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物分析-贾宝玉

2024-09-19

《红楼梦》人物分析-贾宝玉（精选6篇）

《红楼梦》人物分析-贾宝玉第1篇

《红楼梦》贾宝玉人物分析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第一主人公;是曹雪芹满怀理想和激情，倾其心血和才力创造的艺术形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全新的不朽典型，<红楼梦>人物分析——贾宝玉。脂砚斋称贾宝玉是“古今未见之一人”，并说“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古今小说传奇中，也未见这样的文字：”同时，贾宝玉这一人物形像既丰满深刻，又生动鲜明，至今还流行在生活中，并且将会永远活在人间。

然而，旧世界里出现的新人，往往被世俗看成乖僻邪谬，不近人情，甚至被人看成狂、疯、痴、呆、傻，无复人理。这正是先觉者们普遍的命运。贾宝玉不仅在《红楼梦》中成了“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对像，被看作疯、痴、呆、傻，被王夫人骂为“孽根祸胎”、“混世魔王”，就是在读者和“红学”家眼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贾宝玉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有人说他是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还有人说，贾宝玉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古已有之”的，他的叛逆性格是对古代民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有人说，贾宝王叛逆性格的形成，是由于受大观园“女儿国”的影响。贾宝玉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像?他在书中处于什么地位，起着什么作用?这一形像有什么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关于贾宝玉的来历，《红楼梦》开篇讲了个荒诞神奇而又寓意颇深的故事，女娲炼石补天，炼成了三万六干五百零一块;结果单单剩下一块，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块顽石自经女娲锻炼，灵性已通，自来自去，可大可小;原来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的庞然大物、却缩小到扇坠儿一般，而且是鲜莹明洁的宝玉模样。一天，遇着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在它上面缕了几个字，携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一遭。于是，石头城中，荣国府内，生下一位公子，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这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顽石的幻相。

本来一块顽石，无知无觉;坦然洪荒之中，平静安宁，悠远恒久。偏偏又通了性灵，并且变成了人，有了感觉，有了情义，有了灵魂，享受了人间的诸种美妙，也吃尽了人间的种种痛苦。但最终还要变成石头，还要回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是一个圆环，无始无终。这不但是贾宝玉的“历史”;也是宇宙和人类的历史。——如今且书归正传，分析一下贾宝玉这个人物形像。

热爱女性、尊重女性、崇拜女性，是贾宝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征。《红楼梦》反复写了这个特征，有时还用神话(如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太虚幻境”的描写)和夸张的笔墨(如“抓周”试志，对刘姥姥信口开河信以为真)渲染强调这一特征。他还没有出场之前，别人就介绍了他七八岁时说的孩子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骨肉。”后来书中又写他这样的想法：“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对许多少女都多情。不但对于活人，连画上的美人也伯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他既然对许多少女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苦恼。有一次，当林黛玉和史湘云都对他不满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越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又一次，当晴要和袭人吵闹的时候，他就伤心地说：“叫我怎么样才好呢?把这个心使碎了，也没有人知道。”虽然通过“龄官画蔷”一事，“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不可能死时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眼泪，但他喜欢在女孩子身上用心的痴性并没有改变。这就是鲁迅所概括的：“爱博而心劳”。也如警幻仙子所说的“意淫”。这样概括和形容贾宝玉的性格特性，不单因为贾宝玉生长在少女群中，多所眷爱，而且他的爱并非只是男女之爱，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周围不幸者的爱。所谓“爱博”或云“博大的爱”似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这种爱是广义的，包括亲近、爱恋、体贴、尊重、同情等;因此其二：这爱所及的对像也就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黛、钗、湘，也包括晴、袭、紫鹃、鸳鸯、平儿、香菱和其他一些小丫头，等等。惟其“博爱”，所以“心劳”。设想贾宝玉心目中仅有一黛玉，他哪里至于如此劳碌!为人担忧，代人受过，替丫头充役，这类事在贾宝玉的“行状”中简直多不胜举，俯拾即是。即如“平儿理妆”一节，事情原本与宝玉毫不相干，然而他十分同情平儿的不幸，不仅“劳形”、为其理妆，而且“劳心”、叹其身世。他想到“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淫，凤姐之威，他竞能周全妥帖，今日还遭荼毒，想来此人命薄，比黛玉尤甚。”但因他能为平儿理妆，补偿了他平日不能“尽心”的“恨事”，竟感到是“今生意中不想之乐”。香菱因斗草弄脏了石榴红绫裙之后，他让袭人将同样一条裙子送给她换，也是很高兴得到这样一次“意外之意外”的体贴和尽心的机会。后来他又把香菱斗草时采来的.夫妻蕙和并蒂莲用落花铺垫着埋在土里，以至香菱说他“使人肉麻”。可见宝玉并不因为钟情林妹妹而一叶障目，无视其他众多女儿的不幸和痛苦，老师笔记《<红楼梦>人物分析——贾宝玉》。他的心怀，可算得较为博大的。即以其对林黛玉的爱而言，如果仅属单纯的性爱，也不至于“劳心”到那种地步。他对黛玉的爱，正是以同情、关切、尊重、相知为基础的。同情和爱情自然是两回事，但同情可以是爱情的起点和支柱。这边，一曲《葬花辞》尚未吟罢;那边，早已恸倒在山坡之上了。足见宝玉对黛玉的身世、处境、病体、心性体察最深，感受最切，这些绝不是单纯的性爱所能包容的。贾宝玉的“多所爱”的确包含了对弱者的不幸和痛苦的同情和关切。这种性质的爱，或许就叫人道主义吧!

《红楼梦》用许多笔墨描写和渲染了贾宝玉的这一性格特点，使之异常鲜明和突出，并且又是如此重要：去掉了它也就没有贾宝玉。这就是这个叛逆者得以鲜明地同文学上和历史上其他叛逆者区别开来的缘故。这就是曹雪芹的独特的创造。

贾宝玉的这种崇拜女性的性格特点，是和他身上的整个叛逆精神一致的。封建社会是“男尊女卑”，而贾宝玉竞翻了个过儿：“女清男浊”。这在封建统者看来就是一种叛逆，自然会引起“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而且贾宝玉完全否定了他的家庭给他规定的道路之后，除了少女们的纯洁可爱，能使他尊敬和爱悦之外、现实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事物值得他献出青春和生命的了，特别是对林黛玉的坚贞不变的爱情，成了他精神上的唯一支柱。第七十一回，鸳鸯和探春诉说着大家庭的矛盾和苦恼，尤氏说宝玉“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说：“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这句话虽是玩笑话，却说得很悲伤。宝玉为什么那样爱和女孩子亲近?怎样解释他的“女神崇拜”的特点?第七十八回，贾母曾这样说到她对宝玉的看法：

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更叫人难懂。我也为此提心。每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顽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既细细奎试，究竟不是如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这像是作者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要求我们来解答。第二回，贾雨村对这个问题曾作过解释。他说：天地有什么正气邪气，二气相遇必然互相搏击。人要是偶秉这正邪交错之气而生，生于诗书清贫之家则为逸士高人，生于薄祚寒门则为奇优名倡，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这种解释，我们当然不会同意。但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解释这一形像呢?这必须从贾宝玉所处的物质世界和生活环境中找答案。

少年男女本来容易有互相爱悦之情。贾宝玉又是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和很多美丽聪明的少女很接近。而那些男人和已婚的女人本来没有或极少使他喜欢的，只有少女们比较天真纯洁，而那些被压迫的奴隶身分的丫头，其身世遭遇更容易引起他的同情。贾宝玉说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是一个有着诗意像征的概念，跟林黛玉以花自喻是很一致的。“女儿”是像花一样鲜艳、美丽、芳香，像水一样的清澈、晶莹、明洁，她们的青春生命里闪耀着真和美的光彩。贾宝玉正是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人生的价值，发现了优美的灵魂和纯真的爱情。这感动着他，使他甚至忘却了自己。他对少女的爱，本质上是纯真无私的。这正反映着他的人本主义的理想。

但是，贾宝玉的女性崇拜并不是无限的。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然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书中小丫头春燕评论得很对，她说：“这话虽是混说，到也有些不差。”为什么说不差呢?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不论是统治阶级的结了婚的妇女，还是他们的女仆，也是年龄越大就沾染恶习越多。抄检大观园时，斥逐司棋的周瑞的老婆气势汹汹的样子，曾经深深地激怒了贾宝玉，他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子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这说明贾宝玉并非无缘无故恨结了婚的老婆子，而是她们沾染了恶习，失去了纯朴，将自己曾经受过的苦再如到别人身上。

贾宝玉对待妇女的态度，反映了他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这不是“性爱的美感”，而是充满了社会的理想。贾宝玉所爱的正是受压迫的一群弱者，而他所憎恶所痛恨的却只是压迫者及其爪牙。这在客观意义上，就有着从封建礼教压迫下解放妇女的要求。这种初步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与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是一致的。构成贾宝玉叛逆性格的还有其它方面，如他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反对科举，反对八股文，反对封建礼教等等。他是封建贵族阶级的贰臣逆子;他是新生的市民阶层的典型。他的出现无疑是对封建社会的冲击和破坏，意味着封建社会“忽喇喇似大厦倾”!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明白曹雪芹用他的高度的想像力所创造的石头故事的深刻寓意，以及那个通灵宝玉究竟实质是什么。原来问题的核心是：贾宝玉处于荣国府继承人的地位;他的“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于特别高特别殷切的希酬要求;然而，他不仅丝毫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家经国，而且他对那个家、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的书，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偏偏要他做;他不爱和那些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孩子们的世界是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这片净土，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许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这个人物就是处在这样纠缠不解的矛盾痛苦中。所谓顽石幻化通灵宝玉，无非就是对于这种纠缠不解的矛盾的解释。这就是说：贾宝玉的本质，对于封建贵族家庭来说，本来只是无用的顽石;而他的地位和天赋，却又使他在贵族家长心目中是“宝玉”。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红楼梦》人物分析-贾宝玉第2篇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叛逆者形象，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夜的新人形象，这几乎成了今天广大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识。而当我们以男人解放思想为背景重读《红楼梦》时，便会发现，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处处流露出对传统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颠覆。毫不夸张地说，曹雪芹是具有初步两性平权意识与男人解放思想的作家，虽然，受其时代的局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性别角色是怎么回事。但在他塑造的贾宝玉这一人物身上，凝聚了男人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诸多理念，这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同时又是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叛逆者。让我们试以男人解放的视角，重视审视一下宝玉的形象。

1.贾宝玉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意识

儒家文化观念下的理想男人应该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贾宝玉是被其所属家庭寄予厚望的一个人物，贾政等人对宝玉的期望，自然是“深精举业”，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贾宝玉一生鄙弃功名利禄，最恨所谓“仕途经济”。这种“不思进取”，是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在贾宝玉那里，与功名相对的，是“风月诗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第五回写宝玉跟着秦氏找午睡之处，先进上房，见挂着一幅画和一副对联，画为《燃藜图》，画的是刘向勤学苦读，而对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对功名厌恶到这种地步。谁若劝他走经济之途，他就斥之为“混帐话”，亦可见其性情。

2.贾宝玉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规范中，男孩子从小便被教育他们是不同于女孩子的，他们应该与女性保持距离。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整天和女性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

贾宝玉毫不理睬这一切，他整日与女孩儿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用史湘云的话说，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而袭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说：“他偏又好在我们队里闹”。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情呢，自然是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对女孩子们做的事情感兴趣。这或许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

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的那份“权威”。在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

3.贾宝玉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

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对男女差异有着明确的规定，男人的“阳刚”对应女人的“阴柔”。为了塑造这一不同的性别形象，男性和女性在幼年的游戏内容上便有区别，而贾宝玉却要打破这区别。第六十二回，香菱等人斗草，“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这种女孩儿们的游戏，荣宁二府中，恐怕也只有宝玉这一个男性会热衷参与。

那一段“宝玉葬花”更是“女性味儿”十足，也可以说是“兼性”十足：宝玉“将方才的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些菱和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这举动，整个一个林黛玉葬花的翻版。

贾宝玉被公认为多情公子，而这多情，也恰是男人的阳刚形象所不容的，是贾宝玉对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另一背叛之处。至于说到贾宝玉的爱哭，因为最能体现男人解放的兼性理念，容后专述。

4.贾宝玉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

直到今天，“老成持重”、“成熟稳健”的男人仍是社会性别角色要求下的“理想男人”，而宝玉“谤僧毁道”，用袭人的话讲，就是“说话不顾禁忌”，这种性情的自由随意，不受约束，同样是男人解放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

5.宝玉反叛了男性友谊的“君子之交”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下，男人间深刻的友谊受到抑制。儒家文化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以男人解放理念来考察，这种对男性间亲密情谊的回避根源在于男人的阳刚形象，男人被认为应该是坚强无比的，是可以独自承担一切重轭的。而温情脉脉、甜甜蜜蜜、亲密无间的交往，会使男人显得太“多情”，有损男人的“硬汉”形象，因此像女性之间那样的亲昵友情在男人世界是被禁止的。此外，男人间的距离还导源于“同性恋恐惧症”，即担心男性间交往过密会被别人认为是同性恋伴侣。

男人解放主义者认为，“同性恋恐惧”阻碍了男性的团结与友谊，因此是要破除的。正如女性主义者主张女人间建立深厚的“姐妹情谊”一样，男人解放主义者也主张男人间建立同样深厚的“兄弟情谊”。

而贾宝玉从来便没有想要扮演“硬汉”，他对这一男性理想形象进行了颠覆，同时也颠覆了同性恋恐惧。

宝玉与秦钟的“兄弟情谊”可谓深厚，元春受晋封时，“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为什么不介意呢，因为秦钟的父亲病故，而秦钟亦病危。他与蒋玉菡、柳湘莲等人有密切关系，突出了他与同性的情谊。

事实上，男人解放主义者所提出的“同性恋恐惧”效应在《红楼梦》中已有表现，如第七回写宝玉与秦钟相互敬慕，便“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

实际上，贾宝玉与同性的关系还仅仅停留在友谊层次，而不是同性恋。因此，与薛蟠“动了龙阳之兴”自是不同，甚至与秦钟和香怜的“挤眉弄眼，递暗号儿”也完全不符，更与贾琏“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迥异。纵观《红楼梦》全书，虽然多处描写同性间的性爱，即使第十五回里那些暗示性极强的语句，似也仅具有暗示同性间性游戏的层分，而非真正的同性恋关系。

二、贾宝玉周围人士对男人解放倾向的态度

当男人解放作为一种理论提出的今天，在全世界仍有很多的反对者。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人奴役之深正在于，它已完成观念内化，成为我们观念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受其奴役而又觉察不到，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于是，许多持旧性别观的女性，便会觉得解放的男人不符合她们理想中的“好男人”形象。

贾宝玉的生活中，几乎都是这样的反对者。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代表人物贾政自不必说，包括贾母、薛宝钗、凤姐、袭人等人在内，亦是这样的反对者。

全书中，宝玉两次被人指责“婆婆妈妈”的，一次是凤姐因为他在秦可卿病床前哭，另一次则是袭人。宝玉因晴雯病而想到海棠花之死，认为是一种应验，袭人笑他：“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按袭人的话推理，同样的话，女人说便可理解，而男人说便是“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这个词本身便具有贬意，它用于女性也是一种轻蔑，这里又通过将男性归入女性行列完成了对男性的轻蔑。

而到了“宝玉葬花”一段，被香菱看见了，也说：“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肉麻”，和“婆婆妈妈”一样，用来指称某个男人有女人味儿。

第三十五回，借两个婆子之口形容宝玉：“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第六十六回，又借兴儿的嘴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

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由此可见，贾宝玉这一男性解放者的形象，不仅为上层阶级反对，也为下层反对，不仅为女性反对，也为男性反对。

宝玉的叛逆，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摒弃仕途上。当史湘云听贾宝玉说不愿意会见贾雨村时，曾这么劝他：“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仁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谁知宝玉却一点面子也不留：“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政是传统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典范，热心仕途，追求“成功”之外，还表现在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上。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推崇的是严父形象，以“严父”指称贾政再合适不过了，他毒打宝玉，除了嫌他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或害怕“窝逃”受害的因素之外，也有恨他“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在外流荡优伶”这些有损传统男子社会性别的行为举止。

林黛玉不仅支持宝玉的“男人解放”，她自己也是一个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反对者，仅由对待香菱学诗的态度便能够看出来。按理说，香菱更有理由就近向宝钗学诗，但宝钗却笑话她，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而林黛玉则是极力帮助香菱学诗。由此可见，钗黛二人对于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定位便大相径庭，她们对于男人解放倾向的不同态度也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对贾宝玉这一男人解放思想的实践者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作者曹雪芹。曹雪芹无疑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来塑造贾宝玉的，宝玉形象寄托了他的理想。此外，曹雪芹在书中也多次流露出两性平权的意识，如对反抗压迫的下层妇女的同情与歌颂。

须知，男人解放主义者在今天仍在主流社会之外，属于“另类”，在当年便要加一个“更”字了。《红楼梦》第十九回有这么一条脂批：“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因此，这位批书人说贾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贾宝玉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在当时处于“草色遥观近却无”的状态。

三、以两性平权、男人解放视角进行红学研究的意义与潜力

关于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以往的红学研究多强调他的阶级叛逆性，而我们这里试图从性别角色叛逆这一视角，特别是男人解放这一最新理念出发，对其进行审视与解读。阶级叛逆与性别叛逆尽管有时交插错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又能彼此关联，相互生发，具有统一性。

首先，社会性别角色是一种文化观念界定。而我们知道，任何文化观念上的界定，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色彩，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社会性别观念，同样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管制人民的一种手段。历来的统治者，在以强权和独裁维护其统治的同时，往往都要依靠包括社会性别角色在内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作为其补充手段。而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讲，人本主义思想理应受到尊重，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两性的平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想。

其次，性别角色规范对个人同样具有强制性。可以说，社会性别角色的条条框框，同样是一种对个人独特性的蔑视与剥夺，足以通过强化这些束缚，而将个人控制在既定的统一规范之内，使其个性无从发挥，直至彻底泯灭。因此，性别角色模式的过分强化，同样是一种奴役和剥削。

贾宝玉的背叛，是阶级叛逆与社会性别角色叛逆的统一，正是这一双重叛逆决定了他背叛的彻底性，也使其人物形象变得更生动而鲜明。

引入男人解放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比如前面专节论述的贾宝玉的哭，以及贾宝玉诸多被当时主流社会视为女性化的举止和表现，如果单纯以阶级叛逆的观点来解读，有时难以取得十分令人叹服的答案。

再以贾宝玉对男性的态度为例，《红楼梦》全书中，贾宝玉对于男性的态度主要基调是反感的，而他之所以同秦钟等人往来十分密切，以往红学家们基于阶级背叛的观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贾宝玉反感的男性是上流社会的人士，而他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对于惟一的例外北静王，也有学者引证说，贾宝玉对北静王的友情很快便十分淡漠了。如果以性别背叛为出发点，便会发现贾宝玉的男性朋友，包括北静王，都是眉目清秀、相貌俊朗的青年男子。贾宝玉对他们的喜爱，表现了男性对俊美同性的欣赏，且这种欣赏又不是基于性爱的。而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女性对美丽同性的欣赏受到认同和理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性身上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或会立即由此联想到同性恋。所以引入男人解放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全面体察，以及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如果认真深入地以社会性别角色理论全面解读《红楼梦》，我们还将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可以说两性平权意识贯穿全书。正因为此，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说，曹雪芹是一个具备了初步女性主义，以及男人解放主义思想的伟大著作家。

贾宝玉形象赏析

我们就从贾宝玉那句有名的话说起吧。宝玉曾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这是宝玉与女儿和男子交往的一条重要原则。但是，我们会发现，宝玉并没有完全依照这条准则行事。比如，他和柳湘莲、秦钟、北静王等人交往十分密切，而对女子，也有另一种看法。那就是“这些人只嫁了一个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对于这种矛盾，孟富本地议会的一条侧批写道：“受气清浊，本无男女别”。这种：“受气说”，在理解贾宝玉的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受气说”的系统阐释者是贾雨村。第二回中，当冷子兴说贾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时，贾雨村急忙罕然厉色制止，并说了一通玄而又玄的话。他认为，世间本来有正气和邪气，大贤之人和大恶之人就禀赋着正气或邪气。而当时是“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甚至所余灵气漫无可归，就化作甘露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在这样的世上，邪气只能充塞在深沟大壑之中，不见天日。如果邪气泄漏而出，因为正邪不相容，便会互相搏击，直至一方消亡为止。这样就产生了“正邪两赋”的人。这种人“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成为大奸大恶”，“聪明灵秀”而又“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他们“弱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抒清贫之家，则为逸世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亦必为奇优名倡。”如果我们把贾宝玉、北静王、秦中、柳湘莲、蒋玉菡等人与贾雨村所列举的三类人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他们十分吻合。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红楼梦》的写法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据考证，应该是“假语存焉”，与“真事隐去”对应。)，而且发表“受气说”的正是贾雨村。“假作真时真亦假”，贾雨村的这些话也就真假皆有之了。那么，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贾宝玉等人正是秉正邪二气而来的人，但何为正、何为邪，贾雨村说反了。也就是说，充溢于天地之间，漫无所归的，是残忍乖僻的邪气，而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不见天日的，正是清明灵秀之正气。

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明。贾雨村的立场是封建官僚的立场，在他们那里，抹杀天性、真情的“理”才是最终价值标准。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支配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只要看一下评价宝玉的两首《西江月》就可以知道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作者曹雪芹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抱着失望的态度的。我在这里不多展开，仅指出两点：一，曹公在开头用了女娲补天的神话，脂砚斋在这里批道：“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为什么要补天呢，因为“天”已经破了。脂砚斋提醒我们要注意神话后的含蕴，即社会已经破败了。

二、《红楼梦》中多次写到“末世”，比如甄(士隐)府、林府、贾府等等。在贾雨村出现时，脂砚斋批道“有写一末世男子”。可见，曹雪芹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到了末世。

在这样一个“天”都已经破败的末世，充斥世间的只能是邪气。那些偶尔泄出的清明灵秀之气是弥足珍贵的。并正邪二气而来的人同样弥足珍贵。贾宝玉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许多性格特征和生命活动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首先，我们谈一谈“意淫”。“意淫”是相对于“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的“皮肤淫滥”(第五回)而言的。它“唯心会而不可言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这主要体现在对女儿的态度上。当时的社会仅仅把女子作为玩物，而并没有给与她们应有的价值。但是，贾宝玉却视女儿为“阿弥陀佛”“原始天尊”(这本是甄宝玉的话，但“假(贾)作真(甄)时真亦假”二者是相通的)，对她们呵护备至。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反差呢?原因正在正邪二气上。“天地灵秀之气，只钟于女儿”女儿是清秀之气的结晶。而当时的社会，所谓的“天理”(就是理学之理)已经摧残和淹没了人的天性。人们反对人欲，轻视、消解人的独立的价值。女子，天地灵秀之气的结晶，正是男权社会的弱势者、牺牲品。“受气说”来讲，邪气充斥世间，漫无所归，它们是世界的主宰。而清明灵秀之气，只能拘于幽壑之中。一旦有正气泄出，便会因为“正不容邪，邪复妒正”而引起异常激烈的搏击，“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这种搏击的代价，往往是自由或者生命。我们看到，袭人在一步步的失去她的自由，而晴雯则失去了生命!这正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社会原因!在这样的社会里，女子当然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

而宝玉和世人迥异。他天性中有一段“痴性”，这种痴性就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禀赋，使他身上具有的清明灵秀之气。这样一来，他便站在了与世人迥乎不同以至于对立的立场上。同气相求，是人之常情。宝玉这种天生的气质使他对女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怜爱。我们可以看到，在周岁“抓周”时，他只抓取脂粉环钗之类;七八岁时，便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样的惊世骇俗之语;及至十三四岁，成人以后，更是“怡红"不已。他曾说自己“这个心操碎了也没人知道”，可见宝玉对女儿珍爱之至。他给麝月梳头，为平儿理妆，为袭人侍药，看龄官画蔷……这一切都远远超越了皮肤淫滥，而是灵魂、人性的对等的交流，也是对对方和自身清明精神的关怀。正是宝玉灵秀之气与女儿灵秀之气的统一，决定了“意淫”的平等性。对女子人格上平等的关爱，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超前的，它具有极高的价值。

“意淫”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诗意的、审美的。“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白玉钏亲尝莲叶羹”等等故事，都是如诗般的清丽、脱俗。而“杏子荫假凤泣虚凰”一回中，描写了“同性恋”这样一个现在看来还是“丑”的主题。但是我们在品读时，并没有感到厌恶，反而获得了极微妙的审美体验。“意淫”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诗意和审美性，是于其中“情”的交感密不可分的。关于这一点，在谈到宝黛爱情时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下面，我们谈一谈宝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情榜”中的评价--“情不情”。(脂批显示，“情榜”出现在《红楼梦》一书的最后一回，对全书的主要人物进行评价，评语都以“情”字开头，宝玉居“情榜”之首，评语是“情不情”)我们首先看一下“情不情”的语法结构：第一个“情”用作动词，意思是“用情”;“不情”即“无情”这里用作名词，意思是没有感情(或没有感情交流)的人和物。那么，“情不情”就是用情于无情之物。当然了，既然宝玉能用情于无情，就更能用情于有情了。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情”是广泛意义上的情，它泛指一切真情的关爱。下面，我们看一看“情不情”的表现。宝玉在铁槛寺边农舍里观看二丫头纺线(第十五回)，赞叹袭人的姨妹妹(第十九回)，提醒龄官避雨(第三十回)，等等。在第三十五回中，傅试家的婆子对贾宝玉的描述正是对“情不情”的最好注解：“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猩猩与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股股浓浓的。且连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

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宝玉用情的对象：燕子、鱼、星星、月亮、女儿，等等。他是绝对不会用情于须眉浊物的。从治理，我们会看到宝玉用情的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秉赋着天地之灵气。宝玉用情于“不情”，实际上也是自己清明灵秀之气的外化与认可。由此看来，“情不情”与“意淫”有着相同的内在驱动力，那就是气质禀赋的惺惺相惜。在与“不情”的交感中，宝玉可以发现自己，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正因为自己的价值在于这一切清秀之气中，宝玉才把女儿看得极为珍贵，甚至生死以之。事实上，“情不情”与“意淫”的思想内核是相同的，我们可以把“情不情”看作“意淫”在范围上的扩展。

然后，我们来谈谈宝黛爱情。在前面我们说过，宝玉和红楼女儿们都是秉赋着清明灵秀之气的，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基于正气的同气相求。而在所有的女儿中，气质禀赋最接近宝玉者，当属黛玉。宝黛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一回中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神话。绛珠草能够经延岁月，修成女体，是因为有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里是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的，即神瑛侍者同绛珠草通过甘露进行生命意识的交流。在现实中，宝黛思想统一的根源，就在三生石畔。

这样一对具有极为相似的气质的儿女既缘定三生，又相逢今世，爱情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产生的爱情也必不同寻常。宝黛爱情已经超越了普通的男女挚爱，这是继成的定论。但人们都从政治、阶级角度进行分析，我个人认为是不妥当的。我认为，宝黛爱情之所以超越了普通的男女挚爱，是因为他们的爱情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前面提到的“意淫”的审美性特点，与之相通，这里一并谈谈。

关于宝黛爱情的思想基础，前人已经论述得很充分了。用假报与的话，就是“林妹妹从来不讲那些混账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爱情，是宝黛二人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和最高形式。

我们先看宝黛二人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我们以宝玉为例，黛玉和他基本相同。宝玉的人生价值不在功名富贵，不在忠孝节义，听听他批判“文死谏，武死战”的酣畅淋漓的话就知道了。这样一来，在整个正统封建社会里，他不可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于是，他走向内敛，在自身和女儿、花草虫鱼那里寻求自我，寻求价值。在当时的人看来，他就成了“玩劣异常，极恶读书”“于国于家无望”的“混世魔王”。

宝玉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是不可能被世人理解的，但现在，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一些。我们知道，宝玉是有诗人气质的。这种气质使他不在乎(至少是不重视)世俗的欲求，而向往更高层次的价值--生命在空间上的无限和在时间上的永恒。这并不是我个人妄加臆测的。首先，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追求无限和永恒，在座各位仔细审视自己的思想，就会发现。事实上，人对无限和永恒的追求同生命的优先和短暂的矛盾正是人生悲哀的来源。其次，我们在《红楼梦》中经常可以听到宝玉对美好事物不能够永存的哀叹。例如，第二十八回中，宝玉听完《葬花吟》后，想到黛玉等女儿、斯处、斯园、斯花、斯柳终有无可寻觅之时，竟恸倒在山坡之上;第五十八回中，宝玉因见杏树“绿叶成荫子满枝”而感伤女子韶华苦短。这种忧虑的背后，正是宝玉对永恒的真挚渴望。无限与永恒是宝玉最终要达到的人生价值的所在。黛玉的情况与之类似，就不再说了。

这种价值的实现过程，是诗意的、审美的。我们常说恋爱的人“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这句话的背后，是有这美学依据的。我在这里采用克罗齐的形式派美学进行解释。形式派美学认为，美源于直觉。所谓“直觉”，简要地说，就是关照对象时只看到对象本身，不引起其他任何的联系和认识。在直觉中，还伴随着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达到二者的统一，即“物我合一”。这样，直觉产生的过程中，排除了外界的联系，时空也就不存在了。这时，微尘即是大千，刹那就是终古。无限和永恒就这样得以实现。这种实现的过程自然是审美的。

那么，宝黛二人能否达到这种直觉的境界，实现爱情的美学升华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要排除物我以外的一切事物而达到直觉的境界，必然要求凝神而专一的观照，要求主客体之间进行深入的情感的交流。这种观照和交流要以二者精神的相似点或相同点为基础。前面已经说过，宝黛二人是有极为相似的气质禀赋，因而，他们就具有了这样的基础。当然，仅仅有基础是不够的，还要在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观照和交流。宝黛二人无时不在进行着这样的活动。他们平时从彼此的一言一行中进行观察，揣测对方的心思;又彼此关怀备至。这是表面的现象，在它们的背后，正是二人精神的沟通。交流过程中自然有得有失，于是就有了“探宝钗黛玉半含酸”“意绵绵日暖玉生香”“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等等精彩的故事。而这种观照和交流的结果也是明显的。黛玉见宝玉所赠旧帕，感而题三绝;宝玉见黛玉所作《桃花行》，不觉泪下;“诉肺腑情迷活宝玉”一回更是明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彼此的交流中，他们已经渐渐合而为一，达成了精神的统一。他们自己在对方身上的投射越来越多，得到的反馈也越来越多。这样，他们的世界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两个人。直觉的审美境界就得以形成了。在爱情的二人世界里，他们可以忘却外界，忘却时空，达到自己的无限与永恒。

这样一来，宝玉和黛玉就在爱情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实现是审美的，因此，我们常说宝玉和黛玉过着一种诗意的生活。前面提到的“意淫”和“情不情”也是基于清明灵秀之气的交流，因而也具有类似的审美性和诗意。

最后，我们看一看宝玉的最后结局：“悬崖撒手”。此语也多见于脂批，就是至宝玉出家。因为《红楼梦》后几十回佚失，我只能把“悬崖撒手”作为最有可能的一个结局来说说。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宝玉是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赋者，在当时邪气充斥的社会中不能寻找自己的价值，而只能在与自己气质相近的女儿中寻求。不仅仅如此，当时社会是一个“千红一哭”的悲剧制造场。可以作为宝玉精神寄托的女儿，也承受着社会的威压或异化。“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晴雯、黛玉相继夭亡，美优伶斩情归水月，香菱屈受贪夫棒……最后是大观园诸芳流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早在这一切悲剧发生之前，宝玉便看到了这无可抗拒的一切。因此，他日日怡红，并希望自己在中女儿之前死去，让她们的泪流成河，把自己的尸体漂到无人寻觅的去处。是的，他选择了死亡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希望借死亡摆脱日日熬煎的痛苦。但是，天违人愿，宝玉目睹了众丫环的悲惨遭遇，承受了黛玉夭亡的巨大打击，看到了大观园诸芳流散后的凄凉，见证了贾府“忽喇喇似大厦倾”……在极端的时间里，暴风雨席卷了大观园，席卷了贾府，夺走了宝玉所珍爱的一切。社会击碎了宝玉的梦想，他茕茕孑立，只看见“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生命的价值已经消失了，生命却还在延续，这是多么巨大的打击！!于是，对社会彻底绝望的宝玉只好选择出嫁，远离这个污浊的社会。但在出家之后真的能找到一方净土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寺院也并非不染凡尘，看看铁槛寺和水月庵，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需要指出的事，宝玉秉正邪两气而来，就不可能完美。他身上会多少有一些纨绔习气。比如，他骂过茜雪，踢过袭人，等等。但瑕不掩瑜，宝玉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贾宝玉的心理分析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位封建贵族阶级政治上思想上的叛逆者，这已成为当代红学研究者的共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审视，便不难发现贾宝玉是一位具有异常心理和变态人格的“特别”的叛逆省。本文拟通过对贾宝玉形象的心理分析，进一步透视曹雪芹的创作心态和独特社会人生见解。更加准确地把握《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意蕴。

一、“从心理学的角度，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人格和个性含义相同，都是指个人比较稳定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认知、能力，情绪、气质、性格、行为及身体结构等方面。人格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1]，而人格变态就是指个体心理状态“偏离规范”[2]、“偏离常态”[3]，贾宝玉心理、人格的偏离规范与常态，最主要表现在他言行、性格、心理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这样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贾宝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红的癖好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宝玉的奇异之处时，特意介绍宝玉满周岁抓周“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这颇具预示性的细节揭示出人物的爱红习性。在第十九回里，当袭人以不离开贾府为条件要求宝玉“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爱红的毛病儿”，他虽口头马上答应，但第二天却又“替他们淘澄脂胭膏子”，致使左边腮上都溅上了红;第二十一回，贾宝玉于不觉中欲吃黛玉房中的脂胭，被湘云从身后伸手打落，第四十四回，他又十分在行地向平儿介绍胭脂的调配方法和使用方法，如此种种艺术描写，无不昭示着一个基本事实，作为男性的贾玉玉爱红确已成癖。他不顾父亲和旁人的鄙视指责，硬要分享女儿们的专利，这“不长进的毛病儿”，显然是“偏离常态”的变态行为。

第二、生活女性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各各不相同，生活范围及内容也迥然有别。“正位乎内”的女性以闺房庭院为自己的生活范围，以学习女红、操持家务、生儿育女为自己的人生职责。“正位乎外”的男性则以社会为人生舞台，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之责，因此，“士”阶层中的大多数男性自觉地选择了读书—进仕做官这一人生道路。贾宝玉则与众不同，他自幼喜欢在闺帷中厮混，自从住进大观园后，更是“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环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以下引此书只注回目)，以女性化的闺房生活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斥为一个男儿于家于国应尽的责任，诚如作者在第二十回中所言:“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更有甚者，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将八股文斥为“后人饵名的钓禄之所”，从不“潜心玩索。”他曾当面顶撞史湘云的规劝(第三十二回)，并以受惊吓为借口，逃避贾政对自己读书情况的检查(第七十三回)。这一切均表明贾宝玉在有意识的拒绝走传统读书做官、耀祖光宗的人生道路，拒绝进入男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完全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悖离“社会期待”。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艺术描写看来，他已经十分习惯并非常喜欢那种“无明无夜和姐妹们鬼混”(第二十一回)的女性化生活，并似乎打算在内帷中长期厮混下去。毫无疑问，这又是一种“偏离规范”的异常表现。

第三、性格女性化

从总体上看，贾宝玉的性格缺少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更多地呈现出女性的阴柔特征。他“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第九回)，对黛玉是如此，对袭人、秦钟等也是如此;他胆小，怕见父亲，怕见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觉;他遇事无主见，既缺乏基本的应变能力，又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金钏儿被打被撵、晴雯被冤，尽管他心里颇觉不公，但却无胆量挺身而出为她们辩解，当然更无能力去保护她们，除此之外，贾宝玉的多愁善感也相当突出。他常常发呆、掉泪，常常触景生情，感伤不已。听到黛玉的《葬花词》，“不觉恸倒山坡上”，联想不断，以致于“心碎肠断”(第二十八回);看见祝妈创土种竹，打扫竹叶，“顿觉一时魂魄失守，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见杏花落听雀儿啼，又伤心感叹，发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贾宝玉这种敏锐的感受力、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联想、脆弱的感情，无不反映出女性心态与性格特征，对此，可借心理学术语称之为“性倒错”，因为“性倒错在第三性征上更象异性”[4]。

第四、奇特的两性观

在对男女两性的总体看法上，贾宝玉是贬男尊女的。他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他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二十回)。这种男浊女清、尊女抑男的两性观在封建社会的父系文化系统中确属罕见，尤其出自男儿之口，则更可谓空前，它是贾宝玉“偏离规范”、人格变态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贾宝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为他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美。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用来定义“变态”的词语包括以下这些:越轨—指明显不同于社会公认的行为标准的行为;异常—指与公认的规范很不同的行动;失调—缺乏行为的整合;稀奇古怪—指与社会公认规范不相同的行为。“决定是否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是变态的最一致的标准是:①行为偏离、或不同于)那个社会的规范;②失调行为总是继续和/持续存在;③人们内部和/或人们之间活动的最终破坏程度”[5]。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贾宝玉的女性化实属变态，不仅今日的读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心理和行为的异常、越轨和稀奇古怪，就是《红楼梦》本身也多次指出这一点:小说第三回写黛玉初见宝玉，作者引出所谓“后人”所作的《西江月》词二首，以正话反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形象的总体评价，其一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作者说此词批得“极确”，它道出了贾宝玉性格行为与众不同、偏僻(即不合正道)乖张(即怪僻不通情理)的特征。在小说中，最疼爱宝玉的贾母也说他就是与众不同，最接近他的袭人说他:“性格异常”“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除此之外。书中还不时直接以“痴”“呆”“傻”“疯”“怪”“狂”等字眼来形容他的变态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不仅引起了他人的非议，破坏了他与本阶级多数成员的和谐关系，而且导致了他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封建贵族阶级的尖锐对立，导致了他与整个男权社会的严重脱节，从而也最终导致了他自身的生存危机，这实质上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贾宝玉的女性化确为一种偏离规范的人格变态。

二、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状态，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诸如生理、社会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贾宝玉也不例外，《红楼梦》对其变态人格形成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1.先天因素影响贾宝玉人格的先天因素既不是现代心理学家们所学的“遗传基因”，也并非美学家们所谓“历史积淀”，而是贾宝玉的前身—被女娲遗弃在青埂峰的石头。秉自然灵秀之气的仙石决定了贾宝玉的聪明灵秀，无补天之才的顽石则决定了他的“于国于家无望”，石头的前身赋予了宝玉正邪两极之性，使“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赋，必然铸就贾宝玉具有偏离、异常因素的人格形态。

2.后天因素这里主要指宝玉的生活和成长环境。由于贾母的溺爱，他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分在闺帷内厮混，成天跟姐姐妹妹、小姐丫环们呆在一起，极易染上较多的女儿脂粉气。住进大观园，更是进入了女儿世界，完全生活在女性的庇护、偏爱、温情之中，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女性化，正如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第六十六回)，在如此生活环璄中长大的贾宝玉，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难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一个人后天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教育条件在其心理发展上起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红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了后天的因素，认为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内，生活风气比较干净，封建礼教的统治相对薄弱，贾宝玉较少地受到外界污浊风气的影响，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大胆阅读一些具有市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的杂学野史，有较多的机会了解青年女奴们的美好心灵和不幸遭遇以及贵族少女们的内心苦闷，这一切均有助于他叛逆思想的形成。上述认识本是相当正确、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叛逆并不意味着要以女性化变态形式表现出来，何况《红楼梦》所提供的生活环境既不能完全说明贾宝玉异端思想形成的原因，正如某些学者所论，贾宝玉那种“已经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色彩的先进思想，当然不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少年所能具备的”[6]，更不能充分解释他人格变态这一异常现象。

笔者认为，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更为强调的乃是贾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素质——与生俱有的顽性劣根，这一点可以从全书石头下凡的基本构思中看出，可以从宝玉一出生就与众不同、自幼便口出怪言中看出，可以从贾府上下之人难以理解宝玉的痴狂中看出。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第十九回又借袭人的心理活动强调了宝玉变态人格的先天属性，“袭人自幼儿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驰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十分明显，贾宝玉性格和行为的异常与生俱有，祖母的溺爱、他人的影响以及父母拘管的不严等后天因素仅仅起着“放纵”作用，而非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通过大量的艺术描写所要突出的，正是贾宝玉那天生俱有并且后天不能更改的顽愚劣根、痴狂本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宝玉人格的女性化最终也是由先天决定的。

当然，石头前身决定贾宝玉的本性和他后天人格的形态，这种构思无疑是非科学的，曹雪芹作如此艺术处理，目的并非要给世人讲一个优美的神话故事，而是巧妙的利用大众审美心理对神话故事所具神奇性的认同与欣赏来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幼年、少年贾宝玉的思想性格显示的乃是成年曹雪芹的思想与人生观，曹雪芹强调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因素，有利于自己一开篇便集中笔力塑造一位崭新而又奇特的叛逆者形象，有利于从其奇异之处来突出强调这位叛臣逆子的无可救药及其与本阶级的势不两立，从而更为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现实人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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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人物分析-贾宝玉第3篇

故绝圣弃智, 大盗乃止;擿玉毁珠, 小盗不起。焚符破玺, 而民朴鄙;剖斗折衡, 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 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 铄绝竽瑟, 塞瞽旷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 散五彩, 胶离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 而弃规矩, 攦工倕之指, 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

焚花散麝, 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 灰黛玉之灵窍, 丧减情意, 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 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 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 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 皆张其罗而邃其穴, 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这个情节在全文中看似无足轻重, 却暗含了宝玉内心的对于“庄禅”思想的看法, 著名学者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示人以解脱之道。如何从人生之苦痛中解脱, 即是一部《红楼梦》的主旨所在。而“庄禅之道”蕴含着“解脱之法。”宝玉读《南华经》这一情节暗含了宝玉对于“庄禅”思想的解读。宝玉读南华经这一情节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本文拟从一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焚花散麝——无情可得解脱

焚花散麝, 是宝玉解脱思想的反映。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论及宝玉的解脱思想, 他指出“若《红楼梦》之写宝玉, 又岂有以异于彼乎?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 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 读《胠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1, 王国维认为焚花散麝是宝玉的思想实质, 宝玉在陷入困境时, 寻求出路最终得到的答案是焚花散麝以求解脱。宝玉为什么要焚花散麝呢?小说第二十一回写道:

至晚饭後, 宝玉因吃了两杯酒, 眼饧耳热之际, 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喜笑有兴, 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 好没兴趣。待要赶了他们去, 又怕他们得了意, 以後越发来劝;若拿出做上的规矩来镇唬, 似乎无情太甚。说不得横心只当他们死了, 横竖自然也要过的。便权当他们死了, 毫无牵挂, 反能怡然自悦。

宝玉以权当他们死了, 毫无牵挂, 反能怡然自悦的抚慰之语将自己从苦闷中解脱出来, 其实这只是在他熟读、领会《庄子》之后才能有的见解。宝玉不喜欢袭人做如此的举动, 袭人和麝月是宝玉的随房丫鬟, 在宝玉心里, 他并不希望黛玉受到伤害, 同时他也是在乎袭人的麝月的, 所以袭人对他不理不睬时, 他索性说“权当他们死了, 毫无牵挂, 反能自然愉悦”。毫无牵挂是进入逍遥之境的最佳精神状态, 要想真正解除内心的痛苦, 就应该保有无情的精神状态, 身、心有所系终究是进入不了逍遥之境的。只有无情可得解脱, 此处庚辰双批曰:“此意虽好, 但袭卿辈不应如此弃也。宝玉之情, 今古无人可比, 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 亦世人莫忍为者, 看至后半部, 则洞明矣。”宝玉的毒笔者将其理解为无情, 无情以求解脱, 无情以求自适。宝玉的毒在于他可以抛却一切遁入空门, 他选择无情从而求得解脱, 这是宝玉读《南华经》后悟出的智慧。

这段续文完全袭用了《南华经·外篇·胠箧》中的句法和辞气, 看似调侃的语气背后暗含的是宝玉对于以袭人和麝月为代表的闺阁始人含劝的态度, 无情方可得解脱, 一切烦恼皆是由情而生, 无情则烦恼无, 多情则烦恼无限, 这是宝玉在读完《南华经》后得出的一个观点, 使得宝玉在一段时间内得到释怀, 从这一点上来看, 高鹗续四十回中对于宝玉最后出家为僧的情节设置是颇和作者意涵的。宝玉情极之毒, 并不是完全无情, 而是一种对情的超脱, 因为情极而为求自适故而选择无情。这是宝玉熟读《南华经》之后所感悟的道家思想。

二、戕其仙姿——保全真性的智

戕其仙姿, 笔者以为可以有两种解读, 一种是宝玉对宝钗失去真性的智的感叹, 即封建教条使得宝钗失去了真性情, 她的仙姿被戕害了;第二种是宝钗的近乎完人的形象应该被戕害, 让她恢复真性情的智。第一种观点的论据颇丰, 宝玉是一个性情之人, 他自己很看重性情, 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设置, 宝玉对梦中对少年喝道:“空有皮囊, 真性情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此番感叹相比也来自于他在府里看到了太多人失去了真性情, 而在这些人里他最为惋惜的便是宝钗。宝钗的真性情被破坏了, 变成了一个“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世故之人, 变成一个封建制度下的一个完美的妇女形象。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将宝钗的形象表述为“封建社会循规蹈矩的少女”, 她用封建道德所打造的完美形象却也扼杀了自己的真性情, 她所受的教育和封建家庭的教条使得她身上的真性的智被扼杀了, 她的真情真爱都被遏止了。失去了真性情的宝钗在宝玉看来是十分惋惜的, 所以宝玉的戕其仙姿既是对宝钗封建道德所束缚。

第二种观点和前一种观点相同点在于承认了宝钗身上真性情的不复存在, 但是, 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对真性情的召回, 他认可了宝钗身上原有的真性情, 宝钗自幼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浸淫很深, 在她的身上集中了一切传统美德, 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缺点的完美的人物。曹雪芹将宝钗这个人物形象塑造为儒家思想的化身, 她聪明博学, 仁爱礼让, 尽管对现实社会不满, 但是仍然希望通过自我修养、自强不息去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她的仁爱礼让, 爱护姐妹兄弟, 是值得肯定的, 宝钗并没有直接充当封建家长的帮凶, 她顺应了命运,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但却无法获得宝玉的爱。宝玉希望宝钗能够保存真性, 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三、灰其灵窍——大巧若拙的愚

灰其灵窍, 无才思之情矣。黛玉的才情是大观园众多女子中的佼佼者, 黛玉也为才情所累, “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2。因为太聪明而为洞明一切世故, 黛玉的才情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大裨益, 她的敏感多思反而让她日渐羸弱。宝玉对于黛玉才情的态度, 是灰其灵窍, 也就是说宝玉虽然爱惜黛玉的才华, 但是却并不希望黛玉有这样的才华。宝玉是主张无材的, 无材的人生态度在《南华经》中多处提到, 《庄子》多次提到“无材”的重要性, 在《内篇人间世第四》中讲到了无材之木的故事:

匠石之齐, 至于曲辕, 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 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 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 匠伯不顾, 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 走及匠石, 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 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 行不辍何邪?”

曰:“已矣, 勿言之矣!散木也, 以为舟则沉, 以为棺槨则速腐, 以为器则速毀, 以为门户则棭樠, 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 无所可用, 故能若是之寿。”

神社栎树之所以巨大华美, 是因为它是“不材之木”。正因为是“无材”, 这棵树才不会遭人砍伐, 因此才能寿延。庄子认为树不成材, 方可免祸;人不成才, 亦可保身。树不成材使得它免遭斧斫之祸, 真可谓“疏散之树, 终于天年”3, 因为材质无用, 它保全了形体的完整, 于树而言, 它并不希望自己被用, 它要做一棵散木, 而不是材木。同样的, 宝玉所持的也是这样一颗无用无材之心, 他无意于功名利禄, 更不希望见用于世, 成为材人并不是他的终极理想, 他要做的事人世间一自在散人。无材是道家思想中的重要观点, 无材可以避祸, 做散人才可以自由屹立在世间。宝玉读到的“绝圣弃知”, “殚残天下之圣法”, “毁绝钩绳而弃规矩”等等, 一言以蔽之, 就是在强调无材的观点。曹雪芹的无材思想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 他塑造了黛玉的有材形象, 却又借宝玉之口道出了有才反被才所累的观点。灰黛玉之灵窍, 宝玉熟读《南华经》后的解读不禁让黛玉哭笑不得, 黛玉提笔所做的续作暗含了黛玉对宝玉观点的不认同, 至于黛玉对于《南华经》的见解, 本文就不多加赘述了。

《红楼梦》第二十一回中的这一情节设置, 暗含了宝玉对于《南华经》的解读, 这段文字最明白不过地显示了宝玉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绝圣弃知”, “殚残天下之圣法”, “毁绝钩绳而弃规矩”等等, 一言以蔽之, 就是要“回归自然”、“保全真性”。再看一下宝玉乘着酒兴所作的续文, 所谓“焚花散”, 所谓“戕其仙姿”、“灰其灵窍”, 与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无情以求解脱, 保全真性的智, 无材而得自适, 是宝玉对于《南华经》的独特感悟, 也是庄禅思想对于宝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罗伟国:《谈佛说道解红楼》,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

[2]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年版。

[3]曹雪芹:《红楼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4]杜景华:《<红楼梦>和“道”》, 《文学评论》, 1963年第6期。

[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 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第11页。

[2]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脂砚斋庚辰双批。

《红楼梦》人物分析-贾宝玉第4篇

关键词：红楼梦；贾宝玉；性格

《红楼梦》主要通過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描写，同时展示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盛衰，呈现了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中，各具特色的生活画面和期间复杂的矛盾冲突，一方面对封建社会的丑恶进行深刻反映，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被压迫者和弱者的同情，同时也赞美了反封建的斗争者对自身自由的追求。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第一主人公，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叛逆者，也正是因为他的叛逆行为造就了他的悲惨命运，也是悲惨命运的必然。“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是《红楼梦》中对贾宝玉的外貌描述，贾宝玉可谓是生的一副好皮囊。宝玉确实是个非凡之人，就宝玉的前世今生来说，他是女娲补天时所用的五彩石中留下来的一块石头，这足以表明宝玉的特殊性。而在众多的的五彩石中唯独剩下了他这一块，是因为无才，还是因为太过顽劣呢，答案就在他的名字里，“贾宝玉”就是一块“真顽石”假“宝玉”。当这块顽石听见一僧一道诉说红尘中的事情，不禁神往，想到凡间去游一游。为了体验人世间的七情六欲，由一僧一道带入尘世。投胎到了人世后，开始演绎那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精彩故事。

在人世间贾宝玉出生显贵，聪明灵秀，作为荣国府的嫡派子孙，是贾家都寄予厚望的家族继承人。但是他的思想和性格不和一般的皇家贵族的公子一样放荡不羁，他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

1.亲近女性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直是社会的主流。但宝玉就有“女清男浊”之说，这在封建社会中，无疑不是一种叛逆，宝玉完全否定了家庭所给予的道路，除了少女们的纯洁可爱，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高兴和尊敬的事物了，特别是对林黛玉的坚贞不变的爱情，成为他精神上唯一的支柱。热爱女性、尊重女性是贾宝玉最典型的特征。《红楼梦》用了很多笔墨去说明和渲染贾宝玉这一性格特点，没有这个特点就没有贾宝玉。在文中第七十一回中描述到，鸳鸯和探春诉说大家庭的苦难和烦闷的时候，尤氏就说宝玉只知道和姐妹们一起玩耍，从来都不会考虑后果。宝玉当时就回应道：“我能够和姐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足以表明宝玉的心境。宝玉是由奶娘和丫鬟们带大的，从小就和姑娘们一起长大，在周岁抓阄时，偏偏抓了胭脂俗粉，这足以把贾政气的难受。

2.宝玉的多情

宝玉是多情的，就多情而言，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中的“男女授受不亲”的一种叛逆，这会受到社会上的万人唾弃。他没有走父母让他饱读四书五经，学优而仕的道路，在他眼里，除了爱情，没有什么值得他付出的。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就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可见他的多情是从小就有的。当刘姥姥和他说了一个已经故去的美女的故事后，他也要派人去寻找并不存在的庙宇。平儿被贾链和凤姐骂的时候，宝玉就让她去怡红院梳洗：香菱因为斗草把裙子弄脏了之后就叫袭人把一条同样的裙子送给她，生活在女人堆里的贾宝玉很是多情，尤其是当见到林黛玉后，显得更为突出。当宝玉第一次见到黛玉时，听到黛玉没有玉之后，就愤怒的把玉摘下来，摔在地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3.宝玉的平等待人

他同情所有封建社会中身份地位低下的人。他厌恶男性，认为他们都是浊流，但他尊重丫鬟；讨厌士大夫，却和戏子交朋友。面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而言，他总是站在被压迫者这边。自幼受到贾母的溺爱，父亲贾政无可奈何，没有过多教育宝玉的权利，因此宝玉身上失去了封建文化教育，给他的叛逆性格造就了一个成长环境，并使他产生民主主义的思想。但生活在极度富贵的温柔乡里，也让他染上了一些坏的风气。他也曾经和袭人有暖昧关系，也曾打骂过丫环，但后来面对爱情，自己能够分清腐朽和纯洁，对丫环越是体贴。在整部书中，宝玉更多的是接触女性，很少会接触男性。在贾府中，贾母是至高无上的权利中心，王熙凤掌管着一切事物的大权，妇女的势力压过了男性的势力，这也体现了在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出现了男性的无能。

结语：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塑造，是对封建男性角色的一种颠覆。贾宝玉的思想、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当时的社会、家庭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角色，加上自己所爱之人早逝，朋友遭到冤死，心无所依，最终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皈依佛门。贾宝玉的鲜明性格特点也正是成就《红楼梦》这一奇作的一大基石。

红楼梦人物评价贾宝玉第5篇

贾宝玉是女娲补天弃在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和赤霞宫神瑛侍者转世真身，荣国府贾政与王夫人所生的次子。因衔玉而诞，系贾府玉字辈嫡孙，故名贾宝玉。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第一主人公;是曹雪芹满怀理想和激情，倾其心血和才力创造的艺术形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全新的不朽典型。脂砚斋称贾宝玉是“古今未见之一人”，并说“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古今小说传奇中，也未见这样的文字：”同时，贾宝玉这一人物形像既丰满深刻，又生动鲜明，至今还流行在生活中，并且将会永远活在人间。

热爱女性、尊重女性、崇拜女性，是贾宝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征。《红楼梦》反复写了这个特征，有时还用神话(如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太虚幻境”的描写)和夸张的笔墨(如“抓周”试志，对刘姥姥信口开河信以为真)渲染强调这一特征。他还没有出场之前，别人就介绍了他七八岁时说的孩子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骨肉。”后来书中又写他这样的想法：“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对许多少女都多情。不但对于活人，连画上的美人也伯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他既然对许多少女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苦恼。有一次，当林黛玉和史湘云都对他不满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越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又一次，当晴要和袭人吵闹的时候，他就伤心地说：“叫我怎么样才好呢?把这个心使碎了，也没有人知道。”虽然通过“龄官画蔷”一事，“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不可能死时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眼泪，但他喜欢在女孩子身上用心的痴性并没有改变。这就是鲁迅所概括的：“爱博而心劳”。也如警幻仙子所说的“意淫”。这样概括和形容贾宝玉的性格特性，不单因为贾宝玉生长在少女群中，多所眷爱，而且他的爱并非只是男女之爱，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周围不幸者的爱。所谓“爱博”或云“博大的爱”似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这种爱是广义的，包括亲近、爱恋、体贴、尊重、同情等;因此其二：这爱所及的对像也就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黛、钗、湘，也包括晴、袭、紫鹃、鸳鸯、平儿、香菱和其他一些小丫头，等等。惟其“博爱”，所以“心劳”。设想贾宝玉心目中仅有一黛玉，他哪里至于如此劳碌!为人担忧，代人受过，替丫头充役，这类事在贾宝玉的“行状”中简直多不胜举，俯拾即是。即如“平儿理妆”一节，事情原本与宝玉毫不相干，然而他十分同情平儿的不幸，不仅“劳形”、为其理妆，而且“劳心”、叹其身世。他想到“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淫，凤姐之威，他竞能周全妥帖，今日还遭荼毒，想来此人命薄，比黛玉尤甚。”但因他能为平儿理妆，补偿了他平日不能“尽心”的“恨事”，竟感到是“今生意中不想之乐”。香菱因斗草弄脏了石榴红绫裙之后，他让袭人将同样一条裙子送给她换，也是很高兴得到这样一次“意外之意外”的体贴和尽心的机会。后来他又把香菱斗草时采来的夫妻蕙和并蒂莲用落花铺垫着埋在土里，以至香菱说他“使人肉麻”。可见宝玉并不因为钟情林妹妹而一叶障目，无视其他众多女儿的不幸和痛苦。他的心怀，可算得较为博大的。即以其对林黛玉的`爱而言，如果仅属单纯的性爱，也不至于“劳心”到那种地步。他对黛玉的爱，正是以同情、关切、尊重、相知为基础的。同情和爱情自然是两回事，但同情可以是爱情的起点和支柱。这边，一曲《葬花辞》尚未吟罢;那边，早已恸倒在山坡之上了。足见宝玉对黛玉的身世、处境、病体、心性体察最深，感受最切，这些绝不是单纯的性爱所能包容的。贾宝玉的“多所爱”的确包含了对弱者的不幸和痛苦的同情和关切。这种性质的爱，或许就叫人道主义吧!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心理分析第6篇

贾宝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红的癖好

第二、生活女性化

第三、性格女性化

从总体上看，贾宝玉的性格缺少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更多地呈现出女性的阴柔特征。他“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第九回)，对黛玉是如此，对袭人、秦钟等也是如此;他胆小，怕见父亲，怕见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觉;他遇事无主见，既缺乏基本的应变能力，又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金钏儿被打被撵、晴雯被冤，尽管他心里颇觉不公，但却无胆量挺身而出为她们辩解，当然更无能力去保护她们，除此之外，贾宝玉的多愁善感也相当突出。他常常发呆、掉泪，常常触景生情，感伤不已。听到黛玉的《葬花词》，“不觉恸倒山坡上”，联想不断，以致于“心碎肠断”(第二十八回);看见祝妈创土种竹，打扫竹叶，“顿觉一时魂魄失守，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见杏花落听雀儿啼，又伤心感叹，发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贾宝玉这种敏锐的感受力、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联想、脆弱的.感情，无不反映出女性心态与性格特征，对此，可借心理学术语称之为“性倒错”，因为“性倒错在第三性征上更象异性”[4]。

第四、奇特的两性观

此外，贾宝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为他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美。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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