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赏析范文

阿q正传赏析范文（精选6篇）

阿q正传赏析 第1篇

《阿Q正传》赏析

《阿Q正传》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

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

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

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

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

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

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

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

（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

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臵于被解剖客体的位臵，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臵，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

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

阿q正传赏析 第2篇

鲁迅《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惟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阿q正传 鲁迅 赏析一

主题思想

《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批判精神胜利法。

“人民性”、“民族性”显然不是“国民性”，均应该有“进步”与“落后”两个方面。国民性，它不科学，按字面讲，那就是中国国民都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鲁迅所讲，是指“国民劣根性”，某些国民的落后性，不是指的进步思想。

《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精神胜利法贯穿阿Q的一生，阿Q要被杀头了，也还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用鲁迅的话解释精神胜利法：“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阿Q好赌，但总是输，然而有一回却福星高照，终于赌赢了，他居然“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可惜的是，“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阿Q也挨了几拳几脚，到头来“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不见了”。然而，阿Q毕竟是阿Q，他还是能拿出与众不同的解除痛苦的办法来。阿Q忽然“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便心平气和起来，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又觉得“心满意足得胜”了。鲁迅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的荒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这也是鲁迅对旧中国国人灵魂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又是他们以下的百姓、仆役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板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受的封建文化奴役最深，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也最沉重。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欺凌，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阿Q精神的麻木，是因为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习惯。在等级制中，被强者欺凌似乎顺理成章，欺负弱者也似乎理所应当。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阿Q头上的癫疮疤虽然是比他强的闲人们欺侮和取乐的材料，然而，阿Q还有又癫又胡的王胡可以嘲笑取乐。阿Q打不过王胡，但还有更弱的人向他求饶，他也得势不饶人。

鲁迅通过阿Q性格的塑造，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1、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2、指出了阿Q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3、与此相联的是深刻地评价了辛亥革命。

鲁迅不仅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方面对封建制度加以揭露，而且着重揭露了封建制度用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给劳动人民套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为了砸烂这个精神枷锁，使人民觉悟起来。吕俊华从“自尊心”分析出发，指出“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自尊心”、“奴隶也要保持奴隶的尊严才能活下去”。阿Q的“自尊心很强，甚至达到自负自傲的程度”，因与实际相脱离，就变为“虚荣心”，即所谓“面子”。阿Q在一次次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打击、欺凌中，在“自尊”无法维护的、屈辱的境遇中，只得求于“追求思想上的安慰”，阿Q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他的实际失败。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挫折、屈辱中“转败为胜”，尽管是虚幻的，但也得到一些快慰的效应，所以就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说精神胜利法是“自卫的反应”和“求生的本性”。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失败虽然是相反而实际都是为了保全自己，都是出于生物的本能。但是，虚幻的精神胜利究竟解决不了“生存要求”的实际问题。如阿Q的“恋爱悲剧”及其引起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进城谋食，尽管一度“中兴”，令未庄“侧目”。这就说明了“阿精神胜利法的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是变态的反抗，是愚昧麻木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是“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阿Q的病态是旧社会造成的，是旧社会病态的反映。阿Q正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愚民的政策、等级制度的产物。

《阿Q正传》充分反映了赵太爷一伙就是愚民的政策的代表者、受益者，他们虽然也有阿Q精神，但他们并不是愚民，而是愚民的愚弄者、制造者。他们自发或自觉地、有意和无意地体现和实现着愚民的政策，他们君临着、主宰着阿Q和未庄居民，他们垄断着做人的资格、权利而把阿Q置于非人的地位，他们不准阿Q姓赵，不准阿Q恋爱，不准阿Q革命。总之，不承认阿Q是个人，也决不允许阿Q企图争为人的地位。

阿Q性格、阿Q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有如大石重压下的小草一样地扭曲生长、畸形萎黄、枯死。

《阿Q正传》通过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塑造，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旧中国国民的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支柱的种种精神劣根性，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暴露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弱点，而且也揭示了民族衰败的根源。阿Q的失败不仅是国民性的失败史，也是民族的失败史。通过阿Q这个典型，鲁迅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和人民伟大的爱。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语言鉴赏

(1)诙谐、幽默的讽刺语言

鲁迅先生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非常擅长运用的就是诙谐、讽刺的风格，善于创造出冷幽默的氛围，因此，众多的学者对于鲁迅先生小说的评价都是“嘻笑之怒，甚于裂毗”，以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1。在《阿Q正传》这部小说当中，鲁迅先生也延续了这种语言使用风格，不断讽刺当时的依稀社会现象。比如对对于赵太爷等剥削阶级的尖锐讽刺和嘲笑。在小说当中介绍赵太爷与阿Q关系的时候，小说当中说：“……哪知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沫地喝进：“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大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通过这一段落短短的对赵太爷的描写，就将一个嚣张跋扈的剥削者的形象展现了出来。描写赵太爷使用的语言，比如“满脸溅沫”、比如“抢进几步”等的动作描写，以及赵太爷的说话内容“混小子”、“胡说”、“你也配姓赵”等等，都非常准确和深刻地描写除了赵太爷的人物形象，介绍了赵太爷身份比较高的阶级背景，说明赵太爷嚣张跋扈的丑恶行为——欺凌弱小，嚣张霸道等等，都是通过对赵太爷语言和实际行动的讽刺，表现了出来。但是更加讽刺的是，在《阿Q正传》当中，阿Q被赵太爷打了一顿之后，竟然被众人更加尊崇了起来。这就是鲁迅先生运用讽刺运用的更加神奇之处了。按照一般的道理，阿Q被打之后，应该是会被众人嘲笑。但是因为打人的是赵太爷，也就是阿Q与赵太爷联系到了一起之后，在无形之间竟然身份有所提升，使被赵太爷打也成了一种荣耀。这是非常深刻的讽刺手法，说明在当时社会当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的无知愚昧，对上层阶级人们的盲目崇拜的社会现实。

(2)语言诙谐幽默，描述沉重现实幽默

众多的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当中，都愿意使用到得语言表达方式。一方面，幽默可以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幽默的语言也更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是同时，幽默在某些时候也有可能会被使用来描述一些令人感到非常无奈的现实，使现实情节与语言上的幽默形成强烈的对比，凸显出人力的微小和事件的悲哀性质。 鲁迅先生就非常擅长使用幽默的语言，而且是利用嘲讽、调侃似的幽默语言，来揭示出丑恶黑暗的社会现象，以及人性的悲哀，可以说，鲁迅先生在创作的小说当中，将幽默的语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在《阿Q正传》中，通过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与高度挖掘，他塑造了令人喷饭的阿Q，不伦不类即象小丑又似魔鬼的假洋鬼子、带兵把总等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自身的形象到他们生动诙谐的语言和滑稽可笑的行动，都不仅构成了使人捧腹的幽默氛围，还产生了震憾人心的思想力量，给这幽默氛围染上了一层深厚庄严的色彩1。 比如，阿Q常常在被人欺负之后，能够自轻自贱地将劣势地位转化成为思想上的优势地位，在思想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种方式是阿Q所创造的，因此他是“第一个”能够做到自轻自贱的人。“自轻自贱”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但是阿Q却能够认为是“第一个”而感到光荣，因为“状元也是第一个”，那么不论是在哪方面，只要能够取得“第一”，就是决定性的胜利。鲁迅先生在描写阿Q的这种思想的时候，能够使阅读的人感觉到强烈的嘲讽信息;还有，阿Q的处处比他人弱小，但是却更加喜欢攀比的个性，也让人感觉到非常滑稽可笑。比如阿Q看到王胡在光着上身捉虱子，也过去跟他一起捉虱子，并且暗自以捉虱子为标准与王胡比赛，甚至在捉虱子也输给王胡之后，气疯地要与王胡打架。阿Q的行为被鲁迅先生表写的非常幼稚可笑，但是也正是从这些幼稚可笑的行为当中，体现出了阿Q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哀和苍凉——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对他人来说都没有价值，而为了提现自己的`生存价值，阿Q这才不断做出引人注意，但是却非常荒唐可笑的各种行为。

阿Q在最终临死之前，鲁迅先生也同样是使用非常轻松幽默的语言来表写了阿Q临死之前的表现，以及周围看客的气氛。似乎没有慌张、没有悲伤，阿Q甚至面对死亡还想着用“精神胜利法”给自己大气，想要唱戏，想要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最终刽子手手起刀落，将阿Q所想的一切都彻底结束了。在死亡的情节当中，鲁迅先生也用幽默语言来描写，但是却反而更加凸显除了主题的悲剧性，使阅读者能够体会出痛苦和悲惨，不断思考关于社会的黑暗的严肃问题，这也是鲁迅先生希望通过使用幽默语言来达到吸引读者思考的最终目的。

艺术成就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阿q正传赏析 第3篇

一、撤掉《阿Q正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桑永海同志在做了“严密”的推断之后, 把高中语文课本撤掉《阿Q正传》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由于高中教育的急速发展, 相当数量语文教师的业务素养和专业学养距时代要求尚有一定差距……这种不适应早就成为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现象, 而今不切切实实在提高教师专业水平上下功夫, 却从削减教材上去找齐, 削足适履, 搞恶性循环……”!"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高中语文撤掉《阿Q正传》是因为高中语文老师不会教这篇课文。其观点是何其新颖啊!真是令人为之一“震”, 只不过, 这一“震”恐怕更多地是来自于大不敢苟同!

在此声明一点, 笔者并不是语文老师, 也没有接受过文学方面的高等教育, 因此, 关于《阿Q正传》本身我并不想多谈, 关于文化浮躁与否的问题也不涉及, 只想就撤掉《阿Q正传》的原因做一些教育学方面的分析。

圈内的人都熟知, 第八次课程改革共有六大目标, 其中之一就是关于课程内容的, 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中明确提出:“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可见, 课程内容的老套、繁琐, 已经成为我们此次课程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学生在学校到底学什么?笔者以为在当前的中国, 最有权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学生自己。当前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成人的自以为是”!成人总是以自己的逻辑作出种种判断, 哪怕这种逻辑是极端错误的, 我们也要把它强加给学生。课程改革必须倾听学生的声音, 因此, 《阿Q正传》被撤如果说原因, 那学生就是其终极原因。

桑永海同志在《撤》文中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 提到在21本美国高中生必读作品中, “只选两部现当代精品, 其余19部全是千百年的经典, 光古希腊罗马就占了5部。”$"我不知道这位桑先生从哪里旁征博引来的若干年前的数据, 然而, 笔者想告诉这位桑先生, 美国的教育跟中国完全是两码事。在美国, 从学校到教师乃至学生, 都享有很多课程权, 学什么、怎么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教师和学生, 即便是美国教育部下发的许多文件, 对一线执行者来说, 也只是一种建议而已, 甚至在美国部分高中的课程体系中, 选修课程占到了70%。而在中国, 传统的课程管理模式是刚性的, 学校缺乏自主, 教师和学生在课程体系中更无话语权可言, 从而导致“考什么, 教什么;教什么, 学什么”的循环, 可悲, 可叹!

再谈鲁迅作品, 笔者虽未逐一翻阅高中各版本的语文教材, 但恐怕并非所有版本的教材都撤掉了《阿Q正传》吧, 况且, 鲁迅的作品是极其丰富的, 难道除了《阿Q正传》就不能放别的进去吗?再者,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 《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 还有《史记》、《二十四史》等等优秀的作品, 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不是都有所涉及吗?这些铁的事实, 我不知道《撤》文的作者是否作过充分地了解。在桑永海同志看来, 恐怕编者要在各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中都必须把《阿Q正传》放进去, 才能令他满意吧。那么, 我们还要课程改革干嘛?我们还不如索性回到20年前的教育, 再重蹈覆辙!所幸的是, 历史始终是往前走的, 是不可倒退的, 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教师真的很差吗

在《撤》文作者看来, 广大高中语文教师岂一个“差”字了得!其推断又是如此地“合乎”逻辑:高中教育急速发展, 导致高中语文教师专业素养和专业学养很差, 从而不会教《阿Q正传》, 而这种情况又没能引起相关部门的应有重视, 相关部门的解决办法就是削足适履把老师们不会教的《阿Q正传》从教材中撤掉。

我暂且不去论《撤》文作者逻辑推断功夫的“高深”之处。只想就有关事实, 作一个澄清:

其一, 任何课程改革都是发生在课堂中的, “成于教师, 败于体制”。在课程改革之初, 相关部门就已认识到教师对课程改革的极大作用, 因此相关培训活动从未间断过, 其方式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另一方面, 教师专业成长又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教育需要等待。因此, 如果有人想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我建议他不要在教育领域内寻找, 因为那将是徒劳。

其二, 现在的高中语文教师真的不会教《阿Q正传》吗?恐怕连《撤》文作者本人也不会赞同这一点吧。我们可以从《撤》文中找到作者原话:“如果说《阿Q正传》‘不好教’, 马尔克斯、卡夫卡、加缪这些拉美、西方的现代派, 不是更‘不好教’吗?为什么可以选更难教的后者?”!"作者还提到, 在新编教材中选了外国现代派作品如“《百年孤寂》、《变形记》、《西西弗神话》”#"等。稍微懂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以上提到的几位外国作家和几部外国作品, 比《阿Q正传》恐怕要难教的多吧。如果现在的高中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真是像桑永海同志所言, 那教材编写者恐怕就只应该选些《百家姓》之类的作品在高中课本中了。《撤》文作者前面说由于教师素质差, 不会教《阿Q正传》导致《阿Q正传》落选, 后面又说他们可以教比《阿Q正传》更难的马尔克斯、卡夫卡、加缪的作品,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三, 教师好与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单从教学过程来看, 任何教学都有其特定的情境性, 不能以一个固定的标准来判断, 况且判断教师除了教学还有其他的维度, 比如教师道德、与学生交往、班级经营等等。另外, 在评价过程中, 恐怕也不单单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群体说了算吧。

三、课程改革的梦想和路

既然是课程改革引出的一些非议,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改革的本质问题做一些思考。

课程改革究竟为何?难道仅仅是因为教材内容的难、繁、偏、旧吗?我想, 这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已。我们需要追问,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尽管有许多争论, 但笔者始终以为, 任何教育, 如果脱离了人, 如果脱离了作为儿童的人和他们的当下生活, 那么这种教育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然而改革的阻力是难以避免的。曾闻, 在课改之初, 相关部门聚集了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共商课改大计, 然而讨论良久也未能达成一致, 原因就是各科专家都认为本学科非常重要, 都要求新课程补充本学科内容, 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争论是无休止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这些争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课程改革中, 所有的学科都只会做“加法”,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要做“减法”, 问题是, 谁来为学生沉重的课业负担埋单?我看课改的阻力, 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时过七年, 在多版本教材中的一本中撤掉一篇《阿Q正传》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其势可见一斑!

综观《撤掉〈阿Q正传〉是文化的浮躁》全文, 可谓漏洞百出, 逻辑混乱, 更有多处不知所云, 若是一时情绪激昂写下的片言只语, 也便罢了, 若是堂而皇之地作为一种观点, 其毒害将是深远的。最后, 笔者呼吁社会有识之士能关注我们作为弱势群体的教育, 也希望新闻人能凭着自己的良知来做事。

参考文献

桑永海:《撤掉〈阿Q正传〉是文化的浮躁》, 《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9月7日;转引自《新华文摘》2008年第1期。

《阿Q正传》鉴赏拾遗 第4篇

【关键词】 阿Q 孤独 鲁迅 寂寞

【中图分类号】 G63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3）04-060-01

王冶秋先生在《读书随笔》中写到：“《阿Q正传》，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十四遍：也许是报警器……”确实，每次读它，总能让人有新的收获。近来，当我再读它时，所感受到的不仅有“精神胜利法”，国民的劣根性，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还有孤独寂寞，我感受到了阿Q无法走出的孤独困境和他的孤独困境里所透出的鲁迅先生难以排解的寂寞心境。

首先，阿Q的身世是孤独的。阿Q在未庄没有属于自己的姓氏，没有真正的本家，没有父母亲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能寄居土谷祠。这样无恃无怙孤独的人，冷暖只能自知，心事只能自解，老婆也只能自找，只能孤独地面对人世间的一切。他的挨饿受冻，他麻痹灵魂的精神胜利法，他“恋爱的悲剧”，不能不说与他孤独的身世有所关联。

其次，阿Q的生活空间是孤独的。尽管阿Q无父母亲戚、老婆孩子，但他周围活跃的人可不少。上有赵太爷父子、钱太爷父子等人，下有王胡、吴妈等人，还有“革命党”。按理说阿Q不会孤独了。可恰恰是这些人，给阿Q营造了无比孤独的生活空间。

赵太爷父子“大约”应是阿Q的本家，可是阿Q怎配姓赵？他们不仅不肯他姓赵，因吴妈事件，还让趋炎附势的未庄人，尤其是女性对阿Q“敬”而远之，甚至剥夺了他在未庄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权利。最后因赵家财产被盗，他们又让阿Q成了替罪羊，走上了孤独的不归路。王胡、小D等人和阿Q一样是下层劳苦人，本该与阿Q同病相怜，共同捍卫做人的权利，可他们想方设法在比自己稍弱的对象身上寻找一丝靠武力挣来的安慰。这样的阿Q，怎不孤独？

辛亥革命到了，尽管不理解革命，但对处于穷途末路的阿Q来说，革命还是带给了他一丝生的希望，可是所谓的“革命党”（主要是指投机分子“假洋鬼子”）排斥他，蛮横地拒绝他革命的要求，使他欲投无门。阿Q依然是孤独一人。

由此看来，那些生活在阿Q周围的人们，没有一人真正关心他，帮助他，给他一丝人间的温暖，甚至没人在意他的存在。除了帮工和被人看笑话，他大抵就常处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了。这样的空间，是无边的沙漠，无际的荒原，浓黑的非人间，阿Q怎不孤独？

此外，阿Q的死亡结局也是孤独的。小说结尾，先生让我们更深地领悟了阿Q的孤独困境。作为同村人，阿Q被游街时，吴妈没有给他投去同情的一瞥，小说里写到看客们的眼睛“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这些麻木的看客，充当了间接的杀人者，在他们眼里，阿Q是可以成为美餐的羔羊，这样的眼光怎能不让死前的阿Q感到彻骨孤独？

无人过问他死亡的冤屈，无人同情他的不幸，也无人在他死后真诚地想起他，他的生命就像一粒尘埃被风吹走了。

总之，阿Q的一生是孤独的——孤独的身世，孤独的生活空间，孤独的死亡结局。当感受到阿Q无法摆脱的孤独困境时，我进一步体悟到了鲁迅当时的寂寞心境。他把他的寂寞心境有意无意地投射到了他小说主人公的身上，如被认为疯子的“狂人”，不被一般人理解的夏瑜。下面我们结合先生的经历看看。

鲁迅年少时家道中落，趋炎附势的人们让他饱受世态炎凉，倍感孤独寂寞。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初步形成了他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他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不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所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

辛亥革命给他一时的振奋，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不断上演，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

那么，未庄趋炎附势的人们带给阿Q的孤独是不是有鲁迅年少时经历的影子？阿Q对“假洋鬼子”的看法是不是鲁迅心中的另一个自我对自己留学经历的自嘲呢？阿Q由未庄到城里再到未庄的求生经历是不是隐喻着鲁迅先生由中国到日本再回国的经历呢？辛亥革命的不被人理解是不是透着先生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被人理解的寂寞？而寂寞的先生对这些痛苦的经历，如果没有点阿Q式的麻醉自己灵魂的精神胜利法是不是难以支撑？先生说：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子，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先生曾说：“我的确时时在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先生对阿Q的嘲笑中有着自己的内省，在解剖阿Q时也在解剖着自己，阿Q的孤独里有着先生的寂寞。

先生的寂寞如“大毒蛇”缠住了先生的灵魂。我仿佛看到了他是怎样在毫无边际的荒原里孤独前行。但先生决然不能和阿Q相提并论，他在孤寂中与绝望不断地抗争，在寂寞这个炼狱中一天天成长，他爱国家，爱人民，希望人人自立、自主、自强，不再孤独寂寞，争取幸福的未来，所以先生说：“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多么伟大的先生！

我不知道是否真正读懂了先生，但我会不断地走近先生，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聆听先生灵魂深处真挚的声音。

《阿Q正传》 第5篇

写于1921年的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典范之作。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主人公阿Q这一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阿Q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他终于被剥掉最后一件布衫，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的现实处境是如此悲惨之至，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蒙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拍拍的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之后，就自欺欺人，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精神胜利法”使阿Q虽受尽剥削和欺凌却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在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小说对未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另一方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 1

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鲁迅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现状长期深刻的研究中，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他的《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

《阿Q正传》艺术特色

1．喜剧的外套，悲剧的内核

《阿Q正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用喜剧的外套，包装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下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所以读《阿Q正传》时，人们往往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也对残暴的统治者切齿痛骂。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

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鲁迅曾经给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他身上具有的勤劳吃苦的劳动人民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这样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他的死令人痛心。但同时他身上确实又存在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他的狡猾无赖等等，在小说里显然遭到作者的否定和批判。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映衬下展开了艺术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感到心酸，使那悲剧性的东西更加令人深思。

这篇作品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有两种表现。一是作品的前面大部分章节喜剧性较强，集中表现在“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和“恋爱的悲剧”三章中；而后面两章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喜剧色彩越来越淡，尤其到了“大团圆”这一章，读者几乎笑不出来了。这是作者写作过程中表层的由喜到悲。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的因素，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阿Q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喜剧，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老尼姑发现时的无赖相，以及被狗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但笑的背后却是令人鼻酸的阿Q的可怜。小说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

2．白描的手法

鲁迅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又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无可吝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不可将sketch的材料拉长成小说。”这一思想表现在作品里，就是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最经济、最简练的笔墨，把描写对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场面：

„„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寥寥数笔，就把赵太爷这样一个土霸王的横蛮霸道的嘴脸活画出来了。又如写假洋鬼子

吹嘘革命的那一段：

洋先生„„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极经济的一段话，就把一个满口鬼话，胡侃乱吹，捏造革命资本的假洋鬼子展现在读者面前。

有时候，作者的白描可以用一个字一个词，准确形象生动地表现人物思想性格。如“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的“摩着”“呆笑”；假洋鬼子“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的“白”字；“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的“钻”；等等，无不生动传神，表现了作者高超的白描能力。

3．杂文式的笔法

这篇小说的杂文式的笔法，给读者非常突出的印象。

首先，小说处处使用幽默、尖锐、诙谐的语言，进行讽刺、挖苦、调侃。或反话，或夸张；或大词小用，或庄词谐用。其最终目的，就是撕下假面，揭露真相。如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作者这样写道：

„„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

„„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笔调中幽默与讽刺俱下，讽刺中含着幽默，幽默中充溢着讽刺辣味。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的趋炎附势的奴性心理。又如第九章，写“光头”和“长衫人物”审问阿Q，一面鄙夷阿Q的“奴隶性”，装出一副“维新”的神气，一面却把笔硬塞在阿Q的手里，逼他画押，把要求革命的阿Q当作游街示众和枪杀的材料。这就有力地揭露了这帮人虚伪凶残的本性和反动面目。又如写阿Q被捕的场面，把总在黑夜中带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围定了土谷祠，正对门还架好机关枪，而阿Q却还在睡梦里，直待被擒到土谷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方才有些清醒。这是一幅绝妙的漫画，真实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凶残、怯懦和愚蠢。这一讽刺无疑是深刻的，令人深思。

作者对待不同的对象所运用的讽刺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像阿Q这样的被压迫者，他的讽刺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而对统治者的讽刺却是无情的，是匕首，是投枪，他要把这些丑恶的灵魂挂在十字街头枭首示众。

作者经常站出来进行一番议论，这种议论是杂文式的。如第四章开头：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按照传统小说的写法，这是多余的；然而鲁迅写来，异常深刻、贴切，以此讽刺精神胜利法。又如，写阿Q想到应该有一个女人的时候，议论道：

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显然阿Q本人没有这么高深的思想，而是作者站出来的直接议论，以此说明阿Q的思

想毒害来源于封建统治者。又如，在描写阿Q因捏小尼姑的面颊而产生飘飘然的心理之后，作者议论道：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这显然是作者直接对传统文化和阿Q精神的批判。我们看到，《阿Q正传》里的议论，并不影响小说的形象生动性，反而增强了它的讽刺性，加强了小说主题的深度。因为鲁迅的杂文，本来就是以形象取胜，是一种形象的议论。我们还看到，作者的直接议论，也是充满讽刺、嘲笑、挖苦。以杂文式笔法融入小说创作，可以说是鲁迅的一大创

《阿Q正传》主题思想:

文章主人公阿Q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无论是从文中各个人物的意识形态来看，还是形如留辫者的字母 ‘Q’，在在都透露出鲁迅暗指的真实人物—中国人。文章不留情面地讽刺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自我麻醉、自我满足、自我解脱与逆来顺受的心态，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种劣根性，包括自私自利、欺软怕硬与精神胜利法。在为中国人指出这些缺点时，鲁迅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但如果读者对中国人加以仔细的观察，会发现他所描述的这种阿Q心态在当今社会中并没有消失,这也让我大吃一惊。不同于其他的作家，鲁迅更注重反应社会与人性的丑恶，而且他企图通过一种让读者产生反感的方法来让人理解他的想法。

《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个怎样的人物形象？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具体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阿Q正传》的人物性格是什么？

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阿Q正传》笔记 第6篇

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伶仃地寄住在土谷祠里，只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维持生计。在他身上，最显着的特点是“精神胜利法”：自甘屈辱，自甘轻贱，而又自我解嘲，自我陶醉。他的“精神胜利法”在那个时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是阿Q这样的下层农民所特有的，也反映出某些国民性。

当时的统治者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丧权辱国的形式，仍然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的安慰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这不也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吗?再放眼今朝，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可是仍然有许多的“阿Q”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整天怨天尤人，不求上进，慢慢的堕落成为社会负担，这些人既可悲又可怜。

“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是鲁讯用《狂人日记》来形容农村土豪劣绅的品性，赵太爷父子是当时农村土豪劣绅的代表。在小说中，他们基本上没有表现出善性，而是因富贵尊显而骄横，又因腐败没落而怯懦。他们剥夺了阿Q的最低的生存权利。他们自己可以妻妾成群，却以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惩治向吾妈求爱的阿Q，当革命的风声传到未庄，他们卑谦地称阿Q为“老Q”，当看到革命风暴势不可挡时，他们又投机钻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破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