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精选6篇）

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1篇

孔子的德育思想及现实意义

郑桂芬

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道德教育占有 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体现了 孔子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他的志士、君子、成人的人 才观也多体现了对人才道德方面的要求。孔子的德 育思想丰富、系统，深入挖掘有助于古为今用，为现 代社会服务。

一、孔子的德育思想

孔子对德育的重视是与其以德治国的政治观 密切相连的。可以说，不了解孔子的政治观，就不能 真正理解孔子的德育思想。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德 治，其内容主要包括统治者自身的修养和对民德、民风的建设两个方面。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也就是说如果统治者品德 高尚，人民就会像众星拱月一样拥护他、爱戴他，从 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孔子还说：“子为政，焉用 杀 C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风必偃。”

孔子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揭示了 上行下效的道理，极言执政者在道德上的表率作用 将影响一国的风气。同时，孔子把统治者的正身修 德与从政治国的管理行为联系起来，指出统治者注 意修养德行的本身是在实施对国家的管理，譬如，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C”“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 从政乎何有 C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C”等等。后世儒 家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礼记·大学》中 明确提出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的观点。

（一）关于德育内容的论述。孔子所提倡的德育 内容，可以用“仁”字来概括。仁德是孔子要求培养 学生具备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一高尚的道德品 质几乎包括了人应具备的所有的美德：如忠、孝、诚、信、智、勇、温、良、恭、俭、让、廉、和、宽、敏、惠、中庸、忠恕等。现仅就其所提倡的最基本的、也是最 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作简要介绍。

“孝悌”和“忠”等。“悌”是处理家庭内部关 系的行为准则，是实现“仁”的基础。孔子说：“孝悌 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 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这里，“入则孝”是 指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则悌”是指在外要尊敬兄 长。孔子的学生有若对老师所提倡的孝悌之道有着 深刻的理解，他曾经这样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 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 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意 思是说，就为人来讲，如果这个人能够孝敬父母和 尊重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这是很少见的；不喜欢 冒犯上级，却喜欢造反叛乱的，更是未曾见过的。因 此，就学生的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塑造而言，必 须注重孝悌品质的养成，这是实现仁德的最基本的 素质。

孔子所说的“孝”经常与“忠”联系在一起。他 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在孔子看来，在家能做孝子，在朝才能做忠臣；在家能养成孝 敬父母的良好品质，在朝廷才能具有忠君的高尚品 格，这是孔子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观在道德教育上 的反映。孔子把治家之情、之理迁移到治国、平天下 的宏图伟业之中，后世儒者在此基础上阐释发挥，形成了“移孝作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取士传 统。孔子及后来的儒者把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联系 起来，充分体现了其道德政治化的特点。秦汉以后 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的思想观点大做文 章，并制造出了“三纲五常”等道德条目，使君臣关 系、父子关系和夫妇关系的等级性进一步片面化和 绝对化了，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愚忠”、“愚孝”思 想的由来。但必须指出的是，孔子当初所提出的观 点与后来封建统治者所演义发挥的观点是有区别 的。因为孔子关于君臣父子关系的道德规定是相对 的，有条件的。根据《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 子，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做 国君要象国君的样子，尽君道，做贤君；做臣子的要 象臣子的样子，尽臣道，做忠臣；做父亲要像做父亲 的样子，尽父道，做慈父；做儿子的要象儿子的样 子，尽子道，做孝子。孔子强调君臣和父子关系，双 方都有互守的道德信条，贤君和忠臣相守，慈父和 孝子相约，虽然孔子没有直接道明君不贤，臣可以 不忠；父不慈，子也可以不孝，但是，在孔子的整个 思想里却暗含着这层意思，譬如他所提倡的“邦有 道则现，无道则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等都蓄 含着这种朴素的原始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尤其是 孔子所提倡的君贤臣忠的命题被后世的儒者所继 承，战国时期思孟学派的杰出代表孟轲则提出：“君 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君臣关系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孟轲以“君使臣以礼”做为“臣事君以忠”的 前提，并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 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爱人”。“爱人”是“仁”的核心。孔子所提倡 的“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也是做人 的最高准则。在《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 人’”，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对别人要富于爱心。孔 子要求为政者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多从人 民的利益着想，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 子认为，一个真正有仁德的人治理国家，必须做到 “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 等，由此可见，孔子的爱人思想是与其惠民、重民、养民的思想相联系的。

关于孔子究竟爱哪些人的问题，历史上一直有 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爱人”是否包括奴隶在内。根 据孔子所提出的“泛爱众”的口号，以及“厩焚”，子 问“伤人乎 ’”而不问马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孔 子所强调的“爱人”，不仅包括奴隶主贵族、新兴地 主、商人和社会一般平民，而且也包括奴隶在内。这 在 % 个奴隶才能换一匹马、一束丝的奴隶社会，孔 子把爱人放在爱物之上，珍惜人的生命价值，尊重 人的生存权利是极为可贵的，对于限制统治者残 民、虐民和扰民的非人道的政治行为是有极大的进 步意义的。

(“&复礼”。“复礼”是仁的表现。孔子要求学生 必须养成“克己复礼”的品质。孔子所谓的“礼”，主 要是指遵守等级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规范。这种 规范，大而言之，包括国家内部上下尊卑的社会制 度；小而言之，则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 交往的礼仪常识。孔子提倡用“仁”的内容来充实 “礼”的形式，从而实现仁与礼的有效结合，达到内 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中所说 的礼，起源很早，到奴隶制鼎盛时期的西周，已经发 展成较完备的礼制，它包括政治等级制度、伦理道 德规范和一切交往礼仪等。周礼可以协调人伦社会 关系的各个层面，用它可以定亲疏、别贵贱、决嫌 疑、明是非，使人迁善改过。“礼”是维护等级社会统 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所以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 于礼”。为了养成学生遵礼、守礼的品德，孔子特别 重视礼教。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孔子提倡在礼的形式中贯 彻仁的精神是有进步意义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意思是说为人而缺少仁德，怎么能够去实 行礼仪制度哪 ’在孔子看来，仁与礼的关系就是内 容与形式的关系，仁是礼的内容，礼是仁的形式，在 道德教育过程中二者相互依托，谁也离不开谁

（二）关于德育方法论的建构。在道德教育的过 程中，为了指导学生进行自我修养，孔子提出了一 系列实施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构建了他的德育方法论体系。

立志有恒。教师在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人 格，即在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立志。孔子 鼓励学生立志、言志，在他的激励下，孔门之中多有 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比如，冉求有志使民富 足；颜渊希望建立这样的理想社会：弘扬正气，劳者 得息，即“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的高足弟子，曾 经 : 杀猪:教子诫妻的曾参更有宏论：“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 已，不亦远乎;”

安贫乐道。孔子鼓励学生在进行自我修养 的过程中，要“志于道”、“志于仁”，有坚定理想和信 念。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要求学生必须有安贫乐道 的精神。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 议也”。君子学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孔子在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道德品质方面，特 别注意从改变情绪和陶冶精神入手，这使得追求精 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 色，成为东方传统道德的灵魂。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从孔子开始到康 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终 极理想目标。孔子把追求这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看 成是最高尚的品德。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认为要真正做到安仁乐道，必须善于处理 物质利益和远大理想之间的关系，做到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义与利发生矛盾 冲突的时候，应以道义为重。

<3 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即恪守忠恕之道。在道 德修养的过程中，孔子教育学生不是以个人独善其 身为准则、为目的，而是希望学生明确个人在家庭、集体、国家、以及自然界中的地位、责任和义务，借 以促进人伦社会关系和天人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尤 其是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 6孔子所提倡的“仁”学的 本身就是关于如何协调人际关系的学问。如何做 人，如何做好人，是孔子“仁”学的本质内含，而做 人，尤其是做好人，成君子，其主要标志就是善于协 调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善于同不同性格、气质、理 想抱负的人相处。对此，孔子提出了能够推己及人 的“忠恕之道”。

=3克己内省。孔子要求学生在自我修养上下功 夫，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缺点 错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从而达到 “安仁”、“执礼”的目的。

孔子提出了克己内省的方法：一是主动防范，把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消灭在未生和萌芽状态之中。正如曾参所阐发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 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参每天 多次反省自己，检讨为别人做事是否做到了忠于职 守，尽心尽力 >忠?；与同学朋友交往是否做到了言而 有信，不自欺、不欺人；老师讲的功课能否做到当日 功课当日毕，及时复习，及时巩固。在孔子的悉心指 导下，曾参直至病危都自责自励不已。二是当个人 与他人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应该“反求诸己”。孔 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是：有修养 的人遇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检自责；没有修 养的人遇事总是喋喋不休地咎他人之过，推卸责 任，转嫁矛盾。孔子认为，如果每个人遇事都能多从 自身找原因，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就会减少。他说：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改过迁善。孔子认为改过迁善首先应具备 分辩善恶的能力。他说：“仁者能好仁，能恶仁”，“好 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关于改过，孔子认为人非圣贤，人人都可能犯 错误，犯了错误不怕，只要改正就好，他说：“过而勿 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如果犯了错误，不仅 不改，而且还粉饰太平，文过饰非，掩盖错误，这就 是错上加错了。

关于迁善，孔子告诫学生要择善而从。孔子认 为，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既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错 误，同时还要多学习他人的优点和长处，对别人的 缺点和不足，应该引以为戒。他说：“见善如不及，见 不善如探汤”。意思是：看到别人的优点应该赶紧学习，一定要有一种唯恐追赶不上的紧迫感；看到别 人的缺点，则如要把手伸到滚烫的开水里一样，要 有一种躲之不及的危机感，引以自警、自戒。孔子在 道德教育的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改过，注意培养 学生闻过则喜的精神。在孔子的悉心教诲下，以莽 撞“好勇”、“兼人”闻名的子路却能做到“闻过则 喜”，具备大禹那种“闻善言则拜”的虚怀若谷的胸 襟；居孔门德行之首的颜渊能够“不迁怒，不贰过”，即出了问题不迁怒他人，而能反躬自省，从而做到 不重犯同一个错误。

&’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孔子提出：“君子学以 致其道”和“行以达其道”。要求学生无论是治学还 是修身都必须身体力行，注重实践，落到实处。他说 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下，不能只听他怎么说，关键要看他怎么做(“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要求学生 “言必信，行必果”，要“慎于言而敏于行”。孔子对居 于高位的统治者的修德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 指出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是为政的基本准则。统治 者要想政令畅通，取信于民，必须注意不断地调整 自己的行为，并以此为准绳调节上下之间的关系。

二、孔子德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德育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 道德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至今仍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它是中国进行现实的道德建设、实 现人的精神现代化的活水源头。本文拟从社会道德 教化、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以及人际关系的协调三 个方面考察孔子德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道德教化方面看：孔子在积极提倡执 政者修身治国的同时，亦非常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 化。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 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通过道德教化，使百姓 耻于为恶。这里，孔子强调了道德教化对规范人们 行为、维持公共秩序的促进作用。这一思想虽是在 法制极为孱弱的人治社会背景下提出，但在今天仍 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在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转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用以规范、制约人们政治、经济行为的制度、法律、法规的转轨，或者说是重新 建构的问题。而这种转轨与重新建构并非一朝一夕 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故而这种转 轨所造成的法律法规、制度上的真空便为经济、政 治、社会生活中的失控、无序现象提供了生存的空 间，并有恶性蔓延之势。在如此形势下，我们重拾孔 子注重道德教化的思想，对于清明政治、稳定经济 秩序、净化社会风气都将大有裨益。

我们都知道，机械的道德教化只能适得其反，事倍功半。孔子提出的道德教化的范式值得我们借 鉴。

首先，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在实施道德教化 的过程中，孔子十分注重把道德观念和道德信条变 成学生的内在情感，使学生能够欣然接受，发生由 “知之”到“好之”，最后到“乐之”的积极转化。在孔 子的熏陶影响下，颜渊成为安仁乐道的典型。在《论 语》中，孔子曾多次赞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 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孔门之 中像颜渊这样的学生大有人在。

其次，注重身教。即道德教化的实施者言行一 致、以身作则。孔子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例如 孔子倡导安仁乐道，而他本人就是一个安仁乐道的 典型，在安仁乐道上，他给学生们做出了光辉的榜 样。在周游列国其间，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 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表 现了这位伟大的智者重道义，轻富贵、“死守善道” 的高尚情怀，同时也增强了道德教化的实效性。

（二）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方面看：孔子提倡 在个人物质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应该追求崇高 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又往往成为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和爱 国爱民的精神支柱。从孔子提倡的“安仁乐道” +或 “安贫乐道” ,到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已经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人 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丧其 节”、“唯义所在”就是这种追求在人生价值中的最 高体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所提倡的这种崇 高的精神追求，又总是与自强不息、日新月新、刚健 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总是与“发愤忘食，乐以 忘忧”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共同发 展。尽管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对于一般人来讲，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是很难达到的，但是，追求这 种崇高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和为理想而献身的自我 牺牲精神，却是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 的永恒动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会获得完 满、充盈的幸福体验，生命价值与精神境界也获得 了提升。

（三）从人际关系的协调方面看：孔子把孝悌之 道视为人伦道德的基础，把父子关系视为人伦社会 最基本的关系。孔子认为从个人对待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只有对 父母尽孝，才能为国家尽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的取士原则是这一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孔子把君臣关系喻为父子关系，建立了由个人至家庭至社 会这样一个由亲到疏，由近及远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以血缘家庭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体系是儒 家伦理的核心。它的最大特点：一是儒家伦理始于 家庭，但又不囿于家庭，而是由家到国，家国相连，血脉相通；二是儒家伦理注重家庭，注重家庭成员 之间的友爱相亲。

孔子的这一思想已经为日本、韩国的现代企业 所借鉴，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按照日本筑波大学 校长高桥进教授的观点：儒家主张的“孝”、“家族主 义”，被移植到集团组织时，便产生了视该组织成员 为 :一家:和保持这“一家”的长久和和睦就会使该 组织繁荣昌盛的独特想法，这便是终身雇佣制的理 论来源。在日本，由家庭到集团组织，由内到外，贯 穿其中的便是“孝悌”。这种“孝悌”的君子之道，便 是年功序列主义的儒学渊源。至今仍浓郁地保存着 的上述儒学教养和意识，成为处于企业经营管理地 位的有识之士的基本精神。

在日常人际关系的处理中，孔子的德育思想也 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人生信条和行事原则。首先，孔子主张“仁”，即“爱人”。孔子的“爱人”思想 具有普遍的意义，即涵盖对象具有普遍性，体现了 对每个个体的人性以及人生价值的尊重，而这应该 成为每个现代人与人交往的先位观念。

其次，孔子要求弟子为人处事要多为他人着 想，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这概括在他的德育原则与 方法的主张里就是推己及人。他说：“夫仁者，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已。”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对于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也要尽力帮助别人去做，凡事都应推己及人，多 为他人打算。而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则从反面论 述了推己及人的道理。

最后，孔子所倡导的克己内省的德育方法包含 着自我检查和严于律己的合理内核，对于处理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不无裨益，韩愈继承了这种思想，提 出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生信条，对后世有很 深的影响。在个人主义膨胀、个性过度彰显的今天，这一思想对于平和个人心态以及协调人际关系不 失为一剂良药。

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2篇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试论孔子的教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第3篇

1、哲学理论依据

儒家思想是孔子的主要思想, 也是他教育的思想基础。“儒, 柔也。术士之称。从人, 需声” (《说文解字》) 柔, 温和, 软弱, 驯顺之意, 这也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 也就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哲学理论依据。“中庸其至矣乎, 民鲜能久矣。”中庸的根本思想是“时中”, “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

2、政治理论依据

周灭殷后, 按古代的传统, 灭其国不灭其族, 亦不绝其祀。其中一部分人集中到周, 成为奴隶, 被封给其诸侯国, 但这些殷奴隶在文化上没有弃商从周, 而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这个时期, 礼乐文化崩溃, 于是孔子提出了德治论, 主张“为政以德”, 反对“为政以刑”“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局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他的政治理论依据。

3、心理学理论依据

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的认知思想具有二重性, 唯心, 唯物。“天生德于予”是他唯心主义的表现, 而“性相近, 习相远”则是他的唯物主义表现, 承认人的后天培养。

二、孔子教育的方法及在当代的意义

孔子伟大的地方之一, 在于他第一个考虑了教育的方式, 并且为我们今天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这些在今天来看, 仍然是先进、有效的。

1、思想必须以学习为基础。

“吾常终日不食, 终夜不寝。以思, 无益, 不如学也。”孔子强调思维不能离开学习, 离开学习活动进行思考, 犹如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无法解决问题。从认知学说来理解, 就是必须要先建立认知结构, 才能开始接受外部信息, 否则无法获得正确的认知能力。

2、立定志向。

在前面我们就已经说过立定志向的作用, 在今天, 尤其这个信息膨胀的社会, 提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无疑对人是有帮助的。这也应该是每个老师最重要的工作。

3、提倡提出问题。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 美国的学生为了装懂而提问, 中国的学生为了装懂而沉默。这里就有一个教育观念的问题。新课程改革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4、因材施教

因此施教是孔子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贡献。现在小班上课已经非常普遍, 在未来的日子里, 教师可能只有20-30个学生。这种情况下, 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来了解每一个学生, 并且制定一对一的计划, 做到因材施教。这应该是我们未来努力工作的方向。

5、以身作则。

孔子认为, 教育中, 教师应该以身作则。诚然, 教育工作也是一种正人的工作, 正所谓: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6、对知识进行归纳, 由博反约。

“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在这里, 孔子第一次提出了由博反约的理念, 这是一个认知上的飞跃, 突破了传统上博、约的矛盾性。明确提出了知识应该汇总, 总结, 抽象概括。人类的一般认知过程是实践——理论——实践, 而学生学习则是理论——实践——理论的模式。这后面一个理论, 就是对知识的总结概括。

7、勇于批判。

“尽信书, 不如无书”孔子对书本上的东西敢于怀疑, 勇于批判。要培养学生用于批判的态度, 勇于怀疑的精神, 不仅仅要敢于批评书本, 也要敢于批评教师。

8、重视鼓励, 批评的作用。

孔子认为,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 应重视鼓励学生, 对学生的品德教育, 当立足于严, 如发现学生的缺点, 必须直接指出, 毫不留情。在批评的同时, 孔子也把爱人的理论放在这里, 鼓励学生改正缺点。当然在这里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都应当有度, 教师应当对学生有一种积极的爱, 从而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都会使学生接受。

9、注重根据。

孔子对传统的教材不是机械的加以利用, 孔子注重根据, 如“怪, 力, 乱, 神”等问题, 孔子从来不讲, 凡其所讲, 必能在史书中找到根据, 找到根源。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0、民主教学

孔子主张教师要“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就是说, 在教学工作中, 教师不能专断, 自以为是, 要充分发扬民主, 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孔子的教育偏重于道德教育方面, 他首先开始把道德从神权和贵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把人的价值发到首位, 主张仁、义、礼, 他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很深的指导意义。

摘要：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 本文在去除其封建阶级思想的同时, 分3个方面讨论了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九个点讨论了孔子的教育方法, 并对孔子的教育内容作了相关的阐述, 试图揭示孔子教育理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教育,儒家

参考文献

[1]陈景磐, 《孔子的教育思想》, 湖北人民出版社

[2]王钧林, 《门外说儒》齐鲁书社

[3]《数学教育研究导引》江苏教育出版社,

[4]陈德安, 《孔子论学习》,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 第181页、182页、193页、194页

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第4篇

孔子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十分丰富。一是孔子的学生观。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孔子教育最动人而显著的特点。爱，对学生无私的爱，构成了孔子的学生观的基础，孔子曾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自己想要站起来，就要想到别人的利益，使别人也站起来;自己想要事事通达，就要想到别人的处境，使别人也事事通达。这是一种宽容，这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尊重和对每一个生命的热爱，因为这种爱，在不知不觉中教育事业已成为孔子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心地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是孔子爱的充分体现。为每个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着想，为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服务，把整个心灵献给学生是孔子学生观的核心。二是孔子的教师观。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教师修养的意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曾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三人行，必有吾师焉。”;热爱学生，对学生无私无隐，孔子把“仁者爱人”的思想贯穿到了他整个教学生涯的始终，他对学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与学生共同生活，以此来接近学生、接触学生并关心照顾学生。他曾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这种对学生如同亲生儿子一样的教育，使孔子的教学思想建立在一个较高的基础之上;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时“身教”往往很重要。老师应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并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激励、感染学生。孔子有一句至理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强调了以身作则、正人正己的“身教”的重要意义。

孔子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对教学原则和方法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形成了系统的教学理论体系，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有着十分现实的借鉴意义。

1.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从学生实际出发，依据他们的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的发展。这主要解决了教学中统一要求与个别差异之间的矛盾。

“因材施教”是孔子教学经验的核心，其他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则紧紧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踐中，意识到了学生多方面的差异，其包括智力差异、性格差异等。孔子在充分地认识到学生的智力差异和性格差异的基础上，采取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孔子的因材施教造就了一大批学有专长、能力各异的人才，可见，孔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2.启发诱导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学生积极性的调动是学生学习过程顺利完成的关键。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提倡启发式教学，并使之成为一种日趋完善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当之无愧应该是孔子。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其教育方法的本质特征是启发式的教育，孔子已经认识到了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性，他第一次精辟地论述了启发式教学的原则：“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感到疑惑，引起思考，又不得而解的焦虑，矛盾的心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在老师的启发下，对某一问题经过自己的思考，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不全面，想说又不知如何表达清楚的又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

启发式教学的核心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在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方式下，孔子突出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启发学生思维，鼓励学生举一反三，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正是目前我们语文教学所倡导的。

3.学思并重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里，学思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只好学而不加以思考，就会迷惑不解，无所收获;只知道思考而不学习也是不行的，脱离现实的空想会带来危害。学习的过程是学生获得感性认识的阶段，思考的过程使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是认识的升华，所以学和思不可偏颇。“学思并重” 解决了学与思、掌握知识与发展思维的矛盾。

孔子 “学思行并重” 的教学原则已经解决了学习与思考、掌握知识与发展思维的矛盾。这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能主观地认为孔子已距我们两千多年，就觉得它已经过时;我们需要的是深刻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完善和发展它，而不是抛弃它。

这些教学方法和措施充分体现了孔子以学生为本、重视培养学生主体性的教育思想，可以说孔子正是在培养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这一教育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博士所说：“孔夫子深深体认到教育的主体是学习的学生，学生的学习远比老师的教学更重要，所以他对学生的指点与启发也有很深入的看法。”

孔子的教学思想以其独特性，在其后几千年的教育发展史中，被历代的教育者所继承和发扬。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始终都讲究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注意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提出具体的要求，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高尚的道德和能力，并把学与用辩证地统一起来。

浅谈孔子的德育思想及现实意义 第5篇

摘要：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仁爱、礼义、忠恕、明智和诚信是孔子德育思想中的主要内容。

关键字：孔子 德育思想 现实意义

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私人办学的教育家，在他的一生几十年中，培养出三干弟子和七十二贤才，并且在晚年整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在中国文化教育史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西方人的眼里，孔子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东方文明的象征。他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的教育思想就是其教育经验的总结。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

（一）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仁爱

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在“仁”，表现在“礼”。主要是指一种高尚的品德，孔子是仁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他用“仁”“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具有道德自觉，共同遵守一定的规范，这在春秋战国诸侯分裂割据、混战年年不断的历史时期，无疑是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他的道德思想中，“礼”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仁”是“礼”的内在主导因素，是核心，“仁”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是符合他所认定的真理的最高要求，也是他承认的真理的本身。

孔子按其自己认定的真理，通过一定程度上重人道、面向实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从而建立了“仁”为核心的孝悌、忠信、恭敬、智勇、宽惠、正直、知耻、周而不化、三戒、九思等道德规范，把人们不断培养成为君子——道德修养达到高峰的人。

孔子十分重视人的品格的修养，也就是人的德育教育，认为人的品格的塑造主要取决于道德的自主性，完善的人格需要不断的积累和道德的培养，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其道德思想的培养，同时，孔子还认为，仁爱是最完美的、最善良的精神，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仁德，即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准则。把这个观念提高到伦理思想中，确是孔子一大贡献，它对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孔子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只有这样才有所作为。对于执政者来说，则应该以施行仁德为其准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要以仁德去治理国家不仅能够像北斗一样处于稳定的领导地位，而且还能使人们遵守道德准则，一旦犯法也会感到耻辱。就是一般人，也是“德不孤，必有邻”，只要有了仁德，就不会孤单，就会有朋友，就会团结很多人。这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无疑有它的现实价值。2.礼仪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礼是其德育教育的修身准则，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把仁爱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的行为规范。儒家德育思想的目标是通过礼规范人的行为，使社会的道德、社会的法律和家庭的准则对受教育的人都具有规范作用，使礼成为每一个人应该自觉遵守的准则，达到人对自己有礼、人对人有礼、人对自然界有礼的境界。

孔子修身思想中礼的特征，首先，应该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人要有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教育的能力。礼是个人立身行事的最基本的东西。“克己复礼”就是自律思想的体现。子曰：“吾日三醒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是说要严于律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是要正身正己。

其次，要以礼待人，在社会交际的过程中，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以礼相待，利用礼去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其协调发展，才能够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礼者，敬人也，礼仪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是调整和规范人际关系的一种行为规则，是良好的社会润滑剂，它对于人们交往中互尊互敬、和睦相处、协调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子曰：“礼者，政之本也。”孔子主张用“礼”来教化人民。这种教化体现在日常道德生活，宗教活动，相互交往等种种规范，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各种关系的准则。子曰：“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简而言之，“礼”就是有着许多要求的不可违反的行为规范。孔子认为“礼”是社会之本，“礼”在社会中是起着根本性作用的。要建立一套能发挥维系 和平衡稳定的礼制，具体地说就是建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礼”的体系。当人民都能懂“礼”行“礼”了，社会也就稳定了，国家也就发展了。孔子的“礼”的思想，实质上旨在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这种思想精髓对正努力建构和谐社会的今日国人来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3.忠恕

忠恕原则是孔子思想中的具体的实施方法。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实际上，在孔子思想中“忠”和“恕”都是“仁”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忠”，和曾子说过的“为人谋而不忠乎”有关。这里的“忠”是指尽己之力为人谋事，忠于职守。据此，宋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提出[3]：“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后世儒家对忠恕的解释不尽相同，但都有推己及人，即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之意。以后“忠恕”二字逐渐被连在一起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使用，不再分开。上述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作为“忠恕”一词的具体内涵或解释。两千多年来，“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并且至今对于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恕”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并为恕下过这样的定义：“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论语 卫灵公》)。这是孔子在回答子贡的一个提问时说的。子贡的问题是：“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一句话？)孔子在《论语 雍也》篇中还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有相似的含义，但是后一句话较为消极些，而前一句显得主动、积极。忠恕主要以忠为思想的核心，对于自己而言，主要是指做人一定要忠于国家、忠于事业、忠于朋友等，要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也就是说，做事要体现忠诚原则。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善于与人沟通，而且要本着“与人忠”的原则。在师生的相处中，也要体现忠诚的思想，学生要以忠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忠恕就是要宽以待人，以己量人，推己及人，实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4.明智

“智”是深通君子之道的精神境界，它可以使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从而趋利避害。明智的思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描述。首先，明智对于个人而言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明就是指一个人能够正确的反思自己的错误，加以改正，提升自我内在品质的高度。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实现自我修养和智慧的提升，一定要怀有一颗善良的心和达观的胸怀，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义。”只有形成了上述的思考模式，才能够达到明智的境界。在孔子的修身的儒家思想中，智重在人事，重在了解和辨别社会现象，所以为“知人”而“知言”就成了智的最基本的内容。在孔子看来，要深刻地认识仁义，并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内心信念，就要在行为上坚守仁义，不违仁义。5.诚信

儒家思想中的诚信主要是指做人应该从自身出发，追求真正的人格的实现。“诚”的含义等同于孔子思想的知，就如同知一样，其核心的思想内涵主要是指精确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意思。“信”就是不失言于人，不欺人、守诺言，是全心全意履行和实践一个人的诺言。孔子所说的“信”有两种含义，一是信任，二是对人讲信用。孔子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信是人立身处世的基点，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国家巩固统治的法宝。因此，他把“信”列为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四大科目”（言、行、忠、信）和“五大规范”（恭、宽、信、敏、惠）之一。孔子的诚信理想在《论语》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论语》的“学而”、“为之”、“里仁”、“述而”等篇中，都提到了信的道德，完整地勾画出了孔子的诚信的理想。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荀子也认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诚信的思想贯穿在孔子修身和德育思想的整个过程。“信”在《论语》中出现了四十几次之多，可见，孔子对于诚信的要求是很高的，孔子十分推崇这种德行，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些思想都是把“信”看作是建立人际信任关系的根本因素，看作是实现理想人格的先决条件。

（二）现实意义

德育作为一种社会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一个有机的庞大的体系，绝非是几个道德规范教条所能包含得了的。中国先秦时代“德育之上“的思想，垂范两千年而不衰，且已积淀为中国文化思想之根本。因此，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思想精粹，把德育放在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首要位置至今仍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予总结，承继这一分遗产。”由此可见，孔子德育思想的精华部分对我国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孔子德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立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

确立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是特定历史背暴下对教育所提出的特殊的要求，它的任务在于，在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条件下，通过塑造人们的心灵、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使整个社会的成员在一套统一的道德思想指导下形成合力，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大变革曾使两干多年前的孔子认识到“饰礼乐，选人伦”教化民众、统一思想和规范行为的重要性。今天，我们也处于一个山传统和封闭走向现代和开放的关键时期，而对形形色色的思想的冲击，也必须确立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教育人们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念，使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牢牢地在全社会扎根，以适应新形势下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2.优化道德教育的外部环境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环境的支撑，道德教育更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思想道德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现实的文化、政治、法律、舆论等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形成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现实生活混乱，道德教育必然举步维艰。有人尖锐地指出了当前道德教育中的模式的教育效果值得深思。所以，要真正实现当前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教育目标，我们必须重视对社会济生活的优化，加强法制建设、文化建设，加大综合治理的力度，最大程度地惩恶扬善，遏止腐败，创造一个令人信服，共同认可的道德教育大环境。3.道德教育必须依靠综合教育

道德教育的过程实际是构建学生道德境界的过程，在这个构建过程中，文化素质、科学意识、审美能力、哲学修养、体质训练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孔子为我们做了成功的尝试。在现代社会，没有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就不会有个人道德境界的提高。人类认知领域的空前拓展，已使个人的道德品质与文化知识等修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较高的实践能力才是先进觉悟、高尚道德最可靠的墓础。山此可见，道德教育必须依靠政治、法律、文化、科技、审美、体制等综合教育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必须为当代教育工作者所关注和重视。

参考文献：

[1]皮江红,萤育云．孔子德育思想的经济伦理意义初探[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年03期

[2]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39 [3]魏世英,龚成．试论孔子的德育思想及启示[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0年02期 [4]吕氏春秋·不二[M] [5]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1

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6篇

篇一：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

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 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

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讲“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诠释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时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孔子认为“和”是和谐与统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和是本质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个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没有差异、矛盾和不同，事物就无法发展和进步。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求“和”存异、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可见儒家强调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追求那种表象上的相同，这也是当今社会人类共存的基本法则和行为规范。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诠释。现代管理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如何实现最佳的人际管理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管理过程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特别是企业运营之中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百花齐放的态势的同时又强调人和，对于现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仅能够保证群策群力作用的实现，同时又能够保证企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管理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学习这种管理文化，这对于组织长期稳定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因其被质疑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倍受责难。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开始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血脉和管理智慧。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重习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篇二：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刘梦溪 《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 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

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篇三：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口号已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断壁残垣下的尘埃。我们走进了大学的伊甸园，在这里似渴地汲取着不同的思想，分门别类的科技知识。我们以为孔子和茫茫历史长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只成为了教科书中的几颗字眼，或者是偶尔矗立在某处风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不是，孔子曰，学而不厌，孔子曰，温故知新，孔子曰，诲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倡出来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如何去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师长，为人谦虚谨慎、讲究诚信，胸怀博爱之心，对仁者特别亲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做到以上为人的基本要求时，再去学习知识。孔子首先强调：做人与读书，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无学文，但不可学文而无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础上，再去学习知

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我们高尚的道德素养，增长我们的知识学问，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