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中心范文

政治文化中心范文（精选9篇）

政治文化中心 第1篇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的政治文化

世界是各民族人民所共创的,由于各个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生活结构的差异,使各民族的政治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形成我们所说的文化的民族性.

作 者：欧阳小聘 孙益全 刘成锦 Ouyang Xiaopin Sun Yiquan Liu Chengjin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四川南充,637002刊 名：绥化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年，卷(期)：200727(2)分类号：G03关键词：民族 政治文化 民族性

政治文化中心 第2篇

(一) 知识目标

1.认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2.理解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

(二)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及比较分析的能力。

(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体会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战略任务的重要性，从而增强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意识。

【重点难点】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及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

【教学主要思路】

根据新课程理念要求，本节课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按

照体验感悟事实材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教学。

【教学方法】材料导析式

【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我们上一节课一起体会了文化的魅力。(简单复习，引导学生回忆旧内容)。我们知道，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要揭开这层面纱。

【新授内容】 二、文化与经济、政治

材料一、据了解，为购买“超级女声”节目冠名权，蒙牛乳业投入了2800万元。在竞得冠名权后，为了投放“超级女声”标志的公交车体、户外灯箱、平面媒体广告，蒙牛又追加了将近8000万元的投资。另据了解，蒙牛向市场投放20亿袋印有“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的产品，销售额在20亿元左右，其中广告和促销费用超过1亿元。

材料二、在拉美和亚洲，一些流行歌星、影视巨星、能言善辩或外形很酷的候选人凭借着“剧场效应”，高票当选为议员或政府领导人。阿诺-施瓦辛格出生在奥地利，原先以健美为职业，后来步入影坛并主演了《魔鬼终结者》、《蒸发密令》等一系列知名动作片，他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年10月7日举行的历史性的罢免选举中，原任民主党州长戴维斯被罢免，而共和党候选人施瓦辛格则轻松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副州长巴斯特曼特而当选为新州长。?

探究1、“超级女声”属于什么现象?材料一和材料二分别说明了什么问题?

探究2、古代的皇帝虽然能够成天载歌载舞，却无法欣赏到我们今天的超级女声，为什么?这种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引导学生思考，得出结论：

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给经济和政治以重大影响。

材料三 、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前还居于第12位，现已上升到第4位，美国的影视业，已成为全美居于前列的创汇产业，与其航天航空业和现代电子业并驾齐驱。在美国400家实力最强的公司中，有1/4是文化企业。

材料四、，我国25至54岁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而美国为12.7年，日本为12.3年， 英国为11.9年，德国为13.5年。统计表明， 25至64岁的从业人口中，我国75%的人是初中和小学水平，而美国86%的人是高中和高中以上水平。

探究3、上述材料说明什么问题?

引导学生得出结论：

法国政治文化:观念中的政治 第3篇

关键词：法国,政治文化,观念中的政治

肇源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近代法国政治文化给人以浪漫、激情和不断革命的印象。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法国似乎陷入了意识形态反复斗争的模式, 革命不断爆发, 政权不断更迭, 共和与帝制交替进行, 反反复复, 直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出现稳定之势。这期间法国共颁布过12部宪法, 平均不足二十年就颁布一部, 可见其政治激变之烈。法国的这种激变特征使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显得独一无二, 罗纳德·特斯基将这种情况称为“法国的例外主义”。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呢?除了阶级斗争和国际、国内环境等重要原因外, 法兰西的民族性格应该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原因。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的民族性格作了精彩的描述:“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 如此爱走极端, 不是由原则指导, 而是任感情摆布……;它的性情桀骜不驯, 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 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它从未自由到绝不会被奴役, 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 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 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 而非德行, 长于天才, 而非常识, 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 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这种性格造就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又强化了这种性格, 它们的相互影响之中塑造着法国的近代政治文化, 而其文化中关键的一点在于法兰西民族看待政治的观念。

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观念主要形成于先验的逻辑构建之中, 根据抽象的人性、自然法、理性原则建构一套政治理论来指导其政治实践, 因而是激进的, 而不是像英国那样在政治实践中慢慢形成, 并根据政治实践不断修改其理论, 因而是渐进的。我把法国的这种政治文化称为观念的政治, 它强调其先验性、抽象性、建构性和远离实践性。这种政治观念在其对“公意”、“主权不可分割”、“自由、平等、博爱”、高度的政治透明和立法的纯代表性等的强烈追求中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而这些目标又都是高度的抽象的和模糊的, 在政治实践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具体的确切的实现形式而又容易被利用, 这样越追求纯粹性就越对所有的政权形式不满, 他们一次次地建立新政权又一次次地把它推倒, 在这长久的历史路径中形成了法兰西激进的情绪化的政治性格。这种对政治的激进和情绪化态度, 阻碍了法国探索积极有效的政治改良、寻求政治的良性发展。除了导致政治的激进性、情绪化外, 这种观念的政治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导致了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的严重脱节, 一方面是政治观念的越来越强化, 另一方面却是政治实践知识的严重缺乏, 从而使法国有很高尚的理论却造成了很糟糕的政权, 它所追求的那些公意、主权、平等等宏伟目标也不得不在政治实用知识的缺乏下牺牲掉, 所以才有托克维尔所说的它“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 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法国政治无疑是充满激情的, 然而一旦激情一过却是对政治的冷漠、疏离和不信任, 从而进入自己的个人主义之中, 这是一种公民文化的缺失, 而这种状况的造成却得归咎于观念的政治。因为由于法国人沉浸于抽象的大而化之的政治观念从而缺乏政治实践, 更由于它对公意和纯质性、透明性政治的追求使其反对一切政党和中间自治组织, 致使法国中间自治组织的严重缺乏, 没有这些中间自治组织的活动, 正如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所阐释的, 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是很难形成的。法国的这种观念的政治与英美的经验的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如法国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两大哲学传统对比一样, 它们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

现在要探求的是法国这种观念中的政治的文化形成的原因。这一点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1) 是法国的社会结构的影响。托克维尔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花了较大的篇幅对英国与法国的贵族制度进行了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的贵族保有对国家的统治权, 为了维护其统治权他们不得不与其治下的民众打成一片, 履行贵族与平民相互之间的义务, 这样他们在对其民众的治理中获得并保持了权力从而能够抵挡住国家权力的侵犯, 获得自由, 它虽然不是古老意义上的贵族但它却保留了贵族的实质内容;相反, 法国贵族由于对特权、荣誉的过分执着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侵犯慢慢地演变为了种姓制度, 它是一个特权阶级, 随着中央集权的慢慢侵入, 它享受的特权也越来越多, 而其统治治理权却越来越少, 使得贵族不断地衰落, 越来越贫穷, 正是因为其衰落和贫穷它就要强烈地执迷于其特权, 从而变得越来越孤立, 它极力要划清与其他等级的界限, 生怕别的阶级分享了它的特权。这样一个享有贵族特权而不履行贵族治理义务的阶级除了遭人嫉恨之外已一无是处了, 它注定要被人民抛弃。资产阶级也一样, 为了获得国王的职位, 从而获得职位所拥有的特权, 争相进入城市买取官职, 与人民越来越分离。至于农民, 他们很早就从贵族那里购买了土地, 变成了孤立的分散的小农。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精彩分析:法国“一小块土地, 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 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 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 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而成的, 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 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关系, 形成任何的全国联系, 形成任何一种政治, 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样, 整个法国社会都在不断地分离, “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 彼此漠不关心”, 成了一个“集体个人主义”的社会, 一个原子化的社会, 像康恩豪萨的“大众社会假设”。在这一个中央集权的原子化社会中, 社会的结构是扁平型的, 两头粗中间小, 强大的中央集权直接面对原子化的个人。在这种社会中, 一方面是民众很容易就能够被动员起来, 另一方面是缺乏中间阶层的组织。民众一般是被抽象的观念如公意、主权、平等等被动员起来, 民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而有没有中间的组织进行疏导就会出现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现象, 群众参与政治充满激情, 充满非理性, 形成群体无意识, 其造成的结果是激进的革命、暴烈的政治斗争和大动荡。而根据政治心理学的观点, 这种大动荡又会在民众心理留下强烈的记忆, 从而有助于造成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文化, 法国近代政治文化就保有这个特征。由于社会中间组织的缺乏, 民众无法被经常而有序地组织着参与政治实践, 从而使其实际政治知识缺乏但又保留有被动员起来的大规模的群众政治的抽象理念, 这些都造成了法国文化中的观念中的政治的形成。

(2) 是启蒙运动的影响。18世纪兴起了启蒙运动, 开始了“理性时代”, 打破了由万能教会一统天下的“信仰时代”。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其后法国政治的发展正印证了克莱恩·布林顿的革命理论, 他断言“知识分子对一个社会的离弃”是这个社会在几十年内就会迅速导向大规模革命的前兆, 这时的知识分子趋向于攻击社会中最基础和根本性的制度而不再是倡导对这些制度进行改进。后来, 启蒙运动出现了分裂, 以伏尔泰、狄德罗的经验理性为一派, 其跟随英国的经验理性传统, 强调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卢梭的先验理性为另一派, 强调先验的政治的道德性目标。最终, 法国人民因其本身的民族特性和传统选择了卢梭的学说, 这也意味着其选择了政治观念的先验性文化。卢梭的学说对法国政治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公意”、“主权在民”理论深入人心, 其批判的社会异化理论以及为反异化而着手建立的道德理想国使人激情膨胀, 心向往之, 在大革命中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甚至实践了其政治学说, 虽然实践证明其学说不能越过政治哲学的边界而进入政治实践层面, 然而其学说已融入人民的心里和法兰西的文化之中是无可怀疑的。他的学说强调抽象的理念不注意政治实践, 是法国观念中的政治的一个重要根源。他还认为存在于个人和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可能会歪曲公意的表达, 因此, 卢梭式的政治模式不承认政党、利益集团等中间团体的合法性, 以至于法国的政党、利益集团等组织发展欠缺, 如政党体制不完善, 无法形成稳定多数派, 利益集团数量也较少等, 这样他们就不能很好地组织公民的政治参与;他反对代议制, 倡导直接民主制, 这个观念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中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就是半总统制和全民公决:总统是全体人民选出来的, 能够代表公意, 是主权的寄托者;全民公决更是直接民主制的体现了。卢梭这些学说的倾向自然是导致观念中的政治而不是实践中的政治。

除了卢梭等思想家思想的影响外, 当时法国文人这一个整体对法国的政治文化特性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变为了国家的首要政治家。这些文人没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实践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的修补, 因而他们对于政治仅限于想象和建构, 托克维尔说:“他们都认为, 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他们是作家, 把作家的激情和浪漫气息带到了政治中来。这些风气无疑会形成一种观念中的政治文化。

(3) 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的影响。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 法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是从旧制度中升起来的怪物。它剥夺了贵族的统治权, 取消了三级会议等公民自治, 它通过官僚制把一切统治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把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 控制着帝国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它努力使所有的阶级和所有的人都相互孤立和分离, 为的是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统治。它使所有的人都平等唯独自己高高在上。它需要的不是政治参与而是服从。它一向我行我素而不顾民众的需要。因此, 它在尽一切努力使人民脱离政治, 使自己与人民隔绝, 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其不可抗拒的权力。

上面这些因素塑造了法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的政治。当然了, 政治文化虽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几十年来, 由于其工业化和现代化, 根据趋同理论, 法国的政治文化越来越接近于其他西方大国了, 其政治实用主义更多了, 激进性更低了, 抽象的观念斗争更弱化了, 因此, 出现了人们所谓的法国例外主义的终结。然而, 完全的终结是不可能的, 其观念中的政治文化还是会延续下去的, 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而已。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 1997.

[2]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3]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 2003.

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第4篇

关键词：中国政党制度；政治文化

DOI：10.19354/j.cnki.42-1616/f.2016.17.8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即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

一、政党制度产生发展的背景

政治文化是20世纪中期出现的政治概念，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综合交叉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此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对其核心———政治意识形态有广泛深入的论述。列宁1920年在《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立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1]列宁的阐述表明政治文化是特种政治现象，是人们政治生活的主观意识倾向，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政治心理倾向、政治评价倾向等等。政治文化包括多种要素。首先，围绕政权问题而形成的政治思想，特别是统治阶级思想，即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次，政治文化主要体现为广大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具有的政治信仰、政治认识、政治情感；再次，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意识，前者对后者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政治文化的功能，即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所产生的作用：第一，政治文化为政治统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的说明。第二，政治文化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政治文化为政党的政治统治的发展提供指导，引导人们参与、拥护政治发展，动员、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使其达到合法化。

二、政党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从宏观层面看，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三者融合而形成的混合政治文化，中国的政治文化成为了一种异质政治文化。新型的政治文化由于没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为后盾，也不能安全整合传统政治文化，三者就处在对立的联系中。从微观层面看，传统政治文化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具有延迟性。多党制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很难改变政治文化多元化的状态，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整合力，最终转化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变种产品。所以，传统政治文化使中国政党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在传统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基础之上构建的，是一种“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相对于革命理想来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毛泽东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并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时代性、先进性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理论成为了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中共十七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先进的文化方向和意识形态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反映和体现，是人类文明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先进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加强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改革开放离不开先进文化的作用和影响，离不开思想的解放、价值观的更新及科学文化事业的推动。

“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管理方式，都要积极研究借鉴。”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是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先进性和时代性。

参考文献：

初中政治文化与经济、政治教案 第5篇

1.知识目标：经济和政治决定文化，文化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化是生产力;文化对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及对公民政治素质和权利意识的作用;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2.能力目标：通过分析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培养辩证分析能力，能说明现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意义。

3.情感态度价值观：懂得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努力学习将来为增强综合国力贡献力量。

重点难点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运用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小组合作等形式对教材的相关内容与有关案例进行梳理整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师要搜集时代性强、有思维价值、能引发学生共鸣的典型案例，启发学生思考，实现三维教学目标;要正确处理预设与生成的关系，切忌空洞说教。 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1.《导学案》第一课第二课时、《固学案》第一课第二课时。

2.通过书籍、报纸和网络搜集有关的案例。

学生准备：利用课余时间通读课文，把握关键词或理出知识框架。完成《导学案》P7《知识体系梳理》部分。 导 学 过 程 设 计 程序设计 学习环节 教师行为 学生行为(预设) 媒体运用

情境导入

老师引入新课 旁白：同学们，新课开始前，大家来看一则材料(幻灯片放映)：新华社评出的国内十大新闻。一、国家机构换届顺利完成 二、神十天宫对接嫦娥玉兔奔月?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展开?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响呼吸保卫战 五、__案终审 反腐力度加大 ?六、中国(上海)自贸区成立七、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八、青岛、德惠发生特大安全事故九、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强化维权十、中央首次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 请同学们思考：上述新闻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哪些现象?社会生活分为哪几个基本领域?这几种现象能截然分开吗?你能就这几种现象的关系谈谈自己的认识吗? 老师通过提问引入本节课的教学 学生：思考并按小组学习展开讨论，初步感悟社会生活三个基本领域及其关系 PPT：新华社评出的20国内十大新闻 第一层级

环节一 1.引导学生快速阅读本课内容。

2.要求学生在阅读课文后填写P7《知识体系梳理》中的内容。

3.在教室走动观察学生阅读课文、填写内容的情况 阅读课文，通过自学，填写《知识体系梳理》中的空白处

环节二 老师提出《导学案》P7～P8《基础学习交流》中的问题：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是怎样的?要求学生同桌讨论，点同学回答问题并进行点拨、归纳 根据P7～P8《基础学习交流》中的问题阅读教材，同桌互学，完成问题，养成积极回答问题的习惯 通过黑板或投影仪逐一呈现问题和答案

政治文化与经济政治教学设计 第6篇

（一）知识目标

1、识记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2、理解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二）能力目标

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全面的、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培养学生重视自身文化素质的意识。

2、理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为增强综合国力贡献力量的意识。

二、学习重点、难点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三、导学诱思

前面我们初步了解了文化的涵义及其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不同于经济、政治，但是，它与经济、政治又密不可分。文化与经济、政治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解决的问题。

1、相互影响：在经济基础上

（1）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那么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实例探究1］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观点主要强调了 （ ）

a．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 b．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

c．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文化 d．文华对经济有反作用

［实例探究2］近几年，世界各地出现的“汉语热”折射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潜力。这个观点肯定了( )

a、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 b、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

c、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 d、文化教育对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2）文化的反作用都有哪些表现？

［实例探究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是因为 （ ）

a．文化对经济、政治有决定作用

b．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

c．文化是以经济为基础的

d．文化对社会发展有反作用

［实例探究4］“小农意识、计划经济思想、官本位观念”一直是束缚我国中西部许多省市发展的“三条绳索”。这说明了（ ）

a 经济决定文化

b 文化反作用于经济

c 落后、腐朽的文化阻碍着经济的发展

d 先进、健康的文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实例探究5］“重男轻女”本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财产继承关系的反映，但时到今天，这种思想依然残留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这说明 （ ）

①文化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源:高考资源网]

②、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③文化可以脱离经济而存在

④文化有其自身的传承性

a、②③ b、②④ c、①③ d、①④

文化综合政治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第7篇

我国公民依法参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即公民的政治参与，最根本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主要包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种形式。它们的方式或途径主要有：

民主选举的方式：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

民主决策的方式：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

民主管理的方式：民主自治包括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制度

民主监督的方式：信访举报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监督体征会、民主评议会、网上评议政府等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1)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

浅议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 第8篇

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是从很早就开始的,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所写不同气候对人的禀性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政治统治形式;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特别论述了美国独特的民情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 实际上可以看做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及政治统治形式的作用。1956年,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疑问, 首次使用了“政治文化” (political culture) 的概念, 用它来划分和比较不同的政治体系, 此后政治文化成为政治学中重要的分析性概念。

一、政治文化概念及其与合法性的关系

身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创者,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有关政治文化的论述严谨而富有启发。在谈到政治文化研究的价值时, 阿尔蒙德指出, 每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某种决定政治活动取向的模式中, 后者对于政治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变迁起着“取向”的作用。在《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一书中, 阿尔蒙德与维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阐释政治文化的内涵, 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 对于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在宏观上政治文化表现为一种体系, 是指“被内化于该社会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 它是政治体系的主观心理部分, 是政治行为的基础。在微观上, 政治文化有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三种心里取向模式构成。根据政治取向在全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 他将政治文化划分为“村民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三种典型类型。一般来说, 村民型、臣民型、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分别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民主的政治制度相一致 (1) 。

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 将一切社会角色赖以存在并发生交往行为的环境称作“社会系统”, 此外还存在文化系统、个人人格和行为有机体三类系统。各个系统因信息的交换作用而呈现以下关系:文化系统在信息方面限制社会系统, 社会结构在信息方面控制人格系统, 人格在信息方面控制社会有机体。在帕森斯看来, 政治体系不仅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是社会系统中唯一与实现目标功能有关的部分。因此, 政治体系与文化系统、其他系统之间发生“交换”关系:文化系统构成政治体系的外部环境, 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的支持 (2) 。

所谓“合法性”, “这个概念意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 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内容,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在某个社区或社会范围内, 政府、政权、政治统治如何依靠价值观念或与价值观念相适应的规范有效运作:其次, 是这种有效性的范围、基础和来源。由此可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价值问题, 他绝非来源法律或命令的强制规定, 而是直接源自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何为正确或正当”所持的观念和判断。

马克斯·韦伯通过其社会史的研究, 发现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 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 这种信念也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有了这种合法性, 这个社会活动系统中的人们就会服从来自这个系统上层的命令。韦伯把发出命令的一方看作是统治者, 对统治者命令服从的情况, 取决于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 当统治系统拥有的合法性程度高的时候, 统治者的命令得到服从的程度也就高。反过来说, 这种对命令的服从情况也就是统治者的合法性要求得到实现的程度, 即统治者的要求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合法性, 他的命令也就会得到相应的服从。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论述, 在一个传统社会中, 政治合法性往往取决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 取决与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所遵守的宗教习惯, 或取决与政治权威人物的个人魅力, 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 政治的合法性则取决与政治活动的民主宪政基础。不论建立在何种合法性基础上, 政治统治都必须与当时主流的政治文化相适应, 否则, 就会导致人们对政治的正当性产生怀疑, 其结果要么是弥漫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冷漠, 要么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政治不信任而爆发政变、内战、革命以及相应的政权和政制度变迁 (3) (4) 。

二、合法性:价值与规范

政治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 政权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合法性体现一种价值判断。

首先, 笔者认为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价值问题, 即什么的政治是正确的、正义的、至善的。这关涉到政治之目的及政治之手段的问题, 政治追求的目的必须是正确的, 其次目的不能决定手段合理, 要用正确的手段来实现正确的政治目的, 这是对政治合法性进行评判的一个标准。从合法性的价值内涵来看, 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

一方面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使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合法性的观念。文化在先, 合法性在后, 即合法性的观念是相关文化观念的产物, 文化塑造合法性。文化是个复杂而宽泛的概念, 有关政治合法性的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说是核心的部分, 政治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不正自明的问题, 合法性需要文化上的证明, 从文化上获得支持, 这种支持是稳定而持久的的。另一方面, 一旦人们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观念确立, 合法性问题便从文化中独立出来, 文化有稳定性一面, 也有变动性的另一面。新的政治文化在不断的产生, 统治政权为了证明其合法性创造新的政治文化, 经过传播而深入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在价值观念上是否能达成共识是很值得怀疑的, 尤其是在存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社会里, 价值观念上的对立往往难以调和, 政教分离后, 宗教在政治上平等的, 政治采取了价值中立的立场, 没有强制性。政治若偏向其中的一种, 则难以获得其他价值观的自觉服从, 因此政权必须获得公共价值观, 或是模糊或是放弃自己的价值观, 采用价值中立的做法, 站在没有价值观的立场上, 像机器一样不偏不袒地维护公共秩序。

其次, 合法性问题也是一个形式性的问题。形式是相对与实质而言的, 政治价值问题是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性问题。自从人类发明代议制之后合法性问题就成了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代议制理论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之上。卢梭 (Rousseau) 认为, 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公意必须表现出来, 而公意的表现形式就是人们直接的投票。合法性问题成了选举投票问题, 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就具有合法性, 反之则不具有合法性。卢梭反对代议制, 主张直接民主制。投票问题是一个形式性的问题:第一, 在存在利益冲突和终极价值信仰冲突的情况下, 人们是否真正对某一问题达成一致性的方案, 这很值得怀疑。第二、大多数人赞成是否就真的可靠也很值得怀疑。通过选举学知识, 选举是技术性的, 财团操纵政客, 出色政客发表演说迎合选民的需求,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影响选民的观念。形式与内容、目的与手段相分离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人们要从中辨别真伪, 善恶。正如哈贝马斯 (Habermas) 所批评的:“在今天, 社会科学家对合法化问题的处理, 大多进入了韦伯的‘影响领域’。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 (5) 这样, 合法性作为统治的前提就是不需要前提的, 统治如何获得合法性, 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也就是说, 合法性主要意味着赢得社会公众的同意或忠诚, 至于其他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标准则不在考虑之列。哈贝马斯对合法性问题上的这种理论倾向是持否定态度的。

三、合法性与适宜性

我们还要区别政治合法性与政治适宜性。政治合法性不同于政治适宜性, 合法性是价值问题也是程序问题, 在合法性中存在普遍价值之争, 也即有没有政治价值观是全人类共享的, 并应该共同遵守的, 如果普世价值是存在的, 那么就要共同遵守, 同时程序合法性理论为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标准。而政治适宜性则与一国的现实国情密切联系。其中文化最具有民族特殊性, 文化的适宜性是十分重要的方面。政治的适宜性是个特殊性的问题, 最理想化的政治并不是最有效的, 一国施行怎样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制度应根据自身情况来定。

在东亚, 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的政治统治看起来是专制的, 未开化的, 政党、政府的更替不是通过选举程序来实现, 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这使得该政权的合法性不足。但政治相对稳定, 经济稳步发展, 人们生活和谐等等, 并没有因程序合法性不足而导致政治动乱。这些国家的政治因为其适宜性而获得人们的赞同。这也就引起我们下面的思考:当合法性与适宜性相冲突时, 何者优先?笔者倾向于适宜性优先, 合法性反映一种价值追求和良好的程序保障, 但适宜性要解决的现实政治秩序要更迫切。没有适宜性也就不会有合法性。

四、现代性、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

现代性是近些年来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 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对之进行研究, 表明现代性内容复杂, 具有多面性。给现代性准确的定义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现代性首先被看做是一种时间观念或历史观念, 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 这种历史观指向未来, 以为“来来”指导“现在”。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说, 在黑格尔那里, 现代性成为一个时代概念, 新时代是现代, 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发生于1500年前后的历史事件成为划分现代与前现代的界标 (6)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什么是启蒙》中把现代性看做是一种态度, 把自己与时代、未来联系起来的态度, 期待从未来那里寻求人存在的意义。现代性在政治领域催化了两个过程:一、政治理性化的过程;二、政治世俗化的过程。而今这两个过程都产生了很大的恶果, 一、理性的过度滥用;二, 政治世俗泛滥。这使得现代性最终走向反对现代性, 即墨西哥诗人帕斯所说现代性不断地“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

在这种现代性的背景下讨论政治文化与政治合法性, 也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启蒙运动开启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基础之上, 如果质疑这些政治理性和世俗价值, 那么就动摇了合法性的根基, 或者说对现代政治失去情感和信仰。这正是现代政治面临的困境。非理性的政治和天国的政治已不具有合法性, 这表明政治不会后退回去, 人们要求的是更高级的合法性, 笔者的直觉是这种合法性不是来自于统治者, 而是来自于被统治者。被统治者统治自身的合法性, 乃是自己为自己立法, 自己约束自己。这其实也是现代民主要解决的问题。

注释

1 (美) 阿尔蒙德 (Almond, G.A.) , (美) 维巴 (Verba, S.) 著马殿君等译.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2塔尔科特·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3 (德国)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4曹沛霖, 陈明明, 唐亚林主编.比较政治制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58-62.

5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206.

政治文化与比较政治学 第9篇

只有在“文革”结束后，沉睡了近三十年的政治学才破土而出，步入了学术的殿堂，走上了科学的正轨。

作为例证之一，就是我刚读过的一部书稿《比较政治分析》。这本书是这些年来国内第一部有关比较政治学的专著，作者也恰是近几年来在政治学界崛起的第一批年轻学者之一。仅这件事本身，也有某种历史象征意义。本书综合现代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围绕相互联系的十个方面的主题集中论述了当代比较政治学，这十方面即：政治时代(分析当今时代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它作为一个政治化的时代的特征)，政治国家(国家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功能)，政治形式(对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因的纵横两向度的比较)，政治过程(当代政治活动的动态分析)，政治决策(决策的形成机制和执行过程)，政治文化(比较不同社会形态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及其对政治体系的影响)，政治思维(人类对政治根本价值的思考)，政治发展(对前景的估价)，政治世界(国际社会的政治关系)，政治科学(政治学的沿革、趋向及社会作用)。相信大多数读者都将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开启思索的阀门。

通读全书，不难体会到作者从政治体系的主体及其生态环境的二元运动这一主导观念和独特视角出发，对纷繁杂多的政治现象的艰苦思考，并感受到其力图捕捉新的时代脉搏的可贵探索。

作为一位勤奋的学者，作者阅读了大量资料，并在长期教学科研的实践中独立运思，融会贯通，这就为本书的信息量和知识性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视为对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各种成果便览，提供了某种当代政治分析的各家学说大要。虽略嫌简略，仍不失其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作者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框架，从中不难时时窥见作者的创意。虽然如作者言，本书是一种宏观研究，然其中仍有些微观信息，值得细细品味。

理智化而非情绪化，现实化而非理想化，条分缕析而非浪漫想象，加之阐述清晰流畅，不乏生动之笔，这些都增加了本书的可信性和可读性，值得推荐。

我不想全面而精细地估价此书，这也不是我这短短的书评所能胜任的，这里仅仅把注意力汇聚于如下三点：

1.政治文化与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

2.对政治思维的思维

3.利益集团的合法化和政治体系的法治化

一

在政治文化这一章中，作者从政治信仰，感情偏好，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等各个文化角度考察了各不同的社会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分析颇为细致周到。

如所周知，一个政治体系(一般指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其政治形式直接与此体系的政治文化水准相关，即，这个体系的组成者的普遍的政治信仰，感情偏好，价值取向，理想追求，直接制约它的制度形态。这也就是通常所谓，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往往从根本上决定了该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和实际的统治方式，极而言之，从根本上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形式的国家。这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适应的。不可想象，对当代美国国民有可能实施希特勒式的或康熙式的政体和统治方式，也很难想象，对康熙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或对现在黑非洲最贫困、落后国家的人民，有可能移植英国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要而言之，政治文化是政治形式(制度)的深层结构，而政治文化作为整体文化的一个方面，又与该社会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概览整个世界历史，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所说的政治文化，主要指政治体系内的特定政治行为模式、信仰系统和每个个人政治倾向的模式等，基本上属于政治的主观意识领域，包含认识性成份、情感性成份、价值性成份和理想性成份，并且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性。

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如何，与之相应的政治形式也就如何；反过来，某种政治统治形式、制度在长期的运行中，也会逐步塑造国民的某种文化素质，同化其政治形式下的文化形态。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和顽固性，因此，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和困难，因而，就基本方面而言，是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制约了政治形式，而政治形式总的来说只是文化这一深层结构的外化而已。于是，我们看到逻辑结论是，不存在统一的对所有文化体系都适合的政治制度模式。

这是第一步结论。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有没有对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统一模式呢？很明显，由于一种文化必须与一种特定的人类共同体相适应才称得上好的文化，既然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类共同体，既然不存在绝对超越的参照系，因此，也就没有抽象意义上的绝对的最好文化，正如作者指出，“政治时代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不能绝对地说哪一种文化形态比另一种文化形态优越多少。”(《比较政治分析》第172页，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

倘如此，我们似乎将落入某种彻底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形式的相对主义，也落入了某种完全被动地顺应政治现实的犬儒主义，从而放弃了对社会进化的追求。

作者并未屈从于这种犬儒主义。

根本的原因在于当代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我们共处于“全球村”的时代。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海洋中，完全与世隔绝的政治体系孤岛已不复存在，在这种状况下，“西方各个民族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东西方政治文化相互交叉，当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相互并存，都是政治时代的基本趋势。……现代通讯、交通建立了世界性社区，文化传递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事，狭隘的民族主义，血亲关系、家族感都将化为陈迹，一种新的博大的世界主义精神正在诞生。”(第173页—174页)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在这样的大规模空间接触的世界性过程中，在这种博大的世界主义精神下，文化选择和文化逐步统一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增强了。虽然，人人都看到了文化多样化的事实，并且也都确认它的价值；但人们更清楚，文化的交融和某种趋同化、部份政治形式的变革，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变革的动力，在纵向，来自历史的经济和精神运动的驱迫；在横向，也源于现代各开放的政治体系的大规模空间接触的推动。事实上，它是多元并存的各种文化竞争而必然导致的逻辑后果。以我国为例，作为我国现行政治文化中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并非来自我国本土，而是产生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西方，这就是一个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例证。而鲁迅等五四先驱们所进行的根治国民劣根性，及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卓绝努力，正是为最终变革黑暗政治形式的极有远见的着眼点。他们正是利用文化交融的历史契机，进行着东西交融的文化综合，从而使中国在全球性的文化(生存)竞争中免于被淘汰的命运。五四先驱业已清醒地认识到，对文化传统和对国民素质的改造才是根本的改造；而只有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的根本变迁，才有可能使政治形式、政治制度真正稳定而不可逆转地从根本上变迁，从而避免换汤不换药的历史丑剧，进而真正彻底地变革业已过时的黑暗政治现实。

综合上述，可知，作者通过详尽分析所获的两点结论是有说服力的：首先，不存在某种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框架和政治形式；其次，我们也不能因循被动地单纯去适应生态一文化环境，无论是对政治形式或政治文化，人类都有权利也有可能去变革它。须知，以宏观历史的眼光鸟瞰，文化与政治形式二者都曾经历过并在继续经历着演变。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之前和之后，英国的状况就很不相同。事实是，英国人民找到了与他们的文化形态能更好配合运行的政治形式(体系)。这就表明，客观的标准仍是存在的。

二

本书探讨了政治哲学的某些根本问题，特别是在“政治思维”和“政治国家”两部份中，尤为集中。

一旦进入这一历史悠久的主题领域，我们立即发现有显眼的两极：个人与社会。而在政治时代，这两极实质是：个人与国家。这里着重讨论后者。正如作者所说：“人与社会的主题始终是人类政治思维的主要对象。”(第226页)“当代人类思维对政治的探究，更加依赖人与社会的主题框架。”(第196页)这里的核心在于：两极之中，什么是首要的、第一的或根本的？也即是说：政治哲学的终极实体何在？

仔细考察的结论是：即使在欧洲的同一文化传统中，对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的。最主要的，是存在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个体主义和国家主义。

虽然康德曾宣称“人是目的”，但他并不代表大部份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政治哲学家占统治地位的看法。人们发现，德国传统，尤其是黑格尔之后的德国传统，一直是国家主义的大本营。他们的根本观念是：国家是政治哲学的终极实体和根本目标。国家并不是单个个人的总和，它的目的也并非是为每个个人的利益服务的。它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化身。在这个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民族共同体中，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争取个人的权利和幸福是卑鄙的和不道德的。

正如黑格尔所说：“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法哲学》第254页)他进而宣称：“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同前书，第258页)，国家“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同前书，第259页)

这种彻底的国家至上主义实质上是主张，存在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比每个个人的生活高出千百倍，这就是某种神秘的国家生活、整体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的唯一最高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上述最高的总体生活而牺牲自己，个人只是总体的工具。而战争，就是这种国家英雄主义的极至，也就是贬低个体的人生观所能达到的顶点。

这种德国政治思维传统的理论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和斯宾格勒，实践代表人物就是军国主义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党魁希特勒。

与之相对立的传统是英国式的政治思维方式：个体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根本点上，它与前者针锋相对。它的终极实体是个人。个人才是最高的目的，个人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个人价值、个人尊严、个人独立、个人自由，它们至高无上。但为保障各自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人们互相达成协议，订立契约(法律)，各自让与部分权利组成国家，这就承担了与权利相应的义务。这些个人作为社会的主人，委托一部份人进行管理，国家从根本上是被看作一种公共职能机构，官员则是社会成员的公仆。国家只是工具，是为每个个人服务的，它根据法律，保障每个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和自由。国家公职人员可由社会成员通过经常的法律程序撤换。这种政治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强调个人作为自己目标的最后判断者，个人在法律范围内有自由选择和行动的权利，争取个人的权利和幸福是理所当然和无可非议的。在国家关系上，提倡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这些，就是英国传统的基本点。

这一传统的理论代表人物是英国人洛克、穆勒、罗素、培罗德·拉斯基，法国人狄骥以及德国人康德，而它在实践上的代表人物则可举出美国政治家林肯和英国政治家邱吉尔。

这两种传统导致的社会形态的对比是鲜明的。依德国国家主义传统看法，权力是属于整体的，社会恰象一个金字塔，每个人都有一定地位，或者命令别人，或者服从别人，从总体上看，二次大战之前，近代德意志民族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于命令与服从的权力等级的区分上面，而近现代英国(及与英国类似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奠立在财产的多寡和贫富的差别之上。换言之，前者是个兵营化的政治共同体，后者则是商业化的政治共同体。

以国家为最高目标的哲学，施行的结果使国家遭受无穷尽的浩劫；以个体为根本目标的政治哲学，虽然导致了国家的繁荣，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这种繁荣是不稳定的，现有的稳定是相对的。但这种历史的逻辑还是引人深思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人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兵营化”的政治体系正逐步向“商业化”的政治体系转化，德国传统正向英国传统靠拢，西德与日本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当今，“‘反国家主义’正风行一时”(第50页)(当然，这里所反对的“国家主义”与本文前述的国家主义有所不同，本文所指的国家主义，实质上是国家至上主义。但二者仍有某种精神相通处)。由这里，我们也看到历史运动的某种难以避免的进程。

论及此，我不由想起斯宾格勒曾下过的判断，他认为：“西方三个最后的国家所企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有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英国)、平等(法国)和共有(德国)。”这三个口号在政治实践上最典型、最集中的代表就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德国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

当我们研究西方的政治体制时，除了看到它们的共性以外，对比这三者间的区别及其后果是意味深长的。

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探讨，过去国内学术界还未仔细深入地进行过，而本书特别强调政治思维中“人与社会”这个永恒的主题，我想，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三

与个体主义的政治哲学相关的另一点，就是确认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

本书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实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社会上并不存在普遍一致的社会价值，更多的只是利益集团和个人的价值观念。”(第150页)

事实上，本书所阐述的团体决策和搏奕理论的精髓和依据，都奠立于利益集团的划分之上，这绝非偶然。

作为现实主义者，只能面对这种现实，而不是掩盖这一现实，更不能否定这一现实。重要的是，政治体系应以上述事实为出发点和根据，确立某种公平的规则，使各利益集团通过种种合法的途径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诚如作者所说：

“政治体系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各利益集团的竞争规则，平衡各相互冲突的利益，制定公共政策。任何公共政策，均是利益集团经过一个竞争过程后达到的均衡。均衡取决于政治共同体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变化，公共政策也随之而变。”(第151页)

这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事实上，政治体系的基本构成形式也应以上述事实为依归。这就是说，可以把上述思想更彻底地推到逻辑终点：把利益的概念扩展，把政策的地位升格。这里利益的概念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及其它内容，使公共政策的地位上升到根本法律的地位，这里的法律就是政治体系的最根本的“竞争规则”，它以如下原则为基础，

(1)承认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

(2)承认各不同集团有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3)法律是调节各集团利益的最高的公开的准则，各利益集团只被允许在法律范围内竞争

(4)除法律外，不存在高于或超越于各利益集团之上的“总体利益集团”或个人，不存在全知全能的高于法律的绝对最高权力实体或个人

(5)制定与修改法律的立法机构是经由公正选举而授权的。选举是有规则的和公开的。法治社会的法律，是事先公开宣布的一般原则——竞赛规则(不针对特定集团与个人)，它使利益集团或个人能预见国家机器运转的规则，预先知道自身在某种条件下能做的事不能做的事；在法律面前，各利益集团和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以合法手段争取自身的利益，进行公平竞争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公开化和规范化。公开化才有可能有舆论和各对立利益集团的监督，规范化才对各集团和个人公正合理，利于社会稳定。从而使各成员各得其所，各获其益，相互竞争，动态平衡。

过去我们不敢承认利益的不同，有时矛盾被掩盖而酿成大动荡乃至文革式的浩劫。这个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鉴于此，可以说，承认各不同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使之纳入法律运行的范围，使政治竞争公开化、规范化、合法化，这是健全法治社会的必由途径。本书使这一主题进入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应当说，在国内具有开风气之先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