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教授访谈录有感

陈琳教授访谈录有感（精选6篇）

陈琳教授访谈录有感 第1篇

陈琳教授访谈录有感

教育家陈琳的访谈给人谦和、淡定，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和作态，这本身就体现出了其作为教育家的高深修养和素质，展现崇高的师德，更兼其所举其本人的一些教育经历和事例，特别是有一学生当面指出其讲授知识的错误，他不但不觉得没面子，而且以此为戒，从此不犯类似的错误、有小学生给其写信他认真回复等，尤其感人致深，值得我等教书人思考体味学习，给人言传身教和现身说法的模范示范作用，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张的成分，朴素平实。这给我等英语教师亲身垂范的表率示范.从而对英语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师德修养和如何走向专业化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既然进入了教育工作岗位,就意味着爱与付出,就意味着奉献,意味着要一生甘于平淡,朴实无华,与世无争,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干好本职工作.对于英语教师的师德修养而言,我是这样理解的:

一、教师是向受教育者传递人类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专业人员。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伦理习俗、人的信念和良知等来维系的，是用以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教师道德也是一种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简称“师德”，它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应遵守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的总要求。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出自某个行政机构或单位领导的意愿和要求，而是教育者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结晶。在中国，高尚师德源远流长。孔子时期就已总结了一整套教师道德行为规范，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教师道德体系。如：“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这些思想流传几千年，魅力依旧。尽管时代变迁，要求发展，但由教师这个职业本质属性决定的教师职业道德的精髓是永恒的。

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八条。概括讲，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就是：

1.依法执教——方向正确

2.爱岗敬业——尽心竭力

3.热爱学生——关心学生

4.严谨治学——刻苦钻研

5.团结协作——携手共进

6.尊重家长——共同育人

7.廉洁从教——以身作则

8.为人师表——明得惟馨

我认为英语教师职业道德素养的基本内容如下:

1.教师爱岗敬业。

(1)情感上——爱校爱教爱生

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有一种情感上的接纳，甚至“迷恋”；对从事职业活动的场所有一种剪不断的“情结”。能把自己的情感世界与教育的兴衰、学校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为教育之忧而忧，为教育之乐而乐。以校为家，把学生当儿女、兄弟姐妹。这种情感是爱岗敬业最根本的动力源泉。这种情感是内在的，也是持久的，不会因教师职业待遇的高低或条件的忧劣而轻易波动。教师只有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才能敬重自己的事业，并为之而自豪；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才可能以恭敬之心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对学生、对事业严肃认真、专心致志、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2）理念上——教书育人

教师对职业的爱心要在懂教育规律、思想方法科学和清醒头脑的前提下，否则这种爱就会盲目和没有方向.教师爱岗敬业要体现在既要培养学生具有符合社会要求，适应时代发展的综合素质，又要开发学生潜能，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发展.教师爱岗敬业不仅仅表现在关注学生的学习，千方百计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上，更要体现在注意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上，体现在教学活动的教育性上，体现在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上。教师爱岗敬业不仅要教会学生做事，还要教会学生做人，要培养学生形成做事、做人应具备的良好品德。

(3)态度上——认真负责

教师对工作、对学生的态度是教师爱岗敬业的直接体现。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朱熹强调“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教师工作的对象是人不是物，容不得半点疏忽。教育的影响触及心灵，容不得丝毫大意。教育过程中的任何轻率、差错和随意性都会给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教师的职业态度除“认真”二字，别无选择。具体讲：教师在工作上要认真落实教学常规，决不敷衍了事，在行动上，科学规范、遵规守纪、严以律己，为人师表。在学生面前，教师没有个人行为，教师的言行举止在学生的视野之中，教师应随时注意完善自己的职业形象。

爱岗敬业，一般分为乐业、敬业、勤业，精业等不同状态。

乐业——是建立在对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职业的积极态度、浓厚兴趣和深深热爱的情感基础上的。乐业的教师对教育工作、对学生由衷的喜爱，不计较待遇多少、地位高低，工作再苦再累是享受。他们为学生的每一点进步而兴奋，这属于情感型的爱岗者。

敬业——是教师对其职业的理智思考基础上形成的积极态度。敬业型的教师出于对教师职业的性质、社会意义以及个人发展意义的认识，树立起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认真、一丝不苟、作风严谨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这属于理智型的爱岗者。

勤业——体现了英语教师对工作的根本态度和履职程度，勤业的教师总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属于态度型的爱岗者。

精业——有扎实的英语教学教育基本功，并不断钻研。具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属于创造型爱岗者。

教师爱岗敬业的几种水平：

师德的楷模水平。“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教师师德的极高境界，他们全身心的投入教书育人事业，呕心沥血、乐此不疲，以桃李满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忠于职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锐意改革，成绩卓越，是他们师德境界的真实写照。有这样师德的教师人数虽不多，但在教师群体中影响较大、号召力强，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师德的优秀水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样的教师具有较高的师德水平。

师德的基本水平。认认真真、勤勤恳恳。

总之，爱岗敬业体现着教师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追求。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是每一位教师应有的人生态度，也是我们要求和教育学生努力的基础。

2.教师的博爱（师爱）教师对学生的爱，简称为“师爱”。师德是教师素质的灵魂，师爱是师德的灵魂，因此上说师爱是教师魂中之魂。

教师应该把整个心灵献给学生，而且要坚持一视同仁，将神圣的师爱均匀的洒向每个学生。享受教师的爱，是每个学生的需要，也是每个学生的权利，这是他们得以健康成长的阳光、空气和水。

爱每一个学生就要了解每一个学生。了解他们的爱好、才能、了解他们的个性特点、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只有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才能引导他们成为有个性、有志向、有智慧的完整人。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不了解学生、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想、兴趣、爱好、才能、禀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了解学生是爱学生的具体表现。

教师对学生的爱不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过程，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认识过程，有些人把它定义为一种情理相融的心理过程，一种严慈相济的心理特征。教师爱生是人类心灵一种完美与理想的象征。情感是师爱的前提。从早到晚教师与学生同活动，上课眼睛注视着他们的眼睛，不时的沟通交流。教师为学生能自己的要求完成任务而感到喜悦。这些天然的、纯真的情感是教师爱学生的基础。

理性是师爱的方向。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但教师只有“爱的情感”和“奉献”还远远不够，师爱还要求教师尊重学生、了解学生、理解学生，引导学生。这才是师爱的正确方向。情感与理性的融合是师爱实现共同教育功能的保证。即情理相融，严慈相济。师爱是双向交流，动情效应。爱生是教师与学生心理和谐共振的过程。学生得到教师的爱，也会激发出对教师的爱，反馈回去，形成爱的双向交流。这种动情效应会产生良好的结果。首先，学生会表现出自觉尊重教师的行动，十分愿意接近教师，希望与教师合作。就是所谓的亲其师；随之而来的就是“信其道”教师的教育影响很容易被学生同化，教师的要求学生心甘情愿地接受，教育的目标也正是在这种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爱心的双向交流更重要的效应还存在于它能使教师人格的升华，激发出巨大的能量和潜能使人变得伟大、完美。奉献之心、牢记使命。爱就意味着奉献。教师的爱更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计报酬，只讲学生，不求回报的充满奉献的爱。对学生的热爱、理解，尊重是教育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学生的爱最终 还要体现在为学生的未来负责，为民族的未来负责。也就是：爱心是教育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最终还要体现在为社会培养出人才。

3.教师的公正。

教师的公正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对待不同利益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公平和正义。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很多，比如：教师自身的投入和教师的收入之间的关系、教师集团的利益关系、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教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关系等。正确的对待和处理这些关系，就必须使用公正这条基本的伦理原则。

教师公正问题关系很大。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协调和配合，在形成良好教育环境的过程中，教师对人对己的公正显得十分重要。假如教师能够公正的对待家长，做到尊重、理解、真诚地相互合作，就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外在教育环境。假如教师能够公正的对对待同事，做到团结、协作，就有利于协调不同的教育职能而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

公正的对待学生是教师公正的重点。在一个群体中，总有优中差，假如教师不能做到公正、偏爱优生、歧视差生，就往往会造成教育教学秩序的混乱，不利于正常教育活动的开展，教师的公正决定着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学生对教师公正的期望值相当高。教师公正与否与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息息相关。

教师的公正可以促进良好班级体的形成，有利于调动全体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的不公正会使学生怀疑公正的合理性，而公正本身就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涵。长期以往，教师的不公正必将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受到影响。教师的公正是教育公正的核心，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教师公正，可为实现社会公正做贡献。

教师公正的内容:

1.教师自己对自己的自重。

2.教师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校领导、同事，学生家长的关系。

3.教师对家长的公正。要平等对待学生、爱护差等、一视同仁、实事求是、赏罚分明、因材施教。

4.教师仁慈。

教师的仁慈的核心体现在对学生仁慈施教上，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无条件的爱心。

2）.高度的宽容和耐心。

英语教师职业道德义务：依法执教、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教、为人师表等。教师的职业道德简单的说就是教书育人，否则就是误人子弟。

至于如何初中英语教师应该怎样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我认为应该从如下几方面努力：

一、多更新观念

二、多实践创新

三、多学习完善

四、多训练提高

五、多交流改进

六、多了解沟通

七、多教后反思

陈琳教授访谈录有感 第2篇

许久以来，有个很多的网上培训，但大多数都是走马观花，没有什么深的触动。而今天，观看了陈琳教授的为师情怀这个视频，大大感动了我，受益匪浅。一直以来，在课堂上我都是抱着认真教学、尽到自己责任，学生能学就学，不能学我也没有办法的想法在机械的说着课文上的内容。并没有很好地与学生进行沟通，也没有很好的努力的在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兴趣上下功夫，听了陈教授年轻时的教学经验，我现在知道了应该怎么去做。是的，作为一名教师，不能仅仅把教学作为一项谋生的工具，认为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而是应该竭尽全力帮助每一个学生，使他们感受到教师的关怀，感受到教师为他们的付出，对英语产生兴趣，从而喜欢上英语。这才是一个具有良好师德的好老师。

第二个心得体会是从第二个视频知道了原来教师在教学中还要具有工具性、人文性的作用。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教好他们做人也是同等重要的。总之，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再接再厉，努力做到一个好老师。

陈琳教授访谈录有感 第3篇

托马斯.波克维茨教授在访谈中指出, “碎片化”思维从哲学角度来看, 是一种反思性思维, 它包含了“去自然化”或者说“去常规化”的过程。它主张打破过去的教育思维定势, 针对教育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或是现象, 通过使用“当下的历史”这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来重新审视教育领域中所谓“毋庸置疑”的观念是如何在人们的头脑中历史的产生的。这种思维方式对创新具有重要的意思, 同时“碎片化”思维过程中所体现的反思, 谨慎态度也是创新性人才所必不可少的品格。

一.思维是什么?

人的智慧的最集中体现就是人的思维。《大辞海》认为“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 通常是指逻辑思维”[1]田运教授在《思维是什么》一文中则认为:“思维是脑对对象深层远区的穿透性反映”[2]在这里田运教授强调的是“穿透性”这个词。而马正平教授则认为“思维是人类在精神的生产过程中, 反映客观现实世界、创构未来理想世界、应变现实环境的 (秩序化) 意识行为。[3]这个定义是对原定义的一种发展, 它把“创构和建构、选择和应变”纳入了思维的活动之中, 使“思维“的定义更加完美。而杜威在其著作中也对“思维”有十分具体的阐述。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 杜威多处谈到“什么是思维”。“所谓思维, 就是识别我们所尝试的事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思维就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发现我们所做的事和所造成的结果之间的特定的联接, 使两者连接起来。”[4];“思维是在事物还不确定或者可疑、或者看问题时发生的。所以, 思维乃是一个探究的过程, 一个观察事物的过程和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获得结果总是次要的, 它是探究行动的手段。”[5];“思维就是探究、调查、深思、探索和钻研, 以求发现新事物或对已知事物有新的理解。总之, 思维就是疑问[6]

二.什么是创新?

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 各界对其定义也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见。创造性思维从狭义上是指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 产生人类认识新成果的思维活动。从广义上讲, 但凡没有有效方法可供直接利用, 没有确切的规则可以遵循的思维都属于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以创新发展为目的, 以发散性求异思维为核心的复杂思维过程, 具有独创性, 新颖性, 变通性等特征。创新是时代前进的基本动力, 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

三.“碎片化”的反思性思维与创新

杜威认为反思性思维是最好的思维方式。现代中国教育学者吴俊升教授所指出的:“在杜威看来, 教育应以培养求知, 尤其是以反省思维求知的好习惯为中心。反省思维为求知的最好方式。”[7]

反思性思维具有巨大的价值,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可以有效地指导我们行动, 从而摆脱盲目的行动, 使我们按照预定计划去实现目的。第二, 通过反思性思维, 我们可以依据目的去作出周密, 系统的计划。从而从容的应对过程中的一些不利情况。第三, 文字和符号都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观念或事物。通过反思性思维, 人就可以更充分的理解事物的内在意义。

托马斯.波克维茨教授再访谈中认为“‘碎片化’就是指对我们所认为的那些常规化的观念或社会生活方式进行重新思考, 即:停下来想一想, 这些所谓的理所当然的观念也许并不是天生就合理合法的。”[8]

从哲学上讲, “碎片化”思维作为一种反思性思维, 对于一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 我们不在认为仅仅是“理所当然”, 而是将这些事物置于一种被质疑的地位。从另一种角度来审视从而提出新的见解。因而, “碎片化思维”对教育理论具有巨大的创新作用。

四.“碎片化”—打破思维定势取向与创新

思维定势是指“思维主体受已有的经验、知识、观念、习惯和需要的影响, 在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时所具有的倾向性和心理准备。反映着主体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同化趋势, 制约着主体寻求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9]众所周知, 在教育研究中, 学者经常被所谓的“思维定势”所羁绊, 而用自己习惯的, 比较固定的思路去考虑问题。比如对“课程”的理解, 大家一般都潜意识的认为课程是指所学科目, 但是在教育学中, “课程”的定义远非如此, 甚至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对于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阐述:斯宾塞认为课程即教学科目;杜威则认为课程是学习经验;课程即文化在生产;课程就是社会改造的过程……学者们在研究中的这种狭义的理解只是“思维定势”的冰山一角, “思维定势”在教育研究中的负作用随处可见。思维定势阻碍人们对思维对象的认识, 而它在思维过程中表现出的求同性、封闭性、守旧性、单向性的特征, 也妨碍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将不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

托马斯.波克维茨教授访谈过程中, 提到“碎片化”思维的教育意蕴是用“去常规化”“去自然化”方式看学校, “‘碎片化’意味着你不再试图用唯一一种惯常的思维方式来对教育进行审视和思考, 而是去尝试用另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如‘我们是谁’、‘青少年是谁’、‘教师是谁’这样的问题。”[10]所以只有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 从不同方面以及不同角度来看待教育问题, 在教育研究中才能真正的取得成就, 才能有所创新, 才能为教育研究做出杰出的贡献。因而“碎片化”思维内涵对于创造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五.“碎片化”思维态度与创新

“碎片化”思维的内涵对于创造性的培养是具有重要意思的, 同时“碎片化”思维所具有的思维态度也是创造性思维所追求的。

为更加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水平, 我们应该加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教育, 提高创造性思维能力。那么, 如何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呢?强化知识教育, 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基础;掌握创造性思维策略, 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主要法宝;丰富学生饿想象力是创造性思维不可或缺的主要条件;营造宽松的心理安全环境, 是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保障;而铸塑创造性人格, 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内在动力。

研究表明, 一个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往往表现出某些创造性人格, 而一个不具有创造性人格的人, 往往也缺乏创造性思维。因此培养创造性思维首先就必须塑造出创造性人格。托马斯.波克维茨教授的”碎片化”思维中研究者所具有的的人格就是创造性思维有必不可少的创造性人格。

独立性强。独立性强往往表现为喜欢独立思考, 标新立异, 而不会因为他人的观点二武断的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爱用怀疑的观点来看待问题, 看待事物。

研究证明只有具有独立性人格, 才有可能发挥出创造的才能。“碎片化“思维这一概念在教育界中还属于一个新兴概念, 教授能够对其做出如此具体深刻的阐述是敢于打破常规, 敢于创新的表现。同时“碎片化”思维提倡打破常规, 对一些一直以来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概念重新进行反思, 而不是随主流, 用一些自以为精准的概念来解决问题, 这也是敢于标新立异, 爱用怀疑眼光来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表现。因而教授的“碎片化”思维中的独立性也是创造性思维所必不可少的人格特征。

反思性人格。反思性人格往往表现为对一些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和概念, 不是一概的接受或者认同, 而是会去积极的求证。勇于打破思维定势, 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看待教育问题, 进而解决问题。反思性思维在教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托马斯.波克维茨教授在其访谈中, 对“碎片化”思维的概述就反映了反思性思维。他提出很多概念, 在大家眼里都是再自然不过的存在, 例如:当我们谈论青春期, 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改革等研究对象时, 我们并不会停下来对上述概念展开诠释, 更不会对这些概念是如何历史的形成做出具体的阐述。但是“碎片化”思维要求在教育研究过程中, 对一些我们所认为的常规化观念或社会生活方式进行重新思考, 即:停下来想一想, 这些所谓的理所当然的观念也许并不是天生就合理合法的, 他们究竟是如何历史的形成的呢?“碎片化”思维要求我们对于一些常用的概念或事物, 并不是一味的习以为常或是熟视无睹, 而是应辩证的看待这些事物, 通过批判来展开思考。这对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具有重大的意义, 有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

严谨的态度。只有具有严谨的态度, 在研究过程中才能真正的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只有具有严谨的态度, 才能真正的使自己的取证严密, 具有说服力;只有具有严谨的态度, 才能坦然面对别人的质疑, 并且顺利化解研究中出现的矛盾。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同时也必须拥有严谨的态度。托马斯.波克维茨教授在对其”碎片化”思维阐述过程中所具备的严谨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提出“反思”并不等于“反对”, 也并不是“摒弃”12。他认为“碎片化”思维强调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 “碎片化”并不是让人们放弃已经形成的一些共识, 而是要辩证的看待这些共识, 反思这个共识是如何历史的形成的。比如教育公平问题, 这就不仅仅是美国的一个最基本共识, 同时也是中国形成的一个普遍认识。笔者要求的并不是否定这个共识, 而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学校的运行秩序。二, 作者理解的“碎片化”也并不意味着是站在共识的对立面去看待教育问题, 而是用理性思维去思考这些习以为常的观念是如何历史的形成的这样问题, 从而超越常规。托马斯.波克维茨教授在“碎片化”思维研究过程中所体现的严谨态度以及“碎片化”思维本身所包含的严谨态度, 对于学者创造性思维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

托马斯.波克维茨教授的“碎片化”思维敢于打破常规, 对于一些理所当然的概念敢于提出质疑。这种反思精神对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碎片化”思维中所体现的独立, 反思, 严谨态度, 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是必不可少的。

摘要：人的智慧的最集中体现就是人的思维。而“碎片化”思维主张打破教育的思维定势, 用“去常规化”、“去自然化”的方式来看待学校教育, 从哲学角度上看就是一种“反思性”思维, 它对创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在“碎片化”思维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严谨、反思态度也是创新性人才所必不可少的品格。

孙康宜教授访谈录 第4篇

问：孙康宜教授，不知您还记得否，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01年8月在北京您参加由王宁教授协调、由清华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上，我们一起和希利斯·米勒、迈克尔·霍奎斯特在西郊宾馆合影留念，我至今还珍存着那张照片。第二次见面是在２００５年您应王宁教授之邀到清华大学作题为“新的文学史可能吗？”（“Is A New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的演讲。这一晃就是好多年了，您还是那么身体健康、神采奕奕。您的研究领域跨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女性文学、比较诗学、文学批评、性别研究、释经学、文化美学等多个领域，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也注意到，在美国求学期间，您不光研修中国古典文学，而且还兼修比较文学、英国文学甚至“图书馆科学”（Library Science）。请问您是如何贯通这些不同领域的？为什么要学习这么多的领域？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呢还是兴趣使然？

答：我觉得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还是和他的环境有关的。我是1968年来到美国的，我从前一直都是在念英文系，攻读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尤其喜欢十九世纪文学。我刚到美国那年，普林斯顿大学还没有正式收女生，只有少数研究科学的女研究生，那时我们住在普林斯顿城里，我于是就开始想：自己为什么不去附近的州立大学Rutgers选一个图书馆的专业呢？我当时并不想当一个图书馆员，只想了解他们的工具书是按怎样的原理编排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在美国上中小学，在这一方面是有缺陷的，所以决定修图书馆专业。没想到，现在我会在这一方面比一般的美国人知道的多一些。总之，这一学习阶段对我以后的学习很有帮助，不管我后来学什么专业，我都能比较顺利的找到自己需要的书籍。

之后，我继续我的英国文学专业，因为我一直喜欢研究比较文学。但在念书的过程中，我突然有种寻根的欲望，这种欲望如此强烈以致于自己想把中西文学两个专业都专攻一下（这样的感受在《文学经典的挑战》的序里也谈到了），我当时选修了六十二个学分（一般学生只需选修三十二学分），所以我的专业有英文系和东亚文学专业。然而，当时还是以东亚专业为主，因为我以为若不把东亚的东西先弄懂，以后再做比较文学就比较难了。后来，我很想在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里当馆长。当我和老师牟复礼教授（Prof. Frederick W. Mote）谈到这事时，他很遗憾地说：“你是普林斯顿的校友，我们当然很欢迎你来做馆长，但是可惜你没有图书馆的学位呀？——因为按照规定图书馆馆长要有图书馆专业的学位的。”我说：“我有啊，怎么没有？”于是，我才告诉牟教授有关我曾经攻读图书馆学位的经历。后来，我就继承了原来胡适做过的那份工作。但是，刚刚做了一个月，我就知道自己选择错误了，因为我原来以为馆长的工作整天都是读书，其实不是的。胡适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当馆长的那个年头等于好好读了两年书，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馆长整天都要处理行政。书，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几乎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最后我决定只做一年的图书馆馆长的工作。之后，我就到耶鲁来了，一口气干了二十五年，从来没有离开过。

就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没有选择。可能因为小时候的遭遇，我已经学会了把“坏的遭遇变好”的习惯，于是就不停地调整，不停的学习，很自然就拿了很多的学位。

问：中国古代文学中多是描写阳春白雪的主题，而现当代文学多死亡、暴力、血腥的描写，你对这一问题是怎么看的？

答：当然啊，在中国古代文学里似乎没有这么多的血腥暴力， 在我那门课《人与自然》 （Man and Nature） 里，我的美国学生们就经常说，传统中国人的自然观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文学里充满了和谐和天人合一的观念。但后来我让他们读了许多历史故事，他们才知道其实在中国历史中，暴力还是很多的，只是古代的写法和当代不一样罢了。我认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不是现象的不同，而是阐述的不同而已，是不同的作家对相同的现象采用不同的表现方法罢了。明清时期的文学“暴力”也就更多了。

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曾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应该从1841年龚自珍死的那一年开始算起，而不应该从二十世纪的五四运动算起。因为龚自珍的死刚好在中国传统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迈进的这个阶段，在他的诗歌里已经有很多现代性的东西了。

另外，中国人都喜欢陶潜的诗歌，觉得他的作品十分抒情，但我的一些美国学生却更喜欢谢灵运，因为翻译成英文后，谢灵运的诗歌更显得有现实性。因为谢灵运的诗歌充满了冲突，颇有真实感。谢灵运虽然有的时候很强调“天人合一”，但诗里却充满了压抑和痛苦，他最后被杀头了。在文化上，美国学生和谢灵运很投缘，他们很同情谢灵运的悲剧性命运。有些学生以为谢灵运简直就是中国存在主义的倡导者，他们在谢灵运的诗里看到有关存在的问题，他们看到在中国诗里一般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真的很新鲜。所以中国文学的古典和现代的区别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而绝对的。如果用这个角度看龚自珍的诗，比如他的《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你就能看到他内心的冲突、压抑等情感。我自己也开始比较注意现代文学了，比如在短篇小说《色·戒》中，张爱玲把性看成猎人和猎物的关系，是很正视人生的。她看到人生的阴暗面，我认为表现人生的阴暗面也是很重要的。

问：你说过西方的观众不太喜欢李安的电影《色·戒》，您认为是为什么？

答：首先，他们看不懂一些剧情，尤其遇到有关政治背景的情节，似乎不知道怎么回事。其次，电影的节奏太慢。中国人不觉得动作慢，因为他们很重视情节以外的东西，比如眼神，中国人一看眼神就懂了，但西方人不太了解，所以有些美国人忍受不了这种节奏。一般美国观众除了对《色·戒》的床上戏感点兴趣外，就不知所云了。

问：您生于北京，在台湾长大成人，又在台湾读完大学；后来您定居美国多年，毕业于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自从1982年以来，又在世界著名的耶鲁大学担任教职，多年来您还担任着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和东亚研究所主任，据说您是自耶鲁建校三百年以来首位担任系主任的华裔女性，可谓事业辉煌。但您有没有思乡的时候？对于身份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对于后殖民理论的文化认同这一议题，您有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我这样问是因为，您不仅是一位亚裔而且还是女性，您所受到的压力和可能受到的歧视是双重的。

问：我说一句真心话，我从不认为我是被歧视的人。大概是我小时候受难很多，到了美国来之后，我从来没感觉到自己被压迫过，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亚裔而被压迫，或是作为女性被压迫。我甚至觉得自己经常得到好处。当然，美国人有些偏见也是真的，但是，如果把什么问题都推向偏见，那么，对个人的发展是一个局限。比如说，有很多女的，她拿不到学位，就说那是因为性别偏见，就告学校；或者有一些亚裔在和别人的竞争中争不过人家，就说是种族偏见。我认为一般说来，美国人还是公平的，这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坚持的看法。这让我想起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说过：“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像美国这样聘一个德国移民、一个英语都讲不好的人来做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他自己对这种事情都非常感动，我个人也这样看。我们的同胞千万不要以为我崇洋，我的确是将心比心。

美国啊，本来就建设得很好了，但后来却来了这么多的移民，把工作机会都抢走了。但是，美国人还给我们保护自己的权利，我非常佩服。比如，我当初来耶鲁找工作，当时竞争的有一百多人，大部分都是美国人，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受歧视，后来在学校里工作也从不觉得。当然，如果有人来找我说：她受到歧视的遭遇，我也会去帮她，不过我自己并没有这种被歧视的感觉。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努力，不要总是埋怨。比如在竞争中，你比较内向，而人家需要一个外向的、比较容易相处的人，你自然被淘汰，别人不会因为你是亚裔就特别照顾你。

如果你是女人，只要你和别人一样努力工作，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歧视你的。

问：我们知道，信仰对于您的生活和事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否请您谈谈信仰在你生命中的位置。您来美国已经四十年了，根据您的观察和体会，在这些年里，美国人的信仰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答：哈，你对信仰也感兴趣吗？我的信仰真的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真的相信：人是有永生的。在这一方面，我很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于半年多以前去世了。当他在世时，父亲总是很严格地要求自己，有如一个真正的清教徒。他每日读《圣经》，努力做到言行合一。我并没有像我父亲那种读经的功夫，主要是因为我是读文学的，而且和他的遭遇也不一样。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常常会和上帝沟通。比如有的时候一个人在路上走，我会和上帝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也会暗自祷告。上帝就我而言，是非常真实的。当然这种感觉，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我喜欢看文学的书，也喜欢研究信仰方面的问题，我仿佛看见自己不停地走在人生的旅途上，在走的过程中，我总希望把每一种角色尽力做好，但也经常感到软弱，只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

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感觉很奇怪，很多中国人对这个是没有兴趣的。其实很多美国人也开始对基督教缺乏兴趣。

你问美国和以前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四十年前我刚来到美国时，美国人一般都非常有宗教信仰，很多知识分子都上教会。现在呢，耶鲁教堂里大约只有两三位教授，其他的人一般很少上教堂了。我认为不仅仅是人的原因，教会也有责任，目前教会太注重事务性的东西了，没有提供给人精神上的解答。我们本来到教会去，就是为了灵性上求长进，我们到那里不是为了听有关战争、政治或者其他题材的演讲。但是，许多美国教会已经不能给人精神上的回应。所以，人们自然就疏远了。就我而言，我一直认为上帝是超现实却无处不在的。信仰的东西总是很难解释，你相信了就是信仰，你不相信就不是信仰。

问：你从十二岁有了信仰到今天，你一直都这么虔诚呢还是有一些变化？是有哪些变故让你发生了变化吗？

答：对，我每天都在变，所以我不太喜欢人家有一个说法，说某人重生了。有些人总要问你：你重生了没有。是的，有人的确有那样的经验，我知道的。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就谈到一个美国人重生的故事，因为他整个人完全变了，但这样的人一定要经过大灾难的。然而，对我个人来说，信仰好像是渐进的，要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我一向对于个人的灵魂（soul）很有兴趣，我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都有其特殊的使命。比如，夫妻、朋友，兄弟姐妹看起来很亲密，但是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单独一个人走过去的。不管多么亲爱的人也没有办法和我们一起走去。我很喜欢存在主义的东西，我觉得存在主义很发人深省，我读了祁克果（Kierkegaard）的很多书。

其实我是一个内心充满冲突的人，但我内心又充满感激，这样，我和上帝交心就容易使自己平和。我阅读《圣经》方面的书，就是这个基本的观念。

问：我认为当代的女性可以这样分一下，一种就是勤奋的女性，靠非凡的智慧、勤奋的努力，取得社会对女人的尊重，另外一种叫美貌消费型女性，就是说靠自己的美色来生活的女性，男人们呢？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是消费美丽，所以，有一些男人对于女人是缺乏尊重的。你对这样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这个问题使我变成一个清教徒的样子了。美貌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电影《色·戒》，女主角是一个很美貌的女子，她才能够去扮演那个角色。是的，美貌会给女人带来一些问题的。我的观点和我的信仰很有联系，我认为人生总要过去的，再美的东西最后都会丑掉的。就像一朵花，很美，但是最后仍要凋谢。所以我更喜欢昙花。不久前我在大弟那里看到了奇妙的昙花一现，一共有四朵昙花在我面前开了，几个小时后又先后谢了，但其实不是真的“凋谢”，它们只是把花瓣慢慢合起来。我觉得女人要像昙花，不要让自己谢掉。我不喜欢一些女人总是靠美貌取胜，我更欣赏一个人的气质和修养。比方，我们这里有一个书法家张充和（我曾写过一篇有关她的文章），她今年已经九十四岁了，但她看上去就很美。很多女人只在年轻的时候很美，但是一旦老了，就被这个社会看成弃妇了。成为弃妇的女人是很可怜的，实际上，她们是被自己抛弃了。我们应当把握每个年龄来努力学习，充实自我。把美丽和商品联系起来，不是一件好事。

问：那么现代女性如何走出把自己商品化的阴影呢？

答：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商品，别人自然会把我们当成商品，女人要自己尊重自己，才不会变成玩物。我喜欢古代的才女，她们不断求进步，虽然她们的活动范围受到约束，但她们总是不断地求进步，例如汉朝的班婕妤等，虽然不幸遇到逆境，却培养了高尚的情操，所以很美。

问：在您的近著《我看美国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您对美国精神作出很多十分感性的分析和例证，读来趣味盎然。您定居美国近四十年了，肯定对美国精神有着精准的把握，能否请您简要地总结一下所谓“美国精神”的主旨是什么？美国精神在近三十多年来经历了许多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动荡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您认为美国精神的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和钦佩的，哪些方面是我们需要摒弃和批评的呢？

答：我觉得四十年来美国精神变得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坏的。那么，什么是美国精神，第一个就是独立精神。中国人常常依赖家庭，找工作时，会想到要找哪个亲戚帮忙啊？在中国，如果是一个校长的儿子，那就真的了不得，校长会出面为自己的儿子做很多事情，但是，在美国，他会有意避嫌。比如，我有一个耶鲁学生叫Ben Beinecke。我一直猜想他大概就是有钱人家Beinecke（就是捐赠Beinecke善本书图书馆的那家人）的后代。后来，我们关系很熟了，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我忍不住就问：你是不是和Beinecke那家人有关系，他很害羞地说：“是呀，捐赠图书馆的人就是我的曾祖父Frederick W. Beinecke，以及他的哥哥Edwin J. Beinecke和弟弟Walter Beinecke。”当时我正在写一篇有关Beinecke图书馆的文章，就请Ben给我一些资料，这时他才提供给我几本他祖父所写有关曾祖父的书籍以及曾祖父本人的藏书，但他一直十分低调，也从来不会夸口说，我是有名的Beinecke的曾孙。后来他去中国大陆参观，我问他有什么体会？他告诉我，他到中国旅游，故意带很少的钱，主要想学习在艰难中刻苦自立。为了继续学习中文，他2005年的秋天到北京去。学期结束后，他先飞到成都，又想去西藏，就一路与哥哥和朋友从四川骑摩托车往拉萨去。有一次在路上车给坏掉了，身上也没有很多的钱，他只好把摩托车卖给当地的西藏人，又添些钱再买一辆，又继续骑车，折腾了两个礼拜才到拉萨。回美国后，他很高兴地跟我说：“我收获很大呀。”这就是美国精神，也就是努力往前走的精神。我从前在台湾，受到很多的束缚，到了这里我才开始感觉到自己奋斗的精神，只要努力，朝自己的理想走去，一定会有回报的。一直到现在，这种美国精神还存在。

其次，美国人很尊重个人，我觉得很好，他们很少故意说一些让人家过不去的话，也很少在人背后说长短。还有一点，美国人通常不念旧恶。比如，我得罪他了，但是，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再去想：啊呀，三年前他得罪过我，怎么怎么。这一点我很欣赏。只要一直往前走，不要管其他。我看基督教的清教徒的精神，也指的是这种简单而实在的生活态度。如果你到美国人家里参观，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朴素。

但这四十年来，我觉得美国是有些变化的。首先，人越来越杂，我四十年前看起来很干净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很脏。美国的年轻一代也很有问题，中学教育也问题重重。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还是继承下来了，比如为公众服务，美国的大学生们经常做义工，帮穷人。他们也尊重别人的隐私，这点很好。但现代的生活方式使美国人更加孤独了，他们越来越隔离，患精神病的人特别多。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 Jung）的解释，社会的经济是和心理联系起来的，个人经济越发达，心里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还有，美国的枪支问题，最好进行枪支管理。布什总统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好，但是，美国人也只有维持美国人的精神：既然他是总统，你就要尊重他的权力。但是，布什的政策是缺乏美国精神的，比如随便去打别的国家，我觉得这是偏离美国精神的，一切都为了钱、为了石油。尤其是枪支，有必要管理。想想看：每天都可能有人到学校去杀人，那多可怕？杀人的人都是有精神病的，一个人有了精神病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问：另外，学界都说您有“耶鲁情结”。请问耶鲁大学有什么令您着迷的方面？根据您在美国高校从事教育三十年的经验，您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有哪些主要特点？有哪些是特别值得我们国家的高校吸取和借鉴的？

答：说我有耶鲁情结？我还不知道。因为我大半生时间都在耶鲁度过，我只能说耶鲁。耶鲁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那就是我喜欢它的教学制度。我生来喜欢教书，尤其喜欢和年轻的大学生交流。而耶鲁给所有教授们一个很严格的规定：不管你的职位多高，你都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因此我每年至少有两门课是专给本科生开的。但我不喜欢教大班课，因此我的课一般要求学生不超过二十人。我还喜欢讨论课，我把材料提供给学生，让他们阅读后讨论。而且，耶鲁严格实施通才教育，比如你学理工，也必须学文学。很多好学生喜欢来耶鲁读文科，因为它的校园里最有文科气息，最专注人文和艺术。耶鲁有戏剧学院、音乐系，这些跟文学都有密切的联系。从前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觉得学校比较小，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你。在这里，校园比较大，走到什么地方也没人知道你是谁，很好。

问：我注意到您经常写一些关于美国文化观察、中西文化比较的散文、评论、诗歌等，文笔细腻生动、淡雅清新、真挚优美，看了很让人有所感触。请问您所创作的这些散论与您的学术研究是一种什么关系？

答：我觉得两种写作对我都一样，因为我在搞学术的时候，也在进行创造性的阅读。美国有这样的分野，学者就是学者，作家就是作家。但我在1993年开始搞创作。当时我发现自己都快不会写中文了，于是下定决心，增强中文写作能力，开始学散文创作。有趣的是，我的学术论文大多是英文，而我的中文呢，主要用来搞创作。

问：您和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共同主编的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与以往的文学史相比都有哪些特别之处，什么时候面世？

答：我们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有关文学的文化史 （a 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另外，我们希望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讲文学史。主要针对英文的通俗读者。他们一般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懂得不多，但又想了解一些，所以我们的文学史主要是给这样的读者和学生看的。用的是一个讲故事的综合论述的方法，不是什么明、清小说史、明、清戏剧史、明、清诗歌史等。它基本上按照年代编排，因为我们相信这样才是真正的文学史。到目前为止，属于这一系列的《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都已经出来了，而中国的还没有，我们就在做这样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不要总是把政治和文学混为一谈。比如，一般的中国文学史，大多把政治的潮流和文学的发展等同，而我们认为，文学有自身的发展历程，这种发展，有时和政治无关，和朝代也无关——因为你换朝代了，文学不一定跟着改变，文学改变了，也不一定要换朝代，这就是我们的文学视角。比如说1400年左右，这一时期的文学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永乐初年，是文人开始大写台阁体诗文的时候，又有《永乐大典》的盛事，但它并不是明朝的开始。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文学完全和朝代的变换无关。我们还是很重视朝代的，但只能说文学和政治有关，但并非等同。我们的重点是文学的发展，以文化文学史的角度来写的。至于什么时候出版？只能说愈快愈好。明年就要送稿了。

问：您一直注重美国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术交流及往来，自己也身体力行地组织参加多种学术活动，开展多层次的文化交往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工作。您曾证实耶鲁大学是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发源地，想必这些年您也以耶鲁为根据地，为中美文化交流、教育交流作出了不少贡献。1990年，您和苏源熙（Haun Saussy）联合主持由六十多位美国学者参加的一项美国汉学界前所未有的翻译工程：《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这项工程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它使很多中国女性的作品得以进入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请问您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主要的主张有哪些？都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

陈琳教授访谈录有感 第5篇

贵州省盘县柏果镇清水小学 侯弘

通过对现已91岁高龄的陈琳教授的《师德修养——教育家陈琳教授的为师情怀》的访谈学习，我心潮澎湃，深受鼓舞，受益匪浅。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可塑性极强的未成年人，教师的道德表现足够影响一个学生的一生。作为教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身教重于言教，要在自己的职业道德方面追求卓越，追求高标准，这是构建我们未来民族道德素质的基础。看完陈琳教授的访谈录，我感慨颇多，从心灵深处得到许多感触。陈教授高尚的师德情操和对英语教学的执爱，为广大教师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也为大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人生的价值观。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人民教师，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人们对教师的评价如何，都应该像陈教授那样甘为奉献、不断进取，这才是教师的最终取向。以下是我的些许感悟：

一、何为师德？以正能量去引领教育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人尚且如此，作为现代的教育人，应该怎样来解读这个既熟悉又抽象的概念？陈琳教授给我们形象具体的阐述了其内在的含义。所谓师德，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指我们实际的行为。师德，是教育文化的深层内涵，也是一个民族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行行为，是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民族精神的动力之源。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深深的体会，当我们遇到学生的不良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时，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去教育或帮助他们。正如陈教授所举的张丽教师为保护自己的学生失去了自己的双腿，以及在四川汶川地震时教师为救自己的学生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等等。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教师的师德不是用言语能表达的，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教师与他人不同的地方。而我国现在也正在为鼓励和发扬正能量做了大量的规定，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和谐稳定。

二、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师德为先 教育发展，教师是关键。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这样才能为人师表。教师素质重在师德，教师职业道德充分体现了教师特有的职业思想、职业情操。所以，教师自身首先一定要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这样才能真正为人师表。

（一）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注入学习动力。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有兴趣有激情才能把它做好。对于我们英语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对英语有浓厚的兴趣，要喜欢英语，只有喜欢才有动力，才会去学习与研究，才会取得较大的进步与成就。

（二）正确处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一项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这一工程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学习英语，要坚持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原则。即要想学好英语，首先要大胆的实践说，听，只有通过大量的听说实践，才能体现英语学科本身的语言的交际工具性。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其规律或有不当之处，再加以总结与归纳则形成了语法语音的理论。通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才能学好和教育好自己的学生。

陈教授强调：从开始学英语起，就必须要先教会学生使用四句英语：Thank you→Excuse me→Please→Pardon。这也是要让学生从开始就要学会使用有道德的语言，做一个讲文明、讲礼貌的学生。其次就是要研究学习英语课标。要把握正确的教学目标和合理的教学方法，要采用寓教于乐而不要强加灌输。正如陈教授所举的名言：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

陈琳教授访谈录有感 第6篇

我的家乡

籍贯一般是指一个人祖居或出生的地方, 故乡是指一个人出生或长期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家乡”或“老家”。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动荡, 许多人的祖居地、出生地和长期居住地并不一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当被问到“你是哪里人”时, 往往需要解说, 不能简单回答。我的情况也如是。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时, 我总回答, 我的祖籍是安徽泾县, 出生在河南信阳, 长在湖南。是啊, 三处都是我的家乡。我的祖籍是安徽泾县, 但我的家人, 除我以外, 都没到过安徽 (我到过泾县, 是因为教育部五七干校在安徽凤阳) 。我出生在信阳, 我母亲是长沙人。抗战开始不久 (我8岁时) , 我们全家逃难到湖南, 此后再没回过信阳, 所以我童年的许多记忆都在湖南。抗日战争胜利后, 我们全家定居长沙, 为了简便, 我就说我是湖南人。

我出生在1929年秋天, 排行第四, 父亲给我取名“爱珠”。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 (其中一个哥哥小时候病死了) 、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父亲是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小商人, 我们一家还能维持温饱。那年, 有军队南下途经信阳, 向地方筹款, 绅商商议动用贫民工厂基金, 父亲坚决反对, 遭到军队追捕, 当时士兵把我家围起来, 情况危急。母亲因为刚生下我, 正坐月子, 父亲情急之下躲进屋来。按照民间说法, 外人进入坐月子者的屋里, 对外人不吉利, 于是士兵们忌讳, 就没进母亲的房间搜捕, 父亲因此逃过一劫, 此事我曾听母亲和大姐说过好几回。因为父亲特别喜欢我, 支持我的想法, 所以我日后有机会进入学校读书。

逃难八年

1937年, 随着河南全境沦陷, 街上尽是匆匆逃难的人, 我随父母一同前往母亲的老家湖南。逃难之初, 我们住在长沙, 每次空袭来临, 都会响起尖锐而急促的警报声, 还伴随逃难者的尖叫声, 这常令我们恐惧难安。警报解除的声响是缓缓的长鸣, 好像人在长长地吁气, 每次听到解除警报的声音, 我们都庆幸自己还活着。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 我们经常一早就跑到湘江对面的乡下。如果警报拉响时没来得及躲到河对面, 日军的飞机来袭时我们就躲在家里的桌子下, 以求安心。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 如果轰炸真的降临, 躲在桌子下根本没用。记得有一次, 日军向农家的冬瓜架扔了炸弹, 因为那块地里的冬瓜长得大, 日军以为冬瓜架下面躲着人。

1944年, 长沙局势紧张, 全家为了躲避轰炸, 从湖南逃到广西, 再途经贵州到达重庆北碚, 一路的见闻令人终生难忘。最初我们乘火车到广西桂林, 由于日军不久逼近桂林, 我们只好再次逃离。这次, 我们没有买到坐票, 全家挤在火车车厢厕所旁的过道里。不过当时我们觉得, 能坐在车厢里已经很幸运, 因为那时车厢顶上坐满逃难者。当火车穿过山洞时, 会有人掉下来摔死, 那样的画面现在想来都让人颤栗。火车里人多、拥挤, 杂乱、肮脏, 疾病流行, 不时有人因疾病或饥饿而死去, 所以大家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此外, 火车走走停停, 开动时也不会发出提醒信号。一次, 父亲生病, 母亲下车取水, 火车突然发动, 母亲因惊吓倒在火车下, 险些被火车碾过, 幸好有好心人及时将母亲拉出铁轨。后来, 父亲专门在日记中记下:“当时真是危险至极, 幸好路旁好心人冒险将她拖出, 她双脚一缩, 车轮即过, 情状真是惊心动魄, 群众都称赞那位好心人有德。”每当想起这情景, 我都心有余悸。

后来由于敌人截断了火车的去路, 全车人只好下车, 步行逃难。大家一起翻山越岭, 风餐露宿。逃难的队伍犹如一条长龙, 缓缓向前移动, 看不到尽头, 这和林语堂先生在《京华烟云》一书中所描述的逃难情景颇为相似。其实, 逃难的日子是我家在抗战中经历的最困难的日子。全家携带身边仅有的东西, 挑着做饭用的家什, 今天十里、明天二十里地往前走。晚上找不到房子住, 就抱几捆稻草垫着当床睡。这样走了大约半年, 才到贵阳, 之后我们住在难民所里, 头上和身上都长了虱子, 很难受。逃难途中, 我们时常看到饿死或病死的人, 情状极为凄惨。在逃难的人中, 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 他们的眼神, 看一次就不能忘记。有一次, 我们看到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女孩子孤零零地站在路旁, 据说是父母将她遗弃。对此, 大家议论纷纷, 虽然气愤, 但也无奈。

整整八年, 颠沛流离, 每天过着担惊受怕、心神不宁的日子。日军的空袭、逃难途中的惨状, 历历在目, 久久萦绕于心。不过, 苦难也是一笔财富, 在八年不安的日子里, 许多见闻让我真正感受到社会及人性的复杂, 真切体悟到社会安定和国家富强的可贵。

插班到四年级

我们家那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当时女孩子一般都没机会上学。家里三位姑姑和大姐都没念过书, 我最初能去学校学一点基本的“读”“写”“算”, 是因为家人希望我在学校里可以照顾弟弟。1942年, 我们全家搬到衡阳后, 我才正式踏上主动求学之路。

衡阳城内, 有不少女孩子可以上学, 还有许多女孩子能参军、唱抗战歌曲。妈妈的妹妹, 我们叫她元姨, 早先受过教育, 有自己的工作, 她的丈夫在学校当校长。大姐心灵手巧, 有时会到元姨家帮着做针线活。大姐很早意识到有文化的女孩子与没文化的女孩子在前途方面差别较大, 她觉得自己已错过读书年龄, 妹妹不应再如此, 就请求元姨帮我解决上学问题。父亲一向主张“成为一个有文化、能够独立生活的人”, 于是在大姐的撺掇下, 有了元姨和父亲的支持, 我正式进入学校念书。我的班主任姓魏, 很喜欢我, 认为我原来的名字“爱珠”过于小家碧玉, 于是替我取了“式颖”二字 (“式”是效仿的意思, “颖”来自父名, “式颖”即“效仿父亲”之意) 。由此可见班主任对我的生活经历和家庭情况非常了解, 于是我从“爱珠”正式改名为“式颖”。班主任的关怀与体护, 现在想来, 温暖仍存。

学校距我家较远, 当时学校不提供住宿, 也不能走读, 在元姨的安排下, 我借住在她的好友家。鉴于我的年龄, 学校让我直接插班进入四年级。因为上学这件事, 祖母大发脾气, 狠狠训斥大姐, 说她胆子太大, 自作主张, 五六天不让她出门。我因此意识到上学读书实属不易, 于是越发珍惜大姐和元姨帮我创造的学习机会。家里人多, 父亲挣钱不易, 我在外读书使父亲的负担更重。加之读书晚, 我的年龄比其他同学大, 所以“加紧、赶快”成为我学校生活的主旋律。尽管学习紧张, 但很愉快。因为我勤奋学习, 所以成绩一直较好, 100分的试卷还得过101分, 老师说因为我字写得好, 那一分是鼓励。我平日喜欢看冰心的书, 毕业时一位同学在毕业赠言里写道:“希望你成为第二个冰心。”当时大家天真、纯良的心性, 现在想来, 依旧美好。

跳级考高中

1944年, 我们一家逃难到重庆, 正值读初中, 在父亲的支持下, 我如愿考进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沙坪坝分校, 它是当时重庆最好的公立学校, 免收学费。虽然免收学费, 但读书开支还是不少, 我明白家里的困难, 就想尽早完成学业。为了节省, 为了有更多时间学习, 两年里我只回过一次家。父亲当时跟我说过一句话:“即使讨饭也要供你读书。”父亲的关爱给我鼓励、激我奋进, 这句话也支撑我勇敢面对之后的许多困难。当时, 我的一位朋友, 名叫陆瑜, 她给我许多帮助。她念初三时, 我一边学习初二的课程, 一边跟她学习初三的课程, 准备跳级考高中。由于本校不允许跳级, 刚好班里有一位家在杭州的同学, 据这位同学说,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可以录取跳级生, 并免学费, 所以我积极准备跳级考高中的事, 最后如愿。在杭州一年半的高中生活, 我独自一人, 一切事情自己动手, 一切问题自己解决。最困难时, 因为没有生活费, 不得已把棉衣拿去当了。确实, 那一年半的生活比较艰苦, 我吃饭时常常以萝卜干为菜。高二下学期, 我回到长沙, 完成高中二年级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庆幸那时的自己能坚持到底。这些经历是我的人生财富, 使我的心智更成熟。这一点, 我后来通过学习和实践, 才逐步发现和慢慢体会。

大学时光

武汉解放比长沙早, 父亲和四叔决定先到武汉找工作。我下决心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 所以爸爸和四叔带我一起到武汉。其实, 学教育并非最初心愿, 我起初想在一所公立大学攻读农学。一是因为公立大学免收学费, 二是因为之前有段时间住在湖南农村, 切身感受到农民不易, 所以想多学一些农业知识, 以后希望帮助农民改善生产。可惜当时除了华中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 招收同等学力的考生, 其他学校都不招收, 最终我报考华中大学教育系并被录取。因为华中大学并非公立, 所以我有过放弃的念头。庆幸的是, 在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父亲依旧鼓励我求学。1949年9月, 我进入华中大学教育系学习, 想不到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日后事业的发展方向。进入大学后, 得知有公办免费且供给食宿的短期培训学校, 在那里读书可较快出来工作, 于是我想转校学习。此时, 华中大学党组织多次给我做思想工作, 他们及时的关怀和尽力的帮助, 打消了我转校学习的念头。后来, 华中大学不仅令我提高思想觉悟, 在政治上取得进步, 更给我提供许多物质方面的支持。虽然华中大学是私立学校, 但还是免除了我的学费。大学给予我的恩惠, 让我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于是我更加努力学习。

在华中大学求学期间, 我始终没有想到还有机会出国留学。毕业前一年, 我对自己未来的工作很担心, 觉得自己的知识不足, 害怕以后不能较好地为学生上课。正在这时, 学校通知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参加留学生的选拔考试。接下来的四年, 国家派我们到苏联, 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 回来报效祖国, 为人民服务。自此, 我幸运地踏上留苏学习之路。

留苏岁月

出国学习, 语言问题是我最担心的。幸好国家提前一年为我们安排语言培训, 以便我们出国能更好地学习和生活。当时出国培训安排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 , 我们在那里的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我们是新中国首次成批派遣的留苏学士, 一共有四百多人。当时的语言培训教师教学很认真, 对我们特别关心。最初, 我们从俄语字母学起, 然后学习俄语文法, 还通过学习《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的某些章节掌握苏联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中的基本俄语词汇。大家抓紧时间, 刻苦学习。记得从我们宿舍到上课的地方, 大约有半里路, 大家手中常常拿着写有俄语单词和短语的小纸条, 一面走路, 一面背诵, 那真是一道颇为有趣的风景线。

1953年8月离京前, 我们还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的报告, 报告给我们很大触动。听后, 大家都抱着满腔热情, 打算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教育理念, 然后报效祖国, 报答党和人民。

我们一行四百多人, 坐火车前往苏联。苏联地域辽阔, 沿途大多是茂密的森林, 人烟稀少。最初见到美丽的贝加尔湖时, 我大为惊叹。虽然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 但大家都没觉得累,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去心中向往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格外激动。就这样, 大家兴奋地开始了憧憬许久的、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涯。

在苏联学习期间, 我有许多深刻而美好的回忆。无论是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长, 还是师生的情谊, 都是我一辈子的珍宝。学习之初, 语言问题确实较多。由于在国内学习俄语的时间较短, 又因为刚到苏联就和那里的学生一起学习本科课程, 所以第一学年学习时困难较多。我当时采取的办法是上课硬听, 课后借苏联同学的笔记抄, 尽量及时阅读教师指定的参考书, 最重要的是借助字典慢慢学习。到第一学年下学期, 我上课时能听懂的就多一些了, 但许多时候仍要借同学的笔记核对与补充。当时我们为了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时每门课都得五分) 完成学习任务, 着实付出许多努力。每天除了上课和吃饭, 就是读书。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每晚十一点半关门, 我们永远在阅览室快熄灯时才离开。每天学习完毕, 回到宿舍, 我们要自己做饭, 饮食一般比较简单, 经常是煮饺子、下面条之类。晚饭后一般还要再学习一阵子, 夜里两三点钟睡觉是常事。由于长期熬夜, 四年下来, 我的身体瘦弱不少, 出国前体重有一百零几斤, 回国前体重就只有80斤。由于学习太辛苦, 在大四上学期, 有一次课后走出教室, 我在走廊中晕倒, 被送到学校医务室抢救。还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 学习结束时, 我获得教育系专业优等生毕业文凭, 听说当时共有四人获得, 也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

在苏联留学期间, 我结识了一个名叫莉达的俄罗斯姑娘。莉达不仅帮我解决学习方面的问题, 更在生活方面关心和照顾我。一次寒假, 莉达邀请我到她家做客, 她的家人热情地欢迎我。在莉达家居住的几天里, 从莉达和她母亲身上, 我深切体会到俄罗斯妇女善良、勤劳的品质。回国后, 我和莉达一直通信, 有时莉达还会在信中附上俄罗斯《教师报》的剪报, 大多是关于乌申斯基或列夫·托尔斯泰等人教育思想的文章。1989年, 我到苏联访学, 久别32年, 我和莉达终于重聚, 我们都激动地哭了, 当时身边同行的许多人也非常感动。我一直认为, 友谊是人和人之间最纯真、最美好的情谊, 我和莉达这份自青年时代便建立的友谊, 历经岁月的沉酿, 变得越发香醇甘美。

组织分配的研究方向

我觉得, 人这一生, 大多数时候没办法提前规划, 都是走一步算一步, 何况那时正处于国家的特殊年代, 个人既没有那么多自我选择的想法, 也没有那么多自我寻求发展的机会。总之, 那时的日子是慢慢趟出来的。

在苏联学习时, 我还没有确定自己专业的研究方向, 对于“外国教育史”仅仅是喜欢, 当时我和其他同学一样, 做好思想准备, 即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与召唤, 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1957年, 我拿到毕业文凭后就启程回国。当时我们满怀无条件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心情, 自信满满, 完全没有想到之后的生活道路与事业发展会那么曲折, 充满考验。

1957年8月, 我被分配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1962年秋, 文科教材办公室批准曹孚先生主持编写“外国教育史”的申请, 成立四人编写组, 我也忝列其中。自此,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将我专业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外国教育史”。在编教材的过程中, 我向另外三位老师学到很多, 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接下来, 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大家相继参加“四清”运动, 工作不得不中断。“四清”运动结束不久, “文化大革命”开始, 工作一直被搁置, 真正再次开始“外国教育史”研究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

随着政治局势慢慢缓和, 教育事业重新建立。面对当时“读书无用论”泛滥、师道尊严尽丧及考试制度完全废止的混乱局面, 周鑫荣部长提出“学一点教育史”的要求。就这样,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系列工作中, 我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价值有了崭新认识。“‘外国教育史’研究不仅是为了编写教材, 为学生提供外国教育思想和实践进展、进程的系统知识, 使他们获得忠诚于教育事业的陶冶, 同时还要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教育思想以及相关社会实践活动, 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探讨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 并预示将来教育发展的方向。”这一认识也坚定我研究的努力方向。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的工作主要围绕上述两方面社会需要进行。所以, 从整个工作过程来看, 并非我主动选择历史, 而是历史选择我。

历史研究中的困惑

1999年10月, 我正式退休, 开始了“退而不休”的晚年生活。因为年纪大了, 便开始思考, 我这一路是怎样走来的。我常想, 我这一生, 其实再简单、平凡不过, 大半生都在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我编写过教材, 写过几本书, 培养了一些学生, 做过“外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我一直希望教育史学研究不仅在师资培养方面有效发挥作用, 更在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方面为我国教育提供启示与借鉴。这些年, 教育史学科发展遭遇压力和困难, 大学的课时一压再压, 教育史学科毕业的学生工作也不大好找, 甚至觉得教育史学科过时, 跟不上时代。

其实, 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之间存在客观联系, 不可分割。只有深入研究和总结他国的教育历史经验, 并结合我国的教育历史与实际情况, 才能更好地认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作出正确的选择, 使我国的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一直认为, 历史研究需要静下心来, 认真对待。第一, 由于历史是过去的事, 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无法做到完全客观呈现, 所以如何解决史料问题, 研究者一定要谨慎。总之, 尽一切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使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翔实且有说服力。第二, 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与其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民族传统、生活习俗和国际关系等密切相关, 所以研究者要说明教育现象、教育的发展历程, 就必须深入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同时, 研究“外国教育思想史”, 不能只读教育家的著作, 还要读些有关“哲学史”“伦理学史”“心理学史”和“科学史”等的相关书籍, 这样才能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把握教育思想的来龙去脉。第三, 由于教育史既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又具有历史学的属性, 因此教育史教学与研究质量的高低和研究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与历史观密切相连, 这就要求教育史研究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做教育思想研究, 还是做教育科学实践, 我们都应在真正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关心学生, 这样才能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养料。

访谈后记

如果从1961年编写“外国教育史”教材开始, 吴先生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至今已过半个世纪, 50余年的风雨, 她亲历了新中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整个历程。半个世纪里, 吴先生一直坚持不懈、辛勤耕耘, 其倾注的智慧和热情最终凝结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吴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外国教育思想史”研究、“外国教育现代化历程”研究和“俄国教育史”四方面。从改革开放至今, 大多师范院校的“外国教育史”教材都采用吴先生主编的那版, 那版教材多次在全国图书出版中获奖。此外, 吴先生还参与《教育大辞典》《外国教育家评传》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回顾吴先生走过的人生历程, 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 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