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科大校长是什么级别

西科大校长是什么级别（精选2篇）

西科大校长是什么级别 第1篇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南科校长是配角教授是主角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南科校长是配角教授是主角

2010年12月22日 08:17中国青年报以制造机器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李泽湘最初连门都挤不进去，只能乐呵呵地倚靠着门框；著名数学大师、菲尔兹奖获得者齐尔曼诺夫坐在会客厅里，等待拜访演讲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陈应天教授等人，起初只是坐在观众席上，认认真真地听讲话。

在12月18日举办的一场大学招生咨询会上，这些大人物都是配角。主角是身穿黑色风衣的朱清时，也是这所还没有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复的大学的校长。下午两点，这位校长在启动校区里正式宣布，筹办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将正式以“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的方式进行教改，成为中国第一所从教育部手中收回办学自主权的高校。在这里，校长都是配角，教授才是主角

事实上，早在3年前，深圳市政府就将建设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人均GDP全国第一的城市的目标是建立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参照模板是建校不到20年便跻身世界一流名校行列的香港科技大学

第二年，一份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在内的200多名候选人名单，摆在了校长遴选委员会主任、时任深圳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面前。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朱清时。这位校长曾经以高调的姿态直面舆论，包括拒绝大学扩招、反对教育部本科行政评估等等。

“想在内地办一所这样的大学，必须找朱清时。”香港科技大学的原校长吴家玮与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作为遴选委员会的学术委员向王穗明推荐道。

猎头公司先找到朱，被婉拒。此后，南方科大筹备办主任梁北汉、深圳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上门，也遭到婉拒。这位退休的大学校长表示，已经替自己安排了写写书法、研究古陶瓷的闲适生活。

直至70岁的中科院院士陈国良与73岁的电子科技大学老校长刘盛纲来访。他们说：“我们追求教改这么多年，都没有好的条件去实现，深圳的条件这么好，这会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或许是这番话打动了朱清时。2009年教师节，这位63岁的老人从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了聘书。

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校长同时申明了自己的建校原则，其中包括“去行政化”与“教授治校”。在他看来，只要有一所大学通过打破行政绑架的形式教改成功，就会跟上一批同样希望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大学，整个教育体系就能回归。他把这种改革称为教育界的“蛇口”，“30年前，经济要恢复活力，需要打破铁饭碗，30年后，教育要恢复活力，同样应该打破铁饭碗！”

对此，他先拿自己开刀：这个自1998年就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官员，严肃地提醒市领导，自己从到深圳那天起就只是个打工的；去市教育局开会的时候，他会被安排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的下手，以示他没有行政级别；为了将行政力量的干预降到最小，他制订了一份《南方科技大学条例》，其中，学校的最高决策需由理事会决定，而理事会中，一线教授代表不少于1/4，国内外的教育专家不少于1/4。一位行政人员告诉记者，朱清时对每位行政岗位的应聘者都要亲自面试，主题大多围绕如何理解“去行政化”展开。“做这件事的人，必须志同道合，必须有理想主义。”朱清时说。每次面试结束，朱清时还会提醒对方做好心理准备，“在这里，我和你们都是配角，教授们才是舞台上的主角”。据说，在校园里，他决不允许出现局长、处长的称谓，行政人员一律互称老师。

为了让主角尽快出场，这个喜欢穿布鞋的老人常常要到世界各地“三顾茅庐”。

物理学家、剑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陈应天还记得，师弟朱清时打来电话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严济慈老先生60多岁的时候还在教我们，现在我们60多岁了，也该为下一代做一些什么了！”几个月前，朱清时亲自飞到陈应天太阳能企业的基地锦州，将南科大发出的第一份聘书交到其手中。更多的人是主动前来的。在2009年10月底赴南非参加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大会时，朱清时随身携带的400份南科大宣传单被在场的华人学者一抢而空。

甫一上任，朱清时便接到了李泽湘的电话。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之一，早在1986年，李泽湘就和很多同学自发编写了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寄至教育部。多年后，他告诉朱清时，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他愿意回国做义工。

迄今为止，已决定加盟的名师还包括原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李晓原、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励建书、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等。除此以外，南方科技大学还将在5年内面向全球招聘30位特聘教授及其团队。

这种理念还感动了不少志同道合者，原本是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技术总监的朱朝阳就是其中一个。如今，他成为南科大负责网站维护的工作人员，由于人手不足，他还承担起安装办公室电话的工作。面试的时候，朱清时问他，为什么要辞职降薪来南科大？他乐呵呵地说，参与了这件事，以后就可以讲故事给孩子听了。

他从没做过这么难的实验，每天靠吃几种不同的安眠药才能入睡

然而，变革的开始并非一帆风顺。南科大刚刚筹建之时，深圳市政府本想通过抽调骨干的方式为南科大输血，朱清时却发现，凡是职位在副处级以上的工作人员，往往不愿意抽调到南科大。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一个老校长揶揄他：“你呀，挖了个去行政化的坑就跳进去了，结果没人愿意陪你跳啊！”

另一个难题是建校和招生。朱清时一度乐观地认为，南科大的建立会像深圳大学一样顺利。1983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指着一片空地对他说，“我们将在这里建深圳大学校园，今年秋天就可以上课。”邓小平回京后跟人说，这就是深圳速度。

但现在，用朱清时的话来说，自上任那天开始，他就被扔进了冰窟窿，每天要靠吃几种不同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他表示自己从未做过这么难的“实验”。

2009年9月10日，他赴深圳上任，9月15日，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便来到新校区施工现场，明确表示“南科大未批先建”。

另一个质疑直接针对南科大的校名，有人提出，教育部规定新建高校不允许使用“中国”“南方”等大词，南科大应改名为深圳科技大学。

朱清时采用的对策是借助媒体，那段时间，他开始大量接受采访，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改革理念。有观察人士指出，借助民意是朱校长的一步好棋。除此之外，在去年年底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时候，朱清时与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进行了一次“鼓舞人心的谈话”。

20天后，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温家宝问朱清时，“你最近是不是去深圳搞了个南方科技大学？”合影留念时，温家宝又把朱清时拉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南科大的教改情况。

此后，教育部内部关于校名的争议便平息了：“总理都叫南方科技大学了，肯定也不能再叫别的名字了”。2010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也率教育部专家考评组到深圳，对南科大的筹建工作表示肯定。

不过，一份发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卡住了教育部对南科大筹建工作的批复。根据该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院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其中，仅仅要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就需要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0000册，这对于首批招生计划50人的南科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朱清时的再三争取下，今年9月27日，教育部的高校设置委员会曾专门开会研究南科大的问题，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会上的专家全票通过为南科大发个“准生证”。但问题接踵而至，根据条例，即使获准筹建，也仍要等到正式建校时才可得到招生资格。“我当了十年校长，都不知道有这么多行政规定。”朱清时感叹。

他不得不再次进京跟教育部协调，教育部给出的让步是，同意南科大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招生，但招来的学生必须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籍。

这让朱清时无法接受，“改革的结果就是建一个分校，这还叫改革吗”？

另一个障碍是，根据现行制度，南科大要从专科开始办学，升到本科，再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要办成研究型大学，至少要30年。事实上，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深圳大学，便长期受困于此条例，虽然建校很快，但获得第一个博士授予资格时，已是2006年。而对朱清时来说，一个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如果没有研究生将是灾难性打击。

这种现状让朱清时决定跳出现行体制，从教育部手中要回招生和授学位的自主权，采用“寒假考试、春季开学”这种强行闯关的方法。

他说，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一件事是等着批复干的。“改革需要承担者，深圳精神就是敢闯，从今天起，我们要打破教育的铁饭碗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10月份，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讲道。

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学校长，真好真好 12月15日晚上8点，朱清时推翻了秘书写的草稿，亲自执笔写就了1700字的《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那天晚上，他吃了好几种安眠药，但还是一夜未睡。在信中，他明确提出：大学失去了办学自主权,造成高校“千校一面”。他也表达了收回“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决心。

这个已经头发斑白的老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承，他不是没有顾虑：他担心拿不到教育部认可的学位，会影响学生未来报考研究生；他担心没有教育部的学籍，会影响学生的医保办理；他更担心的是，南科大的教育改革，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在招生咨询的时候就半路夭折。

让他欣慰的是，12月18日下午的招生咨询会上，家长与学生的热情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一对从湖南娄底坐了十几个小时硬座赶到深圳的双胞胎姐妹说，有人告诉她们，有一所叫南方科大的学校会在明年招生，你们一定要去考，考不上就复读。

一个从云南楚雄赶来的大学老师，带着自己11岁的小女儿早早来到会场。他说在他任教的大学，只靠论文数量评职称，他希望女儿未来能够上一所懂得“纯粹和纯净”的大学。一位70岁的老人陪着自己16岁的孙女来到咨询会，这个叫崔廉的女孩儿已经拥有了14项个人专利发明，但做的练习题还远远不到老师要求的一科8000道，她说，她想去一个不会强迫她做事的学校。

“我们希望中国能有一所尊重教育规律的大学。”李泽湘告诉记者，在国外，任何一所名校都是自授学位，真正的异类恰恰不是南科大。

如今，从南方科技大学启动校区行政楼向外望去，能看到一片大工地。这里正在修建这所大学的新校区。早在朱清时到岗之前，深圳市政府就聘请了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公司，为新校区设计了“极尽奢华”、“非常后现代主义”的教学楼。这个即将动工的工程被朱清时紧急叫停。他提出了建设不装电梯的小楼概念，他将其称为书院，理由是“楼越高，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越远”。朱清时希望在南科大的校园里，也能形成一种对知识最朴素的敬畏。

为此，朱清时还计划，学校的生师比例控制在8∶1，第一年招生50人，第二年招150人，之后将学生数逐步稳定在每年2000名本科生的水平。

对于深圳这个城市，南科大就像一个新生儿，连出租车师傅都尚未熟知。某种意义上，64岁的朱时清之于这座城市，境况也相似。

在合肥时，担任中科大校长的他每到机场，都能享受省部级领导的免费一等贵宾室。但第一次到深圳时，这位已经无官无职的老人突然发现，一等的贵宾室不允许进入，二等的贵宾室还要收取费用800元。朱时清笑着说，那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大学校长，而不是副部级官员，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学校长，“真好真好”。.research{font-size:12px;font-family:“宋体”;margin:0 auto;}.research h2{font-size:12px;padding:2px 0;margin:0;}.research span{ font-weight:bold;}.research.button{ height:23px;}.research td{ line-height:18px;}

给蔡元培校长等定什么级别 第2篇

据说,“世界一流大学”的惯例是,学校领导的头衔只叫到校长,其他什么“长”大多不必叫了。我没有见过哈佛先任的校长,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一次闲聊中,朋友说到哈佛第二十七任校长萨默斯,一个最有争议的哈佛校长。中国的教育界,特别是政界、经济学界对萨默斯的经历并不陌生。此公先是哈佛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然后出了校门,做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做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按照我们这边的标准,萨默斯是个“又红又专”的部级干部,当年在众多的人选中脱颖而出就任哈佛大学校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比照国内的一些“九八五”高校和萨默斯的部长身份,哈佛大学的校长至少是副部级;而实际上,即使是退下来的美国总统,也未必能够担任哈佛校长,可见哈佛大学与级别没有关系。依我们当下中国人的思维,萨默斯被遴选为校长,除了他是著名学者外,可能与他曾经做过财政部长有关,在这岗位上待过的人,应当有办法有关系去筹款。萨默斯知进退,文理学院的“教授会”投了不信任的票,又要再投,他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萨默斯当年就职演讲一开始,就引述前任校长霍约克的话:“如果有人希望变得谦虚及受到羞辱,就让他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真是谶语。——这些细节,在中国也广为传布。萨默斯的这段经历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我想,“教授会”有力量“去行政化”,迫使校长辞职,也是启示之一。

近几年来,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现代大学的体制之中需要行政,自然无法“去”,但“行政化”了,累积的问题已到了不能承受之中的地步。汉语中的这个“化”字太值得推敲、玩味了。前两年有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说大学领导众多: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程度确实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校级领导之间的级别差异也颇有趣,同样是校长或者书记,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正厅级,而级别的确定,大概是按照大学的层次来决定的。同样是副校级领导,在副部级大学里,若是“常务”便是正厅级,其他是副厅级。有的副厅级校领导,则在某个时候,比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时加了括号说明是“正厅级”,这类领导一般都是“资深”者。这样一个定级的方法,其实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换言之,我们的制度设计催生和扩大了大学的“行政化”。以级别的高低确定岗位与单位的重要,这一“中国特色”在大学过于鲜明了。

吊诡的是,即便如此,高级别的大学和大学领导,一般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行政单位,而说是事业单位。大学以学术本位,这大概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是,就学术论学术,在中国的大学许多问题又难以解决。如果觉得行政级别是最重要的,为何又有那么多已经是副厅级、厅级甚至是部级的校领导坚持要做教授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样一种“双轨制”,正反映出今日之大学,行政与学术资源的混杂。当权力还为社会崇尚时,行政级别也就成为身份高低的符号,而一个人拥有多少社会资源包括学术资源有时又与行政级别的高低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要独立是很困难的。意识到行政化对大学发展造成伤害的人不在少数,但这种“化”的趋势似乎不仅没有被遏止,反而愈演愈烈。我在网上看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二○一○——二○二○)》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有大学“去行政化”的条款,不禁欣喜。但随即又在网上读到热议此问题时一些大学校长的发言,又不免失望,某校长担心去掉学校的级别,到政府部门办事难。这说的是大实话,教授看到的是学校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校长看到的是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但是,“去行政化”的主要意义,应当是还大学以学术本位。而政府部门能否按大学的教育规律办事,在本质上也是还大学以学术本位。

此一问题,或许也可说积弊已久。当年蒋梦麟执掌北京大学,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北大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他把北大分为官僚时期、文化运动时期、群众运动时期、索薪运动时期和复信运动时期。依据北大的历史,“官僚时期”应该指的是“京师大学堂”阶段。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样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在北大受学的学生,也以为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从管学大人、监督到后来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者兼任,学生们也多僚气与暮气。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读书的王画初在回忆文章中说:“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而人情积重,亦未尝忘尽科举,仍赴乡会试中式的,实大有其人。”“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初办时,学生都是京官,因此被称为“老爷”,监督及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者大人。

这样的迹象在新旧制度蜕变之间似乎不足为奇,也可见当下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其来有自。有鉴于此,所以蔡元培先生说:“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又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觉得要打破以前的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蔡元培先生如何聘教员,又如何做学术,这是大家都熟知和称道的。

“文化运动时期”及后来的北大,风气确实变了。老北大的人回忆说,在学校当着胡适或者顾颉刚的面前,不会有一个学生走上前去,说上几句应酬恭维他们的客套话。更从来没有听见过张口“院长”闭口“主任”的称呼。这不只是说学生的变化,其实也彰显了教授和“领导”的风范。老师和学生,构成了学校单纯的关系。以学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的风气,对学生的做人做事都有深远的影响。现在的大学在各种场合都会介绍校友中的成功人士,以显示学校的成就,通常会说到官员,再加上企业家,有院士的学校也请院士就坐主席台。注意一下各类校庆活动主席台上就座的人员,就能知道当下大学的取向。同学聚会,师生聚会,也首先会说到谁官运亨通,谁财源滚滚。对此,柳存仁先生在一九四○年的文章里说,如果谁肯说这样的话,“那如果不是这些话有资格被大家认为最无聊最讨厌的腐化滥调,就是大家会指摘谈说这些话的人的本身,大约是一个智慧商(I. Q.)很低很低的低能儿”。大学自然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包括出了校门后成为官员、企业家的人才,但大学本身不是政府,不是企业。

我查阅文献,那时的北大,校长之外,有学科长、教务长、总务长。废学长设系主任时,也只有十四个系。自然,那时的专业数和学生数无法和今天比,但比之现在,那时的“领导职数”实在太少了。如果按照目前的办法,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开始是正厅级,后来是副部级。陈独秀当文科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当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当总务长,冯友兰在清华当文学院院长,在现在只是正处级。蒋梦麟先是做教育部长,然后再做北大校长,等于是从正部职降到副部职务,按照现在的习惯,也只能在职务后面加一个括号,注明是“正部职待遇”了。如果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和胡适等是把校长、院长、总务长当官做,中国的现代大学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又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