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金融体系

体制内金融体系（精选8篇）

体制内金融体系 第1篇

体制内金融体系

一、银行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就好像一个大家族。当变革发生，家族利益平衡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变化，因此很多时候内部会有很大反对变革的阻力。但这些家族有一个共同利益：体制的稳定性。只有社会稳定，各方才能持续利益的追求。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广东国投破产了。于是这些家族团结了起来，他们一致认为，金融系统的薄弱威胁到他们的体制，并通过国际经验的启发，支持彻底的银行重组和金融系统改革。于是，总理着手组建一个小组，由当时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的周行长领导，来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制定方案。对于银行改革这一重头戏，周行长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好银行/坏银行”方案，该方案以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为原型，为每一个大型银行建立一个“资产管理公司”。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将成为所谓的坏银行，持有从各大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最终帮助他们成为好银行。国务院最终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1999年成立了各大资产管理公司。2000年，各大银行将数额巨大的问题贷款转让给了资产管理公司，释放了沉重的负担，并在后来引入美国银行和高盛等大型金融机构成为其战略投资者。这些境外的战略投资者虽然带来的资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他们带来了国际银行专业的知识和经验。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在中国香港的IPO非常成功，并筹集了数十亿美元的新资本，此后各大银行陆续上市，完成华丽转型。今天，中国的四大银行在国际银行届的排名位居前列，他的工作人员也更加专业，而且中国也有了一个更加复杂和国际化的银行监管机构。2008年，中国的整个银行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打击，这可以看作我们银行变革成功了的见证。

二、综合改革终止 总理和周行长所倡导的金融改革是一场非凡的改革，它强调全面的转型，银行要改革，同样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要改革。200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主导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公司，他们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四大国有银行上市的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被获准投资中国的银行；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通过汇金公司收购破产的证券公司，其意图很明显，当这些券商机构恢复健康后，可能参考银行改革的做法，卖给新的投资者包括外资投资者。周行长的意图是要开放整个国内股市，并且首次引入直接外资参与。当然，周行长的一系列改革触动了很多部门和集团的利益。当银行体系已经开始恢复健康，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没那么脆弱的时候，反对的力量开始重新抬头。霎时间，各种针对周行长的人生攻击出现在中国香港的媒体上，当然，其源头显然不是在中国香港。2005年10月全国国庆假期期间，周行长的改革计划被削减。长假结束后，形势迅速变得清晰明朗，综合的金融改革方案结束了。当大家以为中国的金融高层建筑是一行三会时，其实是大大低估了中国体制内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因为深度参与到这个体系中的部门和集团实际远高于此。能够撼动这个结构的不是什么市场经济，也不是供给和需求规律，而是围绕部门和集团而寻求相互制衡的社会机制。

三、央行和发改委 1993年，由于种种原因，人民银行将企业债产品的归属转让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前身），后来逐渐发展为，企业债归发改委管辖，企业债的承销必须由证监会负责监管的证券公司担任。从2005年为止的发行量看，这两个委员会都没有对企业债这个产品太在意。但从人民银行的角度看，为了把风险从银行体系转移出来，建立市场主导的融资模式，一个庞大的债券市场必不可少。因此，人民银行和发改委难免要有一场较量。2005年，人民银行在国内股票市场下跌的时机，抓住了“企业债”概念上的漏洞，这个概念把债券期限超过一年的都纳入企业债的范畴。人民银行通过这一概念漏洞，发明了一种期限不超过一年的短期债务工具，即短期融资券，并迅速成为国有企业的借债选择之一。2005年，短期融资券诞生的第一年，国有企业共发行了超过142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2008年，由于发行时不再需要经过行政审批而只需要注册，发行量更是翻了三番。为了进一步弱化政府在这个市场中的作用，人民银行在2007年9月支持成立了一个行业协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此进行行业管理。这个机构成为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增长最为迅速的局部市场的监管者，当然其权利覆盖领域不包括发改委旗下企业债以及证监会旗下的公司债等。人民银行在2005年尝试用自己的方法进行金融改革失败之后，只能以“完善未来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下，在自己的领域内发展新的金融产品。这样局部的小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环境改变的时候可能引发重要的事件。2008年，人民银行通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创造了一种期限在3到5年的中期票据，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这种证券称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发改委下属企业债和证监会监管的公司债清楚区别开来。发改委对这种文字游戏没有兴趣，声称对任何期限在一年以上的票据都有控制权，试图终止人民银行中期票据的发行。国务院接受了这一申诉，延迟了这种新票据推出达四个月之久。但到了当年年末，人们终于达成共识，给予发行人更多的机会发行债券可以挽救困难重重的股市，最后中期票据才得以出台，并在随后的仅仅三个月，企业通过中期票据融资达1740亿人民币，市场呈现爆炸性增长。

四、财政部和央行 2007年，中国组建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实际上中国的第一个主权财富基金是中国华安投资有限公司，既然已经有一个主权基金，那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另一个呢？问题在于，华安隶属于人民银行，但中投却是隶属于财政部的。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这回合较量的结果很明显，最后中投成为了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关键。2007年，急剧增加的货币供应引起了人们对资产泡沫的担忧，同时也引发了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之间到底是通过货币工具还是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来进行调控的争论。财政部认为，人民银行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回报太小，同时抱怨是人民银行导致了货币供应的增长从而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财政部提出组建中投可以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临时性的控制货币生成和大量使用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最后，中央同意了财政部的方案。但是成立中投的资金并不像当年重组银行那样，通过直接资本注入，而依靠的是财政部的特殊国债，通过农业银行将债券分八次出售给人民银行获取。从发行这些债券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人民银行在体制内的弱势。从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以来，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之间不能直接的往来，在此之前，人民银行经常被迫直接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这次债券不是为了解决赤字。中投获得的资金，最后主要花费在，第一、对农业银行、国开行及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本注入；第二、从人民银行手里立刻收购汇金。经过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投几乎成为了中国金融体系内的“国资委”。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主权财富基金想要拥有或者投资于政府已经拥有了的国内金融机构，那样资金不就是在体系内转圈圈？但这恰恰解释了所谓“体制内”是怎么回事，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在中国金融体系里发挥关键性作用。经过这次交易，整个金融体系中，财政部被加强，中央银行被削弱。

五、金融和国家队 中国国家队的形成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产业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开始的。在几乎每一个产业领域中，中国都要开始面对国际竞争对手的规模、专业知识和经济影响力。政府最初的政策目标是打造一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的顶尖级企业“国家队”。1997年10月，尽管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移动（香港）还是完成了其在纽约和香港的同时上市，共融资45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之前在海外上市的47家公司的平均规模的25倍。中国电信从哪里来？答案很简单，是将各省拥有和运营的行业资产相对集中到所谓的“国家级选手”手里。这次的集中让我们意识到工业部门的地域性分割是可以被改变的，依靠在国际市场上融得的大笔资金，我们可以打造全国性的强大公司。中国移动的IPO显示了前进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家队被迅速创造出来。这些公司逐渐变得十分庞大，并且不可撼动，他们组成了中国的国内市场主体，并且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然而，这支依靠国家政策而被打造出来的“国家队”，从一出生就带有明显的政治优势而不仅仅是经济优势。“国家队”是中国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重要参与者，理所当然要得到金融体系毋庸置疑的支持和配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怎么会希望国内的金融监管机构或任何其他政府机构对他们的业务有显著影响？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进步不符合这些国家队的利益，那么他们就可能试图阻止发展的脚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问题在其他国家看来是那么纠结。市场上所有行头都是来自于西方的金融模式，B股，H股，QFII，QDII，证券，基金等等，这些东西都尝试了，并且有些很成功，但这只是在体制内浅层领域的扩展而已。

六、体制内金融体系 第一、体制内金融企业。今天，中国金融市场的中的主要金融机构实际上都是国有企业。但是，这些公司都不是自主的企业，他们几乎很难说是企业。事实上，他们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本身的命运，都完全依赖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由于这些特点，即使中国学到了西方社会的法律体系、会计标准、市场以及其他国际资本主义机制的特征，表面上虽然和西方的那套东西十分类似，但实际运转确是两码事。政府的庞大机构和巨大力量，影响遍及中国金融的各个方面。过去我们改革的成就必须承认，但改革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也要面对，例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治精英与企业和经济部门的关系；政府和各利益群体如何运用西方国家的金融知识，等等。第二、体制内金融山头。中国金融体系的高层建筑远不止一行三会（现在可说是一行两会），在中国过去的几年中，不同的金融参与方形成了所谓的山头，大家都只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庭院，在强大的体制内有分工也有矛盾。就算大家可能很清楚地知道整个金融迷局的关键所在，但除非能够得到最高权威的支持，否者谁最后都将一步步走向妥协。因为在这些山头之间，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那么协调工作十分困难，在这个体制内的每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都牢牢固守着自己的地盘，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体系的问题，不是某个部门或集团的问题。

注：本文主要参考自卡尔·沃尔特和弗雷泽·豪伊的《红色资本--中国的非凡崛起与脆弱的金融基础》

体制内金融体系 第2篇

不要说大学毕业生了，一位美国咨询公司部门总监曾透露过消息给我，说正在犹疑是否要考虑一家央企的年薪80万的高管职位。顾虑有二：一，作为猎头找来的外来管理人员，他没有编制和根基，是否影响将来的立足？二，作为长期在体制外工作的人，能否适应体制内企业氛围？后来他最终没有去，当然他不会告诉我原因。但我猜很可能是他的学历不够。听一位在中石化集团工作的人说，大学生入职他们基本只要硕士以上的，至于主任一级，更是海归博士比比皆是，

因此这位体制内有识之士也赶紧在业余读了一个博士学位出来。虽然没正式上过几天课，他也拿到了学位证书，而且还是中国名校的。因为这样的博士太多，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不把这“荣誉”印在名片上。在满大街是外国人的今天，倒显得那些郑重其事把“博士”印在名片上的老外过于高调了。

好的体制内企业不仅薪水开得可以与跨国企业媲美，甚至更高，听说还可以合法避税，这一直让我十分羡慕。为什么我们的薪水不能够被分为基本工资加上汽油费加上营养费加上电器费加上旅行费再加上随便什么名头的其它费用呢？如果在少交税的喜悦和满世界找发票的苦恼中二选一，我应该还是更倾向于前者吧，毕竟是自己的真金白银啊。

更不要提另外一些福利了。最近我与一位在北京市级垄断企业担任副处级级别的同学进行了一番长谈。他开着公司配的车，汽油费停车费保险费养路费全报。而据我所知，大多数跨国企业，就算亚太区总裁也未必有这个待遇。

体制内金融体系 第3篇

我省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涉农企业和农民的资金需求同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不衔接、同农业发展的态势不对称，综合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初步调查从目前支农的信贷政策我们认为企业“贷款难”与银行“难贷款”的原因：

(一) 受地方经济基础薄弱的制约，银行支农的业务空间有限。

目前苏北地区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农村经济还比较薄弱，表现为：一是农村经济效益低;二是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率低，在开发利用农业资源的广度和深度存在明显的缺陷;三是农业产业化尚未形成气候，农业经济的亮点不足，产品的优势难以转化成经济优势。地方经济基础的薄弱直接制约了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客观上导致银行客户资源不足，业务发展的空间有限。

(二) 受市场主体不完善的制约，信贷资金有效需求不足。

目前苏北地区农村新生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大多数处于初始积累阶段。一是规模较小，整体经济实力不强;二是产品档次偏低，加工链短。农产品一般是初加工，深加工和精深加工不够，产品总体上缺乏市场竞争力;三是思想观念滞后。部分民营企业尽管具备相当的规模和实力，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缺乏战略性规划;四是信息不对称，许多企业的信息披露、统计、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企业统计数据和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无法保证，给银行的贷款带来了难度和潜在的风险。这样一来，企业需要贷款但自身存在许多不足，条件不具备;另一方面银行缺乏合适的信贷载体，贷款“待嫁闺中”，由此形成了企业“贷款难”与银行“难贷款”的两难境地。

(三) 受银行同业间竞争的制约，信贷资源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

一方面信贷资金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存差金越来越大，商业银行大量的资金富余，急于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信贷资金向优质客户集中。例如苏北地区一纺织企业，流动资金需求也就在1.5亿左右，但市、县的多家金融机构对其的授信额度达到2.5亿元左右。因此优质客户成了各家金融机构的争夺对象，浪费了部分信贷资源。

(四) 受社会信用环境差的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理想。

地主经济发展的滞后往往与当地社会信用环境差有很大关联。一是借款人信用观念淡薄，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比较严重。加之客户经营中本身具备的风险和其行为的不规范，使得银行不愿对其进行信贷考察和提供信贷支持，惧怕正常风险演变为或误认为道德风险。二是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在部分县区，贷款中介服务已成为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投放的“拦路虎”。企业在办理房地产抵押手续，需缴纳的评估费、登记费、公证费等规费较多，综合费率较高。

(五) 受自身的制约，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经营活力不足。

一是办贷效率低。现在银行的贷款手续比较繁琐，贷款权限上收后，一笔贷款要经过多道程序，耗费时间长。有些商业性贷款时效性很强，等待贷款批复下来，或许已经丧失良机。二是客户营销理念滞后。“以客户为中心”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经营方式还习惯于过去的思维定势和做法。三是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二、加快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的步伐

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是银行业，还包括保险、资产管理、租赁等其他金融业。因此，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是整个金融体制更为长远的架构，绝对不是单一的只针对银行一类金融服务机构。

对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架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伟认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是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这几种金融机构主要活跃于货币市场，为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中短期资金服务。首先应该强化几类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功能，其次，要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增强农村金融体系的竞争性，在竞争中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另外，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还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为农业生产提供中长期资金服务。这就需要发挥股票、债券融资的功能，探索土地债券的有效实现形式。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农村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创新担保机制，逐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分散和降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农业保险是小额保险里最难的一种，现在刚刚开始。我们目前所接触到的许多小额农村保险，实际上指的是相对简单的人身保险，还不是真正的农业保险。要有配套政策措施(包括直接配套和间接配套，直接配套是指发展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社会发展事业，采取粮食直补等一些农业直补措施;间接配套是指提供补助、启动资金、提供担保等)。如果配套措施做得好，降低信贷风险，金融机构自然愿意进入农村市场。

从目前农村政策性金融需求看，最迫切的是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将对整个农业未来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但却无法从现有金融系统得到满足。因此要在农村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和小额信贷互为补充、互相匹配、分工合理完整的金融体系。

1、农村政策金融是引导。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包括银行、保险、担保、资产等业务类型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试点、农业保险、配套政策措施。合作金融发展最艰难的阶段是创建期。在这一阶段如果没有外部的捐赠、拨款或贷款，合作金融将很难持续走下去。合作金融的原始本金(或称种子资金)可以通过货币发行的方式，或者是财政扶贫注资的形式，由政府向农村无偿提供，同时吸收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比如合作金融发展最艰难的阶段是创建期。在这一阶段如果没有外部的捐赠、拨款或贷款，合作金融将很难持续走下去。合作金融的原始本金(或称种子资金)可以通过货币发行的方式，或者是财政扶贫注资的形式，由政府向农村无偿提供，同时吸收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铜山县正在研究准备出台的《铜山县金融业发展意见》也是配套政策之一。

2、农村商业金融是主体。对于商业金融机构，盈利是首位的。但是，农村客户市场盈利空间和城市客户盈利空间、方式等完全不一样，市场差异很大。20多年来，我们的金融服务产品，特别是银行信贷产品、信贷管理体制、风险防控的手段、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包括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来监管体制等一整套服务运行模式，都是按照城市客户设计的，并不适应农村客户。如果将为城市客户服务的运行模式直接嫁接到农村市场，相互之间肯定是不吻合不匹配的，出现亏损也在情理之中。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些部门谈起农村金融，特别愿意讲为农户贷款提供的服务。其实，细分下来，现在近10亿人的农村市场对金融服务最大的一块需求是在非农业，不是纯粹的农业生产需求。统计显示，农民新增收入一半来自非农产业。从国家经济发展主线看，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职业迁移过程中将出现很多新的金融服务需求。改善县域金融服务，商业银行需要结合区域经济运行实际，适度授信分权，推行以县级支行为中心的县域金融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实施等级行管理;对新增不良贷款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做到奖惩分明;要建立信贷营销的正向激励机制，鼓励其充分发挥贷前调查和贷后监督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要认真研究县域网点撤并后的服务功能问题，加大县域金融产品设计、推广力度。要创新业务流程，缩短管理链条，对县域的授信要着重于规范操作和风险度管理，创新信用评级，将县域经济实际与金融业务管理相结合，制定符合县域企业特点的信用等级新标准;要尽快建立多层次的农户和农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发挥担保机构的综合效能。

3、农村合作金融是基础。从目前状况看，大多数合作银行，目前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而是商业金融，在理念、做法上与合作金融有很大区别，只是仍然冠以合作金融的名义。合作金融应该秉承民主、自愿、一人一票、互助性的原则，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从2000年开始，人民银行要求农信社做合作金融，但实际上行不通，于是在2004年就提出并不强行要求农信社是做合作金融还是做商业金融，而是要根据当地发展水平和本机构的情况来决定采取哪种金融方式，这等于放开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限制。因此，现在绝大多数农信社都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兼顾一定的合作性质。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和发展，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改革势头不错、方向也对，但是离真正达到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非常大的努力。合作金融在偏远落后地区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合作金融虽然形式多样，也有共同的特点，农民掌握着合作金融的资金和信贷的控制权，合作金融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农民自己制定管理办法、运行机制、积累分配、监督制度、利率、周期和额度等，并在运营过程中不断修订和完善。同时合作金融也可以考虑在社员内部吸收存款，存款利率由社员讨论决定。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农户资金安全的需求，还可以将农民闲散的、小额的资金汇集起来，形成更大的资金，满足更多农民的贷款需求。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只要合作金融不对外设柜台，只在社员内部相互融资，不会引发金融危机。在合作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加强横向联合也需要引起注意。

4、农村民间金融是补充。利用组建小额贷款公司的方法，鼓励合法合规的民间金融走上台面，起到补充资金的作用。要使民间金融更为有效发挥其资金融通作用，重点在于反金融欺诈和向社会提供风险预警信息，要让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到地面，在民政或金融监管等部门注册，使其在公众监督、金融监管下运营，在阳光下运营。

三、各银行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重点

（一）三大产业。

一是传统的粮食产业。特别苏北地区是粮食主产区。要认真分析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储备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粮食政策性业务。支持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二是高效农业规模基地建设。发挥高效农业优势，种养比重不断提高，设施菜、食用菌、奶牛奶业、优质果特色主导产业不断壮大。应大力支持高效农业规模基地建设。三是农产品产业园建设。重点支持粮食、纺织等加工龙头企业，整合散户资源，创立地方农产品加工品牌。此外，利用信贷政策促进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要支持城市与村镇结合部的公路、电网、信息网、排污等基础设施的提质改造工程。道路方面，要支持地方的乡村道路的改、扩建。电网方面，农村电网总体要提质，大力支持农村电网改造。其次要支持污水处理。随着城市的不断增容和国家对环境治理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会进一步增加，污水处理项目前景广阔。

（三）绿色农产品科技园的建设。

既可以支持绿色农产品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支持农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和物流等项目。

另外，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及建设农产品物流产业园项目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其他项目，可以在农村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建设方面给予一定的信贷支持。

四、对农村金融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成立地方农村金融工作办公室。

一般由地方政府抽调相关人员设立农村金融工作办公室，加强各农村金融机构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沟通。紧紧围绕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在办公室的领导下，组织好农村金融工作的调研，参与重大项目的立项、调查、可行性研究，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二）制定特殊政策。

一是政策要通用。如针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贷款条件、贷款对象、贷款范围等信贷政策要做到地方上的农村金融机构通用。二是证照要通用。如在进行贷款评估时，评估的价值都须认可，不能只认定本行评估公司所评定的抵押物价值。三是标准要通用。如在进行抵押物评估时，所收的评估费标准要一样，不能打擦边球，不能乱收费。四是待遇要一致。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地方经济建设的参与者，应享受政府奖励、补贴等待遇，必要的情况下，可对地方农村金融机构单独考核，单独奖励，以调动工作的积极性。五是资金要同注。针对某些企业在注资验资时存在“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对同一项目、同一企业要建立相互通报政策，便于支持和监管企业。

（三）建立信息联系机制。

体制内VS.体制外 第4篇

1952年11月，在连续四五个月的晚间讨论后，“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成功组建。1954年，它通过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行政机关：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自此，中国体育的国家行政体制就这样绵延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体制也成就了中国独一无二的金牌思路与体育精神。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样的体制，从它建立之初就意味着，体育在中国绝不仅仅只是一个“GAME”，它承载着远比竞技更为深远的意义。这个国家的“面子”，这个民族被认同的渴求都孕育在不断增长的金牌榜上。所以，这样的体育是输不起的，是需要保障、需要发扬、需要投入、需要关注的，那还有什么比国家权力的直接培育更为有力？因此，那些身处体制内的乒羽、体操、举重、跳水颇有些财大气粗的味道，毕竟背靠着大树，难道还不许乘凉吗？

相比之下，李娜是有些清苦的，选择做一个社会的“另类”总是需要经历更多的磨难。从隐姓埋名的新闻系学生到世界瞩目的法网冠军，这其中的艰辛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全运会的“炮轰”之后，内心失望透顶的李娜才真正下定决心要走到体制外。“李娜工作室”是她勇气的象征。在这个高度职业化的欧美网球世界里，李娜选择了尊重那里所有的游戏规则。聘请教练、注重形象、调整心态，在市场的残酷竞争中，李娜脱颖而出。这时的中国体育再也按捺不住了。这就好比面对一个不听劝告的任性孩童，父母本以为他会伤痕累累地回来，从此吸取教训、乖巧懂事，而如今，他却功成名就，硬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任何父母此时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吧？可问题就在于，这种触动是嫉妒、打压？还是反思与变革？

其实，体制内与体制外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就好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合整个社会的状况才最为重要。中国体育是否会变成西式的个人主义运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市场也不再是什么“洪水猛兽”，体育牵手市场也一样可以创造神话。其实，邓小平有句话用在这里最为贴切——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适合体制内的就继续“国”字当前，能够走进市场的就职业化训练。其实对守着CCTV-5的观众们来说，体制内、体制外又有多大区别？无论是谁拿金牌、升国旗，我们都是一样心潮澎湃。

体制内的工作经验 第5篇

与朋友吃饭常提个观点“曾经做互联网缺的是idea，现在做互联网缺的是professional。”也就是上次职业生涯中所说“Senior专业技术人员非常短缺。”曾经好多公司做事是不讲究的，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能看到效果就好。鬼才管你用什么方法做、用什么技术做，马上能够唬住人、挣到钱就是好员工和人才。

可能近一两年会好些，但还是必须承认，国内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做事都很急功近利，造成的后果就是产品不扎实、专业技术人员等同于救火队。对于大多商业设计来说，其实“工作经验”对专业技能的深度要求不高，关键是能解决问题的多少，和遇事、处事的态度。有些事情经历多了，再碰到起码会更得心应手、处变不惊。

记得几年前阅读过很多有关职场的文字，比如HR会关注你曾经工作过的公司，曾经的职称、升迁履历等，

但如果把“体制”这回事看透真没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人的价值不是“可传递(transferable)”的。比如经常听到有人会说某某大公司、外企雇员也不如传说中的厉害。再比如经常换工作，有些时候并不是员工乐于折腾，而是国内公司用人的普遍风气。如果一位设计师在国内公司做了四五年，还是设计师，可能下份工作就不太好混了。

虽然在工作讨论中，经常会听到“偏执狂”的说法，但我根本就不认为“偏执”是贬义词。真要把一件事做好，必须有“偏执”的精神和毅力，否则不可能Professional。如果设计师既能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又能八面玲珑把所有困难摆平，那还要Manager干嘛？商人与Professional永远没法直接面对。

因为金融危机，外企是一片萧瑟，相对来说国内公司机会还很多，最近老发牢骚。

© 一叶千鸟

柴静谈体制内工作 第6篇

2012年12月23日15:50金羊网-羊城晚报

22日，央视记者、主持人柴静携新书《看见》来到广州太古汇的方所书店，讲座晚上7时30分才开始，但不到下午4时，汹涌的人潮就已将方所挤爆。下午5时，方所外也已挤满了上千人，人群甚至蔓延至太古汇二三层，有读者戏言：“柴静让太古汇都瘫痪了”。出于安全考虑，公安人员不得不让方所工作人员清场，最后现场容纳了700人左右，仍有几百位读者在方所门外等待讲座后的签售。

晚上7时30分，柴静一袭素衣，准时出现在方所。她的开场白非常简单：“没来广州之前，我心里有点忐忑，因为听说广州人不看新闻联播。”这句话把全场逗乐了。柴静的讲座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多分钟，围绕读书的主题，她谈到了对她阅读影响最深的三个方面。首先是《读者》杂志，她在里边看到一句话，“看到公家水龙头在流水而不去关的人，不是好编辑”。其次是顾准，顾准在河南改造时跪着捡粪，教会她安身立命的态度。第三是托尔斯泰，影响了她的采访态度。

随后，柴静把时间留给了与读者互动。一位读者问柴静：“为何不开微博？还是开了微博用的是小号？”现场爆笑一片，柴静也哈哈大笑：“我确实有微博小号。不实名的原因在于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用心做，不功利，不敷衍，目的性不能太强。所以我一是没有精力去经营微博，没精力回复；二是我的博客就能满足我的写作欲望了，能够从容陈述。我三四天写一篇博客，每篇五六千字。写博客在于不批量生产思想，读者是最好的雇主。”一位读者问：“在中央电视台这个体制内工作，是否会受到许多限制？”柴静的回答是：“当一个人不独立的时候，才会把责任推给外界。”她认为，独立是把力量压下来，不向外界索求，不索求理解，也不发牢骚抱怨。同时，在她看来，只有独立的受众，才会有负责任的新闻界。

体制内生存，该高调还是低调? 第7篇

体制内什么时候该高调，什么时候该低调?是职场内每个人所必须思考的，其中夹杂着许多微妙。

对我们每个职场中人来说，低调是根本、高调是策略，无论是选择高调还是低调，都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单位应该是这样度过：低调——高调——低调。

第一阶段，低调做人

1.低调做人是你的起步

低调做人是你进入职场的第一步，低调是一种性格、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谋略，在职场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能让领导喜欢。初入茅芦的你只有低调，才能获取领导的好感

因为低调的人做事踏实，执行力强，不说废话，肯干事，能干事，领导很放心。

领导支持你，喜欢你，你的工作就容易展开。

2.低调做人更容易合群

你一定要明白，放低自己，别人才乐意接受你。

一个人越是有才华，越要低调、韬光养晦，这样同事才愿意接受你。

如果工作中过于表现自我，就会引起同事的不满。

比如说一件事情比较难解决，大家都不愿意接手，结果你一来三下五除二把这件事干好了，你是有面子了，但你考虑过其他人的感受吗?

你让他们的面子往哪放?可能他们当面会夸奖你，但在背后就会有人说你的坏话，在领导那里就会有负作用。

或者他们认为你太高调，担心会不会威助到他们的位置，从而对你防备，形成无形的隔膜。

3.低调做人便于了解单位的人和事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你在单位干出了成绩，千万不要炫耀自己，比你能力强的人多的是。万一你炫耀自己，就会被人暗中加害，或抓住你的把柄，找机会拉你下水。

同事天天跟你在一起，但是他们往往眼红，见不得你好。你只能低调，观察单位的人和事，对单位的一切了如指掌、心中有底，便于你今后的发展。

第二阶段，高调做事

在单位待了几个月和大家熟悉后，就要高调积极地展示自己的实力。

1.在心态上要高调

立身者当志存高运。唯有立下高远的志向，才能在人生的路上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因此，心态上要高调，要有远大的志向。

2.在行动上要高调

行动会创造奇迹、行动会激发潜能，只要下定了决心就要立即执行。比如，你想竞争科长这一职务。下定决心后，你在行动上就要高调。你在工作中要努力做出成绩，要学着展示自己的实力，要努力让领导知道你的诉求、看到你的付出。只有这样，那才能更加顺利地竞争科长。

再比如，单位要你参加一个渲讲比赛，你就得全力以赴，发挥你的特长，展示自我。要知道这是进入大领导视野，机不可失，你要充分发挥，这是大领导记住你的绝佳机会。

3.对付小人时要高调

小人有个弱点，就是欺软怕硬，不过见光就散。你对付他们一定要高调，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不能听之任之。一旦发现有小人给你下绊子，不要犹豫，要一剑封喉，让他们对你敬而远之。

第三阶段，低调做人

在单位工作了这么久，我们该展示的己经展示了，该表达的也已经表达了，接下米就应该静下心来，低调做人，安心做事。

历览古今多少事，诚由谦逊败由骄。我们要记住有才不自傲，否则太显露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因此一定要保持低调。

阻碍体制外人才向体制内流动 第8篇

观念障碍

政府人才工作部门和体制内有关人员理念转变不彻底, 思想和观念上仍存在顾虑, 对体制外中高端人才流入体制内单位并没有完全接受。体制内外人才自身存在的差异, 导致政府人才工作部门对体制外中高端人才的适合性产生疑虑, 担心他们能否融合、能否胜任。体制内人才的干部编制导致体制内人才感觉在身份地位上优越于体制外人才, 造成了体制内外人才心理的落差, 使体制内人才从心理上不太愿意接受体制外人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长期以来体制内单位人事体制相对封闭, 比较习惯在体制内进行人才配置。

差异障碍

人才培养的着力点不同。体制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培养中高端人才的重点是坚持把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摆在首位, 着重加强党性修养、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 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体制内国有企业对中高端人才的培养, 除了坚持党政机关中高端人才的培养内容以外, 还针对性地进行应对国企复杂局面能力, 推进国企创新改革等能力的训练, 并在企业中不同层面岗位上锻炼培养。欧美老牌跨国企业在人才培养上积聚了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 尤其以培养出管理经验丰富、有坚韧开拓创新精神的经营管理人才为主要目标。跨国企业中的中高端人才培养, 比较注重激发人才创造力和创新潜能, 注重培养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比较突出的专才型人才。

培养方式不同。体制内的中高端人才培养, 一般是由上级组织在确定人选后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安排。这种培养方式的特点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中高端人才本人的实际情况, 有计划、有针对性、循序渐进地进行培训, 使被培养者具备中高层领导人才应有的知识和素质, 最终成为能够掌控政府管理大局、驾驭国企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体制外的中高端人才培养, 一般是根据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以企业经营业绩突出者作为培养对象, 这种培养方式的特点是:倡导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努力为企业多做贡献, 是以绩效为导向的。

培养人才带来的效应不同。体制内中高端人才的培养计划和工作流程一般由组织部门或人力资源部门安排实施, 个人的自主性不强。因而, 培养工作对团队其他成员的激励效应不足。而体制外单位尤其跨国企业中, 以绩效为导向的培养理念有利于组织内部视团队的配合与协作, 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竞争, 形成人才培养的联动效应。

用人选人方式的差异。一是用人标准不同。体制外单位任用中高端人才, 在人才遵守一般道德规范的前提下, 更加注重的是中高端人才业务能力的强弱和能为组织创造财富的多少, 即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体制内单位尤其政府机关部门, 其任用中高端人才的出发点不仅是为组织提高效率、创造财富、追求利益, 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利益和政府形象, 是为人民服务。二是选人机制不同。体制内以组织配置为主, 逐步引进市场配置机制, 根据组织的培养轨迹, 循序渐进, 按部就班。体制外充分利用市场资源, 主要通过市场手段广泛聚集全社会优秀人才。不唯学历资历, 以能力业绩为主要依据。

薪酬体系的差异。体制外中高端人才的薪酬结构比较复杂, 内容也非常丰富。在体制外单位中, 薪酬体系制定的权力完全掌握在企业手中, 具有很高的弹性空间, 中高端人才薪酬主要是围绕岗位职责、业务能力、工作业绩、创新能力等来制定的, 除了基本工资、奖金、相关福利以及相应职位能够获得的企业利润分配外, 还有公司股份、股票期权等中长期激励计划。并且, 与绩效挂钩的部分比重较大。体制内中高端人才的薪酬因受政策限制, 固定部分较多, 激励部分较少, 与绩效挂钩的部分和中长期激励计划则更少。两者薪酬福利的数量不同。从表面看, 体制外中高端人才的薪资水平普遍高于体制内中高端人才。但是, 体制外中高端人才的薪酬福利一般都是显性的、完全货币化的。而体制内中高端人才的福利部分有很多内容是隐性的、非货币化的。两者薪酬福利的风险程度不同。体制外中高端人才的薪资与其业绩紧密相扣, 一旦业绩达不到相应的指标则其薪资将被大幅度扣减, 甚至解除聘用合约。而体制内的中高端人才因其薪酬结构中与绩效挂钩比例较少, 所以, 比较而言其承担的风险也要小很多。并且, 一般不会仅仅因为业绩不好就失去工作岗位。

组织文化类型的差异。体制外每个优秀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组织文化, 也有自己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归根到底这些组织文化的提出和形成都是以企业发展、企业品牌效益为出发点的。因此可以说这些组织文化是基于效益品牌的组织文化。而体制内单位一般组织文化不是很突出, 比较中庸, 很少追求个性。在中国传统“官本位”观念的影响下, 体制内单位的组织文化更多情况下是一种以领导为主的组织文化。两种不同组织文化的碰撞, 对体制外中高端人才是一种挑战, 能否认同、接受、适应体制内的组织文化, 能否在不同的组织文化氛围下继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拓展自我发展空间, 是体制内外中高端人才合理流动必然面临的问题。

机制障碍

在体制内外中高端人才交流工作中, 现行的一些工作机制存在着缺陷和弊端, 给工作造成了障碍。

人才政策与工作机制脱节。政府出台的人才政策缺少与之相匹配的工作机制的支持。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根据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相应的人才战略、人才政策等。但是没有根据人才政策制定一套可以遵循的工作标准或工作程序, 对人才工作中的具体细节规定得不够全面和明确, 导致很多人才政策制定出台后往往无法在实际中积极有效地贯彻和落实, 或者是落实的效果不理想。具体工作中对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政府制定人才政策一般指导一段时期内的人才工作, 但是往往人才政策出台之初大家的关注度较高, 各项工作也抓得较紧, 但一段时间过后大家的关注度明显降低, 导致人才政策的落实不能形成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 缺乏持续的执行力度。

政府各人才工作部门缺乏协调与规划。随着体制外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政府对体制外中高端人才越来越重视, 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都在抓体制外人才工作。但是, 往往是各自为战, 缺乏合作, 缺少一个综合平台, 以至于信息不能共享, 活动重复, 体制外优秀人才颇有意见。例如, 针对同一个命题, 各部门分别开展调研, 被调研对象基本都是这个群体, 反复多次相同的调研活动既浪费了各部门的宝贵时间, 也给体制外优秀人才的工作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实务障碍

目前体制外中高端人才进入体制内单位主要是通过考试录用和招聘录用两种形式, 而公务员考试则成为体制外人员进入党政机关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 公务员考试制度对于引进体制外中高端人才, 如各类中高端经营管理人才、优秀海外归国人才和高级专家等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体制内单位是以行政职级来确定级别高低的, 一般是逐级提拔, 不会越级提升, 而体制外中高端人才一般没有行政级别概念。因此, 引进体制外中高端人才时如何使其与目标岗位匹配、怎样认定其入围条件等都是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

■延伸阅读一:名词解读

何为体制内外人才

《人才工作决定》指出, 要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限制, 疏通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之间, 公有制组织和非公有制组织之间, 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 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体制内、外是中国的专有用词, 是中国人事制度中传统管理体制特点的体现。关于体制内、外人才名称产生的历史原因, 学术界尚无专门的研究, 一般认为它与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当时凡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工作, 由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管理的人员, 都纳入体制内编制, 成为体制内人才。改革开放后, 出现了民营、外资、合资等多种经济形式, 而在这些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工作的人员以及后来出现的自由职业者等, 都被称为体制外人才。

■延伸阅读二:专家视点

体制外中高端人才由于其成长经历、发展环境等因素, 可能会造成一些体制外中高端人才的知识和能力偏门, 特别是组织、协调、沟通等综合管理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专家建议:

扬长避短 合理设岗

体制外中高端人才比较适合的岗位类型一般为高层次复合型经营管理岗位、高级技术岗位和政府专业性较强的职能管理岗位等。

从素质结构分析, 体制外中高端人才在开拓创新、招商引资的理念和风格上具备很强的时代感和先进性, 面对高强度的工作、残酷的竞争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 能较好地保持清醒的方向感, 具备较丰富的国际市场专业知识, 对国际市场变化能作出迅速反应, 对事业怀有高度的热情。所以在经营管理、高级技术以及政府专业职能管理岗位上, 体制外中高端人才能够为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注入新鲜健康的血液。相比之下, 体制内一般党政领导岗位需要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党政领导经验。党政领导从选拔、培养到提拔有一套趋于成熟的体系, 对于体制外中高端人才而言较难融入该体系并达到此类党政领导岗位的要求。不少专家型人才引入政府管理领导岗位而效果欠佳的案例也证明了岗位匹配的重要性。

从需求的角度分析,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 我国的人才流失是很严重的, 在我国加入WTO后, 人才外流就更加严重。其特点是, 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人才的国际化,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跨国公司雄厚的财力和优越的条件, 直接将人才大战的烽火烧到了我国, 利用各种手段大肆争夺人才资源。从行业来看, 人才流失到跨国公司最多的是保险、金融、电信、IT行业, 其中很多都是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所以, 体制内这些行业的人才外流现象相当严重。

从匹配的角度分析, 我国加入WTO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 多元结构的资产重组力度加大, 资产重组必然会带动体制外中高端人才流动, 形成一个体制内外人才融会贯通的人才选拔新模式。体制外中高端人才多在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及高新技术领域有所建树, 一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才更是具有宽阔的国际化视野。所以, 在全球化战略背景下, 体制外中高端人才更适合流向金融、现代物流、现代医药、电子信息等专业性较强、国内起步较晚的行业。

■延伸阅读三:立此存照

某些体制外人才已超过体制内人才

文/郭久辉 郭君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大量人才进入新生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在部分非公有制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人才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体制外”人才数量已超过“体制内”人才。

非公有制经济内在的活力, 激发了强劲的人才需求, 促进了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人才大流动。调查显示, “体制外”人才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土生土长的内生性人才;二是高校毕业生等社会新生人才;三是从“体制内”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流出的人才。据原国家人事部统计, 仅2002年, 通过人才市场, 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就获得人才200多万人。2003年6月, 浙江省对新毕业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表明, 有一半新生人才选择了“体制外”, 其中:29.3%的新生人才把外资企业作为就业第一选择, 6.2%的新生人才对民营企业情有独钟, 还有10.8%的新生人才选择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监理公司等新型社会经济组织。

“人才跟着资金流”, 哪里有资金、有项目, 哪里就有人才的聚集;“人才领着资金流”, 哪里有了人才、新技术, 哪里就出现资金流, 形成跳跃式发展。人才流和资金流伴生、波浪式推进现象, 在“体制外”经济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

“体制外”人才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构成也有新变化。能够驾驭大型或超大型民营企业的管理人才群体逐渐壮大,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也纷纷加盟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人才高地的特征日渐明显。在河南省已认定的高科技企业中, 2/3以上是民营企业, 其中聚集了大量高级科技专业人才。河南省县级经济“排头兵”, 中西部唯一连续6届跻身全国百强县的巩义市, 近年从全国各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引进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1100多人, 90%进入当地非公有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