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作模式启示范文（精选6篇）
运作模式启示 第1篇
一、前言
香港警方采取的情报工作主导侦查工作的做法对我们很有启发。香港是把情报工作做到案发之前，“案件未发，情报先行”，这是主动出击，先发制敌的办法。而我们是侦查工作主导情报工作，情报工作被动地围绕侦查破案工作转，破了案才能收集到情报，这只能是越打案件越多，越打越被动，导致恶性循环。香港警务处下属的情报部门——刑事情报科的工作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掌握情报，掌握胜负先机，扑灭罪行于未成熟时，这就是“刑事情报科（CIB）”必须的任务。
二、香港警方的情报工作
香港警方的情报工作始于20世纪初叶，1977年建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目前基本上实现了情报信息计算机化、网络化。情报科主管刑事犯罪情报的收集、管理、分析工作，总部和总区现有警员1000多人；刑事鉴证科负责犯罪人员指纹和现场指纹的录入、管理和查询工作，现有警员200多人；刑事记录科负责对法院审判有罪人员档案资料的录入、管理工作、现有警员180多人。
内地与香港警方刑事情报工作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内地是侦查破案主导情报信息，香港是情报信息主导侦查破案。因此，内地与香港警方在观念、体制、做法等各个方面不同，主要表现在：
一、体制上，香港警方的刑侦工作是以情报信息为中心开展的。香港刑事情报科警力充足，在总部和各个总区（相当于内地的分局）均设立了刑事情报科。刑事情报科的工作范围包含了我们的刑事犯罪情报信息、特情、技侦（狗仔队）、信访（检举刑事犯罪信箱）以及情况综合等部门。这些部门形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情报网，各种情报像水一样源源不断流入情报科。相比之下，内地的体制是以侦破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情报工作严重滞后于侦破工作。
二、工作目的上，香港警方把社会面控制作为情报信息工作的主要目的，把情报工作做到案发之前。通过对情报信息的收集，把社会上可疑的人和事掌握起来，做到先发制敌，从而掌握了工作主动权。香港警方情报工作是按照“收集”、“评价”、“整理”、“分析”、“分发”这5个环节进行的。香港警方把从各方面收集来的情况叫做“消息”，“消息”的来源十分广泛，是从线人、信件、跟踪、案件简报等11个渠道收集来的，这些“消息”涵盖了整个社会面，其中一个来源是警员把工作中得到的所有消息，既使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也填表、上报情报科。警员每年填报的表格，均作为其工作量进行统计，并会对其升迁有所帮助；在情报的“评价”阶段，主要是根据“资料来源可靠程度”和“情报准确程度”，作出“可靠”、“可能准确”、“不详”、“无从判断”四种评价；在“整理“阶段，情报科主要是根据需要，向有关部门提出进一步收集和核查消息的要求，推进情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如对黑社会成员的消息，要进一步查清其隶属的组织，其与哪些案件有关，有关人员的住址、电话、银行帐户等，然后将资料分类，输入计算机，形成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在“分析”阶段，主要是运用归纳、推理、假设等方式，确定资料之间的联系，得出结论，把“消息”加工成“情报”；最后是分发给有关部门，或是立即采取行动，或是进行参考。情报科内有近百名经验丰富的人员专门从事情报的评价、整理、分析工作。
三、发挥作用上，香港警方的情报工作所起的作用远远胜于我们。香港警方的情报工作在刑事侦查中发挥着“四个作用”，即“指挥作用、案件分析作用、支援协调作用、情况综合作用”。
1、香港警方在侦查破案过程中，经常是根据情报所得、由情报部门指挥侦查部门开展行动，抓获犯罪分子破获案件。在考察过程中，香港警方多次介绍了这方面的实例。如情报科通过线人长期经营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得知该集团准备抢劫一金铺后，立即与有关警队联系，指挥其采取行动将该集团一同打尽。
2、香港警方的案件分析工作大部分是在情报部门完成的。香港警方列举了95年发生的一起金铺抢劫案，当时3名劫匪抢劫了一个金铺，警方接到报警迅速出击，经过现场激战打死其中2名劫匪，重伤另外1名，现场缴获1部手提电话。案发后，情报科通过对手提电话以及手提电话资料的调查，先后发现了数名关系人，经过分析和调查从中确定了在逃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在情报的指引下，查找出其中一名在逃人员的下落，将其抓获。其他在逃人员也由情报科建立了档案，实行控制。98年在粤港两地联手侦破张子强案件中，香港警方派来与内地联系的，不是侦查人员，而是情报科科长邓甘满等情报警宫。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香港刑事情报部门在侦查工作中的作用。
3、在侦查工作中，香港警方情报科随时为侦查部门提供强大的情报支援。包括提供电话、传呼机等通讯资料的查询、人员、车辆、驾驶员、在押人员、税务登记、银行帐户等多种服务，缩短了侦查过程。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香港警方大量的侦查工作是情报科的警员在办公室内完成的。如调查通讯资料包括电话和传呼机资料都是情报科的警员与电信部门通过电话联系直接取得的。
4、香港警务处情报科既是情报部门，也是情况综合部门。案件简报、调查人员报告、事件报告等均作为消息的来源报情报科汇总掌握，并按情报处理的程序完成处理工作。
三、刑事情报科组织结构
香港警务处的情报部门全名是刑事情报科（Criminal Intelligence Bureau），简称CIB，它是隶属于刑事及保安处的其中一个部门，主要负责搜集有关刑事活动、黑帮社团、有组织及严重罪行的情报，并且进行分析、研究，以及根据搜集得来的有关情报，策划打击涉案集团的行动。而CIB通常也会联同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ＯＣＴＢ），即Ｏ记一同合作，并采取执法行动或防止罪案发生。CIB除会调查社团及有组织活动外，其他如恐怖分子活动和绑架案件亦是CIB的目标任务。
CIB是警队最重要部门之一，所以此科的探员大多是警方的精英分子或是前飞虎队成员，他们在CIB中要接受一连串的特别训练，包括隐藏式的跟踪技巧和监听等，而队员在破案后会即时功成身退，把案件交还给其他部门跟进调查，因此有幕后无名英雄之称。刑事情报科共分为A、B、C、D、E五个组别。
A队：负责监听电话，联络和招募线人，俗称“兔仔队”。暗中招募线人时，亦会就线人是否胜任当中的任务而作出决定。
B队：则负责分析从各种渠道收集得来的情报，并向负责案件的指挥官汇报，而B队的工作亦需要富有经验的探员来担任，因为“兔仔队”的线
人所给予线报会有可能是“流料”，所以须依靠有资格的探员来分析、过滤和证实情报的可信性。
C队：是负责跟踪及拍摄目标，人称耳熟能详的“狗仔队”，以及必要时需要现身采取拘捕行动的攻击队（Hit Team）。“狗仔队”探员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一切行动都会十分神秘，必要时更会乔装各种不同的人物，在打扮和外形方面，亦会以最普通、很易被人忽视的装束为基础，暗里亦有一套特别密码和通讯仪器来互相沟通。而“攻击队”通常是由曾受过艰巨训练的前飞虎队员担当，因为慎防会有突发性的事情发生，警方须即时现身拘捕目标人物，所以队员要具备高警觉和快捷的身手。
D队：安排接应车队及设置仪器，以支援“狗仔队”的行动。
E队：是一个技术支援组别，主要负责用电脑处理、更新及储存资料。
四、香港犯罪情报评估制度对情报信息工作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犯罪活动呈现国际化、智能化趋势，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对各国警务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多年的研究和探索表明，情报信息已经成为了影响警务决策的关键因素，“引领防范”、“指导打击”在警务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
香港地区在犯罪情报评估制度方面，设计科学，标准合理，操作便捷，借鉴和学习香港地区的先进经验，对提高我队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引领信息警务改革具有一定意义。
（一）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制度简介
1、香港犯罪情报评估的主体设置和运行体制。香港警方的刑事情报机构由总部刑事情报科、总区刑事情报组、分区刑事情报组三层构架组成，行动处刑事部商业罪案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都设有刑事情报组，负责收集、分析本业务范围内的刑事情报，并与刑事情报科进行资料、情报的交流与合作。在全港6个警察总区和24个警察分区设有刑事情报组，负责收集和分析情报信息。1977年，香港地区刑事情报部门创立犯罪情报系统，开始了系统化、正规化的犯罪情报评估工作，形成了比较成熟和典型的犯罪情报评估制度。
香港警方刑事情报科要求每一名警务人员都要注意收集犯罪情报信息，在工作中得到的消息，哪怕是道听途说，只要认为有价值，即可填写表格，上报警队（警员每年填写的表格均作为其工作量进行统计），这些“消息”来源广泛，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警队均设有一名情报联络主任（香港犯罪情报评估的主体），联络主任负责收集警员填报的情报表格，并负责对犯罪情报信息进行评估并划定等级，然后上报专业情报部门。每一份犯罪情报评估的等级高低与每一名警员业务考核成绩息息相关，搜集的高层次的犯罪情报越多，业务考核的成绩就越突出，加薪、升职的机会就越多。
2、香港犯罪情报评估标准。目前，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模式采用的是欧洲各国普遍使用的“4×4”体系的评估等级表，主要内容有两项：
一是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评估。具体分为4个级别，分别是A类，评估标准为“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确定无疑，具有完全可靠的历史记录”；B类，评估标准为“历史记录显示多数情况下其信息是可靠的”；C类，评估标准为“历史记录显示多数情况下其信息不可靠”；D类，评估标准为“可靠性无法判断或以前未经使用验证过的来源”。
二是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或有效性评估。具体分为4个级别，分别是1类，评估标准为“信息内容毫无疑问是真实的”；2类，评估标准为“提供消息者本人掌握的信息，而非相关负责官员本人所掌握的信息”；3类，评估标准为“信息并不是提供消息者本人所掌握的但已被其它已知信息印证”；4类，评估标准为“不是提供消息者本人所掌握的信息，该信息也未被其它已知信息印证，或信息真实与否难以判断”。根据以上两项内容综合划定每一项情报的等级，分为16个等级，即A1、A2、A3、A4，B1、B2、B3、B4，C1、C2、C3、C4和D1、D2、D3、D4，具体表述的内容如：A1级，即“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确定无疑，具有完全可靠的历史记录。信息内容毫无疑问是真实的”。
（二）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制度的优点
1、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主体设置及其运行体制的优点。一是犯罪情报评估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犯罪情报搜集工作的开展。香港警察实行严格的量化考核制度，考核成绩与每位警员的收入和升迁息息相关，犯罪情报是每位警员业务考核的重要内容。警员搜集的犯罪情报越多，高层次的情报越多，考核成绩越高，立功受奖的机会就越多。犯罪情报评估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一线警员搜集犯罪情报的工作积极性，有力地增强了一线警员的犯罪情报意识，在基层警队形成了鼓励警员多搜集犯罪情报、搜集高质量情报的浓厚氛围。二是犯罪情报评估制度能为建立高质量的犯罪情报系统把好第一关。信息质量是犯罪情报系统的生命线，高质量、高层次的犯罪情报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是体现犯罪情报价值的前提，通过犯罪情报评估，可以将虚假的信息排除在外，将高质量、高层次的情报尽快筛选出来，直接为预防、控制和打击犯罪服务。三是由联络主任对上报的犯罪情报信息进行评估，警务人员与联络主任之间没有中间环节，便于他们直接沟通，了解犯罪情报信息的基本情况，合理划定犯罪情报的等级，方便快捷。
2、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标准的优点。香港地区犯罪情报的评估标准有两项，一是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评估，二是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或有效性评估。对于犯罪情报评估标准，虽然这些术语看起来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是其各个等级之间范围比较明确，例如资料来源可靠性主要分为“可靠、通常可靠、不可靠、不详”四个等级，有效性分为“证实准确、可能准确、有可疑处、无法判断”四个等级，各个等级之间既不相交也不相离，涵盖了各种犯罪情报信息的质量层次，在实际工作中具体实施比较便利。
（三）香港地区犯罪情报评估制度对情报信息工作的启示
1、对情报评估主体设置方面的启示。虽然目前我国在情报机构设置上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有的地方成立了综合性的情报机构，但大都依托在办公室、指挥中心等机构之下；有的地方赋予信息科、研究科、综合科等搜集情报信息的职责；有的地方还是刑侦、国保、经侦、缉毒、交警等各自为战，分别管理自己的情报信息系统，造成情报信息资源分散，阻碍了资源共享。在我国逐步向“信息主导警务”迈进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整合现有信息资源，配备专业的情报工作人员，负责统筹、谋划、指导全局性的情报信息工作，指导各警种的情报工作。我国情报评估主体的设置，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经验，在各业务队所设立情报联络负责人，由联络负责人根据评估标准进行评估，建立相应的复核制度，由情报中心的专业情报人员，按照一定比例复查评估质量，保证评估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2、对情报评估标准方面的启示。我国情报评估标准，可以直接借鉴欧洲“4×4”评估体系。但针对我国目前不少地方公安机关各自为政、报喜不报忧、对一些紧急情报信息瞒报、压报的现状，可以在欧洲“4×4”评估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情报“紧急程度”评估标准，以利于公安机关对紧急重大事态的把握。
3、对情报评估制度组织实施方面的启示。一是制定情报联络负责人制度。可以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的犯罪情报评估制度，在各基层业务科所队设立情报联络负责人。情报联络负责人负责指导一线民警开展情报搜集工作，定期收集各类信息登记表，对其进行评估并划定等级，再将经过初步评估的情报信息呈报到县级情报中心，再由县级情报中心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查复核。二是健全情报评估考核和奖惩机制，落实岗位责任制。为调动广大民警的积极性，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将情报评估工作纳入综合考核体系，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完备、切实可行的情报信息评估工作考核细则。应当从情报信息报送的数量、质量、被上级采用的情况、重大信息有无漏报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对于在情报信息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民警，要予以表彰奖励。三是加强情报评估人员的业务培训和人才选用。应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加强全体民警的情报评估业务培训，以增强全体民警的情报工作意识，充分掌握情报评估的方法、标准、细节。同时，根据工作需要，选调一部分精干力量充实情报评估队伍，努力培养一批素质高、能力强、业务精的情报评估人才。
运作模式启示 第2篇
本文基于三类项目(准经营性项目、经营性项目及公益性项目)案例分析，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等方面总结PPP项目运作中可借鉴的经验和存在不足，旨在对未来的项目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第一，在项目选择上，政府方不宜过度推广PPP模式，在筛选和发起项目时应综合评估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合规性、PPP模式的适用性、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确保PPP项目“物有所值”。其中，准经营性项目双方应侧重对项目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共识;经营性项目应具有明确的收费机制以确保合理的投资回报率;公益性项目要准确评估当期和预测未来政府的财政实力，确保政府购买能力。
第二，在伙伴选择上，应充分理解PPP模式“强调市场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内涵。政府方应公平择优选择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融资实力的社会资本方作为合作伙伴，以有效减轻政府债务压力，提高项目运营效率。社会资本方应选择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较强的政府方进行合作。
第三，在合同订立方面，双方均需重视通过合同正确表达意愿、合理分配风险、妥善履行义务、有效主张权利。合同内容要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率，同时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其中，准经营性项目合同的订立要充分详尽市场因素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资本收益率降低的弥补机制，保证社会资本能够取得合理的回报率;经营性项目的合同应重点关注收费机制、项目唯一性等方面违约的补偿机制;公益性项目的合同订立中应重点关注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偿付机制及违约处罚机制。
第四，在合同履行方面，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均应遵循契约精神。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方往往占据强势地位，其尤其应注重转变观念，避免单方面拒绝履行合同、变更合同条款及政府更迭引致的履诺风险。【
一、研究背景】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破题之年。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三驾马车”将更均衡的促进经济发展。短期内，“稳增长”是经济发展主导政策，投资需求仍对经济增长起“托底”作用，而在目前制造业化解产能过剩和房地产业去库存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仍将是现阶段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2009年以来，在扩张性经济政策主导下，伴随投资快速增长，政府性债务规模急剧增长。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2014年中央全面启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自发自还债券试行、《预算法修正案》通过、国发[2014]43号文、45号文和财预[2014]351号文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未来将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建立以地方政府债券为主的地方政府举债模式，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尽管短期内PPP模式的实施和推广仍处于观望期，大规模推广尚需培育，预计2015年通过PPP模式解决地方政府基建融资规模有限(2015年预计在1.8万亿至2.1万亿之间)，但长期来看，PPP模式有利于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同时有利于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供给效率，发展空间广阔。在未来地方政府发债规模设限，逐步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的过程中，随着PPP配套法规和政策逐步完善和实施，PPP模式将成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为配合中央“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政策要求，2014年12月4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操作指南》和《指导意见》明确了PPP模式的适用范围和相关参与方的职责分工、风险分担和收益分配和保障等内容，为PPP项目的实施初步搭建了制度框架和保障。但基于PPP模式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未来在操作实践中仍将面临诸多问题。
本篇研究报告为中债资信《PPP系列研究》的第二期。本文基于案例分析，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等方面总结三类项目(准经营性项目、经营性项目及公益性项目)PPP运作中可借鉴的经验和存在不足，旨在对未来的项目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二、案例选取及分析】(一)准经营性项目
1、案例选取
依据《指导意见》，准经营性项目是指“经营收费不足以覆盖投资成本、需政府补贴部分资金或资源的项目”，“可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附加部分补贴或直接投资参股等措施，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BOO)等模式推进”。具体而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与公益性项目相比，其具有比较明确的受益对象，具备收费条件，因而具有一定经济效益;其二，与经营性项目相比，由于项目具有较强的社会效应(正外部性)，项目建设和运营直接关系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收费机制往往由政府制定，项目自身收益不太好，项目自身运营效益不足以完全覆盖投资成本，需要政府适当进行补贴。依据上述标准，本文选取北京地铁4号线和中国国家体育场作为准经营性项目案例进行分析，具体项目情况参见下表。其中，北京地铁4号线是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个PPP项目，运营较为成功，其运作经验已广泛推广;国家体育场项目是国内体育场馆领域首个PPP项目，在引入PPP模式进行投融资并完成项目建设后，在赛后运营阶段出现系列问题，最后通过重新签署协议，政府方接手项目运营。
2、案例分析
通过上述两个样本案例的对比分析，本文拟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合同履行四方面，总结经验并汲取教训。(1)项目选择：基于充分调研，能够对准经营性项目的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共识项目选择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起点，而项目是否具有PPP模式适用性等对项目运作成败意义重大。PPP模式适用性主要体现在“明确经济技术指标、经营服务标准、投资概算构成、投资回报方式、价格确定及调价方式、财政补贴及财政承诺等核心事项”。
对于国家体育馆项目，一方面，由于其建设技术难度大、设计方案不够及时详尽等，投资测算准确度较差;另一方面，由于其公益性较强，收费机制及补贴方式均不明确，导致投资回报测算难度亦较大。在收费机制不明确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方希望通过商业化运营，以实现投资回报为目标;而国家体育馆项目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形象，且具有较强的公益性，运营阶段若采取商业运作及定价模式(包括参观门票、座位冠名权等)，则会与公众利益产生冲突。由此，尽管该项目通过PPP模式解决了建设中的资金、效率问题，却未能对赛后运营做出合理规划、以及就盈利预测及补偿机制达成共识，最终导致该项目的PPP运作模式以失败告终。
整体看，对于准经营性项目而言，PPP模式适用性主要体现能够对项目的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共识，并通过合同条款予以明确，尤其需注重通过前期调研及方案设计，明确收费机制及补偿方案，保障社会资本的盈利模式。(2)伙伴选择：政府方需公平择优选择具有相应专业能力和融资实力等的社会资本方作为合作伙伴
伙伴选择是指在政府方基于PPP项目的合作需要，对社会资本方从投融资、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综合评价，以选择最合适的合作者参与PPP项目。
地铁4号线项目中，北京市政府引入的社会资本方为香港铁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其成立于1975年，核心业务是以香港地区为主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市场占有率超过45%，建设及运营方面的专业能力突出、经验丰富;同时，其财务实力雄厚，2013年实现收入387.07亿港元、利润132.08亿港元，具有很强的融资能力。香港铁路的引入为该项目成功运营奠定了良好基础。国家体育馆项目中，北京市政府引入的社会资本方为联合体，资金雄厚，融资实力较强。但其主要股东均从未运营过体育场，运营经验匮乏。尽管和法国一家知名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寻求高效运营国家体育场的咨询建议，但具体协议可能会因高额的咨询费而终止。
整体而言，在选择社会资本方作为合作伙伴时，政府方首先要坚持市场化原则，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招标，确保程序规范;其次，要通过明确合作伙伴的基本条件，保证合作对象的专业水平和融资实力，此外还要考察其信用水平等，进而实现降低财政投入、提高项目运营效益的目的。(3)合同订立：合同内容对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需兼顾公平与效率，同时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
PPP项目合同是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明确合作方式的法律性文件，是保障项目成功运营的核心要件。双方均需重视通过合同正确表达意愿、合理分配风险、妥善履行义务、有效主张权利。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合同订立要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率。对于地铁4号线项目，首先，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比例分配体现了合作模式的公平性。项目前期，政府方通过对项目运营成本、客流预测和票价定价等方面的实证研究，建立了城市轨道交通的项目寿命期现金流寿命模型，并以经营期30年、回报率10%为假设条件，测算得出项目30年的财务净现值的总额约占项目总投资的30%。由此，4号线公益性部分和赢利性部分的比例被确定为7：3。一方面，该比例划分在确保地铁项目作为公共产品的公益性的同时，吸引了社会资本，扩大了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降低了投资风险，使得社会资本有利可图，进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其次，票价机制体现风险共担原则。北京市政府在引入香港地铁时对票价做了规定，票价定价为3元起步，但受奥运会影响，出台了低票价政策(2元/人次)，按照出行最短路径对票价进行拆分后的票价仅为1元/次，导致票款收入无法弥补运行成本，无法达到预期的投资回报，按照北京市政府与香港地铁签订的票价合同，在低票制情况下，北京市政府补助2.44元/人次，在票价提高后取消对票价补贴，地铁4号线的票制体现了香港地铁与北京市政府风险共担的原则，保证了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最后，资产租赁模式保证了项目运营管理效率，而租金调整机制体现利益共享原则。由于项目区分为公益性和盈利性两部分，并由两个业主进行投资建设，为保证项目运营管理更有效率，双方约定由特许经营公司通过租赁政府方资产的形式，获得整体线路运营管理的权利。此外，合同还设置了租金调整机制，即在项目初期，政府只向特许经营公司免收或者收取少量象征意义的租金，促进项目尽快成熟;而在项目成熟期，当实际客流超出预测客流一定比例，政府投资方将适当的提高租金，避免特许经营公司利用公共财产产生超额利润;反之，若客流低于预测客流一定比例或者政府定价低于测算的平均人次票价，政府投资方会适当的减免租金，增强项目抵御风险的能力。
其二，合同订立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目前，我国PPP尚处于探索阶段，法律制度体系尚未完善，公用事业、交通设施等的定价机制均处于动态调整中，此外还存在其他不可预期的动态变化。由此，双方在合同订立时既要充分考虑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实际需求，保证合同内容的完整性和相对稳定性，也要合理设置关于合同条款变更(诸如期限变更、内容变更、主体变更等)的灵活调整机制、重新谈判触发机制及争端解决机制，为未来合同执行预留调整及变更空间。(4)合同履行：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均应遵循契约精神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均需遵循契约精神。政府方方面，基于具有监管方和合作方的双重身份，其在合作中往往占据强势地位，政府方较社会资本而言更容易出现信用问题。其拒绝履行合同、单方面变更合同条款等行为，可能会导致项目的优惠政策、补偿机制等发生变化，进而使项目建设及运营发生困境。如在鸟巢案例中，合作中多环节均出现政府变更合同条款的状况，包括重大建筑设计变更、商业配套大幅减少等，大幅增加成本的同时加大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此外，在运营阶段，由于对公益性和免费的呼声渐高，地方政府面临的舆论压力较大，社会资本按原计划经营很难持续下去，最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收回经营权，PPP模式以失败告终。此外，我国PPP项目运作中还面临政府更迭引致的政府履诺风险。如南方某工业园区采用PPP模式建设污水处理长项目，合同约定园区企业按月支付污水处理费用，但由于园区管委会主任更迭，结算周期改为半年，由此对项目公司资金链造成较大压力。我国要实现从“大政府，小市场”到“小政府，大市场”的转变仍有漫漫长路，而PPP模式则从根本上就要求政府改变自身定位，由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项目的合作者和监督者，并严格遵守契约精神。社会资本方方面，其亦应合理合法地利用既定合同框架下的优惠政策，积极履行项目出资、项目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承诺，促进项目顺利推进。(二)经营性项目
1、案例选取
根据《指导意见》定义，城市基础设施经营性项目是指“有明确收费基础，并且经营收费能够够完全覆盖投资的成本的项目”，政府可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的方式，采取“建设-运营-移交(BOT)”和“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等模式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经营性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特点，表明在资产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正外部效应，资产具有一定的收费基础，收费机制决定在资产的使用过程存在竞争性，但资产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由于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因此价格调节机制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根据成本-收益的关系对价格进行调节。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项目的区分并不是绝对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具体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政府根据需要，通过制定特定政策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等可以提升经营性项目的经营系数，准经营性项目可变成经营性项目。依据上述标准，本文选取杭州湾大桥和广州西朗污水处理厂PPP项目，具体情况参加下表。
2、案例分析基于上述案例，经营性项目引入PPP模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项目选择：经营性项目应具有明确的收费机制，长期看可形成稳定的投资回报
在选择经营性项目开展PPP的过程中，确保社会资本回报率对于PPP的开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对于西朗污水项目，项目资产是污水处理资产，资产运营具有收费机制，资产运营规避了纯市场项目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收费机制具有长期稳定性，长期来看，西朗污水项目的运营不仅可以覆盖投资运营成本而且会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率，西朗污水项目是经营性PPP项目的成功典范。
整体来看，对于经营性项目，项目自身的运营收入是社会资本投资回报的主要途径，基于风险与收益的对等关系，在经营性项目的选择中，与资本市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实体经济投资领域(如房地产市场)相比，项目选择中应规避“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纯市场投资特点，项目投资回报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期来看会形成较高的稳定投资回报率。(2)合同订立：社会资本方应重点关注特许经营期限、收费机制变更的补偿机制、项目唯一性等条款以保障项目收益;政府方则需重点关注项目监督机制对于经营性项目，合同订立是保证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开展PPP项目成功与否的法律保障。
对社会资本方而言，尽管经营性PPP项目具有较强的市场化运作特征，但其依赖市场化运作实现投资回报的前提往往是政府政策支持，包括特许经营期限、收费机制、项目唯一性等，社会资本方需在合同订立中做出约定，并就违约补偿与政府方达成共识，以保障项目盈利。杭州湾大桥项目中，项目运营初期，投资回报率较高(2009年营业毛利率为63.93%)。但运营5年后，杭甬客运专线和杭州湾第二通道(嘉绍跨江大桥，相隔仅50公里左右)分别于2013年7月1日和2013年7月19日建成通车，对杭州湾大桥形成较强分流，致使通行费收入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2013年营业毛利率降为50.44%)，并最终引致部分社会资本退出，并由政府方授权机构宁波交投回购其股权。在该案例中，项目主要风险为项目唯一性风险，即政府或其他投资人新建或改建其他类似项目，导致对该项目形成实质性商业竞争而产生的风险。由于在合同订立环节，社会资本方未就项目唯一性及违约补偿与政府方达成一致，最终导致PPP模式难以为继。
对政府方而言，合同订立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对资产使用及维护的监督条款，保证在特许经营期期满后转交的资产可以继续使用。广州西朗污水项目中，依据特许经营协议，西朗污水从建设到运营的合作期为23年，其中运营期为17年，合作期结束后将全部资产无偿转让给政府方所有。为维护资产使用的可持续性，在合同中约定由政府授权机构对污水资产的使用进行监督，明确了资产更新条款(西朗污水需要在17年内将主要设备更新一遍)，并在特许经营期全面进行监督。上述监督机制的设立有效保障的项目资产使用的可持续性，值得借鉴。(三)公益性项目
1、案例选取
根据《指导意见》定义，公益性项目是指“缺乏使用者付费基础、主要依靠政府付费回收投资成本的项目”，“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采用建设—拥有—运营(BOO)、委托运营等市场化模式推进”。公益性项目具有公益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其特点表明公益性项目的正外部性较强，资产在使用过程中无收费基础，由此，此类项目若采用PPP方式，对政府财政资金依赖很高，“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比较合适。
在我国现阶段操作实践中，公益性项目(包括非营利性公园、市政道路、桥梁、防洪工程等)多由地方政府发起，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承担投融资及建设;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起，其他社会法人以BT形式参与建设，后期均由政府相关部门维护。地方投融资平台多为本级政府所属企业，依据目前财政部对PPP项目的界定，其不属于PPP社会资本方的范畴，故本文选择以社会资本(主要为非本级政府的大型国有其企业)为投融资建设方的BT项目作为样本案例。
2、案例分析
基于上述案例，公益性项目引入PPP模式尤其要关注以下问题：(1)项目选择：公益性项目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PPP，由于其公益性很强，理论上大部分项目应该由政府负责投融资，如果政府当期资金不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PPP模式解决。
PPP项目储备、筛选、发起工作均由政府方承担。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当期人的社会福利，而且其资产的长期使用性也将提高未来人的社会福利，采用PPP模式解决了政府当期一次性投资过大的问题，采用分期付款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利用代际分配原则拉长了财政收支期限，可降低当期财政负担。如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政府方均约定自项目建成后逐年回购，缓解了集中支付的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公益性项目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PPP，由于其公益性很强，理论上大部分项目应该由政府负责投融资，如果政府当期资金不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PPP模式解决。此外在目前逐步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推广PPP项目过程中需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力(如阶段性项目回购资金压力等)。(2)合同订立：双方应明确约定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偿付机制及违约处罚机制，保障政府方履约
对于公益性项目，政府付费是社会资本方取得投资回报的唯一途径。在合同订立中，双方应明确约定政府购买的资金来源、偿付机制及违约处罚机制，以保证社会资本方实现合理投资回报。
对于苏州市南环快速路西延线BT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项目回购款纳入区人大财政预算”，有效保障了政府回购资金来源。对于江苏浦口新城核心区综合管廊工程BT建设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回购期限、回购金额和土地担保等事项，项目回购款基本落实到位。反观一些类似项目，由于社会资本方在与政府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回购合同不尽完善，后期项目方遭遇市场因素导致的政府方回购意愿及能力下降，回购款落实大幅低于预期。
整体看，在合同订立环节，确保政府信用尤其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第一，社会资本方应明确项目付费来源，将回购款项尽可能依据现行制度纳入公共预算，在没有纳入预算的情况下，需要具有资产抵质押兜底条款;第二，双方应就付费机制，包括付费依据、进度等规则做出详尽约定，并制定违约触发及补偿机制，保障政府方履约。(3)合同履行：政府方需构建多重监管体系，确保社会资本方履行义务，保证项目进度及质量在公益性项目中，社会资本方参与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投资收益，而在质量、工期、成本控制、后期运营等方面仍需依靠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上述的两个BT项目案例中，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作为监督方，在建设过程中对项目进度、工程质量、投资成本等方面的监管较为完善，但实践中不乏一些BT项目可能会出现因监管不到位而引致的建设成本超支、工程进度放缓、工程劣质等的情况。因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政府方应注重对工程项目的监督。就具体监管模式而言，可采用三级监管模式。第一级监管由政府指定或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以法律和合作协议为基础，对项目质量、工期、成本等进行监督;第二级监督可委托监理方进行第三方监管，监理方作为独立第三方，与项目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可作为政府监管的良好补充;第三级监管，在一些特定项目中，可设置民监委员会，对委员会对项目的质量、成本、安全等进行监管，并向相对部门反映。【
三、总结】
本文通过对准经营性、经营性和公益性PPP项目的案例分析，总结和归纳了不同类型PPP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尽管不同类型PPP项目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不尽相同，但仍存在一致之处，本文从项目选择、伙伴选择、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等方面归纳和总结了PPP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相同和类似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准经营性、经营性和公益性PPP案例的特殊经验教训进行和归纳和总结。
第一，在项目选择上，从政府方角度来看，在目前逐步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的过程中，政府不宜过度依赖PPP模式，政府在筛选和发起项目时应综合评估PPP项目的适用性、合规性、市场收益、政府自身财政的承受力、来选择开展PPP项目;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PPP项目的选择应具有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率。从不同类型项目选择的特殊性来看，准经营性项目PPP模式选择的项目要能够体现对项目的盈利和补偿机制达成的共识;经营性项目PPP模式选择的项目的基础资产应具有较强的收费机制，与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相比，可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公益性项目PPP模式选择的项目要准确评估当期和预测未来政府的财政实力，避免因财政实力较弱所引起的拖欠款问题。
第二，在伙伴选择上，应充分理解PPP模式内涵，即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各尽所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需公平择优选择具有较强专业能力和融资实力的社会资本作为合作伙伴，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解决地方政府专业能力差的缺点。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需要选择契约履约意愿(具有较强的契约精神)和能力较强(财政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合作。
第三，在合同订立方面，PPP合同是保障项目成功运营的核心要件，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订立的合同要在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率，要详尽责任分担、收益分享、风险分摊、项目监督等多方面的内容;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合同订立要预留调整和变更空间，根据市场环境和项目的变更设定动态调节机制，保证社会资本的收益率。从不同类型项目合同订立的特殊性来看，准经营性项目合同的订立要充分详尽市场因素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资本收益率降低的弥补机制，保证社会资本的回报率;经营性项目的合同订立要避免政府对市场干预导致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政府应弥补对政府干预过程中所导致的正常收益的损失。公益性项目的合同订立中双方应明确落实付费来源，对政府购买机制做出详尽约定，并制定违约处罚机制，保障政府方履约。
香港职业教育的运作模式及启示 第3篇
一、香港职业教育中的政府作为
香港职业教育的实践历程充分表明,香港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形成特色和较大规模,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是香港政府主动作为、全力投入的结果。具体表现为:
(一)立法规范职业教育的管理
为了使职业教育规范有序地推进,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施行依法管理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香港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政府作为之一。以香港职训局为例,香港职业训练局(VTC)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香港法例1130章,于1982年成立的香港最具规模的专业教育及培训机构。下辖训练及发展中心、青年学院、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等共20个教育培训机构。同年颁布了 《职业训练局条例》,内容具体、操作性强,而且设有罚则,若违反法例,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条例明确规定了职业训练局的最高管治组织为理事会,成员全部由政府委任,包括4名政府官员和18名工、商、教育等非政府人士。理事会下又设立4个功能委员会、 21个行业训练委员会及5个跨行业的委员会,具体负责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形成了科学严谨、规范有序的管理体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香港政府制订了《学徒条例》(1976)、《建造业训练条例》(1975)、《制衣业训练条例》(1975)、《职训局条例》(1982)、 《雇员再培训局条例》(1992)、《香港学术职业资历评审条例》 (2007)等,上述条例在实施多年后,曾作出不同程度的修订,有力地推动了各项职业计划的开展。
(二)政策扶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香港职业教育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在香港职业教育中,62%的专业课程属于政府资助课程,此类课程可享受不同程度的免费教育;自负盈亏课程仅占38%,此类课程基本属于热门课程,收费标准依据市场需求变化而定。不仅有相当一部分专业和培训课程可以免收学费,而且在培训学习期间还享受稳定的津贴、薪金待遇。划定职业教育免费范围,由政府投入资金办学,为受训者提供教育补贴,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提高了香港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同时对社会紧缺而又无人愿报读的专业起到扶持作用。以1999年推出的“展翅计划”为例,该计划为15~19岁离校青年提供职前培训、工作实习机会及择业辅导和支援服务,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课程免学费,实习有津贴。计划实施5年中,为近六万名青年人提供了培训机会。完成课程培训后的学员,平均成功就业率接近七成。
(三)财力保障职业教育的运行
在经费投入方面,香港职训局的经费主要由政府拨款,因此, 其运行是有非常充足的保障的。在2009-2010年度职训局的经费开支中,支出总额34.6亿元,其中政府资助22.1亿元,学费及其他收入16亿元,收入总额38.1亿元,该年度盈余3.5亿元。巨额的教育经费投入,使香港职业教育与培训在较短的时间里发展壮大起来。如今的香港职业训练局及其下属教学与培训机构,不仅设施先进,具备了办学的硬实力,而且师资稳定,并逐渐形成了一支与生产密切结合、具有扎实理论知识与实操技能、有较强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师资队伍,具备了办学的软实力。
二、香港职业教育中的市场导向
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建立市场导向和市场驱动机制,并以此为依据构建课程体系,这是香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基所在。
(一)源于市场驱动的课程体系
香港所谓的课程,即指我们所称的专业,香港职训局共开设9个学科400多个课程,即400多个专业。根据香港职训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其专业以应用型为主,且划分非常精细,如珠宝设计与工艺、屋宇装备工程、印刷媒体等。学生的就业面向特定的较小范围,这种精准定位的课程体系非常契合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也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专业教学与细分就业市场对接的发展之路,增强了毕业生的职场竞争力, 香港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就业岗位、起薪水平、发展机遇方面的优势逐年增大。
(二)源于市场供给的生源控制
香港职训局的招生计划是其根据行业训练委员会和政府统计处每两年一次的行业人力预测确定的,不由政府下达,也无需政府审批。在各训练委员会每年的行业人力调查预测与报告中, 涉及了行业内各级技术岗位的需求数和人员需求量。需求是专业发展的地基,决定着专业能走多远,这样一份来自行业的详实的人力资源报告,为培养与区域性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对接区域内相关产业的应用型专业人才提供了科学决策的依据,保证了其输出的人才专业对口、供需适量。
三、香港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共赢模式
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协作共建职业教育的校企深度融合模式,使得香港的职业教育紧密地依托企业、服务企业,互惠共赢。
(一)行业企业指导课程开发与建构
香港职训局的课程开发与建构涵盖了策划部署、组织协调、 监督控制、考核评价等各个方面,参与主体极具多元化特色,诸如课程小组、课程委员会、专业学科及训练委员会等,也有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和有关专业学会,还包括行业领导、雇主等, 甚至还有学生的参与。首先,香港职训局要根据对近两年社会各级人才需求状况的预测结果,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通过初步审核。在拟订课程草案及相关文件和确定课程目标时,香港职训局要召集业界、商会、专业学会、行业代表、雇主、雇员等成立课程顾问委员会,由其负责与业界进行沟通,确定资源需求,协调课程的定位与学科发展,促进跨行业的协同效应。课程开发完成后须通过校内外有关专家、权威人士的严格评审。只有审核通过的课程才能投入实施。课程实施以后,课程开发小组仍需定期对课程进行检查,审核课程管理、学生表现、毕业生就业情况、雇主评语、课程需求调查报告等,随时对课程的内容与体例进行完善和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
(二)行业企业参与教学实施
行业企业积极为职业院校提供工作项目,指导学生技能训练,指导学生实习与就业,评估专业教学实施情况和学生学习效果等,他们还为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提供了实际数据和大量典型案例,使教学更贴近本行业的实际,与当代科技发展并行,为香港各行各业培养适用人才。
(三)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实训体系
香港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十分强调知行合一,高度重视实践技能的强化训练,既有对应专项技能的专业技能训练平台,又有对应岗位技能的专业综合能力训练平台。而用于这些教学及实验所需的设备主要由香港业界赞助或投资购买,从而确保各职业院校的实训教学条件和水平始终处于行业发展的领先位置, 有的甚至比企业现有的仪器设备还要先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培训滞后于生产和技术进步的不利状况。
(四)行业企业为职业院校打造“双师”团队
一方面,行业企业为职业院校教师提供从事相关工作的实践机会,使其及时获取行业新技术、新信息,使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始终处于行业的前沿水平;另一方面,行业企业为职业院校输送优质的师资。在香港职训局,凡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一般都须具有本行业5~10年的工作经验,且为本行业的精英。他们在成为职业院校教师之后,由职训局的教学中心为其提供系统的教学培训,包括教学入门课程、教学技巧强化课程等,使他们掌握教学方法和技巧,具备教学能力。教师们的这种行业背景,还为学校与业界联系提供了便利通道。
四、香港职业教育运作模式的启示
以香港职业训练局为代表的这种由政府主导、社会辅助、行业企业协作共建职业教育的运作模式,有其明显的优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目前我们开展的课改以及教学实施,虽然也邀请了行业企业专家参与。但与香港相比,由于缺乏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学校常常陷于被动处境,企业参与人员也积极性不高,很多教学改革只凭一地之力、一校之力,甚至一专业、一教师之力,这样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耗时费力,社会认可度也很低,开发的课程往往只能满足部分市场和企业的需求。
香港的经验启示我们:
其一,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应该真正担当起职业教育的责任。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起规范有序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政府统筹管理,企业积极参与,职业院校面向市场、服务企业的三方共建格局。此外,政府要承担职业教育所需的经费,尤其应加大培训和设备的投入,将职业教育纳入社会公益事业范畴。
其二,以市场为导向,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曾经高职教育提出的“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 现在看来似乎更加实用,易于操作。
其三,富有成效的校企合作机制应寻求多方共建的途径。我们迄今为止的校企合作机制亟待加强政府的参与力度和政策对企业的引导作用,从而真正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总之,香港的职业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经验主要在于政府统筹,经费充足,行业企业参与,办学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三者协调互动的良好态势。由此可见,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府、学校、 企业三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运作模式启示 第4篇
摘 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导致城乡之间出现了“数字鸿沟”。为了提高“偏乡”地区的教育质量，台湾制定了缩小数位落差的发展政策。在该政策的推动下，台湾推出《偏乡地区中小学网络课业辅导服务计划》，即“数位学伴计划”。文章旨在对台湾地区数位学伴计划进行梳理，探讨其执行模式和实践成效，为提高大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提供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偏乡关怀；数位学伴；数位机会；教育公平；大学-中小学关系；台湾一、引言
2012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要求“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破解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难题，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变革”。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学习方式的变革和创新层出不穷，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开放和共享。然而，在信息技术为教育改革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挑战，即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尤其在偏远民族地区，存在着信息技术设备简陋、人文关怀缺失、教育质量提升动力不足等问题。
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观点已得到全球的普遍认同，信息技术也成为缩减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的手段。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在教育公平上要多想办法、多做实事”[1]。21世纪的学生必须掌握信息技术，这是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知识和能力的前提条件[2]。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不仅需要掌握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还需要得到更多的数字资源。教育部和财政部从2012年 11月开始正式启动的“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专门针对偏远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的 6.7万个教学点的约400 万名学生，通过因地制宜地配备信息化设备和配套优质数字资源，帮助教学点开齐开好国家规定课程，在初步实施应用的过程中已取得了明显成效。[3]
不可置疑的是，在解决偏远贫困地区的规模很小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所存在的师资匮乏、校车安全等问题方面，信息技术发挥了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势。但数字鸿沟已经从传统含义扩展为“第三代”数字鸿沟，即信息和知识鸿沟，不仅表现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接入和利用方面，还表现在信息资源和知识方面的鸿沟[4]。加州大学教育学和信息学教授马克·瓦司扎尔（Mark Warschauer）认为，数字鸿沟就是社会排斥和社会包容的表现，取决于社会主体能否有效利用信息技术获取、采纳或者创造新知识[5]。比利时学者简·斯图亚特（ Jan Steyaert）将社会分层引入数字鸿沟研究中，在他看来，数字鸿沟就是信息技术所反映的社会分层现象[6]。因此，对于缩减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字鸿沟，仅仅投入信息技术设备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借助信息技术平台，投入人文关怀，以真正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台湾“数位学伴计划”推行多年以来，形成了良好的运作模式，促进了台湾偏乡地区教育的发展，为提升大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二、“数位学伴计划”的出台与发展
在台湾，数字鸿沟一般被称为“数位落差”。基于缩小城乡数位落差政策，台湾“行政院”于2002年发布了《挑战2008：六年发展重点计划》，其中第六项为“数字台湾（e-Taiwan）计划书”；2004年提出《缩减数位落差四年计划（2005-2008 年）》；2008-2010年间实施《创造数位机会四年计划》，逐年推动《创造偏乡数位机会推动计划》；之后，在《新世纪第三期“国家”建设计划（2009-2012年）》的教育篇规划策略中，将“强化弱势扶助，缩短城乡差距，均衡资源分配”列为“公义关怀”执行要项，规划“招募大专校院志工线上课后辅导，服务偏乡弱势学童”战略。
2006年，台湾地区开始推动《偏乡地区中小学网络课业辅导服务计划》，运用网络教学方式，由大学生辅导偏乡地区的中小学生，提升偏乡学生学习成效，促成学习机会均等。2007年，台湾进一步将网络课业辅导服务扩展至台湾北部及南部偏远地区的学校。2008-2009年，台湾将网络辅导服务扩展至台湾东部的学校，并将电脑受赠户学生及邻近数位机会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7]的学生纳入该服务，提升偏远地区中小学学生的教育、文化及信息素养，以缩小城乡学生的学习差距，提升当地教育质量。
为扩大服务面，2010年，台湾将课业辅导服务对象扩及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童，并将计划方向调整为“数位学伴线上课业辅导服务”。在《数位学伴线上课业辅导服务计划》中，辅仁大学负责系统运维。结合大专校院、各县市政府教育局（处）、公益团体、中小学校及数位机会中心的力量，数位学伴线上课业辅导服务以跨部门、跨学校的团队合作方式，走入更多县市、乡镇，并逐步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为学生打造更优质的网络课业辅导学习环境。
台湾数字学伴计划推行了多年，建立了“数位学伴-协同学习辅导”团队合作机制，推动了大学生对关怀弱势群体等社会议题的参与。该项举措是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关怀偏乡教育的有效举措，在缩减城乡数字鸿沟、推动教育资源共享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此外，该项措施还旨在推动数字人文关怀，即利用信息技术，发挥“数位公益”与“数位公义”的延伸价值，改善数位资源的分配，反思网络学习的积极效益。该项计划能够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其“爱与服务”的意识，还有利于中小学生的学习与成长。
三、“数位学伴计划”的运作模式
远程教学（distance instruction）指运用现代传播科技设备（计算机、网际网络、视讯会议设备及视讯整合系统）传授知识和技能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学生可以在个人电脑前聆听教师在远方教室的授课，也可以参与讨论和发问，整个教学过程如同在教室里上课。数位学伴计划的运作模式（见图1）主要就是利用视频设备与线上学习平台，让教学端（大学生）与学习端（中小学生）以定时、定点、集体方式，进行每周2次的一对一线上即时陪伴与学习，提供信息应用及学习咨询。
（一）教学端及大学伴
以大学为主的远程课业辅导教学端需要依靠由信息技术专业、教育辅导、课辅教师群三大领域的成员组合成团队[8]。信息技术专业成员负责远程课业辅导所需的相关数位设备的建制与维护、使用与教育训练，包括硬件设备方面的个人电脑、网络环境、视频设备（摄影机、耳机、手写板）等周边设备，以及线上教学系统软件（采用较多的是Joinnet）。教育辅导领域成员负责课业辅导知能②与服务方面的培育课程，如偏乡教育生态认知、课辅教学引导、基本辅导知识与技能、服务与学习等。课业辅导教师群成员负责维持稳定的课业辅导执行纪律及教学品质，组织和规划项目的运作，激发大学生的偏乡关怀情操，更重要的是在课业辅导及道德教育方面提供实质性、续航性的分享与服务。
大学伴是招募和选拔出来的，且需参加相关课程培训。合作高校每年都会在学校内招募大学伴参与培训计划。大学伴以大学端指导教师授课班级的学生为主要招募对象。为了后续联系、辅导、管理的方便，合作高校会邀请学习端师长参与大学伴的招募（视频或现场会议），说明该校学生的学习需求，引导大学伴的参与及认同。招募完成后，大学伴必须接受严格、专业的教育培训（见表1）。
大学伴在课后需填写课业辅导日志，内容包含教学单元进度与教学目标、教学流程及教法、中小学学伴学习情况与教学检讨、教材上传等。大学端指导教师就课业辅导日志给予大学伴教学与辅导反馈，并及时提供具体教学方法或鼓励。此外，双方带班教师需在课后填写带班日志，内容包括学伴出席及学习状况、系统环境状况等。大学伴服务的期限需在一个学期以上，并有相应的激励和惩罚措施，如大学伴因无故迟到、教学或服务态度差、课辅成效不佳等而被辞退。各合作大学依据线上教学执行状况等基本评选标准，结合各校发展特色，推荐优秀大学伴。
（二）学习端及小学伴
除了基于县教育处的政策鼓励外，中小学校长的理念、师长的意愿、校方数字环境的建制与维护、家长的态度与配合等也是建构远程课业辅导学习端的关键因素。学习端提出申请，经双方互相了解，并与大学端达成合作协议之后，需要完善数字环境的建设、课辅资料的准备、辅导团的组建。同时，对小学伴进行筛选，主要选拔愿意参与该计划的中小学生。
对于小学伴的选拔，没有严格的限制，只要愿意参加数字陪伴学习计划的学生即可。小学伴与大学伴建立协同教学与辅导机制[9]；对大学伴进行监督、评价，以帮助大学伴在服务学习中成长。学习端带班教师会到教学现场直接了解小学伴的学习状况，协助计划深度执行。
教学端指导教师通常会与学习端带班教师主动联系，关怀带班教师的服务内容并予以积极反馈、鼓励，激发学习端指导教师积极参与本计划的协同教学与辅导合作机制。此外，还会邀请带班教师参与大学伴教育训练课程，分享学习端师长经验，共同规划教学进度、分享教学方法与教材资源，建立大、中小学伙伴情谊，共同培育大学伴，服务小学伴。
数位学伴计划不仅在线上进行辅导学习和陪伴，而且在线下每学期会举行“相见欢”等实践活动，即大学伴亲自前往小学伴所在的学校进行陪伴学习。寒暑假期间会组织大学生到服务地进行寒假一周、暑假三周的学习活动，或前往原住民地区进行家访活动，提供支持和招生协助。此外，还有冬夏日学校。这些活动能增进大学生对服务地小学伴学习习惯的认识，加深彼此情谊，有助于延续远程课辅学习效益。
四、对促进大陆少数民族地区
教育发展的启示
《规划》指出：“基础教育信息化是提高国民信息化素养的基石， 是教育信息化的重中之重。重点支持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学校信息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努力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的数字化差距”[10]。近些年来，大陆地区相继实施了“校校通”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项目，但由于少数民族多聚居于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受地域条件、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层出不穷的新理念、新媒体、新技术令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少教育工作者感到无所适从。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支持没有将信息技术硬件投入和软件投入有效结合的问题，台湾的“数位学伴计划”提供了可参照的经验和启示。
首先，数位学伴计划注重人文关怀。开辟网络课程服务模式，对偏远地区和信息化弱势地区进行关怀；落实大学与企业社会责任，利用其丰富资源，共同推动网络教学计划，组织大学生担任线上教学教师，师长从旁辅导，技术单位提供科技支援。企业支援设备、网路频宽、机构志工等，以网络连结偏乡与弱势教育关怀。大学生通过对偏乡教育的参与，进而了解、关怀社会，提升社会服务意识；弱势学童获得相应的帮助，有机会改变人生未来际遇，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消减。这种人文关怀理念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也有利于教育资源均等和教育机会公平。
其次，数位学伴计划实施的可能性较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为教育信息化制定了相关政策，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大陆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具备信息化教学环境。而在大学教学端，具有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和良好的数字化教学环境。大学生空余时间相对较多，并需要参加具体的志愿服务活动。便捷的数字化条件和庞大的大学生群体为数位学伴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能够有效地利用高效的信息技术条件，还能够促进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提升和道德品格的成长。
再次，服务与学习同等重要。大陆现有教育辅导机构大部分是线下、传统的、针对城市中小学生的学业服务，而较少关注少数民族或农村地区。服务学习理念倡导学习和服务有效结合，在学习中服务，在服务中学习。参加数字学伴计划能够促进大学生自我成长，同时能给小学伴带来关怀和帮助，互惠共赢。大陆现有社会公益机构、慈善团体等大部分是将资金投入到硬件设施建设上，缺少人文关怀。而在信息化时代，大部分硬件设施条件已经成熟，需要投入更多实际的人文关怀。为关注农村教育的社会各界提供一个服务、可信赖的公益平台，才能将钱花在刀刃上，将关爱落到实处。数字学伴服务能够收集教学数据，挖掘民族地区教学资源，为教育教学提供研究，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
最后，单纯持续地投入财力、物力并不能够达到缩减数字鸿沟的良好效果。数位学伴计划有效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师资匮乏、有设备不会使用、大学设备闲置等问题，同时有助于大学生和中小学的共同成长，是一项可行的、行之有效的教育辅导计划。因此，大陆应该联合政府、各级教育机构、社会企业的力量，借助信息技术，为大学生和民族地区中小学生搭建一个相互学习的平台，建立线上与线下有效结合机制，完善组织架构和运作体系，积极推动服务学习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偏乡：指距离市区大约120公里以外的地区。
②知能：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将知识转化成能力的学习理念。
参考文献：
[1]李克强强调： 注重教育公平，推动科技创新[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31/c_117173898.htm，2013-08-31.
[2]冯兴杰， 梁志星，焦文欢.信息技术发展对学生学习模式的影响[J].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4（1）：74.
[3]王珠珠.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的实践[EB/OL].http：//www.ict.edu.cn/forum/huiyi/n20131106_ 5377.shtml，2014-01-17.
[4]闫慧，孙立立. 1989年以来国内外数字鸿沟研究回顾： 内涵、表现维度及影响因素综述[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201）：83.
[5]Warschauer M.Technology and Social Inclusion： Rethinking the Digital Divide[M].Cambridge： MIT，2003.
[6]Hick S F.，Mcnutt J G.Advocacy， Activism，and the Internet：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A].Steyaert J.Inequalit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Myths and Realities[M]. Chicago： Lyceum Books，Inc.，2002： 199-212.
[7]数位学伴计划介绍[EB/OL]. https：//103etutor.moe.gov.tw/edu_index/introduction_list.php，2015-07-5.
[8]杨志田，杨嗣婷，林宏彦. 远距课辅之系统维运——以数位学伴线上课业辅导服务计划为例[A].辅仁大学资讯中心， 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运用大会[C].2012：153-154.
[9]王雅芳，吕慈涵. 数位学伴计划——“偕同”概念与机制[A].辅仁大学数位学伴线上课业辅导服务计划团队， 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运用大会[C].2012：163-164.
[10]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EB/OL].http：//www.moe.edu.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3/29/20120329140800968.doc，2012-03-13.
运作模式启示 第5篇
本文从国外私募基金的运作机制入手,对比国外私募基金,从法律、政策、金融手段、信用制度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现阶段所面临的风险,并且提出相应的风险监控措施.
作 者：黄莺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450015 刊 名：现代经济信息 英文刊名：MODERN ECONOMIC INFORMATION 年，卷(期)：2009 “”(16) 分类号： 关键词：私募基金 运作机制 风险★ 现代绘画对幼儿绘画教学的启示
★ 英语口语测试对口语教学的启示
★ 对天上星星许下愿望作文
★ a股熔断机制对股市影响
★ 英语专业写作问题分析及对教学的启示
中储物流运作模式 第6篇
现代物流的主体功能是运输和仓储，其它功能如加工、配送、装卸、包装、信息服务、货运代理等是在这两个主体功能上发展深化的。
中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从传统储运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变的发展战略。这是因为中储具有发展现代物流的综合优势。
1．优势
（1）规模收益
（2）经济便利的铁路专用线
（3）机械化作业程度高
（4）覆盖全国的网络
2．服务
在现代市场竞争中，传统的储运功能和硬件设施优势逐渐被市场物流资源的整合力和增值服务能力所取代。增值服务主要包括能简化客户手续，带来便利性的服务；通过物流中间加工，创造价值的服务；合理组织，降低物流总成本的服务等。中储目前的增值服务主要包括：
（1）现货交易及市场行情即时发布
（2）物流的中间加工
（3）全过程物流组织
（4）形式多样的配送服务
①生产配送②销售配送
③连锁店配送④加工配送
3．客户
中储紧贴市场，根据不同客户对物流的需求，适时调整经营策略，大力发展全程物流代理、现货交易市场及行情实时发布、国际货运代理、配送等业务，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中储现有的客户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经销企业；
第二类是大型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第三类是生活资料生产企业；
第四类是生活资料的零售企业。
（1）第一类客户
包括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汽车、木材、机电产品、塑料、纸制品、化肥等生产及批发商，以金属材料为主。
（2）第二类客户
主要是国家大型重点工程项目，已承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北京首都机场改扩建、来宾电厂等数十个国家重点工程大型设备的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3）第三类客户
主要是生活资料生产企业。
（4）第四类客户
是商业批发和零售企业。提供仓储、分拣及配送服务。
4．跨越
中储的目标是充分发挥中储股份的龙头作用，利用国内外两个资源及中储的内部资源，采取收购、兼并等手段，实现全国合理布局，建成一批与现代物流需求相适应的物流中心，进而推动中储整体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变的步伐，与国际接轨，再造中储，建成服务一流的现代物流企业。
5．评述
中储是国有大型储运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化中的娇娇者，中储的转化发展战略是值得许多同类企业在转型时期借鉴的。
现代物流中，运输与储存仍是核心职能，其它职能，如流通加工、配送、装卸、包装、信息服务、货运代理等是在这个核心职能基础上逐步发展和深化的。从宏观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已经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储存、运输体系和网络，如果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储运企业，大多转型为具有现代理念和运作方式的现代物流企业，实质上是实现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低成本投入下的高收益。
（1）特点与启示
①中储所具有的规模优势，实际上是巨大的资本利益。
②物流的价值来源于服务和服务中的增值，物流中价值增值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物流服务的功能与能力。
③中储对客户实行的分类服务是一种符合现代物流理念的服务方式。
④实现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的跨越，不是一句简单的宣传口号，他是以观念为起点，以行为方式为具体内容的质的跨越。
（2）问题与思考
①在我国的传统储运企业向现代物流的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是体制、资金、技术、人才、设备、观念，还是其他因素。
②在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下，物流业应达到什么水平为最佳？是适度超前、国际一流、逐步提升或是其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