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术论文范文（精选8篇）
经济学术论文 第1篇
军队经济管理论文经济重建论文
中国与斯里兰卡军队在内战结束后参与
经济重建行为角色的异同
摘要：中国和斯里兰卡对内战结束后军队参与经济活动中的模式有共同点，但主要区别在于造血型和调节型，各自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中斯两国军队在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取决于国家活动和目标定位的需要，是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功能发生变化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斯里兰卡；军队；经济重建；角色
21世纪，和平发展仍是当代世界主题，但一些中小国家局势不稳，爆发内战的事件时有发生。内战后军队的军事功能下降，军人如何安置和使用问题普遍而棘手。在经济重建和军人冗余两类矛盾的合并作用下，一些政府将使用军队参与经济重建列为政府议题的重要选项。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的中国在这一点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而随着2009年内战的结束，斯里兰卡政府正在探索使军队在经济重建中发挥作用的形式，在这个问题上，中斯两国有共同点，也有较大差异。
一、中国和斯里兰卡模式的背景差异
内战结束后的经济重建，是这类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人数量快速膨胀，战争结束后军人安置成了新问题。中斯两国由于国情、环境的差异，表现也有所不同：
1.计划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革
命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型期，导向是学习苏联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军队在这一时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需要，是一种特殊生产力，对经济重建、保障军队供给、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新时期，市场经济逐步成为导向，但军队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仍保留着建国后的传统定位，延续计划导向，并称计划管理是“整个军队经济管理的中心环节”[1]。而斯里兰卡内战前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点与中国有着根本不同。
2.内战中的角色与定位的差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取得了全国的政权，是作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替代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解放军从革命党领导的军队转变为执政党领导的军队，从推翻反动政权的定位转变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角色定位，必然在新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显然不同于革命时期对旧政权的“造反”性质。而斯里兰卡内战的胜利方——斯里兰卡军队本身就是国家机器组成部分，它在内战中的作用是解除分裂势力的武装，消灭分裂势力，带有“平叛”性质。在这两种差异下，必然催生出中国军队的建设型作用和斯里兰卡军队稳定型作用的不同。
从以上两个背景上的差异可以看出，中斯两国军队在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取决于国家活动和目标定位的需要，是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功能发生变化的结果。
二、中国和斯里兰卡模式基本内涵的差异
社会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禁止从事商业，属于造血型模式，而2009年内战结束后的斯里兰卡军队主动参与商业，平抑物价，干预交换和消费，属于调节型模式。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军队在经济重建行为的内涵上有着重大的区别。
1.参与的经济领域差异。中国军队参与内战结束后经济活动有如下内涵：“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2]。因为从事商业容易滋生“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和行为。中国军队不仅成立了带有计划监督功能的生产委员会，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在公私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还与农民合作种植，与当地人民政府生产计划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军队平等、互助、服从大局的思想。
斯里兰卡军队参与内战结束后经济活动的内涵不同于1950年后的中国军队，斯里兰卡的内战持续了三十年，如何赢得对猛虎组织的战争是斯里兰卡政府的首要任务，军费是最大开支，人力资源以军队优先，外国投资不敢进入，经济建设无从谈起。加上国内物价受2011年初全球食品价格高企的影响，军队对商业的参与顺理成章，也缓解了军人劳动力的安置问题。自2009年5月彻底击败“猛虎组织”之后，斯里兰卡军方不断扩大商业运营，对当地物价起到了平抑作用，特点有三个：（1）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初级产品，如蔬菜、小商品等；（2）
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居民生活成本；（3）使用国家资源提供运力和人力。
2.实现目标的差异。中国军队是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可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另一方面弥补国家收入和开支的不足，增加财富，共度时艰。而斯里兰卡军方参与经济活动，目的为了抑制全球物价上涨对本国经济稳定性的冲击，避免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对政权的稳定性造成新威胁。
3.制度性差异。中国军队的生产建设有系统制度保障，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军队生产建设思想一脉相承，军队不仅成立了各级生产和监督机构，实现了大量军用工业对民用工业的滋养，还产生了大量现代化城市。斯里兰卡军队参与商业，在制度、机构等方面尚无成形的系统，其长期性、稳定性尚需观察。
中斯两国军队在经济重建行为上的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很不相同，中国军队的经济建设对国民经济有无可替代的贡献，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而斯里兰卡军队的商业参与不直接创造财富，只是间接调节居民的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现实政治意义较大。限于篇幅，对模式的差异乃至共同点，不做赘述。
三、中国和斯里兰卡军队模式的特点异同
中斯两国军队参与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行为有着一些共同点，一是
军队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体现了对军队价值的重新认知和定位。二是国家使用军队参与经济，体现了对国家机器的信任和依赖。三是军队参与经济活动，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力求自主决定经济活动的民族意志，立足于自己解决国内问题。四是都考虑到了民生的因素。但这两种模式又有着生产型和调节型之间固有的一些差别：
1.生产型比调节型具有稳定性，但调节型有一定灵活性。中国国情决定了和平时期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将是相当薄弱的。无论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专注于改善民生，人民军队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建设”的需要。调节型措施在解放初也出现过，当时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平抑物价，打击了投机商的猖狂进攻。这种参与经济的行为机动灵活但非常短暂，带有策略应急性。斯里兰卡军队在国内物价上涨后，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蔬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当地民众出售，由于减少了多个流通环节，价格要比商店的蔬菜价格低，缓解了居民的生活压力。
2.从成本收益来看，生产型比调节型收益大，而调节型更具有政治意义。生产型军队参加经济建设，开发本国资源，形成稳定生产能力，成本上投入大，但长期收益高。如中国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极大地推动了耕地资源数量的增长[3]。而斯里兰卡军队经营商业，提供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当地人经常食用的绿叶蔬菜，价格比中间商少1/3，军方承担了人力、运输、保管等成本，因此从收益上看利润不高，也
没有长期对国民经济的“造血”功能。但这种商业经营对改善民生、缓解全球化时代国际市场对物价的冲击、稳定政府都有现实意义。
四、中国和斯里兰卡军队参与经济行为模式的启示
中斯两国军队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不仅可以互相借鉴，也能为那些保持着庞大军队的其他亚洲国家提供一定借鉴。
1.可以考虑军队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不稳定性中对物价的稳定作用。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发的核辐射恐慌导致中国内地的抢盐潮，这给政府提出了战略物资和重大民生物资的储备与应策问题。很显然，庞大的军队生产系统不仅能储备国家急需的民生物资，还能在经济面临波动的时期提供一定的帮助，帮助国家维持民生，保护国家政治经济稳定性。但军队参与物价平衡，只能是非赢利的和非制度性的政策型安排。
2.必须发挥军队生产在国民经济重建和生产力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南方经济重建，军队促使“从奴隶制向自由劳动转变的第一步”[4]，改造了南方的经济政治结构，充当了制度创立者角色，没有生产作用，而是调节生产关系。中国军队直接参与经济生产不仅延续了中国古代军屯的传统，还为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作出了独特贡献。这种为国民经济造血的功能，不仅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还为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财富的积累作出了贡献。中国经验证明，军队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成为国家建设者。在这种情况下，内战结束后过度膨胀的军人安置就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去向，不仅在和平时期能参加生产，在战争时期也能直接打仗。
总之，中斯军队参与经济重建行为角色有相同点，不同点也很明显。对中斯两国军队参与内战后经济重建模式的研究，将不仅能探索亚洲当代历史和政治规律，研究军队和经济两者之间的各种关系，还能为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内战结束的亚洲国家提供借鉴，发挥中国历史经验在促进亚洲经济恢复和振兴中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
参考文献：
[1]冯志超，苏海杉，战长国.略论军队经济管理[J].军事经济研究，1988，(1).[2]毛泽东.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N].人民日报，1949-12-06.[3]封志明，刘宝勤，杨艳昭.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趋势分析与数据重建:1949—2003[J].自然资源学报，2005，(1).[4]王淑霞.论军队在美国南方经济重建中的作用[J].德州学院学报，2002，(3).
经济学术论文 第2篇
2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措施
2.1发展循环农业经济
在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资源大量浪费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农业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所谓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将农业资源和废弃物进行循环再利用的过程，它将农业的活动看成是一个农业资源-农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流程过程，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目的，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降低资源消耗以及浪费的问题。循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和关键是实现农业发展的生态效应，通过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资源的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进而促进农业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保效应。
2.2发展农业生态经济
低碳经济时代下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大力发展农业生态经济。充分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来说就是通过合理规划、设计农业资源的生产方式，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积极生产绿色环保农业产品。坚决制止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积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实现农民增收，积极发展良性的农业种植方式，实现农产品的附加效益。
2.3发展有机农业经济
所谓有机农业经济主要是指在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依据生态学原理以及生态自然发展规律等，在具体生产实践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物质，而是积极使用有机物质，实现自我循环，运用天然植物性的农药和杀虫剂以及物理法和生物法等措施进行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且建立农作物的轮作体系，利用秸秆还田、施用人畜粪便等措施提升土壤肥力、保持养分循环，促进农业经济循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有机农业经济能够将农业生产发展归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效循环中去，因此属于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积极发展有机农业能够实现生态环境的`自我恢复，且能够降低农药和化肥对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有机农业通过使用人畜粪便以及生态系统自我循环的方式，还能够有效提高农产品的品质，确保农产品的安全性，有利于实现绿色环保型农业产品。积极推进有机农业的发展，还能够有效治理水土流失以及土地荒漠化和贫瘠化的问题。有机农业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提高农民劳动收入，且有机农产品符合国际市场农产品的要求，能够促进农产品的出口，进而也能有效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最终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2.4运用科技手段推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目前应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积极引入现代化科技技术。通过培训农民的农业种植技术，提高农产品的增产增收，建立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广泛使用，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及时了解市场上关于农产品的信息，降低农民盲目跟种而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局面，从而实现农民增产增收，进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
2.5发展都市休闲农业、观光旅游农业
农业经济不仅仅具备了食品保障的功能，还应该具备原料供给、生态保护以及观光休闲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城市生活压力日趋增加，城市居民更加趋向于走向自然、回归田园旅游、放松生活压力、增进朋友感情的的生活方式。因此，农业生产发展模式不能仅局限于提高农民收入、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还应该积极推进生态观光农业的发展模式。发展都市休闲农业能够拉近城乡居民的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还能够积极培养城市儿童尊重农业生产成果、养成节约粮食的良好习惯。都市休闲农业还能够积极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业和旅游业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民经济收入，进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结语
浅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第3篇
1. 文化与经济学的含义
文化, 广义地说, 一般是指在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1]。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 包括日常用品、交通工具、装饰品等, 是具体的客观物质。制度文化是指生活规则、家庭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等等。精神文化是指文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等, 它们都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和文明。
在个体层面上, 文化一词具有合宜性。例如某个人受过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 言谈举止优雅, 并在某些社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这都合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 甚至是社会价值观所认可并崇尚的对象, 所以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受到尊重。在群体层面上, 文化是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2]。
因此, 文化具有物质的属性, 也具有精神的属性, 二者互相依存, 相互创造和发展。
经济, 广义地说, 是指人类为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狭义上说, 经济是指物质的生产、流通和分配, 也形成了一门学科叫经济学。经济包含了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 文化也有着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 因此, 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 叫做文化经济学。国际上权威文化经济学刊物《文化经济学》杂志将文化经济学定义为:文化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一切公共及私有的创作艺术、表演艺术、文化遗产及文化产业的学问。它着重研究文化部门的经济组织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部门的行为, 它的研究主题涵盖了很广泛的范围, 包括主流的及新兴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及制度经济学[3]。
文化经济学的产生, 标志着文化与经济学的融合和发展。文化经济学一般包括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文化产品的价值;文化资本的可持续性;文化遗产的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消费。
2. 文化产品的经济基础
文化在整体性上表现为对满足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的产品, 这种文化产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流通, 表现为商品化。
文化产品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 脱离了社会现实意义的产品也终将会被淘汰。人们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 都普遍凝结着文化因子, 这种文化因子的普遍性正是文化产品进行流通的基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下, 人们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 建立完善一套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人类整个的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也即, 所谓自然, 并非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独立客体, 而是由人的存在赋予了一定意义的、用精神的线予以贯穿起来的一种社会存在。这种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决定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2]。
马克思指出:“饥饿总是饥饿, 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4]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 既具有自然属性, 也具有社会属性, 既是真实存在, 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此, 物质的生产一方面具有客观实践性, 也同时打上了文化含义的烙印;文化范畴一方面具有抽象和自制的性质, 也同时拥有其物质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 随着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 市场中的企业不再单纯是生产的基地, 而且也是不同企业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地方。企业内的文化氛围, 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 实现人和人关系和谐的功能, 这超越了仅仅是提供商品生产的功能。
在消费领域, 传统的物质消费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 开始转向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市场营销中, 不仅宣传产品的经济价值, 也宣传其产品的文化功能和价值, 从而使得市场营销开始提升文化层面的评价, 最终使得文化产品快速地商品化了。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1. 文化与经济的共生
一般的说,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 决定文化的发展;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支配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从文化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 两者具有共生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一种体现, 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 它们都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 为维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存在而生产人所必需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结果[6]。
人类活动具有自我意识和主动性, 具有非常直接的目的性。这种目的反过来使得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也使得活动过程本身也具有意义和价值。生产作为人类活动最普遍的一种行为, 也具有了意义和价值。因此, 在生产过程中, 既体现了经济性质, 也体现了文化性质。
因此,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上, 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文化的性质, 都具有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而文化本身也蕴含着经济的性质。文化与经济是既有其独立性, 又有其共生性。
文化和经济体现了人类的发展进程, 二者也体现了生命的延续, 统一地指向一个对象。彼此交融, 形成了一种文化经济共同体, 也即文化经济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在物质生活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 文化开始逐渐繁荣起来, 为了适应人类对文化的需求, 文化和经济开始互相结合起来, 并成为一种互动双方, 不能离开彼此。真正自觉的、合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为主体特征的文化经济活动, 则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 即在人类自觉地发现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之外的一种财富之源, 以及成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之后才出现的[6]。
2. 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人类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为了生存, 此后才是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了文化的含义, 其行为也就有了文化的属性。每一次经济的革新, 都代表了人类文化有了一次质的提高。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正是揭示了经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 也说明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而也说明了文化与经济逐渐交融, 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 推动者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7]。
文化系统的全面升级, 其内容包括了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等体系, 也即文化和经济逐渐统一起来。文化有其结构, 经济也有其结构, 二者在共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体化。例如, 农耕式的文化与自然经济相对应, 工业文化与工业经济相对应。每一次经济结构的质的革新, 必然伴随着文化结构的革新。同样, 人类文化思想的每一次提升和解放, 必然推动经济结构的的改变, 二者一一对应。
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改变文化, 二者共生, 并彼此交相影响, 逐渐融合为一体。现代社会, 商品体现了以人为本, 并附加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和价值, 形成了文化商品的产业链, 也形成了工程学、美学等学科的融合。
当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实现了对于物质消费需求的本体性超越, 使得一切关于知识和美的精神文化创造获得了财产和财富的价值认同, 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追求目标的产业———文化产业应运而生, 从而在全新的意义和层面上形成了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6]。
三、文化与经济学的学科关系
文化经济学一方面以文化行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市场为研究对象, 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对文化行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市场进行研究和分析;另一方面以文化的视觉解读经济行为, 二者互相结合, 互相融合。
文化学是研究文化现象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总的概括, 一般包括文化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生态学等等。文化经济学是文化学的一部分, 重点在于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 解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般也是采用文化学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例如量化的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科学抽象、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分析、动态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总之, 文化与经济有着各自内在的独立性、运动发展机制和规律, 二者又存在着共生、互动和一体化的关系。二者的相互融合, 一方面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另一方面也丰富完善了经济学的体系, 共同推动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增进人类幸福。
摘要：文化和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的系统, 是人类文明大河的两条支流。在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到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 文化与经济才得以相互融合。理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有助于推动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 也会使得文化和经济学得以更加完善。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文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8.
[2]陈庆德.文化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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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9.
[6]胡惠林.文化经济学[M].太原:书海出版社, 2006:3-15.
经济学术论文 第4篇
关键词：法经济学；学术论文抄袭；制度化治理
一、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成因
学术不端行为又称科研不端行为，科技部制定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第3条将其定义为“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在各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中抄袭科研成果均被列入学术不端行为之列，②而科研成果抄袭行为本身又包含了学术论文的抄袭，因此可推论出学术论文抄袭行为已被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为学术不端行为。据此，笔者将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具体分析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成因。
（一）从科斯定理分析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成因
科斯第一定理的内容可概括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只要交易双方存在正数的合作剩余，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③学术论文抄袭行为为何如此猖獗，从科斯定理的角度去看，正是因为期刊杂志社和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剩余。一篇抄袭而来的学术论文，对于其作者来说，能够发表至学术期刊能带给他的合作剩余主要是一些间接收益。而对于期刊社来说，在尽到了一定的形式审查义务后发表学术论文的合作剩余为版面费。并且在现在网络日益普及的情况下，抄袭者寻找到一个可能发表抄袭作品的期刊社的成本极低，即交易成本几乎为零，故而无论对于期刊社还是抄袭者来说，发表抄袭的论文带来的合作剩余均为正数。一旦合作剩余为正数，那么这种交易就容易发生。此乃抄袭的学术论文能得到发表的原因之一。
（二）从“成本—收益”模型分析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成因
对于抄袭者而言，抄袭他人论文的收益一般是一些间接收益，包括评选荣誉或者职称、荣誉或者职称带来的一系列收益等。而抄袭他人论文的成本则为“被认定为抄袭后遭受的惩罚×被发现并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根据学术论文抄袭的实际情况来看，抄袭的成本的确较低。首先，被抄袭者无暇或者无力顾及被抄袭后的维权。当被抄袭者是一些年轻学者甚至是学生的时候，想要针对有一定声望抄袭者的抄袭行为进行维权几乎难以实现。其次，学术论文并不像专利或者商标那样向唯一的主管部门申请，而是可以向多个期刊社投稿，期刊社的编者虽然会对论文的内容进行审阅，但是任何一个编者都不可能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所有论文都进行了穷尽式的阅读，若抄袭者抄袭的对象未在编者的阅读范围之内，则这种抄袭行为难以被期刊社察觉而最终使得抄袭者的论文被成功发表。对于阅读过此抄袭作品的编者来说尚不一定能够发现抄袭行为的存在，被抄袭者就更难以发现了。最后，现行法律对学术论文抄袭的制裁措施规定得较为宽泛，如《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但对于剽窃的具体判断标准却未做细致规定，致使在抄袭行为的认定方面赋予法官太多自由裁量权，从而极大增加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最终使得对抄袭行为的惩罚力度大打折扣。
上述三点原因使得被发现并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极大降低，这样一来必将致使抄袭他人论文的成本处于较低的水平。然而，抄袭他人论文的收益却一直居高不下。当收益大于成本之时，必定会有很多人选择抄袭学术论文。因此从“成本—收益”模型来看，抄袭他人学术论文的原因之一则在于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着失衡的情形。
二、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制度化治理思路
任何法律制度均需要对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仔细的推敲后方能得以出台并最终得到实施，这可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仅凭一篇文章几乎不可能做到较为完善的推敲工作，故笔者在此仅根据上文的分析结果提出完善的大致方向，而不做具体的制度设计。
（一）从科斯定理角度分析
笔者在前文中得出抄袭的学术论文能够发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抄袭者和期刊社之间存在正的合作剩余并产生利益合谋。因此，减少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制度化治理思路首先应当从改变合作剩余的现状入手，只要合作剩余为负，绝大多数的“社会理性人”就不会进行学术论文抄袭行为。对于期刊社而言，由于其采用的是查重等形式审查手段，故只要期刊社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则很难在抄袭行为中追究其责任。虽说这种形式审查有庇护期刊社之嫌，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期刊社的编者也不可能对任何投稿文章是否存在抄袭行为均做出精准判断，故而期刊社的合作剩余为负难以实现。此时就应当从减少抄袭者合作剩余的角度去考虑，即需要使抄袭者发表论文的合作剩余为负。因此可以从减少抄袭者收益的角度出发，如改变现行荣誉、职称评审机制等等。只要将抄袭者的收益减少，使其合作剩余减少，则抄袭学术论文的行为也就会大量减少。
（二）从“成本—收益”模型角度分析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抄袭学术论文的成本和收益间的失衡是这种抄袭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故而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可以从减少收益并且增加成本的角度出发。减少抄袭行为的收益刚好与科斯定理分析出的解决办法相一致，由于前文已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故此处就不再赘述。而增加成本则应当从成本的构成要素出发进行考虑，抄袭行为的成本是“被认定为抄袭后遭受的惩罚×被发现并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因此增加成本应当增加抄袭行为遭受的惩罚或者提高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然而如前文所述，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是由被抄袭者无暇或者无力顾及被抄袭后的维权以及学术论文抄袭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极低这两个因素决定的，而这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改变，故而提高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因而增加抄袭成本应当从增加抄袭行为遭受的惩罚的角度去考虑。抄袭行为遭受的惩罚力度较低主要是由于现行法律对学术论文抄袭的制裁措施规定得较为宽泛而导致的，因此需要对现行法律规定中较为原则性和模糊性的规定做进一步细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抄袭行为的成本增加，致使抄袭行为的成本大于收益，最终达到遏制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目的。
注解：
① 参见孙斯坦《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及环境》一书。
② 参见《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第3条，《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第1条，《科学技术进步法》第70条。
③ 参见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
参考文献：
[1]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
[2]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经济交通经济论文 第5篇
新经济形势下高速公路路政管理若干经济问题的思考，所谓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就是交通主管部门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保护公路、维护公路秩序而进行的管理工作。
路政管理主要工作是维持公路秩序、维护路权、保护路产以及保护权益等，但是当前的路政管理水平低下，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
一、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分析
若想研究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中的经济问题，首先应该探究的是目前路政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本文通过实际调研，对路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一)路政管理的理念落伍，不重视公路的经济效益。
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够重视公路的管理。
路政管理中的基层工作人员往往缺乏对高速公路整体的设计与规划的眼光，只重视当前的经济利益，在高速路口违规建房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就导致路权不完整以及路产不清晰的状况发生，同时也增加了公路在管理与使用过程中的困难;
其二是某些路政管理人员往往把路政管理的工作与管理公路等同，他们认为只需确保公路的畅通即可，而对高速公路的社会价值重视不够，远远没有达到路政管理的规范、科学、法制的要求。
(二)路政管理体制不够健全，产权问题突出。
路产是公路局资产的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多数的基层公路局公路产权问题都存在着不清晰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路政管理工作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使得某些基层单位为了一些经济利益而出现争路产的状况，最终使得路产产权不明确。
同时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是很多基层公路局管辖的公路附近建设了很多的违章建筑，比如商店、酒楼、餐馆、停车场、旅社等，这些建设阻碍了了高速公路的畅通，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安全隐患，严重侵犯了公路的路权与路产，结果导致路产产权的模糊。
(三)路政管理设备与技术落伍，没达到应有的水平。
高速公里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的基础设施，因而大力推动高速公里的信息化是当前实现交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但是从当前来看，政府对路政管理不够重视，经费投入不够，技术设备落后，信息化程度不高。
究其原因，我国的路政部门多数都是事业单位，采取自收自支的方式维持，投入到管理中的经费较少，因而经费的缺少导致路政管理效率与能力的低下。
二、加强路政管理，提升社会经济效益的建议与具体措施分析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提升社会经济效益的建议与具体措施。
(一)加大对路政管理工作的重视，对收费标准与管理进行完善。
路政管理作为当前我国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影响着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而政府应该重视路政管理工作，特别是要对收费标准与管理进行完善。
其一是加强路政管理人员对专业知识以及相关法规的学习，积极鼓励工作人员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其二是建立健全路政宣传的体制机制，营造出依法治路的氛围。
比如可以在高速收费站出口、公路沿线等位置设置宣传标语，对路政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损坏路权后需要承担的后果进行大力宣传。
(二)建立健全高速公路现代产权制度。
高速公路的经济学属性决定了要健全高速公路的现代产权制度。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其一可以确保产权的公有性，其二是利于与高速公路相关的领域各类资本的重组，进而利于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确保高速公路的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引进民间资本进入到高速公路行业，建立起合理的管理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不再是政府的全资建设，而是更多的吸收企业、银行、民间资本以及一些外资等的进入，这样促进了各类资本的相互流动，拓宽了高速公路融资的多元化渠道。
总之，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不但可以有效保证高速公里的路权，同时也是确保高速公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对路政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高速公路具有点多线长的特点，这就要求路政管理实行信息化管理。
其一是要对高速公路信息化路政管理的制度与方法进行完善;其二是广泛开展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培训工作，对管理人员不断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其信息化管理水平与操作能力;其三加大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依据实际需求，在高速公路上建立路政执法视频远程监控系统，以便工作人员的远程监控;其四建立起应对突发状况的应急预案。
路政管理人员应该进行定期的演练，提升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加强路政管理的预见性与计划性，确保人身与公有财产的安全。
三、结束语
总之，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作为现代化管理的一部分，对路政管理中经济效益的探索可以满足我国当前体制改革的需求。
然而路政管理工作复杂且漫长，因而需要路政管理人员把提升本地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作为主要任务，不断提升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与服务质量，进而探索出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2]交通规划中的交通经济问题研究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交通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于是凸显出了交通规划中的交通经济问题。
为了节约财政成本，更好地推动城市交通发展，在交通规划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结合当地的交通经济现状，减少交通经济支出变成了首要研究的问题。
1 交通经济的定义
交通经济，顾名思义就是交通业中的经济问题，在交通业运行中的每个环节都是与经济密不可分的。
因此，通过分析交通规划中的成本和利润，可以判定一个交通规划方案的好坏。
交通经济理论目前无论在国内和国际都处在初级阶段，仍是一种冷门理论，但由于切合实际，对交通业以至于城市的发展有非常大的意义，因此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丰富和深入研究。
交通经济的主要研究主体是人与物的运送问题。
现在整个交通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都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本文对交通规划中的交通经济问题进行表面的研究分析。
2 目前我国交通规划中交通经济的现状
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我国许多城市越来越重视交通规划，尤其是大中城市。
做好交通规划，有助于城市交通的和谐发展，合理配置交通资源。
但目前我国的交通规划中的交通经济还存在很多问题。
2.1 资金投入不够充分
城市的交通规划需要以建设新型交通道理环境为目标，以形成便捷的网络化为着力点，要综合考虑空间的组合设计和色彩线条，从而使交通规划更具生态化、梅冠华、技能化，但是要达到这些要求，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现金，还需要足够的资金作保证。
大多数情况交通规划中的交通经济问题实际是资金投入力度不够的问题，虽然国家对交通的投入逐年增加，但是这种投入往往是一次性的、不是持续性的。
通过研究分析，许多城市和地区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的收费站和过桥费就是直接体现，因此规划城市道路建设，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作为保证。
由于城市发展的预算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资金都投入到交通规划中去，但是可以持续性的对交通规划部门进行拨款，保证长期的持续的资金来源，保证对城市道路的日常维护与检修，推动道路交通规划的良好发展。
2.2 未合理有效分配区域重点
对交通进行规划主要针对的是城市，城市中某些区域存在严重的交通问题，某些区域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交通规划中的侧重点应该有所区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存在严重交通问题的区域需要优先着重解决。
但是有些城市没有合理分配区域重点，为了省时省力，整个城市的交通都按照同样的方式，不仅仅对资源是一种浪费，还不能体现城市的美观独特。
尤其在一些基本没有问题的区域，甚至可以不进行改变，把现有的财政预算和人力投入到存在严重交通问题的区域中。
但是并不意味着永远不改善没什么问题的区域，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交通作为保证，需要道理的`连结来带动，在解决好问题严重的区域后，也应重点规划搁置的区域，良好的利用土地资源，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术论文 第6篇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它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同时它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它给我国国民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同时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和我国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这种趋势下，我国也必须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经济法制改革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策略。
论文正文:
经济学术论文 第7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产品进口贸易增长迅速,进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农产品进口对农业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而且在中国加入WTO后此种贡献值趋于增大。与此同时,由于农产品进口客观存在着外部经济效益,因而提高了其他部门的经济效率,发挥着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中国农产品进口的现状中国加入wto后,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不断履行相关承诺,农产品进口关税大幅削减,到2007年农产品平均税率下降为15.2%,关税配额管理下的农产品配额数量不断增加,并逐步取消配额,市场准入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农产品进口额连年增长.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从2001的118.1亿美元增加到26年的319.9亿美元.虽然农产品进口额不断增加,但农产品进口占外贸进口总额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从21301年的4.8%下降到2006年的4%.,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格局
(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农产品进口国。根据统计,在排名的前5大农产品进口国或地区中,中国自2004年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农产品进口国,2004年中国进口农产品额422.8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的5.1%;2005年中国进口农产品额为451.9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的5%.可见,2005年与2004年相比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增加了6.9%,但占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略有下降.而随着中国农产品进口额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农产品进口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二)农产品贸易连续三年逆差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均为顺差,但是从2004年到2006年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已经连续三年逆差.长期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指导方针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农产品贸易只是作为少量调剂国内农产品剩余的手段;二是,农产品贸易是创汇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中国农产品贸易长期是中国外贸顺差的重要来源.从1992年到2003年,农产品贸易累计顺差额达到513.3亿美元,占中国外贸顺差总额2426.5亿美元的21.2%,特别在1992年,农产品顺差额占外贸顺差总额的比重高达60.2%.但自中国加入后,农产品的顺差额呈现递减趋势,并在2004年转变为逆差.(三)主要农产品进口结构发展较大变化，进口方向开始由创汇型转向调剂国内市场型
商品的结构来看, 土地密集型的粮油产品占中国农产品进口的一半以上(50.7%),而水产品和园艺产品所占的份额较低, 且主要是未加工的水海产品和果蔬品。动物产品进口的比例也很低, 为5%。中国农产品进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具有明显的差别。2004 年,中国进口金额最大的都是粮油类产品, 排在进口前几位的产品是: 大豆69.8 亿美元, 豆油和棕榈油33.3 亿美元, 棉花31.7 亿美元, 小麦16.4 亿美元, 羊毛9.6 亿美元, 饲用鱼粉7.6 亿美元。
1．粮食进出口均大幅度增长，呈净出口格局。大豆进口数据居高不下
粮食进口累计925．27万t，增长124．5％，进口额19．41亿美元，增长161％。
粮食进口数量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大豆进口693．15万t，增长242.3％，占进口粮食的74.9％；小麦2000年恢复进口，进口81．12万t，增长219．3％，占进口粮食的8．8％；大麦进口134．75万t，与上年基本持平，占进口粮食的14．6％。
2．棉花出口大幅度增长，食糖进口大幅度增长，其他种植业产品进出口有增有减
原棉 进口累计2.75万t，下降32.2％，进口额0．45亿美元，下降24.l％；
食用植物油 进口累计110．69万t，下降10．9％，进口额4．16亿美元，下降41．2％；净进口105．14万t。
食糖进口累计49．74万t，增长60．2％，进口额0．sl亿美元，增长22．2％；净进口21.58万t。
蔬菜类进口累计5．7万t，增长21．l％，进口额0．41亿美元，增长43．l％；
水果类进口累计61．53万t，增长65．9％，进口额2．42亿美元，增长67．8％。
3．畜产品和水产品进出口均大幅度增长，杏产品进口大于出口，水产品出口大于进口
畜产品进口额34．82亿美元，增长38％；贸易逆差10．23亿美元。
水产品进口额11．74亿美元，增长31．4％；贸易顺差12．17亿美元。
（三）中国东部地区进出口大福增长，中国农产品进口和出口均以东部地区为主，但中西部地区的出口份额有所增加，西部地区的进口份额有所下降
经济学术论文 第8篇
一、对该时期发表学术论文的统计分析
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所编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索引(1900~1999)》一书的统计,1900~1949年共发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457篇,下面笔者将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其作相关统计分析。
(一)按发表年代划分
注:不包括统计资料中未注明发表时间的论文约50余篇,下列各表同此。
表1为发表论文按时间段所作的统计结果。我们将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1900~1930、1931~1945、1946~1949。如此划分有以下两原因。第一,和当前历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历史分期相接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8年,它的成立从客观上对学术繁荣有一定推动作用。而1945年抗战胜利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这一事件对学术界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的转变也起到了或多或少的外部作用。第二,从发表文章数来看,1931~1945年发表的文章数大大超过了其他两个时间段,且主题丰富,涉及领域众多,很多文章紧密联系当时实际,古为今用的写作意图十分明显。反观前30年,因该学科尚处于开创和摸索阶段,因此不仅文章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浅尝辄止,缺乏一定的深度和理论性。1945年后,由于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时局维艰,学术研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表现在于发表论文数量锐减,学科发展停滞不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种类都远远超出解放前的水平。
(二)按研究对象年代划分
对研究对象年代的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中统计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时期是中国古代,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学者受历史时间限制所致,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历史积淀方能进行总结、归纳、分析、评判,而上世纪前半期距离晚清为时尚短,众多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尚未来得及做系统梳理,因此有关近代的论文数量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关中国近代的论文为数不多,而这110余篇当中,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就占了几乎一半,这就更显得前50年中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力度薄弱且范围狭窄。
(三)按研究人物划分
表3为这50年中论文研究对象按人物的归类统计,从研究的人物划分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涉及具体的研究人物数量较多。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共涉及到的人物达47位之多,这些历史人物所处的年代上起春秋,下至民国,时间跨度大,基本涵盖了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第二,研究对象范围广泛,身份各异。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人物中,既有从事理论著述的学者,如先秦诸子,也有从事实际管理的高官,如王安石、张居正,甚至还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汉武帝、王莽。第三,在对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时,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得出了不同的观点,显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气象,如李证刚的《孔子大同小康说之现实价值》一文从正面肯定了孔子的经济思想,而蔡尚思的《最反动的韩非经济思想》和郭沫若的《韩非子批判》则对韩非子的经济思想加以批判。第四,在选取研究人物时学者们不仅研究公认的成功人物的经济思想,对于失败的典型他们也加以探讨,引以为鉴。比如对王莽新政失败原因的分析,就有于润泽的《王莽新政之改革及其失败》(1935~1936)、王斐烈的《新莽改革与失败之原理》(1944)以及张觉人的《王莽平价政策的教训》(1947)等。
(四)按研究专题划分
表4是以研究专题为对象所做的分类统计,从专题分类来看,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农业思想的论文数量占了绝对多数,这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靠天吃饭的薄弱农业基础、支撑国家运行的农业赋税体系迫使历代人物把农业当作论述的重点,这为近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这些宏观的农业思想当中包含了若干的微观内容,如重农抑商、土地制度、农业政策、乡村组织、农村救济、仓储制度、农业设施、农业生产等等,这些都成为了近代学者的研究内容。第二,有关财政和税收思想的论文数量紧随其后,显示了在封建社会中赋税问题不仅为各级官员所关注,同时也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始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如余肇池的《民生主义下之银行制度》一文就涉及到银行这一西方引进事物。
二、对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特点的考察
尽管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学者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体系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综观本时期发表的论文可以发现,早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领域颇广。其中既有对古代经济思想的整体综述,如阴子浚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考察》(1931)、王海波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1932)、林静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1940)等,也有对某一专题的深度闸述,如研究土地政策的有李三无的《中国古来之限田说》(1922)、陶希圣的《土地兼并与井田思想》(1930)、叔人的《我国土地政策研究》(1935),研究货币政策的有唐庆增的《中国历代货币学说概说》(1935)、张道渊的《中国传统之货币思想》(1935)等等。对于具体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当时学者也挖掘颇深,从发表的论文看,基本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而这些人物的经济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说,20世纪前50年的研究基本圈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要研究人物对象。以胡寄窗先生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例,这套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书中所研究的人物和前半世纪学者的研究对象有高度的重合性,尽管后者研究的内容更细,视角更新,结论更科学,但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在筛选和提炼历史人物方面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第二,该时期学者已经开始注重比较研究。这其中不仅有古今对比研究,还包括中外对比研究。典型的如沈文辅的《论古今中外之常平仓政策》(1945)、唐庆增的《中国儒家经济思想与希腊经济学说》(1934)、萨孟武的《亚当斯密之经济思想与儒家经济思想之差异》(1923)等。
第三,该时期的很多研究开始注重古为今用的原则。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很多学者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战时经济思想来为抗战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典型的如刘不同的《汉武帝战时财政论》(1942)、叶乐群的《王安石的新法与统制经济》、马非百的《桑弘羊之战时经济政策》(1940)等。
第四,该时期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作者具有不同的身份背景,尽管职业不同,接受的教育也各异,但是他们都注意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汲取养分。他们当中既有专门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大家,如复旦大学的唐庆增,也有其他学科的著名学者,如法学家萨孟武、历史学家钱穆、企业家穆藕初、革命家廖仲恺、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如果撇开政治立场,周佛海、梅思平等也曾经发文探讨过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此时也开始注重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发表的论文看,代表性的有穗积文雄的《史记货殖传论稿》(1937)、服部宇之的《李悝之经济政策及其刑法之制定》(1941)等。
第五,该时期尚未出现专门以发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论文为主的学术杂志。此阶段的论文发表载体数量虽多却略显杂乱,刊登论文的杂志既有经济学期刊,如《经济学季刊》、《财政评刊》,也有历史学期刊,如《史学述林》、《史地丛刊》,还有综合性杂志,如《东方杂志》。此外,很多文章甚至发表在当时的官方报纸《南京中央日报》上。可以看出,该时期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性质界定是不清晰的,其交叉学科的特点决定了该学科尚未有统一公约的研究范式。
三、对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评价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和开拓阶段,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该学科在这50年中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从学术影响看,它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先河,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这期间研究过程中所确立的研究对象、研究体系、研究方法等为后来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社会影响看,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为当时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资源,而且鼓舞和教育了普通民众,改变了历来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无经济思想的错误观点。当然,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该时期的学者在挖掘和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遗产方面尚做的不够深入,研究手段也显单一,缺乏统一的研究技术,从而制约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其开创性的研究却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摘要：本文从20世纪上半叶发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论文入手,按不同标准对其进行了分类分析,揭示了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特点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论文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索引(1900-1999)[M].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品(未公开出版),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