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精选6篇）

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第1篇

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对西方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从形成这一理论的理论渊源入手,以斯达克(Rodney Stark)和芬克(Finke)所著的《信仰的法则》为基础,从三个方面对该理论的主要思想进行了较明晰的阐述.

作 者：张路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刊 名：社会科学论坛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分类号：B9关键词：宗教理性选择 宗教经济 世俗化

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第2篇

【摘要】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购逐渐成为人们购买物品的方式之一。本文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社会优化两个概念出发，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网购行为是理性选择。

【关键词】网购理性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由现实转向虚拟，网上购物，以下简称网购，逐渐成为人们购买物品的方式之一，并呈现扩大化的趋势。“网购”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搜索所需物品，并通过发出电子订购单，厂商一般通过快递公司发货，并送货上门。随着使用“网购”的人越来越多、以及相关平台的日益完善，小到零食大到家具，都可以直接从网上买到，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目前，在笔者的查找范围内，国内理论界鲜有对网购行为的专门研究。本文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社会优化两个概念，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目前我国存在的消费者网购行为，以期全面、深刻的认识消费者网购现象。

二、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

理论发轫于“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主要从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更加强调个体的利益均衡。社会学的理性选择主要是从个体行为着手，目的却是研究宏观社会系统。笔者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社会优化这两个角度进行阐释。也即，分别是从个人行动和系统层面出发。

三、消费者网购行为的微观分析

米赛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主要是任何人选定一定的行动目标总是有他自身的道理，所以目的总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个人必须选择采取一定的行动，行动服从于目的，所以，行动也是理性的。因此，这种多种多样的目的与行动方式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才能理解。韦伯的社会学叫做“理解社会学”，用他自己的话说：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因此，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到人的行动上面。从合理性角度看来，韦伯认为，只有目的合理性行动(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才属于合理的社会行动。而“理性选择理论”所考察的个体行为其实主要对应于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行动”，尽管后来理性选择范式经过修正与扩充后也将“价值合理性行动”包含在内。那么，消费者网购行为是否具有理性呢?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消费者在选择网购前，会和实体店购物进行资源与收益的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付出少、收益多，那么网购对其个人就是最优的行为选择，所以网购行为是理性的。

同去实体店相比，消费者网购有以后好处：

第一，节省成本。由于网店运转成本比实体店铺低很多，一些网站提供免费交易平台，经营者无需任何费用就可以进行经营。因此，网店里面出售的商品同比市面上同样的商品，价钱会更便宜。

第二，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网上购物不受场地限制，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买到异地的商品，同时由于支付手段高度电子化，使得人们网购成为现实。

第三，网购也有一定的安全感。一方面，目前淘宝网等服务商对网店都设有自己的评分、投诉机制。因此;如果消费者对购买点额物品质量不满，可以通过评分甚至投诉，而这些结果是公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经营者的不正当行为。另一方面，网购支付现大多采用第三方担保形式，如淘宝的支付宝。这相当于货到付款，安全性较高。在相同制度环境下，地理位置接近、文化传统趋向一致的消费者群体，其兴趣、嗜好、生活习惯等都比较接近。这样，某一群体中的个人行为相互“感染”，使得个人的网购行为形成群体行为，而群体行为又会强化个人网购意愿。就中国目前的情况以及笔者在校感受，笔者认为大学生群体是网购的典型性代表。在校大学生主要由于生活不能或者不能完全经济独立，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网购这种节省成本的购物方式。除此之外，大学生比较年轻、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于是，网购成为大学生群体的理性选择。

四、消费者网购行为的宏观分析

如前所述，网购对个人就是最优行为选择，即达到个人的帕累托最优。在这里个人和群体做到了帕累托最优，那么，社会层面是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呢?按照艾伦.布坎南的概括，帕累托效率的最宽泛的表述是“一个给定的体系的某一状态是帕累托佳态，而且仅当该体系没有一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状态能令至少一个人境况变好而不令别人情况变坏。经济学家又引申出了“帕累托更优”或“帕累托改进”的概念。当资源的重新配置不使任何其他人状况更好而至少使一个人状态更好的变化被称为“帕累托改进”。一方面，从卖方也即经营者出发，网店无需租店面、雇员工、缴纳税款，成本小;同时面向比实体店更广泛的对象，卖方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从买方和卖方的综合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能达到“双赢”效果的经营模式，双方都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另一方面，要让个人或群体的帕累托最优向社会的帕累托最优转化6。需要一定的社会规范来约束。网购中容易出现网上商品照片与实物严重不符，很多不良商家将假货当正牌商品出售等。因此需要社会规范来指导、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按照一定的社会秩序进行。这里，社会规范是非正式制度，它是内化于行为者的思想意识中，对不同群体其影响力不同。此外，还应增强对购假消费者的社会教化，在全社会提倡遵守社会法律和秩序是每一个好公民的责任。

五、结语

本文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社会优化两个概念出发，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网购行为。得出以下结论：(1)在现在环境制度下，在一些群体内，网购是理性的。(2)在实施网购消费者的帕累托最优向社会帕累托最优转化过程中，要加强非正式社会规范和社会教化。完善社会规范、加强法律制度的完善等将是社会帕累托改进的有效手段。 .

参考文献：

[1]陈彬，，《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考》，《东南学术》第1期.

[2]王菁，，《论米塞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南方论刊》第12期.

[3]侯均生，2006，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4]陈彬，2006，《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考》，《东南学术》第1期.

[5]许云霄、麻志明，，《对帕累托效率的再思考》，《财政研究》第8期.

理性选择理论述评 第3篇

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初步打破了人们对于神学的盲目崇拜, 解放了人类思想的枷锁, 使人们的思想从重视崇拜神学转变为重视人自身的本质。在此基础上, 17世纪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又进一步推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这次思想运动使人类思想得到了彻底解放, 彻底打破了中世纪以来教会对于神学以及封建等级思想的建构。在两次思想运动的影响下, 人们进行反封建的同时, 开始对人类自身的本质以及“理性”进行思考。

人们对于“理性”的思考集中在对人类行为是否理性的思考上。在经济学领域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假设, 即假定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 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他们对人的行为的假定有:个体行动是合乎理性的;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周围环境的信息;以及个体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计算和分析, 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 以获得最大利润或效用。

在社会学领域里一直都十分关注对人类社会行动的研究, 马克斯·韦伯划分了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 (1) 目的合理性行动; (2) 价值合理性行动; (3) 情感的行动; (4) 传统的行动。社会学试图通过分析人们采取合理性行动的环境和动机, 探讨人类合理性行动的范式。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社会学研究开始逐步借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把它们运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之中。社会学领域中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就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的行动, 以满足自己的偏好, 并使效用最大化。

社会学领域中的“理性人”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虽然都是以理性为前提, 都是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即二者在研究行为时有着共同的假设, 即人类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科尔曼认为:“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 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二者在其基本假设和研究侧重点方面存在不同之处:经济学认为人是依据个人稳定的利益偏好在各种行动中做出选择, 研究侧重于人们为何做出选择, 即强调选择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和结果的分析, 更多地研究个体的理性行为;社会学则认为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的, 研究侧重于人们为何不做出选择, 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认为人得行动是有目的性的, 人类在面临抉择的时候有多个行动方案, 这多个行动方案会带来不同的行动效益, 人类在选择最终的行动方案时所遵循的原则就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

1. 理论在社会学领域的源起

乔治·霍曼斯在其著作《交换的社会行为》中运用社会心理学家的群体动力学以及其他理论重新解释了小群体的行为, 从而构建了社会交换的形式, 这为学者们在以后的社会心理实证研究中提供了社会交换的理论基础。1989年《理性与社会》期刊的出版和1990年国际社会学协会理性选择研究分会的诞生, 标志着理性选择理论完全进入运用阶段。但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方面做出突出成就的是科尔曼, 他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提出了社会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方向, 为社会理论奠定了全新的基础, 这标志着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正式确立。

2. 理论范式和基本框架

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理论假设:第一, 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 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 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 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选择可以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

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框架:首先, 对于行动者行动的理解。科尔曼认为在解释社会活动时, 必须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行动者的行动, 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研究行动者的行动是非理性, 局外人的角度是不能反映行动者的本意。这与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理解社会的方法论有着相似之处, 即在研究行动者行动除采用价值中立的态度客观的分析行动者行动的含义外, 还要用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 从而还原行动者的行动, 减少因是旁观者的影响而片面地理解行动者的行动, 从而造成行动信息的丧失。

其次, 对于分析行动者行动的视角。科尔曼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不是单一地关注行动者的理性行动, 他更关注的是行动者采取理性行动后产生的后果, 特别是社会后果, 这种社会后果无论是对于行动者本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 都存在着产生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可能。因此, 社会学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更关注的是行动者的行动所创造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 同时又关注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对于行动者理性行动的制约。在此基础上, 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规范这个基本概念, 他认为, 规范指明人们什么样的行动是合乎体统或正确的。社会规范是人们有意创造的, 蕴含着不同的利益。但规范蕴含的利益不能形成规范, 也不能确保规范必然形成;利益只是为规范提供了基础, 即接受外在影响的人们产生了对规范的需求。

再者, 对于理性人的理解。理性选择理论虽然是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之中, 有着非常浓厚的经济学色彩。但是理性选择理论中的人是理性人, 而非经济人, 更不是帕森斯认为的社会人, 也不是韦伯认为的组织人。他的核心内容是“人以理性的行动来满足自己的偏好, 并使其效益最大化”, 而这种“效益”并不只是局限于狭窄的经济领域, 它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等众多内容。其价值取向不一定是经济目的, 也可以包括利他主义、社会公平等内容。

最后, 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科尔曼在构建理性选择理论时, 一直追求将理性选择理论对于个体理性行动的研究, 发展到对群体理性行动的宏观研究。为了实现微观到宏观的过渡, 科尔曼在理性人的分析基础上, 提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集体决策和集体行为等归根结底是个体追求最大功利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他用该理论对权力、统治、信任、规范和合法性等社会现象作了分析, 认为这些社会关系的建立实际上是两个理性人之间的一切经济交易。如科尔曼认为, 信任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社会行动, 是理性选择学说的关键, 并认为尽管根据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 单次博弈中的信任是非理性的行为, 但如果将收益范围扩大, 仍然能够将信任看成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宏观层面, 科尔曼提出了社会最优化的概念, 即是指如果行动者双方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影响的资源, 双方均能获取较多的利益, 没有任何一方被伤害。如果这种交换发生在非竞争性的结构中, 交换率将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在这种结构中, 所有使双方获利的交换完成后, 便达到一种最佳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社会优化 (或称帕累托优化) 。与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是“社会均衡”。社会最优是在一定系统中最佳的社会均衡状态。

3. 理论思考

首先, 理性选择理论补充了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理性选择理论承认人类行动具有非理性的一面, 并且它关注制度文化等因素对一个人偏好和目的性行动的影响作用;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将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社会行动理论, 他们从社会行动出发, 把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动态过程。

其次, 理性选择理论也有存在着局限性:理性选择理论是源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中的, 本身带有比较浓厚的经济学色彩, 这就使得理性选择理论在关注人类行动时过多地研究其经济效益, 而对于产生的社会结果的研究相对薄弱;理性选择理论对于非理性的关注比较少:虽然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于经济学中人类行为的完全理性化有所修正, 但是理性选择理论在关注人类理性行动时并未提及行动的源起以及其意图性, 而是直接过渡到了对行动产生的结果的分析层面上, 也忽略了行动产生社会后果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方法论存在着悖论:理性选择理论采用的是个人主义方法论, 但即便在纯粹的经济领域, 即使是严格按理性选择理论建立起来的复杂经济学模型, 在解释多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时, 事实上总存在既有变量无法解释的问题, 即对于残差问题的解释。而社会学更关注理性的有限性和个体行动受文化、制度因素的制约性。这就意味着, 合理地解释个体行动作, 除从个体内部作出说明外, 还要从其外部文化、制度的框架来研究行动, 这于理性选择理论所坚持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出现了背离。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M].范岱年, 等,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99;汪翔.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2.

[2]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3]周长城.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J].社会科学战线, 1997, (4) .

[4]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5]刘少杰.理性选择在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和方法错位[J].社会学研究, 2003, (6) .

[6]周长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J].国外社会科学, 1995, (12) .

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第4篇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关于坚定“三个自信”问题的论述，这对于我们始终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觉和理论自信，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理论航向，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仅就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理性依据、路径选择与实践意义问题谈一些浅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理性依据

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一贯追求与自觉行为。坚持这种自信的理性依据，首先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实践情怀、厚重学养与精神魅力。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学脉渊源上看，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及其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也包括其追随者在实践中的创新与拓展，包括列宁主义阶段以及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和实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思想文化根源和阶级斗争根源，但这些条件只是为之提供了创新发展的可能，只有通过经典作家的思想创造和革命实践，这种可能才会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创新活动具有深厚的实践情怀，他们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恪守的宗旨与理想，他们把这一宗旨与理想诉诸实践活动，不仅一以贯之地把崇高理想目标植根于社会生活的现实之中，确立了实现目标的可靠力量、路径和方法，而且与时代发展的实践需要紧密结合，使这种理想追求获得了真实的实践意义并成为一幅明晰的现实图景，所以说他们是集伟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伟大天才，其理论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时代性、针对性，他们的全部科学研究都是同革命实践与时代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进行“书斋里的革命”，更鄙视那种简单的文字游戏，“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2］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只存在写进生活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而不存在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创造不是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而闭门造车、异想天开的抽象玄想，而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才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在实践中产生又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并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体现着我们党的治国方略、基本路线和国家意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确不是一般的学说，而是实践性的学说，它的鲜明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并有效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以赢得时代、赢得人民、赢得未来;它不是一个僵化的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因为它的创始人的逝世而中止，也没有因为某个权威者的宣言而终结，而是在实践中不断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可能赢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可能有我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并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我们党就不可能站在时代与历史的高度来进一步指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不可能使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见重并活跃于当今世界。正是凭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实践情怀、厚重学养与精神魅力，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正是凭借他们艰苦的理论探索与开拓创新，才为后人打开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阔空间。惟其如此，我们今天学习并运用这种实践性、时代性和大众性的科学真理，才能从根本上坚定理论自信，获得无穷无尽的理性力量，并赢得光明的未来。［3］

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理性依据，还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根源于无产阶级那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仅提供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就为依据的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的科学图景，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与各个时代的革命实践以及具体策略紧密相联，给予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根本的理论基础，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解放全人类并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认识工具，而且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形成了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论证了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就来源于它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源于它鲜明的政治立场，它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使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方向自觉顺应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还来源于它崇高的社会理想，它不仅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论断，而且指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力量和革命道路;它所确立的崇高社会理想为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指明了奋斗的道路和前进方向，激励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它又把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脚踏实地投身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

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路径选择

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首先，要全面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努力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未来动势，使我们党才能永远保持先进性并不断走向成熟与自觉［4］。在理论学习和具体工作中，要坚定理论自信必须做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正确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与主观世界。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发展变化着的客观实际出发，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而不附加任何外部的主观成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自信就在于他们特别注重事实，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根据来看问题、办事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信，如果从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中去掌握规律并运用规律，那么理论就具有巨大的现实性力量和掌握人民群众的足够魅力;如果不是从整体上去系统地掌握事实，而是从各个孤立的所谓“事实”出发，那么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5］。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最新理论成果，就是从改革开放的生动事实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并且还要结合新的具体事实进行深入阐发和灵活运用。总之，只有注重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鲜活事实，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只有实现彻底的唯物论与彻底的辩证法的统一、科学态度与辩证方法的统一、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其次，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努力“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6］，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做到坚持与发展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7］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就能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这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创新之源，也是我们治党治国的重大政治智慧。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确立的过程，就是我们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形成新的思想、新的认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增强党的自信心和公信度。重视理论创新和理论自信，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政治经验。注重理论创新和自信，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和力量之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出现挫折。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这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根本要求，也是科学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还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行动指南。

最后，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必须真正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努力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当代中国，我们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统一起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具体说来，就是要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作为创新源泉，以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创新目的，以顺应时代、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作为创新动力，以研究和解决我们在前进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创新着力点，以研究和解决“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8］作为创新路径，不断拓展理论创新的新视野，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新进展，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中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彻底的科学性、坚定的革命性和自觉的实践性的根本要求。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必须真正恪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使之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感召力、创造力。在与时俱进中走向自觉、在理论创新中保持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内在统一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要根据实践的变化，尊重和遵循客观规律，不断地融入实践，吸纳鲜活经验并进行理论创新;要坚持以创新的精神奋力开拓，使党的全部理论创造和具体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应有的科学内涵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必然要求。

今天，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具体要做到“五个必须”:一是必须努力在掌握科学的理论体系上下工夫，在掌握基本原理及其精神实质上下工夫，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以指导实践上下工夫，坚信马克思主义管用、可行;二是必须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提高它的公信力;三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树立和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信仰，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自觉辨别和抵制各种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四是必须自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精神实质，并结合当代的实际情况来加以领会，努力分清哪些是应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应该破除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错误观点;五是必须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适的旧观念、旧做法和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三、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实践意义

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党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并实现理性自觉，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性，意义重大而深远。［9］当前理论界浮躁之风弥漫，理论创新动力不足，僵化保守问题日益突出。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与西方社会的巨大落差，催生了中国当代不少人的浮躁心态、自卑意识、信仰缺失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修辞学转向”［10］就是典型的一例。研究者强调从对生活本身的重视转向对表达精神生活的语言修辞方式的研究。这样，虽然新的语言元素、新的概念、新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多，但真正富有创新意义的思想和理论越来越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思想者在思想领域从事理论创新的工作，是对思想本身的再造与创生，而非语词的花样翻新。放弃了独立思考、锐意进取的意念，就很难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部去进行独创性的思考，也无法承担起独立思考的职责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当学者们热衷于对文化碎片的切问、政治权谋的反刍、名流隐私的窥察、低级趣味的猎奇时，主导价值的反思、时代课题的把握、历史走势的洞见、实践本质的究问，就统统被边缘化了，历史理性的探索和时代精神的追问以及文化传承的担当意识与革新时代的社会良心，则统统消散于平庸之中。如果修辞发达、思想缺席、品格趋下、意义放任，那么在文人们操作出来的所谓文化视界和精神性事件中人们就很难体验到生命的活力与精神的鼓动，而只能感受到生命的颓废与思想的堕落。总之，一旦理性研究的深度被抹平，思想的意义整体也就被消解了;而一旦扼杀了思想创新的灵性、窒息了文化前进的内在活力，理论研究也就穷尽了自身，一切可能实现思想创新的空间自然就被各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东西所填满。［11］

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重建理论创新的基础，需要思想担当的责任意识，需要有深度的精心谋划和深厚的理论基质，更需要学者们具备理论创新的志趣和能力，而不能一劳永逸地躺在前人的理论成果上大谈什么“文化休闲”或“思想淡定”。［12］在当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大潮中，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层出不穷，这使得信仰争夺日趋激烈。如果学者们面对各种挑战、质疑与诘难，仍然僵化保守而固步自封，就无法构筑起坚强的思想防御阵线和核心价值体系、有效抵御多元异质文化的解构与颠覆，更遑论搞好理论创新并在政治上、理论上不断走向成熟与自觉了。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这对于我们坚持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引下“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1］意义非凡。

另外，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对于走出种种理论认识误区也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理论界，认识上的种种偏差和误区，使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科学性、实践性、有效性遭到质疑和诘难，从而直接威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与理性自觉。比如，有的人只对马克思主义原创性发展充满自信，只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理论首创，而对一般学者在研究活动中所形成的点点滴滴的发展则不予认同，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性、历史性、集体性的事业人为地寄托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而将人数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集体排斥在了理论创新之外;又如，有的人只注重借助西方理论框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细胞性的、因子性的创新和发展，只注重对之补充新的语言元素、新的表述方式、新的理性资源，而不重视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并对之进行综合创新，不重视在其理性根基处与社会的内在本源处进行培根固本;有的人只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实践经验的提升，注重新观点、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新经验、新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而不重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获得的阶段性发展、层次性跃迁、体系性构造……这些错误认识的根源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自信，进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科学性、实践性、有效性表示怀疑。因此，走出这些认识误区，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坚定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勇气与信念。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

［3］朱荣英.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中的各种诘难及其理性实质［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

［4］田心铭.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0):5.

［5］列宁.列宁全集(第2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64.

［6］朱荣英.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与历史统一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些体会［J］.开封大学学报，2012(4):1.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4.

［8］人民日报.担当历史使命的坚强领导集体［N］.人民日报，2012－11－16(6).

［9］李春华.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N］.光明日报，2012－07－11(2).

［10］俞吾金.重建思想的维度［N］.社会科学报，2012－08－30(1).

［11］陈锡喜.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尊、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J］.教学与研究，2012(10):26.

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第5篇

一、界定课内实践的内涵

纵观学术界、教育界的专家和学者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内涵的各种界定和解析，笔者认为，实践教学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指导下，根据既定的教学计划，围绕其教学内容，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和引导学生开展把理论与实际、课堂与社会、学习与研究紧密联系起来的自我主动学习，以培养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自主研究解决问题能力为目的的一种教学模式。依此看来，实践教学存在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它是课内实践、校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

课内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方式之一。它既不同于以教师讲授为主，进行理论传授和知识灌输的课堂理论教学，又不同于对场地、经费、时间和安全管理等方面都有较高要求的社会实践教学和校园实践。课内实践教学是摒弃传统的知识的灌输和一切以“我”为中心的注入式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运用丰富生动、原汁原味的“实践资料”(比如：学生专业实习获得的资料、学生社团实践活动资料、假期接触社会积累的资料等等)或利用直观鲜活的图像、案例、情境等实施教学，从而达到让学生间接接触社会，将所学的政治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用相关理论观察、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方式。近年来，这种“让学生们能够在课堂上看‘社会’”的课内实践方式在实践中逐渐被验证，教师们开始认同它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合理方式和最佳途径。

二、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课内实践方式的合理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内在道德素质和综合能力。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在不断优化课堂教学的同时，积极拓展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模式。从广泛意义上来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机整合。在笔者看来，课堂仍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落脚点，我们只有使“理论”和“实践”的整合发生在每一堂课上，让学生在进行理论学习的过程中能充分把握时代的脉搏，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才能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真正实现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因此，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瓶颈

在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大多数情况下，“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是“貌合神离”的。“课堂教学”即是“课堂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即是“社会实践教学”，一个在课堂内展开，一个在课堂外开展，导致了这两种教学出现各行其是的局面和难以整合的困境。其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主要是教材的解读、知识的灌输和一切以“教师”为中心的注入式的教学模式。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不足，讲授有余，研讨不足，偶尔的提问式教学或启发式教学也是单向的互动，学生缺乏应有的学习热情，课堂抬头率不高，教学流于形式。

这样的课堂教学模式实际上没有把其中的“课堂实践”环节剥离出来，没有给学生以任何的活动空间，妨碍了学生的活泼发展；也没有给学生以任何的思维空间，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没有给学生以创新的空间，扼杀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展，从而制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第二，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很长时间以来，不少学者把它狭义地理解为将课堂实践活动排除在外的以社会实践为主的教学活动，以至于高校普遍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多囿于社会实践教学。然而，社会实践教学在目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首先，它需要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事实证明，只有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保障机制，建立实践教学指导老师激励机制，建立合理的实践教学经费管理体系，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落到实处，发挥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其次社会实践教学组织困难，覆盖面有限。实践教学作为必需的教学环节，应该像理论教学一样，面向全体学生。然而涉及学生众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进行普及性的社会实践教学都将面对场地、交通和安全管理方面等问题，使得实际组织起来难度较大。最后，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导致社会实践教学可操作性不强及其效果无法保证。目前很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组织形式上采取大班合堂教学形式，每个思政课教师要面对好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学生，实践教学无法积极实施，而且，很难落实对学生社会实践的逐个检查和指导，造成实践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第三，通常情况下，高校组织学生社实践活动的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外，还有高校的其他部门，如学工处、团委、学生社团组织和各系（部）等，即使他们组织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是一致的，但由于负责授课的教师与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教师分属不同的管理系列，两者各自为阵，不能有效结合，从而使“知”与“行”之间的距离人为拉大，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再者，如果“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整合仅仅是要等开展了“社会实践”活动以后才开始，那么，这种整合是难以如愿的，因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在现实中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总是滞后或被搁置。

因此，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立足现实，想方设法，克服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瓶颈，探索更加符合实际的实践教学方式。

（二）对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方式合理性的认知

“教学相长”是自有教育以来的一条古训，也是现代教育与教学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律。所谓教学相长，就是教者与学者，即教师与学生之间在教学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一种教学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正是教学相长规律在具体教学中的真正落实，即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克服了“传授—接受”教学模式中学生处于被动的状态，而是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关注学生的全面、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课内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和谐，形成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学习氛围，从而让学生自己在知识的重新建构中获得真知，在面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矛盾中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

与社会实践教学的开展相比，课内实践具有其明显的特点和优势。一是课内实践对经费需求少，其他条件要求也不多，学校现有的硬件设备基本能够满足课内实践的实施需要；二是课内实践可操作性较强，只要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就可开展课内实践，教师可在课堂上精心组织覆盖全体学生的实践方式，使所有学生受益，并且能够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如果在开展过程中发现新问题新情况随时都可调整。三是在课内实践的教与学中，教师与学生可以面对面相互交流，积极互动，使得师生感情不断增进，实现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学相长。因此，在当前资源不足、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探索课内实践方式显得既必要又迫切，它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最佳途径。

（三）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内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必须同时注重课堂理论教学效果与实践教学效果的取得。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课堂理论教学是基础，敷衍理论教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会失去根本；实践教学是深化，轻视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势必流于空谈。因此，一方面，实践教学必须紧紧围绕教学目的和内容展开，以课堂教学的理论为指导，来进行实践教学目标、内容和环节的选择、教学地点和方式的确定。另一方面，课堂理论教学要依赖于实践教学，搞好实践教学，有利于增强其实效性。只有高水平的课堂理论教学与高质量的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才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可靠保证。

尽管如前所述，课内实践相对于社会实践具有节约教育资源、时间短效率高、可操作性强、参与面广等独特优势，能够做到教学相长，但课内实践毕竟只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式。它不能完全取代社会实践实现“外化践行”和校园实践强调“现实体验”的作用。课内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是三种不同层次的实践教学方式，三者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共同构成比较完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在实践教学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三、合理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方式的创设

课内实践方式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方法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近几年的教学改革过程中，我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始终秉承着“育人为本”的根本目标，以实践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着重对课内实践教学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创设了一套突出“合作学习”特色、形式灵活多样的、合理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内实践的实施方式。 合作学习旨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学生参与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其观察社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在课堂上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小组之间合作来共同完成教学任务，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其主要做法是教师将每班分成4-6人组成的若干学习小组，组员之间分工协作，共同完成教师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设计的各种学习任务。

以“合作学习”为特色的课内实践实施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生活感悟或时事评议。这是根据课程性质创设的实践方式（“生活感悟”适用于“基础”课，“时事评议”多用于“概论”课）。学习小组可以近期你所见、所闻的事件为选材范围，包括最近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或生活中让你有所思有所悟的大小事件，提炼2-3个关注主题，学习小组充分讨论，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形成共同的感悟或评议，并利用课余时间分工合作完成资料收集整合、编辑制作PPT课件的学习任务，并由学生主讲人在课堂上进行5-8分钟的陈述，由教师和其他学习小组进行点评。这种课内实践教学，给学生提供张扬个性、展示能力的舞台，激发和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同时，教师能有效地引导学生理性想问题慧眼看世界，端正世界观、价值观，效果显著。

（二）专题研讨。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设计出相关的研讨题目，提前把任务布置下去，让各学习小组在课后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小组相对一致的认识写成发言稿。课堂上围绕研讨题目，各小组代表上台发言，其间，对有争议的观点，可以展开自由讨论，畅所欲言，最后由教师结合知识点进行点评及总结。这种实践方式既可以方便教师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又能锻炼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与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与探求知识的内在动力，在表达中加深理解，在讨论中自主学习丰富知识。

（三）情境模拟。即根据教材章节内容，创设特定情境，让学生扮演某种角色，通过现身说法消化教学内容。如“基础”课，上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可根据课程内容组织“人生价值拍卖会”；上社会公德时，可让学生自行设计小品表演；在法律内容时，可以组织模拟法庭。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树立展现自我的信心和勇气。

（四）主题演讲。这是强调“说”的实践活动。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确定演讲的主题，如“我的大学生活我做主”、“今天，这样的爱国行为令我感动”等，学生课前已经过思考和讨论，在课堂进行演讲比赛。这种方式，学生的参与率一般不高，但效果良好。即便不参加比赛，作为观众欣赏别人演讲也会获益颇多。

（五）案例评析。教师选取与授课内容紧密相关的典型案例或典型行为，在案例阅读与背景介绍的基础上，提出精心设计好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形成小组集体意见，并推荐代表发表自己的观点，各小组之间可以交流看法，最后由教师予以引导或总结。以案例评析方式开展的课内实践教学最终目的不在于让学生强记内容，而在于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在于通过案例评析，促使学生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意在锻炼学生作出决策的能力，推导、验证伦理和法律知识的能力，培养思维能力。精选案例与问题设计是关系案例教学是否成功的关键，案例选择要具有典型性、时效性、贴近性和情趣性，设计的问题要有理论含量、有现实感、有一定的深度，要能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和热烈讨论。

（六）影视观摩。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利用多媒体选择播放具有代表性的、经过剪辑的、短小精典的视频或教育类影片。教师设问，学生边观看边思考，最后，学生回答教师提问或课后写一篇读后感。影视观摩教学是学生最喜爱的课内实践方式，借助于形象生动的画面与声效，教学效果最好。

“合作学习”的课堂实践教学模式较好地把课程内容渗透到了实践教学环节中，有效地践行了思政课“贴近社会、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原则，使学生既掌握了的基本理论知识，又培养了学生应有的综合素质。如通过“专题研讨”、“案例分析”、“生活感悟”等合作学习实践方式，使同学们根据自己的体会，用自己的视角观察社会，有效地激发了大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社会现实、关爱自身成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还让同学们锻炼了思维，学会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彼此协作，体会了合作学习的成就感和培养了团队精神。这种“入脑入心”的课内实践方式，有效地提高了思政课的“到课率”和“抬头率”，有效地提升了思政课的教学魅力，解决了学生上课参与度不够、学习兴趣不浓的难题，同时，有利于学生逐渐由学习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提高综合素质，提高教育教学实效性。

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第6篇

一、理论上分红政策与公司价值无关

几十年来,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和理论研究, 对分红现象提出了多种解释。然而, 不论是实证分析, 还是理论研究都未能取得一致结论, 甚至大相径庭。一方面有大量的理由认为公司应该多发放股利, 如在手之鸟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自我控制理论、后悔厌恶理论和心理账户理论等;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理论认为公司应该少支付股利, 过多的股利分配会降低公司的价值, 如税收效应理论等;还有持中立立场的, 如股利无关理论、股利迎合理论、追随者效应理论等。

总体而言, 在理论界支持现金分红的理论居多。在国际上对股利政策理论的实证检验中, 多支持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 认为公司在不牺牲未来投资机会的前提下, 应该将利润的一部分以现金红利的方式进行分配。不论支持还是不支持现金分红的理论前提都是投资者是理性的, 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证券市场, 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包括现金分红和资产溢价, 从现阶段现金分红的税收政策上看, 虽然红利税率的调整有利于长期投资者, 但对投资者来说, 是否进行现金分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收益差异。现金分红, 股票价格要除权, 所得要扣除个人所得税, 收益就会由此减值。

从理论上讲, 现金分红并不能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按照资本资产定价的基本原理, 决定公司资产价值的核心因素是未来的现金流, 分配制度不是决定资产价格的因素。从价格形成角度看, 现金分红后就会有除权效应。静态看, 这个除权就是对现金分红的实际扣除。除权后是否会复权, 与股利分配政策无关。所以, 分红政策实际上与公司价值无关。

二、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现状和原因分析

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 沪深两市实施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家数分别为779家、856家、1006家、1306家, 占所有上市公司家数的比例分别为50%、52%、55%、60%;分红金额分别为2757亿元、3423亿元、3890亿元和4985亿元, 占当年净利润的比例为27%、36.65%、32.56%和30.01%[1]。近年来, 进行现金股利分配的公司数量逐年增加, 且各年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占所有上市公司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结果还表明, 随着业绩增长, A股公司整体分红金额逐年加大。2010年, A股公司分红总额同比增长近三成达28.3%, 不过, 这一增速还是不及净利润与未分配利润的增长。2010年, 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了39%, 未分配利润整体同比增幅也达到33%, 分红总额的增速小于这两项指标的增速。

从股利支付率来看, A股的分红比例尤其是现金分红比例总体仍然不高。据统计, 2009年国内上市公司的平均股利支付率为22.38%, 2010年有较大增长, 达到30%, 但国际成熟市场这一水平一般在40~50%之间, 且上市公司一年两次分红是非常普遍的。

从每股派息额来看, 尽管分红金额大的公司值得肯定, 但一些公司分红金额虽大, 每股派息却并不一定多。在全部A股中, 2010年每股派息最多的是贵州茅台, 每股派息2.3元, 成为目前为止A股最高分红纪录。

目前, 我国上市公司执行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情况比较普遍, 同时也存在十分明显的非理性派现状况。首先, 不分配现象比较普遍。2010年报显示, 在2191家上市公司中, 既不分红也不送股的有877家, 其中本年度亏损的只有115家。没有利润不分红是正常情况, 但有利润不分红, 特别是持续多年不分红的, 应予以重点关注。其次, 股利发放形式特殊, 送转股公司仍然较多。在我国, 上市公司的主要分配形式除了现金股利外, 还有送红股和将派现、送股相结合的混合股利, 这与国外以现金股利和股票回购为主的股利支付形式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别。也就是说, 现金股利在西方国家是股利支付的主要形式, 而在我国并未得到合理的应用。第三, 现金股利分配不稳定, 缺少连续性。部分上市公司对现金股利的支付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对投资者的回报重视不够;股利支付率时高时低, 无规律可循。第四, 部分上市公司为实现融资目的而派现。由于现金分红新规提高了再融资的门槛, 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为了顺利实现再融资而大量派现的公司, 甚至出现了“超能力派现”的现象。分红新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 但没有根本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现状。

当前我国的股利政策不分配现象突出, 股利政策不稳定以及在现金分红中存在着“极低派现”和“超能力派现”的现象, 从理论上可以通过信号传递理论、代理理论、股利迎合理论和税收效应加以解释。客观上也存在着上市公司管理层缺少通过分红能力传递企业可持续向好发展的意识与动力;公司的发展和投资机会偏多, 管理层倾向于少发放现金股利;国有企业存在国有股权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市场发育程度不足, 市场机制不健全;税负上存在重复征税和税负不公等问题;高发行价, 高市价, 造成了较低的分红收益率;等等现象。

到目前为止, 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现状已有一定的改善, 近年的股利支付率大多保持在30%左右, 但是中小投资者的分红收益率却很低, 且低于银行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这就导致中小投资者更多关注送配题材和绝对低价的股票, 对现金分红提不起兴趣, 甚至对分红股用脚投票, 这样, 反过来又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公司分红的积极性。

三、实践上分红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 现金分红虽然并不能直接增加投资者持有资产的价值, 但从现行会计准则、业绩评估标准、投资者特别是国有控股股东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方面看, 现金分红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 公司股利政策的变化与公司股价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一般说来, 增加派现的公司股价通常会上升, 而减少派现的公司股价通常会下跌。在西方证券市场, 上市公司一般都有着透明的股利政策和长期的分红措施。在我国, 衡量控股股东投资收益的重要指标还是现金分红,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溢价不计入现期投资收益。根据现行税收制度, 从理论上说, 现金分红对投资者的资产价值实际上有一定的扣除, 但在资产溢价不能体现投资收益的情况下, 现金分红对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现金分红制度在股票市场上实施的有效性, 中国证监会积极推行分红新政, 引导和推动上市公司建立持续、稳定、科学和透明的现金分红机制, 我们认为:

第一, 强化现金分红的市场化机制。现金分红既是对广大投资者的一种合理回报, 也是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状况信息的重要渠道, 但现金分红属于上市公司自治范畴, 只可鼓励, 不易强制, 进一步探索多维度差异化的现金红利政策。

第二, 引导投资者对现金红利的偏好。通过强化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要求, 尤其是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分配的决策、预测及承诺都应有进一步的明确, 引导投资者关注现金分红, 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第三, 优化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 降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 公司信息的透明度不高,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代理问题, 公司分红容易被理解成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犯。因此, 需要优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增强对大股东和公司管理层的制衡。

第四, 强化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机构投资者要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事务, 在推动和完善公司分红制度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这样既提升了公司的分红水平, 机构投资者又可以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 而不单纯是通过波段操作来赚取资本利得。

第五, 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差别化红利税政策 (2013年1月1日实行) , 在引导市场的蓝筹投资取向、吸引长线投资者入市方面取得一定效果, 但投资者的红利净收入的实际增加有限, 应考虑进一步优化现金分红税收政策, 减轻投资者的红利税负。

摘要：现金分红作为上市公司重要的股利政策, 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合理的派现不仅可以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 建立起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信心, 从而为公司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使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但是我国上市公司执行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情况比较普遍, 同时也存在明显的非理性的派现状况。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我国的分红现状、问题及原因, 有针对性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股利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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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明, 张冬峰.上市公司分红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J].《交流》, 201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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