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

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精选9篇）

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 第1篇

暑假里，我读了抗日烽火一书，令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其中，一篇题为摧不跨的红色堡垒我印象最深，这是一则记叙反“清乡”斗争中湖泾支部的故事。 1941年6月的一个晚上，在湖泾村一户人家的客堂里。站着全体党员，他们在一起讨论“清乡”问题。最后，他们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前宣誓。7月1日以后，干部章明、党员朱四四等不幸被捕，最后，朱四四牺牲了，沈三三被装在麻袋里活活摔死。他们不亏为党员，危难时刻都守住了党的机密。七月里的一天，有位积极分子找到了部队，告诉他们任天石司令的行踪已经被敌人发现，知道他坐船来到湖泾以后，日本人封锁了河道，为了保护任司令，沈志明让两位同志划一条船将任天石接走。日本人找了半天，仍不见踪影，接着他们找到保长，其实保长就是一位抗日骨干。他说：“这船是郎中先生的，是村上人得霍乱去请的。”鬼子一听就赶紧离开了湖泾村。 读了这些曲折紧张的`故事，我明白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因为有了这些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而得来的。现在我们买房、买车，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更应该努力学习回报祖国，作为小学生，我想，我在学习上要有不怕困难的精神，遇到难题多动脑筋，多向人请教。还要向革命前辈学习，爱劳动，多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还要自觉保护环境，用实际行动保护革命前辈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

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 第2篇

我到县里以后查阅了全部案卷，找当事人谈话，弄清了案件发生发展情况以及虚假的口供和证据。好在没有死人，主要做思想化解工作。我找许多人谈话，承认政府办案有错，但也批评有的人没有象李绳武那样坚持真理、不说假话，而是乱招乱供，制造混乱，将案子搞得愈来愈复杂。不少当事人心服口服。东南地区社会上层人士、地方上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我都很熟悉。经过我耐心说服，大家的怨气很快都消了，又愉快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打败日本鬼子出力了。

1945年4月到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党的“七大”召开过程中，淮南抗日根据地前沿的广大军民发动夏季攻势。6月1日，路东军分区司令员罗占云指挥独立团与冶山支队、六合总队各一部，向东沟敌据点发起攻击，激战七小时，伪军主力警卫三师九团三营全部被歼，俘伪营长等300余人，缴获迫击炮民、轻重机枪、掷弹筒、步枪等大批武器。

抗日烽火中的白衣天使 第3篇

本篇讲的是战地医护人员的故事。这里的天使, 不禁不让人联想到《黄河绝恋》里面那个女大学生转变为八路军护士的安琪。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 动荡的国土早已放不下书桌, 无数青年学子为保家卫国, 都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 对于女学生来说, 从事医护工作则是常见的选择之一。

1939年, 一个刚刚毕业的小护士被分到了第三战区的重伤医院, 后来, 她回忆说, 那里每天都有锯手锯脚的, 她很害怕。但是没过多久, 小护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 她主动接受伤员, 给他们唱歌, 还替他们给家里写家信, 伤员们都盼着重返战场, 但可惜, 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再回战场了。

小护士回忆说, 医院的山背后, 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墓地。

医生与伤患之间的故事是最能打动人的, 尤其是战场上。有个担架兵回忆说, 忻口会战, 他在前线抬担架, 看见营长负了重伤, 就过去抬, 营长说别管我, 还有比我伤更重的, 他又去抬伤更重的, 结果伤员说, 别管我, 还有比我伤更重的。如此几次, 担架兵的眼里已经全是泪水。

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最难的是找不到全面的抗战时期战地医疗的资料, 照片, 影像, 还有数据。我们除了那些援华的外国医生, 找不到自己同胞, 那些中国战地医生的名字。

他们是战场上的天使, 但有太多太多人没有留下名字, 等到我们想起他们的时候, 却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这是我心中的遗憾。松山战役的时候, 日军的记录里记得很明白, 哪怕是一个兽医, 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我们却找不到自己人的名字。

负伤与救护

1940年2月17日这一天, 时为第十集团军八十六军七十九师战士周良柏经过了一场枪林弹雨的战斗。从那一天起, 他永远失去了一只胳膊。

当时两方面的火力都对准了一座桥, 单单是双方面火力相对已经僵持不下, 必须要人冲上去了, 步枪已经不大起作用了, 都是机枪扫射, 一场枪林弹雨开始了。冲上石桥的周良柏被日军子弹击中, 倒在石桥上。对受伤时的情形, 周良柏记得清清楚楚:“受伤的时候, 开始自己不知道, 就是麻了一下子。”转头去看自己的伤口, 发现子弹并没有打穿自己的胳膊, 因为根本找不到出口。他心想, 糟了, 子弹在里面没有出来!“血一涌, 心里面讲不出的难过, 究竟怎么难过, 我现在也交代不清楚, 就是感觉很难过, 把袖子抓住, 手一松……全身都是血。”

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中, 战友把周良柏拖下了战场, 送往医疗队。当时, 担架已经没有了, 医疗队的人找到一个藤椅, 用梯子扎起来, 就做成了担架。

那时候, 每一团只有一个医疗队。医生用橡皮管子把周良柏受伤的胳膊扎住了。止住血以后, 因为他伤势严重, 医疗队为他做简单的处理后, 就将他送往野战医院了。周良柏说:“师里有个野战医院, 因为没有房子, 就是随便走到哪里就临时搭起来的, 所以叫‘野战医院’, 其实就相当于收容所罢了。”

由于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大量伤员, 被送到野战医院的周良柏来不及被救治, 就又被送往宜阳的后方医院。伤口的疼痛折磨着他的神经, 使他每天都要和疼痛做着激烈的斗争。一个星期后, 他被送到了宜阳, 但已经错失了最佳治疗时间。周良柏说:“在那个时侯, 重伤就是死亡, 轻伤也变成重伤, 我这个伤是不轻不重的伤。到底关节和血管都被打断了, 但生命还是保留下来了。”抗战期间, 有很多像周良柏一样的战士, 他们冲上战场受了伤, 却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再也无法返回战场。那时, 由于战线过长, 中国军队的药品以及后勤补给严重缺乏。而现代战争中, 正面战场拼的不仅是战争意志和武器装备, 更是后勤与医护。

周良柏记得那个时候他们身上全是虱子, 衣服换下来了没办法洗, 就把脏衣服放在一边, 换上别的衣服, 等到换上去的衣服又脏了, 就又把脱掉线的衣服换上来, 轮流穿着脏衣服。战士们穿着脏衣服冲上了战争, 他们中的很多人没能再回来。非战斗减员成了抗战期间各部队医疗人员面对的最大问题。

余慕贞当时是第三战区重伤医院的一名护士, 她记得每到一个医院, 都会看见山上有很多坟墓, 一大片一大片的, 都是在战争中死掉的伤病员。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 好多人她都不认识, 但是遇到知道名字和家乡的, 她都会给死伤人员家属写信。

琴声与伤员

1943年, 七十三军作战参谋谭昆山被送到了后方的伤兵医院。在常德保卫战中, 一块弹片插进了他头顶右后方的位置, 伤口感染了, 高烧四十多摄氏度, 情况已经非常危险。

脓血淤积在谭昆山的伤口里, 负责看护谭昆山的看护长见状, 做出了一个令谭昆山意想不到的举动:

看护长拿来一个大号漱口杯, 竟然开始用嘴直接对着谭昆山的伤口, 一口一口地吸里面的脓!吸一口, 吐出去, 然后猛喝一口水漱口, 又吸吐、漱, 这套动作, 她反反复复地做……直到伤口中的脓血彻底清理干净。看护长当日的惊人之举, 让谭昆山的伤势很奇迹般地得以控制。

谭昆山老人回忆起这件事, 眼里闪着泪光, 说:“我看了心里难过, 我亲人都没有那样对过我。”在谭昆山看来, 这位看护长已是他最亲的亲人, 而这件事, 也让这个叫戴新华的看护长, 成了他心里永远的感动!

谭昆山后来知道戴新华看护长对哪个伤兵都很好, 伤兵都亲切地喊她戴姐。戴姐口琴吹得很好, 天气好的时候, 她就会把伤员们带到湖边, 然后吹口琴给他们听。静静的湖面, 悠扬的琴声, 那颗被战火所累的心也似乎可以安静下来。

谭昆山伤愈后, 还经常会想起那位看护长, 他总想回去看看她。过端午节的时候, 谭昆山腌了盐蛋, 又拿了粽子, 要去要感谢看护长和护士们。然而, 谭昆山没有找到那位看护长, 等待他的是一群神色悲伤的护士。“一到那里,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几个看护长和护士都很悲哀的样子。”谭昆山说, 几个护士告诉他, 戴姐被炸死了。这个消息, 对谭昆山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原来, 有一次日本人的飞机来了, 所有伤员被疏散到山里, 但是还有六七个脚伤了, 走不动。面对这种情况, 戴新华毅然决定坚守下来, 陪着那些不能离开的伤员们。结果, 日军的一个炸弹就把土砌的房子炸垮了, 看护长没能逃出……

年轻的看护长在日军的轰炸中献出了她宝贵的生命, 听到这个消息的谭昆山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为大姐树了一块碑, 然后带着满腔的悲愤返回了战场。

戴新华只是抗战八年中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 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天使为了挽救伤员而去世。稍微值得庆幸的是, 从谭昆山的口中, 我们至少知道了她的名字———戴新华。

根据抗战时期《保盟通讯》所做的一项调查, 按当时中国一线部队人数计算, 至少应配备30000名合格的医生, 然后实际情况是, 只有医生6000名。治疗是一种悲剧性的努力, 因为几乎无药可给伤员。在中国西北地区, 仅有60%的伤员能得医治, 陕甘宁边的医生, 4人合用一副听诊器, 3支针管要给60位病员打针, 外科手术用的橡皮手套, 破了补, 补了破。

李维英当时是八一二○师的一名文化教员, 他清楚地知道抗战时期的医疗条件有多差。“虽然是野战医院, 但是没有女护士, 都是男护士, 就连男护士也不多;医生更不多, 伤员太多, 顾不过来。总之, 就是缺医少药。”当时八路军的医疗水平相对更加落后, 许多伤员只能寄放在老乡家里养病。

1939年3月, 伤员李维英被两个老乡抬着送往野战医院, 由于路途太远, 深夜他被寄放在小山村一户老乡家里。进屋以后, 担架被放在了一个柜子上, 李维英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半夜, 他醒了, 看到屋里黑黢黢的, 只点了一盏小油灯照亮。他恍恍惚惚地听抬担架的老百姓讲:“看样子明天送不到了。恐怕他今天晚上就要咽气了。”送不到了, 怎么办呢?这时, 就听见一个老太太说:“这么年轻的孩子, 爹娘现在在哪儿?真可怜!不能看他死, 怎么着也要救一救啊!没有药又没有医生, 我们这地方又穷, 要不我们试试给他灌点姜汤吧。”听到这些, 李维英心头很暖, 但又很酸, 失去了知觉……

天亮时, 李维英又醒了过来, 他发现老大娘还守在自己身边, 把自己仅存的一点小米熬成汤, 喂给他喝。李维英有了点精力, 老乡们连忙把他送往野战医院, 乡亲们就这样为他赢得了抢救的时间!

但是, 他伤得不轻, 重病要靠护理。野战医院他寄存在另一户老大娘家里, 让老乡帮忙护理。李维英说:“没有她护理我就没命了。”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 因为失血太多, 重病的李维英几乎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怎么吃饭, 怎么大小便, 他自己完全不清楚。李维英就这样在老大娘的照料下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 他慢慢挺过来了, 可以坐到炕上了。医生来家里检查, 说他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了, 但因为野战医院条件太差, 所以建议再恢复几天, 最好是送到延安。“临走的时候真是掉了眼泪了, ”李维英说:“这个姓刘的大娘, 还有喂我姜汤的那个, 两个大娘救了我一命。”

李维英被送去延安治疗。后来他总想回去看看那两位老大娘, 却一直没有机会, 这件事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那时, 许多战士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些朴实的老乡在最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 成为战士们心中的天使。

驼背的医生

1938年,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开始向中国战场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械, 在近4年的时间里约给前线送去各种医药救济物资120吨, 各国援华医疗队, 也纷纷来到中国, 帮助中国人民抗战。

1938年3月, 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率领一支3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来到延安。随后, 白求恩奔赴前线, 出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李玉茂老人曾经亲眼见过白求恩, 他说:“他的眼睛不是蓝色的, 好像发灰, 身材细高细高的, 大概做手术时间长了, 背有点驼。”尽管已经过去60多年, 因为脑血栓对于过往记忆已经有些模糊的李玉茂, 对于见到白求恩时的情况却依然无法忘记。

1939年4月22日, 日军吉田大队八百余人由河间县城进犯城北三十里铺, 一二○师师长贺龙判断, 该日军可能在周边据点日伪军的配合下进入齐会地区进行“扫荡”, 于是集中兵力, 准备围歼进犯日军。23日晨, 日军由三十里铺东进, 在炮火掩护下, 向齐会村发起进攻, 将第七一六团第三营包围于村内。

李玉茂记得, 那天敌人围攻得最厉害, 打得最凶就是原六团三营。三营营长王祥发率领400人迎战日军800人的大队,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日军前来。在几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后, 敌人随即焚烧房屋, 向齐会村以及北面的大朱村施放毒气弹, 师长贺龙以及大部分战士中毒, 情况十分危险。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 白求恩大夫被火速请到了冀中为贺老总和战士们排除毒气。

此时, 白求恩的战地手术室就设在离主战场不到三公里的一座庙里, 在教会战士使用口罩蘸湿尿水捂在嘴上解毒的办法后, 他继续在破庙里为伤员救治。后来, 这个破庙改成的急救所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日军随即准备对那里发动进攻。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长劝白求恩赶快转移, 因为这里实在太危险了。可是, 白求恩却说:“这么多伤员不怕死, 我们怕死吗?”

白求恩不愿意就这样离开阵地, 他同意将伤员转移, 然后跟随战士前往阵地, 在那里救治伤员。往往是有伤员来了, 白求恩利落地把手一洗, 手套一戴, 马上就趴在担架上做手术。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手术台, 就是在伤员被抬来的担架上做手术。

战况紧急, 白求恩看着那些等待救治的伤员, 心里非常着急。李玉茂说:“有时候那些医护人员递钳子递慢了, 白求恩就发脾气。”

大部分的战士没有和白求恩说过话, 他们对白求恩表达感情的方式只有微笑。战士们知道, 自己受伤时会有白求恩大夫给自己治疗, 他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冲上战场, 这是一名战士对一名战地医生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此时, 负责伏击日军援兵的八路军游击队分别击退敌人, 而一二○师主力部队也完成了对齐会村吉田大队的包围, 随即总包围战打响了!齐会战斗一共激战三昼夜, 八路军共击毙日伪军七百余人, 日军吉田大队长率领残部八十余人仓皇逃脱。李玉茂和战友来不及庆祝, 就随部队离开, 准备接着打日军。而白求恩也收起医疗用具, 带领阵地医疗队回晋冀根据地。当时没有车子, 都是用牲口来代步的。

李玉茂说当时白求恩的药品用一头骡子来驮, 工具用另一头骡子来驮, 白求恩自己骑着一头骡子。“只有三头骡子招呼他。”李玉茂玩笑地说。

没有临别的拥抱, 也没有感谢的话语, 战士们就这样默默地望着这个只接触了三天的白求恩大夫远去。

1939年10月, 日军扫荡晋察冀根据地, 当时正准备回一次国的白求恩听到消息后主动留了下来, 赶往前线。他在一天的时间里就为13位重伤员做了手术。当为一位头部严重感染的伤员实施排脓手术时, 白求恩本已受伤的手指又被感染, 致使病毒侵入了他的血液。医务人员说:“白大夫, 把这个指头去掉吧。”白求恩说:“外科医生把指头去掉怎么工作?”

就为了能继续给战士们做手术, 白求恩任由病毒慢慢侵入他全身的血液, 不愿离开手术台的白求恩身体越来越虚弱。

1939年11月12日凌晨, 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仅给中国抗战军民以极大的感动与鼓舞, 还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日军及狂热的日本民众:缺乏国际主义精神的狭隘民族心理, 正是他们酿下这一滔天大难的根源。

1939年秋季的一天, 李玉茂听说冀中的人员和晋察的人员给白求恩开追悼会。听到消息的李玉茂哭得很伤心。

直到今天, 李玉茂老人依然无法忘记这个只见过几面的外国大夫, 而灰蓝色的眼睛、细高的身材以及微微的驼背, 也成了白求恩留在他心中永恒的形象。

杰弗·里豪是白求恩大夫的侄孙, 他说他小的时候, 祖母总会跟他和弟弟妹妹提到白求恩医生, 告诉他们关于白求恩的事。但是, 在加拿大没有人真正谈论他、提及他, 他被遗忘了。

杰弗说:“我为他的生平和成就, 还有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能够被人们所熟知, 到现在仍然被传颂而骄傲。我想延续白求恩医生的精神, 我很高兴有幸做这件事情, 我还想让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记住这位伟大的人, 事实上, 我想让全世界人民都能记住他。”

是的, 全世界人民都会记得, 这个蓝眼睛高个子的加拿大医生, 也会记得那些在战争中为伤员们辛苦奔波的医护人员。虽然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姓名, 他们的故事也很少被人提及, 但是, 我们都知道, 他们都是我们心中的天使。

抗战胜利的勋章, 永远有他们的血和汗。

阳光, 天使

在抗战期间, 像白求恩一样的医疗队员还有很多。当死亡逼近的一刹那, 他们在想些什么呢?

“心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非常非常平静, 知道子弹一来就一下子打死了, 死以前的平静还是很幸福的。”时任山东纵队后方医院二所所长的刘御说。

1941年, 日军调集五万兵扫荡沂蒙山区, 刘御所在的部队被困在了一道山洼里, 敌人把整个山区都包围了, 只剩下一道叫做五通沟的口子, 然而, 却在五通沟上一边架一挺机枪。被包围的人想从五通沟里突围出来, 敌人就用机枪一个劲地射, 当时冲在突围队伍里的刘御记得五通沟的水都被染成红色的了。

刘御和一个叫小寇的看护员一起使劲儿往前跑, 跑着跑着小寇一下子趴下了, 大喊:“哎哟妈呀,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负伤了。”听到小寇负伤了, 刘御很紧张:“你快爬过来, 爬过来我看看。”刘御用大石坎挡住子弹, 让小寇爬过来, 刘御一看, 心里一下子放松了。“只是棉袄被炸飞了, 棉花都露在外头, 好在并没有负伤。”看到小寇没有负伤, 便放心地让小寇赶紧跑。

小寇的虚惊一场是幸运的, 但在那次扫荡中, 却有很多身负重伤。突围出去的刘御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带领伤员撤进大山里。他们在梯田间挖出一个个地窑, 将伤员安置在里面, 然后还照样给它垒起来。医生换药的时候, 怕脚印被鬼子发现, 就拿树枝一面走一面扫,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地窖和伤员。

与刘御同组有一个医生叫王军, 他的一个病人叫辛瑞。王军看见重伤的辛瑞太辛苦了, 又见外面太阳很好, 就把辛瑞抬了起来, 想让她晒晒太阳。

就在这时, 收到情报说消息树倒了。那时候山头上都会有棵消息树, 有的儿童站岗, 有的大人站岗, 日军一出动, 消息树就会倒。

日军来了, 大家都赶紧喊辛瑞, 让她快点儿进来。被太阳晒得舒舒服服的辛瑞以为大家在骗她, 说:“我在外头挺舒服, 我想躺一会儿。”大家告诉她鬼子真的来了, 让她不要吭声, 结果她还疼得哼哼开了。这时, 日军正好从她附近经过, 听到哼哼声, 顺着声音找来。

辛瑞牺牲了。

日军知道山洞里肯定有人, 于是想使诈, 他们大叫:“穿蓝衣服的出来, 我看见人了, 不出来我就开枪了。”为了保护山洞里的其他人, 护长挺身而出。鬼子问她:“里头还有人吗?”她说:“没有人了, 就我自己。”

这一刻, 时间仿佛停止了, 幸好, 日军信以为真了。大家眼含泪水, 望着被押走的护士长, 那件蓝色的衣服, 逐渐消失在视线里。

抗日烽火中的《世界知识》 第4篇

抗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世界知识》还在上海租界里，它是出版界泰斗邹韬奋先生主持的生活书店的一部分，当时的主编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先生。

日寇占领上海后，租界成为孤岛。租界的英法当局在日寇的压力下开始限制和打击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生活书店处境日益困难。邹韬奋先生决定内迁武汉。得知这一消息，沿途人民（多数是杂志的忠实读者）纷纷前来请教中国的前途和出路。邹、金二人顾不上劳累，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宣讲。邹主要讲我国只有不惜牺牲，抗战到底，才能生存。金则以《世界知识》主编的身份，指出我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是世界进步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

到武汉后，邹编《抗战三日刊》（后改名为《全民抗战》）；金编《世界知识》。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邹、金两位只能在一个狭窄的套间内工作。两位文化战士在党的指导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向人民大众宣传抗战，并介绍世界反法西斯的情况。这里要引用钱俊瑞（解放后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给世界知识出版社写的一份证明材料：“抗战开始后，《世界知识》迁往武汉……金仲华同志为《世界知识》主编，我是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党团书记。《世界知识》杂志的办刊方针和每期的主要内容、题目，都经过党团会上研究讨论决定，然后请一些党员和党外进步作家分别撰稿。……”

１９３８年６月，日寇突破长江防线，战事逼近武汉。邹韬奋率生活书店撤到重庆。金仲华则因为《世界知识》需要最新的海内外信息，遂决定暂迁广州。

生活书店广州分店的店址更小，怎么也腾不出一处安静的地方给《世界知识》，只好在一间兼作起居室、会议室和临时仓库的屋子里放一张书桌供金仲华使用。当书店的同志表示歉意时，金笑了，他说：“现在是战时，只要还有这张书桌，我就能把《世界知识》编出来。”

１９３８年８月广州沦陷，接着武汉也被侵占。金仲华被迫再次转移至香港。

《世界知识》按规定向港英当局申请出版许可证，却横遭刁难。金经过考虑后说：“管不了这么多，先出版再说，大不了封门坐牢！”所以在香港出版的最初几期《世界知识》版权页上仍印着出版地是武汉、广州。只在“编辑室”一栏中告知读者，如有稿件或书信，请交给就近的生活书店转来（当时大后方一些城市有生活书店分店）。

机遇终于来了。以生产虎标万金油、八卦丹闻名的华侨巨富胡文虎在香港办了一份报纸《星岛日报》。由于缺乏能干的编辑人才，报纸办得毫无起色，胡文虎之子胡好是该报的经理，他通过同乡关系找到了廖承志，恳求代为物色优秀的办报人才。廖推荐金仲华。胡氏父子大喜，立即礼聘金仲华为《星岛日报》总编辑。胡氏父子在香港有社会地位，他们帮《世界知识》拿到了出版许可证。

金接办《星岛日报》后，引进《世界知识》老作者邵宗汉担任副总编辑，著名軍事评论家羊枣（杨潮）、名作家戴望舒担任编辑，画家郁风、张光宇担任美编。１９４１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金仲华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将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制版刊登，并接连载文揭露国民党政府中投降派破坏全民抗战的图谋。国民党大怒，向胡氏父子提出立即改变舆论导向，撤换编辑人员。１９４１年６月，《星岛日报》刊登金仲华辞去总编辑职务的声明。

在金担任《星岛日报》总编辑期间，《世界知识》怎么办呢？一些《世界知识》的老作者和热心支持者向金伸出了援助之手，张明养、郑森禹、刘思慕、张铁生等担当起编辑部的工作。１９３９年年底，乔冠华先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乔在德国留学时钻研过军事理论，对于分析复杂多变的战局是得心应手。依靠他们，金把《世界知识》办成了名副其实的当时最有权威的刊物。当然，金并不是仅靠这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党的领导在这里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２日，连贯同志曾给世界知识出版社写过这样一份材料：抗战期间在香港办的“《世界知识》是由廖承志和我领导的。当时我们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直接受党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领导”。

日寇侵占华南后，香港与内地的交通严重受阻，为了把《世界知识》送到内地读者手中，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游击区起了大作用。他们利用一些秘密交通线，不仅使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的人们能够看到《世界知识》，甚至在一些敌占区，人们也能看到《世界知识》。抗战前一度担任过主编的钱俊瑞先生在１９８４年回忆说：１９４１年我在苏北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见面时，他说：“你们的《世界知识》是我们了解国际形势的主要来源，我们常派专人出去采购呢。”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金仲华和一大批爱国文化界人士几经辗转，到了桂林。他一到桂林就筹备出版《世界知识》。但在国民党反动派一再掀起的反共浪潮下，他的愿望未能实现。尽管如此，金仲华没有放弃。他把原先计划在《世界知识》上发表的文章，设法在其他报刊上发表；并和妹妹金端苓绘制了一系列国际形势图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金仲华是在编辑没有《世界知识》的《世界知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侵略者投降。不久，金仲华返回上海，他和冯宾符等筹备复刊《世界知识》。但意想不到的是，在胜利的中华大地，在《世界知识》的诞生地，这份热爱祖国的刊物还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费尽心机阻挠它复刊。一向儒雅的金仲华先生这回真的动火了，他拍案说：“管它给不给许可证，先出版再说。”市政府派官员来干涉。金仲华找出抗战前１９３４年上海市政府发给的许可证，责问现在的市政府是否有权否定战前的市政府。官老爷们无言以对，不得不同意换发新证。

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 第5篇

1942年中共中央发出整风决定，在全党整顿“三风”。1943年华中局在淮南新铺办华中党校，开始第一期整风学习。进华中党校学习的是县团级以上干部。1944年2月我奉调进华中党校学习，淮南地区的同志有二十多人，属于第二期。当时第一期学习尚未结束，才进入个人写关节报告、交待历史上关节问题阶段。我们编成两个组，配属到第一期的二队、三队。除读整风文件外，平时分头到其他小组旁听，听人家的关节报告、小组提问，接受教育。延安整风，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曾发生“左”的错误。由于纠正得早，没有波及到华中党校，因此党校第一期、第二期学习开展得都很正常，没有逼供信，结论都实事求是，有的人历史上弄不清的问题也写明相信本人交待或待查。我在华中党校整整学习了一年，半年旁听、见习，半年整风接受审查。这是我读书最多的一年，在学习期间我通读了联共(布)党史和马列著作的选集，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其他整风必读的书籍、文献，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较系统的理论探讨，对领导方法、思想方法，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有了清晰的理解。思想上是一次大清理，理论上是一次大提高，使我从自发革命进入到自觉革命，也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个转折点。华中党校审干委员会给我的鉴定结论是：魏然同志在党校整风中反省检讨较深刻，希望把这种精神带到实际工作中去。至于魏然同志入党前参加过以下各种团体：天长县行知学社及青年读书会，江都县抗日锄奸团，苏皖边区抗日义勇军，天长县青年救国会，三民主义青年抗日义务队，仪征常备队，江北抗日金兰同盟会，本会同意关节报告的详细说明，认为没有可疑之处。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处于极其困难的时候，开展整风是极其英明的。各级党委对整风学习都十分重视，层层开展。淮南区党委和新四军二师以上领导集中到华中局、军部整风。区党委在大刘营办党校，分期集中副县级和正区级干部学习。路东地委也在大井赵办整风队，分期集中副区级干部和乡长、指导员。县区也组织基层干部轮训。“磨刀不误砍柴工”。这种由上而下的整风学习，克服了党内的不良作风，统一了全党思想，教育培养了干部，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以及解放战争胜利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945年2月，我脱产学习一年后，以新的思想精神风貌，重返抗日斗争前线，回到淮南区党委报到。区党委副书记刘顺元看了我的自传及鉴定，很高兴。当即决定我回冶山县，接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和冶山支队政委，仍然集党政军领导于一身，说明上级对我是信任和重用的。冶山支队司令是艾明山，他是一位老红军，我俩从华中学习结束一道到了冶山。这时淮南抗日根据地形势也与全国抗战形势一样，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从战略相持转入了局部反攻。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我在党校学习期间，即1944年7月左右，路东行政建制就作了调整，撤销了四个办事处建制，恢复成立了九个县，东南办事处撤销后成立冶山县和六合县(1945年5、6月并入冶山县)，还新成立一个仪扬县。当时仪征境内就包括甘泉、冶山和仪扬三县部分地域。陈集、大仪、古井等区属甘泉县，新城、龙河、朴席属仪扬县，铜山、谢集、月塘、移居、胥浦等区属冶山县。

张宏发抗日烽火中成长的艺术大师 第6篇

张宏发先生自幼酷爱书法，曾临《玄秘塔》、《兰亭序》等诸家名贴。现已年近八旬，仍然笔耕不辍且在多家社会 组织担任职务：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华夏夕阳红书画协会理事，世界华人艺术家 联合会会员，长城魂当代诗书画家协会名誉 主席。张宏发先生1936年出生于山西襄汾陶寺。1956年康杰中学毕业。1956—1961年北京邮电大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在1959年上大三时就被任命，担任北京邮电大学大一

学生的老师。）1962—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 进修。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2001 年北京邮电大学教学。教授。2001年退休。

优良的环境培养了善良的心

张宏发先生在幼年时期，即受到家庭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影响着他的一生。祖父、母都是善良的人，一直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很是深远，她信基督教也信佛教，是位极善良的女性，她对穷苦的人天生怜悯，极富同情心，常以财物助人。特别是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和遇到灾荒的年间，她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会早早地做好馒头和烤饼，救济那些上门乞讨的人。外祖父母，怜惜孤苦幼儿，他（她）们信奉基督教，因为自己幼年也曾遭受不幸，所以对那些无父无母的孩子特别的怜悯，总把附近村庄失去父母的孤儿收养到家。张宏发的几个舅舅和姨姨，就是外祖父母收养的。他们同情人、关心人的言行，对张宏发的影响很深。

启蒙老师

在书香门第的家庭环境里，长辈们大多是能写会画的。张宏发自小受家庭的影响，对笔墨自然比较爱好。

张宏发先生说：“祖父是我的第一位家庭教师。”

张宏发5岁左右时，爷爷已经教他认会了500多个字，之后又教他熟读《三字经》和一些《论语》句子，所认的“字”，是写在一个一个小方块纸上。认会的放在一个纸盒里，不会的放在另一个纸盒里，并且过

几天复习一次。日积月累，便学下不少。他的爷爷，知识很丰富。爷爷的奶奶是位“大家闺秀”，饱读诗书，文章。正是这位老奶奶，在爷爷小

时候教他背会了许多诗词和多文章。爷爷不但在学习上一步一步引导幼小的张宏发，在劳动吃苦方面，也严格管教。张宏发先生说：“从我能开始干活起，爷爷常常带我去农田锄草、翻土。后来还教我赶上牲口耕田、耙地。”爷爷不会因为他小就娇惯他。所以直至今天，吃苦对他来说从不算什么事，这些都是跟爷爷影响分不开的。爷爷能以身作则，在劳动之后，稍事休息，就就蹲在门槛上看书、学习，这种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保持了一生。张宏发先生说：“这对我的影响，也是有形无声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是永久性的。张宏发至今已经快八十岁了，仍然保持着爱学习的良好习惯。

张宏发先生的爷爷是特别爱学习的。爷爷自学了医术，能给人治病，又加上他是乐善好施的人，受到了陶寺周边人们的尊敬，因为在家中排行第二，大家都尊称他“二爷”。爷爷的书法也很好，经常把黄土放在茶杯或者盆子里，加上水调成稀浆，用毛笔蘸上这种泥浆写字。爷爷还爱研究，他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能预测天气变化，就在家门外的墙上或柱子上，用泥水写字，预报天气，写上：“今天有大雨”、“明天有雨”、“近日有雨”，通常都很准的。

张宏发先生学习书法，也是受到爷爷的熏陶。幼年时，看着爷爷写字读书，就跟着学。大约五岁就开始学习写大字了。爷爷也会细心地指导他。张宏发先生说：“我跟着爷爷学写字，不过是在„方砖‟上写。在多数情况下，爷爷总会用夸奖的口气对我进行鼓励。这样，我的大字，不但能不断进步，而且能坚持下去。”

由此，张宏发爱上写字，字也越写越好。

张宏发先生的小学是在陶寺村上的。那时候，上学是要拜孔子的。学校中有孔子的塑像。上学的孩子带着一壶酒，几碟菜，穿着长衫，戴着瓜皮帽，去敬拜孔夫子，希望能有个好成绩。

痛恨日本鬼子

少年时代的第一任老师给张宏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位老师很严格，只教了他两三天，就被日本鬼子抓走了，从此杳无音讯。张宏发先生说：“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邻村的一位小朋友，曾哭着告诉我，他爸爸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这些都在张宏发年少的心中，留些极深的印记、刻下的极深的仇恨。小时候，社会动荡，国家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是激发他爱国心的重要原因。陶寺村中有日本鬼子的据点，日本鬼子常常逮捕一批一批共产党人或爱国者，严刑拷打和虐待，这时时刺痛张宏发幼年的心。这些事件，经常听到或看到，他都记在心里。所以，张宏发从小就深深地痛恨日本鬼子。

因书法好被破格录取

张宏发的小学是断断续续上的。因为学校和家，一个在村东、一个在村西，相距很远，又加上兵荒马乱，社会不安定，大人们不放心让幼小的张宏发出门，就不去上学了。张宏发就没有能够连续到学校上学，但是学习却是没有停止过。那时，农村冬天的夜晚没事干，爷爷就教他识字、练字、背《三字经》、学打算盘，学了不少东西。

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不断扩大。解放区的学校也一步一步由山区迁向平原。1948年，襄陵县第三完小由张再村（陶寺村东北5公里）迁到陶寺村。夏末初秋，学校招收新生。恰巧，考试之前，张宏发去了姥姥家，完全不知道考试这回事。这天，祖父派人到姥姥家，让张宏发赶快回去参加考试。

七、八里路，张宏发和来人飞快地赶回去。进了考场，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答题。而张宏发既没有带笔，脑子里也是空空的。这时，同村的张老师，帮他从教导主任办公室借来了毛笔和墨盒。他坐了下来，看着卷子，多数题答不上来。因为张宏发之前很久没去上学，连算术的竖式加减法也没学过。他以极慢的速度和极认真的态度，写好每一个字，回答了仅仅能够答上来的几个题。这样，字自然写得特别好，还引来几位监考老师轮流到他桌边观看。

考试结束后，收不收这个新生，在学校引起了一场争论。有的说“字写的很不错，但是分数太差。”张老师则极力争取，说“这个孩子并不笨，字写的这么好，很不容易。不会答的题，是因为他没有学过，要是收下来，他肯定能很快赶上。”争论的结果，多数老师同意收下，说：“字写的好，先收下来试试。”

名师育高徒

到了学校后，虽然有很多不懂的东西，但是由于张宏发勤奋努力，经常向老师和同学请教，回家后，晚上在油灯下还在学习。这样，他的成绩很快就上去了，经过两三次考试后，成绩已经跃居全年级的前几名了。

张宏发先生说：“在学校的两年多，有两位老师对激发我的学习兴趣，起过很大作用，让我学到了许多学习方法。”一位是祁玉川老师，他提倡让学生主动地学，自觉地学。让学生自己找联系，编口诀，学出兴趣，变难为易。比如，为了记住黄河、长江流经的省份，祁玉川老师让学生们把青、甘、宁、绥、陕、晋、豫、冀、鲁，与靑、康、滇、川、鄂、湘、赣、皖、苏（那是的省份有绥远和西康），编成顺口溜，或者找出了关系，做出各种处理，加强记忆。他还讲一些故事，让学生们重视“关键”字词的运用。如清朝老将冯子材，在越南指挥“抗法战争”，有胜有败。在向朝廷上报奏折时，一种写法是“屡战屡败”；一种写法是“屡败屡战”。两种写法，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战况和精神。前一种是“指挥无能”，后一种则是“上下一心，英勇善战”。跟着祁老师学习，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

另一位老师是吴道江。他是教算术的，不仅关心学生，连《讲义》也是自己编。为了教学，他有时一两个月连家也不回。他写的讲义很生动、有趣，能啟发学生思考，学会分析问题，理清思路，找到各种联系和关系。他教过 “植树”问题，“钟表”（时计）问题，“鸡兔同笼”，“行程”问题，“流水”问题，“利息”问题等，有十几种。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们的算术知识，啟发了大家的智慧。

两年半的时间，张宏发不仅学习的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提高，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还参加了学校当时为配合“土地改革”和反对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戏剧宣传活动。由于政治上要求上进，很快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受到学校和团支部的委托，和另一位同学开始为学校筹建“少年先锋队”组织，他们二人是没有带过红领巾的“少先队员”。

1950年夏，学校迁到了赵曲镇（陶寺村西北约7公里）。这个冬天，稷山县的反革命份子，趁着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发动了**。同学们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关心。但是，要毕业了，大家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培养自己的老师，告别了母校。

剪羊毛自造毛笔

抗日烽火中的乐山心得体会 第7篇

一、归国抗战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时，曾山奉命担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在革命根据地内，和项英、陈毅等一起掩护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和领导南方游击战争，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1月，曾山率领江西省委机关和红二团从宁都突围到达吉安东固，与胡海领导的公万兴特委和红四团会合，3月，分别突围时，曾山和胡海各拿写有“艰苦”、“奋斗”两字的半面红旗，互相鼓励，作为纪念。4月，曾山率领红二、四团近千人经永丰等地游击到乐安、新干。5月，从新干突围到吉水，从赣江坐船辗转到达南昌，再转到上海。同年9月随陈云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山在他固有的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勇赴国难，于1937年11月和陈云一起从苏联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后，立即投入抗战洪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不息。

二、返赣聚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根据国共合作的协议，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12月14日，曾山在延安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了项英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并和毛泽东等一起讨论了报告。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通过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主席，曾山等为委员。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12月28日，曾山和李一氓率领30余名党员干部离开延安，途径西安到武汉，协助叶挺、项英等开展新四军部队编组和东南分局筹建工作。1938年1月4日，曾山和项英等离开汉口，经九江到达南昌，将汉口新四军军部迁到南昌，见到了在南昌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的老朋友陈毅，非常高兴，会见了闽赣边、皖浙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党和红军游击队领导人黄道、叶飞、李步新、曾昭敏、涂正坤、江渭清、谭启龙等，和他们一起研究集中组编新四军事宜。在南昌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指导日常工作。1月16日，曾山和项英到吉安，会见了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谭余保，并随谭余保一同前往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大本营———莲花县棋盘山垄上村，慰问了游击队的全体指战员，作了关于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讲话，赞扬了游击队员们在三年艰苦岁月中不屈不挠为革命坚持斗争的精神，勉励大家北上抗日再立新功。曾山和项英、谭余保等一起，成功地将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大队第一支队第二团，由原湘赣边红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率领开赴浙江抗日前线，另留一特务队，约20余人枪，随谭余保留下坚持斗争。同时，对地方党的工作、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的工作、吉安城市的统战工作等均作了严密的布置。在赣南发生谭震林、邓振询、温仰春、李坚真等人被国民党驻军黄才梯部无理扣押的“瑞金事件”后，曾山迅即指示涂振农、黄道等派专人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交涉，解救了被扣人员，为新四军保护了优秀干部。1月下旬，曾山和项英等一行到达大余县池江镇，与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人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以及新四军驻赣南办事处主任贺敏学等会面，一起研究改编了集中在这里的赣粤边游击区的江西抗日义勇军，湘南游击区的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这两支红军游击队，分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同时，与赣粤边特委一起研究了地方工作，宣布了杨尚奎等留下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名单。然后，曾山和接受改编的红军游击队先乘汽车到赣州，再乘木船沿赣江北上南昌，一路上，曾山和战士们谈话、讲故事，勉励他们要努力学习革命文化。2月28日，曾山随闽浙边游击队负责人刘英派来接应的代表龙跃、余龙贵前往浙江，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和刘英、粟裕一起将闽浙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开赴皖南集中。至此，新四军的编组任务胜利完成。张鼎丞在《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一文中，肯定了这次迅速而完善的组编工作，指出：“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

三、为党建设

党的建设，是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光辉著作中首次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之一。曾山作为东南分局、华中局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非常注重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为国聚才，为党培干，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和新型的人民军队，呕心沥血，劳苦功高。根据1937年12月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东南分局“党的工作由曾山管理，项英负指导责任”。曾山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东南党组织，恢复和重建了赣粤边等特委、浙江等省委、吉安等县委。他亲自领导了恢复组建江西省委、南昌市委及部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兼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和黄道等一起领导了江西的党的建设和抗日统一战线等工作，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 (和黄道、涂振农一起署名) 等重要文件。团结了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民主同盟的罗隆基，第三党的王枕心及许德珩、王造时、彭文应等进步民主人士。指派余昕、郭敏等在江西抗日青年服务团中成立总支部，加强党的领导。曾山还亲自领导创建了著名的抗日救亡团体———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参与领导创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东南总队、江西青年战时工作团、七七读书会、妇声社、南昌文化界救国会、南昌抗战歌咏协会、南昌生活书店、大众文化社等抗日救亡团体。通过派巡视员，阅读《解放》、《新华》、《群众》等党的刊物，召开支部大会，利用灰色团体等形式，加强江西党的工作。1939年2月19日，曾山在吉安受到周恩来的秘密接见，向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移交了江西党组织的工作。同年4月，作为东南分局分管浙江党的工作的领导曾山陪同周恩来前往浙江金华等地检查工作，和陈毅等一起领导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扩大等工作。在皖南时，曾山亲自为党校学员讲授马列主义课，以讲故事等形式启发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还领导了东南扩军等工作。在苏北淮南时，曾山兼任华中局党校副校长，和陈毅、刘少奇在一起，团结重用了孙冶方等知识分子，锻炼培养了陈丕显、谭启龙、江渭清等一批年轻干部，抵制了项英的家长制作风。1942年到1945年间，曾山兼任新四军直属队整风检查总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教育保护了不少干部。曾山所领导的组织部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曾山不愧是组织工作的楷模。

四、为国理财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日伪顽的夹击封锁，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而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当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在延安参加了种地、纺纱等生产劳动，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曾山在新四军驻地黄花塘的菜地也成了示范园地。他种的蔬菜又肥又大，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到军部开会时，特意参观了曾山的菜园，学习经验。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山就是能干的红色理财家。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曾山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党的发展壮大，为了人民军队的生存和战斗，他出色地领导了华中局的财经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提供了财政金融保障。他在组织根据地内军民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通过地下党组织，从上海等敌占区秘密购买大批军火、药品、生活用品等急需物资运入根据地，以保证华中局、新四军机关部队和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急需。他不辞辛劳，亲自领导建立了华中印钞厂、华中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统一了华中财经，活跃了商品流通，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巩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全力支援了八路军。周恩来高度评价：“曾山同志对统一华中及统一华东两地财经均有很大功绩，值得赞许。”

参考文献

[1]苏多寿, 刘勉玉.曾山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2]裘之倬, 等.曾山传奇[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

抗日烽火中的团旗 第8篇

抗日烽火中的“红军之父” 第9篇

美国联合社记者爱泼斯坦曾这样形容他。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同志。一个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用他们的理想、智慧和意志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占人类五分之一苍生命运的传奇人物，被誉为中国“红军之父”。

回溯抗战历史，不能不追念这位刚毅而又慈祥的老前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同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力挽狂澜，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了走进朱德元帅在抗日战争中的珍贵历史故事，记者来到空军指挥学院，采访了朱德元帅嫡孙，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少将。

今年63岁的朱和平少将，身着笔挺的空军军装，一言一行无不透露出军人的正气与豪迈。他是中国预警与电子战专家，曾获多项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撰写多部军事学术专论。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军用电子技术，特别是雷达装备、预警机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准。

采访中，朱和平少将回忆往事，将抗日烽火中爷爷英勇抗敌的故事，他与抗日根据地工农之间的相处细节以及家庭的温馨往事娓娓道来，在这个宁静的夏日午后，为我们展开了一幕幕时而波澜壮阔，时而亲切温暖的历史画卷……

“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

今年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中国近代中日之间最重要的两场战争，许多历史启迪值得思考。甲午战争，双方军事、经济实力相差无几，一边倒的惨败，直接导致中国全面衰落；而抗日战争，日本年GDP 69亿美元，580万吨钢，中国年GDP 13.6亿美元，4万吨钢。国民党组织了22会战，负多胜少，这是当时中日之间实力的体现。经过长达14年的艰难奋战，取得最终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胜利，更是全民族精神上的胜利！

百年沉沦中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觉醒？全民抗战是人民战争，只有人民战争才能唤起整个民族的觉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7月14日这天，爷爷壮怀激烈，挥笔卸下率部队出师抗日的誓言。

“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1937年9月爷爷率八路军3万多将士东渡黄河参加山西抗战。一进山西就加入了惨烈的太原会战，在平型关、忻口、娘子关等战役中，八路军英勇善战，初战告捷。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国民党开始全线撤退。

在此危难之际，1938年3月2日、7日，爷爷和彭德怀两次致电中央，说服了中央使八路军总部不仅不撤退，反而向东挺近至太行山脉，就近指挥山西和华北的敌后抗战。最大限度地迟滞了日军西进的战略意图，最终稳定了山西战局。

在民族危难之刻，国共双方这“一退一进”，让老百姓看清了谁是最可依靠的人。到1940年5月爷爷布置完“百团大战”作战方案，返回延安时，短短的2年10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已发展到40万人。整个抗战期间，仅山西人民就有70万人参加八路军，支前民兵和自卫队达到500万人，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爷爷对抗战的贡献，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在长征中从通道会议、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纠正错误路线，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同张国焘斗争，他率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三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坚决指引统一战线；四是说服中央，在太原失守后，坚持敌后游击战，坚持持久战的作战方针，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由3万人发展到40万人；五是为适应长期作战的需要，组建了八路军流动工作团，也被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六是开创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中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今天，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先例。我们仍在探索，仍然需要这种力量。

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仍然需要全民族的觉醒！一个贪图享乐，人心涣散的民族是不可能强大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提是中华民族的觉醒！

我们共产党人，仍然要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紧紧地和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

爷爷很少讲自己的功劳。他常说：“功是谁的？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就夸功，那岂不可笑！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

爷爷时刻惦记的是在战争年代帮助过他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如：当年在延安和他一起搞大生产的杨步浩，曾主动为爷爷交了一石粮食。1971年来京，爷爷主动请他来家里吃饭、拉家常。还有张思德、黄继光等英雄的母亲等，都曾受到爷爷的热情接待，这些我都亲眼所见。

爷爷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在山西抗战前线，面对日寇的重重包围和反复扫荡，身边最多也有几百人的警卫分队，最少时才几十人，他多次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来去自如，为什么能这样从容？后来，当我有机会来到他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答案一目了然。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我在人民群众中是最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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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爷爷率部队来到武乡一代。他提出“三不争”的规定，不与老百姓争粮吃，不与老百姓争房住，不与老百姓争水喝。他到砖壁村，住在李五斤家，听说他家媳妇要生孩子，就主动把正房让给房东，自己住东南房（仓库）；砖壁村一带缺水，爷爷就带领战士们帮老乡打了两口井，解决了老百姓生活的难题。据奶奶回忆：一天爷爷开完会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一位老汉推碾子推不动，就过去帮他。两人一边推一边拉家常。推完，又帮他送到家里，老人请他喝水，还要留他吃饭，他都谢绝了。老汉问他是什么长官，姓什么？爷爷说：“我是个当兵的，你就叫我老朱吧！”老汉为爷爷的一片诚意所感动，加上爷爷朴素的装束，就信以为真，以后一见面，就喊他“老朱”！过了很久，那老汉才弄清楚，他竟然是八路军的总司令。

1938年2月24日，爷爷仅率领八路军总部和两个连200余名警卫战士与日军苫迷地旅团在山西古县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相遇。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临汾数万军民安全转移。爷爷亲率这两个连顽强阻击日军3000多主力部队三天之久。当时在总部亲身经历这场惊心动魄遭遇战的陆定一评价爷爷：“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

一支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中的军队，必然会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部队打不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深刻原因。

战火中的家书

国共合作后，1937年9月5日，爷爷率八路军总部向山西前线出发的前一天，在陕北云阳镇给陈玉珍奶奶（爷爷的第二位夫人）写了分别10年后的第一封家信，询问家中情况。陈玉珍奶奶接到爷爷的信后，立即回了信，爷爷接信时已在华北的五台山前线。当日，爷爷给陈玉珍奶奶写了第二封家信，并在信中明确提出了希望陈玉珍奶奶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朱琦“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

在10年内战中，陈玉珍奶奶带着我父亲历尽艰难躲过了蒋介石的“追杀”，刚刚取得联系，爷爷即要求自己的儿子要抓住抗日救国这个“历史机遇”，尽快上战场杀敌立功、精忠报国，决不要误此光阴！

在中华民族最紧急、最危难的时刻，我们共产党人带领自己的亲人挺身而出，这就是领导力和感召力！

我父亲朱琦此时已20岁出头，他毅然听从爷爷的召唤奔赴延安，经中央党校培训后入党，1938年便东渡黄河到山西120师参加抗日作战，曾任120师司令部直属通讯队队长。1943年11月，在山西战斗了5年的父亲在山西方山县一次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战斗中，被敌人的机枪打伤了左腿，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就此离开了山西抗战前线，回到延安养伤并转到抗大七分校工作。

爷爷率领八路军出征时，奶奶康克清还在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1937年9月底她刚一毕业，就申请到山西抗战前线与爷爷并肩战斗。获得批准后她激动万分，与马海德一生、斯诺夫人等一行十几个人同行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经过艰难行军，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南茹村与爷爷会合。1939年2月，在奶奶、浦安修、李伯钊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晋东南妇女抗日救国总会，奶奶担任了名誉会长。在成立大会上，爷爷亲自讲了话。晋东南妇女抗日救国总会的成立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使日本侵略者在山西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山西抗战的历史再一次印证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抗战期间，我家有三位亲人牺牲。在抗战中，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正是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千千万万个家庭“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凝聚在一起，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实现了真正的觉醒。

1937年11月6日，爷爷又写了第三封信给陈玉珍奶奶。信中提到：

——“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我早已看到封建社会之破产，这是当然的结果。”

——“惟两老母（爷爷的生母和养母）均80，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400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

爷爷在抗日前线山西洪洞县，悄悄地写信向当年滇军部下，好友戴与龄先生求助。信中写道：“我家中近况，颇为寒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想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

抗战期间，爷爷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和普通士兵过着同样的生活。戴与龄接信后才知道，爷爷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清廉，连救助老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送到爷爷的老家。

世代相传的革命精神

1969年我初中毕业，在首钢当了名工人。但我一直想当兵。我跟爷爷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却遭到了爷爷的批评，说我是“见异思迁”。

钢铁行业是国家的支柱行业，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去过20多次首钢，他希望我能够在这个行业为国家做贡献。他并不是反对我参军，而是反对见异思迁的想法。所以后来我拿到入伍通知后，他也没有反对，并找我谈了一次话。

他说：“我希望你能继承我献身革命的思想，而不希望你追求有我这么高的地位。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业，有门技术，比如你原来在工厂，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在哪里有技术，接触社会多，学习的条件也好，可你偏偏要去当兵，我看这里多少有些其他因素……”“不要只想着当官，要像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士兵那样，做一个干实事，对社会有实际贡献的人。”

爷爷当年送父亲上前线，是因为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上战场就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而现在是和平时期，国家最需要的是现代化的建设人才。爷爷很重视钢铁工业，一生视察首钢20多次。成为建设祖国有用的人才，就是报效祖国最好的路径。

爷爷是一位宽厚慈祥的长者。但在我眼中，爷爷十分严格，他更多地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教育和影响我们。他老人家经常要求我们“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爷爷还对我说：“为什么对你要求严，因为你是我的孙子……。”

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家规：“不准搭乘他使用的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享乐。”

1976年7月，爷爷临终前，对我们后代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要做无产阶级”。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幅题词：“革命到底（1975年3月6日）”。

爷爷对我一生最大的影响，就是鼓励我走上了“科技强军”的道路。

诸如爷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伟大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这些精神风范，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精神，既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组成部分，也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