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三线建设范文（精选6篇）
汉中三线建设 第1篇
《 汉中日报 》2010年11月04日05版
“三线”建设在汉中
1965年，全国的 “三线”建设全面启动，大批沿海企业及中心城市科研院校、科研机构、技术管理人员从祖国四面八方纷纷内迁到千百条沉睡的山沟。在 “三线”建设时期，有相当数量的技术密集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迁汉，许多优秀的科研、技术人才也随之扎根汉中，给汉中带来了新知识、新技术，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劳动就业机会，对提高汉中人口的整体素质、繁荣汉中经济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无怪乎有的人说：如果没有当初大规模的 “三线”建设所形成的经济实力的支撑和注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那么，今天汉中与东部的差距不知要大多少倍。
起源
1964年5月6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毛主席在会上反复强调说： “要加强 ‘三线’地区建设”。这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首次提出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以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南部8省区为主的 “三线”。“三线”建设的提法是当时中共中央依据全国各地的战略位置而作出的一种地域划分。全国划为一、二、三线：一线地区是指沿海和边疆地区的省、市、自治区；二线地区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三线地区按照1970年国家制订的 “四五”计划纲要草案的划分，是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地区，包括西南地区的云、贵、川，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的部分，中
确保工程进度，国家建委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物资支援汉中的 “三线”建设工程。钢材来自上海、北京、天津、太原、唐山、重庆、武汉、辽宁、大连、湖南、包头、新疆等25个钢铁厂，木材来自全国15个林业局、9个林场;水泥来自唐山、邯郸、北京、兰州、永登、抚顺、锦州、大连、木溪、洛阳、耀县等13个水泥厂。为了支持三线建设，汉台、城固、勉县、南郑等县区动员群众11000多人，突击生产砂、石。
为了加强对 “三线”建设的领导，1966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了 “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西安市，由刘澜涛任主任、宋平担任副主任。随之，兰州军区成立了 “三线”建设委员会，由张达志司令员任主任，副司令员李书茂任副主任。1966年2月，陕西省委成立了 “三线”建设委员会，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任主任，肖纯（省委副书记）、李学廉（省军区副司令员）、任钧（省建委主任）为副主任，办公室设在省建委。1966年4月，汉中地委成立了 “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由地委书记张军任组长，地委副书记王希侠任副组长，成立了 “三线”建设办公室（对外称工业办公室），由地委、行署及军分区抽调5人组建办公室，办理内建厂矿事宜。
紧接着爆发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严重干扰和影响了 “三线”建设工作的开展。“文革”开始后，随着地方党政机关的瘫痪，兰州军区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 “凡有 ‘三线’建设任务的地区，各级军区都要把 ‘三线’建设工作抓起来”。1967年3月，汉中军分区党委接兰州军区紧急指示，成立了 “汉中军分区内地建设领导小组”，由军分区司令员王明春担任组长，副司令员薛毅斌担任副组长，O一二办事处主任刘亚欣、陕西省建工局负责人贾夫、汉江机床厂厂长刘希平、汉川机床厂厂长郭光明、北大汉中分校筹建处负责人刘义、原地委工业办公室主任张正范等为成员，相应设立了 “汉中军分区内建办公室”。汉中地区革委会成立后，原军分区内建办公室更名为 “汉中地区革委会内建办公室”，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原地委副书记）张书云负责。
随着全区 “三线”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为适应汉中 “三线”建设工作高潮的到来，地区革委会在原内建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 “汉中地区革委会三线建设指挥部”，仍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张书云分管，省委请示西北局同意将西北局 “三线”建委负责人钟毅（陈慕华爱人）调来汉中全面负责 “三线”建设工作。
布局
汉中 “三线”建设是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65年3月21日批准的 《国防工业在二、三线地区新建项目布局方案》中 “汉中地区以航空工业为主，辅之国防重要项目和国家骨干工业项目”的要求精神，全面安排部署的。
1969年4月，中共中央和周总理委托兰州军区召开了 “西北三线建设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贯彻中央关于抓紧三线建设，随时准备打仗的指示，讨论了西北四省区工业布局，“三线”建设的规划和组织领导问题，并重点安排了一大批大中型建设项目。汉中地区在兰州军区会议上是唯一的地区级参会单位。
在全国统一部署下，汉中的 “三线”建设按照 “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建设方针，一大批重点骨干企业、设计施工人员、科研单位、高等院校 “一分为二”，从人员到物资、设备都成套地迁到汉中。
青、宁大电网，互调余缺，还可发挥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它使中国电力工业在发展超高压技术、制造超高压输变电设备、建设超高压输变电线路等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
水电部又于1968年2月在略阳县筹建了 “略阳火电厂”，1972年2月正式建成投产。该厂总投资1.1亿元，生产规模为20万千瓦，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有力地改变了汉中历史上电力不足的局面，有效地保障了汉中 “三线”建设和汉中地区工农业生产及社会发展用电。
航空工业
汉中航空工业建设，是国家航空工业部在 “三线”建设时期在三线地区建设的第二套航空工业基地。汉中航空工业又是国家唯一的一套大型运输机生产基地。基地所属的22个企事业单位，分布于现本市的汉台区、城固县、南郑县、勉县、洋县、西乡县、宁强县，有职工3.4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1万人，已形成技术力量雄厚，工艺先进，门类齐全的航空工业科研、生产基地。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独立生产的大型运输机就在汉中诞生，飞向了祖国的蓝天。
北大汉中分校
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是高教部设在汉中的一个项目，1966年5月来汉中筹建，1972年10月竣工投入使用，总投资2000万元，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教职员工3500人，学校设有：无线电系、雷达系、物理系、力学系等。周培源教授曾担任北大汉中分校校长。1977年5月该校迁回母校——北京大学。
机械工业
机械工业部在汉中筹建也是比较早的单位之一，共建8个项目，分别为汉江机床厂、汉川机床厂、汉江工具厂、汉江铸锻件厂、海红轴承厂、汉中配件厂，另建有汉江职工医院1所、陕西省机械工人技术学校1所。
地方工农业
汉中由于 “三线”建设的开展，也相应地加强了地方工农业、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商业服务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建设，在其他行业也投入建设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中小型企业，全地区的工业实力大大增强，生产配套能力有较大提高。在 “三线”期间建成的有地区铁钢厂、地区镇巴煤矿、地区磷肥厂、地区城固肉联厂、汉江制药厂、汉中血浆厂、新汉玛钢厂、城固烟厂、地区商校、汉中手表厂、汉中灯泡厂、汉中玻璃厂、汉中丝绸厂、汉中水泥制品厂、汉中、城固、西乡的氮肥厂，汉中型砂厂及15个砖瓦厂等，修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建成了地区最大的石门水库、洋县党水河水库、南郑县华山沟水库、城固县千山水库、勉县红卫水库等，全地区共建成中小型水库320座。
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地区内建办下文要求，尽量不占良田好地、并在施工过程中工厂要把支农工作纳入其中，有条件的尽量为当地农民造地还田，凡工厂所在地，都要就近帮助解决当地农民的水电路的问题，帮助解决农民的米面加工及多余劳力的
汉中三线建设 第2篇
标签： 陕西三线建设
2010-04-07 19:37阅读(344)评论(0)
编者的话:1964年，我国处于国内经济状况全面好转，但国际环境日益险恶的局面。鉴于此种形势，中共中央在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抓紧时间，建设三线，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战略决策，陕西正是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并在1965年正式开始进行“三线”建设。1966年1月11日，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和组织西北的“三线建设”。1968年8月14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生产组下设置了内地建设办公室，12月1日决定将内地建设办公室交省革委会“三线”建设指挥部领导，为了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省革委会又于12月5日成立了“基本建设指挥部”，进行陕西省的基本建设指挥（1971年11月撤销了“省基建指挥部”，成立了“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在从1966年——1979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国家在陕西投入建设资金208.38亿元，建成投产工业企业2400个。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建设，陕西不仅形成了工业新格局，更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钧同志在1965年——1980年间，担任着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65年11月——1967年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1月——1974年底）、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74年底——1980年2月），并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0年12月1975年12月）、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6年1月——1978年6月）等职务，直接领导并参与顾许多大型基建任务的建设。据此，采访组在2007年4月间多次采访任老，请他记述了这段工作经历。以下是采访组根据本人回忆整理的采访内容，严格来讲，“三线”建设的范围应该有两个，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一个是国家统一规划的建设，这叫做“大三线”建设；一个是各个地方自己规划的，叫“小三线”建设。“大三线”建设的范围主要是包括四川、青海、甘南、陕西、豫西、鄂西北等地，陕西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南。“大三线”建设是由国家进行投资，“小三线”建设则是由各个地方自己进行的建设项目，比如陕西省建立的自己的地方小军工，这就属于“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主要建立了一些小的军工厂，准备用来战时武装群众，陕西当时还建立了一个战时指挥中心。
在进行建设时，主要遵循着“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有时也称“山、散、洞”。依据这个原则进行的建设，从备战来讲，是比较好的。从这些单位来讲，则有些不便的地方，比如职工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物资供应等等就比较困难。但现在看来，“三线”建设的布局有它的道理，总体上是基本合理的。
“三线”建设的核心主要是国防工业，其它项目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而服务的。中央研究以后，由各部把项目带到陕西来。来到陕西，陕西只能支持，投资全部是由国家财政投资的。其他相应配套的建设，虽然也都是属于建设内容，但都是围绕着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国防工业为中心，其它项目就一个一个都跟着上，互相配合。
“三线”建设从中央来讲，主要就是考虑备战问题，在中央的统一调动之下。中央确定进入陕西的项目，我们就是尽量使它能够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和有关方面进行组织协调。“三线”建设是全国统一调动的，各个地方都是积极配合，发挥地方政府应起的作用。有项目来了以后，我们先了解他们的建设要求、建设规模、建设方向，然后进行选址，选定以后，如果省上、当地政府、工厂三方都同意，就算确定了，具体工作就由当地的建委或建设局去实施。比如征地、处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对企业相关服务的问题、地方建筑材料的配合问题等等，都由当地政府去负责。中间如果发生问题，我们再出面协商，目的就是要让工厂能够顺利地建设。作为建委来说，主要就起这个作用。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陕西对“三大材料”，（即木材、钢材、水泥）是无力提供的，主要由中央统一调配。地方主要是提供“五小材料”，即砖瓦灰沙石，也建了一些小水泥窑，但生产的水泥因标号低，不能用于重要工程。从建设选址到建成这个过程中，由省建委与各地、市、县有关单位逐步协调。建成以后，属于民用的，党的关系就由当地党委管理；属于国防企业的，就归省国防科工委管；具体研究什么、生产什么，都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
一般中央分到陕西的各个项目，我们地方都是全力配合、使它能顺利地建设，但我们也不是全盘都接收，也是要经过讨论的。记得当时有一个项目想放在西安，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建委研究后认为它的用水量太大，而西安的水资源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就不同意它进入西安。后来他们去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肖纯就询问我们相关情况，我们向肖解释：西安的水资源紧张、比较缺乏，像这种用水量太大的企业进入西安以后，问题比较多，因为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西安的问题，所以最后这个项目被否定了。当然绝大多数能安排的都安排下来了，确实不能解决的，考虑再三也就拒绝了。
“三线”建设总的来说，是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的。比如说修一个工厂，首先要“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土地平整）。要修铁路，先得通公路，必须得按基本建设的程序来。但由于当时特定的环境、条件，所以有些工程也不是完全按程序来，比如建设襄渝铁路，即湖北襄樊到重庆（当时属四川省）的这条铁路，修的时候公路并没有通，所以当时就是公路、铁路一起上。我从安康到紫阳，在修建襄渝线的这段走了个来回，所经之处到处都是施工队，人山人海。
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就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不要说没有菜吃，粮食供应都困难，有些地方甚至连食盐都断供了。我们有几个同志长期在安康工作，说买盐困难，所以我们去安康时，就给他们带一些盐过去。陕西的“三线”建设，当时即使按照建设程序办，也是全面开花，全面建设的，所以物资供应相当紧张。汉中有个别国防工厂，在建设时因砖供应不上，用火车由外省运砖。我记得有些地方，我们去了以后必须按时到饭馆去吃饭，因为人家卖饭是有固定时间的，过了这个时间就吃不上饭了。当时从安康到紫阳这段路上，有些地方就没有卖饭的，我们只能到机关单位或者去施工队去吃饭。你想，那么多人进行建设，粮食的供应是个大问题。铁道兵（在襄渝线施工）就组织民工从四川背粮，这样就对人力、财力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再一个，我说说“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
“三线”建设时期（1965年——1979年），也夹杂着十年“文化大革命”，因此，它们是搅在一起，同时进行的。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三线”如何进行建设呢？这里先谈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学生全国大串连，只要通火车的地方都可以乘坐火车随便去，因为“造反”是“革命”行动，所以许多人也是坐着火车到处游逛。单位普遍被“造反派”夺权，不管你是不是“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得夺权。如果“造反派”定你是“走资派”，那就会被关进“牛棚”，没有人身自由，想怎么批斗就怎么批斗，侮辱人格、殴打是常事。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但在那个时候，自杀也就自杀了，造反派会说“造反有理”，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没有被定为“走资派”的单位领导都靠边站，这些人也是人人自危。当时的社会秩序大乱，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精神的伤害，对生产的破坏、教育的破坏、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
但即使是在这样混乱情况下，“三线”建设仍旧坚持着，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进行“三线”建设是为了备战，是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为准备打仗而进行的建设。只要是负责“三线”建设，就好比得到了尚方宝剑，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什么理由，“三线”建设是谁也不能破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三线”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原因。从陕西来讲，陕西省建委是执行“三线”建设的单位，我当时是建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在建委，我平素和机关的干部、工人关系相处得比较好；再一个，因为要抓三线，有“三线”建设这个尚方宝剑，所以当时建委的情况比较好，相对稳定。1967年2月，建委机关全体人员开大会夺权，对我宣布：从今天夺权以后，你应该在“造反派”监督之下工作，至于如何监督则没有说明。对我来说，我的责任就更轻了，因为党组工作没有了，机关事务性工作也不用我去管，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搞“三线”建设，有更多的时间去建设现场看。但这样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觉得你建委是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只是出了些大字报，各处室工作照常进行，不像别的单位在开批斗会、揪斗会，你们怎么没有大的动静呢？所以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西安交大就派了名为“炮战队”的小组进驻了建委机关，为什么叫“炮战队”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建委是个顽固堡垒，仅用机枪是攻打不下来的，必须要用大炮来轰，所以他们就起名为“炮战队”，意即要用炮来摧毁“顽固堡垒”。来了以后，他们想从机关内部挑起斗争，结果怎么也挑不起来，驻了一个月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虽然“炮战队”走了，但这不等于没有事情了。
随即，陕西省建筑工程局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指责省建委是阻挡“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当时工程局下属有五个建筑公司，还有许多工厂，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力量比较强大，就想煽动起群众，把火烧向建委，进而整垮建委。就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从1967年开始，陕西省军区派出了“支左”[1]部队进驻了建委。当时的建委机关干部也就有五十多人，而“支左”部队的干部就来了二十多人，在进驻建委的“支左”队伍中，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学廉，副政委陈效真，咸阳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及许多团职干部，这个阵容是相当强大的。如果说他们单纯是支持“左派”闹革命的话，建委才多少人，那他们来两三个人也就够了，这里面另有深意。虽然他们名义上是支持左派闹革命，但实质上真正目的是来保护“三线”建设的正常进行的。这时有一些“造反派”又来省建委造反，解放军就出面解决问题，他们名义上是支左部队，是来支持“左派”闹革命的，“造反派”再来客观上就多此一举，这样就把来的“造反派”挡回去了。我不了解别的单位的“支左”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说所有的“支左”部队都和建委的情况一样，但来建委“支左”的解放军，和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长，我是了解他们的，在“支左”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全心全意地维护“三线”建设的，除了保护建委的工作不受干扰外，有些同志还到“三线”建设的工地上去看，了解情况，碰到问题还会提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说到建委来的这些“支左”干部，确确实实是保护了“三线”建设的，他们在保证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讲这些，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到处都是造反派，批斗、揪人，乱哄哄的，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三线”建设怎么搞嘛。所以说在当时进行正常的建设确实是很困难的。我到各个工地去，有的工地有“造反派”，他们持棍在门口站岗，我们经过说明情况，一般都是畅通无阻，可以进去的。有一天我到一个运载火箭试验基地去，这个试验基地当时秩序比较好，里边没有什么贴大字报、揪斗这些事，完全是集中精力搞建设。但在它的附近有“造反派”，一天“造反派”来到单位，在门口遇到哨兵的阻拦，单位告诉这些“造反派”，现在省上有搞“三线”建设的人正在这里，需要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单位的同志来问我，我说你们单位的工作属于国家的重要机密，你告诉他，他们谁是能够对暴露国家机密负责任的人，谁就进来，如果不敢负这个责任，那就不要进来。“造反派”一听这话，感觉事关重大，最后还是走了。所以在当时，“三线”建设是一个尚方宝剑，只要说破坏“三线”建设，他就担不起这个责任，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文革那样**的年代中，“三线”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我在汉中时还碰到过一件事，因为要备战，所以当时北京大学在汉中褒城成立了一个分校，正在打一个大的山洞，以备战时把它作为研究试验基地。有一天我去看，去了以后，他们正要开批斗大会，当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派过来的人都是搞“三线”建设的，“走资派”是不会来的，他们都在北京，那他们批谁呢？当时领导北大分校建设的是北大校长周培源，周培源也是全国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我看见他坐在一个藤椅上，坐在那里挨批。我想，周培源也不是“走资派”，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是“走资派”，是不可能让你那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开这个批斗会，大概是因为北京大学当时在“文革”中一直是带头的，到汉中来后，他们也是想表现一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吧，不管怎么样，周培源也属于“当权派”，“当权派”会受走资派影响，这个问题伸缩余地就比较大了。周培源也很合作，你要批就批吧！批完以后也就没什么事了，照样搞建设！
下面，我再说说“三线”建设给当地经济、老百姓所带来的影响。
“三线”建设开始后，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要进行建设，交通、建筑材料等问题就必须解决。当时陕西的建筑队伍没有那么大，大量的建设工程怎么办，国家就从东北等地调来了建设队伍，主要是技工队伍，普工队伍就从当地农民中招募，砖、瓦、灰、砂、石等材料就地取材，这就促进了地方建筑队伍和建材工业的发展。大的工厂企业来了以后，需要有相关的保障机构，比如学校、医院等，这样就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民也失去了土地，“三线”建设项目选址时，一般都是以“山、散、洞”为原则，靠山隐蔽的地方土地本身就比较少，再一征地，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失去了土地。虽然没有土地以后，一部分年轻人可以招聘到企业里去，但是年龄大一些的人，企业就不要，所以造成了一部分失地农民的困难。
当时从各地区来看，一般说来大家都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一方面这是全局问题，备战的问题，这是大家所能理解的；另外一方面，从陕西自身来说，陕西的经济水平、建设还是比较落后的，大家希望能趁这个机会，推动陕西各个方面的发展。但是这就又涉及到了土地问题。但汉中当时火车通了以后，铁道部想在汉中建一个编组站，汉中地委书记罗铭因为汉中土地少、农民耕地占有量很少一直不同意。后来我也考虑，铁路是个网状，回旋余地比较大，这样就否定了这个项目。农民就是靠种地为生的，如果侵占了耕地，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一些不能安排工作的农民，就造成了困难。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包括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现在国家提出必须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证他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过去没有这一点，而且补偿较少，所以这个矛盾就特别突出，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主要就是依靠当地各级政府，做农民的工作，离开当地政府就没有办法，我们无法直接去找农民要地，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补偿得太少，这不仅是那个时候，多年以来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国家现在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好的，不仅要保障当前的生活问题，更要保证今后的社会保障，这是个好政策。
总的来说，“三线”建设对整个陕西来讲，影响很大，三线企业在各地的建设，促进了当地服务业、建筑材料等行业的发展，从陕西全省来讲，不管是科研基地建设、教育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陕西地方工业、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注1:支左：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任务。8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
三线建设与贵州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3篇
industry
point
贵州在历史上由于交通闭塞导致科学技术长期落后。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的三线建设中, 贵州成为重要省份。特别是国防工业在贵州的布局, 改革、开放的推动, 贵州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规模、水平, 突飞猛进, 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贵州省位于祖国的西南部, 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科学技术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淸末以前, 一直沿袭传统的科学技术, 戊戌变法以后始有近代科技传入。民国前期有所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内迁入黔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工业企业突增, 科技活动曾一度繁荣, 但战后又渐衰落。1949年以前, 贵州解放时全省科技机构只有省农业技术改进所、气象所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全省科技人员1500余人, 科研条件很艰苦。解放后科学技术才日益发展, 其间虽有许多曲折, 但成就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三线建设壮大了贵州的科技队伍
到1985年, 国务院部委属在贵州的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总数达62714人。 (其中构建工程师222人, 工程师级11547人, 助理工程师级14265人, 技术员级12893人, 占贵州科技人才总数的28.14%。
概述
在三线建设中, 部分科研、教学单位内迁, 给贵州带来了大批科研人员、教学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壮大了贵州的科技队伍, 增强了全省科学技术方面的实力。1964年11月, 根据高等教育部《关于调整第一线和集中力量建设第三线的报告》, 确定搬迁一线地区的部分院校到三线地区。由原校迁出部分专业到三线地区建立分校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甘肃工业大学七所。迁往内地的科研机构主要是与国防科研关系密切的兵器、航空、航天、电子、核物理等院所。其中部属研究机构包括011基地第一研究所等9所, 三线建设企业属非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32所。
主要科研机构简介
飞机第一设计所1965年8月组建, 原系云马飞机机械厂设计所。1968年5月独立建制, 更名为基地办事处第一设计室。1979年8月定名为基地第一设计所。占地面积40.61万m2, 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 拥有各类仪器设备1000余台 (套) , 各型电子计算机10余台, 馆藏各类专业技术图书、文献资料1.78万册 (卷) 。有职工623人, 其中工程技术、科研设计人员299人, 技术工人129人。工程技术人员中, 有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81人, 助理工程师155人。设计所的技术力量雄厚, 测试手段完备。先后改进、改型和自行设计了10个型号的飞机。在新机研制中采用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标准、新材料。取得包括全机强度试验在内的各大系统试验一次性成功和新机首飞一次成功等成就。曾荣立航空工业部新产品研制集体功, 共获金银铜牌18枚, 获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8项。
技术情报所1968年8月组建, 挂靠第一设计室, 1974年12月独立建制。1977年10月由镇宁县原址搬到贵阳市花溪, 与基地电讯站合并。1982年迁安顺, 正式定名基地技术情报所。设8个职能科室和一个印刷所, 贵州航空学会和基地专利代理事物所挂靠办公。1985年占地面积9681m2, 建筑面积5969m2。有印刷设备30余台 (套) , 馆蔵资料、中外文期刊1200余种24万册。职工101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7人。
情报所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提供国内外航空工业技术情报资料, 组织协调各单位的新技术交流、推广, 开展国内外技术情报分析研究, 组织生产科研急需和援外出口技术资料的翻译等。翻译能力较强, 有英、俄、德、日、法、西班牙等多文种的口、笔译能力。先后完成进口机床设备、从MNP—21gc型机资料、涡喷一7B大型发动机说明书等大宗资料的翻译等。编辑出版《航空技术报》, 发行国内航空工业200多家企业和单位。
发动机设计所又名第二设计所, 贵航基地航空发动机设计所。设计所于1965年8月组建, 经过多年发展, 逐步形成能够承担航空涡轮喷气式发动机排故延寿、其他动力机械设计、研制的科研设计单位。设6个设计研究室、2个辅助车间, 拥有各种机动设备216台, 航空试验设备12台, 电子计算机2台, 各种测试仪雜设备400余台, 金切设备17台, 馆藏各类专业技术图书、文献资料9.58万册 (卷) 。职工有近千人, 其中工程技术、科研人员296人, 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83人。
302研究所 (江南机电设计研究所) 江南机电设计研究所是隶属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六一基地的武器系统总体设计研究所。始建于1970年, 所址设在北京。1971年2月迁到贵州省遵义市;2006年8月, 结合○六一基地调整改造, 又从贵州省遵义市迁至贵阳市小河区。江南机电设计研究所主要从事航天系统过程研究、系统与运用工程研究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软件评测等业务。共获国家级、部级科技成果奖五十多项。荣获国家、部、省、基地级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百余项次。在武器系统总体设计、制导控制、气动外形设计、引战系统、指挥控制等专业取得了一批显著成果, 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硕士学位点。江南机电设计研究所现有在职职工288人, 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53人, 拥有国家级专家4人, 省部级专家7人。
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该院前身是中南材料试验所, 1954年创建于武汉。1958年迁广东茂名, 1963年更名为中南建筑科学研究所。1965年支援三线建设迁贵阳, 更名为建工部第四工程局建筑科学研究所。1986年2月改称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建筑科研设计所。1994年4月更名为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全院共有职工108人, 到1990年, 全院共完成科研成果60余项。其中《山砂混凝土研究》、《桐油沥青防水嵌缝油膏》、《空心混凝土砌块建筑》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大模现浇无砂混凝土建设成套技术研究》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另有11个项目获建设部、中建总公司科技进步奖, 23个项目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奖。
贵州三线企业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
尽管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贵州三线建设在能源机械、冶金、化工、地质、环境保护、医药卫生, 文化体育以及航天、航空, 激光、核技术等几十个领域, 仍取得科技成果5336项。三线建设汇聚了科技人才。仅六盘水煤炭基地就集中了包括地质和施工人员在内的建设队伍近10万人。重点建设的一批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力量雄厚、技术装备精良、自动化程度高。这些科研机构, 为三线建设做了大量的技术服务工作。研制成功了国内最早的特种调温结合车。设计制造出矿用安全型蓄电池机车、液压挖掘机、9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航空发动机和歼击机, 为完成三线任务和贵州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1980年, 遵义医学院张书琴、张奎启等采用实验形态学与实验生理学相结合的方法, 系统研究三叉神经痛在针刺镇痛中的作用及其传导途径。发表论文《三叉神经系统在颜面部针剌镇痛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形态学研究》。林茂樟、俞安淸等对家兔大脑皮层运动区的研究, 发表论文《刺激家兔大脑皮层运动区对压力感受器血压反射的影响》。董辰格、李希成通过研究发表论文《电剌激大鼠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对针剌镇痛效应的影响》。遵义医学院动物实验用多种生理机能传感器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三线建设在贵州建立了083电子基地和长征电器基地, 推动了贵州电子科技的发展。1987年贵州电子工业的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已具备雷达、通讯广播电视、电子计算机、电子元器件、电子测量仪器、无线电专用设备和其他产品的科研、开发和生产能力, 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卫星通信地面站、卫星电视接收站和部分电子元器件的生产技术水平, 在全国电子行业中处于优势或领先地位。
回顾“三线”建设 第4篇
“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该区域离海岸线最近点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约上千公里。“三线”地区四周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的山脉作为天然屏障，在备战的特定形势下，“三线”地区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周边局势严峻。在对中国的一系列威胁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美对中国的威胁最大。面对威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提醒大家：要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他对中央主管工业的负责人说：“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他同时提出“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并将原子弹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
可以说，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的。当时，东北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而东北全部在苏联核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的打击范围之内。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被摧毁。而西部地区地势险峻，气候复杂，易于躲避苏联和美蒋的军事打击。
根据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构想和中央的部署，“三线”建设的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三线”建设的企业和项目也要做到打不垮、炸不烂，成为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的后方基地。
按计划，从1965年起，中央先后把在沿海的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西南部转移。当年和以后几年的新建项目也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向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转移完毕。
“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80年，历时16年，其核心时间段为1964年至1972年，横跨了3个“五年计划”。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主要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搬迁、合并和重建，整个工程规模空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成功爆炸，在“三线”建设史上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
在“三线”建设期间，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知青、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名民工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
二
历时16年的“三线”建设，不仅为新中国建成了覆盖三分之二国土的战略大屏障，而且对中国国力的提升发挥了巨大作用。客观上改变了我国东西部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湘黔、焦柳、襄渝、川黔、贵昆等铁路干线，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形成了交通网；同时为配合铁路建设，还建成了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
在铁路建设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的工业也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奠定了西部今后的发展基础。其中一部分成为西部的支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些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绵阳为中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以及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这些足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
三
回顾“三线”建设，从不同的层面或参照系出发，后人亦有不同的见解。一些人认为，“三线”建设把一些工厂建在了山沟里，使完整的生产过程被分散，给生产线使用以及后来机械化、电气化改造带来困难。况且战争并没有爆发，因此“三线”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国防经费超支和浪费。
同时，“三线”建设毕竟是在急于备战的特殊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并且受到“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因此也存在规划投资平衡不够、布局过于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职工生活配套条件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当时过于片面地强调战争需要，所以“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往往是靠山、分散、隐蔽，忽视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需要。而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使一部分工程中途缓建、停建，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
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后，几乎所有的“三线”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出了问题。1983年12月，我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拉开对“三线”企业调整的序幕。很多千辛万苦建设的工厂又陆续向城市搬迁，寻求新的出路。经过多年以“军转民”为中心的关、停、并、转，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
“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虽已走入历史，但其带来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及其他社会影响并未结束。
责编 玉坤
三线建设背景 第5篇
１９６５年，当时的绵阳专区被列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是时绵阳、江油、安县、梓潼、遂宁、射洪、剑阁、青川、广元等县布局了一大批国防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为此，绵阳地委、行署特成立了“三线建设办公室”，负责组织搬迁移民。凡有“三线建设”的县均新建制了工矿贸易公司，专门为三线建设提供后勤保障服务。同年底，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就专程来攀枝花视察，听取三线建设的汇报。１９６６年，中央“三线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原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到绵阳专区调研三线建设工作，并专程考察了龙凤水电站。
１９６５年５月，中央决定国防科工委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绵阳专区建设科研基地。“两弹一星”把我们引进了我国向核武器进军的历史场景，让人又回到那难忘的日子：
１９５８年，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蜚声中外的科学家隐姓埋名，先后带领一批又一批科技工作者和１．５万余名共产党人，从天南海北来到“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海“金银滩”，建设中国第一个研制核武器的２１１基地，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历时６年后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３时，新疆罗布泊上空爆发出震惊世界的一声巨响！这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自１９６５年后，除许多国防工业、科研院所陆续内迁绵阳外，清华大学分校、长城钢厂、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解放军十四航校、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西南应用磁学研究院、西南计算中心等也先后在绵阳、江油、安县落户，长虹电子厂、九州电器厂、华丰机器厂等三线企业也快速发展，使绵阳专区开始由农业型经济向现代军工电子基地、钢铁工业城市发展，首次改变了当地工业基础薄弱、水平低下的落后局面。
１９８３年９月，中央批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布局调整，将原分散在绵阳专区各县的科研院所集中建设，院总部从梓潼迁往绵阳。国防部长张爱萍专程到绵阳考察选址，确定在城区东北郊新建科学城。相继建设起特殊工艺区、特种试验区、科研设计区、工艺生产区、信息中心、计算中心、商业中心、科技馆等，象征科学城的雕塑——“原子之光”巍然耸立在广场中心，为现今中国唯一的绵阳科技城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今绵阳科技城引以自豪的正是拥有国家级的科研院所１８家，拥有各类高级工程技术人员１７万人，拥有“两院”院士２６名。这是绵阳科技城、智慧城的人才标志啊！
绵阳跃进路：三线军工企业305(长虹)、203(九州)、204华丰、407(已倒闭)、404医院等都是1958建设成立的，下面红砖房就是绵阳城区跃进路上仅存的三线企业建筑，特色鲜明，典型的革命红色建筑！
“三线”建设在绵阳的展开
三线建设是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党中央从备战的角度在西南、西北地区进行的以形成国家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以国防科技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建设。1964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正式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定。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开始进行。中央将四川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绵阳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西北边缘是山高谷深的龙门山脉，向南地势渐次降低，形成四川盆地的盆周山区，很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布点的自然条件。全区19个县有近1000万人口，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经过十多年建设，区内交通随着宝成铁路的全线通车和地方公路建设的发展，得到很大改善，“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在绵阳安排了一大批大型骨干项目建设，具有较好的工业发展基础，加上物产资源丰富，是三线建设布点比较理想的地域。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964年8月至1966年底,冶金部、一机部、四机部、核工业部、电力部、人民银行总行、铁道部、成都军区后勤部等所属一些重点建设单位先后在绵阳选定项目30个,其中复建2个(西南重机厂和东方电机厂)、扩建1个(江油发电厂)、地质勘探单位4个、新建23个,•包括利用原江油钢铁厂旧址开建长城钢厂以及新建西南金属制品厂、曙光公司(•即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东方汽轮机厂、0821•基地配套生产炮瞄雷达的九厂一库一所和东河印制公司、3536厂、德阳至绵竹汉旺110•千伏输变电线路、宝成铁路罗妙真至二郎庙复线工程等，分别布点在江油、安县、北川、德阳、绵竹、广元、旺苍、剑阁、梓潼、射洪等10个县境内。这些项目大部分在1965年和1966年相继开工建设。之后，“文革”初又有绵阳跃进路四厂扩建以及在德阳新建耐火材料厂、玻璃纤维厂、树脂厂，在绵阳建东方绝缘材料厂、解放军第一四0九研究所(即今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解放军总字827部队的研究试验机构(即今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以及朝阳机械厂、普明机械厂。布点工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前后，累计在绵阳地区实施的“三线”建设项目近四十个。
“三线”建设以如此浩大的规模在区内布点和迅即开建，给绵阳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机。为了配合、支援“三线”建设，1965年初，中共绵阳地委建立了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设专职办公室负责组织与协调。“三线”建设任务较重的绵阳、德阳、江油、广元等县也设立相应机构。1965年5月30日，中共绵阳地委专门发出、《关于做好支援重点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地区各级党委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做好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各项工作，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增强国防力量做贡献。之后按规定陆续向各建设工程累计划出近5万亩土地，为工程项目修建公路200多公里，架设输电线路123.5公里，以及为安装输水管道、平整施工场地、修建简易住房等提供了大量辅助性劳动力。为解决迅速上马各重点工程对砖瓦、沙石的急需，仅1965年一年之中,全区通过突击兴建和扩建机制砖瓦厂，使全区机砖年生产能力由1964年末的3500万疋增加到1.36亿疋。同时，还积极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砖瓦生产。1965年内最多时就有454座副业窑点火，从业人员达3500多人。在沙石供应上，积极组织城镇闲散劳力采挖，每年高峰时采挖人数均达五、六千人,仅1965年就生产沙石121万方，同时还供应三线工程建设所需抬杠、扁担等30余万根，箩筐、撮箕、柳条筐约40万件、挡围席10多万床，杂竹数百万斤，基本满足了各项目土建工程进度需求。三线建设初期，为保证“三线”建设工程建筑安装之需，国家还将冶金部第四冶金建设公司、核工业部第二十三、二十四公司等几家大型建设工程公司迁驻绵阳境内。
由于许多工程迅速开建，三线建设人口增势很猛。据专区“支重办”统计，至1965•年6月末全区就新增6万多人,1966年则达15万多人,以后随新建项目陆续开工和施工规模逐步扩大，逐年又有所增加，加大了城镇蔬菜副食品供应的压力。全区迅即开始扩大蔬菜种植面积，1965年安排蔬菜种植计划8000多亩,比原规划净增5000亩，增播1.5倍。同时在绵阳、德阳等八县建立专业蔬菜队68个。1966年和1967年实播面积又逐年大幅增加，分别达到1.5万亩和2.15万亩，才基本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这些措施对于稳定“三线”建设队伍,保障工程建设进展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绵阳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建设者们的共同努力，三线建设开局顺利。机用雷达厂、航空无线电仪表厂在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困难情况下，改由国家自行建设，终于1965年竣工投产，涪江有线电厂也于1966年5月建成。绵阳跃进路上的四个大型国防电子工业企业初建任务顺利完成。1966年末,广元0821系统的华昌机械厂和德阳东方电机厂初步建成投产,长城钢厂、西南重机厂等部分项目也开始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长钢部分车间开始小批量生产。与此同时，一批物理、化学、电子、磁学、气动力等多学科高中级科研设计机构陆续内迁绵阳。1965年5月，中央批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绵阳建设科研基地，分布在安县、梓潼、剑阁共有15个项目；冬，四机部十一设计院内迁绵阳。稍后，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喷气发动机研究所（现名“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商业部四川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等研究设计机构先后在绵阳开始建设；1965年中央在部署三线建设时，北京清华大学也计划内迁绵阳，并在绵阳城郊开始建设，到70年代初改建分校。这批研究设计机构在绵阳的建立，使绵阳成为了全国重要的高科技研究基地。
四川“三线”建设 第6篇
四川“三线”建设
樊丙庚
“三线”建设作为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分祈认识它对于正确地引导这些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四川是“三线”建设的中心，分析认识四川的情况有助于其他建设工作借鉴。
一、“三线”建设的组织过程
所谓“三线”实际上是从国防战略角度考虑的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泛指我国的腹地省区，以四川为核心，包括陕、甘、青、黔、滇、鄂、豫、湘等省的全省或部分地区。四川位于我国西南，四面环山，农业发达，矿藏丰富，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是主要的战略后方。
四川三线建设，是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军工配套、成昆、川黔、湘渝三条铁路干线为建设重点。总的进程是:1964年准备，1965年大上，到1976年基本建成，前后用了约12年时间。
三线建设强调攀枝花是西南三线的总名称，重点在四川。规划上主要研究: ①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②以重庆为中心的重点建设配套;
③三省(云、贵、川)的三线布局。三线建设的建设项目涉及的方面有冶金、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农机、化工、轻工、建工、建材、邮电、铁道、交通、地质、高教、卫生、广播、科研、银行等各个部门，从基础工业到加工工业，从尖端到一般，从重工到轻工，从文卫到商储，基本是行业配套，部类齐全。当时的攀枝花基地的几十个厂矿企业只算作一项。
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组织了全国性的支援。建设高峰时，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施工队伍，山东、河北、北京、安徽等五省市支援的汽车达一万多辆。有150多个重点企业采用与沿海老企业对口包建的形式，以保证工程进度和尽快形成生产能力。
攀枝花基地建设，涉及的部门很多，面很广。中央决定成立攀枝花基地建设总指挥部和以各部为主组成分指挥部。同时成立矿区政府，实行政企合一，统一建设。规划、计划、管理、物资供应、设计施工，由总指挥部抓，避免和减少了部门之间互相制约的扯皮现象，保
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二、四川三线建设概况
四川三线建设的内容主要是把具有最先进技术的、最好设备的及“独生子”的工厂迁至三线。要求钢铁、机械、化工、军工四类厂先搬，做到“对号入座”。
三线建设的原则是:小而全、少而精，新技术、高速度、分散、隐蔽。要求厂址在主要铁路、‘公路沿线及主要江河两侧一定范围内布点，力求做到全省工业有个合理布局，避免布局过分集中，从而形成不同功能的大工业区。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四川已形成五大工业区。
三线建设的投资结构: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与生产性建设投资之比为1:了.1;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投资比为1:0.9:10.3，其中“三五”期间为1:。.了:17.60经过十多年建设，四川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1979年与1965年相比，工业固定资产增加约4倍，工业产值增加3倍，钢产量增加4.86倍，煤产量增加2.38倍，发电量增加5倍，全省机械工业切削机床达16万台，居全国 的“羊拉屎”。如资阳内燃机车厂，沿成渝公路12公里范围内布置了六个分厂，各分厂又强调不占良田好地，车间沿山坡零散布置，零部件加工要多次往返运输，对生产极为不利。由于工厂布局分散，生活区也分散布置，生活很难组织，最远的四分厂，虽建了较高标准的住宅，职工也不愿去住。
许多工厂由于布局分散，大大增加了厂外工程设施投资。动力、道路、通讯、给水、排水等一般增加15一20%。由于工厂建在山沟里，分散布置，土建工程量(堡坎、防洪、排涝、平整场地„„)成倍增加。
三线建设之初，为了指导工业布局，做到心中有数，由省计委和原省城市规划设计院进行过预选厂址的工作，沿主要铁路干线及主要江河两侧二三十公里范围内靠近城镇选择一些可供布点的厂址，以避免选厂满天飞，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半途而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2.没有城市的概念。城市是生产力的集结点，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体现。现代经济是开放性的，不是封建自给自足封闭式经济。开放式经济，需要广泛的协作，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需要灵通的信息，需要强有力的技术后方。„„这些条件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城市才能达到，所以现代工业都要靠近有较大规模的城市。这也就是大城市、控制不住及条件好的城市能吸引工业项目的原因。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任其发展，到了城市规模过大，环境急剧恶化时才不得不由国家进行干预，开发新区，建设卫星城，以疏散工业项目。
在我国，可以在国家城市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在工业合理布局的原则下，考虑经济、社会、国防安全等因素来布置工业。“一五”期间，就是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利用工业建设促进了一批城市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而这些工厂也有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有较好的协作发展条件，使工厂能很快建成，尽快发挥投资效益。如绵阳的电子工业部四个厂成组布置，德阳的二重，东电、电工等也成组布置，与城市的关系密切。四川的三线建设，规模大，要求急，本可以借鉴“一五”经验，利用工业建设，带动和促进一批小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使四川的城市建设有个较大的发展，形成较完整的城镇体系，成为各地区的中心，但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强调工业布局要“村落化”，“城市乡村化”，走非城市化的道路，因此导致三线建设，除攀枝花市外所形成的城市、镇大都是规模小、问题严重。三线建设的城镇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本可以靠近城市集中布置，对生活生产都较有利，但都没有这样做，如北猪仪表总厂、青川的万众机器厂、旺苍的东河公司和七五六厂、广元的电子仪表工业等。
相当突出。四川三线建设项目，机械加工能力居全国前列，但是协作配套差，漏项很多，最突出的是铸造能力严重不足，主机与副机不配套，影响能力的发挥。所以研究工业项目的协作配套是前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协作配套好坏，将直接影响工业素质的提高与能力的发挥。
由于前期工作差，短期内上了那么多项目，煤、气、电等能源发生了极大的问题，虽然当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也作了些安排(“三五”期间能源工业投资占重工业投资的24.4%;“四五”为21.8%)，但直到1982年，四川能源缺口仍然相当严重。三线建设项目由于社会、经济效益差，成为三线调整的主要原因。我们在进行基本建设前期工作时应该吸取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