海，带领十几个工人、负债95万元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皇明公司刚开业时，邀请了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助理和三位教授出席庆典仪式，当时德州市的市长、德城区的区长也应邀出席，黄鸣极力向地方领导展示了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方向、皇明公司的大好前景。(借此机会向领导勾勒出美好的发展前景，让政府从中看到希望和发展的空间，以及政府从中所得到的品牌效应)

随着皇明集团的快速发展，德州政府看到太阳能产业发展很兴盛，希望能够更快成长为地方支柱产业，就开始了政企关系更高层次的策划。2005年初，书记、市长几次到皇明公司召开现场会，专题研究皇明的发展问题。政府让皇明公司提发展方案。经过反复探讨，皇明集团提出了建设中国太阳城的一整套设想，企业与政府联手打造城市品牌。8月底，中共德州市委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就在皇明企业召开，做出打造中国太阳城的战略部署。

太阳城战略对政府和企业而言，都有经验值得总结。从2005年底开始，皇明又建议德州市政府申办2010年第四届世界太阳城大会，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几百个城市的市长、上千名专家、企业家参会，对树立城市形象、扩大城市影响，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2006年4月，德州市政府组团参加了在英国牛津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太阳城大会，正式递交了承办申请，申办成功的可能性极大。通过申办世界太阳城大会，可以把企业营销、战略规划与城市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挥城市的影响力与企业的执行力优势，整合全球资源促进双方快速发展，实现企业与城市共存共荣的目标。

借鉴漯河食品节到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的跨越

现在，这件事已经成为山东省和德州市两级政府共同来抓的一件大事。

在企业战略与城市战略一致方面，很多地产开发商也做得不错，他们站在城市、站在区域、站在未来的高度，作为确定企业战略的基准之一，实现企业与城市的持续、良性互动。

官商安全：

双方交往的最高需求

“从企业创立之初，皇明公司的主要力量就不是去与某个领导人搞好关系，让某个人来决定企业的命运，这样风险很大”，黄鸣董事长认为，企业命运与地方政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对企业而言是最大的安全。因为企业可能破产，但城市从来不会破产。企业与城市牵手，可以调动城市的很多资源来促进企业发展。企业发展遇到大的困境时，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理。

当然，企业第一位的责任是先保证自己的战略和经营管理安全。在此基础上，使自己的战略规划服从服务于城市发展规划，为城市品牌建设献计出力。

【解决方案】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仅是资金和政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战略层面的关系，其最高需求是官商双方的安全。

其实无论哪一级政府领导与企业交往，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他们的第一需要都是安全，不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不能让政府对企业支持一阵子，结果企业却破产了，逃债了，诈骗了，搞假冒伪劣了。对他们而言，那是非常丢人的事情。

通过与政府官员深入进行思想交流之后，企业家会发现，政府官员们很敏锐，他们能够从企业家本人的思想中，看出你是否在用心思考，看出你对企业是否忠诚，看出你是否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如果真正用心的人，真正干事业的人，政府官员们是会信任你、支持你的，就用不着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政府支持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可以展示他们的执政能力，积累他们的政绩和资本，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当企业需求与政府需求一致时，企业成为政府及城市发展强大的支持者。

企业主与政府官员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友谊”。与人们想象或者社会描述的不同，中国大陆官商之间并非都是沆瀣一气的“污浊的友谊”。

企业家李玉霄(化名)是北方某省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该企业的主营业务是医药、保健品产业，早年前已经在香港上市，年营业额数十亿元，是该市第一家利税超过10亿元的工业企业。现在，李玉霄已经把当地医药管理局的张险峰(化名)局长请到了公司，担任执行总裁。

李玉霄和张险峰认识20多年，交往10多年，两人比较熟悉，互相也非常欣赏，周末两人经常相约到该市西山上聊天，谈天说地，无所不谈。现在两人真正走到了一起，共同做事，“以前我管着他，现在他管着我，不过还是在企业干实在、自在”，从张险峰“实在、自在”的感觉能判断他们的友谊是“真正的友谊”。张险峰说，李玉霄是一个实干和智慧的人，“我愿意来到企业和他一起共同承担”。记者注意到，尽管李玉霄的职位是集团董事长，但他的名片上没有印这个职务，而印着“首席执行代表”字样，这个头衔和称谓颇耐人寻味。

商人如何成为政府官员的私人好朋友？

在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很多企业与政府官员没有形成比较好的关系，不是由于企业业务不好，也不是由于“投资”不到位，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说话，“祸从口出”。

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与地方政府关系不睦，本质上是企业的控制权和财富争夺问题，但顾雏军的说话太不注意把握分寸，比如“我从来不请地方官员吃饭，应该是他们请我才对，我是财富的创造者呀”，着实让地方官员听着不舒服，这违背了“富不伤官”的古训，从而更快地引发了牢狱之灾。

与官员说话时的“高水平”，绝不是奉承，要说得合情合理。在国内主流地产开发商的联合组织——中城联盟的第一个地产项目在郑州奠基时，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发言堪称一个鲜活案例。“在这个项目奠基时，我想到了„缘分‟这个词”，王石介绍说，当5年前他们几位地产商跑到北海去谋划“新住宅运动”时，李克书记在北海担任市委书记；而当5年后“新住宅运动”提升了一个层次，第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的时候，李克书记又恰巧到了郑州担任市委书记，“我想这真的是一种缘分，一份值得珍惜的缘分”，王石的发言非常真实，更不失巧妙和智慧。

“说话让别人听着舒服”的高水平说话艺术，不仅仅成为企业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时甚至成为本能，融入到他们的血液和骨髓中去了。真正为对方的职位、工作着想

在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商道》中，男主人公林尚沃与官府的交往段落堪称经典。当时，有两位韩国朝廷的大员具体负责人参的统筹管理业务，大多数韩国人参生产商的做法都一样，同时给两位大员送银票，希望两位大员都支持自己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业务和机会。而惟独林尚沃的做法与众不同：他给其中一位大员送去了一张没有写明额度的银票！

林尚沃大胆的举动获得了这位大员的召见，赢得了为该大员仕途出谋划策的机会。

“大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更好地发展”，林尚沃开宗明义地说，“我给大人送的银票，之所以没有写明额度，因为我认为大人在这次人参交易中最大的财富不是收到多少银票，而是击败另一位大员，获得更好的机会和发展”。接着，林尚沃把自己掌握的多位人参商人与另一位大员权钱交易的绝密信息透露出来，并坦承了击败另一位大员的路数和方法。

最后的结果是，林尚沃进见的大员击败了对手，得到了提升，林尚沃也成为了这场生意中的大赢家，一文未送而全面胜利，商人在处理官商关系中的智勇双全展露无遗。

【解决方案】

其实很多官员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职位对他们是最重要的。尤其在他们职位变动前的一段关键时间内，这时的帮助胜过真金白银。

如果一位企业主能在官员的职位发展上能设身处地、推心置腹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一定能获得官员的高度认同，而要是能有实际的帮助，其效果要远远好于送很多金钱。

任何人都需要尊重，对官员们前途和发展的尊重无比重要。

孩子：工作之外的好话题

吴纲先生(化名)是北京西洋(化名)教育科技集团的董事长。自公司创立以来，该集团的主营业务是外语培训，年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0亿元左右，已经在全国主要经济中心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而在十多年前公司创立时，该集团是从一间漏雨的十多平方米的寒舍里起步的。十多年前，吴纲还是北京一家高校的大学老师——不谙世事的一斯文书生而已，不会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自从办了企业，吴纲不得不亲自来面对政府部门了。

第一次和政府官员吃饭时，吴纲只知道碰杯、给自己灌酒；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在与政府官员交往时已经应付裕如了。现在，他的交往圈子中，政府部门的主要是司局级人士，副部级、副省级的官员朋友也不在少数。经常是打

一、两个电话，就推开了一个副部级、副省级官员的办公室门，进去聊得很长；或者是他自己也经常接到这样级别官员的电话，“吴纲，你哪天有时间吗？我有个事情真要和你讨教讨教，问问你呢。”

吴纲是通过什么途径完成这么大的跨越的呢？

【解决方案】

孩子是企业主与官员之间一个比较好的话题。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家庭，有家庭就有孩子，就要面临孩子的上学、工作等方面问题。如果一位企业主能在官员孩子的上学、工作方面提出关键的建议，或者有实质性的帮助，这位企业主与官员的关系将从工作交往关系升级为私人交往关系甚至私人朋友。

在自己的公司业务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家庭之间一定有“结合点”。吴纲的公司曾经是北京乃至全国有名的出国留学咨询机构，所以他在出国留学方面足可以给行外人当一个咨询顾问了。而吴纲交往的政府官员，他们的子女正在准备出国留学，或者有出国留学的意愿或计划，通过子女出国留学这个“结合点”，吴纲非常自然地和这些官员们建立了工作关系难以达到的良性互动关系和私人友谊。

其实，出国留学只是太多“结合点”中的一个而已。

浅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第3篇

文学与政治都是作为独立意识形态,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上,文学与政治发展始终没有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政治是各种阶级、不同种族、集团之间基于自己的利益所发生的相互的关系以及有关的活动。文学是一种独立思想意识,是作者拥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原则,具有审美性、主动性、娱乐性等特征,创作出来书面载体。文学活动是间接或者不参加社会生产力活动。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与政治属于不同意识状态,如何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关系着二者正确的发展。

在中国文学的史中,文学的政治表达和文学的感情表达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两个端点。文学是载体,政治作为思想。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发展的始于儒家文学,其核心思想是“修身……平天下”。儒家倡导的是兼济天下为己任,倡导饱学之士要在自己的行为、操守、精神等方面表现出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具有强烈的政治理想,大量古代诗歌里面反应民生疾苦、国家民族、战争残酷等内容使的文学内容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意味。一旦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当上官,写出的散文也是文学性与政治性向融合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文革的冲击,文学完全成为政治阶级运用的工具,走向了极端化。

西方文学与政治关系开始于柏拉图文艺说,柏拉图从“集体主义”学说阐释文艺本质毁坏政治的根本。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理论与柏拉图相反,他认为文学对人们有着娱乐作用,同时对社会生产有着有利的作用。古代西方的文艺批评家都认为亚里斯多德说法持肯定态度。西方社会对文艺一直持一个中立的态度,直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才发生倾斜,此时文学发展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手上的宣传工具,让文学艺术成为政治利用品。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大批浪漫主义文学家批评文学应该是单独,不能充满政治意味,应该为“艺术而艺术”。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与政治关系在西方文艺界里也是争论不休话题。

文学与政治在发展的过程里,是密不可分。以具体文学作品为例来分析二者关系:

一、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直率的

首先,政治对文学影响在于,直接影响文艺作品的创作。按照艾布拉姆的创作论来说,文学活动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构成。革命活动(政治)影响文艺创作,读者和作家在这样生活里,作者反应的文学作品必定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读者接受了这样的文艺作品,从而刺激作者去创作更多的这样作品。例如“文革”期间大量出现了手抄本小说,代表《一只绣花鞋》讲述解放我党特工龙飞设法打入敌人组织,进行殊死搏斗的过程。整篇故事情节张弛有度,曲折离奇。在文革期间成为地下小说的先驱,为那时人们带来乐趣。文革手抄本小说有着娱乐性、通俗性,在“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缺乏娱乐性,给当时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宣泄的通道。小说情节惊险、刺激等给人民的在那个高度紧张时节给予以人民得以放松。

第二,政治影响了文学批判。具体的政治环境感染文艺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趣味性。在文革期间大量的文艺批评都形成了政治话语理论,整篇文艺评论无文学价值性。文革阶段所有的评论都围绕着阶级斗争。

二、文学对政治影响的是逐渐深入,不是直接的

文学的精髓感化人类的心灵,是在读者阅读作品过程中,在不经意之间接受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政治),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有些文艺作品中的某些政治思想不是立马都能影响读者们,需要一定的时间。例如《红楼梦》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在《红楼梦》刚出来的时候是禁书,其中包含着一些男女情爱的东西,对晚清思想冲击很大。民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对其研究,胡适说:“读《红楼梦》,不同人读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封建家族兴衰史去读,也可以从女性角度去读,也可以从养生学去研究其中食疗价值。一本书经历了数百年才逐渐影响到读者,这说明了文学与政治影响逐渐加深了。

三、文学与政治关系亲密性体现在二者在时代因素下结合

朱晓进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中阐述到20世纪各个阶段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融合。该书根据政治文化将社会形态分为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和整合模式。20世纪前期属于非整合模式,文学发展过程形成了大体上的政治向倾斜。1920年的中国文学与当时国民政治处于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关系。1930年,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破裂。形成了国民党独占大局的局面,当时文学体现了国民党政治意志,总体表现了作者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者的厌弃或者游离的状态。这样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观念的变化,文学载体出现了政治诗歌,表达了一种文学主体官方化体现。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指(1940-1990年)中,1940年左右出现了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出现了“山药蛋派”,问了迎合当时关于土地改革政策的需要,创作了大量的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例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毛泽东关于文艺作品创作一文中,提出文艺要服务于大众,要服务于农村广大建设。政府制定文化政策来强制干预文学社团的创作,文学必须符合当时主流社会形态。到了新中国解放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只是出现了短暂百花齐放,就迎来了文革,此时文学附属于政治意识达到巅峰。文革之后,在相对轻松的社会环境里,文学创作者能够写出自己想写的内容。1980-1990年,文学百废待兴,开始出现了新的发展,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伤感文学、女性文学等各种文学派别出现。

综上所述,在研究文学与政治关系中我们应该正确二者的关系,其立足点在于文学,而不在于其思想政治性高低。但是文学作品的政治性还是很重要,如果为文学而创作文学,文艺作品就缺乏了现实性和政治思想性。所以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重要。

摘要：文学与政治关系十分复杂。在不同时代文学与政治关系地位有所差异。例如在古代时期文学作品作为政治载体而存在,到了近现代由于政治斗争频繁发生,文学作品逐步沦为政治的附庸。因此正确处理政治与文学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商人与政治：忍不住的关怀 第4篇

在经过妻子和儿子的不断劝说之后，乔布斯参加了这次持续了45分钟的会面。他见到奥巴马的第一句话就是：“看你的架势，你就想当一届总统吧。”但是他仍然在美国教育和公司方面给了奥巴马很多建议。这位一贯被认为只关心自己花园里的事情的CEO，竟然还主动提出建议，要为总统组织一个会议，“找六七个真正能解读美国所面临的创新挑战的CEO来”。会议的组织再一次让乔布斯无法掌控。总统的助理们在这份名单上不断添加人名，让其扩充到了20多名。

但乔布斯还是参加了另一次為总统举行的硅谷晚宴。晚宴由他的朋友、著名的风投之王约翰·杜尔筹办（约翰·杜尔投资了包括SUN、雅虎、Google在内的公司）。在晚宴上，坐在总统旁边的乔布斯做开场白说：“无论我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我希望你了解，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做任何你要求的事情来帮助我们的国家。”会谈带给乔布斯的是再一次的挫败。他对传记作者沃尔特·伊萨克森回忆说：“总统是个聪明人，可是他一直在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事情做不成。把我气坏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奥巴马考虑了他关于培养更多美国工程师的想法。他又一次主动提出要帮总统做2012年竞选广告。“我认为政治广告糟糕透了。我愿意请李·克劳（为苹果做出了经典的1984广告的传奇广告人）重新出山，我们可以给他做出非常棒的广告。”沃尔特·伊萨克森说：“乔布斯一直在跟疼痛奋战，但是关于政治的讨论让他兴奋不已。”

当然，这件事情随着乔布斯在2011年的逝世而不了了之。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推测，即使史蒂夫·乔布斯真的说服了李·克劳参与总统竞选广告的制作，结果也同样会让他不满。因为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因为那会涉及到太多的政治因素，注定他无法按自己的意愿来推进广告的创意和制作。

史蒂夫·乔布斯的性格与行事方式决定了他不是一个深度的关心政治者。更多时候他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他是一个典型的柳传志所说的“耕地派”。但即便如此，他对政治也有一种控制不住的热情。当奥巴马找到他时，他会主动提出愿意为总统做一些事情。中国历史学者杨奎松出版了一本研究194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书，书名就叫《忍不住的“关怀”》。其实，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所有人，也包括商人，对政治都会有一种“忍不住的关怀”。

杨奎松教授在《忍不住的“关怀”》中，以一种“同理心”来描写著名的学者和报人在面对新政权时的态度转换。一方面，他引用了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的研究，证明包括本雅明、福柯和德里达在内的西方大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时也是经常把持不住，犯下今天看来难以原谅的错误；另一方面，他从自身出发，感慨到自己处在当年王芸生等人的位置，也不会做得更好。以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大概也难免得出同样结论。

来看看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些商人们对政治的言论，以及他们的表现。

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大王，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20世纪初，卡内基将注意力转向了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他反对战争和争取世界和平的立场在媒体上广为传播。他用自己熟悉的事情作为比喻：“我们或许对产生冲突的事件本身不感兴趣，但我们必然对冲突感兴趣。世界就像一个车间。车间里两个工人发生争执，放下手中的工具，开始一场拳打混战，破坏了整个车间的机械设备与产品。”卡内基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建议英美成立一个正式海军联盟。这一建议被讥笑为“太荒谬”。后来卡内基的传记作者评价说：“卡内基晚年的悲剧在于，没有人像他自己这样认真对待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卡内基正招致最大的危险：他快要成为一个滑稽模仿对象，一个追逐和平的微笑、消瘦、白胡子愚人。每年，他看似都会想出一个所谓确保能成功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新方案。”

约翰·D·洛克菲勒，石油大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1890年，反托拉斯法通过。很多人认为标准石油公司的存在正是这项法律得以通过的理由。那时人们几乎是把他当做全民公敌。洛克菲勒的反应是（和任正非等低调大亨有些类似）：“先生们，我们不必卷入争论。如果她（批评洛克菲勒最为厉害的记者艾达·塔贝尔）是对的，我们说什么也没用；如果她是错的，时间会为我们平反的。”不过，总统先于时间而来。西奥多·罗斯福挑选了洛克菲勒作为他的打击对象。政府拆了他的公司，但没将他送进监狱。这使他有机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

亨利·福特，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生活的一个企业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保守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曾经资助出版一份种族主义报纸。这几个例子发生在从制度到舆论对商人很认可和尊重的国家。

来看另一个例子：米哈伊尔·鲍里斯维奇·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首富，石油大亨，也是俄罗斯转轨期间的寡头代表人物之一。2005年，因“窃取国家财产、欺诈、恶意违背法院裁决及偷逃税款”被判入狱8年。服刑超过5年之后，又追加了可能8年的第二刑期。当时俄罗斯政府抓捕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过程可谓惊心动魄。虽然他的确有我们所谓的“原罪”，但是外媒普遍认为，真正原因是霍多尔科夫斯基谈论和参与政治过多，甚至资助政党，触怒了普京总统。比如，霍多尔科夫斯基总是对官僚的特权抱怨不已，他说普京的车队不止一次让他上班迟到。矛盾最集中爆发在一次会议上。2003年2月19日，普京召集商界人士讨论政治腐败事宜。霍多尔科夫斯基在会议上用幻灯片展示了一连串民意调查结果，比如27%的俄罗斯人认为腐败是国家最大的威胁，21%的人认为国家领导层既不愿也不能去解决腐败问题……接下来，他指责总统卷入了俄罗斯石油公司收购北方石油公司的过程，里头存在着政治腐败。

他试图改变俄罗斯的政治状况。“成功商人的责任心在支撑着民主进程，这就是商业道德。”他说。在演讲中，他非常直白地表示：“我们应当明白，我们不是在公民社会和商界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商界和独裁主义之间作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并不完美。”他呼吁建立公民社会，改变教育状况，鼓励记者和新闻媒体质疑政府。他也深知在人民心中寡头的形象并不美好，但是他呼吁人们为权利而战，而不是因为自己憎恶某样东西，甚至愿意让自己的公民权利一起陪葬。“大多数（俄罗斯人）肯定认为‘这些寡头活该！’不幸的是，这就是我们国民的思想状态。我只希望民众能意识到，一旦针对寡头的非常攻击成功，那么每个公民都会面临危险。普通民众再也不会有安全感。”

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忍不住的关怀”往往效果欠佳，在有些案例中，甚至会引火烧身。在面对政治问题时，商人的表现和知识分子一样拙劣。

商人与政治关系 第5篇

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想盖茨是一个好的商人，还是一个好的政治家。

其实说起来，我是喜欢“商人”的，中国商人被坏了名声，那是文人作的怪，文人们靠写字过日子，掌握了舆论工具，说到商人就是“奸商”，就是见利忘义。其实好的“商人”，是需在用诚信，用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去抓住客户，抓住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获取应该获得的回报。这是一种公平交易的原则。

政治家，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为了集团的利益，可以用一切的手段，最极端的情况，对政治家来说，流血和战争是政治的重要一部分。政治家的才能是抓住大势，让自己永远居于有利的地位。

作为一个世界上拥有财富最多的企业家，盖茨永远是那么自然可爱，但是他又是最能抓住大势，在大势之中为自己找到机会的人，当初的DOS远不如CP/M强大，但是他就是用低价和IBM结盟，甚至容忍大量的盗版，也成为微软推广和形成自然垄断的一种手段，终于他建立起一个全世界无法摆脱的软件帝国，

这方面盖茨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另一方面微软未必是所有软件产品的发明者，但是它不断地把发展的中产品收到自己帐下，为消费者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服务，现在哪一个人能离得到微软的操作系统和文字处理软件，虽然我们有太多可以攻击微软的地方，但是，除了微软又有哪个公司为我们提供了这样每天影响我们工作、生活、娱乐的软件产品？

半年前，在拉斯维加斯，CES的展馆里，我看到盖茨在我的身边看展，只有几个公司的人员，他认真地试用着一款可视眼镜。53年的盖茨完全不是那个我们经常在镜头里看到那个充满活力，甚至有些可爱的形象。他的头发白了很多，脸上堆满了岁月的痕迹，他已经是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且他也将退出技术的舞台，但是对于新的技术和产品，他又是那么好奇，那么有兴趣。有时我想，我们的企业家要是有人做到这样的境界，中国一定会能更好的发展。

政治关系与权力 第6篇

第一节政治的概念与特征

我们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政治是与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狭义社会现象等并列的社会现象，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公共权力）并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具体社会事务的活动（或行为、过程），包括组织政党、选举、制宪、立法、决定国家重要政策和重大决策、监督政府、行政、司法、军事等活动。上述中国政治学者关于政治的观点均为广义政治说。

简单地说，经济现象是以追求钱财为目的的活动，政治现象是以追求权力为目的的活动，文化现象是以追求精神利益为目的的活动，狭义社会现象是以追求人际和谐为目的的活动。狭义政治概念的经典性解释者是美国法学家古德诺，他在其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一书中阐述道：“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由于人们常将“国家意志的表达”理解为立法，故古德诺的“政治”定义尚不及列宁的“政治”定义来得具体和明确。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的活动形式任务和内容。”

狭义政治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公共权力）的活动，是人们确立政制（即国家重要制度）和决定政事（即国家重大事情）的活动，包括组织政党、选举、制宪、立法、决定国家重要政策和重大决策、监督政府等活动。狭义政治摒弃了广义政治中的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具体社会事务的活动，也就是摒弃了行政、司法、军事等活动。

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四个词语的基本含义相同，指的都是政治现象，只是侧重点略有区别。

二、政治的特征

（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属于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的本质、内容、形态、方式从根本上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体现着社会经济关系。社会经济的性质决定着社会政治的性质，政治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动。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必然会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情形：一是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对其起巩固、维护、加强的作用。二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则是对其起破坏、阻碍的作用。经济利益的得失是最根本的利害关系，任何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本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

（二）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国家政权是维护阶级统治和实现阶级利益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的。任何一个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要想改变或巩固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贯彻执行其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以达到对整个社会进行阶级统治的目的，都必须首先掌握国家政权。列宁说：“在全部政治活动和国家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国家政权。”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不再存在的社会里，虽然政治的主要表现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政权仍然是政治的核心。因为只有掌握政权，才能治理国家。无论组织经济、文化建设，还是解决社会的重大问题，处理国内外的关系，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都要依靠国家政权。

（三）政治的本质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阶级关系，各阶级为实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而进行斗争，其最高形式是政治斗争。阶级关系构成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政治关系包含了各种阶级关系，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与同盟者、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因此，阶级性是政治的本质属性。

第二节政治关系

一、政治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政治关系是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人们在追求国家权力（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现实政治的属性，也是一种客观实在。它是阶级社会中人类政治活动的必然产物，特定政治关系一经形成，就反过来规约人们的政治行为。

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相比，有三个特征：

（1）政治关系是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政治角色既包括个人，如公民、政治家、政府官员，也包括集体，如政党、政治团体、政府机关、国家等。

（2）政治关系是个人和团体在政治生活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政治生活之外发生的任何关系都不是政治关系，即使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例如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就不是政治关系而是经济关系。

（3）发生政治关系的直接动因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利益。

我们认为，政治关系与政治相对应，也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政治关系是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公共权力）并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具体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狭义政治关系仅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二、政治关系的种类

政治关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政治网络系统，这个网络中最重要的狭义政治关系有以下六种：

第一，国家主人（君主或人民）与国家（政府）的关系。这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关系。在君主制国家，主要表现为君主与政府的关系；在民主制国家，主要表现为人民与国家的关系。第二，公民（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经法律调整通常表现为公民权利与国家责任（国家负有保障公民权利的责任）的关系。

第三，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

第四，政党与政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第五，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议会、国家元首、政府、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之间的关系。

第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与一般地方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央与自治地方单位的关系。

三、政治关系的本质

（一）政治关系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政治进程产生什么影响，归根结底是由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如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集团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个人或集团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关系。从总体上说，社会的政治关系一般总是与经济关系相适应。如封建的经济关系必然产生封建的政治关系，而封建的政治关系则体现着封建的经济关系。从最终意义上说，一定的政治关系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并为一定的经济关系服务。虽然一定的政治关系集中地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影响政治关系的因素除了经济关系之外，还有文化关系、狭义社会关系等。

（二）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

利益关系指的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的社会联系。利益关系包括利益主体之间纵横两个方向上的利益联系。

在纵向上，它包括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

在横向上，它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同一层次的社会群体之间乃至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利

益关系。利益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社会联系网络。

利益在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1）利益是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2）利益关系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形成的基础和条件。（3）利益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特性。

第三节权力

权力是在一个组织体内主体根据组织体规则支配客体的强制力量。权力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权力存在于一定组织体的内部，也在组织体系统内部运行。这里的组织体指由人组成的单位，包括政治组织体、经济组织体、社会组织体、文化组织体、军事组织体等，大到一个国家，乃至联合国，小到一个家庭，政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等，都是组织体，都存在权力现象。组织体不一定要登记注册，但必须有形，有明确的成员。无形的集团比如阶级、阶层、民族不是组织体，不存在权力。因此，我们不赞成阶级权力、阶层权力、民族权力的说法。但当阶级、阶层、民族等无形的集团建立政党、社会团体等有形的组织体时，才会出现权力现象。

其二，权力是一种强制力量。当权力运行时，不管权力客体是否愿意，都必须遵循和服从。如果不服从，将面临承担组织体规则设定的责任和后果。一方命令与另一方服从是权力运行的显著特征。

其三，权力是由组织体规则设定的，规则是权力得以运行的保障。组织体规则是组织体制定或者认可的规则，国家的规则是宪法和法律，政党的规则是党章和党纪，宗教组织的规则是教义和教条，企业的规则是章程和厂规。因此，权力一定是符合组织体规则的，不合规则的强制力不是权力。

其四，权力主体是组织体的整体及其机关。组织体的最高权力属于组织体整体，由组织体或其最高机关来行使。个人不是权力主体。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个人没有权力。权力一定是组织体的权力，个人只是代表组织体行使权力。个人是通过行使权利的方式来代表组织体行使权力的。比如一个三人法庭以票决的方式作出一项判决，这个作出判决的权力属于法庭，而不属于任何一个法官，每个法官的投票权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即法庭成员的权利）。当三人法庭变成独任审判庭时，作出判决的权力仍然属于法庭，而不属于独任法官，法官行使的仍然是法庭成员的权利，只是这时法庭成员的权利和法庭的权力重合罢了。

其五，权力运行的双方的地位一般是不平等的。权力主体多是组织体的整体、上层机关，权力客体多是组织体的成员、下层机关。只有在分权制衡的组织体中，同级机关才可以互相成为权力的主体与客体。

其六，权力是维系组织体存在和实现组织体目标的基本手段。一个组织体之所以设定权力，制定规则要求成员听命于组织体，要求其下层机关服从上层机关，是为了实现组织体目标。在一个组织体内部，如果没有命令和服从，事事都要全体成员平等协商，组织体就难以作出任何决定，实现组织体目标就无从谈起。而且，当一个组织体内出现互不服从的局面时，组织体秩序就会荡然无存，组织体本身就瓦解了。因此，权力与组织体相互依存，没有权力就没有组织体。

二、政治权力

按照权力存在领域的不同，权力可以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社会权力、军事权力等。政治权力是权力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是政治活动中存在的权力，是政治组织体内政治权力主体根据组织体规则影响和控制政治权力客体的能力和力量。

政治权力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政治权力存在于政治领域，存在于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中。与政治无关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中存在的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这里的政治领域作广义理解，国家主权、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军事权力等，都是政治权力。

其二，政治权力存在于政治组织体的内部，也在政治组织体内部运行。政治组织体是以实现政治目标为宗旨的组织体。人类社会的一切明确的政治组织体，包括国际政治组织体（如联合国）、国家、政党、政治社团等，都有政治权力。以实现部分政治目标为宗旨之一的其他组织体在参加政治活动时，可以理解为政治组织体。显然，国家是最主要的政治组织体，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政治权力就是国家政治权力。

其三，政治权力是的十分重要的公共权力。与经济权力、社会权力、文化权力相比，政治权力的作用要广泛得多。经济权力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作用范围局限于企业。政治权力的主体主要是国家，作用范围遍及全国。在民主国家，全国人民作为国家主人是政治权力主体（此时的客体是政府），全体国民作为国家成员又是政治权力客体（此时的主体是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权力就是公共权力。

三、国家权力

按照组织体性质的不同，权力可以分为国际组织权力、国家权力、政党权力、社会团体权力、宗教权力、自治组织权力、企业事业单位权力等。国家权力是在国家组织体内主体根据宪法和法律支配客体的强制力量。

国家权力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国家权力存在于国家这个组织体的内部，也在国家这个组织体系统的内部运行。这里不等于说，凡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权力现象都是国家权力。除国际组织以外，政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都隶属于国家管辖的范围，但这些组织体均有自己独立的权力运行系统，故这些组织体的权力不属于国家权力。

其二，国家权力主体是国家主人和国家机关，任何个人都不是国家权力主体。国家主人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和所有者。民主国家的国家主人是人民，故人民是民主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里的“一切权力”包括国家主权、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军事权力等等。国家主人一般通过制定宪法的方式设置国家机关并赋予其职权，从而使各类各级国家机关成为国家权力主体。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其三，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程度很高的力量。国家是拥有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的强大组织体，丰富的资源和暴力机器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坚实后盾，服从国家权力有较多的奖励，不服从国家权力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其他组织体拥有的资源和手段，其权力的强制程度要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