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精选6篇）

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第1篇

中国儒学发展史

1、先秦——孔孟儒学

先秦儒学即原始儒学，为诸子百家之一，战国时期与墨家并称“显学”。先秦儒学大体有两个流派：一支是孔孟儒学，强调礼制、仁政、德治、民本，在天命观上远鬼神；一支是荀子儒学，吸收法家、道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施，且糅杂黄老学说。荀子儒学被时人视作对儒学的背叛，长期被排斥在儒学之外。

（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秦汉——董仲舒儒学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秦不绝儒学”。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正统，但同时吸收齐鲁儒家思想。因为“焚书坑儒”，长期以来认为“秦绝儒学”，直到宋代，郑樵才正式提出“秦不绝儒学”。秦朝儒学主要集中于博士官及其弟子，民间也有秘密讲学，儒学继续发展：（1）秦博士大量设立。秦朝廷接收了六国的儒生，立博士官，博士儒生都可参与政事讨论；（2）儒家经典论著的整理与发展。三家《诗》在秦末兴起，《六经》注解多在秦代初步完成，《吕氏春秋》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3）儒家的礼仪、道德伦理得到实行。秦始皇刻碑立传、巡游封禅，都有大批儒生随行，宣传妇德伦理等儒学教化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黄老盛行，儒学有所衰落。到了汉武帝时期，汉代儒学吸收阴阳家、法家、谶纬等思想，以“天人合一”为基础，重构了一个利于统治的思想体系。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倡导“大一统”思想；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因此君主要顺应天意实行仁政，君主不仁则天降灾祸以警告；强调“三纲五常”，臣民要服从君主的统治；提出“三统”说，黑、白、赤三统循环，每

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这抛却了秦朝古板的“是古非今”理论，是对法家变法革新思想和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融合。汉代儒学的兴盛另一个体现在经学发展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对经典的解释融汇了儒家思想。

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魏晋至隋唐

汉朝中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冲击了儒学地位。魏晋崇尚玄学，唐代以道教为国教，社会思想出现尚“无”“空”的气象，而胡族血统政权的兴起，冲击了儒家的伦理纲常。

儒家衰末，唐代中后期，又提出了怎样复兴儒学的问题。魏晋以来三教合流现象，儒家也开始思考形而上的理论。

（5）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不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5、宋元明清——宋明理学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了宋明理学，把儒家思想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节、张载、程颢、程颐）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提高到形而上的层面，概括为“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对人的自我约束与道德修养；为了理解“理”，就要“格物致知”，强调对事物本身的观察与研究。这是理学的一支，程朱理学。后来人们对外在求“理”的繁琐与约束感到不满，转而追求内心，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这是理学的另一支，阳明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王阳明。

总体说来，宋明理学对于中华传统道德的塑造发挥了很大作用，明清名士、朝鲜东林党的民族气节，即源于此。

（6）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7）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社会**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

6、明清异端

宋明理学极大禁锢了思想，尚理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发展不符。明清商品经济异常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拜金、腐败的生活对宣扬理学的卫道士是极大讽刺。儒学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整体上向先秦儒学思想上回归，反对君主专制、倡导经世致用，代表思想家李贽、顾炎武、黄宗羲。

（8）明清异端思想。政治上：提倡“趋时更新”，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宋明理学，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特点：明清儒学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

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7、晚清民初——新儒学

（9）近代新儒学。晚清至民国初年，虽然儒学受到了西学的冲击，但更多的是吸收西方理论来解释儒家思想。尽管许多革命者自认为是新学之士，思想深层次方面还是儒学。

近现代“新儒学”，是伴随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新儒学，是指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

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没有对社会发展，尤其政治变革产生很大的影响。

8、新文化运动以后

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学的根基发生根本性动摇。

随着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特点：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前期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 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9、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儒学新生

（10）当代新儒学。改革开放以后，儒学重新焕发活力。尤其是近些年党大力倡导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导的国学热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所促成的学术活跃，使”新儒学“得以恢复并获得较快速传播。”新儒学“的鼓吹者，将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和腾飞，归结于”儒学尤其是”新儒学“的复兴、发展的传播，因而受到相关国家政要的支持。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一旦得到权力杠杆的支持，便必然会得到迅速发展。游走于亚洲”四小龙“国度和地区的以”新儒家“自居的人，正是趁此机会大肆炮制、兜售其”新儒学“思想和观点，以至使其出现了一度的繁荣，而他们也被誉为新儒学的”第三代“、”第四代“代表人物。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严格等级次序；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都是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人世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的改变面目。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另外，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它们当中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宋明理学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同时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质和立场。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意识，对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和祖国统一大业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为贵思想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和谐的社会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道德规范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培养、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谐意识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

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第2篇

一、中国歌剧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欧洲大歌剧是在16世纪末形成于意大利，从18世纪到19世纪，歌剧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我们中国的歌剧，却是到20世纪20年代才处于萌芽状态，并且是从一种儿童歌舞剧的模式开始的。

20世纪初，在中国也曾有过欧洲大歌剧的演出，后来也有中国的艺术家试着创作过欧洲模式的大歌剧。但是，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不具备发展欧洲大歌剧的土壤，更缺乏观众基础。所以当时欧洲模式的大歌剧，在中国仅仅是昙花一现。

中国歌剧的萌生和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变迁和群众的需要而产生的。20世纪初，为了宣传白话文，音乐家黎锦晖创作演出了一种儿童歌舞剧，这就是中国歌剧的萌芽。到三、四十年代，那时为了宣传抗战，中国的艺术家们创造了许多载歌载舞的音乐戏剧演出，例如秧歌剧的盛行。一直到1945年大型歌剧《白毛女》问世，才开始被称为中国歌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被称之为“民族新歌剧”的音乐戏剧模式。

实际上，“民族新歌剧”是在群众运动中诞生的，更确切的说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中国传统戏曲，不适合现实内容的表达，而中国观众又最喜爱并习惯于载歌载舞的戏剧形式，艺术家们才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音乐戏剧形式“民族新歌剧”。“民族新歌剧”既不是西方传统歌剧在中国的翻版，也不是中国戏曲的延续。

“民族新歌剧”的特点，首先是以戏剧为主体，有了剧本之后再配以音乐。其次是不但注重歌唱，更加注重道白和表演。它的演唱是基于自然的发声方法。继承民族艺术传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同时又借鉴欧洲大歌剧的创作技法，来创造一种新的音乐戏剧模式。所以称它为“民族新歌剧”，又主要是为了区别于“旧戏曲”。

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在于当时它以全新的内容、全新的形式、全新的视角、全新的音乐以及全新的演唱，创造了一种为广大群众非常喜闻乐见的音乐戏剧品种。特别是由于它的大众性，与群众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它的演出效果在当时恐怕是任何音乐戏剧所难以比拟的。其演出场次和观众不计其数。以上就是“民族新歌剧”诞生的历史背景。

二、中国歌剧曾有过一个繁荣的时代

歌剧《白毛女》一问世，“民族新歌剧”便如雨后春笋，接连涌现出大量新剧目，诸如《血泪仇》、《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长征》、《打击侵略者》等等。从而《白毛女》便成了民族新歌剧的代表作品，不但在中国广泛演出，还到东欧和前苏联巡回演出，也曾被蒙古国家音乐剧话剧院翻译演出，后来又被日本改编为芭蕾舞剧，成为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舞台剧目之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

然而，中国的艺术家是清醒的，深知“民族新歌剧”的产生，仅仅是中国歌剧道路的起步，所以在1953年，成立新中国第一个最大的歌剧院时，就取名“中央实验歌剧院”。这“实验”两个字意味着，歌剧《白毛女》模式不应该是中国歌剧唯一的模式，中国歌剧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

建国后许多从国外归来的音乐家参加了歌剧队伍，艺术家们对中国歌剧发展的方

向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歌剧，中央实验歌剧院于1956年分为两个歌剧团，歌剧一团是坚持“民族新歌剧”的道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二团是更多地以学习西方传统歌剧的模式和演唱方法为主，来创演中国歌剧，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歌剧院。

当时的中央实验歌剧院虽然基本是沿着“民族新歌剧”的道路发展的，但创作题材开始大大的拓宽，不但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题材、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题材的。特别是音乐创作和声乐训练，也越来越多地吸取西方传统歌剧的技巧和方法。中央实验歌剧院除多次加工演出歌剧《白毛女》外，还曾经创作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草原之歌》、《槐荫记》、《窦娥冤》、《春雷》、《红霞》、《红云崖》、《嘎达梅林》、《望夫云》、《阿伊古丽》等一大批歌剧新作，还引进了《茶花女》、《奥涅金》、《蝴蝶夫人》等欧洲经典歌剧，使50年代的中国的歌剧舞台十分繁荣。

1958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带着《刘胡兰》、《草原之歌》、《槐荫记》三部中国大歌剧，赴前苏联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斯克等城市访问演出，均受到热烈的欢迎。

1964年，中国文化部领导认识到，中国歌剧需要进一步拓宽自己的发展道路，决定把中央实验歌剧院的两个歌剧团彻底分成两个大歌剧院，即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院。并希望两个歌剧院“分别发展，殊途同归”。

现在看来，这种分头以实践和发展为指导思想的决定是有道理的。即使是西方模式的歌剧，也是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当时，其他各省市和部队歌剧院团也推出了一大批非常受欢迎的大歌剧，诸如影响较大的《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等，所以那时中国歌剧的发展非常之快。

那时候我院有自己的剧场，每当剧院有新的歌剧上演，观众便在剧场前排起长队争先购票，为能观赏歌剧，人们无论严冬还是酷夏，彻夜排队守侯在售票处前，剧场经常出现爆满现象。据有人统计，当时的歌剧是北京上座率最高的舞台演出剧种。不只是在北京，剧院每年到其他省市的巡回演出，无不场场爆满。建国后十七年，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甚至还到了边疆和农村，引起各地观众的极大关注。那时候不只是各省市的歌舞剧院上演歌剧，连许多县城也有自己的歌剧团。可以这样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空前繁荣的歌剧时代。

三、中国歌剧的断层与复苏

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整整十个年头，中国歌剧的发展完全中断了。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中国文艺才得以复苏。但是歌剧人才已经严重流失，歌剧队伍也逐显老化。歌剧工作者们毫不气馁，重整旗鼓。

剧院先是恢复过去的一些保留歌剧剧目，接着便启动歌剧新作品的创作工作。特别是80年代接连不断的全国歌剧汇演，催生了歌剧新作品的涌现。仅我们中国歌剧舞剧院，便接连推出了一大批歌剧新作品。诸如《星光啊星光》、《韦拔群》、《救救她》、《贺龙之死》、《月娘歌》、《古兰丹姆》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歌剧《伤逝》和《原野》的问世，开始突破了民族新歌剧原有的模式，翻开了中国歌剧新的一页。

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敞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港台文艺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展开，使歌剧艺术家们打开了眼界。无论是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以及审美取向，都有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轻歌剧和音乐剧的引进，使新创演的剧目均在原有的艺术模式上迅速突破，这就自然地使“民族新歌剧”的称谓不再被沿用。当时所创演的歌剧新作，无论是《白毛女》模式，或西方歌剧模式，或轻歌剧模式，以及音乐剧或歌舞剧模式的作品，统统被称之为中国歌剧。当然，这种“中国歌剧”的概念，还只是一种相对的统称。不过这种发展，已经是十分可喜的了。

如大型歌剧《原野》，就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原创歌剧。《原野》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民族新歌剧”。作曲家以宏观全剧的庞大气魄和完整的音乐结构，使戏剧冲突一层层展现。如序幕坟场的“原野大合唱”，是管弦乐与人声的交响组合，合唱没有剧诗，甚至没有明显的旋律，却是痛苦、悲愤的呼号与狞笑的交响。使观众感受到一种毛骨悚然的震撼，把人吃人的黑暗时代表现得入骨三分。特别是“阎王殿”一场戏前的大段独立乐章，为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巨变作了生动的描述。剧中无论是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以及道白，都严密而有机地组合在戏剧矛盾发展的完整交响结构中，整个歌剧一气呵成。因此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一大收获。该剧主要演员赴美国参加奥尼尔戏剧中心“歌剧、音乐剧年会”，进行了三场“舞台阅读”演唱，引起那里艺术家们的瞩目。歌剧《原野》还获得慕尼黑第三届国际研究会“特别荣誉证书奖”。1991至1992年由美国肯尼迪中心华盛顿歌剧院完整地上演歌剧《原野》共11场。1993年在台北由台湾省立交响乐团排练上演10场。1997年歌剧《原野》首演于欧洲。《原野》在国外演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德国评论界称“作曲家写出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渴望”、美国《今日美国》称“《原野》是20世纪以来，世界歌剧史上最主要的事件之一”、美国《华盛顿邮报》称“《原野》将成为在国际保留剧目占有一席之地的第一部中国歌剧”、美国《纽约时报》称“金湘先生曲折的创作道路，使他正好立足于当今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新浪漫主义的主流中”、瑞士古典音乐节主席阿兰奇称“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原野》的音乐让我们的心灵相通。《原野》征服了瑞士”等等。此后，《原野》便成为我们剧院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并被誉为“世纪经典歌剧”。1999年，歌剧《原野》在国庆50周年展演中获优秀演出奖。2000年，歌剧《原野》荣获文化部第九届“文华大奖”。

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第3篇

1 20世纪中国儒学发展的回顾

20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命运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但也有在挫折之后的重新奋起, 走向了发展和复兴的道路。在此过程中, 儒学的命运也如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而言,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自孔子创立儒家思想以来, 儒家思想中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念就对历代的中国封建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孔子也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成为中国传统文人膜拜和尊崇的典范。在儒家学说之中, 十分强调伦理观念体系的构建与确立, 要以“仁”和“礼”等基本观念的引导下, 构建封建社会的思想道德观念系统。另外, 儒家思想的另一基本范畴就是“天命观”, 让人们在服从“天命观”的基础上, 构建出封建社会等级分明的君臣、父子等伦理秩序。

在中国儒学的发展进程中, 儒学主要通过构建伦理道德体系来维持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非常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 很多观念和精神也深深扎根在中华儿女的心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在儒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 提出了“五伦”的伦理道德秩序与思想, 这充分满足了封建社会维持统治秩序的需要, 也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精神根基, 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的;二是, 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 中国儒学就与封建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成为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 并一直伴随着中国封建历史的进程。在儒学的社会功用上, 儒学思想不仅以仁、礼、义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来发挥思想道德的规范与约束作用, 某种程度上还能够起到宗教和法律的功能, 成为法律制定的基本精神和祭祀等宗教性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例如, 儒学中所提倡的“祭天、祭祖和祭孔”, 都发挥了一种宗教意识形态的作用, 具有宗教的特征内涵。因此, 人们也将儒学称为“儒教”;三是, 在南宋之后, 中国儒学的思想观念形态被初步强化, 通过科举、启蒙读物等渠道, 将儒学的思想向士人和各个社会阶层的群体传输, 从整体上塑造了儒学发展的独特品格与典范形态。

综上所述,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根基, 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与文化理念, 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在20世纪的儒学发展历程中, 儒学的兴衰荣辱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的, 中华民族的境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儒学的遭遇中得到反映, 二者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由此, 当中华民族遭遇列强侵袭的时候, 在中华民族国势衰微的时候, 在西方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之后, 中国儒学也面临的发展的低谷期, 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控制和奴役的方法, 被当做中国衰败的精神根源, 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 在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新世纪, 当所有的雾霾和尘埃散去, 中华民族又走向了发展和复兴的路途, 儒学也获得了重构与发展。在新时期, 儒学已不在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出现, 但是儒学中的精神品格和思想特质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人们对儒学思想不断继承与创新, 重新对这种思想意识形态进行定位。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我们可以发现儒学对中华民族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它依然是值得珍视和传承的, 它是我们中华儿女的精神根基, 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和复兴的精神动力。新世纪,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一历史悠久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 汲取中华传统儒学中的精华, 构建我们独立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体系, 不断学习和发展儒学, 积极发挥儒学在新世纪的思想价值。

2 20世纪中国儒学发展的反思

在经过20世纪曲折的发展历程之后, 中国儒学的发展需要解决好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相互融合的问题, 如何才能让一个古老的价值观念体系更好地在当代发挥作用, 推动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将是儒学在新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 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在发展中国儒学的过程中, 充分融合并适应新时期的时代哲学与文化观念, 将二者相互融合, 并能够找准相互融合与促进的切入点;二是要充分参考和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精华, 充分引进西方的文化与观念, 将停滞、缺乏创新性的中国儒学重新启动, 实现中国儒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转变和吸纳的过程中, 必将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 例如冯友兰和牟宗三两位儒学大师在新儒学体系的构建中,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这也是儒学在新时期发展遇到的重要问题。在发展的进程中, 我们不能将西方的思想观念盲目移植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但我们可以充分参考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理念和方法, 在中西结合的过程中构建儒学发展的新型理论结构, 充实儒学的精神内涵, 完成中国儒学在新世纪的创新与转化, 在20世纪这一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成长与发展。

3 结语

在儒学发展的新时期, 儒学的发展必须获得新的理论成长空间, 在充分借鉴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础上, 实现不断创新和发展, 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唯有如此, 儒学才能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才能够在新时期发挥更大的价值观念引导作用, 促进中华民族精神观念的提升, 使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 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陈来.20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意义[J].文史哲, 2011 (01) .

[2]刘新生.百年儒学研究的撷英集粹: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J].云梦学刊, 2004 (11) .

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第4篇

关键词：山鹿素行 生平 朱子学 中朝主义

江户时代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社会安定，学者辈出。山鹿素行作为江户时代的一位代表性的思想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学术界，虽然有朱谦之、刘梅琴、朱舜水等这些学者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对山鹿素行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与山鹿素行在江户时代所占的高度相比，笔者认为，我国学术界或许应该给予山鹿素行更多地重视。

一、山鹿素行生平

山鹿素行，元和八（1622）年生，卒于贞享二（1685）年，享年64岁。山鹿素行是江户时代前期有名的儒学者和军事学家，为山鹿流兵法及古学派之祖。其童名为左太郎，有名文三郎。名高佑，字子敬。通称甚五左卫门，号素行轩。素行生于武士之家，六岁入江户。九岁入大学头林罗山门下学朱子学，十五岁学军道、神道及歌学等。44岁时素行因为批判朱子学被江户幕府发配至播磨国赤穗藩。不过，素行在那里很受当地大名礼遇，教导当地武士教育。后来发生的赤穗事件据说就和山鹿素行的思想教育有关。延宝三（1675）年，山鹿素行56岁返回江户，开始教授军学。其教导对后来的吉田松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贞享二年九月殁，其墓所现于东京都新宿区。

二、山鹿素行之思想素描

1.修学时代

据《配所残笔》记载，山鹿六岁至八岁期间读《四书五经》、《武经七书》。后来主要学习朱子学。这段时期，山鹿的著述多是对中国经典的抄录。修学時代对山鹿素行以后的思想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此时期素行并没有多少创造性的独特见解。笔者略述这个时期，把重点放在下面这些时期中。

2.素行学的开始时期

22岁时，山鹿素行突然对儒释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素行本人对此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思考。他认为，三教的区别不过是解释和说明上的差别，论证哪个教派才正确是毫无意义的。与其注目于虚幻的想象世界，莫不如注重现实。山鹿素行开始了实学思想。在儒学方面，素行主张修身，为国。在年轻时代，素行完成了著作《修身受用抄》。他重视个人道德修身，唱导其独特的“神心”修身论。他认为，修身并不是要成为圣人，而要报国恩、知“阴的阳报”、守祖业。做为治国者，也应严于律己，不被万民所耻笑。

同时，在在这一时期，作为兵学者山鹿素行也非常的有名。其兵学中也贯穿着实学思想。和绝对重视自然因素的北条流不同，素行提倡在天地自然条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做大作用。不论是非善恶，只要达到目的，即为成功。素行提倡个人道德修身的同时，在兵学上却是更重其结果。这似乎有所矛盾，但如果从实学的角度开看，就不难理解了。

3.信奉朱子学的时代

在坚持实学道路的同时，素行抛弃儒释道三教，开始亲近朱子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说是对朱子学的回归。在修学时代，素行学儒学与林罗山，这一时期，素行又重新开始研究朱子学。不过素行并不盲信朱子学，他对朱熹的性理说有很大的兴趣。朱子主张“性即理”。山鹿素行基于朱子学，提出了“性理善”的观点。将基于探讨世界构成的基本原理“性理说”运用到了人类社会领域中。这是一种实际的、具体的社会秩序观。也就是说，山鹿素行注重日常学问，致力于对日常实践有用之物。他认为，三教一致实乃空虚之学问，佛教唱导寂灭，道教唱导虚无隐遁，脱离了日常的实用范围，学问必须应该返回到日常的实用性生活中来。对于朱子学，山鹿素行义尤其注重形而下的学问，关注日常的个人修身和社会伦理的方面。得益于朱子学，素行的思想逐渐成熟起来。

4.怀疑朱子学的古学派时代

古学派是日本江户时代儒学派别之一。古学者原多为朱子学的追随者，后怀疑朱子学，认为与孔子、孟子原意不同，而倡古学。呼吁不依赖后人的注疏，而从孔孟的原著中直接探索儒学的真意。

山鹿素行的古学信仰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以中华圣学学为尊，后期转向日本圣学。

1665年，素行四十四岁，完成《圣教要录》这一大作。他批判朱子学太过抽象，不够实用，遭到保科正之（老中，会津松平家）的忌恨，被流放到赤穗。虽然不确定这是不是山鹿素行思想从朱子学转变到古学的转折点，但据《配所残笔》记载；“修程朱之学则陷持敬静坐之工夫，觉人品趋於沉默。”可以看出，至少素行对朱子学是持批评意见的。又据《配所残笔》云：“宽文之初，我见汉、唐、宋、明学者之书，不审，直见周公、孔子之书、是为手本，云可正学问之道，自此不用后世之书物，书夜勤读圣人之书，初明圣学之道，定圣学之则。”（全集 卷十二 页595）。由上可知，素行否定宋学之说，并对汉唐以来的所有学问进行批判，只认周公孔子之书，倡导周孔之道。素行摆脱朱子学，提倡中华之圣学，是为古学派之始祖。素行的转向，给江户学界带来了一股清风，改变了当时整个日本儒学界的传统局面。挣脱朱子学的束缚，追寻古代圣人之学，不过可惜的是，又落入了绝对信仰古典的意识漩涡。

素行在赤穗期间，思想亦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素行四十七岁完成其又一大作《谪居童问》。全书共分七卷，仍然坚持除了周孔圣人之外，后世已经没有圣学这一观点。不过在其对异端之辩中，关于本国的神道，素行开始用中华的圣人之学来解释、论证本国也存在圣学这一观点。“本朝往古之道，天子以修身、治人，人臣以之辅君政国，乃神代之遗敕，天照大神至诚之神道也。”（谪居童问卷六282）山鹿素行将神道之事引申为天子修身治人，神开始向圣人转变。同时，素行论述日本之制和中华并无差异，而日本的神道也是日本圣人之教。但同时，山鹿素行也不是完全以神道为纲，批判当时神道的怪异之处。

此后，山鹿素行在著述时，引用的内容根据已经不再是中华之古籍，而是日本的古典历史书籍，如《日本书纪》《古语拾遗》《神皇正统考》等等。虽然也是复古之学问，但已经从中华圣学转到了日本圣学，开始以日本圣学为中心。素行在四十八岁时，终于完成了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中朝事实》。素行的思想突然发生转折，开始非难中国的古典儒教，倡导以日本古典为尊的日本中华主义。虽然这也是古学的延续，但打破了当时朱子学近世儒教的独占局面，拓宽了古学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日本中华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否定中国或者朝鲜等的外国思想、人物、历史，以日本为中朝，认为日本的风俗、人物、水土、天皇的文治武功等等全部都优于外国。这从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地位关系就可以明白过来。在德川初期，儒教第一位，神道是第二位，佛教第三位，到了德川中期，神教就上升到了和儒教平等的位置。到了德川后期，儒教屈从于神道，神道成为了第一位。本土文化的后来居上，就是中朝主义的一个表现。“中朝”即世界王朝的中心，指日本。从题目即可知道，素行认为在日本已经实现了圣人之教。

如此，素行逐渐离开佛教和儒教思想，开始亲近本土神道。单从《中朝事实》书名来看，素行盗取了中国的别称“中朝”，代指日本。素行从对中华文化的痴迷转到了对日本本土文化的崇信。究其原因，具体来讲，从古代时期，日本从民族的形成时期弥生时代就从中国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日本的文明史中处处都有中华文明的影子。这种状况间渐渐持续，逐渐丧失对本国本土文化的自信心，产生一种劣等文化民族的感觉。这种文化自卑感产生强势反弹，发展出畸形膨胀的自尊自信。以孔子之教为圣教，回顾本民族时，发现只有本国实现了圣教。素行开始对本国产生深深的感动，即《中朝事实》。这是素行对自身的反省，呼吁本民族人们改变现状，重视本民族文化而写就的。

素行重视本国文化，提高本国文化的位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其以虚妄的神话传说为根据，对历史进行妖魔化的解释。作为学者，这是不合理和不科学的。

当然，山鹿素行的成就不仅仅是在儒学方面，他还被世界评为世界三大兵法家之一。素行在兵学方面的的贡献更是巨大。本文只是对素行的思想过程做一简单的梳理，以便于后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源了圆，著.郭连友，译.德川思想小史（日本思想文化丛书）[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1.

[2]（日）山鹿素行，著.塚本哲三，編.山鹿素行文集[M].有朋堂书店，1928.

[3]刘梅琴，著.山鹿素行[M].东大图书，1990.

[4]朱谦之，编著.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M].人民出版社，2000-12.

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第5篇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之一。总体战略是推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总体发展战略。但发展不是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道路总是充满着艰难险阻，只有克服困难，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中国的现代化的困难不在东部，而在西部。所以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重要。西部自然条件恶劣，导致了西部地区从古到今都是处在一个不发达的状态，所以西部发展是极其地困难。但是我们怎样都不能放弃西部的发展，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如此“塞雷“，在当年一穷二白都可以造出”两弹一星“，核武器；在”文革“后混乱不堪的环境，都可以成就出现在如此强大的中国。其实西部也不是一无是处，她也是有优点的，所以我们必须扬长补短，做到可持续发展。先把”长“给”扬“了。西部地区矿产资源油气资源能源资源丰富，所以我们聪明的领导人搞起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等的资源的区域调配，不仅解决了东部地区这方面缺乏的问题，也很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看一看中国地图，你会发现，西部地区其实幅员辽阔，未利用地区很多，而且草场资源和森林资源也是非常丰富，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西部地区还是个神秘的地方，他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有湛蓝的青海湖，有辽阔的草原，有神秘的宗教、少数名族…….这些稀奇神秘的东西，如此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总是驱使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然而，旅游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这更能促进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为西部地区带来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在发挥长处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她的短板地方。自然条件的恶劣带来了很多问题。西部地区环境脆弱，土地荒漠化、植被退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严重，必须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合理开发，实现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地势起伏大，地形崎岖，而且人烟稀少，导致了交通的不发达，从而不仅极大地阻碍了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合作，也阻碍了内部地区的交流合作。青藏铁路极大地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的交流，把西部地区的交通兴起来也应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之一。西部地区人才也是相当缺乏的，所以西部地区的科技水平也是很低的，鼓励东部人才流入西部地区的同时也必须在当地兴办教育，降低当地的文盲率，改变落后观念，提高当地人地文化素质。西部地区也存在一些政治问题令人担忧，恐怖主义泛滥使社会无法安宁，必须加大反恐力度，为西部发展创造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我们的老工业在东北地区，必须振兴我们的中国老工业基地。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东北地区发展也必须立足新阶段解决新问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今老工业基地还存在着陈旧的观念，必须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落实新观念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新时代必须有新目标新任务新政策，在结合目前东北地区的优势和劣势，扬长补短，实现可持续发展。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工业占经济重量的最大部分，所以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继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标准化和产业经营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加强与邻国的合作交流。东北地区也存在着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环境问题，必须整治环境，绿色协调发展。

中部地区常常跟西部地区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却又很不一样。中部地区也是有基础的，目前发展战略是引进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其实套路也是差不多，加大交通网的密度，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基础；开发利用的同时必须注重环境保护，不能以牺牲环境来取得一时的发展；兴办教育，促进教育现代化，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但是绝不能忽视地方特色，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保护当地特色。中部地区是中国历代帝都集中地，中国文化在此发源，当地文化氛围浓厚，文化遗产众多，开发旅游业时也必须保护文化遗产，不要自己拔掉中华文化的根基。

东部地区因为具有巨大的优势在改革开放以来就备受国家的关照，经济蒸蒸日上，发展的步伐从未停息，东部地区一派繁荣，但是问题也涌现出来了。东部经济地区发展程度高，特别是这三个“三角”，人都纷纷涌进这里，交通，就业，住房就显得非常堵塞。所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势在必行。东部地区要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中西部的开发发展。加快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提高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东部地区具有面向世界的地理位置，必须发展外向型经济，提高国际贸易地位和国际竞争力。东部地区地少人多，必须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加大农田保护，绿地保护。必须高度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有一点不同的是，东部地区拥有大海，所以开发海洋资源也必须列入东部地区发展的重点。改变“重陆域，轻海洋”的传统观念，高度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最近有个词---“互联网+”。互联网+有六大特征：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链接一切。互联网是21世纪的巨大创新，它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怎能可以离开互联网？互联网真的与我们的每个方面都联系起来。现在，我们的发展必须有它。互联网促进了电商的兴起，即使你真的在离我们很远的西藏，你也可以不用去很远的东部去辛苦，你可以开个网店，利用互联网去创业致富。互联网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方便，使信息传播得更快，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快。互联网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所以互联网+要积极推进，它能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毕竟互联网没有只是属于一个地区，他能在任何一个地区，而且它能使任何地区联系起来。

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第6篇

2012-5-15 13:35:47来源：金华市金山油脂有限公司作者：admin

美国白宫人类营养研究委员会主席--阿特米斯·西莫普勒斯博士经过对一系列油品的数据比对后，发表权威结论性公告：“目前全世界完全符合国际营养标准的保健油只有中国的山茶油，其次比较接近的是地中海的橄榄油。”另外阿特米斯博士还说中国山茶油才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用油。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油，在消费者心智却并不高端呢？为什么如此权威的认可，消费者却并不买账呢？基于小范围内的市场调查，以下从品类的角度试分析：

中国在欧洲橄榄油一阵西风袭来后，东风也渐起--中华茶油，作为列名于《山海经》，古之贡油，流传已2300年历史的中华国油，其后有人将之称为在历2300年来所从未有过的名称“东方橄榄油”。当然也有人用“被誉为”来形容对中华国油的这一比对，似乎这并不恰当的比对为中华国油抬了不少身价。从市场行销来说，这一“被誉为”多少有一些像是品类定义--然而却正是这一“错误的比对”,将中华国油品类在市场认知中推向了万劫不复境地。

中华古语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而观中华国油，被称之为东方橄榄油，这一比对从品类的角度来看，一不具差异化；二不具识别性。正是“东方橄榄油”这一标签，造成了品类在终端处于两难的尴尬局面。其一，从企业层面来说：中国企业无一不以东方橄榄油来比对（更专业的说是，品类描述）。说浅显一些就是比喻。为什么？说白了，就是中国山茶油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类认知。而用“山茶油”又似乎上不了档次，显示不够高端。而中华国油这似乎又显得有点王婆卖瓜……同时也解决不了消费者的认知问题。而用东方橄榄油，似乎自抬了身价，又貌似解决了认知。

而真相是--这一对比不仅没有抬高身价，反而是降低了自身本钱。不仅模糊了消费者对于东方饮食文化的认知，消费者来看，另外中国山茶油企业喜欢与橄榄油进行数据对比，而在这一些并不相上下的指数中，消费者并不卖账。暗示显然是失败了的，这是为什么呢？

其二，从消费者层面来看，“东方橄榄油”这一别称，让消费者认知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暗示失败的原因。当中华国油自称为东方橄榄油时，首先是给消费者一种心理暗示，橄榄油是我的参照标杆。从而变相的为橄榄油在消费者心智中构建了认知--橄榄油是最好的。因此中国山茶油才拿它来比。那为什么我不买橄榄油呢。

对比错了吗？比对是没错的，然而错就错--当你在自称东方橄榄油时，来自西方的橄榄油就在安静陈列你的隔壁。甚至消费者手中拿着一瓶来自欧洲的橄榄油--或许是正拿橄露“月光级”橄榄油呢。作为同业竞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类，拿同业竞争的品类进行比对的情况是罕见的，从品牌行销来说既不科学也不明智。

究其原因在于，首先就错在中国山茶油没有自己的品类认知。在中国山茶油市场发展的的十多年来，通过宣传自身的方式是变相的帮助消费者认知橄榄油，从另一角度上说，实际就是让消费者能够在终端--从名称、概念、包装等外部品相上有了更为直观、真切的对比，从而更倾心于实践橄榄油的消费体验。中国山茶油的市场教育费心费力，却走错了方向，这是彻底失败的。在我们的访谈中发现，有一小部分崇洋媚外的主，只是为了体验一下橄榄的味道，从而买了一瓶橄榄油。当然他们在选择时，还是会关注品牌，会关注包装，以及一些让人产生美妙联想的概念，如中国市场上的知名品牌橄露橄榄油的“月光级”.当然，这一部分人多数只是回家把瓶盖打开了，仅在某一清晨吃面包时，小尝了一下而已……便束之高阁。然而他在向别人表述时，绝不会说橄榄油并不符合东方的饮食习惯，因为他们不能自认当了一回傻冒。这一两百块钱并不昂贵的尝试，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新鲜，也值得。甚至是类如被包装出来的“月光级”概念会让他们语言和回忆中充满美妙的联想。然而，这能够让我们洞察到，消费者其实是在用他们某一幼稚的生活行为，在向我们告知他们更需要在精神上的个性消费。（或许换成我的话说，这叫做品牌上的私人情绪。这将会是未来品牌行销的新趋势。）

因此品类重构是这一大问题，也是整个行业共同发展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了自身的品类认知，才能解决消费者的认知，才能真正区隔于所谓的橄榄油，才能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发中华国油独特的声音。品类重构乃是中华国油万里长征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要思考重构品类聚焦何处就必须深挖--中国山茶油品类与竞争品类（橄榄油）的核心差异在哪里？

相信很多专业人士都清楚：山茶油与橄榄油最大物理的不同点在于--山茶油的最高燃点在230度，而橄榄油的燃点仅在60度。在中国山茶油企业的品牌推广中，有不少会通过现场实验来证实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是这一洞察最终的结论。“230与60”燃点差异的背后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那就是中国饮食是以烹、炒、煎、炸为主，那么在230度的燃点之下，能够保证充分的营养不被流失。从而相反，橄榄油60度的低燃点，它仅适合于西方的饮食文化。这就是东西方两种基于燃点的不同所体现出来的本质的不同。这就是消费者心智中最大的区隔和聚焦点。

由此可以总结--中华国油更适合中国。其他的，从指标上来看，仅仅略有超越，这并不是消费者选择的关键。通过以上的简单提炼，我们能看到在中华国油这一油脂品类中，在这个品类中真正独特的标签就是它的“东方”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呢。在这里，作为企业的一员，属于企业的机密恕不透露了。再思考，品类重构这仅是解决了一个市场品类认知的问题。然而真正在品类中，各品牌如何让消费者更倾心于自己，那么必须基于品类重新做品牌的整合包装了。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经过数十年品类耕耘以及市场培育，目前品类的市场认知仍止于30%，甚至更低的认知率。

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山茶油行业几乎品牌行销千篇一律，其一是没有形成中国山茶油独特而清晰的品类定位，另外在产品上没有做深度的市场细分上，品牌推广及包装上也鲜有新意--这一切体现在，其一品牌建设意识低下，仍然在用广告的方式做品牌，从而导致行销成本过高，消费者接触效果不明显，无法建立有效的品牌资产积累；其二在品牌战略执行中，没有进行有效的整合推广，缺少长期的品牌规划，从而造成战略的持续性不强，系统性不高。