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重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2024-08-17

读《重读中国近代史》有感(精选14篇)

读《重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第1篇

读《重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高二(13)房熙

本书源自人大的一门热门选修课,即张鸣老师开设的政治史公开课,它靠同学们口碑相传而走红校园,最终使更多的人对这段看起来枯燥无比的历史重新认真审视起来。它的文字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在张鸣老师的还原下,历史不再枯燥、复杂。他用专题的形式让诸多人物与史实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我们正视那段扭曲的近代史的同时,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尽管《重说中国近代史》走的是“易读”路线,但有的地方还是让我有点难理解。刚开始阅读此书我就遇到了问题。

尤其是在第一讲中国近代政治史开场白中“对于近代史的“三妇”心态”一文,其中的三妇理论让我十分不理解。为什么当今国人将流落国外的“圆明园水龙头”高价购回就是一种怨妇心态?为什么“打不到便挠”是泼妇?也许这需要我更多的阅读,更深的理解,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明白吧。

毕竟我的见识有限,所以在此针对一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傅斯年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谁都可以打扮一下。我们认识的历史,除了老人口口相传,历史纪录片,平日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来自系统的历史书。我相信如今的历史书已经要比多年前好上不少。但精辟的总结,直接的数据,再加上后人出于某些意图的粉饰,我们看到的,理解到的历史也许与真正的历史大相径庭。

我们认为清政府是腐败的,无能的。因为我们从历史书上知道,最后清政府被推翻了,是失败的。可我们想过吗,仅仅千人的英法联军何以能攻陷北京城,连皇帝也要逃往避暑山庄?我们甚至连清朝新政的内容都不知道,只是知道他是失败的,从性质上是永远无法成功的之后,便不再理会。

然而清朝新政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李宗仁先生曾经回忆的,他晚清时期在陆军小学上学的时候,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新政是清廷特别重视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而且中央和地方对此也都注入了很大的热忱。因此,在这次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个是媒体的壮大;一个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绅商团体的壮大;其三是准议会的出现。与此同时,朝廷中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创办的新机构,如邮政、内政(就是警察)等,还有废除科举,都在有序地进行。总的来看,这次变法在行动的深度和广度上其实都远远超过了戊戌维新。由于变法的缘故,吏治逐渐变好,国家整体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异动,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新现象,也就是民营工业的崛起。纱厂、缫丝厂、面粉厂等都在翻倍地增加。

《重说中国近代史》这个名字取得很有意思,一个“重”字,便是作者张鸣的目的所在,用一系列的历史细节组合,让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再反思今日。

读《重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第2篇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1840年英国以武力侵,略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者,同时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中国近代带开端。1840年来,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以各种形式对中国进行控制和掠夺。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又是一部反抗史。但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读中国近代史除了“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等种种的愤怒外,留给我的更多的是一些启示。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走了下坡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一跌再跌。但是,中国何以在晚清时落得如此屈辱的下场呢?中国科技落后,贫穷;西方科技先进,船坚砲利。以往觉得必然的,已经是无条件地接受的既定事实。俄国的彼得大帝及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够在这关键时刻向西方学习,令自己的国家现代化,成为国际强国;而中国却不能,并且不断受人欺压。实在,中国不是一开始与西方接触就立即被彻底打败的。外人初时并不知中国是如此不济的。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可以

通通商,没有侵佔的野心。后来知道了清庭的无能才起瓜分中国的野心。在这段漫长的日子裡正常人也可以看见对手的强盛及自己所受的威胁。我们是有百多年的时间去从后赶上的,但却白白错过了。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地方。虽然当时也是疆域辽阔,人才辈出.但清政府的统治模式已被历史的车轮所赶上,思想守旧的清政府统治者们还以量中华之物力而沾沾自喜,但似豺狼虎豹的帝国主义者们的野心是无底洞.清政府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翌日安寝,起视四野而豺狼虎豹有至矣.着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要以史为鉴,才能正衣冠.就像古代诗人朱熹说的:问渠哪的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所以我们要保持先进的思想理论,要高瞻远瞩,要站在举人的肩膀上,这样我们才能看的更远,走的更直.所以我们当代大学生要"以史为鉴",我们才能正衣冠.每每讲到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时,人鬼共愤,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冲动,灭了日本,为在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报仇雪恨.但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做 的呢?避免正面冲突,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着使我想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思维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哲理.当时还在摸索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思想理论指导了.并运用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于实践丰厚的回报.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但是如果社会制度开明,有激进思想的人只会在社会的边缘,他不会是社会的主流,只有在社会发生变化,而统治者又不改良的情况下,激进思潮才会渐渐吸引人们,掀起大风大浪,引起社会的动荡。

因此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时势造英雄,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也发出过“学一点历史”的号召.邓小平同志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这些历史,这是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的近现代史,蕴涵着无穷的奥妙.我们

大学生要善于总结前人宝贵经验,在其中汲取精华,完善自我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社会主义的繁荣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读《重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第3篇

关键词:近代西方史学著作,史料运用,近代西方史学发展

一、近代史学的发端

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兴起, 它的表现并不局限于文艺和艺术中, 史学也是人文主义获得集中表现的领域之一。意大利史学在近代早期的领先同时代表了近代史学的发端。

(一) 比昂多与瓦拉史学著作的史料选用

自14世纪开始, 人们崇尚古典文化之余, 发现了铭文、古代货币和勋章可以作为史料使用, 比昂多 (Flavio Biondo, 1392—1463) 就是具有这种意识的先驱者。比昂多对古代罗马表现出强烈的情感, 他崇尚先人们留下的任何东西。为此, 他著有关于罗马的著作《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三部书可以认为是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奠基之作。继考古学而起的是另一种史料批判形式, 即文献校勘学。与这门学科紧紧联系的人物是洛伦佐·瓦拉 (Lorenzo Valla, 1407—1457) 。

比昂多对资料的重视和理解使他有能力对书中某些细节进行考证, 使考古资料和史料批判工作在历史写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效果。《胜利的罗马》便是这样一部其同时运用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而写成的罗马史。其后的瓦拉更是开创了文献校勘学的先河, 1440年, 他发表了《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对教会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君士坦丁赠礼”进行批判揭露。瓦拉巧妙地将这份文件的拉丁文文法与4世纪和7世纪的拉丁文文法对照, 并运用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历史文献方面的材料作为辅证, 一举推翻了“君士坦丁赠礼”的真实性, 从而揭露出教会历史上虚伪的一面。当然, 瓦拉的贡献不只是在于他证伪了这个文件, 而在于深深刺激了历史学家们, 使他们对历史真实更加重视, 文献校勘学从此诞生, 并且同时成为近代历史学当中一门不可缺少的工具学科。

比昂多与瓦拉的著作代表了以考订史事为基础, 利用考古学、校勘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解释及对一些史料的批判。但是限于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 还不可能发展出一整套史料的批判方法。

(二) 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史学著作的史料选用

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1469—1527)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 他也因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 (《李维史论》) 等名著而闻名遐迩。与马氏同一时代的意大利另一代表性人物圭恰迪尼 (Guiccisrdini, 1482—1540) , 其最重要的著作为《意大利史》。这两位史学家的思想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巅峰状态。

马基雅维里的史学思想被认为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理解史学诸多问题的最高水平。但由于马氏政治本位的功利主义史学观, 使得《佛罗伦萨史》也是集历史事实和政治理论于一体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 马氏以评论历史事件的形式来阐述政治理论, 对历史事实的选择也以是否便于宣扬训诫为标准, 因而他对史料的选择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并且十分狭窄。在《佛罗伦萨史》近20篇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发表的演说中, 其内容大都是根据历史事实发生的场合由马氏虚构的。圭恰迪尼也是一位政治家, 虽然他的《意大利史》这部20卷的著作是其经过多年的史料搜集写出的, 其史料丰富程度超越了马氏的《佛罗伦萨史》, 但在史料的处理方面却同样不关心史料的来源。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在15、16世纪, 随着文艺复兴思想广泛的传播, 史学家们能够冲破中世纪在神学支配下进行的史学, 并且西欧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能够批判地利用史料, 但正如张广智先生书中所言:“只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人还不多, 并没有作为历史写作的必要的环节扎根于历史学家的心中。”

二、博学时代

继文艺复兴的广泛传播, 随之而来的便是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德国及其他新教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史学论战中, 双方采用的基本方法便是大量搜集档案, 让历史自己说话, 另外由于宗教战争使得大量的档案、文献流落市场, 也使很多学者可以努力收集一些原本不公开的材料。这些导致了16世纪末到18世纪早期的博学时代的产生。博学时代是史料受到重视的时代, 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历史学家对整理、编纂史料的空前的兴趣, 其取得的成就是历史学职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一) 波兰达斯派

比利时的波兰达斯派的创始人是路斯威德 (Rosweyde, 1569—1629) 神父, 而使“波兰达斯派”扬名四海则是凭借其弟子波兰达斯 (Bollandus, 1596—1665) 的才能。

理·丕皮布洛奇 (Daniel Papebroch, ?—1714) 是波兰达斯派中最优秀的史学家, 他在史料批判中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推翻了“资料来源越古老, 越普遍被人接受, 也就越应该受到尊敬”这个传统的史料接受准则, 而代之以史料的真实与否及与事实是否相符作为衡定史料价值的标准。这在博学时代的地位却是颠覆性的。

波兰达斯派的伟大工程, 是将基督教世界出现过的圣徒按照其圣徒节在公历上的顺序编排起来。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或许此时系统的史料批判等思想还未形成, 其史学著作也多少参杂有神学成分, 但“这仍是一种异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而独有的自觉的史学精神”。

(二) 圣摩尔派

在这个时代, 最令人瞩目的业绩首先出自法国史学家的辛勤劳动, 它们奠定了法国成为近现代史学大国的地位。博学派的第一位学者是就法国人皮埃尔·匹陶 (Pierre Pithou, 1539—1596) 。另外, 16、17世纪的法国圣摩尔派修道院承担着文化研究的重任, 更是博学时代的领军者。

匹陶整理、编辑了大量中世纪的文献, 并向德·图建议系统地收集并编订中世纪的法国史料, 结果, 在匹陶去世以后, 这便成为了法国博学派的主要任务。到了圣摩尔派, 史学家们在对史学资料的整理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些编纂出来的历史资料集具有巨大的价值, 其中让·马比昂 (Jean Mabillon, 1632—1707) 和伯尔拿·德·蒙福孔 (Bermard de Montfaucon, 1655—1741) 代表了圣摩尔派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史学著作, 都是在查阅了大量的人物事件原始著作后编纂而成的。当然, 他们在史料的整理方面是出色的, 但其史料批判方法方面的成就是很有限的。

经历100余年的博学时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的过渡阶段, 这个时期, 学者们在史料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为历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可信材料, 从而推动了历史学的科学化。

三、历史学的世纪———从哥丁根学派到兰克学派

如果说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 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 那么19世纪这一“历史学的世纪”的中心便在德国。德国的哥丁根学派在短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 改变了德意志史学的落后状态, 为19世纪德国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 哥丁根学派

哥丁根学派大体形成于18世纪60年代, 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 它可以说是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伽特勒、施洛塞尔、斯毕特伦、赫伦等人, 且都受到了伏尔泰的治史观念的影响。

该学派的把古典史学提倡的史学批判方法和由博学家开辟的专业化史料考据方法与历史学有机结合起来, 使史学研究成为一般情况下需要严格专业技能训练的人才能从事的工作, 从而促进历史学专业化, 使史学逐步走向近代科学性质。哥丁根学派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与辨析, 反对抽象思维, 倡导专题研究与分工合作, 重视历史学辅助学科, 为19世纪兰克史学奠定了基础。

(二) 兰克学派

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师, 在29岁时便出版了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这部书为他赢得了柏林大学的教职, 其后他便在柏林大学开创了历史研讨班的授课方式, 带出了大批优秀的学生, 形成了德国历史学中的兰克学派, 即通常认为的客观主义史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 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 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

兰克认为, 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 不偏不倚, 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 去伪存真, 由此重现历史, 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兰克的这种主张是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 因为自然科学的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因此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 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 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 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

兰克第一次明确了史料运用的原则, 即原始资料的价值高于间接资料的价值。而且他发展出了一整套史料批判的方法, 即采用“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法。这些都足以使得他成为近代史学之父。当然, 以20世纪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兰克史学, 不论在他研究的时代还是内容的范围, 抑或史学目的和史学理论方面, 都会发现存在许多令后人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如果想要研究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 兰克都是一座不可绕过的路标”。正如张广智先生在书中评价马比昂一样:“史料批判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 尽管马比昂的批判能力不能与19世纪以后的学者相比拟, 但他却是同时代中最好的, 而后人都是站在他的肩上才取得了更大的成绩。”这也同样适合于像兰克这样的史学大师, 现代史学正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更大的成就。

从古典时代开始, 西方史学就以求真与垂训为己任, 但在当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往往参杂着神话与传说。随着文艺复兴的广泛传播, 西欧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能够批判地利用史料, 到博学时代史料真正的受到重视, 最后于19世纪形成了系统的史料批判方法。正如张广智先生在书中所言:“在考察现代史学取得辉煌成就的种种基础, 我们才能感觉的资料收集、整理、考证的巨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93-258.

[2]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文史哲, 2006, (4) :95-101.

[3]李勇.评《西方史学史》[J].史学史研究, 2000, (4) :72-74.

[4]张耕华.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读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有感[J].史学理论研究.

[5]张井梅.浅论西方史学史上的“博学时代”[J].史学史研究, 2008, (3) :65-73.

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感 第4篇

但是,纵观近代中国,当权者坐井观天,固步自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依旧认为自己还是天朝上国,外国人离开了中国就无法生活。殊不知西方国家已经在19世界40年代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且发明了蒸汽机车、火药等,科学技术已经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了。反观清朝政府,一味的追求享受,追求奢靡的生活,而不管不顾整个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死活。不变革新的制度,不发展新的科技,反倒把那些追求进步的人士当成了反动人员,抓进了监狱。导致了当时中国的落后,这就为后面列强的侵略提供了内因。

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迅猛,本国无法承受发展的科技,所以他们需急对外扩张,这时中国就成了他们眼中的一条肥鱼。于是,他们把目光对准了落后的旧中国,拉开了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序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痛和悲伤。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自古以来引以为傲的民族尊严和民族精神,在外来侵略者的脚下承受着无情的践踏与打击。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其后的100多年里,中国人一直都在民族耻辱中浮沉,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曾经在西方人眼里的极乐世界,都在这时变成一个冷漠的嘲笑。而当时的清政府软弱无力,一味的抱着不抵抗政策,急于想要维护自己的封建利益,很多次的战争,都是我们国家占了主动地位,却被清政府的软弱打败了。清政府急忙召回将领,导致战争不战而败。并且,清政府还急于和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的条约,将整个中国拉向了深渊。中国从此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首先,普通人民无法忍受列强的入侵给予他们的伤害,于是他们开始拿起自己的武器,抗击列强的侵略,比较有名的是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迫使侵略者们暂时放弃了他们的侵略想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还有比较有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但这些运动都没有真正起到拯救旧中国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組织者是农民,农民阶级有着他们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是老旧的,无法担负起拯救中国的重任。

然后,有一部分封建阶级发现了中国的弊端,他们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于是,戊戌变法出现了。但是,这些人依旧无法摆脱封建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也无法挽救中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他们为了救中国,也为了资产阶级的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也站了出来,开始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但是,依旧因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拯救中国的任务他们也无法完成。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数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都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他担负起了拯救旧中国的任务。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努力奋斗,不断地提高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国人民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从此站了起来。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的屈辱史,它警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应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人民抗争史,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探索史,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都不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第5篇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了解到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由受尽屈辱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鸦片战争让中华民族陷入了屈辱的历史,虎门销烟虽然销毁那毒害中华民族的鸦片却无法将那深入人心的毒瘤驱除。

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阶级发起的运动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因此领导人的愚昧无知是农民阶级思想的表现;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都是由农民阶级发起的并且都宣传的是宗教信仰,用宗教来迷惑农民大众,使之跟随,不同的是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纲领,也没有建立政权并且存在时间很短波及范围很窄。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表明了农民意识正在觉醒,同时也说明了农民阶级由于思想的局限性不可能成为中国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由于洋务运动而兴起的资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资产阶级开始了反封建的征程,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虽然推翻了封建统治王朝却没有使中国摆脱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命运。日本的侵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清朝时多次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地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地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地削弱。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与抗日战争以前的民国的统一程度相比是大大降低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几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是中国的国耻。

中国的历史长河汹涌澎湃,生生不息。然而,悲剧总是不可免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山河一步步沦丧,中国也一点点的被分离出去,在那些危机关头涌现了多少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为了祖国的统一,不惜生死。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记录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励志史,在历史的长河中跋涉,总是忘不了回头去欣赏前人走过的路,那是一条多么泥泞,多么艰险的路!在近代,我们的祖国忍受了太多的蹂躏、承受了太多的折磨,我们的国民被列强所歧视、侮辱,但,我依然深爱着他们。这种爱,包含着辉煌、包含着屈辱;包含着惜弱、包含着图强。这种爱,没有什么原因,却有千万个理由。这种爱,已经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那段耻辱的历史让我明白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一个繁荣的民族,作为个人,不论怎样,都逃不掉先辈的遭遇。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记住那段可耻的岁月,铭记日本给我们的耻辱,努力的发展我们的祖国,使他不再贫穷懦弱,不再任人宰割。中国是一个神圣的国度,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浩渺博大的凝聚力,生生不息的意志力,而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只会让中华儿女在困难中得到磨练而愈加强大,那在别人看来是屈辱,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眼中是挑战,是历练,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没错,中国人是在走自己的路,别人怎么说,又怎样?中国人从不屑于的是别人的眼光,正因如此,中国默默的强大了!

我是一名热血昂扬的中华儿女,我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骄傲,是党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当我们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以崇高的信仰来指引我们在迷途中找准方向,寻求未知的世界。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第6篇

历史,作为我们的过去,提醒着我们来自何方,身处何地,走向何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历史却往往受到政治很大的影响,甚至有意无意地成为政治的帮凶。历史的清白永远只能成为追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被迷惑,不被欺骗。

对待历史,最好的态度是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尽可能的保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眼光去在书中寻找过去,并且时刻警惕自己的大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

出于上述目的,在经历十几年的为了意识形态的灌输的历史学习后,现在来阅读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未尝不是上佳之选,作者尽可能的试图跳出自己的思想局限来审视中国的近代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他的确做到了,很多历史的片段确实给我提供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些益处也无需多言,书的阅读价值也不需要我再来抬高,但我还想从自己阅读的角度上探讨该书的一些不足之处。

在描述历史中的一些人物故事时,有些小说的味道,比如蒋、毛之间党派头头的斗争,毛、邓在党内个人的纷争色彩有浓厚的渲染,对政治人物的私心不免有颠倒形象、夸张描写的嫌疑,此外,由于国内历史资料很大程度上未能得到公开,作者很大程度上大量的引用的西方学者的文献资料存在迫不得已的可能,但这样一来难免在对事情的判断上也有失偏颇,虽说现有的国内资料亦真亦假,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所以当我看到参考文献后面大量的英文文献和极少数的中文资料时不免感觉颇为遗憾,作者的观点不可能做到理想中的完全客观中立。这也可能导致某些细节处就值得商榷,比如在陈述邓小平在五十年代反右倾时表明其担任中共总书记在毛的指导下负责迫害党内异见人士,这很容易让人理解成邓在那一时期的刽子手形象。而我查wiki百科发现邓当时并非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只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负责迫害一说未免太过简单粗暴。

阅读的过程中我感觉作者作为美籍华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陈述美国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影响时,或多或少的偏向于传播民主与自由的美国“救世主”形象,而忽略了国与国间的战略、利益斗争,尤其是在国共内战以及89年之后中美间的交流方面,美国试图拯救中国人民的高大形象无意中烘托尤为突出。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第7篇

21岁 陈永萍 人文学院 中文本152 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够塑造人的性格。”是以,我在闲暇之时便喜欢看书。近来又把《中国近代史》重温了一遍,收获了很多感触。

回顾历史,使我们明白:在列强争雄的时代里,我们必须要养成强烈的爱国心和深刻的民族观念,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在中国近代史,因为闭关锁国、清政府的腐败、人民思想的落后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致使清王朝从东方国家中的顶端慢慢落入泥里。在经历一系列的惨痛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儿女终于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不断增强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断地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党和政府需要出力,我们人民大众才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做起,从小事做起,养成强烈的爱国心和深刻的民族观念,同心共筑中国梦。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众志可以成城。唯有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才能越来越强大。

中国,我们的祖国,是在每个中国人心中不容侵犯的碑。当清政府在战争中节节败退,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每个中国人看到这段历史都是倍感愤怒的,却又只能叹息,叹息当时国家的贫弱。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叹息,而是要努力,为祖国的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这些充满激情的话语时时在我的耳边回响,也让我想起总书记慷慨激昂的演讲: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理想。

是啊!作为青年的我们要有理想,有了理想的指引,我们才能坚定不移的走好实现理想的每一步。青年只有立大志,方能成大业。所以作为青年的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理想,有一个中国梦,并且为之努力,使祖国更加强大。

我也有一个梦,一个理想,那就是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虽然平常,但是我会努力做好,让这份“平常”变得更有力量。在我生活的地方,已经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适龄儿童没有办法上学的现象。但是在别的地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很多孩子都没有办法入学。我在填报志愿时也曾迷茫过,忽然间我看到一则新闻,说四川某处村落的孩子上学之路是多么的困难危险,于是就决定填报教育类专业。进入大学接受了系统的课程学习,更加了解了教育事业的现状及影响力。在读《中国近代史》时我也了解到科学的教育知识对民众来说是多么重要,所以促进教育的发展是必要的,要使教育具有科学性,使民众的思想不断与时俱进。所以我想在毕业之后,如果有条件就去参加支教,为教育条件落后的地区奉献自己小小的力量。但是无论在哪里,我都会坚定做一名合格的教师的信念,力求不辜负这“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少年周恩来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成就了救国济民、立国立民的千秋伟业。与他相比,我的梦想并不辉煌巨大,但是这是我最真诚的想法,所以我会一直有动力去朝这个梦想前进。不论何时何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所以啊,梦想不分高低,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去做去完成,那就是光荣的,值得称赞的。我相信,大家小小的理想,会汇聚成燎原之火,为祖国的腾飞提供充足的动力。

总书记说: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可以说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读《重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第8篇

一、《回顾》(上)的特点

《回顾》分上、下两卷(该文主要针对上卷)。上卷共分21个专题,分别论述了1949年到1956年间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接管平、津的做法,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金融物价的初步治理,工商业的调整与改造,新区土改中富农政策的决策,“三反”“五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一五”计划的编制与实施,“八大”的正确决策等。此外还评述了中共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是非,加快手工业改造问题上的得失等。细细阅读《回顾》,我感到有以下特点:

(一)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相结合,被誉为“在我国党内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正如薄老在《回顾》(上)前言中所说:“由于本书不是写个人的事情,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回忆录;但又包含着个人的回忆在里面,书中有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在我看来,薄老是最有资格书写那段历史的人。而中共党史研究知名专家、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认为,迄今为止,在史学领域很难找到第二部综合个人回忆与历史文献研究的专著能与之相媲美。

《回顾》(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备了与众不同的条件:建国以后,薄老处在核心的与领导岗位上,在每个时期都留下了重要的著作、重要的文章,这些东西为他的回忆做了准备。比如说,在党的八大上,他关于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主持“三反”“五反”工作,等等。个人的回忆增加了本书的可信度。但仅是这样无法使其成为历史著作。克罗齐说过:“历史从来不是由记载构成的,而是由文献构成的,或由已变成文献并被看作文献的记叙构成的。”因此,薄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了解的情况为基础,进一步搜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主要有:(1)理论文献(包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文选,列宁全集等);(2)档案、资料汇编。薄老利用了大量从未公开的第一手档案资料,首次直接披露党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和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实真相。这些极为珍贵的史料,填补了重要史料上的某些空白,为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浓浓的历史反思意识。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薄老在各种场合多次说过:“中国有句古语:‘思往事以知来者。’不了解自身的过去,就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也难以探索未来。”从《回顾》目录可以看到,在每章的最后一小节都会出现“几点评说”、“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回顾中的思索”等字眼。许多见解和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凸显出了薄老的个人见解,可以看作是《回顾》的点睛之笔。

作者用这七年的伟大实践和巨大的成功,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同时也说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七年间,我们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这些缺点和失误之所以产生,不只是“上头”和“下头”的问题,而且还有“中间”的问题,也就是两个主体之间的结合部问题。但总的说来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党的已有的经验和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的限制。薄老反复说明,研究过去的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并不是为了责备前人,而是为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到应当学到的东西,以利于我们当前和未来的工作。本此原则,此外,书中评述了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是非,加快手工业改造问题上的得失等。书中对一般研究者感觉到很难处理的问题没有回避。如建国以后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特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是一般研究工作者感到难以处理的问题,国内外甚至流传着一些对这些问题作出的不符合实际的观点。《回顾》对此没有回避,而是详细地论证了党内分歧的实际情况及其产生的原因。这对于澄清国内外的错误看法有极大意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正是《回顾》的一大特色。

二、读后思考

记得有篇文章说过:真正的好书评应该出自高手,比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仅对评论对象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而且要在指出其不足或缺点的同时,提出弥补其不足或改正缺点的途径或方向。我自然还无法做到这种程度,但是读后却是受益匪浅。

(一)关于“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近一段时间以来,网络及民间甚至学术界对建国时我党的政治、外交政策提出了多种检讨性观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质疑建国时中国外交与政治上完全倒向苏联是否合适。因为从逐步公开的历史档案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的态度一度是观望或是说抱有期望的,而中苏盟友关系也没有维持太久。所以就有人认为,中国当时的政策其实可以更“骑墙”和模糊一些,这样能够避免中国陷入美苏冷战对峙格局的漩涡中心,付出长期被封锁、孤立及周边冲突的影响(如朝鲜战争),甚至还可以获得类似前南斯拉夫、印度那样左右逢源的好处与实惠。

如果说当时这个决策是错误的,那么就首先要从建国后外交政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说起。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0年2月,标志着中苏军事同盟建立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是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中国明确列入了东方阵营并使得西方“司徒雷登们”对新中国的“幻想”破灭。《回顾》(上)引用了毛泽东对“一边倒”政策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毛泽东的话充分说明,作出一边倒的决策并不是一种软弱或者草率。因为,虽然建国前后国内形势总体上是一片大好,但头绪仍然非常纷乱,形势还相当复杂;在国际上,冷战的大幕刚刚拉开,局势也是波谲云诡。面对这样的内外情势,我党对自身力量、对敌对力量、对友好力量、对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充分客观的综合估计,没有盲目乐观。同时,我党在预估可能要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艰巨性时,也没有过度渲染困难本身,自己吓自己,而是把精力集中放在了摸清情况、客观评估、增强自身对应能力和实力的方向上,采取了以逸待劳、以静制动、防范于未然准备的策略。在情况未明之前,没有贸然采用那些效果未明,有可能起反效应的盲目措施。而当时,倒向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东方阵营,无疑是最现实最可靠的选择。其方针可概括为:在战略上,主动出击,力争获取最大的主导权,力争上流职位;在战术上,静若处子、不动如山,做后发制人之姿。不可不谓是当时情况下能作出的最客观也是最佳选择。

(二)关于高、饶问题。

我早就对高、饶事件产生兴趣,而薄老的《回顾》为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正如邓小平所说:“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松,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但我觉得,在与高、饶的斗争中,中央对一些理论认识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在这一方面,当时的七届四中全会明显存有偏误。高、饶对刘少奇的攻击,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集中在一点,即认为刘少奇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犯有右倾路线错误,甚至攻击刘少奇已站在资本家的政治立场上。正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七届四中全会不仅未能批评高岗在政治上对刘少奇的污蔑,澄清党内政治思想是非,反而要求刘少奇在会上就农业合作社问题、1947的老区土改工作问题、所谓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提法及“天津讲话”四个方面作了自我批评,这就在实际上确认了刘少奇犯有“右倾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少奇晚年悲剧便在此埋下伏笔。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过去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被后来者重新搬出来使用。

当然,我的上述评价和理解并不意味着《回顾》(上)尽善尽美,没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正如薄老在《回顾》(下)的后记里说:“对建国以来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进行研究,本书还只是作了一种初步尝试。……书中讲到的,只是反映了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和认识,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回顾》对很多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尚未作深入的分析。随着新公开、新发现的资料逐渐增多,研究必定更加深入。作品中还存在缺字、多字等缺点。此外,此书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官方的认识。

当代史是还没从现实生活中完全冷却下来的历史,与现实社会是近距离的关系。正所谓:时过境未迁。因此,青年人,尤其是我们这些所谓的“80后”,应当回过头看看这段不太远的过去,而《回顾》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参考文献

读《重读抗战家书》有感 第9篇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同志曾说:“袁国平同志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在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英雄人物,牺牲时只有35岁,生命短暂却又波澜壮阔……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末,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史和土地革命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特别是我军艰难创建发展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留下了他坚定而光辉的足迹。”

我1939年出生在皖南那红旗飘扬的地方,年仅8个月我就被送回老家湖南邵东由祖母抚养。父亲袁国平1941年1月15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所以我的出生之日实际上就是我们父子生离死别之时,父亲没有在我脑海里留下任何印象。父亲的封封家书让我认识到他是怎样的人,他怎样走过短暂而又艰难的人生之路。

在北伐战争后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了反革命政变。大屠杀开始前,父亲在整装待发之际,曾寄给我奶奶刘冬秀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1927年顷,反动派谋袭武汉,形势岌岌,革命之士莫不愤恨填膺,舍身赴敌。斯时,余在第十一军政治部服务,亦奉命出发鄂西,抗御强寇。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搏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取义,以此为死别纪念;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

“战死沙场,以搏一快”;“万一凯旋生还,……其快乐更当何如耶!”死也是“快”,活也是“快”,这就是父亲那一代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境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父亲正在陇东高原,担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炯炯的目光早已投向驰骋杀敌的抗日疆场。在给亲人的信中,父亲表达了渴望着到抗日前线去歼灭敌寇的强烈愿望。在给哥哥醉如的信中,他写道:“国事如此,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民族”;在给侄儿振鹏的信中说:“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到抗日前线去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解放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到达皖南,就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后,父亲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呕心沥血。他针对统一战线条件下的特殊情况,围绕“协同抗日”的中心任务,开拓了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他紧抓政治工作这个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同新四军其他领导一起,按照中央的方针,经过艰苦的努力,使来自各个山头、各自为政、游击习气严重的游击队,创建成一支纪律严明、思想统一、有战斗力的鐵军。

父亲与万千抗战英烈一样,“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民族服务的”。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他贡献了自己的一切,这其中,也包括我们一家。我出生后被送回老家,在日军占领邵东时,我们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我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曾因病重险些丧命;此前我的二姐已经死于因病无医,我的大姐因外公外婆在逃难中相继身亡而给人做了童养媳。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父亲身中四弹,重伤难行。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不连累战友,他为部下、为战士英勇自尽,实践了他“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

父亲在皖南给家人的信中说:“我置身革命是以牺牲一切为代价的,无法帮助家里,望能原谅我。”我清楚地知道,我父亲是著名文学大师田汉的得意门生,才华横溢,在文学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有人曾说如果当年他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颗璀璨明星。然而,他选择的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事业。正是无数像他这样的革命先烈的奉献和牺牲,才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我们幸福的今天。

值此皖南事变75周年到来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袁国平和所有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革命英烈!

(责任编辑 党亚惠)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第10篇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因为这本书不厚,便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最大的感触就是与高中历史课上所涉及的历史知识有很大出入,不管是时间的陈述还是评论事物的眼光和深度。就拿甲午战争来说,历史课本上只告诉我们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并宣告自强运动的彻底失败。而蒋廷黻先生把事件的始末告诉了我们,让我现在才知道为何会发动甲午战争,是由于我国和日本在高丽问题上产生了纠纷,日本想要占领高丽进一步实现自己领土的扩张,而中国看出日本的野心想要阻挠,便引发了甲午战争。而战争的失败的原因,究其根本不是器械的落后,而是技术的落后。

所以我对本书的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有浓厚兴趣,并经过研读之后在此提出自己的观点。

自强运动的提出和实行,是有远见的士大夫,如李鸿章深刻认识到中国虽在18世纪处于优越地位,但是西方列强在19世纪进行了改革,专制君主制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工业革命更使西方列强的生产机械化。而此时的中国还是夜郎自大,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不知改革。直到英法联军叩开了中国的大门,才知道本国的落后,才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这是对中国进步,拥有现代化的文化一个巨大的突破,但为何最终会失败呢?我总结了有一下几点:

1. 封建思想不但在统治者士大夫身上根深蒂固,在民众身上也是无法动摇的。

2. 自强运动的倡导者,自身束缚于旧文化中,使得没有真正懂得西方文化,并且不懂得正确用人。

3. 时代的束缚,小人的谗言,使得自强运动无法真正展开。

4. 自强运动期间,日本,俄国,西方列强因为想领土扩张的原因频频干涉中国,越南和新疆的动荡,使中国损兵折将。接下来,我就细细分析这4点。

-。从英法联军身上,恭亲王和文祥得到了三种教训:西洋的军器和练兵远在我们之上;西洋人愿意我们购买兵器并愿意教给我们练兵之法;西洋人并不是先前所传的狼子野心,不守信用。而且曾国、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认识到只有学习先进的科学机械才能生存,并且倡导派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于是,自强运动便顺利成章的开展了。机械制造厂、兵工厂、近代化的交通、造船厂、电报局、招商局和近代学堂便拔地而起。但是,光光靠这几位是远远不够的,统治者士大夫中绝大多数还是持反对态度。为了使西太后不干涉内政并表示对其尊敬,醇亲王决定重修颐和园,而这巨大的经费便从李鸿章办海军的经费上拿取,(这使得李鸿章无法顺利地提高海军实力,导致甲午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这对中国在自强阶段造成了不可扭转的巨大损失。而自强运动,从根本上损害了许多士大夫的利益,因为中国历来都是通过科举选拔人才,进宫做官,而自强运动使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

更严重的是,是民众的愚昧和无知。他们严重的封建思想灌输他们新政是自上而下的,并非自下而上,所以对于这个自强运动还是嗤之以鼻的。不像英国的民众,他们认识到君主专制对他们的伤害,就奋起抗议推翻君主,并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二战期间,推举好战的丘吉尔为总统,鼓舞士气。

二.自强运动虽然是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大突破,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彻底的。原因之一是:主张此运动的人,都是接受中国旧文化出生,他们没有留过洋,没有真正感受西洋的文化,西洋的技术。这就造成了在自强运动中,没有先进的文官体制和审计制度。更严重的是,他们不但自身的科学知识浅薄,并且听信小人不会用人。在训练海军时,辞掉有经验的英国海军总教官,竟然用上德国陆军骑兵来做总指挥,并让对海军全然不知的丁汝昌来做海军总司令,这造成了中海军战略战术大大的不如人。后来在甲午战争中,因为战略不够完备,突然之间把“人”字阵倒置,使得人员心慌意乱,而给了日本舰队有机可趁。

三.时代的束缚,似乎是最严重的,每当有新的措施提出,必会遭到保守党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自强运动是徒劳,厌恶他们破坏了自己在朝廷的稳定的地位。这股保守党势力强大,以至自强运动频频受阻。加上,李鸿章,虽然提出并极力倡导自强运动,自身并不十分廉洁,为了自身的利益,不管冒着生命危险违背统治者的命令,乖乖的把凑好组建海军势力的经费拨给醇亲王修建颐和园。四.俄国趁着太平天国之乱和英法联军占领中国之时,强占中国的黑龙江等地。在自强运动开展之时,又趁机占领新疆地区,左宗棠极力要求带兵平定新疆。而此时,日本扩张的势力也不容小觑,日本此时已经进行了十分彻底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发展十分迅速,但由于日本国土面积有限,日本认识到要继续发展必须要扩张势力,便想借着占领高丽慢慢吞并中国。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李鸿章反对平定新疆,而是要去牵制日本。这种中国国土受到多国攻击的情况下,再加上法国进攻越南,士大夫又主张武力援助越南,使得引来了中法战争。种种战争,使在自强运动中建立的船厂遭到毁灭。

读中国近代史之有感 第11篇

——落后就要挨打

自古以来,有国必有防,无防国不立。强烈的国防观念,也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防实力的重要因素,全民国防观既是衡量一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标志念强,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观念就强。一般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以唤起人民抵御外患的国防意识;而在和平时期,人民最容易滋长无敌国外患的麻痹思想和苟且偷安的心理。古今中外的事实教育着人们: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走向衰落的民族;国防观念淡漠的国家,是走向灭亡的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就一定要增强全民的忧患意识,把我们的国防建设搞好。

悲惨的历史,我们不敢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时刻铭记。

一八零四年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毁我家园,掠我钱财,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忍让、逃避。帝国主义者却得寸进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致使国库空虚,中国人民倍受欺凌。之后,日本侵略者也乘虚而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华儿女,忍无可忍,“还我河山”的愤怒吼声响彻中华大地。革命先烈为祖国浴血奋战,金戈铁马,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百年战败的历史。血与火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落后,就会被凌辱;一个民族懦弱,就会被奴役。

历史不会重演,我们将牢记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屈辱和苦难,在我们手中,繁荣强大的中国不再是梦想,在我们脚下,中华大地将重现辉煌。我们将勇敢而又自信地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的屈辱和苦难已永远过去!

历史的车轮伴着礼炮的呜响把中国载入了新的纪元—我们不再只有原始的火药,腾飞的火箭将中国人飞天的梦想载上了环宇;我们不再只有古老的长城,横截大江,“高峡出平湖”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我们也不再只有贫穷落后,已告别温饱,实现小康……于是,在我思维的轨迹上,在我浩瀚的脑海里,始终深深地铭刻着一条信念: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960万,该有多大多大;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五千年,该有多长多长,……还有那声震世界的四大发明,享誉四海的中华文化,漫山遍野丰富的宝藏,三山五岳秀丽的风光。我想:当代的祖国,您飘散的长发该是千百条悠悠流贯的河川吧,您硬朗而精神的脊背该是那绵延的山脉吧,您明亮的眼睛一定是那洞庭湖的水、西湖的波。今天,我们再次站在国旗下,看着它冉冉升起。这鲜艳的国旗,不正是凝聚了亿万炎黄子孙对祖国的热情和期望吗?为了国家,钱学森不顾美政府的阻挠,义无反顾的回来了;为了国家,一位中国男孩三度与美国校长交涉要求悬挂中国的国旗;为了国家,十六岁的桑兰不幸颈椎骨折……然而他们没有丝毫怨言,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让祖国变得更富强、更加美好!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中国子民都知道:落后就要挨打。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700字 第12篇

翁同和: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维新变法时期支持光绪帝进行改革,后被慈禧罢黜归家。其主要著作有《翁同和日记》。是一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研究清末历史的著作。翁氏家族的藏书在学界也是值得一提的,大概就在前几年被上海图书馆(貌似)购得。

这些历史人物,深深的记在了我的心里,他们的好,我都记住了。

我要像李鸿章那样,为中国的未来做奉献,书上说:

重读三条住房问题出访笔记有感 第13篇

其一,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访美,美国专家在谈到美国1930年召开全国住房会议决定改行现代住房制度时,曾介绍会议对住房重要性的评价:“在构成人们幸福的诸因素中,住房是属于基础性的因素,没有其它任何因素比住房更重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构成人们幸福最重要因素来评价住房的重要性。想一想也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房子住而流浪街头,确实很难享有其他的幸福,令人颇受启发。

其二,20世纪80年代末我第二次访美,在相互研讨中,有位美国专家说:现代住房制度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解决好广大居民住房问题的制度,而美国推行现代住房制度时,把它完善为住房分类供应制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解决好广大居民住房问题的重点是弱势群体、即低收入者的制度。我当时的回答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在1200多年前写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表达了解决好广大居民住房问题重点是弱势群体即低收入者的理念。因而公正而全面地说,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这一理念的人是中国的大诗人杜甫,世界上第一个将这一理念形成制度并予以成功实施的国家是美国。

其三,20世纪90年代初,我奉命率团参加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住房会议。在会上纽约住房局局长邀请我团在会后顺访该局。该局局长在介绍情况时说:由于美国的中等收入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富裕的、有能力解决自己住房问题的群体,政府对他们在住房方面的优惠,只剩下购房长期抵押贷款和购房还本付息相应扣减所得税等较少的内容。因此纽约住房局的主要任务,是为占居民总数18%的低收入者服务,也是您们中国常说的为穷苦人民服务(注:这位黑人女局长曾数次访华,对我国比较友好也有一定了解)。她在介绍完美国廉租屋一整套做法后说:按美国《住房法》规定,低收入者应拿出本户月收入的25%交房租。当年纽约市的低收入线是24300美元,纽约市低收入户依法应交月租在200多美元至500美元之间。纽约住房局认为,对低收入者即弱势群体,不能斤斤计较而应该多给他们谋些福利,因此决定所有的低收入者都交月租200美元,其余的租金由住房局补贴。他们问起我国的情况,我的回答是:我国正在开展房改,还没有制定颁布一个完整的住房制度(注:我国颁布23号文是1998年)。前些年我们在全国开展了几次兴建解危、解困住房的活动,后来又在全国开展兴建安居房的活动,都是以解决穷苦人民住房难为重点的。

重读以上3条访谈记录,有以下几点感想:

一、住房是构成人们幸福最重要因素的理念很有道理,应在我国宣传,提高上上下下对住房重要性的认识,加快建成住房分类供应制度的步伐。顺便指出,杜甫诗中的“俱欢颜”三字,就包含了人民幸福的内容。因而杜甫是最早提出住房关系人民幸福的人。只不过不如美国住房会议把它提到最重要因素的高度。

二、访问纽约住房局后,我们几个代表团成员讨论时的共同认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国家为了自我完善,提出政府要为广大公民谋福利的口号,而且要以为弱势群体为重点。这种理念,在纽约住房局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我国通过房改要建立的新住房制度,也应突显这一理念(注:建议在我国推行住房分类供应制度的想法,是在几次出访美、英、新等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次纽约访问,加强了以弱势群体为重点的理念)。在1997年起草23号文送审稿的过程中,建设部领导开会听取起草小组成员的意见。我讲,对弱势群体要突出一个“宽”字。也就是对他们要特别宽厚而不要斤斤计较,在政府经济承担能力允许的前提下,以其为重点,努力为他们多谋福利,把他们的住房问题解决好。因此,23号文提出要以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为重点,是切合我国实际的。

读《重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第14篇

【关键词】日本;价值观念;中国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起起伏伏,日本对于中国的看法也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杨栋梁教授作此书其主要思想主线即是以日本政界,民间各派人士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做的一个总结。他们的看法和观点直接影响到日本政府应对中国的政策,同时也能看出日本人的民族性、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

对于日本的近代中国观在其国内基本有着一个过程,那就是从“推崇到质疑,从质疑到蔑视,从蔑视到无视,从无视到敌视”。古代开始日本就已经学习中国,随着日本强盛,“日出之国”到了隋唐便在事实上取得和中国的对等地位。此事实颠覆了多年来日本朝贡中国的历史。元明时期中日演变成对抗形势,政府之间无往来,双方往来交流基本通过民间经济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朝失败,日本开始质疑清国。“千岁丸”上海行让日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腐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入日本,明治初期日本社会少数人支持中日“连横论”,此种连横被称为“早期亚洲主义”。占主流的是“脱亚论”与“告别恶友论”。恶友即是指中国。腐朽的中国让日本警醒并开始学习西方。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国内兴起“东洋盟主论”“保全中国论”,主张日本作为东亚盟主利用中国来抵御西方势力在东方的扩张。日本在学习中国时承受的巨大压力与阴影可想而知,因此超越中国成为亚洲领袖是日本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八国联军侵华使日本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

日本“大陆浪人”即活动在中国的浪人,他们因目的不同分为几类。比较突出的两类,一是支持清政府的浪人和政治家,如川岛浪速、佃信夫等,他们后来都持反对辛亥、支持满蒙分裂。一是支持革命的浪人和政治家,如犬养毅、黑龙会系统、某些立宪人员。其中突出代表是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宫崎滔天。可以窥见日本政界对于中国革命持不同看法,他们都出于为自己的民族考虑进而萌生了操控中国未来走向的情绪,他们都或明或暗地为“保全中国论”的忠实信徒。其中日本法西斯教祖北一辉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弊端,援助中国革命,但他援助中国革命确是明显希望成功后的成果为日本服务。辛亥以后中国是“共和”还是“专制”?他对于中国共和政体进行了批判。他举例美国获得独立民主来论证中国,他认为美国国民从一开始就具有自由意识,而中国数千年只知专制政体而未知“自由”。尽管他的观点过于激进和具有代表性,但仍不能排除他的说法不是为日本政府官方所开脱。还有一人名叫内藤湖南。他被誉为“支那学”泰斗,他的主张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主张中国应该施行“联省自治”,而不是民国北京政府的“统一”。

国民革命到二战结束期间日本对华观念日益恶劣。國民革命的发展使日本出现了“币原外交”(稳健)和“田中外交”(激进)。币原认为应该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政策。其认为中国会与俄国劳农政权一样在取得政权仍能承认日本权益,并拒绝援助张作霖。田中内阁上台后,改不干涉为无力对抗中国的政策,以保障日本满蒙权益为底线,采取干涉中国革命,扶持中国军阀的手段来控制中国未来走向。

30年代前期日本法西斯运动兴起,主要法西斯组织有血盟团、爱乡塾、樱会、军部皇道派等。31年关东军在高参石原莞尔策划下发动九一八,其后迫使政府追认其行为。32年农民敢死队袭杀稳健派首相犬养毅。法西斯的兴起,不仅使资产阶级政党退出政治前台,也使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打击。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界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

1940年以后德国横扫欧洲,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抛出“大东亚共荣圈”。1941年,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表示对重庆“和平工作”由政府进行,军部及民间“和平工作”一律停止。和谈以蒋汪合作为前提。

分析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不得不借助于这些在政在野的思想家及政治家的观点来看,因为他们的想法直接影响到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相比较新中国建立之后日本对华由敌对到正视到竞合,近代以来两国却越走越远,日本对华态度也日趋恶劣,这很值得我们当代人思考借鉴,为我国处理周边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作者简介:晏泽擎,男,汉,湖南,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注释:

[1]李文:《日本国民性的历史折射——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读后》,《日本学刊》2014年第4期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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